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極權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階級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階級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

　　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國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國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國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國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國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國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作者:傅国涌

　　四九年后公布了几批战犯，其中有不少是大文化人，如胡适、王云五、傅斯年等人，现在看来，不仅愚蠢成笑谈，也是颟顸而虚弱。四九新鼎后，有许多不及逃，或者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都各自在为自己将来的生存作打算。这种生存无论是怎样的苟存，都应该受到尊重、值得同情。我无意也无权嘲笑任何在專制制度下所作的多种生存之努力，我们回忆历史，是为了对当权者之残酷无人性，制度之无良，加以检讨，结束这种没有真正人權保障的日子。

　　这些为自己苟存的打算中，有巴金在文代会上自我检讨的痛哭，有沈从文日夜不安欲图自杀，给国民黨上过课的冯友兰自然也深知此中厉害。于19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澤東，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黨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國哲学史。”（孙琴安、李师贞《毛澤東与著名学者》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澤東恶狠狠的信：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

　　这是毛对冯友兰也是对留在中國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新鼎初得，可谓狰狞毕露。后来毛澤東当然也接见过冯友兰几次，1964年冯友兰作为政协委员被毛澤東接见，回来后即赋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真是谦卑已极。但毛澤東这种笑里藏刀的权谋搞法，一直是他百用不疲的。笑容背后的滥用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是贯穿毛澤東斗争哲学的始终的。联系到这一切，联系到冯友兰的颤颤惊惊，对于他四九年后一系列的输诚之辞，以及在纹革中写批林批孔文章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同情之理解，先理解后批评。翦伯赞自杀（自杀时遗言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老舍自杀，不少人自杀后，冯友兰特别害怕，于是冯友兰在谢静宜来看他后，他请谢静宜转一首诗给毛澤東：“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自贬已极，只差说自己猪狗不如了。想来冯友兰是永远不可能忘记1949年毛澤東那封恶狠狠的信的。

　　但冯友兰虽然在四九年后受到了这样的惊吓和侮辱，在毛澤東已死后，他还是不忘对毛澤東有种近乎惧怕的感情，把恐吓威胁训斥当成“春风化雨”的诗作，继续一贯输诚：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1976年9月9日）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1976年9月）

　　像冯友兰这样深受獨裁重压而输诚的知识分子，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歌颂毛澤東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不仅是作为人的耻辱，也是对汉语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评写颂毛之人，而在批评毛及其跟随者所创造的罪恶制度，当然这创造中有颂毛知识分子一份功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抹杀的，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摆脱恰如其分的批评的。以后我会陆续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颂毛之作辑录出来，冠以《獨裁是如何炼成的》之名，作一番阐释，希朋友垂注与补充。

　　2008年10月18日9：02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再过四年时间，就是大清王权覆灭100周年。这一百年中，中國人经历了多少艰难血泪，中國人到底在这一百年来反省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老夫凌沧洲午夜梦回，常思人们对前清政权的认识怎么会如此分歧？深感：这还一百年工夫不到，历史就被扭曲到这等田地。屠殺言论自由的屠夫暴君康蛹钳被当成盛世明君，告密的帮凶小人如刘墉等被当成清官，辫奴的剧目，包衣的讲座，堂而皇之登黄金时段；网络上只要是批清的帖子后面，就蚁附着一群辫奴围攻不已。

　　前清政权究竟是怎样的政权，前清政体究竟是怎样的政体？

　　老夫凌沧洲在《罗马与长安》一书中，就不时地把前清和纳粹进行类比，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提到了这些东方的盖世太保，东方的奥斯威辛。

　　现再提炼出5条：

　　1，前清政权，是一种族主义的政权。正如纳粹把犹太人戴上黄星，赶进集中营一样；前清政府在屠殺汉人方面有扬州嘉定的业绩，其歧视在我的多篇帖子和书中已经论述。

　　2，前清政权，有着奥斯威辛式的集中营和流放地，就是尚阳堡和宁古塔。据《东北流人史》透漏，流放集中营的达150万之多。

　　3，前清大规模侵犯中國人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其文字狱前无古人。规模空前。导致中國人民性格几百年的奴性。

　　4，前清政权大规模掠夺汉族人民的土地和财富，至今北京一地多少旗、营的地名，就铭记了这种掠夺的痕迹。

　　5，在前清政权灭亡的前夕，大规模掠夺中國人民的财富输送到列强的口袋，直接导致中國人民的贫困。

　　孙中山先生说：

　　“（他们），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然袭来，占领了北京。这是一八九四年的事。中國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进行了最顽强的反抗。满洲人为要强迫中國人屈服，便残酷地屠殺了数千万人民，其中有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青年与老人、妇女与儿童，焚烧了他们的住所，劫掠了他们的家室，并迫使他们采用满洲人的发辫跟服饰。几经大规模流血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國人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

　　满洲人所采取的次一个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它们的对华关系与侵华事实的书籍文献加以焚烧销毁，借以尽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人民愚昧无知。它们又禁止人民结社集会以讨论公共事务。其目的乃是要扑灭中國人的爱国精神，从而使中國人于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不再知道自己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

　　（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它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

　　（二）它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三）它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

　　（四）它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五）它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

　　（六）它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它们禁止结社自由。

　　（八）它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

　　（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它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

　　（十）它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十一）它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

　　我的这篇帖子，虽然引用孙先生的话，但并不认为所有罪恶全为满洲人造成。罪恶也有汉奸恶棍的功劳。

　　这篇帖子的，意在，认清前清政权的真面目，使人们对一切践踏言论自由和人權的行径增加免疫力。

　　难道这不是必须的吗？

　　2007，1，15日急就

　　来源：凌沧洲的博客

　　作者:凌沧洲

　　什么都有历史，包括屠殺。我指的当然不是对动植物的屠殺，虽然那种事已经严重到匪夷所思。除了正常的生存需要，生活需要……杀猪宰羊，打雀猎兔；或者是种菜吃饭，砍树烧柴，开山凿石，挖煤探矿……这些事暂且放下不说。

　　我说的屠殺是杀人，是屠殺像我们自身一样的姐妹兄弟。是同类，是同族同宗，同为大地上尊贵生命的人之间的游戏。

　　当一些人为了某些权益组成一个团体的时候，那种行为与野兽可以争锋，鹿死谁手？当然野兽要大逊风骚。

　　野兽够狠，没有人狠。生存够狠，没有权利的欲望狠；狮虎豹都是狠中之狠者，在極權面前小巫见大巫。拜托，哪里看的出狠？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却各有各的的不幸。

　　时代不同了，名言也要变——

　　極權專制下的人民都是一样的，民主社会的人民却各有各的生存方式。

　　極權只有一个注释：草菅人命，猪狗不如。

　　无论这个社会打出什么样的旗帜，喊着什么样的口号，或者，叫做什么样的国家，这些都是脸上的脂肪，没有意义。

　　自由社会则不同，做牛做马，做猪做狗，昼伏夜行，随便。人的生活嘛，人做主。

　　比如屠殺，有不同阶段的屠殺，整合起来就构成一部活生生的谋杀史：

　　起先是杀老人，老革命，老学者，老专家，老知识分子，所谓地主老才，凡是年纪大点的，学问高点的，见识广点的，辈分大点的，胡子长点的，老茧厚点的，财富多点的，统统的，消灭。杀杀杀！

　　关牛棚，进监狱，做老虎凳，喝辣椒水……多少的黑发人送白发人，一个民族的千年文化传承只要冠上“四旧”两个字就可以赶尽杀绝啦。“万岁”出马，直接指挥，千岁如孔子者亦未能幸免。

　　然后是杀年轻人，二十啷当，热血沸腾，指点江山，胸怀大志……难免就要做点老人做不到的事业，就想开创点新的风尚，为一个国家打开门窗，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可惜，热血不敌权利，身躯难挡坦克，帽子和头颅都不是机枪大炮的对手，年轻又何如？正是生命力旺盛的阶段，该杀，于是就被杀了，大量倒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以血肉之躯告诉人们一个不能言传的传奇。

　　后来呢？

　　你要问后来，当然，假借大自然的怒吼，假借大地的震动，将一幢幢教学楼房撂倒，那纸糊的窗，土堆的墙，沙灰的装饰，铁丝的房梁，正好可以瞬间倒塌，用来杀人，正是最棒的场所。

　　于是乎，一切都在计划中，那么多孩子，童年和少年，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家长的独苗苗……瞬间成为房屋底层的泥沙，成为大地震动时最初的献祭——活祭，用童男童女，是一个巫术故事里的情节么？显然不是，是一个大国在大时代的荧屏上的特写镜头。估计，这样的天翻地覆会带来瞬间的奇迹，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奇迹，我不相信那些孩子会成为琥珀， 成为人化石，那个瞬间，只是感到心和身体一起酸痛。

　　再后来呢？还要问吗？屠殺的方式变了一点，以关怀的方式进行啦！

　　每天，请父母亲亲自动手，开始对襁褓中的奶娃娃进行谋杀。用一种慢性的，不知不觉的，科学的方式谋杀。

　　先进，神鬼不觉，科学知识渗透期间，长大的过程中的谋杀。真正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下的谋杀，以亲情杀人，以关怀杀人，杀人于无形。数万，数十万，上百万婴儿，在吃奶的时候被一个国家用“免检”的方式送进地狱。

　　我们的谋杀越来越科学，数量越来越大，方法越来越先进，我们的科学家还以科学佐证：长大过程中，适当的吃一些有毒的东西对身体有好处。

　　至此，屠殺史进入文明时代，科学时代和亲情时代。

　　不过，不要忘了，早就开始的一场屠殺实际上一直如火如荼：

　　我们用堕胎的方式施展。

　　相比于以上几种，那些无论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少年，甚至婴儿期间被谋杀的人来讲，显得更加凄冷。连来到世界上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就胎死腹中。

　　基因和基因的结合，精子和卵子的结合，男人和女人的爱情的结合……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没有什么意义。创造在才开始不久就终结了。

　　从老到小，这样的屠殺的结局会是什么？

　　谁知道，这些制定屠殺战略的人想干什么吗？

　　一部屠殺史，一个国家的杀人史，正在进行时！

　　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

　　作者:董桄福

　　中國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最早是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来的，世称“窑洞对”。

　　站在民生的角度，我试谈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成因。

　　随着金属工具、文字的发明，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发展迫切希望从割据的混乱小社会、期望进入有利獨立于农业季节劳动之外、分工可形成行业优势的社会，有利手工业商品流通的统一大社会，向集居不受季节生产制约的城市阶层发展。集權的一统大社会比混乱的割据小社会更能保护私有制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兴的分工行业的发展。进入地方割据时代，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脑力劳动掌握公共资源统治体力劳动的功能越来越受权力阶层的青睐，知识分子也向往着进入了“暮登天子堂”的说客行业兴旺生涯。秦皇朝正是在这种历史阶段诞生的。在生产力低下集体经济单薄的社会，要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机器，集權專制的产生有足够合理的为新兴生产力拥护的理由。氏族社会以来以社会精英分子为首的地方割据统治，逐步演变成为社会整体分阶层的集權统治，原来族群割据的矛盾让位给階級统治的矛盾。知识分子阶层与权力层的结合形成的管理阶层，逐步垄断了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存在于社会之上，与劳动阶层分离了。

　　專制的权力必须把管理权分配给管理层，维护这皇室泽荫的“法”，当然把劳动层的利益割裂开，这成就劳动层发展成自生自灭的生存环境，从奴隶到自由民，解开了人身自由的束缚。为私有制的发展撤去了割据的樊篱。当然，这是專制下的有限私有制，而受管理层的剥夺才是无限的，政治黨派垄断着经济分配解释权。只有当管理层成为公推公选的服务层，私有制不受專制统治剥夺，自由的、公平公正的经济体制才能走向社会和諧。

　　秦的政治制度构建中央、郡、县，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经过隋朝开始的从底层知识人才向上流动、补充管理层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度产生，到唐朝才最终完善了“家天下”的集權体制。“家天下”皇帝的权利、假“天”之子，架凌一切人之上，实行人治的权力，是一切是非标准的出发点，“法”，只是从属于这一权力而存在，为一姓的集權而服务。

　　以劳动生产成果为对象的贸易往来、民间经济的交往，它以公平、公正为生命；以记叙记载事件、史实，发表观点、说明的文字及形成历史积淀的载体文化，是以真实为生命；在專制政治下的等级社会，权力大小是衡量鉴定是非的标准，控制经济分配的命脉，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是以权力垄断为生命。这三种不同范畴的生命载体，构成了中國封建社会二千多年不可解的矛盾体，是形成社会不和諧因素的根本原因。

　　政治生命是强势的，它掌握了物质力量。又是短暂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劳而获的占有欲膨胀了内斗性，也为死亡线上的民生所不容。 得势的权力者不断的变换，就是不断的被否定、肯定、又否定之中， 所以政治的是非对错周期性短、变化快，最促摸不定。所有也就没有正真的是非，权力层内部的清洗自残就不断发生。唯其是非是没有标准的，才重视黑箱操作的隐蔽性。权力角逐的突变性不能暴露在阳光下，为控制干涉文化历史上纪叙表达的真实性，所以必定有文字狱之类冤案，对正直知识分子的摧残；政治势力要直接掌管负责经济工作，就必定带着政治工作上的强权等级习惯，去干预、改变经济交易分配上的公平公正性，所以王安石之类的经济改革在官场操作下总要走向腐败垮台的结局。这是專制政治带给文化、经济工作的必然后果，这样的政治统治控掌着国家的物质力量，要文化、经济按它的意志畸形生存的社会综合体是必定不可能走向和諧的。这是唯物论的答案。

　　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使劳动人民的矛盾隔绝在底层、局部范围，有矛盾不能指向上层的统治者“家天下”的主人。“家天下”既可以采用“弃车保帅”式的制度内操作撤换个别地方官，也可以动员全国力量解决局部地方政体上的动乱，以石击卵。劳动阶层除了受剥削榨取外，生活在自生自灭的境地。对知识分子既要磨灭他们的直言不讳、正直不阿的本能，又要笼络、利用他们的管理参政才能，处在又打又拉、分化瓦解中加以改造利用的境地。社会处在既阶层分明又有游离层动态分布、信息在封锁和非“正道”传播中相互侵蚀，让公权力信誉日渐丧失。

　　中國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政治管理层：有一定的尊上压下的制度等级规矩；有能领会上层统治意图、消解下层矛盾的政治素质；有能承担管理职能的政治配套机制。秦始皇有设计贯彻“家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犯有雄才霸主常犯的毛病——“急性病”。频繁征用老百姓搞全国性的浩繁的建设项目，民不聊生。新生的金字塔式各管理层在统一大国的政治理念上未趋成熟、结构上未趋完善，未能承担新生政权负荷，全国性的政令直达民间，各级管理层未构建完善为上层统治者当“盾牌”的作用，使民愤直指中央帝国，加速了秦皇朝的崩溃。

　　秦皇朝灭亡了，它金字塔式的政治体制在继承了二千多年后，随着工业化国家的兴起而走进历史之前，（不计无统治成熟期的隋、元等朝代），各个成熟的统治王朝总摆脱不了改朝换代 “周期率”的制约，在内忧外患中更替。

　　“家天下”管理层的组织体制设计，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垄断途径与工资福利等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越上高层权力越大、物质利益越高，用层层等级统治社会秩序，为权力垄断体制护航，上级权力的主观决定为裁定下级是非的标准，是唯心史观统治社会的组织基础下的产物。尽管在具体的人物上，社会上不乏坚持实事求是的官员，也有以唯物史观论史谈政的人才学者，但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建立在等级决定权力，权力决定是非的思维模式上，凡事由长官意志决定。抱唯物史观者、因追求实事求是而生存环境恶劣，就往往到处碰壁，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公事公办的气候；抱唯心史观者、唯上司马首是瞻者如鱼得水，奉承拍马者处世能游刃有余，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社会统治势力越来越腐败终使階級矛盾走向对立是形成“周期率”的原因。

　　劳动阶层像农民的收入靠的是田里庄稼的收成，其收入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客观条件，像社会宏观环境的战争与和平，清明廉政社会的低税收或黑暗腐败社会的高赋税，土地垄断中的高地租或新政中的平均地权，自然气候条件下干旱雨涝、霜冰雪冻或风调雨顺等等，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所换取的收获，不是由主观决定，而是客观决定。所以，正视客观条件决定自己生存命运的世界观，才使农民艰苦朴素一生来向大自然索取，向客观求索，只求实在，只求自己辛勤的劳动、精益求精的管理，在钻研掌握农作物丰收的因素中，不断提高自已掌握大自然中生长规律的本领。向大自然没有讨价还价、弄虚作假的余地，不想好高骛远，只能勤恳朴实。但面对社会管理层，他们又成了被索取的对象。而对人的索取，不象对大自然，它的陏意性、弹性大，这就养成了管理层的任意、贪婪、欺骗性。不逼到死亡边缘，农民是不会造反的。但权力中的欲望总无限膨胀，到朝代的末期，农民总要被逼到死亡边缘。

　　工人的打工，按天论月，数件计量，也是按客观的数据计工资论报酬。这样形成他们的愿望、理念也是实在的、朴素的、本份的、老实的，对客观世界不求非分之想。在主观上不对社会上的他人企求奢望，安分老实，否则就是对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这使农工劳动阶层看问题、对事物形成从客观到主观的哲学路径。

　　但对“家天下”的管理层，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专权让管理层有惟上的服从力，让它的垄断管理有从下层向高层的管制凝聚力，权力层层递进，望忠心层层递增，把工资待遇也层层提升，当作凝聚剂一样使用。职位的安排当然有治国的才华、牧民的谋略等客观因素，但为“家天下”的忠心是第一要素。服从上级的主观愿望是下级权力、职务、工资待遇等得到保证和提升的决定因素，所以管理层对社会下层的实事求是要求，对客观求实的唯物精神就只能摆在次要的位置上了。权力决定社会公共资源的等级分配，决定物质生存条件的优劣安排，所以统治者必须把政治摆在主宰地位，政治是管理层对劳动阶层的统治术。对劳动阶层索取的弹性要求，主观价值取向习惯的形成，对老实本份农民的愚弄剥削诈骗成性，使几经受骗被愚弄的农民最终演变成“刁民”。如何对待刁民更使管理层历练成园滑、虚伪、狠毒的品性，“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劳动者背靠背，使唯心世观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迎合上司主观意见、需求来决定如何处理政事，如何牧民，思想认识上形成从主观到客观的哲学路径。

　　在建国之初，上层统治者由于前朝灭亡的殷鉴记忆忧新，农民造反的实践、社会劳动阶层的情绪观点还比较了解，办事比较客观，理事比较公正，所以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样尊重边疆将师按客观情况作出决定的理性思维。但就总的说，凡事判断决定权既然在上司主观世界里，岁月流逝、人事更换，领导有聪贤昏庸之辨、上司情绪有开朗郁塞之时、交往有亲朋疏友之分、是非判断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别、对事物的了解有或偏或全或专业或隔行之虞、下情的上达有是奸邪是忠直的表达内涵等等。下级的政绩既然由上司主观判断决定，有时尽心的不如取巧的，忠心的不如使诈的，一心为国的不如对上司投其所好、奉承拍马、做表面文章，进而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讨上司欢心的。

　　对上有付出，对下当然也笑纳。无庸讳言，水滴石穿，日久成规，潜规则渐成渐滋盛。行业中以揣摩上司心意为出发点，不以客观民意为旨意。同行互为仿效，上司罪不责众，互相心领神会，终成默契。上下级关系通融理顺了，敬畏心理松懈了，熟不知理了，共同利益形成帮派利益。勤政逐渐变成庸政，或者派生分支机构、或者新增附属冗员，机构逐渐膨大，政界作风向庸、懒发展。下情上达的客观、公正通道被人情贿举堵塞得越来越窄，垄断权越来越专横，号令权越来越脱离实际，拉帮结派越来越严重，民信率越来越低，公权力越来越黑，所谓“天下鸟鸦一般黑”也。

　　庸政的另外趋势一是政府公共资源在各部门根据关系人各自的需求可互相友情交换支助，以求互利，所谓官官相护即是；另一是管理阶层可用公共资源与劳动阶层之间进行交易，小者换个人情，大者换取金钱物质利益。总的来说，都在‘人情’的名义下管理层让自己手中公共资源的无价无情化成有价有情，中國变成一个“人情大国”。当掌握的公权力能把公共资源当商品交易时，从小到大、从简到繁，逐利性使掌握公权力者逐渐挖掘扩大“商品资源”，逐渐丰富交易面，也肥了与社会上相勾结的“商人”。体力劳动者除了能免强活命的的劳动所得外，在公共资源上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官场在垄断公共资源而失去监督、政治权力在自肥中趋向越来越黑、越来越腐败。

　　当然也因自然经济中的农民，远离集镇交易市场的因交通不便，自产自销的小农产品外销抵不了交易成本，像新鲜蔬菜之类有季节性，过时要抽芯结籽枯萎，所以除自食外就及时送亲朋邻里消费，相互就有互赠尝鲜之俗。家庭大事如婚、丧、灭火灾、盖新房等等，一家有事，四邻支援，当事人家只管饭食，不计工酬，用互助的力量对付。与官家有磨擦，政府资源、公共权力在官员手中，向来只有牧民的理念，没有服务的传统。百姓即使受惠政府资源，常要钱物交易，还要感谢皇恩浩荡，也不是合算胜算之举，所以有谚语“民不与官斗”。这是小农经济促成的人情交往关系。

　　“家天下”宝塔型的郡县制统治机构，虽有科举制的人才流通渠道，但那是跳出农门，跃入龙门，进入染缸的道路。是农家生存条件以客观为依托的阶层进入富贵荣华以上司主观的裁判决定是非的阶层。不能改变其社会腐败日甚的规律。 所以鲁迅《风波》里的“九斤老太”道出了中國历史上每个朝代社会发展的真谛：“一代不如一代”。每个朝代从政权确立后，(如政体不存在重大的变革事件)就始终走在退化机制的改朝换代之路上。

　　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在获取政权前，有强大的敌对面，劳动阶层是他争取、依靠的对象，民心也是决定政治势力成败取舍的力量。但政权确立后，沒有了敌对靣，劳动阶层纯粹是管理层榨取、剥削的对象，随着统治的进展而变本加厉，就成了社会上最根本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階級关系。管理层把社会公共资源当成自已的私产，不可能从统治层演变转向为社会的服务阶层时，这种階級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政治制度都为维护这階級对立、階級统治服务。

　　中國历史是一个强权治弱民的社会，在重农抑商下不让民间的经济力量发展壮大，官场潜规则发展下越演越烈的盘剥榨取使每个朝代到末期，农民在存亡的临界线上挣扎，社会底层的痛苦，都是亲身经历的结果，一个衙门的劣绩、一个官员的腐败，要凝结多少平民的血泪怨仇，搬剥多少百姓的经济利益，难道能由官方的舆论、政界的宣传所能作用、改变？农民虽掌握不了宣传、舆论工具，但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决定了民心。像唐朝“贞观之治”的时候，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相对清明，据史载民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唐朝末年，“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以蜂起”。是老百姓的“基因”变了，从“顺民”变成“刁民”？当然不是，是社会治理环境变了，管理层越来越腐败了。统治层以百姓为衣食父毌，处理社会事务相对以公正廉明为出发点时，百姓对公益事业就以热心参加为已任，因为共公资源只是服务资源，不会变“现”，有趁机向老百姓敲榨索取的动机。但统治层逐步腐败既然是规律，终要鱼肉老百姓为对象，公共资愿就变本加厉地向变“现”转化，成为待价而沽的资源，一切社会纠纷、民间案例，都成了“创收”之道，“钱”成了办事的“通行证”，法律成了块遮羞布。所以民间深恶痛疾，避犹不及，只要事不关已，即使当街发生抢财虏色的事，老百姓也明哲保身，漠然对待，不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了。否则，在法院的“假案、错案、怨案”里，怕又沾上自已、增加了管理层鱼肉百姓的机会。那些机遇不好，已经逼到走投无路的，当然只能铤而走险。所以社会刑事案件直线上升，即使公安机关越来越忙，也是本末倒置无可收拾。社会上民心一失，正不压邪，盗贼蜂起，社会秩序混乱。民变就只等“导火线”的事件发生了，所以爆发的起义往往一触发便成滚滚洪流。统治层只会诅咒“刁民”“暴民”，统治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对老百姓采取实事求是的对待态度，总是唯心的、不愿用唯物的观点去探讨老百姓成“刁”变“暴”的原因是一切统治階級的本性，是社会环境变恶劣的政治利益趋势。

　　在工业革命、工人階級没有出现之前，在因此产生馬克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前，农民起义只是旧王朝的掘墓人、旧世界的破坏者，不能指望在旧的生产关系中会建设起一个新的階級关系的社会。起义后权力被篡夺利用或蜕化演变，终为旧社会政治制度的回归、新王朝的开始。

　　作者简介： 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电子邮箱：mayusheng43(at)163.com

　　个人博客：http://mayusheng43.blog.163.com

　　作者:马渝生

　　1644年的明清鼎革，翻开了中國历史新的一页。

　　明朝灭亡之前，无论是军队的人数，还是军队的装备，农民军和满清军与明朝的军队相比，差距都非常悬殊。前者有如老鼠，后者恰似大象。然而，看似庞然大物的明朝，文官不见良谋，武官不见军功，几个回合下来，朱明王朝便油尽灯熄了。读史至此，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

　　清朝取代明朝，既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又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明朝的败亡，在崇祯初年就已成定局，在万历朝已显征兆，在嘉靖朝已见端倪。明朝的灭亡，只是迟早的问题。说它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明朝不是因强大的外敌入侵而败亡，不是因一时的策略失误而垮台。敲响它的丧钟的，是一群没有文化、未经训练、过去只会逆来顺受、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们从来就不屑一顾的农民。而取代它统治中國的，不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人權贵，而是被汉人權贵们称之为蛮夷的满清。

　　明朝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因为明朝的皇帝，昏庸到了极点；明朝的官员，腐败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权，腐朽到了极点；人民对它的愤怒，也到了极点。它已经穷途末路，残喘不可能继续苟延了。明朝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而更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明朝的灭亡，正是他的以臣民为鱼肉、以臣民为草芥的国策结出的苦果。要了解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就不能不了解朱元璋为巩固朱明政权所采取的措施。

　　明朝，是朱元璋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建立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农民。他没有农民的那份善良与纯朴，却有着许多农民所不具备的狡诈、奸险与狠毒。他长期接触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处境，了解农民的困难，了解农民的需要，了解农民的性格，了解农民的观念，了解农民的思想。由于有了这种种的了解，他不失时机地发动农民，恰到好处地利用农民。借用农民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羽毛丰满以后，朱元璋又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利用汉人民族主义的激情和穷苦百姓试图改变悲惨境遇的期望，联合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对中國的最高统治权发起冲刺。朱元璋很聪明，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朱元璋很机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朱元璋有耐心，稳住脚跟，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于是，同样是起义军的武装首领，做工出身的刘福通、捕鱼出身的陈友谅、卖布出身的徐寿辉、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先后败在他的手下。他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战术，逐步取代了自己的上司，打垮了曾经的战友，最后赶走了蒙古统治者，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年千百万满怀激情、奋勇牺牲的将士和百姓，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他们自己拼死换来的，不是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个与前朝政权的腐朽黑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朱明的王朝。朱明王朝，集秦汉以来帝王專制之大成，对全体臣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残暴统治。创造了中國历史上皇权无所顾忌、民权剥夺殆尽的全新纪录。

　　朱元璋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朱元璋认为，自己当了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就归自己所有。天下的山山水水、天下的芸芸众生、天下的飞禽走兽、天下的一草一木，天下的金银铜铁，天下的奇珍异宝，自己全都享有绝对的处置权。朱元璋家族于是像饿鬼一样，张开饕餮之口，疯狂地吞食：

　　“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列传第四·诸王》）。

　　“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万贯，馀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纻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其所生子世守之。”（《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而当时官员的俸禄是：“禄米。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十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十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吏员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杂职之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闸坝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宦官俸，月米一石。”（《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亲王的俸禄超过一品大员的五十倍，相当于九品官（正县级）的七百七十倍，几乎是一般公务人员的两千倍。亲王的儿子和孙子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六世孙的待遇，也远高于一个知县（正处级）。皇室有如天文数字般的俸禄，哪里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下不会冒出来，来源只有一个：老百姓的税赋。王子、王孙年十五，赐田五十倾，这田哪里来的？仓库里拿不出来，作坊里造不出来，来源只有一个：无偿划拨民田。不仅如此，朱元璋家族的生老病死、婚丧娶嫁、嫖赌逍遥以及作威作福的开销，全由老百姓（现在时兴的说法叫纳税人）买单。

　　为维持朱元璋家族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朱元璋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为了不让一分田逃避赋税，为了不让一个人逃避徭役，朱元璋进行了中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编制成“赋役黃冊”，作为征派力役的依据。根据土地丈量的数据，编制成“鱼鳞图冊”，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赋役黃冊”和“鱼鳞图冊”每年核实一次，几乎没有人能够漏网。

　　为搜刮民财，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发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在市场流通。规定民众只能用金银向官府置换宝钞，然后用宝钞进行交易。由于官府大量印制，超额发行，20年后，“大明宝钞”便贬值到原来的千分之二，几近废纸。而民间的金银则大多进了皇家的府库。老百姓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赤贫的境地。

　　朱元璋搜刮民财，还有冠冕堂皇的理论。朱元璋说：“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有德有行者至于贵；阴骘无疵者至于富；德行俱无，阴骘杳然，刁顽奸诈至于贱。此数说也，宰在天地鬼神，驭在当世之君。”（《大诰三编》）

　　皇室大多妻妾成群，多子多孙。皇室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朱元璋的子孙继位做皇帝的有17人，封为亲王的83人，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不计其数。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至永乐而在位者百二十七。隆庆初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皇室成员达十五万七千余人。皇室成员的俸禄，多得到了老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奏称：“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即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

　　朱元璋家族不但在物资方面贪得不厌，在政治上更享有无法无天的特权。朱元璋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遇有警急，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皇明祖训》）。朱元璋还规定，皇室成员犯法，有关部门不得审讯和逮捕，只能实名举报，由皇帝裁决。而朱元璋是这样裁决的：“谷王橞（朱元璋第十九子）夺民田，侵公稅，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伊王（朱元璋第二十六子）世子典，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迂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宮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宮，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從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饿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宸濠未反時，亦強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盜闵廿四、淩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此其恣橫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於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当朱元璋家族的全体成员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中國的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神州大地上流民如潮，饿殍遍野。朱明王朝这样的“政府”，叫人民怎么去拥护？这样的“国家”，叫人民怎样去爱？史料记载，农民对朱明王朝的反叛运动，自明初到明末，从来没有停止过。仅《明史》中零星记录的，就有上百起之多。李自成和张献忠辈，仅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已。崇祯末年，马世奇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人民为什么甘心从贼？从这里不难找到答案。

　　朱元璋本人造反起家，深知权力的重要，深知夺权与反夺权的奥妙。因此，他不能让别人有权，因为有了权就会有政治势力；他不能让别人有钱，因为有了钱就会有社会声望、就会有组建武装力量的物质基础；他不能让别人有非分之想，因为有非分之想就会有反叛；他不能让别人有知识，因为有知识就会有谋略、有主见，就不会对自己盲从，就难以对付；他不能允许有威望、有能力的人物存在，有威望、有能力的人物就有可能成为对手。朱元璋将所有有权力、有能力、有财力、有智力的人，统统视为潜在的敌人。他必须让所有的臣民永远处于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知识、没有奢望、没有尊严的状态，成为纯粹为他服役和纳税的工具。

　　出于这一阴暗心理，朱元璋冒天下之大不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大肆屠戮文武官员，将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以“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罪，杀了淮安侯华云龙。以“僭用龙凤”罪杀了德庆侯廖永忠。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名，将胡惟庸族诛，从此取消丞相一职，并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皇明祖训》）。接着，朱元璋以肃清“逆黨”为借口，十余年间以株连的方式杀戮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三万余人。其中包括开国元勋李善长、赵庸、郑遇春、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将蓝玉族诛，株连杀戮文武官员两万多人。其中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以私藏兵器为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洪武二十八年，又以对孩子管教不严为借口逼死了颖国公傅友德。明朝的开国功臣，至此诛杀殆尽。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曾这样评论：“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二十二史札记》）。洪武九年，由于地方行政机构的统计人员，到中央政府进行年度统计审核时，携带了盖有地方行政机构印章的空白统计报表。这种空白统计报表，印章骑缝加盖，另一半留作存根，统计人员所带的报表上只有半个印章，根本就没有别的用途。统计人员带上它，只是以备临时发现数字需要更改时使用。携带这种空白统计报表，没有违反成文的法规，也不涉及贪污受贿问题，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但朱元璋知道后，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的掌印官（现在叫行政一把手），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处死，副职全部杖一百后充军。制造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又制造郭桓案，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粮食七百万石到两千多万石（具体数字朱元璋自己也说不清楚），郭桓所贪污的粮食，寄存在全国各地富裕的平民家里。并说全国所有的十二个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都参与了作案。这个案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

　　在朱元璋统治下，是与非、功与过、罪与非罪，没有标准。是还是非，功还是过，有罪还是无罪，不决定于你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是决定于朱元璋的意见或情绪。他不喜欢你，你就是错的；他要杀你，你就有罪。朱元璋不把人当人。在朱元璋眼里，人与沙子、草芥、蚂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想用就用，想扔就扔，想杀就杀。无故杀人是他的家常便饭。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记载：“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內’作则垂憲’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壽表，以’壽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呂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遙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賈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宮赐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壽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飾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吳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紹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於’贼’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则’等语，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懼，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慚，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解縉疏云：’陛下无几时有不变之法，无一日无有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为防止老百姓互相串连和成立民间组织，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朱元璋规定，里甲内的村民必须互相监督，人人都有揭发举报本里甲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和责任。一人犯法全家受罚。邻里知情不报者连坐。规定农民只能在住所附近一里范围内活动，还必须早出晚归，不得在外留宿。每个人每天干什么事，到哪里去，都必须通报邻居，让邻居知道。瞒着邻居的活动概属违法活动，将受到严惩。规定商人和手艺人做生意和打工不能超出离家百里的范围。农民离家一里、商人和手艺人离家百里，必须持有官府开具的“路引”（通行证）。没有“路引”而外出的，以犯罪论处，或判刑，或流放。朱元璋还规定，农民必须缴纳土地税和义务服劳役。土地税每年春季和秋季分兩次上缴。力役則自备盘缠和伙食，到指定地点服役。

　　为保证他的政策能完全贯彻执行，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大诰》、《大诰武臣》、《皇明祖训》、《资世通训》、《臣戒录》等严刑峻法，实行恐怖统治。朱元璋的决定，所有臣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朱元璋说：“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有者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大诰·颁行大诰 第七十四》）。“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 ，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的不虚示。”（《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大诰》是一部钦定案例的汇编。其中所列的罪名，诽谤皇帝、结黨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等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诽谤皇帝”、“结黨乱政”两条，根本就没有衡量的标准，朱元璋随时可以把它戴到任何人的头上。《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明史·刑法志二》）。当时的政治气氛，方孝孺曾有这样的描写：“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实、辨臧否诚古所未有也。”（方孝孺：《叶伯臣郑士利传》）。其气氛之恐怖，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使所有的人把《大诰》的精神“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朱元璋在全国掀起了大学特学《大诰》的热潮。背诵《大诰》，可以得到朱元璋的奖励，表现突出的还可以提拔当官。朱元璋在首都多次大规模地接见讲读《大诰》的积极分子。“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明史·刑法志一》）。

　　为了死后仍然能享受生前腐朽糜烂的生活，为了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朱元璋生前动用十余万匠人和官兵，集中全国的工艺大师，费时二十五年，为自己建造了极尽奢华、规模空前的陵墓——明孝陵。明孝陵地面建筑的宏伟壮丽，许多人并不陌生。其地下部分虽然没有发掘，未见其真面目，但它的奢华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朱元璋死了以后，还丧心病狂地将四十个侍寝的宫女全部殉葬，其中年龄最小的不足16岁。人们只看见南京明太祖之墓，宏伟壮观。有多少人知道它里面同时还埋葬着40个冤魂？当明孝陵享殿上香烟缭绕、钟鼓齐鸣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40个、甚至更多的无辜家庭陷入在生离死别的悲痛之中？

　　朱元璋没有罪恶感，他不认为任意掠夺他人的财产是犯罪，他不认为随意剥夺无辜者的生命是犯罪，他不认为暴殄天物是犯罪，他不认为毁谤构陷是犯罪。朱元璋没有道德感，他不认为过河拆桥是可耻的，他不认为出尔反尔是可耻的，他不认为恩将仇报是可耻的，他不认为指鹿为马是可耻的。朱元璋有的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物欲、食欲、性欲和权欲。利令智昏，权更令他智昏。聪明过头，就走向了反面。

　　朱元璋的一系列措施付之实行以后，整个中國鸦雀无声，万马齐喑。于是，文官不再有良策，武将不再有战功，百姓不再有奉献。中华民族在沉默，华夏大地在沉默。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它的脚步，更没有因此而停止在朱元璋设定的那一个点上。它艰难地、曲折地、缓慢地、顽强地、同时也是不可阻挡地在前进。

　　朱元璋把所有可能的对手除掉之后，一定带着惬意的微笑，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敌人消灭了，剩下的，算得了什么？朱明王朝这头强壮的骆驼，不在乎背负几根稻草。

　　然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根又一根的稻草，像雪花似的降落，终于在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把这只骆驼压垮，让它停止了呼吸。那一天，北京城万众欢腾，唯一感到悲哀的，就是那只骆驼。

　　作者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2008/8/25

　　作者:汤守道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各大电视台突然播出紧急新闻：中國首都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发生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人们在电视萤幕上看到，一辆黄色的面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在持著枪奔跑；人们抬著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叭叭砰砰的枪声不断地爆响著。

　　中國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加拿大记者是因为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而且是因为他们估计到了中國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在中國政府尚未醒过来的瞬间，抢在禁令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这才使人们看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国内的新闻媒介全部奉命对此保持沈默。只是当天的北京晚报被授权刊登了新华社的一条一百余字的新闻。以致于该报价格暴涨，据说最高的被炒到了原价的五十倍。

　　凶犯系驻守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田明建。该人聪明机智，勤恳好学，曾被保送西安陆军学校深造，军事技术颇有造诣，特别是枪法，是学员中的尖子。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时，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十分圆滑，许多官兵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头，常常托他代为疏通，既然一言兴邦，自然也就少不了一字千金。一次，某战士重礼贡进，但求事无成，一气之下将他受贿的隐秘曝光，田明建遂被下放连队任职。副连长这个职务，按部队惯例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此前不久，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未批准。该战士平素与田关系不好，知道他借职权之便作梗刁难，与之争吵不休，田盛怒之下，对他拳脚相加。不打人不骂人是部队的纪律，殴打战士更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成为了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停职反省，但一直思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并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公开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

　　此时又发生的另一件事促成了田的铤而走险。田在农村的妻子曾与其生下一女，像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为其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他妻子即已怀孕，由于农村严格的计生政策，他一直对部队隐瞒自己老婆怀第二胎的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田的家信，得知其妻怀孕后即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后证实为男婴)没了，连大人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田明建见似锦前程化作泡影，老婆儿子也没了，顿感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他不甘于默默地沉沦，决心采取极端方式呼唤社会的注意。部队的惯例是：被停职反省而非隔离反省者，在正式处分下达前，只是不工作，不出操课，而无须办理交接。这给田明建向社会寻求报复提供了可能。九月十九日晚，他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借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支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八一式步枪和满满六匣子弹。出操之前他把枪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他又和平时相熟的老乡战友打了招呼，说第二天出操他叫卧倒就趴下(事后这几人因发现徵兆却未举报受了处分).

　　九月二十日晨，连队出操之际，他像所有因身体不适、度假、调离等而无需参加训练的军人一样，站在旁边观望，谁也没觉得什么意外。谁知，当团政委来到操场上作例行视察时，田明建突然喊卧倒然后出枪射击，团政委等四人当场死亡，十多人受伤。军营一时大乱，田明建趁机窜上公路，劫持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直奔天安門广场而去。车过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突遇红灯，司机趁机将车撞到路旁的树上后弃车便逃，岂料遇上田明建这样的枪手，只一枪就把他撂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田转身朝迎面驶来的黄色面的冲去，出租汽车司机见凶犯朝自己来了，急忙开车门想逃，但，未容他离车，无情的弹雨就盖了过来。紧接著，田明建的枪口转向了路上的行人，车辆和建筑物，一时间血肉飞溅。

　　大批武警持枪赶到，企图用强大的火力将凶犯消灭。田以街心交通护栏为掩体，时而卧倒时而半蹲，准确射击，数十名武警竟一时无法靠前。恰在此时，一辆44路公共汽车驶来，如果司机冷静机智，以最大油门全速直冲，本可有惊无险。但那个司机受过这种训练呢？被横飞的枪弹吓懵了的司机，竟然把车停在了路中间，子弹成串地飞到车里，乘客纷纷倒在血泊之中。不少早晨上班的人是被从自行车上扫下来的，正在这里硝烟弥漫，枪声震耳之际，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架车送孩子上学由此路过，一串子弹飞来，尤素福当场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

　　田明建毕竟只是针对社会发泄不满闹事寻死，没有更慎密的思考和谋略，所以，枪战了一阵之后，便且战且退被军警围困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所带的近两百发子弹将近打光，他便用短点射压制警方火力，后来部队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向他射击他才中枪毙命。

　　事件的发生时间正在国庆四十五周年的前十天，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务院总理李鵬在当年的国庆讲话中，不得不加上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这样的话。

　　田建明事件反映出解放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落后的管理体制。政工干部私拆他人信件，农村计生干部视人命如草芥，长此以往，必有大乱。四名团级干部死有余辜。

　　巷战，起码有三件不可或忘的要领，即：一，正面对敌，背有依托；二，敌总我寡，凭险据守；三，弹勿虚发，留有后备。田选择半自动步枪而非冲锋枪是对的。

　　建国门枪战的全部资料所显示出来的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在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沉著冷静对敌方面相当有素养。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在街树，楼房，车辆掩蔽下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在最后，已经身陷包围圈中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

　　田在与武警接火之后，仍然胡乱扫射无关之物体，除了表明他意在闹事寻死之外，也表现出他缺乏一个职业军人在巷战中所应有的本能。虽然他是在几乎打完所有子弹之后才被击毙的，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所在的北京卫戍部队的在巷战中的军事素养，作为城市的卫戍部队，水平如此，很难说是完全合格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好莱乌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就是在这一天由田建明介绍给世界的。

　　来源：内邱之窗-史海烟云

　　作者:史海烟云

　　——甲申再读之二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國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

　　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

　　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好在山海关驻扎。

　　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吴三桂是宁远的守将，职务是辽东总兵。１６４３年9月，清辅政济尔哈朗率军攻明，很快就占领了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当他以破竹之势攻打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宁远时，却因吴三桂的抗击而兵败城下。吴三桂据守的宁远，是满清占领区中唯一的孤岛。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满清地盘上的一个“钉子户”。在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高官业已降清并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多尔衮以高官厚禄诱吴三桂投降。吴三桂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坚守了做人的底线。

　　吴三桂的部队，是明朝政权仅存的一支足以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生畏的武装力量，有“宁远铁骑”之称。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谁得到了吴三桂的支持，谁就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增加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而此时的吴三桂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极力主张招降吴三桂。李自成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劝其归降。吴三桂的忠孝观念很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接受崇祯已死、明朝已亡的现实。最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带领部队前往北京。然而，没想到部队刚到滦州，吴三桂就听到从北京逃出来的难民反映，大顺军在北京大肆拷掠。吴三桂的家产被大顺军抄没，父亲被大顺军拘押，还受到严刑拷打。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听后，顿时义愤填膺。一个刚刚还花言巧语诱其投降，转眼间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政权，一个以烧杀抢掠为能事的政权，还值得为之效命吗？吴三桂于是退回山海关，命全体将士换上白盔白甲，宣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为君父报仇。李自成见吴三桂不肯投降，亲率十余万大军，试图消灭吴三桂这支部队。吴三桂于是致书多尔衮，请求支援。结果，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与清军对李自成内外夹击，将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逃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举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登基典礼”，过了一天的皇帝瘾。三十日即仓皇逃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在吴三桂的追击下，节节败退，重蹈了崇祯身败名裂的覆辙。一年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时年三十九岁。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澤東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國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殺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黨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

　　满清入主中國，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

　　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

　　史书记载：

　　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

　　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

　　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

　　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

　　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

　　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

　　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國”，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國，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國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國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满清人统治中國，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國，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

　　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

　　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國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國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

　　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

　　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國，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國，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國，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令中國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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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汤守道

　　晚清中國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四个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季直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國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季直（謇）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國。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1894年，青年西医孙中山放下手头的医务，到翠亨村家中闭门多日，写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鸿章书”，提出对国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说：“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第一。”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实际上这是当时改良派的基本共识，并不是孙中山的原创，比他年长的思想家、买办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说过：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孙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条“物尽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要请他的朋友批评、斟酌，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经向陈少白、郑观应、王韬等人请教乃至代为斟酌过，郑是他的广东香山同乡，他北上天津，路经上海，拜访了郑，还有思想相通的王韬，两位有声望的老人给这封上书作过修改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条是不是郑加上去的，我们则无法知道了。王韬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去见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希望引见。然而时间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战前夕，李鸿章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微不足道、从广东来的年轻人，乃至有没有看到过这封8千言书，也是一个疑问。孙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头而去。

　　张季直是东南实力派领袖，1894年中状元，以汉人而对清室怀有感情，辛亥前的将近10年间，他一心推动君主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孙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错失良机，到最后，革命风暴起来时，他断然选择了共和。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来访的美国工商代表团，不会英语的他就立宪等问题，通过翻译请教美国人，其中一个美国人发现——“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个记录。1911年5月，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受到摄政王的亲自接见，北上途中，随行的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对他说，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大家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恳切地忠告他：“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也在场的刘厚生证实，他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

　　1895年之前，他们都站在改良的起点上，从改良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这是历史的逻辑。当年，29岁的孙中山拖着辫子来到天津，一年后亡命异国，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征的辫子。相隔十几年后，59岁的张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辫子，可谓殊途同归。

　　作者:傅国涌

　　保路运动的初始是维权运动

　　发生于1911年的保路运动，是中國历史上的首次维权运动（相关论点见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或者说，保路运动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维权运动的特点是，诉求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未必是更为崇高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果这种诉求同时发生于许多人的身上，就形成了公众维权运动。保路运动，就符合部分这样的特征。

　　在以往的教科书里，喜欢把保路运动描述成爱国民族主义运动。我倒没有反对运动中有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情绪，事实上，整个辛亥革命，就是由反清、复汉、民族主义这三个精神主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但这场运动是否属于“爱国”，这个就有点吊诡了。因为民族主义未必就是爱国主义，你爱的到底是满清的国还是大汉民族的国？如果我们撇开“爱国”这个大而无当的迷雾，就可以认清保路运动的本质，实际上源自个人利益——经济利益，而后发展成以汉民族为主的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清末，由西方国家为主导的铁路建设，其中蕴藏着大笔的经济利益。而中國人民（也包括地方政府和乡绅），怎么会坐视这种利益为西方资本家独享？虽然，由西方人建设铁路对于当地经济，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增加就业和地方财税。但这些利益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而对于这么大的一块蛋糕，每个人都想瓜分一部分。于是，四川人民强烈要求自保利权，自建铁路。当然，这种出于私利的动机，如果要得到清廷的支持，必须包裹上“主权”的外衣。譬如四川总督锡良给朝廷的奏报曰“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清廷准奏之后，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公司章程规定了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國人股份。由于中國没有象外国资本家那样的个人雄厚资金，因此必须向社会各界广泛集资，从四个方面筹集股款：一、认购之股（来自官倒和商人）；二、抽租之股（来自普通农民和地主）；三、官本之股（地方财政）；四、公利之股（基金投资）。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这种牵涉到官、商、民，几乎含盖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的筹股方式，才导致了难以平息的保路运动。当清政府出于各种动机欲将路权收归国有，命令四川、湖南停止民间集股，转而向西方银行借款的时候，无疑就触动了早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各阶层股民的利益，从而爆发了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首先从湖南长沙开始爆发，在湖南、湖北境内，有约4万人参与了抗议集会。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暴力冲突，宜昌筑路工人打死了20余名清兵。进而广东也爆发了千余人的集会，四川在立宪派的发起下，组织了2千余人的集会。而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深入，最终发展成军事革命，在全国首先宣布了政权獨立。

　　革命，以维权的名义进行

　　在四川的保路运动初期，“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使得运动有了很强的组织性和持续性。由于地方总督的默许，保路同志会成为了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这给了运动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使得他们的抗议活动合法化，而不用担心遭到警方的鎮壓。

　　须要指出的是，四川保路运动的最初，仅仅是部分利益群体发起和鼓动。但发起后，很快向无直接利益群体蔓延。1911年6月16日由立宪派在成都组织的会议，只有二千四百余人，而且全是股东代表、咨议局议员、法团人士和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各级群众。但仅到了第2天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就聚集了4千余人，人群中的主流转为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学生和市民。无疑，运动已经有意无意得从单纯维权很快向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的群众运动转移。这是运动组织者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们乐见其成的。更准确的的说，立宪派很快就被群众推到了一个更为广义的运动中去。而保路同志会，也适时改变了政策，“无论股东非股东均可入会”。事实上，早在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之初，利权便已被地方政府不知不觉得跟主权挂上了勾。

　　当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转为一场全民運动的时候，同盟会适时介入。但他们初时并没有主导运动，而是通过保路同志会中的同盟会员，在群众中进行煽风点火，意图使运动纵深化。

　　保路运动在刚开始的和平抗议时期，采取的非暴力方法有：集会、示威游行、血书、组织保路同志会、演说、罢市、罢课、抗税、传单。为了解决因罢市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工人、小商贩，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分别设立了慈善会和施济局，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成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领取了救济。这样就使得运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立宪派还发明了一种方式，就是——圣位牌。圣位牌上供奉着光绪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一副联子，是光绪帝曾经的谕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保路同志会大量制作了这样的圣位牌，发放给每家每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抬出光绪曾经的谕旨，以证明运动的正义性，使得清廷一时间没有借口进行鎮壓，同时也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但即便如此，随着风潮的扩大，清廷惊恐万分，下旨要求四川总督“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在朝廷的压力下，四川总督赵尔丰终于决定武力鎮壓已经难以收拾的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10几名运动领袖。咨议局是1905年立宪政改的产物，这个从英国议会学习而来的咨议局，在1906年成立，其性质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但与现今的人大类似，咨议局并没有掌握应有的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总督的手里，就象当年威廉一世凌驾于议会一样。这也就使得赵尔丰可以轻易抓捕这些本有权监督他的“人大委员长”。当蒲殿俊、罗纶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约有上千群众头顶光绪牌位云集总督府抗议。于是，一个恶性的暴力循环开始了，赵尔丰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开枪鎮壓，在清兵的长枪和铁骑下，造成了数百名的死伤。史称“成都血案”。“成都血案”并没有如清廷期盼的那样使事态平息，反倒激起了更加顽强的抗议，也给了同盟会一个暴力推翻政权的绝佳机会。因为同盟会从来就不是改良派，他们的目的就是革命，保路运动给了他们一个莫大的机会。“成都血案”，注定了保路运动已经从一场利己的维权运动发展到利他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