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这次政府终于在08年危机重重之下，甩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手”4万亿”的救市投资。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压力，面对着急增的失业人口，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加剧。从事态的发展来看，政府表现有点措手不及。因此溫总理也发了狠话：这次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快”和“重”摆在前面，“准”和“实”摆在其次。从中可看出政府危机心理。这些年来，我们习惯于听到这方面的空洞的政治述语。从江的“叁個代表”到胡的“八耻八荣”；从“中國GCD先进理论”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无不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我们人民大众一直被“强奸”着名义，而且还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今天，各种矛盾的积累，已经威胁到仲共的统治阶层，不知他们自身感觉到没有，反正，我是感觉到深深的寒意。中國现实告诉我们：“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现在是“经济问题”用“政治问题”解决的时侯。

　　看中國现状，中國人喜欢跟“风”，从政府到老百姓无不如此。昔日毛时代的“‘亩产十万斤’的浮夸风”；江时代的计划生育“三分钟”所用的龙卷风“；和李鵬领导的”普九风“。上个世纪90年代所展现的”鍅耣风“和”传销风“；以及现在的”炒楼风“和”炒股风“。上面这些”风“无不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天政府出手”4万亿“所带的风已席圈全国。真如体现温总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八个字上。光云南一省就计划有”三万亿“。从目前掌握数据来看：上海5000亿，吉林4000亿，海南2070亿，安徽3890亿，浙江3500亿，河北5889亿，江苏9500亿，河南1.2万亿，辽宁1.3万亿，重庆1.3万亿，广东2.3万亿……

　　不用我作加法运算，我八岁的儿子也会算出这是一个错误的算式。各省市的投资额的总和已远远大于“4万亿”。这不让想起毛时代的“浮夸风”，今天你说“亩产千斤”，明天我说“亩产万斤”，后天我说“亩产十万斤”。反正吹牛不打草稿，也不用犯法。反而把说真话的彭老总打入十八层地狱。可怕啊！今天各省吹起“集结号”。似乎对钱的来源不需要思考一样，只要说得越多，显示本省政府对救世决心越大。一言以蔽之，又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心理。让我不禁怀疑温总理的后八个字：“措施要准，工作要实”。我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國人，但历史的事实让我无法引到善意来。

　　从中央到省市，救市所反映的项目来看，固定资产的投资已占绝大部分。从07年的数据来看：07年固定资产的投资份额是55%，远远大于国际平均水平30%.看来明年远远大于这个比例。中國的真正问题是制造业投资环境持续恶化，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的增加及大众收入的减少，使得本国内需不足，仅占美国的一半。这方面郎咸平教授有大量文章在这方面的论述。建议大家多看一下他的文章。让我们知道中國经济问题出现在哪些方面。

　　为什么政府官员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有如此的热心，一方面能很快可以推高GDP，在短时间可以带来政绩；另一方面，这也是政府官员捞钱的最好土壤。从目前查出巨额的贪污犯来看，大多与这有此挂勾的。况且，中國没有查出的贪污犯到底有多少？我是没有答案，但绝对不是政府所说的极少数。今天，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数据：中國有7000万GCD，算七分之一在政府供职，各级政府应该有一千万人，按腐败人数50%的计算。（有人会不认同我这个数字，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保守数字，否则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得不到实施，必定有超过50%反对，这超过50%的官员绝对是有腐败行为，否则用什么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因此，中國至少有500万的蛀虫在蚕食着国家财产，如果我们用4万亿去除这个500万是多少？80万！如果这次贪官遮开贪婪的血盒大口，什么不用投资，每个贪官平均贪到80万，就把这4万亿瓜分掉。因此，大家想想，4万亿分享到我们老百姓能有多少？诸位到时拭目以待。如果，这4万亿除以13亿中國人是多少？3000左右！也就是说4万亿直接分下来，每人平均可得3000元左右。这里，我不过用这个数字让大家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不要指望政府出手多少钱的问题，再多钱也是我们平时每一个人累积下来的税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最重要这个钱是否到时能以乘法效应使中國财富在增加，人民手中只有真正有钱，这样社会才会稳定。

　　当然，每一个人的愿望都想这个“4万亿”的钱以乘法的效应在增值。愿望归愿望，如果投资的桥象广东省某市一样建成后很快就倒掉；投资的地铁象杭州一样很快塌陷；筹建的学校象“普九”所建一样遇到地震马上倒塌；投产工厂象三鹿奶业一样在奶投毒；投建机场象珠海一样修筑多年一直亏损着经营。那么这4万亿就可能会以减法的效应在逐渐消失，我这不是在危言耸听，前面的事实不得不让我在这方面去想。

　　社会财富的增值，主要来源第一次产业。我是一个出生农家子弟，我清楚农村的局面，每当我回到家乡，看到大面积荒无的土地，浪费的资源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土地的改革如果不走上私有，是不可能得到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但还是没有办法突破意识形态的框框。农民的积极性难以提高，使得大多农民长期投资意图非常少。

　　民营企业目前也在艰难度日，很多政府要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企业来承担。与国有企止相比，在政策少了很多优势。这些企业是我们打工者的基地，大部份老百姓的收入来源这里。现在很多难以为继，现“皮之不存，毛能焉否”？现大批失业者已面临生存威胁，更不要谈什么购买力来提高内需。

　　今天中國，目前用“4万亿”救市只能j是的行为。最重要寻找政治的突破，遏止社会大面积的腐败行为。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一个廉洁的政府，一个高效的政府。这样人民大众才能获得度出难关的信心。1948蒋经国先生为遏止国民黨的腐败“打老虎”，结局是功亏一溃。我希望中央政府在这次救市的大动作下，再有一个政治大动作，象这种口号式的说教是起不到任何效果。

　　我期待这次救市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奉劝那些正蚕食国家财产的败类，赶快停止贪婪血盒的大口，如果这次“4万亿”救市失败了，我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还能度日，那么，你们呢？

　　2008年12月1日佘开晓写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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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佘开晓

　　在电影《大话西游》中，唐僧对看守他的妖精做政治思想工作，导致两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妖先后自杀。唐僧说：“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所以说做妖就象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了，是人妖。”

　　当初不知道这段台词到底经典在哪里，现在我知道了。

　　有关燃油税的消息，早已经铺天盖地。作为一个长期呼吁以燃油税替代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等费用的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不仅央视记者这样问我，许多博友也在留言中表达这样的困惑。

　　我的回答是：“我想娶媳妇，有关部门却送来一个人妖。”从现在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有关部门弄出来的燃油税，绝非我苦苦呼吁的燃油税，尽管他们也许“有了仁慈的心”，但也充其量只能是口口（此处删去两字）。

　　不是吗？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所谓的燃油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点，实施燃油税费改革。我要说的是，发改委等部门闭门造车，做出来的燃油税根本不是公众期待中的燃油税，而是一个非人非妖的东西，按照唐僧的说法，就是人妖了（我可没有说有关部门也是人妖）。现在讲具体理由：

　　其一，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是附加收费，我查询了多个国家的燃油税，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把附加类的收费纳入到燃油税中（如果谁看到了请告诉我，我请他吃甜饼，并且，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本来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早就应该取消了，如今，却把它们趁燃油税出台之机，合法性、永久化，是典型的“借壳上市”。

　　以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为例。计价管［1998］1104号《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是这样表述公路客货运附加费的：“决定在清理整顿现行地方公路客货运输环节征收并用于公路建设方面各种收费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同时适当提高公路客运附加费征收标准，以切实增加公路建设有效投入。”

　　显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是“各种收费（包括乱收费）”的集合体，属于非人非妖的东西（我可没有说它是人妖）。

　　我们知道，我国的公路建设尤其高等级的公路建设，资金投入主要是政府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社会投入，而且，几乎全部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体现出来的是纯粹的经营性特点，而非公共產品的特点。说得再明白点，如果公路是收费的，就不应该征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就好比开饭店，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无论租或建饭店都是必须的投资，你弄个“饭店建设费”向消费者征收，每天不被人揍得遍体鳞伤绝对是万幸。机场建设费同样如此。既然如此，客货运附加费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都已经不复存在。

　　并且，根据规定，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作为公路建设基金，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的规定，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全额用于公路建设，并按照财政部《关于养路费及公路建设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通知》（财工字［1996］300号）规定执行。严禁征收单位坐收坐支；不准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修建楼堂馆所；不准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弥补征管单位经营亏损。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各项开支，精简人员，杜绝浪费，严禁挪用，确保公路建设资金的投入。

　　但是，负责对公路客货运费使用监管的是“各级财政、交通主管部门”，很难起到监督作用，再说了，以现有体制，莫说预算外资金（公路客货运费属预算外部分）的管理，就是预算内资金的管理何曾让公众放心过？

　　综上，如果出台燃油税，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必须取消，而不能纳入到燃油税中合法化和长久化。

　　其二，把“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点”作为实施燃油税费改革的前提，是有关部门在脱裤子放屁（这是只有达到人妖级别才会犯的错误），看起来是让利于民，实际上是大忽悠。

　　2004年8月18日国务院第6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9月13日国务院令第417号公布，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但是，在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其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经依法批准，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

　　显然， “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是法律早已经明确了的，收费的必须取消。即使是“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也必须符合“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条件，并且“经依法批准”，才“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

　　而我国的收费公路，主要就是指的一级公路，不对一级公路停止收费，而弄一个取消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收费作为出台燃油税的幌子——甚至还可能利用这一点提高燃油税税率，有关部门实在太有才了（我可没有说他们是人妖）。

　　其三，我国税种的设计，经常是重叠的，存在着重复征税。比如，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征物业税，但是，我们国家开征的土地增值税，课税的依据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增值额，也就是说，在征收该税种时，不仅要计算土地自然增值额，还要计算土地使用者个人开发所得的利润。这种征税方式与国际上通行的对土地和房屋合并征税非常接近，只是，我们所认为的土地价值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价值。说得明白点，物业税与土地增值税本身有重叠部分。另外，中國现在开征的房产税不仅跟国际上通行的以价值征物业税的做法相同，甚至连征收周期都与物业税的特征都相吻合。

　　现在回归正题。我国虽然没有开征燃油税，但带有燃油税部分特征的燃油消费税早就捷足先登。根据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重新修订发布的《消费税暂行条例》，在成品油消费税中，含铅汽油征收消费税0.28元/升，无铅汽油0.20元/升，柴油0.10元/升。看起来不多，但累加起来一年也2000多亿元。如果开征燃油税，就不能对燃油消费税装糊涂，必须取消它。

　　其四，国际油价在2008年7月11日达到每桶147.27美元的最高价后，就一路下跌，已经跌去100美元！注意，是100美元的跌幅！而那些在国际油价上涨时声泪俱下、声情并茂地向有关部门诉苦，要求提价的既得利益集团，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国际油价暴跌，我国油价基本维持高位，时间每拖延一天，就是数亿元的利润，简直比抢劫来得都容易！在这个节骨眼上，传出的所谓燃油税传闻，在客观上起了烟雾弹的作用，它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为维持高油价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此鬼魅的智慧，是人能想出来的吗？是妖能想出来的吗？那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处删去8字）

　　拨开迷雾，现在，最要紧的是降低油价！我国的油价早在2006年，实际上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同品质的包含燃油税的油价！而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國的30多倍（以2007年两国的人均GDP对比），一个中等美国家庭，包含燃油税的用油消耗，占其收入的1.5%，而我国，不包含燃油税的用油消费，占到中等家庭收入的1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在拉动内需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继续维持高油价，是在牺牲大局而照顾既得利益集团，这显然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论、叁個代表、八荣八耻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燃油税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节约，而非增加民众负担，更不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其五，与美国不同，在我国道路通行成本中，过路费、过桥费占相当大的比例，这部分费用不纳入到燃油税中，等于我们的燃油税并非国际上通行的燃油税，是不彻底的燃油税。如果不纳入也可以，但必须大幅度削减收费公路，将公路的公共產品特性还给人民，而不是打着公共產品之名行掠夺之实。美国用燃油税支持的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担了绝大多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全美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8000公里收费路段，事实上，美国的高速公路的英文名字就是Freeway（免费公路），如果燃油税与密密麻麻的收费公路共存，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区域间的物流成本，也加大了民众的负担。而且，我国的许多收费公路收取的费用，已经数倍于建设成本，仍然坚持收费，不还路于民。以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为例，国家审计署于2008年2月27日发布的2006年18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审计公告提到：由北京市交通局利用财政资金和部分银行贷款建设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从1993年开始收费。但在收费3年多后，机场高速被转为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同时重新核定30年收费期限。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这一金额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投资，审计署随后将其定性为“不合理，但不违法违规”。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典型的掠夺行为，像这类高速公路不停止违法的收费活动，人耶、妖耶、人妖耶？

　　其六，燃油税牵涉到民众的切身利益，无论黨中央还是相关法律，早就要求，信息公开、决策民主，而现在，几个有关部门，悄悄地聚在一起研究燃油税，就有关细节讨价还价，民众对细节一无所知，更无权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个如此重要的决策，有关部门竟然搞得像偷情一般，公众什么都不知道，以至于谣言四起，不明事实真相的人（满大街都是不明事实真相的人）囤积成品油，打算在燃油税出台后捞一把，出租车等群体，更是惶恐不安。燃油税在这样诡秘的背景下出台，会公正吗？会科学吗？

　　再回到唐僧的那句台词，“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那么，人妖是谁生的？有关部门可否毫不脸红地告诉我？

　　后记：最近，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不写燃油税。我其实一直打算写，但精力和时间不允许。书写完后，就几乎要累倒，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为了避免书中出现情绪化的宣泄，避免专业硬伤和对美国实际情况的误读，我请经济学家王福重（金融专业）、博士生导师曹建海（投资）、广元（美国，投资和实业）、周缨（美国，艺术）等近10位朋友通读全书，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仅王福重先生的建议，就达200多条，连极细微的不够全面和精确的表述、及情绪化的表述都一一列举出来，令我非常感动！同时，对事关美国部分的表述也更严谨一些。比如，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的一些还不起按揭的人不得不住进庇护所。此前我是引述国内媒体的说法，而根据周缨的建议统统改为“庇护所”。再加上出版社极其详细的建议，使得本书的修改和完善过程，又是一个创作过程。所以，时间一直非常忙碌。有些事情顾不上评论，亦请见谅。

　　另外，关于书名，出版社的朋友，看了我们的博友提出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他们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将书名改为《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副标题）——中國怎么办？（主标题）》，因为书是以利益分析法为分析主线，剖析原因并提出对策的，以此为书名，他们认为更切合书的内容，也更符合博友们的建议。出版社同时要求我再补充两个章节，对企业和个人在次债危机时的投资选择作出具体建议。关于印量，出版社已决定首印1万2千本。

　　关于我不授予出版社海外版权问题，有几位非常亲近的朋友对我提出批评，认为这是狭隘的民族情绪，会制约我的思路。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我其实一直在竭力避免这一点，我请王福重等几位朋友帮助全文审阅书稿，也在避免这一点。生于这片土地，很多东西是植根于灵魂的。我会努力做到理性，抛砖引玉，促使大家深入思考，而不是肤浅的宣泄——这种宣泄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书不仅应该可读性强，更应该扎实理性，有学术价值。我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人身上都有很多毛病，需要一点点改正。我幸运的是，我有多位直言不讳的朋友，给我亲人才会给予的批评和建议，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并改正，感恩之情深怀于心！书出来我会请这些朋友聚一次（不吃甜饼）。

　　我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祝愿各位朋友和家人永远健康！平安！快乐！——暖之

　　于2008年11月25日

　　作者:时寒冰

　　国务院抛出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后，中國的“摇尾系统”吹响了集结号。一周之内，各地大员抛出大规模投资项目：上海5000亿，吉林4000亿，海南2070亿，安徽3890亿，浙江3500亿，河北5889亿，江苏9500亿，河南1.2万亿，辽宁1.3万亿，重庆1.3万亿，广东2.3万亿……

　　一点名词解释。“摇尾系统”来自柏杨历史，指跟在皇帝或权臣后面，用“忠诚”换取利益的官僚集团。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投资项目都能得到批准，最终能不能拿到中央政府的资金还要看能不能“跑部钱进”。拿不到央资，项目就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没钱。房地产市场，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正在枯萎，而且形势的严重性已经让它们纷纷先斩后奏，开始绝望地营救楼市。

　　地方政府提出的项目有多少是真正能够改善民生，提振内需的呢？国务院提出的十项措施（“国十条”）其实有一些好的东西，或者说一些欠中國人民已久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条，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条，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第五条，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第六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是从已经披露的信息里面，我能看到的很少。上海的项目以公路和工业园为主；浙江省的项目以铁路为主；山东以铁路能源制造业为主；重庆以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

　　当然，项目的审批权在发改委手里。发改委就是“跑部钱进”的“部”，其所在的北京三里河，宾馆酒店已经全部爆满。一场盛况空前的万官“跑部”运动业已展开。在各各都“很好很强大”的千万个项目里，发改委有没有能力选择合适的呢？我很怀疑。为什么？在中國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里能做到这一点，苏联恐怕也不会倒。发改委有没有来自上峰的压力去选择合适的呢？没有。因为溫家寶大人已经发话了，这次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快”和“重”摆在前面，“准”和“实”摆在其次。又快又重，就不可能又准又实。

　　“摇尾系统”如此用力地响应，温大人一定感到欣慰。但是如果温大人真的为天下民生着想，他也应该感到一丝忧虑和悲凉。忧虑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投资大跃进给中國带来的恐怕只有浪费和更加严重的腐败。悲凉的是，当他呼吁提高农民收入，关心环境保护的时候，“摇尾系统”从来没有这么热血沸腾。

　　“摇尾系统”并不弱小，温大人小心被尾所摇！

　　写于2008-11-21

　　作者:啄木

　　没有草根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历史总是这样的无稽，很多时候我们嘲笑晋惠帝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也同样遭受那个时代的待遇。发改委又出重大政策了：明年要给国民加薪。看到这个新闻，我笑了，在这个国家生活这么久，了解又一次盘剥牲口的阳谋出台了。大概是拿破仑猪觉得下面的动物吃饱喝足了，内心蠢蠢欲动，妨碍了它英明伟大的统治，于是出台一出阳谋，既显示自己的英明伟大，又让牲口们被生活逼迫得失去尊严，匍匐在它的脚下。

　　2008年上半年，拿破仑猪统计我们的人均薪水上涨了18%，90%的网民声称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来才发现公务员加薪挟裹了大家一起过了一把薪水直升的瘾。2009年，发改委声言要给全国人民加薪，据我所知在深圳这样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大多数企业都准备过冬的时候，减薪，节减成本，开源节流成为主流的时候，晋惠帝告诉我们，他准备给我们加薪，促进消费。晋惠帝从来没有给我发薪水，相反，我的1/3以上的薪水通过消费税等落入他（国家）的荷包。据统计局预言，这几年“我国”税收收入还会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机会为晋惠帝的奢侈贡献自己血汗。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读《阿房宫赋》，仿佛在照镜子，看我们这个强大的秦国发展轨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历史总是一遍一遍地重演，或者不久之后有人会为我们这个国家那些宏伟的建筑写下同样的词藻。当广大的农民工在昔日最忙的季节开始返乡的时候，没有人统计他们的失业状况。2009年，当然也没有人会给他们加薪。他们是处于这个国家最底层最弱势却是最为庞大的阶层，没有人关注他们的就业状况，他们从来没有在国家的统计数据里就业，何谈失业！当深圳提前出现退社保潮的时候，我们的精英人士给出小贴士：退保是不明智之举。当社保不能在这个国家流动，靠气力吃饭的农民工不退保难道将来在深圳买过万元每米的房子养老？当我们的院士呼吁征收呼吸税的时候，我不清楚他是那国的精英，估计在国务院特供食品的精心滋润下，脑袋已经变异到火星了，以为中國已经生活在22世纪。

　　曾经看过一个黑色幽默：我有10平米的居住面积，我的邻居有90平米，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后来我仍然只有10平米居住面积，邻居有190平米居住面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成为100平米，社会大大地进步了。现在那些最弱势（30年的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的阶层已经没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力了，他们的收入从100块降低到0，而我们的特权阶层会严格按发改委的指示从900块涨到1200块，相信明年的统计数据出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又上涨20%.加薪之后，由于货币供应出现大规模增长，首先出现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基本生活用品市场的萎缩，按照经济规律，资本会向奢侈品制造转移，基本生活水准会进一步下降，农民工和中國大多数的所谓白领好容易用几年血汗换来的积蓄双重贬值，这或者就是最新有中國特色的幽默。

　　没有草根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晋惠帝说这些话的时候，曾经一统三国的晋国陷入八王之乱，最后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而我在这个时代看到同样的征倪，当城乡差距按2002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说法已经达到1比6的时候，当听故乡的母亲说今年的种庄稼由于高成本而普遍折本，当众多农民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机会纷纷返乡，而且由于短期内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不可能再接纳如此之众的劳动大军，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当我们伟大的发改委又下一剂猛药的时候，相信我们又会重演一遍历史了。

　　作者:二当家

　　在全球经济黑云压城之际，本月上旬国务院公布了四万亿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大内需方案。在我看来，这个方案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对刺激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实质性的帮助。不过就拉动内需而言，它还可以更加直接和有力。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定义，一个国家的GDP由四部分构成：消费（C）、企业和个人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X-M）。在欧美实体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的今天，指望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好比指望谢亚龙带领中國足球走向辉煌。政府支出虽然可以立竿见影，但它往往会向某些领域（如可能对环境带来较大伤害的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对经济的刺激不够均衡；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大幅提高的时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滋生更多的腐败。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到拉动消费和企业及个人投资上。换句话说，C和I比G更重要。而在这两者中，消费者敢于消费是投资人敢于投资的信心来源。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即便是那些面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最终都是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给消费者带来价值。如果没有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的坚强支撑，在商业理性的驱动下投资人的投资心态和投资行为势必会趋于保守。

　　所以我认为，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大洋彼岸坏消息层出不穷的今天，帮助中國广大的消费者树立信心、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拉动内需的关键在于拉动消费，居民消费是效率最高、损耗最低的GDP引擎。

　　拉动消费，其实无非就是试图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这两条曲线来影响它们的交点。影响供给曲线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的供给成本，让它们觉得降价销售仍然有利可图；影响需求曲线的核心在于诱导消费者在花钱的时候觉得物有所值，同时相信自己兜里有钱。

　　具体来说，能够影响供给曲线的举措包括：

　　1.      对企业减免税收

　　2.      降低土地成本

　　3.      下调贷款利率

　　4.      实施更加宽松的投资审批政策

　　5.      支持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6.      鼓励产业整合

　　能够影响需求曲线的举措包括：

　　1.      增加公务员工资

　　2.      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和提高个税起征点

　　3.      下调存款利率

　　4.      依靠平准基金振兴股市，增强人们对于市场前景的信心

　　5.      对有偿贷能力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否则次贷危机的悲剧有可能在中國重演）购房、购车者提供更多的贷款支持

　　6.      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行业

　　7.      大力发展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体系，鼓励高校设立全额奖学金制度。

　　拉动内需的核心在于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的核心在于树立消费者和企业决策者对于未来的信心。在今天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让中國消费者树立信心、敢于把自己兜里的钱花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政府有关方面的得力举措，也需要媒体的积极配合。我们应该相信，虽然冬天可能寒冷而漫长，但天终究塌不下来。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有雨过天晴、拨云见日的时候，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在过去二十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已经拥有一定体量的中國经济很有可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火车头，而我们中國13亿的消费者正是这个火车头的强大引擎。

　　当然，只靠我们消费者多吃两顿饭、多揉两次脚或者多看两场电影解决不了GDP的大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逐渐帮助消费者恢复在房地产、汽车、教育、旅游等领域进行大宗消费的愿望，提高他们消费时的心理舒适程度。

　　来源：王冉的Blog

　　作者:王冉

　　樟木头是东莞下辖的一个经济强镇，曾以拥有中國第一家乡镇级的五星级酒店而名燥一时。众多登记为港资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和定居在这里的香港人，把这个南粤小镇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小香港”。今年下半年来的几条新闻，又把这个小镇推向了舆论前沿。一条是珠三角一带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倒闭；一条是房产新闻：香港人甩卖樟木头的房产，近一百平米的商品房，只卖9万元。

　　一百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一个平米（大概是12万）。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國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工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三十年前，冷战结束后，中國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國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普通的商品可以流动，可以进出口，所以价格总体是趋于一致的。而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是“不动产”，在正常情况下，则是当地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写照。这个处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华南大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的经济重镇，莞深、广深、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镇，号称“国家卫生镇”、“广东省文明村镇”和“中國麒麟之乡” ，怎么会一下子凋零到这个程度？

　　顾晓鸣老师在传习社的公益讲座上曾经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掠夺式发展和分享式发展的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结果。南美、北美的一个同样很边远很偏僻的地方，同时发现一个金矿。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美元一个月，工人们仅够填饱肚子，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这个金矿就废弃了，成为一个鬼城。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0美元一个月，工人有了消费力，金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小镇，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大家很自然得发展起来了其他产业，继续建设这个小镇，直到小镇成为了大家美仑美奂的家园。

　　东莞是谁的家园？知情人告诉你，这种地方一般有三种人，一种是港台老板，一种是内地来的打工者（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性工作者队伍），最后一种是那些福从天降、无所事事、坐吃地租的本地人。无边无际的工业厂房、打工棚之间，点缀着装模作样的花园式住宅和星级酒店。老板和打工者，都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当家园。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國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发展之于西方，是一种内生的现象，健康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尽量在在经济、社会、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实现平衡。所以中國人出国，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大都市，而是他们美如图画的各种中产階級社区和中小城市，还有农村。普通的劳动者，工作之余，打猎、钓鱼、上教堂、听音乐会、去图书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自己的家园。而我们这里，在这种荒不择路、先赚了钱再说、不管白猫黑猫的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下，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还能聚集到一定数量的中产階級，还能产生一点中产階級的生活方式外，多的却是这种迟早会榨掉最后一点使用价值，然后被无情地抛弃的樟木头式的城市。

　　其实，即使是这几个大城市，也在逐渐变成别人的家园。动辄上万、几万的房价，说明他们打开大门欢迎的是煤老板、铁矿石老板、港台老板、温州老板，而不是中产階級。当然，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和护照的隔阂，这些老板更倾向与选择的是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國的沿海大都市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将回拉得越来越大，在一个更大规模上复制樟木头现象：大城市成为车水马龙的五星级酒店，内地成为垃圾遍地的厂房和工棚，所谓“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樟木头的老板因为成本的低廉，像蝗虫一样集群而来，现在因为成本的提高，又像像蝗虫一样集群而去，留下一片焦黄干渴的大地。“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结果是中國社会阶层、地域、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否民主政体，未来都将面临一种极复杂、极棘手的局面。这一轮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留下来不仅是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最大是给中國未来政经改革埋下了难于估量的隐性成本。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之日，也许就是中國的权贵们又像蝗虫一种飞离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的时候？

　　我给我的加拿大、美国来的老板班同学们讲这个逻辑的时候，他们耸然而惊，多半也是怕这帮蝗虫降临，把他们的家园也变成樟木头式的地方吧。上帝给我们的本来也是青山绿水，我们把它变成黄土高坡，还扯着嗓子唱，“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来源：思维的乐趣BLOG

　　作者:肖知兴

　　半年多前，强调“稳健”，强调又好又快、好优于快；如今，重拳出击，抛出4万亿投资大馅饼，让本来就没冷却下来的发财狂们的狂野之心，骤然膨胀。

　　半年多前，决定要抑制投资过热，全国人大举手通过；如今，方向突变，出手空前，我们没有听到来自最高权力机构的任何声音，哪怕是象征性的。

　　在大洋彼岸，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全球经济的巨无霸，美国，在严峻的形势下，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经历了几张纸到几百张纸的变化。它的议会里辩论激烈，全国辩论激烈，总统频频向全国人民发表谈话，竞选总统双方频频发表见解，普通纳税人充满警惕地盯着他们的政府。引起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则成了过街老鼠。

　　在地球的这一端，弱智的官员和专家们却莫名其妙地，带着恶意、至少带着看客的心态看着忙忙碌碌的华府，有人甚至认定中國做老大的机会到了眼前。

　　狂妄和无知是孪生弟兄。五十多年前，一直处在灾难中的中國，就在“世界老大”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在战火硝烟还在飘荡的背景下，直接将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开向既不知己又无法知彼、没有尽头的未来。当局或者说某个人无视国家处境的凶险，中國就这样被绑在疯狂的行军中，民众则在沿途杀伐的血腥中耗尽了和平的梦想。

　　是改革开放让那辆战车停了下来。在当局打开一小扇窗户之后，中國人开始了“生活”。将让后人回看今天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在GDP高速增长连年的时候，国内左右两派都对改革开放作出了强烈的否定，有一种声音还直接将今天的中國称为“后改革时代”。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是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是階級分化严重。三十年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权贵集团，这个集团喊着比太平天国还动听的口号，脑袋里承袭着封建王公贵族“我们即国家”的意识，在最公的口号和最私的心驱使下，他们大口喝着国家人民的血。作为“肉食者”，居庙堂之上，他们并不以国家为他们的荣耀，他们喊着爱国主义，自己却“裸身”（为官为财）了。在全国，人们说最有权力的500个家庭统治着中國；在省、在市、在县，则可能存在着50个、10个、5个家庭控制一方的情况。同时，三十年艰难形成的中产階級已在这些最有权力的人操纵下，一夜消失了大半。中國新的階級分化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

　　二是以钱为核心，中國丧失了理想，中國的统治集团丧失了理想，全体中國人民丧失了理想。统治集团倾向于一种观点，那就是宣称自中山先生始，到延安时期“我黨”尊崇的，建政后历次宪法中明确表达的，当局签署因而应视为认同的联合国公约中明确体认的人类所有核心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连慈禧太后都认同的一些人类共识，他们都不承认。

　　三是中國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國经济象狼奔豕突的金钱怪兽，一路向前，检视自身，却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建筑包工头，除了几个钱什么也没有。

　　这三个问题综合起来，就是文明在退化，方向模糊，持续发展无从谈起。还是那句话：在不能向世界输出价值观念前，中國无法成为大国。或者说，中國是个经济大国，却是一个文化乞儿。

　　当局无力改变这些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当局将发展的结果大头窃为己有，然后用这个钱来做点三农工作，提出工业要开始反哺农业了。但是，恰逢危机，你在4万亿“大手笔”中，在各级已紧急着手的2000亿国债项目中，你会找到百分之几的钱投向农村了呢（大家可以在各地发改委网站上看国债申报项目）？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好”消息，温总说，农民可以增收1000亿，每个农民100元！100元，用林书记的话说，算个P啊！农民的未来，在权贵们看来，也只能算个P.温总又说了，有一个好的医改方案，没有宣传好。天知道好不好？做一点善事大喊大叫，执行起来还要大打折扣，百姓好象对医改没敢太期待，何况还是黑箱子里的方案而已。但愿出笼时，网友们不会说好个P.

　　再比如第二个问题，我们除了真理部念紧箍咒，还能听到什么？郭老师有理想，相当和平的理想，不久前还被人怀疑与我黨太近，现在都“进去”了。

　　至于第三个问题，就和危机有关了。为了让暴发户有点素质，前面说了，去年以来说了要压数量提质量，年初人大可是庄严表决了的。各地搞政绩顺带搞钱的头头脑脑和红色资本家们正抓狂呢，一场危机拯救了他们！而且，他们将采取的姿态可不象华尔街，虽然他们搞乱了中國的楼市，搞乱了中國的股市，搞乱了中國的经济，搞乱了中國人的头脑，他们的罪错甚华尔街百倍万倍，他们一直是趾高气昂的，何况这次，他们将是响应中央号召，拉动内需抗击风暴登陆中國的英雄！他们将无比风光地花这4万亿、6000亿美金，当然还有小小的2000亿国债。

　　回到本次“重拳出击”。在中國经济“地倾东南”已久的时候，当局作出过正确的然而显然迟滞的决定：开发大西北。在布局阶段已注定干着急的西北，几千个亿正如人们预想的，除了青藏铁路外，只落下了几个漂亮的城市和一批富起来的官员、红顶商人和红粉佳人。今次这4万亿，又将要制造出哪些以权为本富且裸的官、以钱为本贵且粗的商和以色为本富且势的女人？这是观察者共同的担忧。

　　环顾国内，急功近利不是冷下来而是持续升温、集聚在发改委衙门内外的各方，我没有看到素质的提升。那么，在短短的数月内要确定6000亿美元的投资，还要做到“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如何做到呢？这是观察者又一个共同的担忧。我所亲历的，是前些日子紧急申报2000亿国债资金项目。项目何来？来自各地发改委的“项目库”。其中有多少本来是被驳掉的，多少是压缩规模的，多少是将来才能老虎的，这次是统统“复活”，再加上二期、三期的名义，陡然增了规模！至于随后新编项目，多是草草编个项目简况，规模嘛，一言以蔽之：张开血盆大口，能张多大是多大！

　　我最担忧的，则是“政策”的出台过程。我不得不再说一遍“4000万亿，相当于6000亿美金”，本次金融海啸之后，美国之外最大的救市投入。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向，没有辩论，没有人大的一纸文书，儿戏？

　　在强调程序重要性若干年之后，“最高层”全然不顾“最高权力机构”有无尴尬，全然不顾刚刚举起过的“森林般的手”。

　　也许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也许是及时的。在无良和无知的官员和专家们的误导下，作为大国总理，溫家寶竟对来自彼岸的危机看得超级淡漠。也许他认真听了另一种声音；也许他知道，美国毕竟是这个世界的经济金融龙头，它可以容易地将危机的损失降到最小，或者直接说它会转嫁危机到全球经济体系。而所谓世界工厂的中國，因为融入并深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在这个时候高卧并做老大的千秋大梦，最后受损失最大的会是中國。所以他在各个场合发表的相关言论不断升温，直至冷不丁地出来一个6000亿。

　　但是，必须要说，这是一个恶的先例。哪怕它是正义的，正确的。我为此担忧，加上前面二种担忧，我就不得不质疑。

　　至于与那个刚刚还以为打了分家弟弟全世界也奈何不了、没有想到报应如此之快的、这个世界最不可理喻的俄罗斯合作的担忧，不是本文要叙述的。只是忽然又一次感到，一个至少是幅员人口方面大国的中國，她的命怎么这样苦呢？她为什么总让爱她的人们有无尽的担忧呢？

　　作者:英纳

　　本月九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实施十项经济项目，针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两年内的「额外开支」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天文数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对，也即是赞同了。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有相当复杂的，这里谈谈，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处。

　　首先要说的，是地球金融风暴之祸，单在金融那方面对中國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國有钱，花得起四万亿而还可考虑减税，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来要做的公共项目──主要是铁路与公路的兴建──早就算过而又有了工程设计的──提早及加速动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提早及加速是正着。

　　看来又是炎黄子孙的发明，没有拜老外为师。奇怪，三十年来，凡是中國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好了，赞完了，转谈一些复杂的问题吧。分点说较为清楚。

　　（一）中國二○○七的总国民收入是二十四万六千多亿，四万亿是百分之十六。分两年，每年的政府额外投资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为什么电视说会帮助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另一说一点八）。应该高一点吧。这类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决定，要看花的资金从何而来（中央出钱与发行债券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些分担目前尚未明确），要看失业的实际情况（工人回乡潮急升，不易估计），要看抽税是加还是减，要看物价的变动（通胀或通缩的速度），等等。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而时间上也有问号。

　　纵观现有的资料与目今的经济情况，我认为这庞大投资只促长国民收入增长率一点八是低估了。这也是说，如果今后两年中國的经济增长保八，那么没有四万亿这一着增长率有可能是负值，应验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见拙作《保零也艰难》）。不管怎样说，北京要尽可能分清楚额外四万亿的效应与没有这效应的经济状况，因为此「额外」也，是过渡性的，不能无止境的玩下去。继续下去会走上凯恩斯学派之路，惨过败家！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國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营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国三十年代时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这也是进口货，不吉不利也。是从香港进口的思维吧。五十多年前香港为了应付难民涌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后财政司彭励治悔不当初，找我谋求脱身之计。我建议把廉租房以廉价全部卖出，给住客优先购买权。彭老认为是妙着，但利益团体激烈反对，脱身无从也。廉租房问题多：分配谁可入住引起贪污；审查居民的收入转变吃力不讨好；维修保养麻烦兼头痛；加租必吵起来；治安不善，贩毒流行……我自己认为最不妥的，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与成长有不良影响──虽然我教过几位出自廉租房的学生很不错。

　　（三）这次推出的四万亿额外加速，广东省格外夸张，显示着中央上头知道广东是工业重灾区。然而，广东的一些主事者却全力维护新劳动法，说新开的工厂比倒闭的多不少，又说倒闭的应该倒闭云云。这些话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也。

　　（四）国内通缩之势已成，不利。这方面，北京出手四万亿，对通缩的治疗大吉大利。国际形势极为不妥，中國宁要通胀，切忌通缩。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项目，防止通缩比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高明。这是因为目前中國的货币制度有不少问题，而就是先进如美国，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出现问题无数。不是说以政府花钱或抽税是调控物价的上选方法，而是这次刚好有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这一次，用之有减除通缩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见通胀回升太急就减慢四万亿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万亿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从事。对房地产只有小助，因为出手四万亿只是过渡性，不会引起楼房购买潮。

　　（六）论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价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厂倒闭那么多，雇用劳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赶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这是五十多年前老师艾智仁指出的产出成本定律。我无从估计前者的成本下降与后者的成本上升哪边会胜出，但在这个时刻推出四万亿是难得一遇的合时决策。

　　（七）国内有一个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贪污（这定律可不是神州独有）。在管理与设计工程那方面，赶工肯定会增加问题。这些是中央上头的职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说两句。

　　（八）最头痛的问题——我要留到好意头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了无数的半生不死的私营（即民营）工厂的生存机会！对工业而言，新劳动法是「一剑霜寒四十州」，四万亿的政府工程是补加一剑︰私营工业的成本增加无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经济，新劳动法会顽固起来，挥之不去。但四万亿这一着多半会协助此新法的撤销。这是因为如果不撤销，在四万亿的推行下，工厂的倒闭潮会一浪接一浪地出现。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业的发展是他们的米饭班主。

　　（九）中國今天有钱，花四万亿等于两年内完成十四个北京奥运项目。刚好有足够应做的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國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饮水思源。他们今天有钱可花，在国际上吐气扬眉，主要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拼搏回来的结果︰血汗拼搏引进了外资，也把无数产品与高楼大厦制造及建立出来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说之不尽。这些令老人家肃然起敬的劳苦大众，因为人民币处理失当与新劳动法的左右，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整体来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明显地下降了。

　　少小时下象棋，喜欢走烈手炮。审时度势，北京选走烈手炮无可厚非。出手四万亿彷佛几着之后河头车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是搏杀格！可不是吗？四子归边，有需要时中炮既可进四，也可平六，左马跳单蹄，随时兵九进一。这样的棋风大有可观，但着着皆险，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作者:张五常

　　又有平准基金的消息出炉，像是与投资者开玩笑，市场人气低靡之时，倒是传言疯涨之日。

　　平准基金能起到效果吗？有机构说能。如国泰君安说，只要成立3000亿的平准基金，就可能见效。希望如此，不过果真相信这种话，你就会成为搏傻游戏里最后的接棒者。

　　我们需要多大规模的平准基金？按照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验，最高占当时股市总市值8.9%和前一年总成交额9.0%即可，而我国流通市值只有总市值的三分之一，目前成交额不到一年前的六分之一，预测3000亿左右即可，约占股市总市值和前一年总成交额的2.2%和1.58%.

　　正是这三分之一与六分之一透露了玄机。我国流通市值三分之一，只能说需要托底的还有低成本的三分之二，这些股份不流通并不说明威胁不存在，躲在幕后的威胁也是威胁。而六分之一，说明要恢复到原先的点位，平准基金必须补上六分之五的成交量。

　　平准基金还是先替下跌中石油和海通证券买单吧，其实质是替制度缺陷买单，如果不能担纲买单的冤大头，平准基金注定劳而无功。

　　平准基金要解决中石油H股估价过低与A股价差太大的的难题，否则A股不会有起色。11月5日，中石油上市一周年，损失市值5.4万亿元，下跌80%以上，套住所有投资者，拖累上证综指20几个百分点。中石油H股发行价1.27港元，A股发行价16.7元人民币，是H股的13倍，这还是承诺“低价”发行的结果。目前H股较A股折价50%，中石油的H股目前市价较A股折价50%，为了稳定股价，中石油接连采取回购战术，香港联交所的数据显示，10月24日至10月28日，中國石油在二级市场上一连回购了3800万股，耗资约8000万港元。截至10月28日，中國石油香港公司已回购约2.721亿股，约占已发行股本的5.617%，耗资至少达6亿港元。即便如此，也没能够稳定H股股价，A股价格当然不会有起色。而中國石油集团曾经在今年9月宣布将增持旗下子公司中國石油6000万股，当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外围硝烟并未散去，A股的主心骨没有稳住。

　　平准基金是不是要继续花6亿港币到香港市场去替中石油托市，效果如何笔者暂且存疑，这笔钱首先充当了H股股东的解放軍。

　　再说最近连累券商股一片惨淡的海通证券，这家券商有融资融券概念，有创新招牌，曾经与中信证券等一起成为券商股的上涨风向标，如今却成为看跌风向标。

　　海通证券的急跌再次印证了大小非能够谋杀股价这一事实。公开资料显示，海通证券最新流通股数为23385.92万股，而在11月和12月，海通证券将在年内增加35.18亿股，比现在的流通股数量增加15倍多。从本月21日起，海通证券流通股数量就将增加5.5倍。海通证券大跌之前，机构已经疯狂出货，50%左右改由散户持有，这在中國股市，就相当于判了某支股票的极刑。

　　11月6日海通证券12.86元的股价，相对于12月29日解禁的股改限售股份1元左右的成本，还存在巨大的赢利空间。导致的结果是每次反弹都成为投资者逃命机会，难道平准基金此时入市持有海通证券，填平巨大落差，稳定券商股？这难道不是充当了解救大小非的雷锋，以纳税人之钱慷大家之慨？再说，解救了海通证券大小非，那1.5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小非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到大小非与大小限增量，考虑到扭转H股市场的国有股，中國的平准基金需要的不止是3000亿，起码要30000万，才能略有效果。

　　又有人举出大宗交易本月急速下降的例子，来证明大小非不可怕，这就像监管部门引证中登公司的数据证明大小非具有政治觉悟一样可笑，投资市场讲的是风险与赢利，而大小非的风险是既定的常量，不因为一时的多减、少减而有什么区别。

　　笔者从来赞成救市，政策市当然需要政策来救，但笔者同样反对慷纳税人之慨，将平准基金喂入原本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狼嘴。要从大小非、大小限、全流通、上市流通比例、新股发行溢价等源头上来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作者:叶檀

　　一、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使得中國少生2亿多孩子，从理论上中國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而笔者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國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1].中國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國平均的2.04倍，是中國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國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國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國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多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老百姓家庭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的，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娱乐场所“盯上”，那么你就会血本无归。那么中國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國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國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國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國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國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國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4].

　　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國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國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國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國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國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國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國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仲共中央黨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國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國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國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國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國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國“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二、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计划生育既惯坏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

　　从上面分析可见，行政成本增高是中國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而为了刺激消费，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教育、医疗产业化， 房地产市场化。

　　中國行政成本成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國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國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國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國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就是中國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國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國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盯上”了。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财富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1].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中國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领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经济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就像水煮青蛙一样，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滞后感受，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要是占有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國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设计的，比如农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在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觉的苦难，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那么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包括住房的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劳动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候，这个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2/3的这部分工资。中國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住房商品化、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企业和政府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就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比如生产同样价值，中國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9倍，泰国的3倍），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在获取劳动力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将一个人置于强烈放射线下，绝大多数细胞发生畸变，整个人难道还会正常（会导致多器官癌变的）？主流家庭的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國的经济，无视家庭结构的因素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國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國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就是说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假如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如现在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不过增加1.3亿人口（最夸张估计不超过2.2亿），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最夸张估不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就业影响不大（并且，虽然全国总体劳动力并不短缺，单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劳动力），但是养育这1.3亿（2.2亿）人口减少妇女工作时间（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國女性劳动参与率罕见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这1.3亿（2.2亿）人口的本身消费又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消费理顺后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总体来说还能大大缓解现在就业压力，从物质上来说，现在养活13亿和养活14.3亿（15.2亿）没有太多差别，比如目前中國“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来源：光明观察 2006-7-19

　　作者:易富贤

　　每年都有自然意义上的冬天，这样的冬天不会在客观上带来群体事件多发，这不证自明，因为冬天只是四季之一，没有任何理论证明男女在此时容易闹事。我要说的是金融危机，这个冬天恐怕要持续很多年，在一年四季中它都存在。有些人幸灾乐祸地看到自由市场的中心美国以及欧洲爆发了金融风暴，那些像打了鸡血的社會主義优越论者和计划经济的崇奉者，以为中國能够独善其身，真是自欺到了极点。说句不雅的话，去了大势，还以为自己那话坚挺，全世界都疲软，就自己能够独享床笫之欢。其实连自慰的能力都没有了，却在那里加倍假喊高潮来了，实在可笑之至。毛时代天天喊“自力更生”，其实这“自力更生”有多少是打肿脸充胖子，有多少是让民众饿死的“自力更生”？这只需要把他们的政策和实际的死亡与受难人数，进行相关性的研究，就不难看出“自力更生”这种社會主義优越性的论调，建立在多么灭绝人性的基础上。唐山大地震不要外国的救助，封锁消息，强调自力更生，所带来的灾难，有多少不该死的人最终死了，这种不把人当作人看的制度有什么优越性？只要不把人当人看的制度，无论多么动听，都是反人类的。

　　毛时代闭关锁国，只和一些意识形态符合他黨派私利的国家建交，强调“自力更生”，表面看上去不需要世界，其实这里面的代价之大——因此而让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又因经济损失而使多少人直接或者间接死亡，知青下乡就是就业压力大而导致违背人權的政策——至今搞当代中國研究的人，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毛时代看起来能够自成一体，那是多少人的各种死亡所换来的。由于闭关锁国，五十至七十年代一系列违反人權的运动，得以用“关门打狗”的方式进行，使民众遭受自有历史以来的巨大灾难。别的且不说，单是在和平的、风调雨顺的1958年至1962年饿死的3600万人，就绝对是一项空前的作恶纪录。也就是说，那种依靠闭关锁国，或者自我幻想的“独善其身”的所谓聪明想法，其实是一种愚蠢。如果能够“独善其身”，那别人不早就“独善其身”了，还用得着你来“独享”吧，那种把别人当傻瓜似的暗自得意的聪明，其实是最大活宝而不自知。总是把靠别人想得多么傻，而因此建立了一种此前不曾有过的抗风险制度，能够逃过劫难，除了短时自我麻醉外，没有任何减少疼痛的现实作用。

　　说毛而及今，我要说的是，那种以为中國能够在今天独善其身的想法，实在是一种自我麻醉和意淫。中國经济的放缓是不容过多证明的事实，而放缓后人们的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层的生活品质将会大为降低。这种收入的大幅度减少，给中低收入阶层带来的不安、恐惧，以及对未来没有稳定预期，会大幅度增加。收入减少和恐惧增加，加上我们的政策许多时候都是政府部门拍脑袋的产物——谁同意他们投资四万亿，而投资这四万亿谁受益，这投资过程谁监督——这种拍脑袋的风气所带来的不稳定后果将相当严重。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的政策使实际应该得益的人真正获益，不是雪中送碳，反而是锦上添花，肥上加膘，这带来的后果甚于你不轻易投资。所以那种看投资四万亿，就像你看到一张画像，就来高潮，便开始讨论与他（她）结婚一样可笑。这四万亿的投资，其中包括加大基础建设，我觉得交通部和铁道部的贪官会受益，会增加几个干苦力的就业机会，至于路修好后有无物资运、运力是否充足，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怕亏损，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放宽贷款，看似有利于企业融资，使流动资金和投入再生产的资金不再匮乏，但这些表面上的良好愿望，暗藏着更加得意的黄雀。因为再放宽贷款，资金的稀缺、僧多粥少的残酷没有多少改变，这就会造成一方面银行的疯狂贷款，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多搞贷款，使得放贷部门成为新一轮腐败浪潮的开始。国有银行的烂摊子烂盖子，官方一直捂着，让其发臭，但稍有常识的都知道这里面已经臭不可闻，谁也不知道这种没有真正监督的银行，哪天洗白所有老百姓的血汗。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看得出四万亿的投资给中低层过金融危机的寒冬，帮助不大。我不是个毫无条件的民粹意义上的“底层正确论”者，但底层是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不稳，你塔尖想要稳，除非你们都是杂技表演团出身。当然你们政府官员当中许多人的确善于表演杂技，说鬼话大话套话假话官话一整套，你们确实也怀揣许多护照，你们确实厉害，狡兔三窟，你们确实已先期将子女送到民主国家去受资产階級的剥削与蹂躏去了，为到西方国家去爱中國（多么美好的爱国主义啊，原来欧美才是官员们最大的爱国主义基地），你们的子女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不要见四万亿投资出台就欢呼，就以为救星来了。没有救星，只有自救。不要去批评那些不着边际的人事和个人选择（如赵、巩之移民）。要批评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人事，特别是针对政府，这才是我们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四万亿出台，如果没有配套的措施，如果不能真正让中低收入的底层民众受益，那么群体事件的频发就是可以预期的事实。那种以为中國了不起，抗压能力一流的幻想趁早收起来，务实些再务实些，否则别人喝不了骨头汤，你也吃不了肉。

　　2008年11月13日8：56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先要澄清两件事。其一，有些言论把目前中國工业遇到的大困难，归咎于地球金融风暴。这风暴无疑带来杀伤力，但对中國来说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后的麻烦，而中國工业遇难是早上大半年开始明确的了。厂商们的看法很一致。风暴之前让他们亏蚀的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但关门主要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后者使他们从失望转到绝望去。厂商们的意识，是人民币升值及带来的损害很可能是过渡性的，北京上头知道他们的困境或会改过来。新劳动法则说得实牙实齿。大半年前港商听到北京派去的说出的一番话，纷纷感到大势去矣。

　　要分析及处理目前中國的经济困境，千万不要有混淆：人民币与新劳动法加起来是一回事，金融风暴是另一回事。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借口是严重的错失，因为二者的性质差别大，解救或处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计过前者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不说算了。这种估计要算得精确很困难，但大略的估计不难，也不会离谱，比较聪明而又有观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读者读到我批评新劳动法的文章，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真的执行，有等于无，何害之有哉？我知道执行有地区性的分别。北京与上海执行得相当紧，据说劳资双方打官司劳方的赢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区忙顾左右，劳方不吵起来不管。还有一些地方，有关干部对厂商们说最好大家不提新劳动法，或明或暗地教厂商们怎样避重就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要新劳动法存在，北京随时可以坚持此法的严厉执行，地方政府怎样打松章，投资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三项观察皆凶兆！一、厂房租金暴跌，空置厂房无数。二、工人的收入明显下降。三、几个月前我观察到而又写过的工人回乡潮，目前正在急升。这三项严重的不幸皆起于金融风暴之前好几个月。北京不要再等了。

　　复杂的问题要找简单的角度看；简单的问题要寻求复杂的一面。这是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让我分点解释一下吧。

　　（一）大约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绝对不是因为要维护或增加贸易顺差，而是当时中國的农转工发展得好，亚洲及一些落后之邦的发展也有看头，大家有着一个互相共存、一起发展的均衡点。人民币升值，中國对廉价劳力之邦的竞争是让赛，生活改进得头头是道的农民会受到打击。

　　（二）人民币升值不容易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弹性系数的关系我分析过了。没有那么明显的是人民币升值不会改进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少买了中國货，代之者是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國家的产品。目前中國出口的产品美国一般不会造，就是轮到美国投资墨西哥产出的，也不会轮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产品要不是先进就是档次高，人民币升值不会鼓励美国转到低档次的去：他们的最低工资是太高了。从另一个角度，这观点格林斯潘在任时也看到。他认为人民币要升值，不是为了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守不住。我不同意格老这点，因为币值有压力下降不容易守，有压力上升则容易，二者是不对称的。

　　（三）中國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不智，何况会惹来国际上的反对或政治攻击。解决这顺差的办法不是把人民币升值（弹性系数不协调会适得其反）。要减少中國的贸易顺差，最上选方法是废除中國的进口税。这肯定会增加美国及其它先进之邦的就业人数，皆大欢喜。北京没有这样做是不对的：进口税鼓励了冒牌货，鼓励了卖假药，既不能让炎黄子孙多享受一下国际名牌，也不能改善先进之邦对中國的不友善意识。虽然几个月前我推断过，一年后中國的贸易顺差会变为逆差（此见今天不改），取消进口税还是正着。这会舒缓外间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协助一下欧美目前面对的金融困境。是的，多购买他们的产品，远比借钱出去高明。

　　（四）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二十多年前与曾获诺奖的英国经济学者希克斯（John Hicks）相聚，论天下大势，他说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灾难扩散全球，主要是因为国际贸易大幅收缩。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国际贸易没有收缩，大萧条不会扩散。他给我的解释很有说服力。

　　不久前我说过，因为今天国际间再没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货币制，通缩是不会像昔日那样容易扩散的。问题是今天的情况，国际贸易也有收缩的迹象。这也是灾难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见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那么不管贸易收缩不收缩，今天是要设法扩张国际贸易的重要时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国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销关税。以扩大国际贸易的方法来协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币升值对中國工业的为祸，不限于升值本身带来的与发展中國家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有些厂商认为更重要──是中國还有外汇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这是说，因为有外汇管制，外商不容易购买人民币找数。中國的厂商逼着用作外贸交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明显，但有外汇管制，中國的厂商不容易在外汇市场以对冲合约来保护自己。再另一方面，几年来某些人士对人民币的上升速度看得相当准，在汇市炒作图利，使人民币兑美元的现货与期货的相当大的差额，持续了好几年。在上述的情况下，中國的出口厂商订价很困难。读者想想吧。工厂产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着的纯利约百分之十。人民币升值，一般没有专利的厂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尽量节省，纯利约百分之三至五。这小纯利会容易地给币值的变动或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差额废了。

　　（六）有汇管，加上央行用压制需求的方法来约束人民币升值，厂商们通过正规银行兑换与汇款有不少沙石（就是存在国内银行的外币，要提款也有限制）。这些沙石迫使厂商用地下钱庄来处理兑换及汇款事宜。问题是，地下钱庄是非法的，久不久受到政府封杀。这是做厂的另一项头痛问题。

　　读者须知，香港与国内的地下钱庄存在了数十年，早期甚至不到十年前，这些钱庄的存在主要是为赚黑市汇率的一小部分差价。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黑市汇率不再存在，地下钱庄赚的主要是靠运作效率比正规的银行高。要兑换人民币，银行有麻烦手续，钱庄半点麻烦也没有；汇款通过银行要几天，通过钱庄只几小时。我认为央行要好好地检讨一下。今天地下钱庄的存在不是因为有什么黑市汇价可赚，而是正规银行在运作的效率上斗不过钱庄。怎么可能呢？有同样的效率，没有谁会光顾在信誉上要打个折扣的钱庄。今天钱庄的存在显然是因为央行对银行的兑换、汇款、提款等管得太多。我明白地下兑换或汇款有时牵涉到客户的非法行为，撤销汇管会使之合法化。

　　（七）撤销外汇管制对中國的工业发展是重要的，而在目前工业因为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撤销是更为重要了。另一方面，撤销汇管会带来其它的复杂问题。篇幅所限，是后话。

　　（八）因为中國的工业遇难，近几个月人民币的强势已去！如果在这个时刻人民币被迫而再升值，会是灾难。

　　作者:张五常

　　中國企业管理存在着严重的角色混乱

　　由于将股权抵押给外资投行后股价大跌，蒙牛乳业（02319.HK）大约4.5%的股权可能落入摩根士丹利手中。于是牛根生泪水汪汪的恳求国内“兄弟们”救援，以免民族品牌归于“外寇”。据说，“江湖大佬”群起响应，演奏了一曲民族精英共御外敌的悲歌。这不是故事，而是正在行进中的真实表演，只不过这种江湖气息暴露了中國商业文明仍然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原始形态。

　　诸如宗庆后、牛根生等人以民族情感博取同情，进而以道德模糊信用，这是对商业信用文化赤裸裸的破坏。现在商业文明的基础是契约文化，每个人以及每个企业都必须为自己的信用负责。作为蒙牛乳业，选择在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上市，意味着股权的国际化，极其分散的股权结构也明示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外资收购。因此，牛根生的民族大义令人质疑。

　　经“救助总动员”，很多朋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驰援现金，问题在于，这些人大多数有上市公司创始人或管理人的背景，如此巨款是其个人财富还是上市公司出纳？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曾经的创始人现在只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之一或管理人，而不是其私人所有，其所投投资行为必须经过董事会同意。而商业规则中也绝没有不讲风险与收益的“情感投资”。

　　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各司其职，但中國企业管理存在着严重的角色混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國涌现大批私营企业，出现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两种单一所有制形态，而国有企业实际所有者缺位，造成国有与私营两种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事实上的统一，这意味着企业治理上的专权。进入新世纪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分别走向同一方向，即进行股份化改造，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其中很多企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此时企业的所有制发生根本变化，不管是否控股，权利已经归属董事会，而原来大权独揽的经理（厂长）或企业主，则成为公司的经理人（代理人）。

　　但是，悠久的企业專制文化令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形同摆设，那些转换角色后的厂长或企业主们，仍然延续原有的专断作风，形成事实上公私不分与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内部人控制。这显然是缺乏遵守职业操守的代理人文化，也是对契约的漠视。例如，深南电B没有经过正常决策程序，任由个别领导以绝对权威与美国高盛集团签订石油对赌协议，险酿大祸。

　　不仅是代理人文化的严重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也越发罕见。中國企业家在艰苦的创业之后，往往失去进取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國在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竞争激烈，一个新的现象是，很多企业家不再专注于专业或多元化扩张，而向风险投资或财务投资转移，赚取快钱，成为投资家（或金融资本家）。例如朱新礼欲卖掉汇源，表示专注投资，虽然间接的鼓励了创业，但是，这些企业家却更没有理由谈论所谓的民族企业。

　　当前的经济困局，集中暴露了中國部分企业家、经理人的契约精神与道德操守的恶劣，如浙江出现企业主逃逸潮，这是企业对员工与债权人權利的漠视，不以“破产”这种合法的市场退出机制，而是转移资产并一跑了之，将责任抛给政府和社会。如果说华尔街人过于贪婪酿成大祸，那么，危机下的中國经理人与企业家所表现出的是毫无商业文明的蔑视规则与道德信用的缺失。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张立伟

　　中國股市就像一列正在下坡且刹车失灵的火车，直往“谷底”冲去。“谷底”（指数点位）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管理层应该拿出“进一步的实质性利好”。既要“进一步”，又要“实质性”，那是什么呢？管理层已经左一招，右一招，你们能说的“招”，他都使了，有的“招”正在准备使，可结果还是招招败北，股市还是起不来。

　　看起来，只有掏心窝子的一个“狠招”了，那就是“关了大小非”。说出这句话，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是 “异想天开”了吧？你的理由是，证监会已经多次表态，“珍惜股改成果”，“决不会给大小非加第二把锁”，“不会倒退到股改之前”。管理层把话说“死”了，没有余地，别有希望。可是我说，恰恰此乃“希望”之所在。要挽救中國股市的下跌趋势，只有，也只剩这一招了。

　　第一，管理层为何要把话说得那么“死”？中國的股权分置改革实践下来的结果已经证明，股改没有取得成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场为了实现全流通的改革，当全流通实施的时候，却要以这个市场里的绝大多数人财产的巨额损失为代价，为条件，为基础，这样的改革也说是“取得成功”，要加以“珍惜”，这无论如何不是有天良的人说得出口的。但是，“关了大小非”，就等于是宣布并承认股改的失败，那么尚福林同志任职的这一届证监会的最主要“政绩”也就没有了。在如何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问题上，过去历届证监会领导，如刘鸿儒、周正庆、周小川等都曾经尝试过但都没有搞成。尚福林上任后，“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就给解决了，这不是他的“本事”和“能力”的证明吗？况且，中國的现任领导哪有在任期间就否定自己“政绩”的？所以，想“关了大小非”这是万不能接受的。但是这只是尚福林等个人感情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说到底，股改即便没有成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國的改革事业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吗？股市的事情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三下五除二”的结果就是导致全体流通股股东“财产性收入”最终彻底蒸发，给黨和国家2008年初提出的战略性意图打上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注脚”。所以，感情必须服从于事实，话虽然说“死”了，但并不真的是一步“死棋”。“有错必纠”，没什么不光彩，相反是坦荡和豁达，无可指摘。

　　第二，“决不会给大小非加第二把锁”，这仅是一种谈判博弈的“技巧”。这里面还有两层意思。首先，对股市来说，“关了大小非”不过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没什么不可以的，也并非无法操作。中國股市历史上就发生过两次非流通股减持转售被“叫停”的先例，再来一次也未尝不可。想当年，小平同志曾说过，股市不行的话也可以“关”，现在一个大小非问题倒“关”不了，这岂非咄咄怪事？再说，“关了大小非”之后，可以再研究出一个市场能接受、能承受得了的缓冲方案，还是一条出路，大小非也并不会真的被“关死”了。其次，先把话说“死”，接下去看情况变化发展，还有没有其他救市途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让步”，这是谈判博弈的一个策略。因此，最“严格”的恰恰是最易松动的，最“死”的往往也是最“活”的，“不加第二把锁”恰巧是“可以加”或者准备“加第二把锁”了。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本身就没什么不可以。

　　第三，证监会在解释不能“关”大小非的时候还有一条“理由”，即：股改后上市公司内的非流通股（即大小非）与流通股之间，双方达成的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而政府不能违背和干涉。人们一听，此话果然“有理”，很是“守法”。可是我说，其实，干涉和违背市场双方达成的契约，你证监会早就干过了。中國股市建立之初，上市公司里的大小非持股成本低但不能上市，而上市公司为了募集资金溢价发行流通股，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通过实际的买入行为，买下了比大小非持股成本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溢价流通股权，这实际上就在大小非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形成了事实契约，这样的契约同样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就是你证监会于2005年通过行政方式横加干涉，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名，公然违背了上市公司内双方已经达成了的事实契约。请问：那个时候，你证监会怎么不想到“守法”了？你今天知道要“依法办事”尊重人家的契约，但当时你又是根据什么法律来破坏双方的事实契约的呢？一句话：根本就没有“法”，全凭你上下翻的一张嘴皮子！由此可见，我们已经无须赘言，证监会的那些貌似“公正”、“守法”的“理由”，完全是用于“忽悠”市场且洋相百出的遁词罢了。

　　第四，现在大家分析股市下跌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二是担忧国内经济出现下滑，三是大小非。在1700点面临失守的今天，再要把长达一年多时间、跌去70%以上的中國股市，依然归结为对我影响有限的国际金融风暴和本国并未出现严重下滑威胁的经济状况，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现代经济领域的分析归根结底是建立在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么大的跌幅，只有股市的供求失衡才会导致。一个每天都在扩容、处于扩容威胁的市场，换手价格只能是不断下探，直到能够弥补、平衡供求关系为止。所以，中國股市下跌的主因，其实正是人们已经淡忘了的大小非。哪一天，大盘跌到更加面目全非不可思议，跌到连大小非都无利可图、无意再抛的程度，股价才会止跌，股市才会见底。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要大小非没被“关”掉，指数再回千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毫无依据的事。

　　第五，股改产生的大小非和“新老划断”之后新股发行所产生的“限售股”，市场累积存量已达1.5万亿股（注意不是1.5万亿元）。从2007年10月至2010年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堰塞湖”都将依次解禁，“开闸放水”。我们假设，其中有20%的大小非股份将要抛售的话，那么也就起码要有3000亿股。以目前股市平均价格6元计算，需要资金1.8万亿元才能消化，而当前市场的流通市值总量可能连3万亿元都不到。如此规模的筹码供应量，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量，不仅将使股市不断走低，而且将把所有“利好”刺激起来的反弹无情地予以“扑灭”。再说，谁能保证另外占累积存量80%的大小非能完全做到持仓不动一股也不抛？如宝钢股份，解禁后的大小非占其总股本的67%，它如果在有行情的时候，即便抛售掉16%，不是还能保持其控股地位吗？宝钢如此，那么中石化、中石油、中行、工行、建行等等众多的大中型“巨无霸”都可以。因此中國股市有大小非存在，以及大小非问题没有一个合适妥当的解决办法之前，是根本无法讨论价值投资和估值诱惑的，传统的投资法则也将全部失效。所以，要么不想救，要谈挽救中國股市，只有“关了大小非”这一招，舍此别无他途。谓于不信，那么咱们就一起等着看最终结果吧。

　　2008年11月2日于上海

　　作者:路平

　　在国内的飞机上见乘客手持报章的大字标题：「政府救市凶猛，楼市坚冰难融。」没有借来一读，但心想，那不是发了神经吗？

　　曾几何时，是年多前吧，读报，某官员说一定要把国内的楼市打死。当时正在打，乱打一通。楼市也真顽固：这里那里交易要加税，谁可买谁不可买有规限，利率加了多次，借钱诸多留难，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单位要建在九十平方以下，廉租房要拜香港的难民时期为师……打了大半年，终于把楼市打死了。应该大事庆祝一番才对，怎会叫起救命来了？

　　也是几天前，国内某报的标题说北京要鼓励劳力密集的工业，增加就业机会云云。我想：曾几何时，不是说要搞经济转型吗？不是说要淘汰劳力密集的夕阳工业而走向高科技的发展吗？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卦？

　　老人家快要气死了，说说笑，发一下牢骚，或可延年益寿。转谈真理吧。一个像中國那么人多，人均农地极少而天然资源又乏善足陈的国家，大事发展工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在这必需的庞大农转工的过程中，工人住得差、吃不饱、苦不堪言。这些现象无可避免。但像中國那样的国家要发展起来，有多个穷国参与竞争，别无善策。整国的高楼大厦、公路、大桥等都是令人哭得出来的劳工血汗建造起来的。有幸有不幸，机会存在，好些劳工成功地打上去，生活改进了。新劳动合同法意图协助劳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图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关心劳苦大众的——抗战期间我比他们还要苦，苦很多。然而，研究法例的效果是我的专业，学术的尊严不容许我说假话。每次依理直说都给网上客骂个半死，但历史的经验说，热情是换不到饭吃的。

　　我和太太不是什么慈善家，但认为吃少一点无所谓，见到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手软过。可惜毕竟是小人物，爱莫能助之感天天有。我的主要本钱是经济分析得准，地球史实知得多，动笔写点文章，解释与推断因果，是我可以帮助劳苦大众的最佳方法吧。我认为演变到今天，新劳动法的主要困难再不是初时的第十四条，而是劳资双方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合约的条件不能让双方自由议订，不斗个你死我活才奇怪。令人睡不着觉的故事，罄竹难书，篇幅所限，这里从略了。

　　先说一个大麻烦。因为人民币的处理不当与新劳动法的引进，国内无数工厂关门主要是在地球金融风暴之前出现的。停产、减产、没有注册而失踪的无数，公布的八万多工厂倒闭是低估了。更远为低估的是百分之四的失业率。某些地方，某些情况，失业率是难以估计的。

　　我要赶着说的大麻烦，是为写这篇文章再找做厂的查询而获得的。很不幸，非常不幸，地球的金融风暴对中國工业带来的不良效果，比我此前估计的严重！是赶工的季节，但自十月初起形势恶化，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因此推断：如果北京不迅速大手处理，在未来的农历新年之前——近农历除夕之际——神州大地会再出现工厂倒闭潮，使工业区的已经出现问题的治安急转直下。不能排除骚乱会发生。

　　屋漏更兼连夜雨，地球风暴真麻烦。立刻取消新劳动法，取消最低工资，肯定会帮助，虽然可以帮多少很难说。另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撤销这些法例，不明事理但还有工作的工人可能吵起来。如果北京不当机立断，起码用一些婉转的手法软化这些法例为零，使做厂的见到一线生机，三个月后的新春很头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地取消新劳动法会减少麻烦。这里要说明，我急着查询的只是工业的重灾区，其它没有时间顾及。

　　转说楼市，像中國那样的国家，经济发展主要靠工业支持。目前，楼价跌得最少的是上海，而上海的优质楼价下跌甚微。这些现象是因为上海主要是一个商业城市，还有国际的商业人士支持着。一般而言，工业遇难，中國的楼价不会出现奇迹。想想吧：无论工人回乡耕种（据说不少）或失业，他们空出的床位，是楼市少了支持，而老板失踪是更大的支持损失了。工厂倒闭，厂房空了，厂租急跌，对住宅楼市也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住宅用地的供应早晚增加的预期，会受厂房空置的影响。更明显是工业的收入减少对楼价有负面作用。不明显的，但不可能错，是楼市两年前的急升，炒作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的形势好，鼓励了市场对楼房需求不断上升的预期，而这预期今天是改变了。

　　不久前建议北京取消楼房买卖的所有税项。目前只减了一小点，怕什么呢？不久前也建议北京大手减息，一手减两至三厘吧。目前减了三四次，每次减幅小，怕什么呢？十次减息，加起来减两厘半，比不上一次过减两厘半那么有效。这些可以舒缓楼市的劣势，要有奇迹，工业一定要转头回升。

　　不久前说六个月后中國可能出现通缩，这推断今天不变。最近的观察，认为北京刚公布的百分之四点六通胀率是比实际偏高了。要强调的，是在目前的国际灾难形势下，通胀率回头上升一点不是坏事。赌他一手吧：央行要设法把通胀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间。试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势下，央行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

　　我说过，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不同意佛利民支持的无锚货币制，不同意以货币政策或调整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目前中國的央行还没有建立好一个不需要管这些政策的货币制度。形势不利，通缩出现肯定是烦上加烦，所以逼着要再用佛老之见。他认为通胀率达百分之五是可以接受的上限，但形势不对头，很不对头，多加一两个百分点是比较上算的。不容易，因为通缩之势已成。滥发钞票可使通胀大升，这不对，但要增加通胀率两个百分点──过了关容易调整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很不容易。经济不景有不同的性质，不是所有不景通胀都可以协助，我认为这次是可以帮一点的。

　　美国最近公布的第三季消费下降数字很不妥，因为雷曼兄弟事发后只占这第三季十多天。期望地球风暴会很快地平息是不切实际的看法。北京不要学香港的官员那样，大叫大嚷地吓死人，但反应要快，要果断，看准了治方要下重药。中國的困难比美国及欧洲的小很多，法例的修改远为容易，走位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说，如果北京知道怎样处理，做得快，做到足，还是出现我担心的负增长的话，地球的大萧条会比上世纪三十年代严重。

　　作者:张五常

　　今年10月初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全球股市崩盘，今后世界经济将会低迷不振一段时间，股市走势将会上下动荡不安，投资者会惊慌失措，迷失方向。

　　股市这个金钱游戏会使人失去自信

　　在股市这个金钱游戏里，任何高智慧的人，不论是律师或是工程师等人都会迷失方向，也会失去自信，知识高者在股市里的胜算不一定比平常人高。

　　在人类史上，有三位伟大的科学家、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十七世纪的英国人牛顿和二十世纪的犹太人爱因斯坦对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贡献极大。智慧高如伟大的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牛顿在股市里都会中枪，他说他能算出极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却不能预测和计算人类对股市的情绪，所以他失败了。

　　几天前(1.11.2008) ，我回到家乡看到家人用“苍蝇陷阱”捕捉苍蝇，一大堆的苍蝇被黏在布上，为了一点点“香味”，还有许多苍蝇前仆后继飞向死亡之道。那一幕情景令我非常震撼，难道它们在飞向陷阱时，完全没有听到同类的哀号和啜泣吗？

　　人类面对股市陷阱与苍蝇飞向苍蝇陷阱极为相似！

　　在贪婪的金钱世界里，人们需要另一类的智慧和胆识才能在股市里避免遭到灭顶之灾！

　　亚洲经济风暴的教训

　　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使我损失惨重，惊慌失措，当时我对经济和金融知识一知半解，不知金融风暴的严重性，吉隆坡综指在一年半内可以从一千二百多点跌破三百点。当股市跌至九百五十点左右，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宣布以五百亿马币救市，幸好经验告诉我，股市崩，势不可挡，没有与他共舞，他的救市最终成了空话。当股市跌破三百点时，那一天吉隆坡股市上下动荡超过20巴仙，同时马来西亚实行资金管制。

　　当时我对资金管制有信心，再加上我的银行界好友全面分析资金管制的利弊，他的分析也令我感到我的经济和金融知识严重不足。在股市见底时，我再投入另一笔资金，约三到六个月之后，我逐渐收复失地。被金融风暴吓破胆，我快快把部份股票卖出。如今想起，经济知识的贫乏使我失去一个大好机会。

　　经过这次的教训，我下决心努力研究经济，看超过十本金融和经济名作。其中一本着作作者祥细评述墨西哥金融风暴的起因和后果。在亚洲金融风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