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在亚洲，跨国组织起码有这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很少，二是闭口不谈民主、自由、人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都是由欧美发起和运作的；所有关心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人權问题的组织，大的如联合国人權委员会，小的如纽约的人權观察和巴黎的记者无国界，更是没有例外，全是欧美国家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在支撑。对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人權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士给以荣誉和抚慰的各种奖项，如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人權奖、甘迺迪人權奖、捍卫言论自由奖，等等等等，没有一个是在亚洲国家的土地上设立和颁发的。

　　为什么会出现亚洲国家不关心民主、自由、人權的局面？是亚洲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權状况已经好到不需要关心，亚洲国家已经不存在人權问题，亚洲已无人權斗士用武之地因而他们也就不需要安慰和帮助了，还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和政客都已泯灭天良？答案显然后者。亚洲有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朝鲜，亚洲有全球被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國，全球仅剩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有其三，亚洲国家的监狱里仍然关押着数不清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酷刑仍然在亚洲国家风行……灾难深重的亚洲人民多么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精神的拯救，亚洲的良心犯们多么需要来自外国的关心、鼓励和抚慰！可是这一切，竟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愿意去做，也没有一个亚洲的非政府组织敢于关心他们。亚洲国家尽数堕落，亚洲政治家已丧尽天良！他们的眼已经退化到有眼无珠，他们的心已经野蛮到禽兽不如。

　　正当我在绝望地诅咒亚洲国家普遍堕落，亚洲政治家天良尽丧的时候，2004年12月10日中國大陆报纸《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则消息《朝鲜叛逃者在日筹建”流亡政府”》让我眼前一亮。这则消息说，五六十年代之后逃出朝鲜，在韩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国避难的朝鲜流亡人士，计画在2005年3月在日本建立朝鲜流亡政府，拥戴前朝鲜劳动黨中央书记81 岁的黄长烨担任流亡政府代表。这则消息之所以给我带来亮光，是因为在我记忆里，过去只有欧美国家才给予别国的流亡者在本国成立流亡政府的自由；日本允许朝鲜流亡者建立流亡政府，这是我所知道的允许别国流亡者在本国建立流亡政府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西方国家极为开放，特别是明治维新初年，日本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堂教学用语都是欧洲语言，不用日本语。这既是日本从内心真诚以西方为师的体现，也是它能够在亚洲国家中迅速崛起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东亚邻国，既有同情，又有野心。对亚洲和东亚各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日本是憎恨的；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亚洲各国人民，日本是同情。以中國为例，日本无论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还是对孙中山的革命派，都尽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日本成为康、梁、孙等进步中國人海外流亡的首选之地，也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海外活动的大本营。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日本政府的奥援，康梁哪里逃？孙黄（兴）哪里逃？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全国通缉维新人士，梁启超就是在日本驻华公使的全力帮助下逃出大清朝廷的魔掌的。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躲避数日，又在日本公使的设计下剪发化装，混上赴天津的火车，最后在日本军舰护送下到达公海，远走东洋。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日本，日本不折不扣是梁启超的第二故乡，是比自己的母国还安全可靠的故乡。

　　“东亚共荣”后来成为日本吞并亚洲邻国野心的写照，实际上它的初衷包含有对当时腐败落后的东亚各国政府的否定，以及强烈的拯救东亚国家的愿望。1905年，早稻田大学成立清国留学生部，这是该大学第一次向中國官派留学生敞开大门。你可能想像不到，这一年，早稻田大学共招收了762名中國留学生，人数之众，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就在这前后几年时间里，日本为中國培养了五万名留学生。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早稻田大学》一书，序言是当时早稻田大学总长西原春夫写的。他说：”早稻田大学很早以来就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为各国培养许多真正为人民大众而活跃的人才。就中國来说，从向毛澤東传授社會主義的李大钊到廖仲恺、廖承志父子等等，在中國国民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领导人中间，有那么多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它领土扩张的野心、救赎邻国的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一并夭折。此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早已成为世界二号经济强国，谋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对朝鲜流亡者提供成立流亡政府的方便，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其沉睡半个多世纪的东亚地缘政治角色和国际政治角色的苏醒。

　　亚洲有四五十个国家，其中真正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是民主国家而又经济强大的，仅日本和韩国两家而已。因而，日、韩对亚洲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国不能只顾做生意，而无视亚洲民主与非民主政治力量的对比，放弃履行促进亚洲政治民主化的义务。

　　日、韩究竟能为亚洲政治文明的进步做些什么？笔者认为：

　　第一，日、韩应牵头创办亚洲或东亚以民主、自由、人權为核心诉求的国际组织。这样的组织亚洲和东亚至今一个也没有。

　　第二，积极接纳亚洲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政治流亡者，为他们提供庇护所，就像当然日本为康梁孙黄辈提供的帮助那样，不要屈服于亚洲其他獨裁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包括邻国）的压力。

　　第三，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据报导，建立朝鲜流亡政府在时间和财政上都面临着困难。笔者认为，对此日、韩责无旁贷。据称，朝鲜流亡者1992年就有成立流亡政府的打算，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与朝鲜”和平共存”的政策，美国也希望”维持朝鲜体制的软着陆”，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经济上施以援手，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提供可以让他们公开建立流亡政府的驻足之地。

　　第四，学习欧美，设立民主人權奖。

　　第五，放手和鼓励本国的非政府组织从事支援亚洲民主人權事业的工作，就像美国一直做的那样。现在交通的确要比康梁孙黄时代方便了，可以直飞美国，可是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逃亡者而言，毕竟日、韩最便捷，交通成本最小，也最容易成功。据我所知，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基本都在欧洲和英语国家，在日本和韩国的非常少。我认为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不能说日、韩对中國的人權状况麻木不仁，起码它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美国养活多少他国的政治流亡者？美国为别国的人權事业投入多少钱？日、韩应该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这样做有它的长远目的，就是等到他们支援的政治流亡者回国掌权之后，他们将都是亲美的力量，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这是彻底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如果美国惟利是图，它根本无须收留这些政治流亡者，收留他们对美国只有害，没有利。中國政府的许多大生意，都给了法国、德国，而不给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太热心帮助那些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太热心促进中國人權进步，按中國官方的说法是“对中國内政说三道四”。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美国才这么傻，才会这么做。日本、韩国应该学一点美国的傻气，以免这种傻气在人类世界绝种。

　　据报导，成立朝鲜流亡政府，“背后操纵这一切的黑手”还是美国，华盛顿内部正在秘密制订一套推翻朝鲜的方案。既然日本政府愿借宝地让朝鲜流亡政府栖身，那就索性走到前台，好人做到底，别让美国一家“背黑锅”。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亚洲国家都争先恐后选派优秀子弟到欧美学习民主政治，连中东的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1900年2月1日，埃及《新月》杂志发表《建立埃及综合大学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一文：”建立一所综合高等学府，教育埃及青年及人民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獨立，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什么是他们的义务，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觉悟。”1908年12月21日埃及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大学埃及私立大学（开罗大学的前身）就是在全民族民主、自由的呼声中成立的。

　　可是，这些国家獨立以后，它们建立的政府几乎都成为獨裁政权，有些民族国家的人民比殖民地时代生活更惨。几十年来，政治犯、流亡者和酷刑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日、韩这些先期抵达民主政治的国家，对其他亚洲国家存在的人權灾难不能不闻不问。像印度洋大海啸这样的自然灾难固然应当慷慨救助，解救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为关键，更为义不容辞，因为毕竟印度洋的海啸七百来才有一次，而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人为制造的灾难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因而，帮助它们建立一个现代民主、自由的国家，才是功德中最大的功德，是睦邻中最好的睦邻。

　　亚洲国家和地区一直缺少自己的论坛组织。鉴于此，博鳌亚洲论坛应运而生。可是自2000年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筹备会到2004年第三界年会，从《论坛宣言》和《论坛章程》到每一次年会上各色人等的讲话、发言和新闻报导，没有一处提及亚洲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没有一处使用过民主和人權这两个词。我们亚洲的人民不是猪，他们也需要文明的政治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亚洲各国想一遍儿，谁能为亚洲的政治文明鼓与呼？只有日本和韩国。谁有能力为亚洲的政治文明奉献一份力量？只有日本和韩国。假如日、韩不去做，谁还会做？日本和韩国不应该放弃改善亚洲政治生态的崇高职责。

　　制造人權灾难的国家是邪恶国家，不关心别国人權灾难的民主国家是无灵魂的国家！

　　作者:焦国标

　　九一一以后，中美关系比过去容易得多。九十年代，每到大选年两黨就拿中國当攻击的目标。从2004年开始，中國基本不构成大选的核心问题。今年中國问题仅在预选中讨论，在大选中几乎不构成个话题。

　　这并不是因为中國不重要，而是说明美国至少在此刻不把中國当块心病。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进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总统候选人不把对华政策放在最紧要的议事日程中，没有对之深思熟虑，一旦当权后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就变得十分难测。

　　奥巴马如今似乎已经锁定胜局。他的对华政策将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这个背景下可以根据几个因素作如下的判断。

　　奥巴马资历浅，在外交上没有经验、缺乏记录，如今美国危机重重，对华关系没有明显的危机，自然也不会在他最紧要的议事日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对华政策个人色彩会比较弱，更容易受其左右的影响。要知道，今天的大选，并非仅仅是白宫易主，而且是民主黨在国会两院大大扩张其已有的多数优势。这样，奥巴马一旦入主白宫，共和黨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阻挡民主黨政策的出台。华盛顿将成为民主黨的天下。奥巴马在民主黨中，是个小字辈；当总统后虽然身份不同，但受民主黨传统势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次之所以许多民主黨人支持奥巴马而倒希拉里，除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一个深刻的动机是许多民主黨大老觉得克林顿们在黨内势力太大，一旦希拉里成为总统，就可能更加独断。奥巴马则是新人，许多事情要请教前辈们，影响他的余地自然也大得多。

　　这种算计，在政治上当然可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在对华政策上却可能八九不离十。奥巴马面临如此多的危机，当然不愿意在对华政策这个自己生疏的、相对而言也并不迫切的领域多花时间。其结果，就是更多地听从助手和黨内人士的意见，耳朵根子要软一些。所以，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必须放在民主黨的政治主潮中来判断。

　　这个主潮是什么？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预选中可以看出，希拉里还是继承了克林顿的传统，是民主黨中亲企业的自由贸易派，虽然她本人可能比克林顿要左一些。奥巴马则频频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棍子敲打希拉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问题上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在中國问题上，他特别提出了中國的劳动法规、产品质量等等问题，要求加强管制，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会对华打一场贸易战。从预选到大选，短短几个月，经济话题的中心就转移了。预选时的经济主题还是企业外包，如今则成了金融风暴。中國现在不仅不是替罪羊，而且可能还是华尔街的潜在救主。在这样的局面下，奥巴马上台后可能对中國要客气不少。在没有重大国际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他对华政策的重点还是在贸易，而贸易的重点则在中國对美出口产品质量的监测、中國的劳工权利（劳动力成本）、中國市场对美的开放性等等技术层面上。事实上，这些要求并非全对中國不利。比如，产品质量的监测、劳工权利等等，正是目前中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奥巴马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建立日常的工作关系，主动请求美方的帮助，不仅可以使对方无话可说，而且也有助于建立中國健康的市场秩序。

　　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國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注重对白宫作工作，对国会则下的功夫不足。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对华关系，则很可能是民主黨主导的国会对总统施加的影响远比过去要大。对白宫外交是中國的强项，对国会外交则是弱项。奥巴马以小字辈入主白宫，这一局面就要求中國对国会的老字辈多下功夫。

　　作者:薛涌

　　昨天，也就是10月14日上午11时，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揭牌仪式”，这标志着中俄之间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确定。也标志着，黑瞎子岛这块脱幅近八十年的国土，其中的一半正式回归中國版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和前苏联，印度等国家，因为边界争端发生过局部战争。而放眼即当今世界，由于领土纠纷大动干戈的例子亦数不胜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半个黑瞎子岛的回归？

　　2004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國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中俄双方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该协定规定，35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两国各得其中一半。尽管该协定很快得到中國全国人大常委会、俄罗斯杜马全体会议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但中俄两国国内对这一协定一直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中國部分民众认为，黑瞎子原本就属于中國，现在俄方只归还其中的一半，这是不折不扣“割地”行为，而俄方也有媒体评论说，归还给中國黑瞎子岛，是“不可容忍的妥协”。

　　中青报驻莫斯科记者关健滨黑瞎子岛回归后写到：“”黑瞎子岛模式“将为21世纪的现代中國解决外交和领土争端提供一种新思路：即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同时对目前已经造成的现实问题给予一定的承认。”笔者深以为是。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观念的确立，需要对“国土神圣”观念进行必要的检讨和反思。

　　长期以来，在历史文化和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土神圣”的观念深入人心，所谓“宁死十万兵，不失一寸土”描述的就是这种心态。从国家利益上讲，维护领土的完整和不受侵犯，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是，现代国家还有维护国际和国内和平发展的目标，如果两个目标相冲突，就需要对领土的“完整”做仔细的研究：如果外国入侵，危害民族生存，全体国民当然不惜代价背水一战。但如果是复杂的历史形成的领土争议，动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就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放眼看一下在今天的欧洲，通货逐渐统一，人口自由迁徙流动，现实中边界已经相当模糊，边境管理也基本取消。可倒退一百年，法国和德国，德国和波兰等国家，曾经因为边界问题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上述事实告诉我们，通过战争只能增加国家之间的仇恨，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领土纷争，共同的发展是超越边界划分和管理的理想途径。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国界的消失恐怕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下，边界和争议性领土的神圣性，必将随着这一趋势而逐渐淡化。如能确认这一点，在面对复杂的历史形成的边界争议之时，和平谈判应该成为唯一的方法。而谈判要想得到双方的认可，就必须妥协和让步。如果我们认为某一块领土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國就坚持不让步，那谈判解决就无望，而长期的领土纷争，无论对那一个国家来讲，需要付出的代价都十分沉重和高昂。

　　事实上，近些年从中日东海划界，到中越边境的全面划定，中國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采取的灵活姿态，都集中体现了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智慧，也为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半个黑瞎子岛的顺利回归，中俄两国跨越几百年的边境问题全面解决，也再次印证这一边界谈判模式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更重要的，这一模式如果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将会为国家和国家之间边界纷争开创一个良好的范例。仅从东亚国家来看，日本和韩国之间，俄罗斯和日本之间，中日之间，还有环南海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边界争端，面对这些复杂的历史纠葛，各国均有为领土不惜一战的极端声音，但有远见的政治家一定能清醒地看到，各国之间和则两利，战则两害。和平解决边界纷争，应该是首要的双边原则，此外则需要类似中俄双方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各退半步的政治智慧。

　　作者:王志安

　　编者按：在仲共外交中，最为西方感兴趣的是「鄧小平的痰盂」。西方外交官每有详细记载，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因此称邓为「肮髒小矮人」。本文见微知着，发人深省。

　　鄧小平见外宾时脚下的痰盂举世闻名，西方外交官有详细介绍。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邓为「肮髒的小矮人」。鄧小平1977年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每人脚下都有一个痰盂。

　　为了迎接奥运，中國除了积极抓捕维权人士之外，正在努力的向全国人民推广文明吐痰，譬如派发大量「文明吐痰清洁袋」，甚至在公众场合摆放痰盂等等，不断操练，以免同胞在老外面前丢脸（其实花卅六亿人民币起了一个严重漏水和白天不开灯不能使用的「鸟巢」都已把脸丢尽了）。中國网路上一篇劝人不要随地吐痰的流行文章写道：「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代文明国家……不准随地吐痰，不等於让你把痰不吐出来而往肚内咽下去，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把含大量细菌、含有害有毒物的痰往肚内吞，这是极不卫生的，打个比方：你自己有痰往肚内咽，等於别人的痰往你嘴里吐一样，你想这髒不髒？想到这些，你以后可能再也不敢将痰往肚内咽了。有了痰，我们必须吐在痰盂内……」。看了这文章后，恐怕原本不想吐痰的都不敢不吐了。

　　说到文明吐痰，自然令人缅怀起毛澤東和鄧小平那年代在公开场合的那些御用痰盂。

　　曾经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我以为那些在中南海会客室或人民大会堂的痰盂只作装饰用，或作为中國人顽强地向外人特别是洋人宣示「以我为主」的天朝傲慢姿态。我相信这些痰盂只是装饰品，是因为在我从没有在任何媒体上面看过任何人正在使用这些痰盂，其次是因为我非常怀疑那些领导人真的敢在外国元首或贵宾面前吐痰。

　　直到多年后读到国外领导跟毛、邓的会议记录或有关外国领导的回忆录时，才很确定的知道这些中國领导人在公开会客的场合确实经常往这些痰盂里吐痰。

　　与美会谈邓不断吐痰的记录

　　在中美建交前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的其中五次中美会谈中，按照美方相当仔细的会议记录，每次均出席的鄧小平总共朝着痰盂吐痰十六次，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会见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一次吐痰最多，总共六次。该五次中美会谈中有关邓吐痰的描述共有以下八种措词：（一）邓往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二）邓再次往盂里吐痰（Teng again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三）邓再次俯身往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again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四）邓俯身大声往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and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五）邓大声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六）副总理俯身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he Vice Premier leans down beside his chair and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七）邓俯身往桌子下面的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next to his seat and spits into a spittoon under the table.）；（八）邓俯身到桌子下面，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beneath the table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

　　鄧小平不仅常常吐痰，更多次在对方发言中途吐痰，要对方等他吐完为止。

　　当时任职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多次参与会谈的洛德（ Winston Lord）回忆说 「他坐在椅子上双脚仅仅及地，他是个烟鬼，并随意使用痰盂。」也曾跟鄧小平会面的白鲁恂教授（Lucian Pye）则记载如下﹕「他坐在垫得厚厚的大椅上……脚勉强碰到地面，当他俯前使用痰盂时，甚至是双脚悬空。」

　　鄧小平菸抽不停吐痰技术高超

　　前加拿大驻美大使伯尼（Derek H． Burney）一九八六年陪同当时加拿大总统莫朗尼访华，在会见鄧小平时他观察到，「会上鄧小平菸抽个不停，偶尔使用痰盂，惟弹无虚发。」一名曾於一九八八年陪同时任菲律宾副总统的劳雷尔到北京会见鄧小平的菲律宾官员也对邓的吐痰技术印象深刻：「他菸抽个不停，一支抽完就用余烬来点另一支。他也向着痰盂吐痰，奇准无比。」

　　从若干曾与鄧小平打交道的观察家的分析，鄧小平的吐痰行为似乎具有一定模式和助语作用。也有参与中美建交前多次会谈、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史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回忆说，「他菸抽个不停，我的意思是指他一支又一支的抽，一支抽完就用它来点另一支。他总会有个痰盂，每隔一会儿，他就会提意见，然后转过身去「咳吐」」。於七○年代在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工作的尼克斯（Robert Nichols）也察觉到邓有类似的吐痰模式，「鄧小平身边有个痰盂，当他提完一个意见，就会向着痰盂吐痰，响起「乓」的一声。」

　　邓有时也会借助吐痰以示鄙夷，卡特总统时代任安全会议中國事务主管并亲北京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这样形容鄧小平，「他经常吐痰，声情并茂。一次，他为了骂苏联的扩张主义骂得更起劲，就向痰盂吐了一口痰。」一位泰国外交家这样描述邓在入侵越南前夕的表现：「邓对越南恨入心脾，他使劲的向痰盂吐了一口痰，把越南人骂作狗。」从会谈的记录也可见，单刀直入的鄧小平并不把油腔滑调的基辛格放在眼内，他经常在基辛格发言时痰兴大作，也可能有恶搞的成份。

　　外国政要深受鄧小平吐痰困扰

　　以鄧小平为首的中國老一辈领导这样当众咳吐连连，老实说，即使是同属华人的香港人，甚至一部分已富起来的中國同胞也会觉得噁心，何况是那些洋人。要不是有求於中國，那些洋人哪会这样送上门来受折磨、吸病菌。基辛格其后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里，就形容鄧小平是个 「nasty little man」（肮髒小矮人）。最近基辛格也再提到对邓吐痰不敢恭维，「邓放个痰盂在前面，并不时向着痰盂吐痰，所以他没有周恩来的优雅…….」

　　一九七五年，快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美国外交官万斯（Cyrus Vance）到中國会见鄧小平时，就深受邓吐痰所困扰。据国际礼仪专家罗傑（Roger E. Axtell）在其畅销书《世界身体语言之礼与非礼》（The Do’s and Taboos of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的叙述，「每当邓清喉咙，俯身吐痰之际，万斯都不动声色。但观察家的确注意到，每次邓吐痰时，万斯都本能地把腿移离痰盂六吋，并在邓完事之后，把腿移回原位。」

　　罗傑观察到，中國人原来视在公众地方吐痰是卫生行为，因为这等於清除人体内的秽物。他说，中國人用手指捏着鼻子喷鼻涕，直接让鼻涕射到地上，也是同样道理。他的中國朋友反问他，「这有甚么不妥呢？那你们洋人怎样做的？」罗傑就解释说会用手帕。那中國友人就反诘道，「然后你就把手帕放回袋里，那岂不是说你整天袋着这泡秽物？」

　　要是连洋男士都对邓当众吐痰那样感到不安，那些洋女士料必更感困扰。戴卓尔夫人因香港前途问题被迫要近距离会见鄧小平时，肯定如受酷刑。失魂落魄之余，可能与她在会见鄧小平后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摔倒有直接关系。英国资深传媒人安妮．罗宾森（Anne Robinson）女士很同情戴卓尔夫人的遭遇，她在自传里说「那个时为中央军委会主席，却实为最高领导的鄧小平坚持要在自己和戴卓尔夫人中间放个痰盂。到底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真的不知道他的欧洲客人会对这非常噁心？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据报导他吐了很多次痰就是。」

　　由此可见，我们大有理由假设，不论鄧小平是蓄意还是无法自控，其痰盂及其频频吐痰的行为，曾经在中國政治，起码是中國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作用，就是令对手感到厌恶，坐立不安，神不守舍，进而为减轻痛苦欲速战速决而乱章法。戴卓尔夫人若因而表现失准，以致未能捍卫香港人的利益，也毫不出奇。

　　吐痰改革，只是比李鸿章进步一点

　　鄧小平即使在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时也在谈话中间大声清喉咙、往痰盂里吐痰。他访问日本时，据说也一样照吐。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於一九七八年接待鄧小平来访时，把一个瓷痰盂和一个菸灰缸放在邓面前，邓居然两样都没有用，在晚宴时也同样两样都没有用。到底是不是因为鄧小平觉得在爱标榜清洁而且是华人的李光耀面前吐痰会感到尴尬和自卑？但起码，这说明鄧小平的当众吐痰行为，甚至吸菸，也是可以自控的。

　　要是有人觉得鄧小平或许多中國人使用痰盂是落伍，但这比起满清重臣李鸿章外访欧洲时拒绝使用痰盂，执意把痰吐在名贵地毯上面，似乎就是进步；李鸿章落伍么？但比起东晋时期的苻朗把痰吐到侍从嘴里（即「肉唾壶」），似乎又大有进步。一九五六年，中國当局把巴金的《家》译成英文，销往外国，先由巴金按中文原着删节。巴金回忆说：「凡不利於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自己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國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

　　那么，鄧小平跑到美国也照样当众吐痰，并说「对不起，我是个乡下人。」若他这样说不是故作耿直，令人淡忘他暴戾的一面，似乎也不失为进步。但中國人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白绕一大个圈，才换来一点点令中國有志者扼腕歎息、令国际文明社会掩鼻的「进步」呢？特别是，一手推广文明吐痰一手抓捕维权人士，这样，无论把痰吐得多文明，就像猫即使懂得拉屎后刨土将粪覆盖，还是一只猫，一个会埋屎的禽兽。

　　来源：香港《开放杂志》

　　作者:锺祖康

　　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支持该国境内的分离主义行动，使很多人不禁回想起冷战。从二战结束前后美苏在东欧抢占势力范围的情形看，任何一个小国若在两个敌对的大国之间做出不明智的取舍，最终结局必定是不幸的。格鲁吉亚处在俄罗斯这个凶狠巨人的腋下，却不识时务地卷入了大国之争，结果惹来杀身之祸。

　　在此过程中，与格鲁吉亚问题没有直接瓜葛的中國，其态度和立场备受关注。8月28日，上海合作组织在塔吉克斯坦举行峰会，受到西方严厉谴责的俄罗斯非常希望获得中國的声援。但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在出席峰会期间，并没有像莫斯科所希望的那样公开给予支持，更没有跟随俄罗斯承认格鲁吉亚两个自治州的獨立。

　　与中國外交原则相违背

　　中國的这种超然姿态，使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感到失望，也使研究国际地缘政治的人们颇为不解。很多人原本以为，从中美俄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以及中俄战略协作框架的角度看，北京理应对莫斯科给予同情；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进程来看，中國也应当在外交上给俄罗斯以支持。

　　中國是否应该支持俄罗斯？对此，一些学者和网友已经发表了很多见解，并对支持或不支持的利弊进行了分析。笔者的看法是，无论是基于自身利益还是基于外交原则考虑，中國都没有理由奋不顾身地站在俄罗斯一边，没有必要为俄罗斯的错误行为分担责任。否则，中國的道义形象就会被严重玷污，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就会受损，各种麻烦也会接踵而至，包括被西方世界视为俄罗斯的帮凶。

　　先就格鲁吉亚问题的是非曲直来看，美国和北约固然是要进一步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出兵报复格鲁吉亚，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自二战结束以来，这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常态，人们不应感到奇怪。无论怎么说，俄罗斯出兵他国领土，公然践踏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没有道义的，是违反国际法的，也与中國一贯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背道而驰。美国当年带头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國虽然无力阻止，但却坚守了原则，不予支持。同样，对于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中國同样不应赞成。

　　支持莫斯科就是为虎作伥

　　至于俄罗斯支持和承认格鲁吉亚两个自治州成为獨立国家，中國更不应盲目苟同。原因之一，中國自己也一直受到分离主义及其外部干预势力的挑战，假若支持格鲁吉亚的分离主义行动，那就意味着中國自动放弃了对付类似问题的道义制高点，而内外分离主义势力也会抓住把柄予以利用。

　　原因之二，俄罗斯在宣布承认格鲁吉亚两个地区的獨立之前，似乎并没有寻求中國的同情和理解。直到西方国家作出强烈反应之后，它才发现自己需要中國的支持。从战略合作的角度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单边主义，是对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因此，北京拒绝为莫斯科的行为“买单”，对俄方没有任何亏欠之处。

　　有论者认为，中國在此重大问题上不支持俄罗斯，将使上海合作组织失去团结和合作的方向。这种担心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但在实际上，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和成长，正是因为有一套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和行为规范。假若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讲原则，将来成员国之间的平等相处、平等协作就会失去保障。

　　最符合中國和其他成员国利益的上海合作组织，必须是开放的，必须追求正义和公正，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不与其他大国或集团形成战略对抗。纵然俄罗斯有一万个理由要出兵攻打格鲁吉亚，支持其境内的分离主义势力，那都无法掩盖其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的本质。若上合组织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那就无异于为虎作伥，结果会使俄罗斯更加有恃无恐地干涉他国内政，包括上合组织内的中亚小国。

　　要公正中立，独树一帜

　　可以说，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莫斯科是获益者，而绝非是受害者，因为它已经通过强权手段达到了阶段性目标。对胜利者予以支持，那不叫“同情”，而叫“喝采”。实际上，中國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谴责它，莫斯科领导人应该知足，实不应该指望北京和它站一起怒视西方。

　　在俄罗斯出兵之前，西方国家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一直处于咄咄逼人的强势地位，现在莫斯科终于扳回一局，双方在战略天平上暂时处于均衡态势，直到某一方在某个时候再次将它打破。对中國来说，最不明智的做法，就是以支持某一方的言行打破这种均衡，从而以配角的身份，直接卷入到这场难分胜负的地缘政治博弈中。

　　中國正在向全球性大国的方向前行，它应该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大国的主见，獨立地思考和面对涉及自身利益与世界格局的重大国际事务，力所能及地担负起伸张正义、促进和平的责任。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只要中國做到洁身自好，保持公正中立，其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并且也会让世人逐渐相信，中國确实是一股正在崛起的正义力量。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杜平

　　欧洲被视为文明之地，但它也是近代人类灾难的源头：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兴起的共產主义革命，更早时的法国拿破仑血腥征伐，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都向世界示范并输出了暴力，仅二十世纪，就在全球造成一亿三千万人的死亡。

　　帝国霸权的梦想，往往给周边小国带来噩梦：被侵占、被奴役、被兼并的悲愤记忆，充塞小国的历史。1996年我第一次访问波兰，在华沙接受当地一位记者采访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俄国人的反感。这位女记者聊天时说，她对俄国厌恶至极，永远都不会再说一句俄语，虽然她精通俄文。

　　波兰在二战中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战后又像其它东欧国家一样，被迫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被共產主义奴役。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波罗的海三小国，才获得獨立。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也从大苏联分离出来，陆续加入西方的民主阵营。

　　但那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的存在，尤其普京上台后致力恢复大俄罗斯的野心，让这些原东欧国家忐忑不安，它们争先恐后要加入北约，希望不再受俄罗斯的霸权之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关口下，俄国军队以保护在南奥的俄国侨民为由，悍然侵入主权国家格鲁吉亚，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全球焦点。它甚至让人想起当年萨达姆的伊拉克，一夜之间挥军涌进了旁边的小国科威特。可想而知那些原东欧国家的感受和反应。

　　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卫星国和向全球渗透的时代已经过去”。等于明确拒绝俄罗斯的旧梦复燃。共和黨总统候选人麦肯恩发表“我们都是格鲁吉亚人 ”的专文，表示“美国人民是格鲁吉亚的后盾”，并措辞强硬地提出几点惩罚方案，包括考虑冻结俄国在海外的资产，建议取消2014年在俄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把俄国从八大工业国中拿掉。英国外长也对此同感，英保守黨主席更明确呼吁应这么做。《华尔街日报》对此发表题为“必须叫普京付出代价”的社论说，“俄国侵入格鲁吉亚容易，但国际社会不会让它以后的日子容易”。

　　●强国至上的底座是群体主义

　　在俄国力争加入世贸组织，想跟西方和解，正民主转型的时刻，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惹怒西方、更吓跑周边小国的愚蠢举动？这背后至少有五个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和俄国领袖的大俄罗斯梦想有关。普京原是克格勃情报官员，他的共產黨教育背景，被灌输而定型的群体主义价值观，都使他执政后，自然地把强国、国家至上作为执政目标，而不是人的自由。普京曾说，大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因而他要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即使不恢复原来的版图，也要重现俄罗斯在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经济改革，尤其全球石油价格爆升，给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第一是沙特阿拉伯）的俄国经济，带来巨大收益（石油占俄国整个出口的五分之四），使俄国更有恢复强国旧梦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周边的小国竞相加入北约，想完全不受俄国势力影响的趋势，令莫斯科难以忍受，因为这等于和它的大国梦想背道而驰。因此莫斯科利用这些周边小国都依赖俄国天然气和原油，用能源作为“杠杆”，向他们施压。不久前，当捷克表示支持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之后，俄国就把向捷克提供的石油削减了40%.俄国总统梅德维杰夫誓言，“报复行动会逐步升级”。

　　面对掐断天然气、原油供应的威吓，乌克兰、格鲁吉亚没有屈服，这使莫斯科气恼、愤怒。于是选在北京奥运开幕，美、法等西方领袖在那里看表演之际，突然采取军事行动，用坦克方阵和空中优势的狂轰滥炸，想教训一下格鲁吉亚，更杀一儆百，警告乌克兰等。

　　其次，和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有关。普京的恢复大俄罗斯的梦想，在俄国民众中得到巨大回响。可想而知，在共產政权七十年的灌输下，群体主义思维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导致非常多的俄国人仍钟情于一个强国，而不是重视个人的强大。这种后共產主义惯性，在原东欧国家也存在，但因为它们不是大国，就不像俄国人那么强烈，那么理所当然。群体主义价值惯性，导致相当多的俄国人更看重“稳定”的价值，而把个人自由视为带来动乱和犯罪的源头。俄国的民调显示，在“自由”和“秩序”之中，超过一半人选择后者。俄国的成人就业人口中，非正常死亡者，有一半是因为酗酒。患艾滋病的人数，排全球第二（第一是南非）。

　　这种民众心理背景，给了普京式的领导人掌权机会。曾作为幕僚长被普京一路提拔、一手选定的接班人梅德维杰夫，以超过七成的高票当选总统。普京改任总理，明显是“垂帘听政”；但普京提出的宏伟12年计划，把俄国人吸引到甚至希望他修改宪法再继续做总统的地步。按照普京的蓝图，到2020年，俄国经济将进入世界五强，一半的俄国人将成为中产階級，俄国人均收入将增四倍，由2007年的年入6312美元，增至3，2400美元。这个美丽的前景，诱惑俄国人把普京视为伟大舵手，任他领航。

　　●斯拉夫主义毒化知识分子

　　第三，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斯拉夫主义有关。俄罗斯历史以来，知识人就有强烈的被称为“斯拉夫主义”的大俄罗斯情结。认为俄罗斯是最优秀的民族，物欲化的西方是堕落的，只有俄罗斯精神才能拯救世界。近代俄国的大作家和评论家等，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别提巴枯宁等更激烈的革命者，无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在大俄罗斯主义上，都能找到重迭点。像最近去世的前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就是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他以《古拉格群岛》等作品揭露了共產暴政，因此被迫在西方流亡了二十年，但他返回俄国后，还是强调西方堕落，俄罗斯要强大，而不是人的自由。他甚至提出要恢复原来大苏联的版图。因此他和普京一拍即合，成为“国师”那样的角色。如果索氏今天还健在，很可能会支持俄军入侵格鲁吉亚，甚至可能会叫好欢呼。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俄国仍有回响。因此，当普京为了强大俄罗斯，提出不要“议会民主”，应实行“主权民主”时，并没有受到俄国知识界的强烈质疑和反对。而所谓主权民主，就是用强调主权和国家强大，而加强总统等克里姆林宫的中央权力，弱化国会所体现的人民权利。

　　●东正教和普京思维“政教合一”

　　第四，和俄国东正教的团体观念有关。美国宗教史专家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畅销书《世界宗教》中说，当年东正教所以和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主要分歧在于，东正教不愿承认罗马教宗的个人權威，他们要全体教士 “集体领导”。这种“强烈的团体感觉”使他们提出“一个人可能单独被诅咒，但却只能与别人一起得救”这样的概念和教规。因此东正教没有自己的“教宗”，也没有那么多教会等级，强调教众说了算。史密斯引述评论说，“和西方比较，它较重视联合而少重视个性”。这样一种群体主义倾向，再加上基督教本身的反富、极端强调平等的观念，还有后来东正教更显露出来的反西方倾向，都为共產主义乌托邦在俄国首开先河提供了条件。

　　最近，一位俄罗斯东正教教士，拍了一部在俄国引起轰动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拜占庭的历史教训》（The Destruction of an Empire： The Lessons of Byzantine History），强调拜占庭帝国所以崩溃，主要因为引进了西方价值，尤其是西化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影片认为，正是个体主义，导致人们不再和统治者站在一起，损害了国家安全，拜占庭等于把信仰给毁了。这部影片的结论是，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种思路，和当今统治者很合拍。普京曾公开说，“我们尊重西方好多世纪形成的价值，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国情，应走自己的路。”今天，俄国东正教和统治者，有一种默契的思想“政教合一”。

　　●没有清算共產主义的代价

　　第五，和俄国没有清算共產主义有关。美国知名的苏联问题史学家、哈佛退休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今年五月号《评论》杂志（Commentary）撰文说，和后纳粹的德国不同，后共產主义的俄国，从来没有和極權的过去切割，因此共產苏联的遗迹，今天在俄国随处可见。他引述几年前的一项俄国民调，多达30%的俄国人居然不知道“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列寧格勒已改回叫圣彼得堡，但周边仍然被称为“列寧格勒地区”。列寧的水晶棺仍在红场，他的塑像仍到处可见。三分之二的俄国人为苏联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当被问到，如果共產主义者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你们怎么反应时，他们说不是参加这种造反就是合作，或至少做壁上观，只管自己的事。只有10%说他们会起来反抗。

　　派普斯教授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指导下，最近俄国修改了历史书，把斯大林歌颂为最伟大的国家领袖，因为他巩固了沙皇留下的帝国，打赢了二战，使国家工业化，并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制度。

　　派普斯感叹说，看到俄国今天的这一幕幕，真令人遗憾，多数的俄国人没有能力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而如果他们想创造一个新的开始，不面对过去是不行的。但正相反，他们好像是自己最糟糕的敌人，缺乏自信，导致相信外部是一个敌对的包围他们的世界；自己犯错，却怪罪他人；同时被自己的领导人误导。

　　这位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面对普京的俄罗斯帝国梦想，西方不可后退、妥协。用像当年西方和希特勒签署牺牲小国条约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道路。这次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就是一个试探，而美国和欧洲的强烈反应，则是一个清晰的回答。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民主时代，俄国还想做帝国霸权的梦，可能只是黄粱美梦。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8月19期

　　原文： http://www.watchinese.com/%E7%9C%8B%E4%B8%96%E7%95%8C/2008/658

　　2008年8月27日

　　作者:曹长青

　　奥运吸引全球目光，以致美俄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冲突，显得不那麽惹人关注，但这件事可能是世界大局的新动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波」事件后，共產主义阵营大解体，俄国国力一落千丈，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角力场上，也明显处於劣势。从那时开始，美国和欧盟步步进逼，俄国节节后退，近年不但东欧不少国家倒向美国和欧盟，甚至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都建到俄国的家门口来了。

　　俄国出兵格鲁吉亚，实际上是俄国一次绝地反扑，退无可退了只好出手。再说，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沼，对伊朗亦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不可能在格鲁吉亚再开一个战场，俄国佬就是看准了美国的这个弱点，一於博一铺。基於此，俄国新任总统敢於说，他们不惜再面临一次冷战。

　　俄国近年来韬光养晦，积聚了一点实力，骨子军事大国的傲慢还在，被人欺侮了这麽多年，一直忍气吞声，也到了拍案而起的时候了。大家都在侦测彼此的底线，虽然美国与欧盟警告俄国不要玩火，但这一次，显然只好让俄国人得手。

　　美国视中俄为假想敌，因为真正能与它争世界霸权的，也只有这两个前共產国家。六十年代中國实行远交近攻，与美交好，与苏交战；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一国独大，中俄只能在边缘求生，现在中俄的病体复原，三国鼎立之势又隐然重现。

　　中國在美俄矛盾之间作隔岸观火，两不得罪，应该是最现实的策略。奥运催生了「鸟巢」新一代，更开放、更现实、更包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以中國新人类，来玩新时代的三国演义，应该更有看头。

　　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黎民观

　　8 月8 日，全世界都在目睹两场世界级的战争，一场发生在北京，中國和美国领衔诸国，以奥林匹克为赛场，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名义，展开以国力、体制、商业、技术以及民众素质为背景的全面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中美两国各有得失，但毫无疑问，奥运报道强化并且坐实了1 年以来西方媒体对中美关系的脸谱化描述：中國被视作美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对手。当天，布什总统一家人，为美国新驻华大使馆开馆，这个美国最大的驻外使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应了美国对中國的判断。

　　另一场发生在格鲁吉亚北部的事实獨立州南奥塞梯，格鲁吉亚人迎战（或者说招来）俄罗斯的猛烈炮火，美军训练下的格军，在占领（或者说侵入）南奥塞梯不出12 小时，就被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俄罗斯击溃，并且自己的城市被俄军占领。北约和美国立刻开始协调，先是欧盟轮值主席法国的萨科齐居中签下第一份不清不楚的停火协议，后是美国国务卿赖斯再要求双方签下更强硬些的协议，然而何时俄罗斯真正撤出格鲁吉亚领土，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这场以格鲁吉亚亲美总统冒进、俄罗斯总统级总理普京过度反应的战争背后，分明是美俄关系战略重大转移的演示——普京的俄罗斯，越来越更像是美国的敌人。

　　理解南奥塞梯战争当然可以从事实和战略两个层面去看。不过，布什和赖斯在外交政策上信奉新保守主义，重视战略胜于重视形式。理解新保守，一定要知道他们战略上的布局和对公众表达可以差距很大，里根战略上是要避免大政府对自由的毒害，因此用政府负债的方面逼迫政府减员，但他却用“减税反而能增加税收”的“巫术经济学”说服民众支持；他希望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却编出星球大战计划让美国人也上当；布什打伊拉克是既定的对不听话的邪恶政权杀鸡骇猴，但却让鲍威尔搞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因此，当赖斯指责俄罗斯竟然侵入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当真，这个主权原则，最早在国际上抛弃的也是美国。

　　事实上，无论格鲁吉亚总统是自己头脑发热冒进，还是在美国和北约的暗示下走出这步，美国和北约大概都会见猎心喜。

　　格鲁吉亚立刻宣布退出独联体，乌克兰等国也会跟着这么做，而美国波兰立刻签署导弹安置协议，以前浑浊不清的俄欧边界，再次清晰起来。而因为石油而强大的俄罗斯，也在普京的带领下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以大欺小的实力和意志。虽然欧盟好些国家还因石油和天然气受到俄罗斯的勒索，但美国和美国为首的北约，却非常乐意划出清晰的“你和我”的边界，在军事上有了继续在欧洲主要是新欧洲存在和扩张的必要。

　　在观看奥运和观察南奥塞梯的同时，再想想因“Made in China”和威权而造成的“中國威胁论”，却是那么表面——俄罗斯的这个，才是真刀真枪地对西方社会的威胁。中國人往往不理解的是，美国媒体和政客为什么放着军事第二大国俄罗斯不提，近年只提中國威胁？一个主要原因是，虽然俄罗斯因为石油收益而经济崛起，但除此之外，基本可以被世界市场忽视，而中國制造却无处不入，对西方普通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威胁感，而西方媒体和政客，当然会投民所好，很便宜地谈及中國威胁。

　　但正如Zakaria 所说，中國的威胁，是学习美国游戏规则的竞争。相反，俄罗斯才并不在乎西方的游戏规则，普京希望是一雪1990 年代“没有俄罗斯的国际政治”的耻辱，重振俄罗斯大国理想，这个理想，是为了打破现有规则，而不是为了遵循规则。

　　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美国在寻找自己的头号敌人或者对手。让中國或者中國当今政府感到幸运的是，2001 年的911，让美国倾尽国力对付中东恐怖主义，而中國却被邀请加入WTO，成为全球化少数的赢家之一，并且在朝鲜等问题上帮助了美国。在全球化获得的红利开始给中國带来全面的负面影响、让美国全民都注意到崛起的中國可能是威胁的时候，大国梦不死的俄罗斯却也同时崛起，在南奥塞梯问题上，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大国的野心，事实上软化了中國的负面形象。

　　中國的命运，一直就是和俄美两国有关。国共内战，本质上是苏美代理人战争；朝鲜战争，等于是替苏联出头；尼克松恢复中美关系，是为了对付苏联；1984 年中國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其实是配合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延续。世界

　　上最大的三个国家共处一个地球，中國必须甘居第三，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和俄罗斯做和平邻居，才能有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

　　俄美两强相争，作为第三者的中國，要恪守自己和平的角色，继续融入而不是抵制国际社会，继续贯彻而不是反对民主价值。我们曾经用自己的牺牲，成为了世界和平的五大缔造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做一个民主和正常的大国，而不是站到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才能保证更长期的和平和安全。

　　作者电子邮件：anti(at)fawjournal.net

　　来源：纵横周刊

　　《纵横周刊》的主页是http://www.fawjournal.com

　　作者:安替

　　这次的八国峰会，是在日本举行，由此引发日本在国际社会作用的讨论。因为峰会中，日本是唯一的亚洲国家，而中國和印度正在崛起，这是否体现出峰会机制的不合理性？

　　今年的峰会，议题竟然还是由联合国定的，而不是美国，因为布什总统早就是跛脚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开幕式上宣布，油价和粮价高速飙升引发的危机、气候暖化、后进国家的发展困境，是峰会必须正视的。当正式议题没有悬念，“题外题”反而凸现出来，那就是中國在八国峰会机制中的角色问题，换句话说，中國是否应该进入峰会。

　　有趣的是，当八大国在讨论并形成首脑宣言时，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也和与会的发展中國家首脑形成共识。前者提出在2050年之前削减50%的温室气体，而后者驳斥西方国家将油价、粮价飙升的责任推诿到发展中大国，这是不是胡錦濤在间接地表达中國对八国峰会机制的看法？

　　国际舆论近几年一直发问，八国峰会为何不纳进中國？如果“八国机制”已经约定俗成，也可以请一些国际领袖地位日趋削弱的出去，请中國进来。这一声音，到了今年，更加爽朗了，尤其是八国峰会中的欧洲国家，如英德法，强烈要求将中國纳入八国峰会，理由是没有中國，任何共识都是空话。但是，欧洲提出问题，必须有两方面的回应，一是美国和日本（加拿大无足轻重，而俄罗斯绝对不反对北京加入），另一个是中國。

　　日本的回应最为迅速，在情理和预料之中，就是不赞同。随着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日本的区域影响力一落千丈，加上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一再受挫，中國成为亚洲共主的趋势越发明显，唯有八国峰会，还能让日本保存“亚洲唯一重要领袖”的感觉，一旦中國加入八国峰会，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导地位，便会日趋边缘化，因此，日本咬定了自己没有“入常”之前，不能让中國进入八国峰会的策略。尤其是今年日本主办八国峰会，如让中國加入，岂非丢了面子？

　　日本表态后，美国也正式表态“不赞成”。美国的理由当然不是安抚日本，而是从“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两个先决条件思考问题，认为这一共同基础才能让八国在世界性议题上形成共识，如体制不同的中國加入，势必给共识的达成设置障碍。其实，还有一点美国人没有直接说出来，那就是中國的加入，也势必挑战美国的领袖地位，美国更担心欧洲与中國结成同盟，主导世界议题，那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岂非威胁更大？

　　中國不是没有想过入会，也不是没有想过假如加入八国峰会，将对美日的钳制。但是，从国际大战略来看，中國一直犹豫，理由也很简单。前几年，中國要韬光养晦，以发展中國领袖自居，一直不愿意加入所谓的“富人俱乐部”。但是，随着中國崛起成为世界事实，中國不再避讳世界强国的提法，尤其是被视为其走向世界“成人礼”的奥运召开在即，中國的自信和自豪已非昔日可比。中國的领导层和学界，以及民间，都出现了意见松动，不少人认为，加入八国峰会，不但提升中國的国际地位，也有利于主导世界议题，在欧美之间有更大的合纵连横空间，打破北约和美日同盟的封闭阵营，因此，只要八国峰会有邀请，就不应该拒绝。尤其是俄罗斯已在里面，中國没有理由拒绝。

　　但是，务实分析，虽然面对正式“登堂入室”的诱惑，但北京近期加入八国峰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仲共决策者知道，在能源、粮食等重大问题上，中國被怀疑甚至肯定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千方百计向世界澄清清白，并保证不给世界添麻烦已经殊为不易，干吗还要居高临下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在非洲议题上，中國是石油战略，资源战略，出口战略，目前还是“利益优先”，而非“正义优先”，在津巴布韦，在苏丹，中國的非洲政策正在受到西方“围剿”，怎么可能站出来和西方联手要求非洲改革？至于在对落后国家的援助方面，中國更不可能“慷慨”，因此，加入峰会，可能会变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与负担”。虽然受邀参加八国峰会的会外会，面子上有点“不好看”，但如果仅仅为了三四天的风光，赌上国家战略利益受损的风险，胡錦濤和北京恐怕都不太愿意。更何况，每次都可以参加峰会，能见度已不低，而舆论又吵着要中國加入，相当享受。中國应该坚持发展中國家的定位，作发展中國家的龙头老大，有很大的战略战术回旋空间，少了责任，多了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舞台，北京拥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日本没有，美国也无可奈何，这已经足够，八国峰会的成员，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丁果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國的国门越开越大。开放的目标是接轨，接轨的目标是转型。中國曾经因开放而强大辉煌，但后来闭关守国，传统国家不断衰落，等到西方列强用强权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國人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了。

　　经过世纪之久的革命和运动，中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改革开放表明中國再次准备好通过改变自身，通过和外在世界整合而崛起。开放后，中國一直在各个层面改变着自己，不仅改变已有的制度，而且也改变个人行为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中國不仅努力向外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在世界对中國的反应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在世界尤其是先进的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國。

　　对外在世界的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國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國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内容，中國在很短的历史时期里就成为了世界共同体的一员，并且在这个体系内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情绪化反应有损国家形象

　　今年的奥运会更是给予中國人一个机会来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奥运会对于中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体育。在这里，中國既是参与者，也是表演者，更是组织者。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國一直积极参与奥运会，中國的运动员也一直是奥运舞台上的表现者。现在随着这个世界舞台来到中國，除了中國的运动员，中國民众也变成了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者。

　　更重要的是中國也是这个舞台的组织者。如何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一个好舞台变成了中國的责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或许是中國人的积极心态。

　　但是一些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國，他们经常把中國的行为理解成为中國“太想表现自己了”。于是乎，一些人竭尽想象力，把从前所发生的一些负面形象（例如希特勒时期德国所举办的奥运会）和中國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国家形象遭到破坏，中國人自然要表达愤怒。因此，中國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反華力量在过去的数月内似乎形成了互相抗议的局面。一方面是西方的反華和对华不友好力量抗议和试图抵制中國的奥运会，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对这些损害中國形象的行为的抵制和抗议。

　　在中國的反制过程中，愤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愤青的优点是对事物的敏感。愤青的抗议的好处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让各方面注意。但也不可否认，愤青也容易导致情绪化。

　　有人把愤青比喻成一头易动怒的雄狮，对周边的环境具有过分的敏感，每每感觉到有不友好的举动，都要大吼一声。

　　中國愤青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國的开放已经三十载，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乌托邦的阶段。中國人好读书，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大都从书本或者媒体了解外在世界，很少人去理解书本上的西方和现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

　　平常把西方想象成太好了，一旦一些西方人诋毁中國，就很难接受。愤青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但一旦过于情绪化，反而有损于国家形象。

　　呈现自我才会被人接受

　　政府对西方势力的反应更为重要。尽管政府没有像愤青那样情绪化，但每逢西方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也是必有回应的。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政府必须要做出反应。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回应，不仅显得中國没有包容性，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

　　要意识到，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会在西方造成什么效果？一是成就了“敌人”，二是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國提供新的素材。

　　前段时间，针对西方的批评和攻击，中國有关方面试图邀请西方的公关公司，来为中國做形象设计。

　　政治公关在西方一直很重要。中國有关部门想到这一点，也无可非议。在媒体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形象包装非常重要。但也必须意识到，形象的包装只是个技术问题，对一个国家没有本质性的意义。

　　正如在经济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品的包装，而在于产品本身的质量。

　　塑造中國国际形象不是要再次呈现给外在世界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國，而是一个真实的中國。在塑造中國的国际形象问题上，这次四川大地震的经验不可忽视。

　　为什么西方媒体一改前段时间对中國大力诋毁的立场，而正面评介中國甚至羡慕中國呢？问题再也简单不过了，是因为中國呈现给外在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國人的行为准则。当中國人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人就开始理解中國，接受中國。

　　应该思考形象根基问题

　　塑造中國的国际形象也涉及到中國人心态的调整。要意识到外在世界是多元的。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國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

　　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國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國人所想象的敌人。对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朋友和敌人都会长期共存。

　　不管喜欢与否，这是现实。今天是这样，明天、后天也会这样。这就要求人们调整心态，用多元的心态来看问题。很多问题的存在是常态，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法可以加以改变，那么就要改变看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毫无疑问，塑造国际形象的核心是改善自身，是自身的进步。再者，改善自身并非为了应付外在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善自身更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一切，把自己变成他人。

　　中國国际形象的根基是自己的文明，塑造国际形象也就是在各种场合（包括奥运会）把中國文明的底蕴发挥出来。

　　中國是世俗文明，具有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的开放性。在历史上，中國文明很少有排斥其他文明的时候，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是中國文明的特性。现在也一样。

　　为了外在世界的积极评介而放弃自己，这不是中國文明的主轴。一旦当中國转型成为其他文明的时候，那么中國人的生存就会失去了意义，中國对世界也不再具有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國也正在加速转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国家的国际形象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应当思考国家形象的根基问题。

　　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郑永年

　　只是在数年前，中國的外交形势看上去还是很乐观的。中德、中法、中韩、中俄、中非、中國和东盟……除了中美之间多有波折，中日之间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似乎能够判定中國外交的环境基本是良性的。但是好景不长，近两年来中國外交面临着少见的严峻挑战。欧盟新三巨头接班后，原来打得火热的中法、中德关系急转直下，中英关系也没有什么好得起色。而中韩关系曾被两国定性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外交关系的典范，而近两年来，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冲突的情况下，几乎降到了两国关系的冰点。中國-东盟的关系由于南海争端也总是磕磕绊绊。中非论坛开过后，中非关系的进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只有中俄关系在两国的大力维护下，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得以维持和提升。还有中日关系近两年出现了“春暖花开”的迹象。

　　为什么中國外交近两年如此之难？难道中國的发展真得给很多国家带来的灾难？

　　事实并非如此。但中國的发展的确给世界带来了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比前苏联的解体更为剧烈，世界格局被中國的发展挤压，变形，以至破碎，权力再分配成为必然的结果和结论。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美国当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紧张。而很多国家，甚至是西方强国的国民已经把中國当作超级大国来看待，尽管中國及其国民自己不愿意，也没有做好做一个超级大国的准备。

　　前些时候，有学者指出：美国已经向中國发动了隐型战争。当然，这位学者是研究军事出身，用了“战争”这个词也无可厚非。但即使不用“战争”这个词，西方国家所使用的那些“非常规手段”也足以说明目前大国之间白热化地激烈地博弈。

　　这时，中國的国民应该清醒的看到，在这一轮竞争中，谁是“棋者”，谁是“棋子”；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在做背后的策动，谁又在被策动者愚弄。

　　其实中國希望每一个主权国家都能成为“棋者”，因为只有理性国家组成的世界才能是理性的世界。但事实的情况是，理性的国家越来越少。即便是在中國，非理性的言行也比比皆是。挑拨者正是瞅准了这种不成熟的国民心态，趁虚而入。

　　挑拨：恶俗的超限战

　　依笔者理解，超限战的实质就是不择手段。对那些只相信实力和利益，而不相信责任和信誉的国家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好手段，所谓仁义道德只不过用来粉饰，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这些年来，挑拨——这种方法成果颇丰，自然也成为这些国家爱不释手的伎俩。当两个国家的友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实事的、潜在的甚至是虚幻的威胁的时候，挑拨伎俩就会粉墨登场了。

　　这些挑拨伎俩的实施者可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对所有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的综合的分析，不仅熟通人文地理、国政民情，而且对各国国民的民族性格缺陷和情感脆弱的地方了如指掌。他们知道韩国人狭隘、日本人愚忠、法国人虚荣、印度人好妒忌、俄罗斯有不变的大国情结。坦率的说，我们中國人也有很多民族性格的缺陷：为什么那么多中國人喜欢传谣信谣，这跟我们民族性格的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不作多论。这些情感脆弱的地方和性格缺陷成了挑拨行动下手的地方。

　　我们看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汉和的关于东风十五改进型入现役，一篇是简氏关于中國福建部署C602.快速转暖的两岸关系让有些人如坐针毡，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在岛内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捣弄是非。我们可以想像，中國导弹的能力根本不用多说，且不说两种导弹的部署是军事机密，即使不是机密，也不可能这么巧吧？我们会傻到在两岸关系转暖的时候才部署导弹？

　　中韩关系是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曾经中韩关系好得让美国人头晕，他们放出话来，跟美国跟中國让韩国人自己定。这才不过几年的时间，中韩已彻底闹翻了。何也？

　　韩国人的确有些地方做得很过分，但为什么这么过分？仅仅是因为他们民族性格的劣根吗？我看不见得。正因为韩国人性格的狭隘、自大，所以很容易被人煽动。可能就是因为所谓学者的几篇文章，就可以把民族情绪煽动起来，而这些学者的后台正是那些挑拨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在国内，他们也做过很多的手脚，借以挑起中韩民族的对立情绪，仔细想一想，现在网络上那些中韩关系的文章，有哪些是真正的理性分析呢？可以断定的是，很多文章不是出自中國公民的笔下。实事上，中韩就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可以预见的是，不管谁愿意谁不愿意，理性的中韩关系一定是良好的合作关系。

　　其实挑拨者的目的无非是三个：一是挑拨安全威胁，常用于中日、中印关系；二是挑拨利益冲突，常用于中俄、中非关系；三是挑拨感情和文化的对立，常用于中法、中韩关系。针对不同的国家关系，挑拨者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方法无非是宣传误导、妖言惑众、威逼利诱、傀儡代言代行，工具无非是媒体网络、间谍机构、傀儡学者政客、金钱美女。

　　这里我最想谈的是网络。网络普及广、传播快，发表言论不留姓名，更可以不负责任。现在看来，许多的误导和谣传都来自网络。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中國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之冠。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这当然有好处，但也给心怀不轨的人以可趁之机。许多专业的枪手应运而生，所谓专家的名声也不胫而走。本来愤青们的名声还不错，这帮人经常伪装成愤青，结果把愤青们的名声也搞坏了。平可夫先生不是靠杂志发家，而是靠网络发的家。要想搞垮平先生，只要国内的各大军网封杀他就可以了。所以说，网络上的声音并不一定都是百姓的声音，应了那句话“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鸟人”。由于这些“专业人士”的产生，网络变成了挑拨和捣弄是非的平台。

　　应对挑拨，国家应该有应对的措施，国民应该有成熟理性的心态，国家和国民应该有默契的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有这样的准备和预见性，应该有相应的反制措施。国民要做的就是不要上当，要保持成熟理性，要有大国国民应有的心态，不能轻意接受别人的观点。

　　中日关系现在好一点了，当然就有很多人坐不住，发表点言论，拨弄点是非。中印关系本来就很复杂，達賴那小子又在煽动，我们大可以不用理它。下一步，挑拨分裂的重点一定是中巴（基斯坦）和中俄关系，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做到不要跟风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而这正是我们的敌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到底是谁在兴风做浪。当然，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忌恨，被人利用的心理误区

　　中國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世界利益分配的格局被打破，许多在原利益格局下的受益者发现，现在的中國对自己的国际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国际空间的分配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尽管西方世界自己说是讲自由竞争的，讲发展权力的，但道德远没有利益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讲，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或曰政客）和国民对中國产生了不友好，甚至是忌恨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在近两年被放大了。

　　这种心理首先产生在日本（首先感觉到威胁的当然是美国），正如福田首相所说：“从日方来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國一下子显现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摘自福田北大演讲）这正是这咱心理的侧面体现。随之，在德国、法国、韩国等很多较发达的国家传播开来。发展中國家不会有这种心理，因为他们大多是中國发展过程中的受益者。

　　现实的利益最终可能导致感情上的裂痕。特别是有些国家发现中國的发展超越自己的时候，国民心理出现了不平衡。三月份西方国家面对3.14事件的态度以及在奥运火炬传递时发生的事件，尽管是有人蓄意策划和煽动，但也不可否认，其中隐含着一些国民感情因素。而这些对立的感情因素也导致了中國国民的对立情绪。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忌恨心理本是正常的，在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之后，人们会不断的进行调整，达到心理上的适应和平衡。但危险的是，有人在利用这种心理，使这种心理形成一股阻碍中國发展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3.14事件发生后，出现了有组织的新闻暴力和暴力阻碍火炬传递的原因所在。

　　因为中國发展而出现的利益权力调整，进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会在中國的大国贡献和履行责任过程中不断的解决，且绝大多数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而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以及“建设和諧世界”的主张。当然，这也需要中國国民做出巨大的努力。

　　去年笔者看过一本书，是宁向东先生的《理性点亮中國》，这是本经济学著作，但宁先生所提出的理性精神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中國，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世界！

　　中國新疆 吴强

　　来源：《联合早报网》论坛

　　作者:吴强

　　随着中國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际社会要求八国集团（G8）接纳中國为新成员的呼声日益高涨。继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中國考虑加入八国集团后，英国首相布朗又公开表示支持中國加入G8.这个表态迅速被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并一度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共同社》消息称，日本政府近日表态，“基本决定”在今年7月召开的北海道洞爷湖G8会议上，有关G8扩大的构想将不被列入议题， 理由是“为时尚早”。但令人出乎意外的是，日本针对中國的言论在中國也“基本”没有得到回应。

　　日本的态度虽然强硬却并不新鲜，之所以没有受到中國舆论的广泛关注，大概还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决定”起到了反作用。有分析家认为，日本此举在于借“入常”问题和中國讨价还价。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不得而知，缺乏足够的证据，只能凭感觉去揣测。但不管日本舆论对此怎么解释，大多数中國人对此并不奇怪，原因是迄今为止政府并没有对加入G8表示出任何兴趣。也就是说，日本拒绝与否只是给了自己个面子，对中國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事实上，有关加入G8的争论在中國一直呈现两种倾向：一是官方淡漠，无论对于“基本决定”式的投石问路，还是对“支持加入”式的热情赞誉，都表现出宠辱不惊；二是来自民间的呼声高涨，很多人认为中國加入G8，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加大，尤其在促进文化“软实力”发展和加强民族自信心方面，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必将为今后的民族复兴奠定基础。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它完全不同于民众反对学术层面上“与国际接轨”的立场，而是在极力“敦促”当局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以期尽快拥有世界战略话语权。

　　剥离开政治属性看中國民间的G8情结，就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与对诺贝尔奖、奥斯卡奖相似之处，这根本不是出于对某个国际高端组织的向往，也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心理流露，倒很像一种民族情绪。这里说的“民族情绪”当然不是狭义的嫉妒、羡慕等心理，而是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虚荣心。有人认为，中國人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不但过分强调民族传统形式、民族文化价值，还总喜欢一厢情愿地希望让人刮目相看。这话其实并不完全正确，虽然中國传统文化中有刚愎自用、妄自尊大成份，但更多的还是自尊心使然。

　　应该说，无论对G8的“冷”和“热”，中國各阶层都表现在了自尊方面，只不过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看上去大相径庭，实则并行不悖。这是任何一个优秀民族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包括日本在此次G8会议上的“基本决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而出的。但不等于说有了这份自尊就应该目空一切，就不平等对待其他民族。以中國人为例，正是过去的封建王朝固步自封、自绝世界潮流之外，政治的独断和腐朽造成了民贫国弱，所以期盼大国崛起的心理才日益膨胀。但半个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证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盲目排外的恰恰不是中國人。或者可以确切地说，今天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优越感的更不是中國人。

　　八国集团错估了中國人对加入“富国俱乐部”的渴望，他们每年都像商量好的一样，对中國边拉边打，往往是溢美与贬损并用，萝卜与大棒相得益彰。比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员大卫？沃尔表示：“在全球政治的哪一个领域，你都必须注意中國的存在。”紧接着，日本政府发言人就表示了忧虑，他说，西方工业七国和俄罗斯组成的八国集团成员均拥有一套议会民主政体以及相同的价值观，而中國还存在人權等问题。诸如此类，这样的“攻势”已经持续了若干年，就算中國有人在意，早也是习以为常了。

　　由于对外开放的成果，今天的中國人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有了清醒的认识，虽然人们知道G8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联合国安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果用改变意识形态的代价去换取“强国”的虚名，社会上层基本不可能接受。更何况目前G8吸纳新成员国附加了意识形态上的要求，而中國加入的前提是要改变这些规则，让八国集团承认世界发展的多元化，同样也有一定的难度。即使双方达成妥协，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互相适应。站在经济角度看，尽管中國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国家实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还包括人均GDP及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当然，从国民心理方面分析八国集团在中國受到的“待遇”，用几句话不可能表述完整，因为其中包含着中國人的“强国”梦想，还贯穿着对西方固有的戒备心理。在这方面，虚荣心和恐惧心理互相矛盾又互相交错，一方面常常以“经济强国”自诩，一方面又担心G8对意识形态的“一刀切”也可能成为一个圈套。如果得到“强国”的头衔，就意味着失去更多的自主权。在综合国力不足的情况下，站在全球第一方阵又必须承担与之相关的责任，最终只能像俄罗斯加入G8那样浪得虚名。

　　中國先哲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之道，为而不争。”不管希望强化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还是拒绝被西方意识形态同化，中國人有太多的选择和途径，至少无须去G8那种“富国俱乐部”厮混。退一步说，强国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富民，进而让国民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感。如果中國能把这个问题做到实处，更没有必要和谁比赛去烧钱。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王龙

　　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澳洲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 ，今年4月9日至12日将访问中國。这位给外界留下亲华印象的总理，带来的不仅仅是甜蜜外交，可能还有暗藏玄机的“资源配餐” ，即澳洲矿产巨头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对力拓(Rio Tinto) 的收购案。这起有垄断操纵价格之嫌的收购，受到中國铝业公司(简称“中铝”) 的反对和阻遏，引起全球瞩目。一场涉及战略资源的国际纠纷，很可能成为中澳两国领导人会晤交锋的热点话题之一。

　　排华“隐蔽战线”拉开

　　在陆克文访华前，我们不妨揭开必和必拓“秘密游说”澳洲联邦政府、一幕幕弥漫“爱国主义色彩”的闹剧。就在2月2日，中铝与美国铝业(Alcoa) 联手斥资154亿澳元，震惊世界收购力拓9%的股份后，不到24小时内陆克文在坎培拉THE LODGE的总理官邸便有“风吹草动”。一个周六的紧急会议在那里举行，必和必拓董事长阿格思(Don Argus) 及行政总裁科劳普斯(Marius Kloppers) 急匆匆赶到那里，向总理游说收购力拓的方案，去防止其它企业竞购。而这种临时安排的会议，除非情况紧迫是不会轻易召开的。两位老总级人物的目的明确：阻止中國获得对澳洲最宝贵的战略自然资源的控制权。

　　而就在4个月前，当必和必拓提议1650亿澳元收购力拓的时候，还是一副志在必得的自信和傲慢，对中國方面的反对声音置若罔闻，如今却不得不寻求权力高层的援手。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金融部长邓纳(Linday Tanner) ，澳洲报纸认为对最大矿产客户——中國的隐蔽战线已经拉开。必和必拓正在煽动坎京政客的国家主义情绪，可能已经取得部分成功。

　　尽管必和必拓的政治游说是幕后进行，但69岁的阿格思急不可耐地揭开公众宣传战，在银行界和股东大会上发表演讲，再次煽动国家主义情绪，暗藏经济排外(排华)的险恶动机。但连澳洲媒体也质疑，这位商界大佬的“垄断”言论，正在模糊经济爱国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界线。批评者指出他表里不一的“伪善”，因为他本人就在澳洲境外经营有众多资产。况且，美国和英国集团在澳洲收购公司已是司空见惯，而且一些大企业集团和大银行的行政总裁，经常是从英国“空降”澳洲掌权，却很少有人说三道四，但这位矿产业大老却对中國控股“斤斤计较”。不过，这种公开煽情还是暗藏一定的毒性，如果经过渲染和扩散，可能演变成一种盲目爱国的社会流行病。

　　西方民主“潜规则”

　　兼并就象政治游戏，是开动宣传机器的肥沃土壤。但两家澳洲矿产公司的合并，很难避免价格垄断，势必冲击全球的供需平衡。中國、日本和韩国公司的群起攻之是理所当然。

　　实际上，身居海外多年的人都会逐渐看透西方的民主“潜规则”，这从大型企业的公共策略中可见一斑。必和必拓的企业发展主管哈雷(Tom Harley) ，是负责企业战略和兼并收购业务的，被普遍认为与自由黨亲近。在前自由黨总理何华德(JOHN HOWARD) 执政期间，哈雷在2004年起就担任孟齐斯(Menzies) 研究中心的智囊，孟齐斯是以反華著称的自由黨元老和前总理。但如今澳洲“改朝换代”，哈雷已是昨日黄花，被必和必拓冷落一旁。

　　此时，工黨阵营的显赫人物华杰明(Geoff Walsh) ，去年11月30日被任命为必和必拓的公关总监。这个华杰明是前维多利亚州州长贝克斯(Steve Bracks) 的前幕僚长，早前还是澳洲工黨的全国總書記和前澳洲驻香港总领事。他的走马上任，是必和必拓的一手妙棋，顿时在坎京和工黨内部引起关注。

　　同样，被吞并者力拓公司也有任命高官子弟的历史，早前曾雇佣当时总理何华德的侄子Lyall Howard， 担任公司政府和企业关系部的一名经理，意图发挥政治影响力，以及随时洞察政治动向。

　　在澳洲，商业利益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并非轻易看透。而必和必拓执行冒险战略，意图左右政客和广泛的政府议程，时刻面临危险。一名工黨的内部人士指出，这起合并案令“中國巨龙”从魔瓶内现身，而且很难将它吸引回去。必和必拓的收购，已经激怒中國龙。阿格思和科劳普斯的游说，目前令总理陆克文颇为头痛，也给他的中國之行蒙上一层阴影。澳洲外国投资审裁委员会对中國收购力拓股份的裁决，也令外界拭目以待。

　　澳总理访华的“资源暗器”如何防范

　　下个月，澳洲总理陆克文将展开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他可能一边操起熟练的普通话大“秀”亲密，一边暗藏“经济爱国主义”的暗器与中國讨价还价，中國领导人将如何见招拆招呢？

　　首先，澳洲的“模糊”国际定位，是中國争取利用的一张牌。正如澳洲历史上摇摆于孤立主义和国际干涉主义的外交走向，澳洲也面临偏重欧美和亲近亚洲的两难选择。前总理何华德“唯美是从”的新保守主义政策，经常受到国际关系学者和工黨的抨击。在陆克文上台后，澳洲关注亚洲的倾向日益显现。中國目前已超越日本成为澳洲最大的贸易夥伴，中國经济的迅猛发展令澳商对中國趋之若骛，同时澳洲资源产业对中國出口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增加，它们对澳洲政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不会轻易放弃对华的良好经贸关系。中國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拿捏澳洲“软肋”的同时，争取与澳洲的全方位合作，将资源领域的取舍方程式抛给澳洲解答。

　　实际上，力拓的收购问题是游说和炒作的结果，澳洲政府也处于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平衡计算中，到底必和必拓“经济爱国主义”光环下的商业利益，是否真正代表澳洲的国家利益，仍是陆克文心中举棋不定的难题。

　　其次，陆克文访问中國既是示好，也是试探。示好，是新总理上任后周游列国的礼节性拜访。试探，是考虑中國的经济腾飞和扩张，对澳洲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试探已退色“中國威胁论”的深度，以及“和諧世界”的浓度。身为工黨黨魁的陆克文，在去年大选期间就反复声称自己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保守主义者。他的能言善辩和机敏智慧，令他的思想深处更难以捉摸，更具有隐蔽性。但人们仍然不仅会问，陆克文的国际关系定位是什么。如果台湾局势引发中美冲突，他的对华关系是否会改变。只有对中澳关系进行战略性的全局思考，是否谋一时(北京奥运会前的国际局势) ，还是谋一域(战略资源争夺)，才能了然于胸后泰然自若。

　　然而，陆克文的访问路线已经做出一道选择题。深思熟虑后的“先美后中”，表明陆克文将美国放在首位的外交战略。这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而是澳洲的必然选择。国防薄弱的澳洲，在历史实践和理论探索上一直在寻求强国保护者(Great Protector) ，而美国是澳洲的最佳候选人。澳洲和中國是经济利益构筑的“商业往来”联系，而澳洲与美国是牵涉国家安危的“生存依赖”关系，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所以，中國和澳洲的蜜月期经不起风吹雨打，是短暂的，而中國的能源资源战略是关系民族复兴的长远大计，不能为了表面的和諧而失去国之根本。

　　胡峻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星岛日报驻悉尼记者，编辑。

　　作者电子邮件：jiandonghu(at)hotmail.com

　　作者:胡峻鸣

　　在未入正题时，让我谈谈2004年，小布什再当选美国总统，当时，他击败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打败了伊拉克，正在大力在伊斯兰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美国主流媒体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将是美国廿一世纪伟大的总统，给伊斯兰世界带来自由和民主，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同时，他也给世界和平带来新希望。

　　当时，星加坡《联合早报》的许多名笔也纷纷跟随美国主流媒体起午，赞美小布什，认为他让人类的和平，带来新契机。他们也认为他的丰功伟绩将名流青史。

　　少数作家如于时语君却持有完全不同见解。

　　我对当时任编辑的周先生说，这些作者太迷信于「自由和民主」，不了解伊斯兰文化，所写的文章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几年后，如果再读这些文章，将会令人啼笑皆非。

　　几年后，这些作者对小布什的中东政策非常不满，没有让中东带来安宁，兵连祸结，他们都认为他是美国历任表现最差的总统。

　　今天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保障权如何？也就是治安比以前更好吗？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更好吗？

　　货车的引擎和车身

　　1930年到1940年，中华民族遇到空前的大灾难，许多知识分子提出许多救国见解，要使中华民族走出大困境。有些作者把政治改革当作货车的引擎，把社会改革当作货车的车身。

　　他们认为中华民族要走出大困境，不止要政治改革，也需要社会改革，两者缺一不可。

　　正如一辆货车要走的远，引擎和车身两者必须同等优良，任何一者存有缺点，货车将毛病百出，走不远。

　　索罗斯的股市理论

　　着名的股市投机大师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以下股市理论：

　　p←→f(x，y) ； 我的好友基经经理把它修改为：p←→f(x，y，z) .

　　这里，p是代表股价的波动，f是代表函数，x是代表该股的基本因素，y是代表投资者对该股的投资意愿，即投资情绪，而z是代表市场的大环境。

　　而→代表左边影响右边，←代表左边受右边影响。两者放在一齐，表示两者互相影响。

　　索罗斯认为股价波动是受到该股的基本因素和投资情绪所影响。说白一点，如果一只股基本因素好，同时，投资者对该股的投资意愿强，该股的股价将会升高。反之，如果该股的基本因素坏，同时，投资者对该股的投资意愿弱，该股的股价则会下降。

　　反过来，股价的波动也会影响该股的基本因素和投资者的情绪。如果该股的股价过低，这会影响该股的集资，从而影响到该股的将来的运作。很明显的，该股股价的波动会影响投资者对该股的投资意愿。

　　另一个原因：该股股价走低，因为内幕人己知道该股的基本因素变坏。

　　x和y，两者也会互相影响。在这里，z是代表市场的大环境，它会影响股价，而该股的股价则很难影响市场的大环境。z因素是我的好友基经经理加上的，这样，更能展示股价波动所受到的主要影响。

　　如果市场大环境受到破坏，任何蓝筹股很难上升。

　　从简单的货车比喻谈到复杂的股价理论，经过多年的投资经历，我对股市的波动，只能作到详细的分析，看到大势的走向，很难作到准确的预测，因为在现实环境里存有许多不确定的外来因素。

　　同样的，从政治改革到社会改革，我只能看到一个国家治国的走向，不能准确预测该国兴衰的日期，因为在现实环境里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政治改革到社会改革

　　从政治改革到社会改革，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任何一项改革中又存有许多主要和次要的改革或改善，各种主要和次要的改革或改善关系复杂，且相互影响，在现实环境中又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任何政治上的改革，成败难测。

　　当政治改革逐渐走上成功的道路时，常常会遇到一连串的小挫折。所以，中國的改革开放过程，象鄧小平说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小心翼翼，成功之道得来不易，成效非从天而降。

　　主要政治改革如下：

　　1. 政治改革以人民意愿为依归

　　2. 司法改革

　　3. 改善反贪腐体系

　　政治改革主要目标是要减少官吏贪污腐败，避免官商勾结。同时，政治改革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任何政治改革必须以整体人民意愿为依归，最终达到社会改革，为整体人民服务。

　　主要社会改革如下：

　　1. 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条件。

　　2. 以人为本，创造和諧社会。

　　3. 晋及教育和改善教育制度。

　　4. 着重文化事业和改造人民思想。

　　5. 注重科技发展和发展科学化社会。

　　6. 改善医药和退休制度。

　　7. 人民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社会改革主要目标是要为整体人民服务，以人为本，达到人民安居乐业，提高人民生活素质。

　　治国主要目标如下：

　　1. 人民有生命的保障权：政府应提供良好的诒安环境，让人民的生命有保障。

　　2. 人民有温饱权：人民要有吃、有住。

　　3. 人民要有生命照顾权：人民生病，政府该提供医药服务。

　　4. 人民有教育权。

　　5. 人民要有财产拥有权。

　　6. 人民要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权。

　　这也是人类基本的人權，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目标，具有一定的晋世价值，放于四海皆准。

　　政治改革影响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成功后，人民安居乐业，人民生活素质改善。当人民生活素质改善后，人民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三者相互影响，关系复杂，治国之道，绝无一蹴而就。

　　一人一票选执政领袖的「自由和民主」是政客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绝非治国的目标。「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一种，政治改革包罗万象，没有一人一票选举的政治制度也可以进行政治改革。

　　政黨轮替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种进步，也是执政黨腐败的结果，不见得比一黨独大的好。

　　我常说，对人的健康而言，一粒新鲜橙比两粒烂苹果更好。对人民而言，星加坡一个好的执政黨比台湾两个坏的政黨好。

　　星加坡的执政黨一直在改革

　　李光耀在星加坡执政三十一年，绝对权力并没有导致绝对腐败，为什么？

　　1967年8月7日，被马来西亚赶出去的星加坡獨立，李光耀哭了，他并没有因获得政权而嬉皮笑脸，他知道星加坡前途茫茫。

　　面对马来民族两面包围，全无资源的星加坡必须面对极大的挑战。

　　当时，星加坡社会落后，一穷二白，到处都有平民窟，人民教育水平不高，人民生活素质低。

　　面对如此社会条件，李光耀所领导的政黨先进行政治改革。他先修严法减少官吏贪污腐败，他也不容黨内同志贪污。任何贪污腐化者都受到严厉打击，连商人也不容犯法。同时，李光耀也守法。

　　接着该国用人唯贤，不论政府部门或大学，用人唯才。

　　不论在星航或在星港口，还是在任何星政府所控制的公司，都由高薪专才所领导。

　　现在，星中学和大学吸收许多中國、香港及东南亚的优秀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会留在星加坡，为星加坡所用。同时，许多外国专才被聘在星国大和南洋理工执教。

　　星政府鼓厉该国商人和专才到中國大陆投资和工作，因为政府不怕他们不回国。

　　连该黨也是用人唯贤，吴作栋出生马来西亚，是黨外人士，他领导公司成绩优越，被星执政黨招揽，最终被同僚选出当总理。同样的，李显龙也是被同僚所选出当总理的。现在该黨正在物色第四代领导人。

　　星执政黨有一套机制选拔优秀人才为该黨所用。

　　星执政黨先进行政治改革，后带动社会改革，治国目标明显，其效果非凡。

　　看看台湾两个坏的政黨

　　二十多年前，我到过台北和星加坡，看到台北的进步和星加坡的落后。当时，台湾的科技发展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今天，我也看到台北的沉沦和星加坡的提升。

　　蒋经国治国方法，先进行社会改革，效果不错，让部分台湾人先富起来，而后作政治改革，可惜治国方向不明确，后继无人。

　　台湾具有如此优越的社会条件，现在谁在推毁台湾的前途？

　　这些贪腐、言而无信的政客，如果出生在星加坡，必会被李光耀关在樟宜大监牢里。

　　在现在的台湾政治环境下，立法院立委选举费用浩大，而立委的收入微薄。要他们清廉，谈何容易？

　　两位台湾总统侯选人都到星加坡向星政府取经，耒也匆匆，去也匆匆。

　　他们都是在作政治秀，哪有虚心学习？

　　如果要向星政府学习政治改革，台湾政黨必须派一组人才，长时期驻在星加坡，仔细研究星加坡的政治、司法和反贪腐制度。这样，台湾政黨才能作出重大的政治改革。

　　看看台湾两个坏的政黨，不论那一个政黨执政，没有一个敢保证将来不会腐败贪污。不管台湾那一个政黨胜选，他们都没有政治改革的意愿。

　　就算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总统，他只能作到一点点的社会改革，明天的台湾会好一点点，但他没有李光耀那种的魄力。

　　不是台湾没有人才，而是许多台湾人才都不愿与这两个坏政黨为伍，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流到中國大陆去。

　　要台湾两个政黨作出大幅度的政治改革，难如登天！

　　今天台湾所需要的是大幅度的政治改革，而不是政黨轮替！

　　作者是马来西亚前王安电脑总经理

　　作者:蔡成杉

　　“新法家”网有一则消息说，中、俄两国将提案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但遭到美国的反对，对于这种结局，有人可能感到惊诧，这样造福人类的好事，美国怎么会反对呢？但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美国的总统先生，掉进了思维的悖论，并且还自以为是的在其中快乐的舞蹈。面对小布什们的得意，我看到的是“皇帝的新衣”，只有露出无奈的微笑。

　　按照小布什们的思维逻辑，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只能听命于美国，为其奉献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否则，就是挑战美国利益，现在拥有最好的飞机还不够，还要在太空中部署武器，在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民众头顶上空，部署好带眼睛的足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一旦发现有人对美不敬，多弹头核弹便马上扑下来。

　　小布什们以为，这样的太空制高点，才能号令世界。但是，殊不知，号令世界的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在地上的人心中。这可能是小布什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因为，在他们的意识深处，除了武力可以解决世界上的矛盾之外，再没有其它方法，而事实上，解决同一个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优选攻心，既在利益差异中平等的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点，次优伐谋，也就是通过智慧解决争端，最劣伐力，也就是通过武力解决矛盾、解决问题。从人的年龄段上说，十岁到二十多岁间的孩子，智力尚不发达，一句话不对口味，便“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也就是比拼力气，年龄再大一些，智慧有了，也有了更充足的力气，但智慧告诉他们，比拼力气有些得不偿失，也就是说，在利益争端上你既便大获全胜，处于弱势的一方也会全力反抗，在强势的一方智力不抵的地方，给你一脚，胜后也让你一生难以忘怀那一脚的厉害，所以，对比分析后往往选择次优，既伐谋一途，这是四十五岁以下者的多数选择，但四十五岁后，人们进入了一个追求从心所欲而不踰矩的年龄段，追求的往往是最优选择，既，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论理，最后达成各方都乐意接受的利益配置方案。

　　从这方面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属于孩子阶段，而这个年龄阶段，认识问题往往不全面、不深刻，单方面真理往往占居了主导地位，决策之选择空间，也就狭窄得紧了。殊不知，世界共同接受的真理才是真理，而单方面认为是真理，但大多数认为那不是真理或反真理的真理，其实是一种伪真理。美国以这种伪真理行走世界，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年龄段思维最具悖论性，思维的悖论也是制造世界灾难的罪魁祸首。

　　中國三个年龄段的智慧都占全了，也就是说，面对整个世界，中國的态度是，世界人民都是平等的，世界人民各方面的利益都应该得到维护，而不是中國独占，或某一强国独占，因为中國清楚，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世界，而不是某一强国的世界，既然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世界，世界利益就应该由世界人民共同分享。对于强国欲谋求世界霸权，中國则只能以伐谋以应对之，同时辅之以伐力，当然，伐力之举，也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利益”。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是制造世界性灾难的强国，中國是推动世界和平的大国。

　　当然，这样说也并非是说美国无可取之处，比方说，美国的制度机制、权力机制，对世界人民来说还是彼具吸引力的，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倾向，带给世界人民的无疑是畏若寒蝉。中國的智慧也并非达到了世界的顶峰，因为，中國的制度机制、权力机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说，美国应该像小学生似的学习中國智慧，中國也应该像成年人拟的向美国学习制度机制和权力机制中的优点。

　　因为，美国智慧的悖论给世界制造灾难，中國智慧为世界各国人民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2008年2月1日星期五

　　作者:田忠国

　　美国很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国，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但强大的美国在国家利益欲望的驱动下，霸权的野心有增无减，从朝战到越战，从越战到海湾，战争的阴影不时在祥和的世界上空漂动着冰冷的寒意，令人对美国有几分向往的同时，更多的是深刻的反醒：在美国的民主大旗下，掩盖的是世界意义的平等与民主？还是美国利益欲望的无限膨胀，进而为扩大利益空间而不懈的发动战争？事实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有人说美国没有领土欲望，这是事实，但是，比领土欲望更高明也更邪恶的是利益占领，因为这种利益占领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高明手段，比如说，你的国家还是你的国家，但你的国家创造的财富你只能拿小头，美国拿大头，这样的结果是，国家虽然名意上是你的，但实质上，从精神到利益全然是美国的了。自由经济是美国实施经济霸权的一把利剑，所到之处，世界经济生态马上被打破，世界各国的财富泉涌而去，到了那个自称处处受害的美国，而所有的“受益国”无不忍受为美国利益输血而代来的沉痛代价，并且不是在自由经济状态下走上富强而民主，或者稳定，而是在经济的自由（自由成了强国掠夺弱国利益的“高贵”的招牌）状态下，变得危机重重，每一步前行，都要忍受人类不堪忍受的痛苦。面对这种现实，世界各国都应该尽快做出自己的选择：是继续忍受美国的“优待”？还是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用世界人民的人權、民主，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制约美国的国家欲望。欲望是制造灾难的动力之源。个人四处漫溢的欲望可能给其他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国家欲望的漫溢则意味着世界性灾难的泛滥。

　　一、平等与民主是拦截国家欲望的渠道

　　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而民主的交往准则，是发展友谊，和平发展的基础，而世界各个弱国建立平等的民主联盟，是拦截强国的国家欲望泛滥成灾的有效渠道。当然，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的联盟，没有永久的朋友，但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的利益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在世界民主的机制下建构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分享财富的准则，并在准则机制下实现利益的互补与共赢，若能如此，永久朋友的梦想就会成为现实。中國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和平共处还处在世界新秩序的初级阶段，于是胡錦濤又提出了和諧发展观，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諧发展的核心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与共享，也就是说，在平等与民主的前提下，创建平等分享利益的世界秩序。单方面利益最大化不是创造和平世界的最优解，而是制造世界动荡、敌意的最佳解，因此，平等与民主，是国与国之间利益配置合理化的最佳途径。当然，美国虽然很强大，但当她面对平等与民主的国家与国家的共同联盟时，我想，她会不得不对自己的国家欲望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并改变自己与世界交流的策略，因为，精神与道义上的国家孤独，比个人的孤独更难受，也更令人类难以承受。

　　二、平等与民主是世界新秩序的基础

　　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渴望，那就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人类的欲望，又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充满恐惧感，因为，利益的动态流动需要世界的动荡与不稳定。但是，世界上有没有既可以保持利益的动态流动，又可以保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路径呢？有，那就是世界的平等与民主。平等与民主是制约国家欲望的机制性保障，没有那个机制性保障，国家欲望就会四处漫溢，在世界各地制造灾难。所以，平等与民主是世界新秩序的基础。当然，民主还有个境界问题，但什么是民主的境界？国与国之间的民主境界，就是在平等的，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前提下，尊重他国价值追求、利益追求和和平诉求自己利益的权利，而不是相反，或者武力相向。武力相向是民主与平等的敌人，而不是民主与平等的助手。美国就是一手打民主旗，一手打助手枪，玩弄民主于股掌间，扩大自己利益空间的高手，是破坏世界平等与民主秩序的罪恶的制造者，对于这个罪恶的制造者，世界人民只有团结在民主与平等的旗帜下，创造性的建构以平等、民主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才可能有效扼阻美国的利益霸权行为。

　　三、不要忘了历史上的世界性灾难

　　世界上每一次战争灾难，都是国家欲望横行无忌导致的结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不是国家欲望直接导致欲占领或者叫攫取更大利益的结果？因此，对人类共同的悲惨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更不应该忘记。记取历史的教训，才能更好的寻找人类共同的最优的发展道路。还有一点，任何不加节制的国家欲望，不仅会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也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重大灾难，比如说，曾经创造战争神话的日本和德国，随着战争神话的破灭，既把世界人民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同时也把本国民众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再比如说现在的美国，他在伊拉克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美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一是生命和精神的代价，二是美国人民福利的代价。再比如说，美国策动对我国经济掠夺的战略，从目前看，美国是胜利者，但从长远看，假如中國经济走上了不可避免的衰落的道路，首当其冲受害的是中國人民，但中國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是个为美国创造消费和财富的大国，中國的不安全因素上升，直接或间接导致美国消费品的稀缺，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中國和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國是个消费需求稀缺的国家，而美国是个消费品虽然很丰富，但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十分旺盛，需要世界各国支持才能满足需求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需要中國的富有与强大，而不是中國的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