中国报道周刊

对“四万亿”流向的思考

chinaweekly — Wed, 03 Dec 2008 08:04:11 +0000

　　这次政府终于在08年危机重重之下，甩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手”4万亿”的救市投资。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压力，面对着急增的失业人口，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加剧。从事态的发展来看，政府表现有点措手不及。因此溫总理也发了狠话：这次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快”和“重”摆在前面，“准”和“实”摆在其次。从中可看出政府危机心理。这些年来，我们习惯于听到这方面的空洞的政治述语。从江的“叁個代表”到胡的“八耻八荣”；从“中國GCD先进理论”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无不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我们人民大众一直被“强奸”着名义，而且还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今天，各种矛盾的积累，已经威胁到中共的统治阶层，不知他们自身感觉到没有，反正，我是感觉到深深的寒意。中國现实告诉我们：“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现在是“经济问题”用“政治问题”解决的时侯。

　　看中國现状，中國人喜欢跟“风”，从政府到老百姓无不如此。昔日毛时代的“‘亩产十万斤’的浮夸风”；江时代的计划生育“三分钟”所用的龙卷风“；和李鵬领导的”普九风“。上个世纪90年代所展现的”鍅耣风“和”传销风“；以及现在的”炒楼风“和”炒股风“。上面这些”风“无不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天政府出手”4万亿“所带的风已席圈全国。真如体现温总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八个字上。光云南一省就计划有”三万亿“。从目前掌握数据来看：上海5000亿，吉林4000亿，海南2070亿，安徽3890亿，浙江3500亿，河北5889亿，江苏9500亿，河南1.2万亿，辽宁1.3万亿，重庆1.3万亿，广东2.3万亿……

　　不用我作加法运算，我八岁的儿子也会算出这是一个错误的算式。各省市的投资额的总和已远远大于“4万亿”。这不让想起毛时代的“浮夸风”，今天你说“亩产千斤”，明天我说“亩产万斤”，后天我说“亩产十万斤”。反正吹牛不打草稿，也不用犯法。反而把说真话的彭老总打入十八层地狱。可怕啊！今天各省吹起“集结号”。似乎对钱的来源不需要思考一样，只要说得越多，显示本省政府对救世决心越大。一言以蔽之，又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心理。让我不禁怀疑温总理的后八个字：“措施要准，工作要实”。我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國人，但历史的事实让我无法引到善意来。

　　从中央到省市，救市所反映的项目来看，固定资产的投资已占绝大部分。从07年的数据来看：07年固定资产的投资份额是55%，远远大于国际平均水平30%.看来明年远远大于这个比例。中國的真正问题是制造业投资环境持续恶化，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的增加及大众收入的减少，使得本国内需不足，仅占美国的一半。这方面郎咸平教授有大量文章在这方面的论述。建议大家多看一下他的文章。让我们知道中國经济问题出现在哪些方面。

　　为什么政府官员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有如此的热心，一方面能很快可以推高GDP，在短时间可以带来政绩；另一方面，这也是政府官员捞钱的最好土壤。从目前查出巨额的贪污犯来看，大多与这有此挂勾的。况且，中國没有查出的贪污犯到底有多少？我是没有答案，但绝对不是政府所说的极少数。今天，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数据：中國有7000万GCD，算七分之一在政府供职，各级政府应该有一千万人，按腐败人数50%的计算。（有人会不认同我这个数字，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保守数字，否则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得不到实施，必定有超过50%反对，这超过50%的官员绝对是有腐败行为，否则用什么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因此，中國至少有500万的蛀虫在蚕食着国家财产，如果我们用4万亿去除这个500万是多少？80万！如果这次贪官遮开贪婪的血盒大口，什么不用投资，每个贪官平均贪到80万，就把这4万亿瓜分掉。因此，大家想想，4万亿分享到我们老百姓能有多少？诸位到时拭目以待。如果，这4万亿除以13亿中國人是多少？3000左右！也就是说4万亿直接分下来，每人平均可得3000元左右。这里，我不过用这个数字让大家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不要指望政府出手多少钱的问题，再多钱也是我们平时每一个人累积下来的税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最重要这个钱是否到时能以乘法效应使中國财富在增加，人民手中只有真正有钱，这样社会才会稳定。

　　当然，每一个人的愿望都想这个“4万亿”的钱以乘法的效应在增值。愿望归愿望，如果投资的桥象广东省某市一样建成后很快就倒掉；投资的地铁象杭州一样很快塌陷；筹建的学校象“普九”所建一样遇到地震马上倒塌；投产工厂象三鹿奶业一样在奶投毒；投建机场象珠海一样修筑多年一直亏损着经营。那么这4万亿就可能会以减法的效应在逐渐消失，我这不是在危言耸听，前面的事实不得不让我在这方面去想。

　　社会财富的增值，主要来源第一次产业。我是一个出生农家子弟，我清楚农村的局面，每当我回到家乡，看到大面积荒无的土地，浪费的资源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土地的改革如果不走上私有，是不可能得到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但还是没有办法突破意识形态的框框。农民的积极性难以提高，使得大多农民长期投资意图非常少。

　　民营企业目前也在艰难度日，很多政府要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企业来承担。与国有企止相比，在政策少了很多优势。这些企业是我们打工者的基地，大部份老百姓的收入来源这里。现在很多难以为继，现“皮之不存，毛能焉否”？现大批失业者已面临生存威胁，更不要谈什么购买力来提高内需。

　　今天中國，目前用“4万亿”救市只能j是的行为。最重要寻找政治的突破，遏止社会大面积的腐败行为。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一个廉洁的政府，一个高效的政府。这样人民大众才能获得度出难关的信心。1948蒋经国先生为遏止国民黨的腐败“打老虎”，结局是功亏一溃。我希望中央政府在这次救市的大动作下，再有一个政治大动作，象这种口号式的说教是起不到任何效果。

　　我期待这次救市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奉劝那些正蚕食国家财产的败类，赶快停止贪婪血盒的大口，如果这次“4万亿”救市失败了，我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还能度日，那么，你们呢？

　　2008年12月1日佘开晓写于珠海

　　作者邮箱：shekaixiao(at)sina.com

　　作者博客地址：heep://biog.sina.com.cn/she202712

　　作者:佘开晓

作者：佘开晓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12-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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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忠诚

chinaweekly — Wed, 03 Dec 2008 08:02:37 +0000

　　当年的知名右派刘宾雁曾说过他就是第二种忠诚，这是针对长期提倡的绝对忠于黨忠于毛主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誓作驯服工具”那种第一种忠诚有区别而说的’这第二种忠诚就是忠诚于黨的共產主义理想与信仰，反对一切背离它的错误行径，当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属于这种忠诚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也不例外。能从第一种忠诚发展到第二种忠诚，是一个进步，是一次思想解放。

　　坚守这第二种忠诚的除了这些中了阳谋理该受罪的右派外，竟还包括了许多老共產黨人，甚至不少黨的领导人：远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近如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可是这些奉行第二种忠诚的人却大多是遭到灭顶之灾，这是为什么啊？这些血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这第二种忠诚也是不够的，黨与共產主义理想“信仰只是一些可以任意解读的概念，在实践上尚难清晰与具体，更何况黨也只是一部份人一时组建的东西，黨与民族”国家是有区别的，民族与国家也是有区别的，国家与人民有区别，黨和人民也有区别。还有这长期使用的“人民”一词，也是一个含义不清的集体概念，说黎民与老百姓还要具体一些。把这些概念区别清楚，事情就十分明白了，到了晚年七十多岁时，我才悟出这第二种忠诚也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思想解放，冲破一切主义“教条与黨派的藩篱，再发展到更加朴素，更加本质的第三种忠诚：这就是忠于人性，忠于良心，忠于黎民。

　　我们应该提倡的就是这样的忠诚，通俗地说就是忠于做人的良心吧，也就是我们做人的底线，这也正是古今中外不少普通人的可歌可泣的坚守。（我写上这些话以纪念2007年教师节）

　　作者:贺承业

作者：贺承业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12-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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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西藏和普世价值

chinaweekly — Wed, 03 Dec 2008 08:00:12 +0000

　　達賴喇麻一定在偷着乐。你不得不承认達賴玩国际政治是一流的，在中國和欧洲最需要对方的时候，他让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再次因为他而针锋相对。

　　虽然会见達賴喇麻的首脑，法国总统不是第一个，此前有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但是法国是欧盟轮值主席国，中國因此抵制中欧峰会豪无问题。不跟支持中國分裂势力的国家坐下谈朋友，这是中國应有的尊严。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应该停止和西藏流亡政府谈判。今年三月发生在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的骚乱不可能跟西藏流亡政府无关，不可能跟作为流亡政府头目的達賴无关。既然手上沾了无辜平民的血，達賴就是个应该被通缉的恐怖分子。

　　除了少数报纸的少数评论员，西方媒体再一次站在中國的对面。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國政府应该学会用西方的语言跟西方媒体打交道。以中國政府的财力，为什么在媒体关系上始终斗不过達賴，有些人要深刻反思，不要总是用一个”反華势力的支持”推卸所有自己的责任。

　　当然，对付達賴，中國政府可以说稳操胜券。对大多数藏族百姓而言，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代表的是过去，不堪回首的过去。達賴没有一个其他民族都能认同的政治理想，他所要得到的只是他自己五十年前失去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大西藏自治”.为了迎合西方媒体的胃口，達賴口头上支持民主选举，但在实践上始终坚持政教合一。他对少数教派的迫害就是明证。

　　達賴在西方尤其是欧洲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但这毫无用处，能让他重返西藏的恰恰是包括藏族人在内的中國人。達賴不是甘地，他没有理想去获得中國人的同情和支持，他充其量是个成功的政治乞丐。

　　然而对于西藏，西藏是不是真的不可分割，要看中國政府如何经营。历史并不代表什么，西藏过去属于中國，并不说明要永远属于中國。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恰恰也是達賴所缺乏的。那就是能让藏族以及其他民族永久认同的政治理想。

　　而这种政治理想必然是普世价值。要不然怎么能既适用于江苏，也适用于西藏呢？

　　2008-12-03

　　作者:啄木

作者：啄木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12-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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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进程的轨迹初见端倪

chinaweekly — Tue, 02 Dec 2008 10:56:46 +0000

　　摘要：中國的政治变革将和经济变革有相似的特点：在压力下被迫启动，农民先杀出一条血路，增量改革。二十年来中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政府不应该、不可能、也不必象二十年前那样进行处理了。中央政府的战略应该是：默许民间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默许民间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但要把这些力量及时引导到人大这一制度中去，成为一种稳定的、理性的、合法的力量。可允许中國国民黨黨员进入大陆，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國共產黨，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推动大陆的民主政治进程。

　　中國的政治变革将和中國的经济变革有相似的特点。中國的经济变革有三个特征：

　　1，在压力下被迫启动：纹革结束后中國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终于下决心改革。

　　2，农民先杀出一条血路：小靳庄的包产到户秘密协议上按的都是血手印。

　　3，增量改革：先不动国有企业，等到外资企业和私有经济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之后，再来改造国有企业。

　　中國的政治变革也将有相似的三个特征：

　　1，在压力下被迫启动：官员腐败，民怨沸腾，中國已经到了“覆舟”的边缘。民谣曰：“（主席台上的官员）全部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又有民谣曰：“我们农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农药和科技人员，而是陈胜吴广”（另一说是“最需要的是枪”）。

　　2，农民先杀出一条血路：各地农民为捍卫自己的土地，和警察或开发商雇佣的黑帮分子发生流血冲突。

　　中國的农民是很温顺的，种地亏损，就进城出卖劳力，赚回血汗钱，去交各种税费。但官员们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和商人们勾结，以“开发”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直接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农民终于忍无可忍了。随后工人（出租车司机）和知识分子（重庆教师）也开始了抗争。

　　3，增量改革：民主政治需要新闻自由、舆论自由，但立即放开报纸和电视，会造成巨大冲击，于是逐渐放松因特网的言论自由，例如默许报道各地的群体事件等。因特网承担起了“舆论增量”的角色。

　　民主政治还需要有獨立的政治团体。重庆和三亚出租车司机罢工之后，政府官员都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协会，以便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政府与企业对话。可以预见的是，重庆教师罢教之后，也会成立代表他们利益的教师协会。这些新的政治团体作为现有政治架构的增量部分，既能够发挥必要的作用，孕育獨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又不会破坏原有的政治架构。

　　二十年今非昔比

　　随着重庆司机和教师相继取得罢工和罢教的胜利，全国各地、各行业将会出现更多的罢工和罢教事件，农民得到这些胜利的鼓舞，也将扩大他们的斗争。

　　面对这一局面，中央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再象二十年前那样进行鎮壓了。因为今天的情况和二十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异。

　　1，运动主力：二十年前，运动的主力是在校大学生；而今天是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大学生不上课，天不会塌下来，但是，仅仅招不到出租车，社会就乱套了。

　　2，仇恨对象：二十年前，是远在京城里的少数几家官倒公司；而今天的仇恨对象就在老百姓身边：贪污腐败的官员，不断加薪的公务员，不能得罪的单位领导，为富不仁的商人，拖欠工人工资的老板，不讲道理的警察和法官，强行拆毁民宅的开发公司，垄断企业的办事处：电信、电力、加油站、……，坚决不降价的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见死不救的医院，收费昂贵的学校，……

　　3，诉求内容：二十年前，是抽象的“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而今天是非常具体的物质利益：钱，工资，土地，房产，房价，油价，……

　　4，运动动力：二十年前的动力是理想、热情和政治信念；而今天的动力是生存压力、生活压力。不抗争，就活不下去，或活不好：没钱买房，没钱看病，没钱送孩子上学，而贪官污吏们却肥得流油。巨大的心理反差造成了巨大的反抗动力。

　　5，缓冲力量：二十年前，上海政府把工人动员起来，作为学生和军警之间的缓冲力量，避免了事态恶化；但今天这支力量不存在了，工人本身成了运动的主力或潜在主力。

　　6，中央权威：二十年前，主政中央的是开国元勋之一鄧小平，他在黨内和军队里有着绝对的威望；他启动了改革开放，也赢得了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好感。今天的最高领导，虽然不必依赖人民的支持才能坐稳位置，但人民的不满会成为政治对手批评和罢免他们的强有力的理由。

　　7，运动目的：二十年前，运动的目的是推翻现有政治制度，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今天的民众并没有这样的目标，相反很愿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里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认真和政府官员对话，接受政府的安排；重庆教师罢教的依据是政府的有关政策：“教师的待遇和当地公务员待遇一致”，罢教的目的是要求落实这一政策。

　　8，事发地点：二十年前，事情发生在首都、发生在中國的政治中心，今天则是发生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对中國政治的冲击力小了很多，中央政府面对的压力和尴尬也小了很多。

　　新条件，新情况，新措施

　　实际上，中央政府也没有必要进行鎮壓。对于今天的问题，在武力鎮壓之外存在着更好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能顺便解决一些本来就该解决、但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1，政府现在很有钱：有了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2，借刀杀人：中央可以乘机借助民间的力量整治地方官员。

　　在正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无能为力，只能靠发红头文件“三令五申”，但毫无效果。连农民都知道：“（中央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已成为中國人的基本常识，连小学生都能够活学活用。一旦中央打算动真格的，地方官员就消极怠工，让中央政府束手无策；甚至连地方小吏都敢造假帐欺骗国务院总理。

　　要制约地方官员，仅靠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政府是不行的，而必须依靠当地的平民百姓。只有把老百姓及其代表人物的力量调动起来，才能有效制约地方政府。

　　3，让人大机制发挥作用：应该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但不能使这个力量失控，不能象“纹革”时那样。“纹革”失控后，毛澤東靠自己的权威，通过军管和把红卫兵发配到农村去，恢复了对局面的控制，但今天没有人具备这样的神力了。

　　群体事件的可能结果之一，是出现獨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例如出租车司机协会和教师协会等，那些积极串联和组织运动的核心人物，可能转化为职业或半职业的政治人物。这些团体也可能雇佣专业人士代表他们进行政治活动。例如在重庆教师罢教时，就有律师为他们出谋划策。协会以后可能会雇佣律师为自己服务。律师们精通法律，能够更好地进行维权工作。这些律师可能会转变为中國第一批职业的民间政治家。

　　政府应该把民间的力量引导到一个可控的体制中去。这个体制就是现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國法律赋予了人大巨大的权力（监督各级政府工作，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员和各级公检法首长，……），只是这个权力机构一直没有发挥作用。如果能把人大的权力用好、用足，中國的民主政治局面基本上就形成了。因此，中國民主政治的“制度余量”——可以使用但未被使用的制度力量——是非常大的。

　　中央政府的战略应该是：默许民间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默许民间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但要把这些力量及时引导到人大这一制度中去，成为一种稳定的、理性的、合法的力量。

　　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增强人大的作用，使人民认识到人大的意义，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转入人大，愿意通过人大这个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捍卫自己的利益。

　　关于改善人大工作，很多人提出过很多建议，主要有：

　　1，延长会期，使人大代表能够充分议政；

　　2，增强选举的竞争性。在暂时没有黨外人士主动来竞争时，中共可以指示自己的黨员候选人主动深入民间，为民维权，让人民认识到人大代表真的能够代表自己，从而改变“选举只是形式”的观念，吸引黨外人士参与竞选；

　　3，不再提名政府官员做人大代表候选人。

　　4，实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鼓励人大代表在当选后辞去原来的工作，以便全身心地投入人大工作。对于专职人大代表，由上级人大支付一定的薪酬和必要的办公经费。

　　5，提高人大代表的直选范围。 [ 但笔者认为对此项改变应该非常慎重。大范围直选不仅耗费大量竞选费用，而且为政客操弄民众、撕裂社会提供了机会。在美国合适的做法，在中國未必合适，台湾就是证例。]

　　结束语

　　很多人认为中共不会主动搞民主，这种思想是静态思维的结果。现在的情况很明朗：不搞民主，就无法根治腐败，黨必垮无疑，而搞民主，黨可以消除腐败，保持健康，避免垮台。怎么做比较合算，是不言而喻的。四十年前如果谁说中共会搞市场经济，别人一定会以为他疯了，但事实证明中共很喜欢给世人一个意外。

　　在中共内部，担心搞了民主会失去政权的人肯定不少。但中國国民黨在台湾的执政权失而复得，并在议会和县市长选举中大胜，显然有助于主张搞民主的人去说服他们。由于中國幅员辽阔，黨外力量想通过人大层层选举夺取全国最高领导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黨外力量夺取区县一级的执政权，就已经会产生足够大的鲇鱼效应，使共產黨警觉并改善自己的工作。

　　说到国民黨，笔者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八十年前，中國共產黨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黨，帮助国民黨进行改造，使国民黨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國国民黨黨员也可以进入大陆，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國共產黨，参加各地的人大代表竞选，推动大陆的民主政治进程。至少在福建、广东等地台商密集的工业区或居民区，可以先行试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内容不应该仅限于经济方面。

　　2008年11月24日

　　作者:黄佶

作者：黄佶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12-02. | 添加评论 | 18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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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上个吊，七百元输个氧——命贱强盗狠

chinaweekly — Tue, 02 Dec 2008 10:37:22 +0000

　　刚看了广州日报报导，一名小孩因为父母拿不出10元钱给他看病，用红领巾上吊了。我们不忍心指责小孩心理承受能力太低，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个连10元钱都拿不出的贫困家庭，他们的小孩在这个势利社会里要遭受多少白眼。我们也不忍心指责小孩的父母因小失大，我们知道，人贫困到他们那个份上，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不理智。我们同样不忍心拿小孩学习成绩不好说事，我们很可以理解，越是懂事的孩子越是看不到在课本上、课堂上有前途，有希望。我们更不忍心追究小孩亵渎了神圣的红领巾，他还太小，还不懂得那块小布片比他的生命还重要。面对因为10元钱上吊的孩子，面对亲儿因为10元钱至今昏迷不醒的孩子父母，我们无话可说，只觉得自己生活在非人间，穷人的命好贱！

　　我们憋了一肚子闷气，但要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却也很容易，现成的就有一个，就是那家给孩子吊命的医院。输个氧才多大成本啊，输一次氧竟要收700元，这跟“要钱还是要命”的强盗有什么两样？更何况，你抢的是什么人的钱啊，你就那么忍心下手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國式的公平：强盗面前人人平等！正是有太多这样的中國式公平，才会造就出大量象难儿一家那样的穷困家庭，大量象难儿一家那样的家庭悲剧！

　　强盗面前人人平等的中國式公平堪称历史悠久，自始皇帝以屠刀建立予取予求的集權制度，这种中國式的公平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不说别的，就说号称最平民的朱皇帝吧，不管是升斗小民还是江南富家翁都一样照抢，于是中國人心理平衡了，甚至不乏赞赏者。殊不知在历代皇帝中，朱皇帝抢钱几乎是最狠的，他收的赋税不比别的皇朝少，但给官吏的俸禄却是历朝最低的，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个只要看那个不贪的海瑞有多穷就知道了。朱皇帝给官吏发的俸禄连养成活口都成问题，这不是明摆着要老百姓给他的官吏发薪水吗？所以朱皇帝的官吏们就老实不客气地残民自肥了。朱皇帝收赋税本来已收足了钱，还要老百姓再出钱帮他养官吏，这不是抢老百姓两次钱，让老百姓受二茬罪吗？所以老百姓欣赏到再多的贪官污吏被朱皇帝剥皮实草，也不会少被榨取一点民脂民膏，因为那些被查办的官吏其实是逾越了朱皇帝定下的腐败潜规则才会被朱皇帝剥皮实草的，可不意味着那些没被查办的官吏就不会公然腐败。然而，朱皇帝却以“平民皇帝”之名被称颂至今，只因为他将强盗面前人人平等的中國式公平执行得最彻底，多么荒谬的世道！

　　那名因10元钱上吊的小孩，父亲靠在建筑工地扛沙包之类的零工挣钱，母亲则靠在渔场替人挑拣鱼赚钱，收入有多低，有多不稳定，可想而知。然而，大量象他们一样贫困，一样不幸的家庭，若非深陷强盗面前人人平等的中國式公平，让其无以自拔，焉知他们不能象江南富家翁一样事业有成呢？又或者说，焉知他们不是因为遭遇了太多的强盗面前人人平等的中國式公平才由江南富家翁沦落到今天的田地呢？

　　2008年12月2日

　　作者:林云海

作者：林云海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12-02. | 添加评论 | 7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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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文化

chinaweekly — Mon, 01 Dec 2008 14:23:45 +0000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黨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門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澤東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國《社会蓝皮书》说，中國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產黨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產黨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國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國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國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國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黨！”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黨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門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國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國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國特色。

　　1、集团化

　　中國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黨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黨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國从来黨政不分，黨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黨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產黨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黨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國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會主義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黨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國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國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國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國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國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國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國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國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國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黨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黨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國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國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國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國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纹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產黨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產黨抹黑；能够给共產黨抹黑的，只有共產黨自己。25年过去了，共產黨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國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黨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國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國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國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國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國，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國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國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黨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叁個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國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叁個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黨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叁個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產黨发生了变化，从革命黨转向了执政黨。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黨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黨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黨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叁個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國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纹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產黨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國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錦濤總書記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黨委领导，并无獨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極權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極權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獨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諧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黨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國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作者:沙叶新

作者：沙叶新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12-01. | 添加评论 | 4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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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班的十名右派

chinaweekly — Mon, 01 Dec 2008 14:20:39 +0000

　　五七学社在香港成立，为 “抢救记忆，保存史料，为后世鉴”而征集史料，我在回忆录《岁月留痕》中就早写了一些，后又多次以《必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为题在《品味盛世》(中國戏剧出版2003年9月北京)、《古风杯华夏作家网杯——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版）、《教师文库》（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芳菲无际——新世纪作家优秀作品选》（中國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北京）等处发表，对当时情形作了忠实的记述，这些东西都多次广泛地呈与当年师友们看过，他们的评论一致认为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们正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现名西南大学）数学系读四年级（乙班），我们全班42人，反右前夕突然就公开了班上有黨小组，组长是苟仪表，在以他为首班长唐天银为副的全力策划下，突然做出来了10个右派份子，其中6月份以来首先出来的有6人，都是非黨团员，并做成了一个反黨的右派小集团，他们是：赵文荧、载世中、廖远平、秦承俊、姜开云、王志一（均为男同学）；到8月团内整风后又拉出四个团员的右派，他们是：贺承业（团支书）、黄世明（团支部组委、女）、张克继、胡国良（女）。当时反得是振振有词，罪行是多多的，现在冷静一想，要一一记述这十个的右派事实还真这难，具体有哪些，还真说不上来，我所记得的还就是前面的回忆录与文中那些，现在尽力补充到人头吧：

　　先说前六人：都是非黨团员，平时比起黨团员来，自然就认为是“落后”了，对于在这年春天的大鸣大放中，揭露了如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迫害致死人命等，自然有许多议论，对一个时期以来报刊上鸣放的言论，自有一些认同之议，当时虽无言，到了反右之时，再回忆出一句半句曾说过，或类似地表示过，甚至是可以解释为是同意了某句“右派言论”或可引伸为的“右派观点”，以支言片语上纲上线，就定为右派，自是最容易的。当年从6月3起停鸣放以来，开了几天会，提了一些意见之后，早就没有什么新的话说，时常冷场，而黨员们又在会上一再要大家发落言，把人们逼急了，自然有人发问：“为什么你们黨员们就不发言呢？就不提意见呢？按理说你们应带头发言，你们对内幕知道得还更多些”，问得黨员们无言以对，后来在反右时，就把这“要黨员发言”，定为“逼黨员发言”，是“追黨内秘密”之大罪，以此罪定右，就又是一方便之大法，这六人多系这样定罪的。再有，黨团员们自视先进，高人一等，所以在接近上自然有差异了，接近多些，说成是小集团此乃当时通用之法，下面分述这六人（前两人被定为小集团之首要人）：

　　赵文荧，四川阆中人，其兄赵蕴玉为著名国画家，本人喜言谈，多才艺，好言谈嬉笑，业余爱拉琴，踢足球，为校足球队员，后分到四川营山中学，下放专门烧窑，纹革中又打为坏份子，改右后从事教学，高级教师，还入了黨，当了该校黨书记，自己戏称为“插上了野鸡翎子”（威风之意）；

　　载世中，入学前作过小学教师，业余爱川剧，好讲说，后在四川广元师范学校改造，改右后从事教学，高级讲师，还入了黨，并任该校黨支书，成了模范黨员，事迹在四川报上介绍过，九十年代病逝；

　　廖远平，成都市人，自幼眼高度近视加斜视，视力不佳，其貌不扬，读书用功，成绩好，说过说文解字中的“’黨’字，由’尚’、’黑’”，划为极右，先分到成都市某中学，后到集中劳教，摔死于劳教中上天梯，被称为永远的守林人〖见前307《悼远平》（小诗）〗；

　　秦承俊，四川阆中人，好读书与考证，学习成绩较好，同学们称他为“秦考古”，多言谈，后到重庆丰都中学改造，改右后从事教学，特级教师，小有名气，2008年初病逝；

　　姜开云，贵州都匀人，爱好体操运动，入校时已婚，并有孩子，平时讲话随便，专务体操，划右后妻离子散，到贵州都匀中学，改右后从事教学，高级教师，八十年代病逝；

　　王志一，平时不多言语，从不张扬，划右后去劳教，音讯眇无，生死不明。

　　这样广泛而随意大定右派，弄得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早已是人人自危，一切由黨小组长苟仪表与班长唐天银的安排行事，为了剪灭异已，8月3日后，搞团内整风之机，又在团内大划右派，首先落网的是两名团干部：

　　贺承业，团支书，好学习，肯思考，有同情心，学习成绩较好，平时好言谈，鸣放时在班上带头发言，题目是《把人当作人，学会尊重人》就犯了大忌，又被推选代表班上到全样毕业生论坛发言，划右后分到重庆四十二中学作教员后处理作职员，后又下放到大宝山农场劳动，62年冬摘帽后，到63年又以欺骗之办法（重庆四十二中学在上级授意下为之，改右后，多次向多个有关部门反映，一直不理）下放回原藉阆中，自谋生计，作了泥瓦工15年，因工伤半死致残，改右后到阆中师范学校任讲师，并加入民盟，后调德阳教育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到西南师大作访问学者，退休后曾到凉山大学支教；

　　黄世明（女），团支部组委，祖籍安徽人，由重庆入学的，好学习，学习成绩较好，平时不多言谈，有同情心，一直想学工，不大安心师范专业，因说了这类话语，划为右派后分到重庆壁山师范学校，后到四川锅炉厂子弟校，改右后从事教学，高级教师；

　　此时还不足意，公然又用最无耻的加害办法，精心制作出反标`反革命与右派：因为是师范专业，同学们常爱在教室内的黑板上练习粉笔字，三五人随随便便乱写乱画满满写了一黑板，这是常事，平时谁也不会在意，在运动中竟有人精心策划，偷偷把这样一黑板字擦去，只在一处留下“毛主席”三字，而在不相联系的另一处留下“阿Q”二字，然后命令全班同学立即到教室声讨反标“阿Q毛主席”，追查发现写“毛主席”三字的是一人，就是团员张克继，写“阿Q”二字的又是无关的另一个女同学团员胡国良，不问什么，这二人均是反革命，后定为右派。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人为的有意将满黑版的字擦得只剩下一幅反标的事件，不仅当时不过问这擦黑版者是谁（这才是真正的反标制作者），就是后来改右时，一直到现在也从不过问这是何人，其实不泛有人知道此人是谁，但至今（五十多年了）也没有人敢把他说出来，人间良心安在？世上天理何存？

　　张克继，团员，祖籍河北，由阆中考入，爱篮球运动，校篮球队员，学习成绩较好，后分到陕西榆林，改右后到西安中学任教，特级教师，小有名气。

　　胡国良（女），团员，四川巴中人，平时不多言谈，后在又巴中师范学校任教，高级讲师。

　　作者:贺承业

作者：贺承业发布于中国报道周刊, 2008-12-01.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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