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作家张宗铭先生“肃反”系列长篇小说《女人与土匪》《远山苍茫》解析

　　文明是人类在应对各种自然与社会难题时熔炼出的精神救赎，是人的命运遭遇困境时生发的情感体贴和心灵共勉，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相互珍惜，从而形成互利共荣的爱与协力。因此，就文明的属性而言，虽则有其生成环境或话语表达上的不同而出现某种差异，出现另类景观或别样的特质，如囿于观念（如极端权力或宗教意识形态）等误导而产生理解上的偏颇，或者因地域、族群和各自经验与情境的不同而表征某种文化与道德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彼时彼地正确与错误的定义和分野，但基于“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德性不变”的客观事实，举凡文明所体现的基本精神都应当具有同一性，都应当具有“循天理至良知”，直抵人的意志、情感和心理层面的普遍关怀与大爱，比如都强调克己忍耐、悲悯苍生的主体自律，都反对侍强凌弱、祸己害人的丛林主义。

　　总之，无论何种文明，只要能够入住人心并在特定处境之中生根发芽，能得到共同体多数人的维护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其成因中就一定有顺应天时地利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就必然有适于其各生态持续发育与繁荣的活性因子。因而便会自然形成适应其生长发育的光热水土，并且在机能上具有强烈的排异性。所以，它们本能地拒绝干预、抵制侵权，更是近乎顽固地抗拒着出于政治统辖的“国家社會主義”改造。基于文明本身的属性和社会功能，无论其依赖于何种不同的生发路径和历史传承，抑或囿于如何迥然相异的宗教、国家背景和主义观念，其无疑都要让人活出尊严、活出意义，活出置身天地之间应然的气派和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应当有对一切文明主体的尊重，就应该承认，凡是能够长期承传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就都有其合理性，就一定有其值得肯定的文明内涵，且都蕴蓄着关于美和善的人性品质，从而让我们抱一份端肃与爱惜去检读那些曾经有过的人间情事。倘能如此，便可以从中品味到伦常人情内涵的悲欢离合，领略出人为的历史“塌陷”之处也有别样的世道风情。于是，我们便能透过冷硬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触摸、去感受那些鲜活的人事，去叩问那些曾经被协迫、被改造，被羁押着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轮番演出一系列“荒诞主义”政治把戏的人物悲情。

　　基于这个维度，作家张宗铭先生所著反映中國“肃反”运动的系列长篇小说《女人和土匪》、《远山苍茫》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而颇具开拓性的叙事文本，关于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國公共领域的暴力主义和血腥记忆，我们或许有过诸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审视与诠释，也不乏基于政治和策略考量，避重就轻“走过场”式的检讨和反思性文论，但通过艺术化描述并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置诸宏大历史，进而全景式展开各色人等与中國一系列政治事件之间，诡异而颇富戏剧性的离合关系，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努力应当具有某种先锋性特质和意义，至少，仅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能真切到可以反刍历史的败坏之处，让人触摸那些罹难者灼热的心跳，从而领略到耽于杀伐的“政治江湖”之中，竟然也能留存着如许优美，如许烂漫的人性光亮，还真是荒疏太久了的感觉。或许，缘于作家本来就与那段并不“如烟往事”有亲近感，有直接的心理和情感体验，并置身于一系列乖谬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情景之中，才使得其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常常能以全新的视角引领读者逆向审视我们的历史，检索曾经有过而且至今依然铭心刻骨的带血影象。

　　回望家国沉冤喋血的历史！反思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许，由于我们太迷信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太胶着于国家主导的“幸福”想象，并为此虚拟了一系列令人眩目，让人兴奋的主义和政治图景，因而才如此属意于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主义整编改造，从而心甘情愿地领受威权主义的剥夺和“改造”， 还以为这样便可以问鼎江山庙堂，可以在“美丽新时代”当家作主。盖缘于此，我们才自动放弃了主体的认知和个人化的选择，让思想枯萎、让头脑简化，并长期沉湎于“诗性政治”预设的各种光荣与梦想，然后不念亲情、罔顾伦理，动辄在人与人之间设困局，搞内讧“挑起群众斗群众”。如此一路折腾、一路忍气吞声，让暴力和复仇的心性颐指气使、泛滥成灾。其结果是要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将人性导向黑暗与罪恶的渊薮； 要么“等待戈多”而又一次次被戈多所嘲弄。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检讨“纳粹主义”时所看到的那样，“所谓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义指涉含混而且没有明确的主体，因此最容易被極權主义挟政治正确和国家光荣的目标，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并，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内含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正是导源于人性都有伤害取乐的癖好，都蕴蓄着破坏性的本能并快意于暴力抒情。因此，当一种基于仇恨与宣泄的主义或目标凌驾于人们的头脑，并获得国家行政许可，那些平日里庸俗无聊的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便都可以为了某个神圣的目标而不在乎等级贵贱和身份差别，以及和平社会中养成的秩序感和道德自律。这时候，所有人都仿佛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终于被国家重视起来，都可以因此而超越平凡而问鼎英雄的事业。于是，平常潜伏着的卑琐、畏怯，以及迫于法理和道德约束之下假扮的教养和端庄，似乎都可以转化成构陷异己、攻伐对手的壮举。这时，人性中平素压抑的破坏性元素就会被扩充、被激活，被明确而光荣的主题所召唤。不仅如此，还因为“热闹而喧嚣”的生活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引人注目的价值感， 如此， 即便是胡作非为、乘火打劫， 人们也会以为可以法不责众，可以淡出罪孽而无需顾虑良心追讨，更何况还有目标“正当性”的支持而享有司法豁免权。这既可以满足人们激情表达的需要，又能获得国家认可。这时候，任何形式的冒险蛮干都伴随着“成就感” 的催化而让人得意忘形，从而将人们集体绑定在国家意志主导的目标上。于是，杀戮不仅满足了人性喜欢呈强好胜的乐趣，同时还使庸常乏味的生活有了浪漫而又奔放的新鲜体验。所以，有学者指出：文治武功一旦有“集体主义”的“魅力”的支持，就必然会促使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化暴力事件而且有恃无恐。

　　面对一系列被历史强迫，被政治极端主义激发全民参与，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导致中國社会深陷于相互倾轧，彼此寻仇的“残酷游戏”，导源于权力轮班引发的历史“坎陷”， 就政治层面而言，或许始作俑者仅仅站在所谓“讲政治”的高度，因而看不到（抑或不愿看到）基于权力斗争和政治“洗牌”必然对社会的伤害。综观那些高歌浪进的历史情景，对于习惯于阴攻阳伐在斗争中处于强势的“赢家”来说，或许，浴血政治彰显的破坏性抒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着实让人心花怒放，但狂飚突进的暴力渲泄之后留下的社会悲情又何止万千！那一次次对中國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全面“整肃”所造成的伦理摧残自不待言，而长期性的暴力意识形态教育对人欲恶习的放纵和宽恕所造成的异化和误导，则足以给传统中國文明依存的精神血脉造成致命的硬伤！不过还好，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叙事似乎不想太多触及那些“革命遗产”造成的恶劣影象，也不局限于对那些刺心扎眼的社会罪孽和人间苦情，作简单的政治与历史学疏理。因此，我们在他其几乎冷态，抑或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很少看到作家激情澎湃地为受难者鸣冤叫屈；也没有流于一般的说故事或人物排序，从而展示深陷于权力恐怖主义之下的众生苦相和社会恶行， 而是直抵一个个明确鲜活的人性主体，彰显其丰润的内心和情感质地， 然后以细腻的笔触着力于其原生态的本相描述， 尽量不让险象环生的权力之争和政治病毒与其主人公有太多“交叉感染”。即便是处于权力中枢而且身份明确，因而其立场俨然应该毫不含糊的“大人物”鄢正甫等，一系列本来应当有革命家或革命追随者（如杨永春等）“纯洁性”特质的人物，他们尽管也有被协迫而不得以参与坑人、整人的“游戏”，但他们都似乎本能地抗拒着政治全能主义对其人间本相的篡改和整饬，以近乎冥顽的“排异功能”捍卫着其做人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自律，尽量将政治置于个人主体之外，从而以其戏剧化的“骑墙主义”哲学，着力于在天使的拯救与魔鬼的试探之间寻求平衡。

　　面对反智运动甚嚣尘上造成的人性大面积坍塌，作家以其孩童般的纯真一次次发问，我们何以总是耽于恶劣的想象虚构对手，！为何要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情殇！是什么样的政治或主义一定要驱策同胞相煎、与人为敌！要将如此深重的历史悲情，宿命般郁结于那些与“宏大主题”毫不相干的伦常人物。他们可都是良民、顺民！都无意于问鼎公权，而且疏离于政治事务，但却又都难逃劫数而被围猎、被吞噬，被卷入汹汹而来的“权力火湖”而不能自拔！尽管他们和她们一路退让，一路忍气吞声且仅仅自足于饮食男女之间平安度日，但还是无法置身事外，无法摆脱权力暴戾主义咄咄逼人的协迫追讨，从而成为那个沉沦时代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承担者！透过作家文本讲述的陈年旧事，再一次走近那些似乎荒老的历史遗存，凝目于残存的瓦砾之间淡褪了的斑驳血痕，那些渐渐靠近的影象依然是那样亲切而且历历在目，我们随着作家一路铺陈讲解，似乎都能屡屡触及到作者倾情眷顾的人物富有质感的人性体温。他们和她们，如革命家鄢正甫，虽然被置于波云诡谲的权力中枢而且执一方牛耳，其投身政治变革的历史也不“纯洁”而且颇有反讽意味，但他却没有因此深陷于权谋江湖而修得圆融老道，从而异化为惯于上下棋手、见风使舵的冷血政客，而是介乎传统中國人基本伦理与政治原则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此，他总能处变不惊、气定神闲地游弋于人间与魔道纠结的临界点，从而以其过人的政治谋略，尽其所能地做到在“权力洗牌”上不作为“或少作为，将纷至沓来的”整肃“扩大化可能带来的人道灾难降到最低点。无论是基于统战意图与张云轩的互动”合作“，抑或是屈从于政治大局的”肃反“与张氏分化， 乃至不得以去逼迫，他都尽其所能地持守人伦常情，并力求让冷硬的权力”剑走偏锋“从而少伤或不伤及无辜。尤其在应对”双溪坪造反事件“如此具有重大影响，乃致可能伤筋动骨、惊动高层的”逆天大事“，其在息事宁人、”平叛镇反“上所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运政能力，则是我们以往乃至当下的政治人物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正是作者匠心独运并调度了一切与鄢正甫相关的各种元素如身份、处境、情感和意志等全方位填充组合，才使得这一轴心人物的政治作为与处世态度具有逻辑和常理上的亲切感和可信度。

　　对投诚将军张云轩，作家似乎一直避免将其政治化，并淡出他作为军人应有的英气和干练，而是着力于其文人优雅气质的渲染，以便突显中國传统书香人士含英咀华、怨而不怒的谦谦品格。尤其将军夫人唐维琦，作家似乎特别心有所仪，因此倾注了太多的柔情并用温婉调和的色素与笔法，再辅之以咏叹调与叙事曲相互配置的合弦调性，既融入了拉斐尔式古典主义端庄圣洁的慈祥仪态，又包涵了浪漫派超尘脱俗的诗性美，从而赋予其润泽而饱和的女性魅力，并将这种柔性与其家风遗脉、宗教信仰和知识内涵混装组合，全面而又饱含热情地展现其贤良淑德的品性，张扬其天使般晶莹的高贵气质。对于唐维琦，作者虽然也投以足够的同情与怜惜，并关注她作为将军夫人的特殊身份，从而以相当多的剧情描写她被权力系统围追堵截，被肃反扩大化轮番折腾的一系列暴烈事件，但作家更属意的是她作为基督徒的虔诚、忍耐和对真理的绝对顺服，以及那种植根于灵魂深处坚如磐石的圣洁品性，那种身临绝境也要“顶风”敬拜的信仰精神。如此的叙事和安排，不仅彰显了基督徒的绝对良善与渎神主义者的绝对专横之间在本质上的不兼容和冲突感，同时也塑造了唐维琦等这样一些虽然忍辱负重、屡遭逼迫，但却依然透着美好人性，并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耶稣基督为人子祭献的精神，传递着普世之爱的“文明典范”。即使她们出于无奈而被抛掷于险情密布的历史岔口恶道，她们也依然顽强地挣扎着，抵制着反智主义对人类基本价值的侵害，坚韧地捍卫着做人的尊严和足够的教养，从而以其谦卑、善良和极致的忍耐，见证了圣洁的人类之爱，彰显了明媚的人性之光。作家之所以这样的组织与叙事，一方面不仅强化了唐维琦命运的悲剧气氛从而让人扼惋、让人长太息兮以掩涕，并给予人以椎心的悲悯之痛。同时还能由此指控极端主义人道伤害难逃其咎的历史罪愆；另一方面，也给予那些深陷苦难、备尝煎熬而几近绝望的人们一种盼望，一种直抵心灵深处的慰藉和救赎，从而为“土匪”刘礼靖、地主婆戴敏等这类被“铁定”不可宽恕、不能赦免，必须下地狱的“階級敌人”一线生机和希望，为他们能够突出重围并最终在《远山苍茫》中“入伙”双溪坪，与草根英雄岑林山、干柴棍等，共同构建“另类的和諧世界”设置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从而使远避尘嚣的“双溪坪”与纷乱省城之间，无论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命运的关系上， 都形成了合情合理的有机连接。

　　我们在前文中在说过，任何人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和相互珍惜，都有符合其在特定环境之中生长、发育，相互依存的社会与自然伦理机制。因此，只要是人组建的社会，就应当顺服天理人道，回应人与万物生息交感的自然启示。从而追本溯源去洞察，去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的最佳结合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祈盼，作家才不想让人绝望，不想让权利屠场的幽魂魅影遮蔽人性对光明与美善的期待。或许，是基于作者内心的仁慈和“不忍”，因而一定要给在社会“肃反清场”中折腾得家败人亡、血本无归的落魄者留一条“退路”；抑或是举凡优秀的作家都得有源自苍生体贴的人道情怀，有为人寻找希望的理想规划，因而总是要给那些被各种社会罪孽推残致伤(如英国人亨利)，被恶劣的卫道礼俗抛弃的“零余者”如阿彩们留点盼头，由此唤起他们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力。所以，在作者的事叙和艺术构想中，无论他们如何疲于世道倾轧，如何数度横遭劫难并一次次身陷绝境， 但作者都对之抱以深度的同情， 并着意“引领”他们逃出名利喧嚣的城市，远避浴血火拚的“主流文明”，从而一路走近“远山”，走入不惹红尘俗念的《远山苍茫》之中……。

　　至此，作家出于浪漫主义“规划”的人道救赎和美好愿景，在双溪坪便一幕幕展开，围绕着基督徒亨利与阿彩的恋爱传奇和婚姻生活，双溪坪“土著”岑林山、干柴棍、杨老金……，以及灵姑等，他们避居南国渺远深山，执守着与世无争的“惰性”与冥顽，或依天循命逐水草而居，或代代相传在林木深处养儿活女，由于得益于“造化”经年累月的涵养滋润，沐浴于天赐恩泽化育而成的风花水月，双溪坪人都是那样澄澈清白，那样灵秀而又蕴蓄着本真， 并一例透着少有的“土气”与野生性。由于远离尘缘俗道，因此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自足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陶醉与忘情，虽也有呈强斗狠得理不让人的纠结与纷争，但都能迅速化解而且一笑抿恩仇，即便是屡遭权灾匪患的无端侵犯和骚扰，双溪坪人也仿佛能得“神判” 和天助， 所以，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拒敌于寨门之外。这时候的双溪坪，英国传教士亨利的普世之爱与本土乡俗礼制（如神判等）之间，虽然由于文化观念上“陌路相逢”而有隔阂，有理解和对接上的困难和障碍，因而也曾有过几则戏剧化的对抗性情节，但因为双方都立足于尊重生命，懂得谦让和宽恕等，最后都能将矛盾化解并逐渐消除歧异而走向合作。如此一来的双溪坪，不仅成为各种受难者消灾避祸、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也成了消解“外邦”仇恨和各种社会罪孽的人道乐土。正因为如此，则无论是被驱逐、被猎杀，从而试图负隅顽抗作困兽尤斗的旧官僚、旧军人，以及一切有伤害性劣迹的人（如土匪强盗），甚至连曾经被革命裹挟而弑父杀兄、手刃妇婴也不会心慈手软的“前土匪”阿松(刘礼靖)等，一干被暴力驱遣、被数十年噬血政治长期摧残，从而人格心性彻底病变的人物，也都得益于双溪坪人一以贯之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从而日渐恢复其人性弃恶向善的良知本相， 明白了彼此兼容、惺惺相惜的怜悯与关切！ 总之， 透过发生在双溪坪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与人类文化学”事件的解读，我们似可以感觉到，在作家的人生取向和文学理念之中，人性在本质上没有善恶之别，文明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要我们都能心存敬畏，然后理解并承认客观上文明的多样性，从而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决定论，消除“普世之爱” 光照人间、普渡苍生的精神与情感障碍。由此，我们便会少一些指令性、剥夺性的专横主张，多一些温和的交涉与对话，从而不排斥、不歧视，不居高临下对任何人进行“整肃和改造”。我们便能修得通情达理然后谦卑处世，学会宽容，并承认各自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有价值、有意义，从而在理智与情感上肯定每一个人都具有其不可替代、不可篡改的唯一性。正是基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守，英国传教士亨利和草根英雄岑林山、土匪刘礼靖，以及革命家鄢正甫等， 虽然侧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國， 但却能够在铁血政治大排序、大清洗的间隙， 寻一处清净世界合作演出“残酷时代”少有的人道主义温情剧，让苦难中國山民与“日不落帝国”有了一场文明的“对话”。如此， 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 ，抑或是作家的浪漫主义虚构，我们都愿意从作家演义的一系列双溪坪“人道救赎”事件之中，看到那些落荒而逃的主人公有这样一个归宿。这或许是耶稣基督与远东荒老“遗民”的一次旷野“约会”，是上帝之爱对中國“草根”人群的一次温情的眷顾，其中蕴蓄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元素，昭示了”文明冲突论“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至少，这当中隐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大爱无国界“。

　　二 0 0八年十月九日完稿于贵阳寓

　　作者:汉心

　　太极图是中國学术思想的图腾，一直被一种神秘的光辉笼罩着，它的神秘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看上去令人似懂非懂的无穷暗示，但这与真正的神秘如宗教体验的感应、迷信的咒语等并不相同，这得自于它的内在几何本质性，太极图的神秘是一种理性的光辉，强烈的对比、流动的和諧、自洽的完美，有一种生命般的灵性，自在、无限、自由、联想，而无穷超越，它包含的是真正的思想秘密。“中國思想与柏拉图哲学”一文的揭示了它与拓扑学之间的关系，“中國哲学——太极几何论”揭示了它的内在性本质，但想要直接从太极图看到它的学理内容，单靠理论上的推演并不行，即使你有高等数学的专门知识，也一定要有强大的几何直觉能力才能做到这一点。让理性思想实现为一种流动的意象，这是一种体悟性的思想修炼，是数学、几何学的形式和物理内容相容相混的模糊直觉，它是被许多科学大师称之为所谓的模糊想象的思想实验，比如数学物理学中的相空间、埸、量子态等等都具有这种特质，这在科学理论中具有极大的作用，人类的创造能力、通常所谓的灵感实质上也就是这种能力的某方面的体现，但这基本上是无法通过直接学习方法可以得到的，而是要依赖学术修养和长期的思想自我训练而形成，实际上，哲学现象学理论中的现象学直观方法与此有很大的类似性，这并不是神秘，而是正在形成中的思想理性的过程状态，是认识论实现的具体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的理性思维经过最近几千年的缓慢发展和积累而在现代所面临的一种进步的征兆。这种能力对于学习现代数学和物理学最前沿的理论具有极大的助益，在哲学上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功力，对于中國人来说，经由此种修学方法更能深刻地理解和享受中國文化的精髓，因此完全可以把对太极图的直观训练作为一种高级智力能力的锻炼。

　　1.首先，要建立一个高维空间的在低维中的投影的思想框架，这可以从三维（体）对二维（面）、二维对一维（线）、一维对0维（点）的映像进行反复的想象、理解开始，这里的关键是对几何投影的过程的体悟想象，把投影过程模糊地想象成空间的穿越，经过这样的思想训练，四维空间的想象能力也就基本上具备了，我们三维世界的人不可能有四维世界的任何感性认识，但高维几何可以通过低维模型而被表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高维对低维的投影构造过程的模糊想象高维的情形。由于处在中國文化环境中，太极点、阴阳面这样的概念对于我们中國人来说有一种文化的直觉，这对于中國人的直觉性理解来说是具优越性的。

　　2.最容易的直观的拓扑形象就是具有内外面的拓扑球面，具有阴阳内外两个面的拓扑球面与通常意义上的几何球面不同，纯粹几何意义的球面只是表面单面定义的，并没有内外的分别，而拓扑球面虽然也是二维面，但阴阳有别，因此具有内在的三维本质，这也就是中國的阴阳学说的学理性能得到最直观性体现的地方。由于中國的传统学术没有几何表达形式，阴阳概念一直只能以语言通过实例属性表述，难以清晰化，通过拓扑球面的定义，阴阳的学理性内容就充份展开了，当然，虽然如此，阴阳学说所包涵的奥义不是浅显了，而是更深刻了。

　　3.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这个拓扑球面想象为具有某种流体性内容的拓扑实体球，（这里无法讲究术语的规范，）这里的所谓的拓扑球是一个几何与物理的混合形象，中外学术界中一直带有神秘色彩的以太、元气正是这样一种流动的内在性，但这一步却不能具像化而只能保守为模糊的意象性，这是进一步理解太极图的一个关键，中國传统学术思想中最精湛的无为、中庸理念就是对这种绝妙状态的在学理上的语言表达，这对在中國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中國人来说，自然而不神秘。太极图的表示比中國传统哲学思想晚出，而且非常隐密、艰难，因为它要以符号性质的图示表现学理内容，太极图即不是纯粹符号，也不是几何图形，而是图示，具有图腾的文化性质，而且具有强大的学理内涵，它要表达的东西在性质和层次上太深邃。

　　4.三维空间中表达的四维几何是一个非常需要智力的几何模型：四维在三维中的“投影”就是三维拓扑球（体），这已经是太极图的本质了，但我们无法以一个现实中的三维实体即表现它的几何刚性同时又具有物理流体性，科幻电影中的那个液体金属人倒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人类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了实际能力。在理论上，四维的纯粹几何模型就是降为三维的具有内外面的拓扑球面，即三维空间中的二维拓扑球面通过表达了自己的内在三维性而成为四维空间模型，因此人们可以在容易地在拓扑球面上开洞口使阴阳两面相互暴露相通成为一个三维空间中的拓扑几何体，数学物理理论中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流形。拓扑几何学中已经有一个三维空间以二维形式表达的模型，这就是四维空间中的三维平面在三维空间中的“投影”——克莱因瓶（莫比乌斯带只是剖开的克莱因瓶），这种复杂的表达关系正是克莱因瓶和莫比乌斯带在简单形式中所具有的难以理解的神秘性的秘密所在。

　　5.学理境界：太极图是三维空间中表达的四维拓扑球在欧氏平面上的投影。

　　太极图的直观训练比那种看立体图的单纯视觉训练困难多了，由直观进入直觉完全靠个人自我训练完成的，最初步地说，太极图的表达元素大体可以按如下方式分解地进行理解：大圆和S形曲线表示高维在低维中的投影，黑白表示空间的翻转，鱼眼表示自身的穿越。但这只是提示，如果只是满足于这种纸面上的解释，本文也就什么都没有说了。必须记住：思想中的意象是流动的，投影必须想象成在不同维数空间中的穿越，所有元素永远是在不同的维数中相互变幻的，你必须保持那种所谓的在时间中旅行那样的纯粹意象的想象状态，有了这种直觉的理性，你也就真正能理解中國思想的最高境界——变易。

　　（本文大体只能提供这种直观学习方法的入门，上述五点也是相当勉强的，不是进阶次序上的分别，也没有等级上的差别，更无法相互比较，真正的功夫有赖于个人的学术进取和悟性。如果有对这种学习有强烈爱好或愿意对太极图的专门性研究提供贡献的人士可以用邮政信件与本人联系，但不保证必复）。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國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八年八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9-2-6-1号蜗居

　　作者:周剑铭

　　今日我获悉：有十四位中國学者和文人联署声明，呼吁把中秋节过成“言论自由节”，我为之精神振奋不已！

　　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中國代表队总共获得了51枚金牌，遥居榜首，确实令国人兴奋了一大番。可是作为一个号称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占据着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却始终保持着诺贝尔奖“0”记录的尴尬；尽管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已经持续了三十年，经济自由度也相应提高不少，但中國仍然位列于经济自由度很低的国家行列之中；而我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国际排位表上更是位居最低的行列之中——对此，我们国人究竟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和激动的？可以拿奥运会金牌来抵押或抵消掉吗？

　　人理应比动物优越，人类的进步不在于体力强壮、四肢发达与否，而在于头脑发达，头脑发达在于精神，它使得人有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思维，着重表现有思想活动。人是个性丰富的物种，人的情感和思维也差异巨大，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必定是各不相同的，而人又是社群生活的，为了社会进步，就必须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为此就得将人们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意见都表达出来，而不应该是封住大多数国民人群的口，只容许少数人占据垄断的舆论高地独断地胡言乱语一番。

　　在“512”纹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在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办中，我们的黨和政府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成就，令世人瞩目和称赞，为此，黨和政府应该确立起信心来，“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已经做到了、甚至做得很好的事情，我们的黨和政府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可言的？

　　近年来我国政府确实在努力，在国际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国内创导诚信建设，在保障公民个人權利上，中國政府前些年已经加入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其中第十九条上云：

　　“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

　　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予以某种限制，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

　　(子)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誉；

　　(丑)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既然如此，如何去顺应民意、去努力兑现国际公约？以及兑现申请奥运会举办权资格时候承诺的言论自由？

　　既然民主是个好东西，言论自由也何况不是个好东西？

　　主体文化与中华同种的新加坡最近也在“开言禁”。新加坡放宽了禁止在户外举行政治示威活动的禁令。从今年9月份开始，人们可以在国家中心的一个绿色地带开设的演说角内举行示威活动了，而抗议者事先并不需得到警方的批准，只需在因特网在线上登记即可。这正是表明了言论自由的世界大趋势所在。“顺者昌，逆者亡”，新加坡人开始明智了，我们中國人下一步该得怎么去行动呢？

　　2008-9-3于江苏省昆山市

　　附：《中秋节文化宣言》

　　一年一度秋风劲。在中國大陆第一个中秋节（９月１４日）法定公休日来临之际，我们放眼世界，回看历史，追溯我们祖先追求自由的传统，召回他们追求自由的勇气。

　　中秋节的传说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传说月饼曾传递人们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信息。

　　历史记载：公元１３世纪到１４世纪中叶，在蒙元汗国暴政的统治下，奴隶大杂院中人分四等，第一等是征服者阶层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指中原先征服的各族），第四等为南人（江南人），蒙元汗国实施种族歧视和剥夺自由政策，不仅每隔几年就重申禁止汉人拥有兵器、养马、炼铁等禁令，也禁止汉人学习蒙古文。蒙古人殴杀汉人不必偿命，赔一头驴子的价钱即可。在这种暴政之下，人民奋起反抗暴政。

　　中國传说：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蒙元官兵搜查十分严 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 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月饼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人民抗暴势不可挡。

　　这个追求自由平等，反抗强权，用月饼作为媒体传递信息的故事，寄托了中國人民美好的期望。

　　今天，当人们在购买、食用中國传统美食——月饼时，有多少人能知道蒙元汗国种族歧视的野蛮史和中华祖先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智慧？有多少人能思考：当文字狱疯狂的年代，别说月饼传递反抗的信息，吟一首诗歌、写篇文章也会锒铛入狱、身死名裂、凌迟处斩、株连9族？有多少人能思考：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互联网上，每天蒸发、屏蔽的帖子有多少？有多少防火墙和网管、五毛在偷偷摸摸地行动，阻断思想和言论的自 由传播，把我们民族弱智、恐吓、退化为野蛮人？！

　　为此，我们在中秋节前夕发出三点呼吁：

　　１，我们一方面要把中秋节过成中國人尊重传统、尊重家庭亲情的节日，一方面也要把中秋节过成中國言论自由节。我们要冲破一切心灵内外的枷锁，自由地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屠夫与掠夺者，必将遭到我们的唾弃。

　　２，我们认为，体育上的金牌固然是中國人竞技体育进步的标志，但言论自由的金牌，民选票选的金牌，才是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应该努力追求、无比渴望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曾经用月饼来偷渡他们追求自由的信息，他们的月饼是他们勇气和自由当之无愧的金牌。当我们回忆祖先追求自由的光荣传统，在未来若干年，如果言论自 由节的设想能付诸实现，言论自由金牌的模样一定要参照月饼设计。

　　３，鉴于几年前韩国端午祭成功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國朝野不仅有了对传统节日申遗的紧迫感，也在张罗把中秋节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特别提醒中國朝野诸公：中國中秋节的文化传统的精髓就在于这个作为自由媒介的月饼。塞了起义字条的月饼，就是中國式的莱克星顿的枪声！

　　对于我们来说，言论自由甚至比衣食更加重要，言论自由是区分一个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显著标志。

　　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气的果实。我们在年年中秋节的夜晚，想起我们祖先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勇气与智慧，我们确信我们的呼吁尽管是争议性话题，但终将被人们讨论。

　　发起人、执笔人：凌沧洲（北京学者，资深媒体人）

　　联署人：

　　凌沧洲（北京学者，资深媒体人）

　　田  路（北京期刊主编）

　　滕  彪（北京学者）

　　昝爱宗（浙江作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赵国君（北京学者）

　　许志永（北京学者）

　　张星水（北京学者）

　　杜兆勇（北京学者）

　　李  愚（北京期刊编辑）

　　张亦刚（广州期刊编辑）

　　黄梓峰（北京报纸编辑）

　　庄道鹤（浙江学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作者:施卫江

　　2008年的国家叙事，遭遇了语文的狭隘瓶颈。这是早期意见社会所要面对的必然困境。本次奥运会的最大败笔，就是一对央视解说员的解说。他们的陈旧理念和文艺腔抒情，显得如此酸腐可笑，跟人类的普世价值离蹄万里，从语词内部分裂了中國观众与世界的关联。与此同时，张艺谋等人对传统符号的误读，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为开幕式的第一乐章，2008名武士击缶而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典型的语义错误。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除非设计者有更深远的用意——蓄意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诅咒。

　　除了奥运会开幕式，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宣示文本中，也出现过大量语文错误。从华南虎事件、瓮安事变到杨佳血案，有关部门的告示、新闻发言和答记者之问，其中隐含的逻辑错误和叙事漏洞，都已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国家叙事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官员讲故事的能力。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表述，首先必须符合事实真相，其次应当符合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否则就只能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华南虎照片的造假（“修辞”）破绽，从一开始就被民众识破，而地方官员还要振振有辞地加以辩解。瓮安事变的官方叙事，至今无法就少女自杀动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俯卧撑”之说，已成为低级谎言的代名词。杨佳的杀人动机，更是有关部门的叙事漏洞。这些官方叙事的语文错误，正在对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伤害。

　　就在文官作文屡屡犯错的同时，官方作家叙事也出现了严重病兆。走红于90年代的散文作家的“含泪劝告”、山东作协副主席的“坟墓颂歌”，以及某军旅作家的“死者礼赞”，都曾遭到互联网民众的广泛批评。但与官方发言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错误不在逻辑层面，而是在于修辞过度。他们不仅滥用拟人（以鬼拟人）、象征（以坟墓象征天堂）、隐喻（以眼泪隐喻忠诚）和夸张（“含泪”）手法，由此引发互联网民众的正义怒气，而且还时常滥用小说虚构技巧来自我表扬。余姓作家是玩弄这种技巧的行家，但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所谓网友“赞美信”，却被人当即识破——那不过是一堆伪造的赝品而已。网民就此判处其作文“不及格”，评语是“编造书信”。这是一场奇特的角色置换游戏：名作家沦为语文不及格的小学生，而网民成了嬉笑怒骂的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官方语文的叙事危机。语文，这件寻常的交际工具，从反面证明了自身存在的重大意义。所有那些行政官员和官方文人，在庄严悠久的语文先生面前，突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在意见社会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霸权优势，变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社会进步。在意见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國推入“有限的意见社会”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社会，无非就是意见社会的某个初级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1、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言行；2、民众意见揭示并放大了政府叙事中的语文裂缝；3、民众的意见表达，还有各种不成熟的表现，例如未能自我过滤各种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等等；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但无论如何，这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犹如旷野上的稗草。

　　民众成为语文老师和语文考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和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几乎成为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民众站在滑稽语词的台座上，跳起令人晕眩的语文舞蹈。他们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中國语文经历长期冷遇之后，再次被意见社会送上了无限炽热的云端。

　　不错，“语文”既是一种批评性隐喻，也是一种真切的文官技能。行政表达的语文弱势，业已成为民主建设的严重障碍。落后的语文水平，拖了政治改革的后腿。为此，重新恢复大学语文公共课的呼声，正在变得日益高涨。那些新闻发言人、官方新闻稿的写手，政府文件的起草者，有必要率先作大学语文的教育回炉，重修逻辑、语法和修辞课程。只要通过严格的测试，他们就能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官方叙事和公共言说。这种基础能力测试，应当被列入全体公务员的考核体系。毫无疑问，公务员在具备政治良知的同时，必须兼备基本的语文能力，据此讲述合格的故事，维系政府言论诚信的底线，而不至于被民众误解为拙劣的谎言机器。在意见社会，只有穿越这狭小的语文瓶颈，行政体系才会有自我进化的希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朱大可

　　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在美国无缘享受实况转播。不仅如此，许多重要比赛，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实况转播，要等十二个小时看录像重播。此事在美国似乎无关痛痒，却反映了商业化后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危机。

　　美国的商业产权非常严格。ＮＢＣ在1988年买断了奥运会的转播权，其他电视台报道奥运会比赛新闻时，连短镜头都不容许出现，只能播出记者传来的照片。ＮＢＣ拿着垄断权决定不实况转播，谁也就都看不到了。

　　这一事例非常形象的为我们演示了一个跨越两个时代的奥运会的商业价值。

　　要知道，ＮＢＣ签约买断转播权时，自以为垄断了一笔大买卖。那时世界还在冷战之中。而奥运会的人气，其实就是冷战抬起来的。苏美两大阵营你死我活，核武器足以毁灭对方。在核威慑下谁也不敢轻易动武，满腔敌意就全拿到奥运会上来发泄，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奥运会就不仅是体育比赛，而是赢天赢地的世纪大战、或国家战争，乃至一场比赛就导致万人空巷。但是，1980年西方国家和中國因为苏联侵略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四年后苏联东欧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作为报复。奥运会一时穷途末路。但是，1988年则是双方在汉城奥运会再次聚首的时刻，大戏又一次唱起来。ＮＢＣ这时出手买断转播权，不能说没有生意眼。

　　可惜，冷战很快结束，奥运会成了纯粹的体育比赛，失去了往日那种善恶决战的布景，味道失去不少。更糟糕的是，此时奥运会已经高度商业化。美国在竞技设施、训练技术、运动医学、体育市场等等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一头。结果，从苏联、日本的花样滑冰选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长跑运动员，到包括姚明在内的世界各国ＮＢＡ球星，平时全在美国训练并参加各种商业比赛。美国观众对这些人已经相当熟悉了。奥运会对美国观众而言，不过是把国内各种商业比赛中常见的面孔，按国家重新组合再比一次。这还有什么新鲜的呢？所以，ＮＢＣ的奥运会转播的收视率直线下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已经开始赔本，以后也不断挣扎。现在是否扭亏为盈，还不可知。

　　这也难怪ＮＢＣ不敢实况转播开幕式。因为美国东部时差和北京正好差十二个小时，实况转播只能在早晨上班时间。这当然没有收视率，所以要集中在晚上黄金时间播放录像，使观众集中些，广告效果好一些。但是，即使如此，这个黄金时间还会受到美国其他体育比赛的挑战。是否能赚钱，现在还很难说。

　　把体育当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旗，固然扭曲了奥运精神。但是，把体育当成买卖，完全商业化经营，也使奥运会丧失了往日的魅力。在商业体育时代，奥林匹克运动仍然是只迷途的羔羊。

　　作者:薛涌

　　公元2008年8月3日夜，“俄罗斯的良心”在莫斯科停止了跳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щын）——被当今俄罗斯媒体称之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于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寿终正寝，溘然长逝。

　　索尔仁尼琴是第二世界大战后，前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最伟大的作家。一生偃蹇困顿，几近失命。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作战英勇，奋不顾身”，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从一般士兵到炮兵连长，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业余时间，索尔仁尼琴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和对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入微观察，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有资料披露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俄共《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黨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之后，前苏联文坛揭露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当时的苏联通过众多文学作品，揭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红色恐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地狱般的黑暗生活的一角。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但好景不长，随着苏联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索尔仁尼琴已经完成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已无法在苏联国内发表。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苏联当局严厉指责。1968年，被秘密偷出苏联境外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手稿在西欧发表，引起了法、德、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广大读者的巨大反响。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不批准他前往领奖。1972年瑞典皇家学院派常务秘书前往苏联给他授奖，被苏联政府拒发入境签证。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长篇小说，深刻揭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红色恐怖下的苏联监狱与劳改营囚犯们地狱般生活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

　　1975年57岁的索尔仁尼琴定居美国后，创作出版了《红轮》等多部长篇巨著。

　　1991年布尔什维克一黨独大，極權加红色恐怖统治的苏联解体，经济濒临崩溃的俄罗斯，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现实窘迫。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前苏联，送走了暗无天日的極權统治。俄罗斯获得了新生。

　　1994年76岁的索尔仁尼琴及其全家，被时任俄国总统叶利钦“英雄般地隆重欢迎回到俄国首都莫斯科居住”。前俄国总统普京，曾催人泪下地赞美索尔仁尼琴说：“全世界人民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他的文学创作与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拜读和品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每每心如刀割，特别是品读他的《古拉格群岛》、《1914年8月》等以揭露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一黨坐大以及斯大林时期“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作品时，每每仰天长叹，愤懑无比，心中祈祷苍天，何不行暴风骤雨、雷霆万钧之能，劈死这些灭绝人性的人类公敌，人间有如此作贱同类的政治和政权，当时的苏联人民活的实在连畜生都不如。在拜读索尔仁尼琴数篇作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无数次的认真反思，但由于学识浅薄，百思不得理解，人文荟萃的俄罗斯，百年前对国家命运的抉择时，为什么到了白痴的地步？历史上的俄罗斯，虽经沙皇长期的奴役般统治，但在其广袤的国土上，人才辈出，特别是近代，像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 、契诃夫 果戈里、杜思妥耶夫斯基 音乐家彼得·柴科夫斯基、葛令卡、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舞蹈家乌兰诺娃，画家列维坦，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舞蹈家乌兰诺娃，科学家图波列夫、瓦维洛夫、巴普洛夫等。他们的杰出贡献使得近代俄罗斯文化优秀、科技进步、迅速成长为一个科学技术领先的现代工业国家。同时俄罗斯又紧邻人權宣言的发祥地法国，大量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到法国留学生活，广受法国大革命和近代人權思想的影响，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近代俄罗斯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甚至是多数民众，怎么会选择了布尔什维克这种崇赏暴力革命、極權与邪恶为一体的法西斯政黨来驾驶俄罗斯这条人类迄今最大的国家航船。以至于在近百年的極權红色恐怖统治中，俄罗斯大地上演了一幕一幕的犹如人间地狱般的现代吃人活话剧，广大的俄罗斯人民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思想和言论自由，甚至必须为朝不保夕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日夜担心、惊恐万状。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那个年代——人人谈之变色的极端国家恐怖机关。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精神财富、人文科技财富，民族自豪感等等，在无情的專政、逮捕、杀戮中消耗败坏殆尽，甚至到1991年前后，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几近崩溃。连莫斯科的居民因经济拮据都感到了1991年俄罗斯大地的冬天是如此的寒冷。同时我想，也正是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这种人类极端的社会政治生活，造就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使他在经历了红色恐怖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看到了人类本性中的无耻、贪梦和野心家的残暴、冷酷和无情，看到了“秉权者因权力无人看守和不受制约”而演化出的自以为“天命所授”、“舍我其谁”的自我陶醉和政治妖魔，看到了集權统治下的权力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敢；看到了人类本性中的懦弱、恐惧和明哲保身的丑陋，看到了一个被驯化和杀怕的人民逆来顺受的麻木和引颈就戳的无奈。索尔仁尼琴以“堂吉诃德”式的“忘死”精神对这些人间杀戮活话剧的忠实记录，血泪控诉，无情的鞭挞和谴责，在引起前苏联统治集团的政治惊恐和厌恶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个人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折磨——政治流放、牢狱之灾、开除国籍等等。但更引起了全世界“热爱政治民主，践行言论自由，崇尚思想多元，敬畏人權神圣”的国家及其人民对極權社会制度的坚决唾弃和对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崇敬。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并受到联邦德国、瑞士、瑞典、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定居邀请和访问邀请。俄罗斯推翻前苏联集權统治获得新生后，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像欢迎英雄般地隆重欢迎索尔仁尼琴及其全家回到俄国首都莫斯科居住”。原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索尔仁尼琴催人泪下地对高度评价，以及俄罗斯人民将索尔仁尼琴誉为“俄罗斯的良心”。是全人类对愚弄本国人民，实行獨裁统治，践踏民主自由的恐怖集团——原苏联布尔什维克黨恐怖野蛮统治的共同控诉和唾弃的最好见证。是全人类对原苏联布尔什维克黨恐怖野蛮统治集团覆灭的弹冠相庆。是全人类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能够表示的最真挚的最高敬意。

　　每当我读到法国文豪左拉(Emile Zole)在为魔鬼岛的囚犯义正辞严，奋笔写下“我控诉”(J’accuse)等文字的时候；每当我读到俄罗斯文学大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щын）用《古拉格群岛》、《1914年8月》等文字控诉極權统治的噩梦般罪行的时候，每当我看到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Pablo Casols)，在为自由民主原则声色俱厉，拒绝到任何有極權政权的地方去演奏的时候，我的心中倍感安慰。人类赖以生存这个地球，人类共同生息的这个世界毕竟还有敢于鄙视强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志士仁人，他们挺身而出、对质極權，使人类共同执守的普世正义和原则不至永远蒙羞；使人类普世公认的“人人生而平等”和“联合国两权公约”在地球上依然專制的苦难的角落不至于永远无法践行。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是对“颠沛流离”这一中國成语的最完美的诠释。苦难和对專制政权的抗争造就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您是俄罗斯的良心，您是全人类一切追求民主、尊重人權的人们的良心，不知道您的陵墓会不会安放在新圣女公墓的绿树青草之间，不知道您的墓碑会不会雕塑成手持利剑，反抗專制统治的俄罗斯民主和人權斗士，不知道您的墓碑上会不会镌刻着：俄罗斯的良心，伟大的自由民主战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щын）在此安息。

　　作者:呐喊

　　近来广电总局下了两个禁令，一个是禁播丰胸类，增高类等五类产品的电视购物广告。一个是在17-20点禁播境外动画片。这两条禁令真是无耻到极点！

　　首先，丰胸和增高这些产品为什么要使用电视购物作为宣传平台呢？因为这些产品从特性和购买习惯上需要长时间的说服，消费者需要比较深入的了解该产品的成分和功能后才可能做出购买决定。而15秒或者30秒的电视广告是很难达到介绍宣传效果的。

　　当然不能否认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电视购物的产品有夸大宣传，虚假宣传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电视购物的广告都有问题，所有电视购物的产品都不好。

　　现在好了，你广电总局一个通知，所有的都不让卖。那么请问一些真的有效果的产品，没有虚假宣传的产品，完全合法经营的公司，现在糟到了损失，谁来赔偿？广电总局吗？

　　这是政府部门给企业的一个什么信号？中國的行政处罚有连坐制度，一个类别里只要有几个产品犯法，其他产品一律赔葬。如果我是企业家我就会意识到，即使我合法经营，真实宣传一样会遭到行政部门在制度上的惩罚。换句话说我规规矩矩的在街上走，忽然有个警察冲出来要罚我款，理由是一旁有很多人闯红灯。

　　不晓得广电总局的领导们是不是得了梅毒，不看病不打针，直接挥剑自宫呢？

　　至于禁播动画片我就更看不懂了，所有外国动画片都是广电总局审核过才允许播放的。按道理来说在内容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内容上有问题就应该全面禁止播映。不过在黄金时段之外又可以播映，那么此次禁播就不是因为内容的考虑了。之外还有的一个解释就是扶植国产动画产业。

　　这个道理就更说不通了，国家的扶植哪些产业，应该首先采用经济手段，比如关税，补贴等等措施。要管也是产业厅管和你广电总局有什么相关。广电总局并不是直接管理国产动画的制作，顶多也就是国产动画的发行渠道之一罢了。

　　中國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不敢奢望在我们的国家各个市场能够有多么平等的竞争，至少我们国家应该有一些自由竞争的氛围吧！国外的动画片和国内的动画片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他们依靠自身的实力获得竞争的胜利有什么错？为什么要用强制的手段剥夺他们的竞争成果？如果觉得外国的动画片影响了国内行业的发展，可以提高进入壁垒啊，提高引进关税。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销售自由呢？使用经济限制，外国的动画片还有机会通过近一步提高产品质量获得占领市场的目的。现在这样限制自由竞争，就是告诉外国动画片你们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在中國市场成功。

　　我们的政府这样的工作，我们还想指望那些西方国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吗？还有，有的企业，电视台已经引进了国外动画片，有的观众已经在看进口动画片。你一禁，意味着观众失去了选择的权力、企业和电视台遭受了经济损失。请问这些损失是广电总局负责赔偿吗？

　　你一个政府部门，颁布了法令，让一些遵纪守法完全没有过错的人遭受了损失。你们需要承担责任吗？

　　电视购物节目出现了问题，是你们广电总局监督不当，你们应该承担责任，领导应该下台。而不是阉割疗法，让受你们管辖的企事业单位替你们承担损失。国产动画片卖不掉，是国产动画工作者无能！不能用全国观众的眼球和许多企业的利益来替动画产业者的无能买单。

　　广电总局是一个国家一级的行政机构，都能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我们中國的行政机构，还有多少个广电总局呢？谁又能知道？谁又在反抗。

　　作者:夜雨飘临

　　今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公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今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同上371页）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湖南老友”这一特殊身分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他的老乡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44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性格，以毛澤東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鲁迅如果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在北洋军阀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黨时期，据说他还遭到过浙江省黨部的通缉，但他至少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鲁迅所生活的1936年前的中國，和毛澤東统一宇内之后相比，真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写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鲁迅的时代，至少他还可以办《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什么黨或什么机构的恩准，因为这是他作为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那毕竟是储安平说的自由“多”还是“少”的时代。

　　1949年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公共空间一息尚存的时代，开始了一个不许批评、不能容许任何不同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对无产階級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國的未来，他有过朦胧的期待。朱、毛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身后21年，曾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主宰了整个大陆的命运之后，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不仅是鲁迅期望的巨大失望，也是对他当年期望的无情嘲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民族魂”，虽然毛澤東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毕竟鲁迅已死，可以成为领袖“打天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道具。假如他活着，在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毛澤東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臭老九而已，至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统战对象罢了。

　　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國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都迎刃而解。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

　　作者:傅国涌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长学习并接纳外来先进文明的国家。现代日本文明究其实是汉唐帝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复制品。一个处于蛮荒状态的草昧民族，就因为虚心学习接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跃升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过中國老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文化巨人。

　　日本民族在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不但能做到虚心诚恳全心全意。而且能很好的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尤其是融合本民族的文明优势，结果日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很多方面超越他的老师。

　　和日本民族相反，中华民族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深闭固拒妄自尊大，实在无法排拒时就采取“拿来主义”，摄取形式排泄内容；同时用“民族劣根性”对外来文明进行“筛选”，能够适应“中國特色”者才能“为我所用”。因此外来文明进入中國后大多变得不伦不类，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内赅。一个典型例子是自掘坟墓的满清政府在进入墓门的前一年为了缓解内外危机，仿效欧洲政府建立“责任内阁”，可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居然有九人来自“皇族”？

　　当“西方文明”不能按中國人的期望值解决中國的“传统问题”时，我们就很容易简单地把过错推到“西方文明”身上，丝毫也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引进的“西方文明”；而是“传统文明”的惯性作用，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

　　下面列举几条最具代表性的“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一、 性开放。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國性观念异常保守，“性”一度成为民众谈虎色变的话题。除了伟大领袖一人外，民众必须奉行“禁欲主义”，性行为机械化政治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性开放”理念被饥渴的国民以最大的热情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甚至于比西方走得更远更离谱。

　　下面几则众所周知的“西洋传闻”最能体现中國人对西方“性开放”的理解。

　　传闻一：美国女中学生在上学前，母亲总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

　　传闻二：美国夫妻不干涉对方的“性自由”，双方在外面都有一个或多个情人。丈夫回家撞见妻子和情人做爱，多半选择礼貌地退出来……

　　传闻三：美国的海滨浴场，男女全都一丝不挂……

　　中國的“极端女权主义者”甚至杜撰出这样一个版本：妻子出门时丈夫都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告诫她若遇上色狼千万不要反抗，因为“生命”比“贞操”更重要；但和色狼做爱时别忘了戴上“避孕套”，因为“生命”离不开“健康”……

　　如果美国人听到上述几则关于他们的“性开放传闻”，震惊程度应该不下于听到“911”恐怖袭击消息。传闻中的他们不是和动物没有任何分别吗？他们的“人性尊严”哪里去了？

　　我们对美国的“性开放”确然存在严重的误读。

　　首先美国的“性开放”只存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群体”；主流社会的“性观念”则远比我们保守，大众传媒和公共场所也远比我们“干净”。

　　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和多数人不能随意剥夺“少数群体”不触犯法律的爱好和行为。所以美国有专为部分追求性刺激的成年人开设的 “成人俱乐部”：“回归自然派”男女还可在远离公众的海滩一丝不挂裸浴：“好莱坞”影星也可追求“私生活丰富多彩”……但这些“性开放”把戏只限于“特定群体”和“特定区域”，美国的主流社会则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观。美国的公共场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传广告；我国的色情广告则满天飞，与性相关的影视宣传画和壮阳招贴从大街小巷一直贴到公共厕所。美国的电视也非常干净，连骂人的脏话都被删掉；可我每次旅行到一个县城，在大街上经常能听到录相厅传出的女人高潮时呻吟声。象纽约这样的海岸国际大都市，因为外来人口较多，外来文明占很大比重，性保守倾向还不十分明显；但在主要由美国本土人居住的内地中小城市，美国人则表现得象货真价实的“清教徒”。美国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与色情有关的场所都必须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远离教会、学校。既便如此，他们还时常遭受一些周边居民的抗议。相比之下，我国的色情业不但“丰富多彩”；而且不顾对青少年的影响。我国的星级酒店，小姐进进出出已经成为没有人会因此大惊小怪的正常景观，加之洗头房，洗脚房，卡拉ok，夜总会等诸多色情场所，堪称世界之冠……

　　当未成年中学生走在大街上，眼中看到宣传画上戴有挑逗性的性感女体和淫秽文字；耳中听到女人高潮人呻吟声，他能不想入非非吗？能不想到去引诱他的女同学吗？如果引诱达不到目的，能不想到实施“性暴力”吗？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直线上升，“性开放”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其次美国的婚姻家庭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滥情任性不负责任。美国人在计划结婚之前是有些随便；可一旦结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家庭始终摆在首位，连工作也得从属家庭，很少结了婚的人还会经常去娱乐场所和别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归泡吧。美国离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间大多能对配偶保持基本忠诚，尤其是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教养的绅士阶层更能以身作则。性绯闻不但令政务官吃不消，绅士若是沾上性绯闻也一样会失去社会的尊敬。

　　再次美国人讲求生命的尊严，甚至于把尊严看得大于生命。所以认定美国女人都会对强奸犯俯首听命是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的中國人才会相信的无稽之谈。前段时间看到一则网文，写手居然嘲讽一位为保贞操誓死不从歹徒强暴的烈女子，文后还有不少人附和？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性观念已“开放”到如此荒谬的地步！

　　二、 金钱选举。

　　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健全，总统和和行政区域一把手都是民主直选产生；各级议会也是全民公平普选产生。民选政府的第一职能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民众就会在下次选举中不投他的票或在任期内弹劾罢免他，得罪民众的政务官轻则丢官重则身败名裂。只有极少的傻瓜政务官才会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愚弄民众或以权谋私。美国的各级政府都是“民本政府”，绝大多数政务官都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在任期里能尽职尽责，极少腐败渎职现象，个别例外也能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美国选举制度的功劳。一个如此科学理性的选举体制，应该成为文明世界学习仿效的样板，可我们的多数国民却对美国的选举存在很大的误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就盲目给对方贴上“金钱选举”的标签。

　　国民之所以容易相信美国的选举是“金钱选举”，一是媒体的误导；二是从电视里看到总统候选人组成庞大的竞选班子一个州一个州去拉选票，没有大量的钱是不行的。在电视普及的时代，赢得选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黄金时间发表电视讲话。可占用大段电视黄金时间需要花很多钱……所以美国选举需要很多的钱铺路，没有钱在信息社会寸步难行。因此富人很容易用金钱操纵选举，只有富人才能决定选举结果，要么自己直接参加竞选；要么把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用金钱扶上台？

　　因为我们不了解美国的选举运作方式，所以很容易形成上面的错觉。美国的竞选机制早就设置了富人用金钱操纵选举的壁垒，在运作方式上使金钱的影响降到了尽可能低的限度。

　　美国选举确然要花很多的钱，但金钱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富人很难用金钱操纵选举。美国的竞选机制使穷人和富人拥有相对公平的竞选机会，富人在竞选时不但无法发挥金钱的优势，“富人身份”甚至会成为竞选的累赘。美国的历任总统除了肯尼迪一人外极少出身豪富阶层最能说明问题。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最能说明美国选举给穷人提供了均等竞选机会：总统选举制规定：对于没有经济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国会可以拔给他一笔可观的竞选经费，但很少有候选人愿意领用这笔竞选经费。一则那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竞选铺路候选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二则总统候选人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和人望，就能通过正规渠道筹集到必要的竞选经费。

　　也许有人会问，给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的富人难道不会提出相应的条件，待候选人当上总统后再利用手中职权维护并拓展他们的利益吗？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当选的虽然不是富人总统，可一样只能做富人在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一样是“金钱选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上述情况其实在美国很难发生，一是提供竞选经费的美国富人很少会提出“用公权作报偿”的条件，美国富人的情操智商毕竟和中國富人有很大的差别；二是就算个别富人提出那样的条件候选人也作出相应的承诺，当选总统在任期内也没有相应的权力履行自己的承诺。

　　美国总统在国内的行政经济活动受到司法机关、议会和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空间极为有限，以权谋私的机会很少。你别看小布什在国际上颐指气使、今天指责这个国家是邪恶轴心，那个国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胁军事打击北朝鲜，俨然成了地球的家长；但他在国内的权力小得可怜，他的任何行动、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批准，没有国会的授权他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当地民众直选的，在宪法框架内只对当对民众负责不对总统负责，总统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长官也降不了他们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亲信或插手政府采购和地方公共工程。美国总统可以把巴拿马总统抓到美国审判，可美国的一个普通市长就可以不买总统的帐。联合国50周年庆典时，纽约市长为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市长居然把克林顿总统邀请的客人阿拉法特“请”出了剧场，理由是阿乃“恐怖主义分子”，气得克林顿七窍生烟，但也只限于生气而己，对市长的决定他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

　　我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官的亲信在下级权力机关和大企业是“抢手货”。美国的情形则刚好相反，政务官的亲属在他的辖地常成为企业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因为你一旦任用政务官的亲属，你的公司企业就会成为公众和媒体质疑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就会暴露于无孔不入的监督之下，这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美国人一旦当选政务官后，他的亲属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受到“就业歧视”；还不能享有“完全公民权”，犯同样的错误要比普通人承受更重的处罚。小布什就曾因此深受其害，因为他拥有一个总统父亲，所以“二等公民”的感受格外强烈，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并一度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后来因为皈依基督教才在灵魂上获得新生。

　　在上述境况下，总统能利用公权为竞选捐助人谋求“私人利益”吗？

　　美国的总统竞选特别讲求“公平原则”，总统候选人无法利用金钱优势来破坏“公平原则”。美国政府和民主、共和两大黨都没有受控于自己的电视台和报刊，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政府和黨派无法利用职权来控制“话语权”。不但权力机构无法控制“话语权”，私营电视台也一样必须遵循话语上的“公平原则”。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用金钱买得某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发表电视讲话，该电视台必须在不另收一分钱的情况下让其他总统候选人在同一时间段发表同样长时间的电视讲话，否则该电视台就是违法。这一“公平原则”有效地防止了富人利用金钱优势垄断对公众的“话语权”，先声夺人谋求竞选的优势。

　　在保障必要竞选经费和“公平原则”下，你能说美国选举是“金钱选举”吗？

　　三、 个人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人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的内涵与中國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们是从字面上理解“个人主义”的，既“个人利益第一”？在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下，西人以“自我”为中心各自为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他人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西方“个人主义”的真正内涵与中國人的理解刚好相反，从本质上来说西方“个人主义”其实是“利他主义”。西方文明强调社会是由单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每个生命个体都不能被社会忽视，都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都应尊重他人这个利益实体的存在，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忽视甚至侵害他人利益。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只注重自身利益而无视他人利益，或者因为集体利益而践踏个人基本权益，这个社会就会陷于自相残害的利益冲突之中，最终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伤害。如果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不因集体利益践踏个人基本权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和諧统一在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之下，每个人的利益都会稳步增长……

　　因为西方文明讲求尊重个体，尊重他人利益，欧美国民特别注重“公德”。“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和“插队占道”等中國司空见惯的社会景观，在欧美国家很难看到。助人为乐也成为西人习以为常的美德。在英、美、德、法等国，人们在公众场合说得最多的话是“对不起”和“没关系”。一个人遇到不幸时，周围素不相识的国民都会给予真诚帮助……

　　西方“个人主义”的英文单词是“individualism”。我无法追究最早把individualism翻译成“个人主义”的那个中國人怀着何种动机？这个翻译显然是不准确的，不但不能表达individualism的真实意思，也极容易误导中國人的价值取向。问题是这一有意误导对外国人并无多大损害，主要受害者还是我们中國人自己。

　　四、 拜金主义。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人与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了。对金钱的追逐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致富经验”，自然把“挣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终极奋斗目标。当我们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造成社会道德普遍下滑，面临群体信仰危机和品格崩溃时，我们才发现“金钱”是一柄双刃剑，能成事也能坏事，奉行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利小弊大。新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义”的始作甬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才发现美、英、法等国金钱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西人对金钱的热情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我们先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拜金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又一悲剧性误读。

　　当成千上万的中國富翁不惜伤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敛巨额财富，肆意挥霍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时，越来越多的中國人知道：多数外国富翁把通过勤劳智慧挣来的正当财富回报社会，晚年把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或学校。前不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裸捐”最能说明问题，他把自己名下580亿美金的巨额财富悉数捐给慈善基金会，没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分钱的财富。众所周知比尔.盖茨创建了软件帝国，他的财富是凭借勤劳和超人智慧，掌握先进生产力挣来的合法收益；不象中國的多数超级富翁一样依靠“特权”和“投机”来聚敛非法财富。比尔.盖茨捐献合法财富与我国富翁挥霍并遗传非法财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我们和西方在金钱面前的态度反差。

　　当美国的多数富翁在晚年都争相把财富捐出来回报社会时，我们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信奉“拜金主义”吗？

　　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又自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难道不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吗？

　　和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專制国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托克维尔在他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时写道：“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專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这是因为在專制社会中，即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可是由于继续剥夺了大众参与社会的各种权利，从而将人的生存依然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所以对金钱的崇拜，在一个專制国家中，可能比一些民主国家表现的更为极端、强烈和不择手段。正是專制社会对权力的垄断，才无法使它的人民产生对生活更加丰富的情趣，因而他们在金钱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种极端。

　　…………

　　去年我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这篇杂文里，曾经说过我们的文明在继承和学习倾向上出了大问题，具体表现在容易吸收外来文明的垃圾和劣势；对外来文明的优势要么深闭固拒，要么令其沾染“中國特色”。

　　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闪亮部分应该是民主、宪政、法治、人權、廉洁政府、新闻自由、任人唯才、公平竞争等……这些先进的文明成果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掺和“中國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后变种成又苦又涩的“积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的选举，民主选举无疑是从西方学来的，可我们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选举“改革”成“走过场”的闹剧。当欧美文明国家公正公开“直选”各级行政一把手时；我们依然热衷于“暗箱作业”，预先圈定候选人，甚至于搞什么“铁定当选”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只有一个）？

　　我们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接纳了西洋文明的暗点。不但全盘吸收了对方的暗点；还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把暗点发扬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暗点莫于过“性开放”，我们不但学来了，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美国的离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们则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国的政务官在任期内不得有绯闻；我们的地方权力人物则热衷于“包二奶”。美国离婚自由但绝大多数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诚，我们的婚外恋则成为时尚，有条件者多想试一试……

　　当我们感到外来文明的“垃圾”供不应求时，我们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对外来文明进行有意识的“误读”和“加工”，给自己的文明暗点贴上外业文明的标签。明明自己信奉“金钱万能”，偏要说美国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明明自己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偏要把西方文明的“利他主义”误读为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

　　我们的文明向何处去？

　　天佑中华！

　　作者:熊飞骏

　　洋历2008年4月29日凌晨1是12分，柏杨先生去了，中华民族一把锋利的“文剑”悄然如鞘，收归黄泉。此世此间，或许再也没有了中國式的唐基可德，再也没有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也没有了“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跳梁小丑”。人生的路，辉煌也罢平淡也罢、坎坷也罢顺畅也罢，伟大也罢无耻也罢，柏杨先生，您“曲终人散，精彩谢幕”了。

　　知道柏杨先生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还在读大学，同学中热传一本叫《丑陋的中國人》的据说是来自台湾的禁书。抢到手中，在被窝里用电筒照明，一宵读完。之后，经夜未眠，忿满不已，心想“辱骂、鄙视、厌恶、恶心中國人者，大抵莫过于此吧。此狂叟耳，枉为中國人。私下腹诽：（彼时）台湾民主未开，專制犹在，竟能容此老贼？特别是”酱缸文化“、”酱缸蛆“一比更是深恶痛绝，绝难接受。随深恶之，但所写之事、之为、之人、之理，虽年少不更，但也隐隐觉得”似曾相识“，竟将自己的父母、亲人、老师和自己等拉进文章做一比较，以至造成”心中有鬼而不胜惶然“，几天不敢正眼看人。遂记下作者名字——柏杨。后走入社会，工作、生活、交往，结婚生子，亦随社会之波逐生活之流，蝇营狗苟的社会勾当，虚假奸巧的人际关系，耳洗目染，游刃与酱缸之中，台上说鬼话，台下鬼说话。总之是因心中几无如何做人之是非标准，所以得意也罢失意也罢，白驹过隙，恍然竟十年有余矣。有一天突然想起应该重读一下《丑陋的中國人》。于是借网络便利，不但又细读了柏杨先生的《丑》文，更大量收集研读了先生的其他文笔。掩书自思，惭愧之情不言自羞，感彼时年少，不喑世事，疑先生为”族贼“，真无知之徒尔。细想工作以来，十年人生路，无数现世剧，弄乖使假，尔虑我诈，勾心斗角的勾当，历历在目、不胜枚举，一如柏杨先生笔下的情景剧，一如中國人劣根性的刻薄表演，一如”酱缸文化“的冲天异味，我辈不是”酱缸蛆“？又是何物？

　　前些日子，闻柏杨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感慨，蠢蠢欲动，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示哀敬。但忽然汶川地震，心如刀割，月余来以泪洗面时不可记数。今稍有暇，拙笔拟文。

　　年轻时的柏杨先生按当下的说法，应属“愤青”一类，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19岁时，曾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还曾担任蒋经国时期文艺部队“中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表明，柏杨先生在青壮时，在思想观念和个人追求上，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世事难料，命运多舛，已经逐渐“崭露头角”的柏杨先生（已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任主编）。因1967年，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Man），每周五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上连载。其翻译文中用一段情节是：卜派（Popeye）父子流落到一个丰饶的小岛后“励精图治”，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纲领等，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情节，由于与当时的“蒋政权”偏安台湾的政治世像太过相似，被台当局解读为对蒋氏父子的讥讽，遂以“侮辱元首”和“通匪”罪名被判入狱。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更多的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这样的遭遇使人近半百的柏杨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彻底的、冷静的反思，让他产生了“四十年如一梦”的幻灭感。使他彻底屏弃了中國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奴才相的丑陋和糟粕，催生了他“为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的观念，奠定了他“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人生理念。出狱后，柏杨先生更加关心社会、时政，深刻反思中國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毒孽和中國人人性中的丑陋。先生笔耕不倦，孜孜以求，我等后辈才有了能够在今世拜读到《丑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纲》、《白话资治通鉴》等让中國人象打翻了五味瓶似的惊世之作，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达千万余言。

　　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先生：“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柏杨先生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著述等身，一生中留下数千万的文字；有人说，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人權与平等的考量。斯言不谬！

　　但最是感佩的还是柏杨先生的“酱缸论”。

　　中國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产生了“酱缸文化”的社会和“酱缸蛆”的人，柏杨先生道：“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國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柏杨先生详细分析酱缸的构成至少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 而且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中國人民和民族，渐渐沾染上“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 ’，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以致中國人渐渐染成了这“酱缸蛆”后方能“有滋有味”的活命。这酱缸的“病源”——是中國推崇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被柏杨戏称为“吃冷猪肉”的“圣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做官”成了中國文化成分中最具诱惑力和最为扇情的原动力，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摆脱“劳力者”的被治而蝶变为“劳心者”的治人。正是中國传统文化崇拜权力，追求升官发财，以致千百年来中國知识分子始终沦落为依附“官家”和“权力”的帮凶和奴才，进而能够“化淫棍为圣明”，因为“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不信？柏杨先生有证：“请看《礼记》内则原文：”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这通过“知识分子”这一礼记，皇帝老儿乱搞就成了周公之礼。天下之女“依法”均可被其乱搞且求之不得。《红楼梦》上贾元春女士不过皇帝老儿怀里一个娼妓罢啦，可是你瞧瞧她家的荣耀和感激入骨之状，真使人打呃。

　　为什么中國将相人物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乎哉，这跟对权势疯狂的崇拜有关。（历代将相人物可是中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中國从古代到近代，云云几亿到近现代十亿之众，对哲学的思辩、对科学的发明，对自然的发现，真的是乏善可陈.盖因中國文化的骨子里不包含哲学、不包含自然科学。只包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包含“读书做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包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崇拜、依附、媚奴权力的变态的酱缸文化理念。中國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几近灭国，皆是因此所误。

　　柏杨对中國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且看他的一些论断语录：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國人对权势这么疯狂，和这么深入骨髓。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为什么中國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这些一针见血的话，至今读起来仍振聋发聩，直觉如芒刺在背。

　　祭奠柏杨先生，重读先生言论，也让我静下心来，深刻反思了一番“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痛失近十万同胞手足的哭泣和悲戚中，隐忍了许久的心中的不解和不爽。似乎理出了一点点为什么在13亿中國人人性觉醒，举国哀痛、奋力救灾的大环境下，先是有各路媒体的“皇民式，太监式”的令人苦笑不得的惯性报道方式，然后是无耻文痞们的“成仙论”“幸福论”等等的百般阿谀奴语。再后是灾后“英雄”辈出的团队及其“表演”或叫“讲演” 种种世象丑态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心中恍然如梦，凄然成泪。不耻自拙拼一小诗，但为文祭柏杨。

　　先生警言尚犹在，

　　人间“文剑”已归天。

　　中國痛失诤言人，

　　敢有歌吟动地哀。

　　打破“酱缸文化”、不做“酱缸蛆”。21世纪的中國知识分子任重道远，21世纪的中國任重道远。柏杨先生一路好走。

　　最后录先生的一篇“自像诗”结束此文。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作者:呐喊

　　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陋”——浅薄而丑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稍有一点点理性的中國人都会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國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國近现代的历史，中國的现状，全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决不是任何人们的“愤”（愤老、愤少、愤青），并更加上多么动情的美化、歌颂即能“混”得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加强我们自己反思的力度，真正深透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中造成“浅陋”的诸多极为有害的传统因素，真正以合乎真理、真实、真诚三大文明原则的方式，去深深地问一问自己：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什么如此“浅陋”——浅薄而丑陋？

　　前面我的文章，曾多次谈到，中國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产生不了自己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思想理论家，而惟一能够不断地涌现的，却只是大量无知、无学、无能、无用、无耻的拷贝孔丘及其儒家“思想”的“骗子”和“白痴”。少量真正可能的“天才”，在中國的这块土地上，绝对只有死路一条。其中极少的人们即使可能成为历史中的漏网之“鱼”，让他们在帝王将相之外，或“正史”之外“青史留名”，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充当一个命运悲惨的文艺家，例如在中國历代艰难浮现的某些杰出的诗人——时代的悲鸣者，也包括创作出了极少量古典巨著的文学家——绝望的悲号者。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对中國所谓“四大名著”的评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其实全都是中國人绝望中的呼声，是中國人的“四大绝望”之著，是对中國文化和文明历史的巨大“绝望”的伟大的文学记录。至于它们为什么是“绝望”的“记录”，网友们如果好奇，不妨回过头去翻阅我过去博客的文章。

　　近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鉴于中國儒家“文化”传统的始终如死一般强的顽固不化，在中國产生的就依然还是层出不穷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大量“半生不熟”的鹦鹉式的学者、专家、教授、博导，然而更多的，则还是依旧死抱着孔丘及其儒家浅薄而丑陋的衣钵紧紧不放的文人“骗子”和“白痴”。我真是怀疑，是否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國極權專制统治者的死硬地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都已经溶进了中國人的肉体血液，成了他们的代代相传的“生物基因”了。如果真是那样，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真就绝对地没有任何希望了。但从留学到西方的大量华裔来看，再从基本上是由华裔或中國人组成的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近代的变化来看，又更从长期以来曾受到过中國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希望，除非真是完全丧失了头脑的畜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有着自己头脑的“人”，我想，即使再长久的文化“传统”，竟会成为中國人的“生物基因”的情况，应该说还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永远都会有极少数顽固坚持愚昧传统至死的极死硬分子的存在，但这种人，我料定他们终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充其量不过是个顽固的复古主义的现代活标本而已。如果不信，就请试看今日之天下，有谁竟能阻挡得了正在越来越普传“人人平等”真理之光（人權、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等等的普世价值）的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大势？！

　　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我则更深信，即是中國的情况也已正在发生巨变。正是因此，我出版了两本具有不同问题指向的著作：《中國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应该说，这两本书都是我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其实已包括我今天文章的问题），但我透视这些问题的观点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新的逻辑方法、学说，无疑已更明晰，也更升华了。正是因此，当然更应该庆幸今天互联网络的自由和便利，所以我要尽量加速、全面、充分地表达我的观点，并把我的新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和学说，也尽快向广大的青年网友们宣讲出来，以便有利于加速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起来的步伐，这才真正是我终生矢志所希望达成的心愿。

　　要讲到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究竟应该是什么？

　　《圣经》中曾讲到，上帝在伊甸园里（为他自己）栽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实际上，这是在告诉人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实际上也应该为自己培植这两种树。与上帝不同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之树，培植的主动权却并不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尽管可以努力呵护自己的生命，但却没有能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充其量不过百年，虽然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人类“类”的生命，但毕竟任何个人的寿命，人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无限地延伸的。说白了，人类的生命之树的最终的奥秘还是在自然本身，或者说还是在上帝那里。但是关于智慧之树，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培植自己的智慧之树的主动权，基本上或主要的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这个自己不仅是个人自己，更包括社会共同体的自己）的手里。你想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么？虽然智慧之树的“根”依然还在自然或上帝的手中，但自然或上帝绝对没有像对待人们的寿命那样也要为人类乃至个人的智慧设限或封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想要让自己尽快地智慧起来，想要让自己的智慧之树尽可能地生长得高大起来，总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其智慧的永存，也是有可能的；其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主动权可以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一般来说，人类的生命之树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之树，而人类的智慧之树则既是客观自然之树（即是说，智慧的成长仍必须服从一定生命的客观规律），然而同时还更是主观相对理性之树和自由绝对悟性之树，而后面的两者，恰恰是包含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合作机制的共同体的运作之中的。在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己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真正有效的合作（自组织）的行为，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人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真正看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尤其是人类合作性的社会共同体自组织的能动性的价值。

　　下面，我们即从上述关于两种“树”的理解的意义上，来解释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呢？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即：人类在呵护自己的生命之树的同时，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民族等）还将通过自己和社会共同体的自组织的合作的努力，来共同培植个人自己和社会整体的智慧之树。人类为培植（个人的）这棵或（社会整体的）这些智慧之树所做（所言、所行、所思）的有关的一切，即是该个人和该社会（国家、民族等）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和文明。

　　由上面所述可见，无论文化或文明，它们实际上都主要与人类的智慧之树成长的状态有关，虽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智慧之树最初其实是为了捍卫生命之树成长的需要，而在生命之树的（身体）基础之上逐渐生长起来的；然而到了后来，人类智慧之树的生长发育反而更越来越变成了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的目标，甚至更成了人类生存的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本身。说到最后，人类的智慧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一般来说，文化更特指向个人，而文明更特指向社会整体；此外，文化和文明又其实是一个（个人或社会）整体的两面，文化是文明的现时的活动的状态，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整体历史的定态的总的合成。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更深入的讨论，我将放在以后的场合再继续进行，而下面，我们将接下去讨论中國文化和文明为什么浅（薄而丑）陋的问题。

　　上面谈到，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智慧之树。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其实就是人类智慧之树的高度、厚度和深度。上面更谈到，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事实上是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合作地（自组织地）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来检验我们中國人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全人类发现了多少真理呢？究竟为全人类发明了多少真实呢？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的真诚呢？令人非常痛苦的是，除了第二项，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一项和第三项上，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等于负值：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另一个则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完全没有（纯粹逻辑的）真诚，甚至却拥有反真诚（两千多年来，中國基本上是一个把说谎、装假、行诈即当作某种特别的处世能耐——计谋来看待的国度，所以在中國，人们是不会因为自己说了谎、装了假、行了诈而自我感觉到羞耻的，因为这正是孔丘及其儒家为了“亲亲、尊尊、长长”的需要而一直所提倡的）。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们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基本上是分别由它们所发现的先验的、客观的、抽象的真理（物质的、生命的、智慧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的高度，它们所发明的经验的、相对的、具象的真实（工具、方法、程序、技术等等）的厚度和它们所创造的超验的、自由的、意象的真诚的（情感的和思维的纯粹逻辑的）深度来决定的。

　　我们中國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如果用已经发现的真理来衡量，基本上等于零，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换言之，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浅薄”，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任何“真理”的发现，因而也就完全地缺乏任何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高度。我们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深度，如果用已经创造的真诚来衡量，也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还可能是负值，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换言之，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道德的“真诚”。而中國文化和文明的高度的“浅薄”再加上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深度的“丑陋”，它们更在一起严重地压缩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真实的“厚度”。这就是我对中國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符合客观（逻辑规律的）理性判断的总的结算。

　　这笔账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显然首先即应该算在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極權專制统治者们的头上，然而他们所利用的是什么“思想”和“文化”的工具来进行他们的实际上的统治呢？他们利用的几乎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工具。通过我前面大量的文章对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揭露，显然可见，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真理可言，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诚可言。孔孟的“天命”、汉儒的“天道”、宋明儒的“天理”、近现代“新儒家”们的“天心”、“天性”，它们讲的是“真理”吗？根本就不是真理，而反而更是极其无耻的反真理——反“人人平等”的伟大真理。当历代儒家们把孔丘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等儒家的信条永远地奉为自己做人的圭臬之时，他们能够具有在社会中做人的真诚（情感）吗？他们能够拥有纯粹的符合逻辑的思维吗？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事实上在两千多年之中，明显彻底地埋葬了中國人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明显彻底地摧毁了中國人的智慧之树，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却居然还要继续利用它来“发展”未来中國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这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呢？当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地行骗。

　　正是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國人彻底的垄断，才造成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直到今天的事实上的“浅薄”和“丑陋”，这是铁板上钉钉，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國两千多年来“文化和文明”历史总结的最终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國人的愚昧、落后、贫困、虚弱，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國人人格上的“丑陋”和中國社会（政治）体制的“丑陋”——统治者永远的極權專制、骄奢淫逸、狂傲、蛮横和毫不讲理，被统治者永远的孤苦无告、贫贱柔弱、奴性、无知和同样的不知道如何讲理，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才会让于丹女士、余秋雨先生、金庸先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当今中國的“文化”之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请你们冷静仔细地想一想，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到底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呢？它们有真理吗？它们有真实吗？它们有真诚吗？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再也不能如此地继续“浅薄”和“丑陋”下去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这是五四运动思想的先驱早就非常正确地发出的“呐喊”，这家“店”已经在中國兴旺发达了整整两千多年了，而中國人的文化和文明也整整“浅薄”和“丑陋”了两千多年。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用自己的脑袋去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还要把这早就该死的“孔家店”继续开下去吗？我们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脑袋啊？

　　作者网站：www.liming1944.com

　　作者:黎鸣

　　《功夫熊猫》和梦工厂此前大获成功的3D动画《史莱克》走的是同一条路子，核心故事是传统的励志童话，但形式上故意颠覆传统：主角不仅长相上没有传统美德，性格上也有弱点成堆；通过善意的嘲笑与自嘲，这些弱点成为搞笑的题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这两部电影的主创人员都仔细研究了各自的传统文化。不过，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史莱克》恶搞起西方传统童话经典肆无忌惮，如果放在中國必然“伤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是《功夫熊猫》在得心应手的外表之下谨小慎微，恶搞的都是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充分照顾了动辄得咎的中國民意。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一部非常聪明的电影。

　　但是梦工厂还是没有逃过中國人的抵制：一个叫赵半狄的行为艺术家，和朋友跑到广电总局门口去拉了一个横幅，要求“《功夫熊猫》滚回去”，并在博客上发表了抵制檄文。几天后，他便宣告了抵制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成都各大影院暂停放映。这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这场抵制活动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几乎遭到一致的“抵制”，或大赞这部影片如何尊重中國文化，如何老少咸宜，或大骂赵半狄如何无理取闹，如何自我炒作，甚至挖出历史证明他本人才是恶搞熊猫的“元凶”；另一方面，广电总局却反应迅速，又是接见抗议者，又是暂停放映。从赵半狄的博客看，还有官员亲自给他打电话告知他的“胜利”。

　　要仔细想起来，还真是让人忍不住心里酸溜溜的：曾几何时，针对广电总局的抗议和批评有多少啊，什么时候广电总局这么和蔼亲切、平易近人过？什么时候这么当机立断、“从善如流”过？

　　大家纷纷骂赵半狄，其实目标并不十分准确。争论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赞同大多数反对他的意见，但是倘若因此就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发言，那就错了。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也有胡言乱语的权利。胡言乱语流落民间，要么是不被理会，要么是公平讨论。在这件事情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言论是如何影响公权力的，公权力的决策程序到底是怎样启动的，又是怎样运行的？

　　再一分析就更有意思：从广电总局的利益看，其实它也应该觉得赵半狄是捣乱才对。这也正是大多媒体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赵氏而力挺熊猫的一个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广电总局为什么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还冒着违背民意的风险？点破机关其实并不困难。赵半狄的抵制檄文虽然逻辑混乱，但是他知道怎样点中官场的穴位，文中充满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敏感词”：莎朗·斯通，斯皮尔伯格，等等，等等，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有一些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人提到，也可以宣布代表十三亿人，足以吓得一些官员手忙脚乱。

　　如果靠一些敏感词来决定行政作为，那就可能导致如此荒唐的结果；只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评估机制，来决定各种不同的抗议应该分别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那才是一种社会的常态。

　　作者: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