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

　　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先进的希腊却被落后的罗马所灭。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然后由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被日耳曼蛮族灭亡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國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國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國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國。

　　中國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國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麻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541万。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國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麻，喇麻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麻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麻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麻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麻（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麻教，不仅给喇麻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麻，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麻”，喇麻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麻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使得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國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主导者，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國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但是由于法国后面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國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人口400万），现在后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自唐朝以来，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10亿时，中國人口有4亿，占全球40%左右。但是近代中國人口增长缓慢，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20世纪初降低为25%，1950年降低到21.9%.解放后中國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1980年中國人口仍占全球的22.4%.但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2005年下降到19.3%，并且下降达到势头很难遏止。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难维持在15%.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國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如果拿中國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國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1901年印度人口2.38亿，中國人口4.26亿；2005年印度人口是1901年的4.6倍（11亿），而中國人口只是1901年的2.95倍。现在中國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國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國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國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國。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不能贪图五年战略的政绩而误了千年大事。比如现在抬高房地产，发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费，虽然能够刺激经济，有利于“五年战略”；但是却让老百姓养不起孩子，误了“千年战略”。“五年战略”的功臣，可能是“千年战略”的罪人。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等的畸形发展使得民生压力增大。中國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多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

　　评价一个领导人历史政绩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是最宝贵资源，开疆拓土的圣君、名将名垂青史；近代政治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制度改革者让世人敬仰。但今后最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要是能在人口问题上拨乱反正，将是功近而德远。

　　政绩标准要用面向未来的新标准，不要着眼于过去的老标准（东施效颦）。比如台湾、韩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依照几十年前的老标准算是成功的，但是这套制度却使得生育率降低到1.1，社会难以持续发展下去。

　　从政治角度看，相对来说拉夫桑贾尼算是伊朗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7左右，预计还将继续下降）就是因为拉夫桑贾尼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当年铁托是社會主義阵营中的开明派领导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导致后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失误还有弥补的机会，人口问题的失误几代人也承受不了，中國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现在学者和媒体似乎只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危害几代中國人。

　　人口问题是一面镜子，最能反映出战略眼光！

　　作者简介：仓廪实（富）而知礼节（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國的计划生育，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反思中國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文章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42万字， 可通过北京的银行邮购。

　　作者:易富贤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國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估计有40％左右（以农村妇女为主）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扣除不孕不育率，实际生育率在1.3 左右），根据极高的二胎结扎比例，农村一般超过90％，这部分妇女，即总人口36％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

　　因此，先扣除这部分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國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日本战后三年“团块世代”婴儿潮奠定日本几十年的繁荣）。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國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

　　作者:易富贤

　　——中國人口问题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

　　1、问题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错批”了马寅初，从而导致“误增”了三亿人口。举国上下为此“严重失误”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经过先期试点，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从此之后，中國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人口过多”。

　　“人口问题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一般人眼里，中國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多为患。

　　近年电力短缺、粮食短缺，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但其实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后的几年间电力投资锐减和粮食政策失误。

　　现在就业压力大，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生产，生产决定就业。减少人口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机会？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国差多了，失业率是美国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减少人口并不能降低失业率。

　　很大程度是因为1979年以来的教育失误，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见，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我国却没有（名义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扩招，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

　　春运期间火车拥挤，人们将之归因于人口过多，其实真实原因是中國人均拥有铁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并且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像中國这样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西部与东部之间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员流动，而且集中在春节前后一两周这样短的期间？

　　中國近年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人们也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任何国家在工程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都曾出现过城市环境污染，并且中國环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國成为世界工厂的后果（意味着中國现在的环境污染部分是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即便如此，近年来中國森林面积在持续增长，沙化土地开始减少。

　　有人认为，毛澤東鼓励生育造成人口过剩，1980年才不得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对毛澤東错误的人口政策的“补救”，要是没有毛澤東的鼓励生育也就没有后面的计划生育了。

　　总之，人们认为中國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毛澤東没有采纳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而鼓励生育造成的，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的话，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赶上美国了，也没有就业压力，没有环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问题真的是毛澤東鼓励生育造成的吗？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控制人口会怎么样？接下来笔者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國人口问题的来龙去脉。

　　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中國人口问题迷雾（“人工”成分比较多）重重，也正是因为有迷雾，一切社会问题都被或有意或无意地往这个迷雾里推。人口问题成了一切问题的遮羞布，“人口过多”的迷雾掩盖了无数失误。透视这个迷雾既有利于还原历史，更有利于展望将来。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偶然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必然规律。其实社会学也可以借鉴医学的思维。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找出与疾病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症状或体液指标，据此来诊断疾病、预测疾病的预后，相关系数越高，诊断越准确。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这个疾病可以用并发的“症状”来诊断。既然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么就可以用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来诊断生育率。笔者比较了联合国公布的多项社会发展的指标，发现多项指标都与生育率负相关，但只有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高达-0.916，是诊断生育率的最好指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人类发展指数：

　　长期以来，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反映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些政治家将人均GDP的提高作为政绩的唯一指标。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导致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粗放式地污染环境，忽略人的本身发展（比如舍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资）。这种粗放型“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已经严重透支中國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和諧稳定。

　　对于西方国家本身来说，由于过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产都面临危机，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导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已经陷入危机。

　　由于注意到“以物为本”的GDP发展观的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开始积极倡导一种“以人为本”式的发展观，并于1990年发起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书籍的写作和出版，以倡导和推行这种新的人类发展观。这一系列的报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以“人”为发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张。根据这种新的发展观，人类发展就是拓展人的选择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长寿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体面的生活，其它的选择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说：“人类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人类发展体现了以商品为中心战略的发展向以人为中心战略的发展的转变。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增强人们的能力满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长。”[1] 这种“以人为本” 的新型发展观近年来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

　　从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经过近百年的痛苦实践到现在回归古代哲人的“以人为本”、“和諧社会”，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由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一个复合指数，通常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HDI的三个方面的指标：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反映卫生发展状况；三是总入学率和识字率，以反映教育发展水平[2].

　　由于人类发展层次多元化， HDI 将人类发展仅区分为三个维度，似乎太简化了。但 UNDP 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这三个范畴对人类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础的，如果这些基本范畴无法获得良好的发展，其它的发展层次必然无法达到或没有意义。UNDP 经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后指出， HDI 的三个成分近乎等权重的线性组合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议题上的客观代表性[3].

　　联合国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51～0.80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81～1.0之间。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4]，笔者比较了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发现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线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16.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总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尔、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总和生育率在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间所说的“越穷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穷，而是“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

　　虽然总体来说，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类型国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4]

　　几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韩国、香港、台湾、泰国、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在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经是社會主義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但原苏联国家中的穆斯林国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高；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远远比其他国家高。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台湾、韩国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欧美主要大国中，美国生育率有2.1，法国1.9，英国1.7.

　　笔者根据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以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2003年）和TFR（2000-2005）绘制相关图。发现人均GDP确实与TFR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内区域相关性比较好，相关系数也只有-0.74），相关程度不高；而HDI与TFR的相关系数高达-0.916，相关程度极高。可见用人均GDP研究人口远没有用HDI可靠。

　　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滞了一百多年后，于1949年后再次快速增长，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1970年的8.25亿，1976年的9.33亿，再到1980年的9.87亿。一些人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國已人满为患了，并不假思索将人口问题归到毛澤東身上，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广为流传。中國大陆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增加1.79倍；与此同时中國台湾地区的人口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大陆怪毛澤東，那么台湾怪谁？1950年中國人口为5.52亿，全球25.2亿，中國占全球的21.9%，1980年中國人口为9.87亿，全球44亿，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说明中國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么全球怪谁？

　　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高度负相关。纵向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着HDI的提高，进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 0.51-0.8）行列后，都经历过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化（从“窗口期”进入S形顶端）。HDI 0.5是个分水岭，低于0.5的国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过0.5之后，生育率都将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规律性，只要没有严重并发症，没有必要特殊治疗，不用药七天好，用药也是七天好。巫师、庸医往往利用这个规律，贪天之功，将感冒的痊愈归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经过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达到0.525（相当于美国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说中國在1970年之前属于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这个发展层次的国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后，中國已经步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的。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凭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国HDI从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从1870年的0.160（相当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吗？

　　新中國成立之际，美国艾奇逊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國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國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澤東针对艾奇逊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產黨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澤東选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澤東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的主要根据。

　　其实毛澤東的这些讲话只是为了消除艾奇逊言论的负面影响，并不表示真的鼓励生育。同样，针对核威胁，毛澤東也说过“不怕死人”的话。说什么并不表示做什么，要看当时说的目的。

　　并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过剩的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三联书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國的现实》，作者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详尽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证明了中國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即使在清朝后期，也根本没有过“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中國人口观完全建立在对中國历史和现实极度无知的基础上。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中國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國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将中國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澤東时期鼓励生育政策。其实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励过生育（战后大多数国家都这样）。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这几年分别为5.81，5.7，6.47，6.05），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也与当时的韩国、越南、泰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台湾没有差别（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生育了？可见中國当时鼓励生育成效不大（因为当时本身就接近极限生育水平，再鼓励也没有用；何况当时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在1971年中國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國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与印度、韩国、越南、泰国、巴西相比仍然没有明显差别。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國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國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

　　可见中國人口“问题”并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

　　此外，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國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國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顶级医院能做人工流产手术，总不能将育龄妇女都置于生命危险之中吧？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医学条件才开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条件普及，才能比较安全地实行计划生育。要说毛澤東在人口问题有失误的话，就是不应该在1973年全面实行计划生育，虽然当时是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并没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为1980年代的极端计划生育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即便当时中國没有毛澤東，而是一个西方式的议会，马寅初的提议既违反西式的“人權”法则，又违反中式传统道德，有一丝一毫通过的可能吗？所以将人口问题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谴责是十足的诬蔑。

　　5、解放后中國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既然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那么为什么中國人口在解放后快速增长？

　　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指标。HDI主要用三个维度来评价人类发展：能否过一个长寿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个指数不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预期寿命、入学率和识字率等其他指标。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并没有错

　　建国初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体制），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國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当时在发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1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印度当时只有54岁），再到现在的72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中國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中國的医疗体制的正确性。而印度预期寿命现在都还不到64岁。并且中國的这种社会进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见当时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最近世界银行仍然高度评价中國当时的医疗进步[5].

　　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的资料，中國改革开放后，中國的社会发展（医疗、教育等）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國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特别是没有能够将创造的财富和提高的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在废除了公费合作医疗体制之后，中國７０％到８０％的农村家庭没有医疗保险，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婴儿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现在则比韩国短5.4岁。1981年 以来中國预期寿命只延长了4岁，而印度则延长了10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在评述联合国报告时表示，虽然中國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卫生医疗却是倒退的。

　　虽然中國妇女生育率与越南、泰国、巴西、印度等地区没有明显差别，相对于中國本国1949年前也没有明显变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70年的8.5亿、1980年的10亿。换句话说，1949年后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澤東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将寿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没有建立起赤脚医生制度，中國的婴幼儿死亡率与印度、其他发展中國家一样的话，那么现在在世的各位相当部分可能早在婴幼儿时期就夭折了。

　　其实毛澤東时代的那种将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等），是不利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为要将婴儿抚养成人需要付出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转化为经济力。对当时的困难，熬一熬也就过来了，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那些投入是战略投资。人口从来就是战略资源，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穷国还少，但中國领导人仍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出访美国等国可以到一流大学演说，而非洲小国领导可以吗？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国的强大。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國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國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國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國社会和中國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有人说国际社会谴责中國计划生育是为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剥削中國的廉价劳动力。其实西方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资。人民币升值、工人工资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过一定程度后，中國还有什么可与国际社会竞争？中國还有多少企业能够挺过去？企业挺不住，意味着更多的失业！

　　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1949年中國人口5.5亿，解放后中國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中國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变成社会问题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國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1959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时任仲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时，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產黨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笔者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胡耀邦以亲民著称，能够为在纹革中被整倒的高干和知识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给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难道对数亿生命竟然如此漠视？

　　稍后《光明日报》发表了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指出1959年“错批”马寅初导致“误增”三亿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亿，1979年9.709亿。就是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亿左右，这意味着中國人口在寿命大幅度延长的情况下零增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马寅初老先生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结构，是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那个时候提倡的生育两个与现在生育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50.2/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国人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72岁。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后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除了马寅初外，当时主张计划生育的还有劭力子，劭力子见到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说：不要再生了。马老先生提出的生2个，在当时是错误的（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在现在也是错误的（现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并且单身和丁克很多，只愿意生一个的不少，总和生育率连1.7都难以达到）。

　　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40年前孙中山担忧亡国灭种，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3年后中國人口还接近负增长。马寅初只看到1949年以来几年的快速增长，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长；而毛澤東却从历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加缓慢（中华民族占全球比例自从1800年以来下降一半），而没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长（并且当时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谁也难以断言今后没有战争）。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亿人口，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说要是依照马寅初的观点，其中3亿是不应该出生的。换句话说，2005年26到46岁之间人口应该为1.57亿而不是现在的4.57亿（65%的人口不应该出生）。这3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统计局资料显示1984年总和生育率为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除了少部分没有生育外，大多数都已经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还不到1.3.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1994年水平（当时总和生育率为1.56），就是说假设这3亿人口中的1.5亿妇女平均每人已经生育1.56个孩子，那么共有2.34亿孩子。这些所谓“误增”的三亿人加上他们已经出生的子女总共5.34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总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岁以下（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59年以后出生人口共9.3亿）人口的57%，他们是中國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多出的这3亿青壮年人口，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这意味着现在的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现在中國怎么发展？经济实力还能排世界第四？没有这“多出的”3亿及其2亿多子女，中國确实达到某些人宣称的“理想人口”7亿多的水平，但2005年60岁以上人口同样有1.45亿（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达18.1%！现在国家只承担城市人口中四千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并且由全国人民纳税来支付（农民通过廉价劳动力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并且是义务兵的主要来源，要是没有2.5亿农民工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财政就无法运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没有这“误增”的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老年人怎么活？总理怎么当？中國今后怎么持续发展？现在（2007年）48岁以下的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的话，你们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这里，背后冷飕飕的，毛骨悚然！说严重点，马寅初的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一样是反人类的。我不清楚当年批马寅初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不论如何是歪打正着。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

　　减少这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國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减少这三亿人口以后，中國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近8亿），还是不能像中东那样靠出卖原始资源致富（俄罗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并且人口从1992年以来就不断减少，但也没有靠出卖资源而发财），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始积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滞后，就业率不一定比现在高，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没有这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中國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现在高。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侍候老人方面，创造财富的时间大为减少。

　　有人因为现在的农民工收入不高，就以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不多。事实上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为国家，农民工创造的全部财富都是计算进了GDP的。没有那些农民工，现在的“富人”不会富，国家也不会富。

　　在1959年采纳马寅初理论后，即使到1979年后也一直依照马寅初的生育2个的理论，那么考虑到至少15%的不孕、单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实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并且正不断上升），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那么生育率也只能在1.7.这1.57亿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妇女7700万，生育孩子1.3亿。以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计算，那么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妇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后，这个年龄段妇女4363万，以1.7的生育率计算，生育7418万个孩子。就是说以马寅初的理论，从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亿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亿，加上国家统计局显示的2001年到2004年这几年出生的五千万左右，共出生4.8亿左右，比马寅初理论要求的2.05亿多出2.75亿。2005年初有13亿人口，扣去这2.75亿，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亿，等于7.25亿，就是说按照马寅初的2胎理论，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亿人口，确实是接近零增长。那么2005年中國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0%和14%（目前实际分别只有11%和7.8%），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国目前的12% （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相当于日本（现在为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时候人均GDP为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我们再分几种情况细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依照马寅初的理论，每对夫妇生育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就是说政策生育率为2.0.光明日报的文章声称推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从1959年到1979年会少生３亿，可能是考虑到当时的高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有人会说，即使有婴儿、儿童死亡，但还可以再生（其实生育时间是有限的，补生并不一定成功）。那么我们就分几种情况分析马寅初人口论的后果：

　　1、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后仍然继续马寅初的“只允许生育2胎”（每个妇女最多只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单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现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达12.5%；但1980年代发病率要低一些，并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还没有流行）。

　　2、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由于有单身、丁克，并且一些只愿意生育1个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个孩子）。关于这个方案需要说明：如果从1959年到1979年实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方案，生育观念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开始的严厉计划生育，使得生育观念在1990年代就发生质的变化；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几年后就发生质的变化），生育愿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抚养比又显著增加，生育愿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的话，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还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后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后一直允许生育2胎，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计算（当时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单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

　　4、在“误增3亿”和“独生子女政策”后，现在开始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愿下，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行）。

　　说明：生育妇女结构模拟1986年的偏正态人口结构，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以105：100计算。根据马寅初理论，第1个方案是最悲观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实实少生3亿），第3个方案是最乐观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亿），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个方案和第3个方案之间。另外，还要考虑到马寅初时代的中國政治现实：那个时候农村也是集体经济，在政策压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现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样；1973年开始计划生育，允许生育两三个，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后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总数预测

　　没有这3亿“误增”出来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现在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亿人口，但这7-8亿却是老年化的8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7-8亿（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并且生育意愿很低）。

　　19世纪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纪初降低到25%左右，现在降低到20%.要是当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现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8亿，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会增加到90亿，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这样沦落为小民族了。

　　计生委资料显示[6]：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5亿，65岁以上老年人1.01亿，分别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亿65岁以上老人、2.13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澤東没有关系；2024年的1.95亿左右的65岁以上老人、2.9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是否采纳马寅初的理论控制人口没有关系。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所影响，笔者在《要是当年中國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一章分析了没有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要想证明马寅初理论是正确的，就得说明如何养这么多老年人。事实是按照马寅初的理论根本养不了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当时是否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没有关系，不同的方案虽不能改变老年人数目，但却通过改变总人口数目而决定了今后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马寅初理论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后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会达到8亿，如何养活超过25%的65岁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龄延迟到75岁（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会也无法运转。由于持续的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人口结构一步步老化，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18-64岁）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依照马寅初理论，到2024年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怎么养老？

　　马寅初人口论错就错在在战后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谋求人口零增长。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和现在的72岁，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零增长意味着什么？等寿命平稳下来后人口结构会是什么样？

　　人们往往后悔没有做某事，其实更应该庆幸幸亏没有做某事。

　　1959年后不同生育方案下一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的劳动人口（18-64岁）数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理论上、表面上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也就是人口学界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相对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来说，计划生育其实并没有为中國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任何贡献，却透支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现在计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红利”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本身就会有就业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所固有的，欧洲、美国都曾经历过这段时间），计划生育使得中國妇女劳动参入率罕见地高，大大加重了就业压力、增加离婚率。经济学认为，养育3个孩子的花费只是1个孩子的1.6倍，这还不计算精力上面的节省。另一方面，却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花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独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们来看看：

　　孩子少了，上学应该更容易了吧，应该真正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工作应该更好找了吧，收入应该更多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 医疗应该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担心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住房压力应该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环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应该没有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父母压力小了吧，大家应该都小康了吧？没有！

　　再来看看

　　孩子少了，学费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贵了。

　　孩子少了，医疗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环境更破坏了。

　　指望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来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搞这种全世界仅有的大试验纯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國由俭入奢，人为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的时候中國又无力鼓励生育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2000年国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的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少壮不努力（生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客观上中國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无论是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韩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还有几个国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后面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却不惜隐瞒数据，灌输“人均不足”观念。要是连人口资源都不善于利用，对其他资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國家水平。以这种粗放利用资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过多”来掩盖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实在不值得！计生委在宣传“计划生育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让人闻到了“焚琴煮鹤”的味道。

　　凡事皆有个度，过犹不及。1979年中國妇女总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过发展经济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将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已经将高生育率这条“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打“死蛇”。少出生1.3亿（最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后的老年化。

　　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当时提出那个可以导致亡国的“新人口论” 从学术讨论上来说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荣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以马寅初理论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论”为依据的1980年代以后的严厉/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更是荒谬绝伦。以减少新生人口为标志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作为基本国策出现的，决策者竟然把通过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国策！即使是穷疯了，也不能干断子绝孙的事情。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来。强制结扎其实就是结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毛澤東的直觉胜过马寅初的学问！马寅初作为中國自由主义的象征，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要是仅仅因为是在人口问题上用一个错误的理论与毛澤東争执，那只能说明中國自由主义的浅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传也都同情马寅初，却无视3亿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学者提出中國最适人口为7亿，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甚至提出无婴年的方案。现在李伟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坚持要将中國人口降低到5亿、3亿。计划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杀吗？鼓励个人自杀是犯罪，难道鼓励民族自杀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学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医疗、高科技发展、能源开发、民族工业建立等方面是没有错的，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要是在人口、医疗等方面反毛，只能说明反对者的浅薄。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國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才能终结这种宿命。

　　1959－1961年大跃进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祸，但具体数目还有争议。但19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却是减少了1.3亿（最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姑且不谈这个。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别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公认的未来数千万光棍意味着什么？数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这还只是被迫“自愿”的。还有更多的强制堕胎手术，这些都已经是有生命了的！

　　马寅初人口论无非就是照搬了一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树为什么伟大的英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馬克思批判过；恩格斯批判过；孙中山批判过；毛澤東也批判过，但中國1980年代还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

　　马寅初提出的“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这一明显带有“行政命令”与“计划经济”色彩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被政府采纳。很明显这是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独生子女费”与“超生罚款”的理论依据。

　　有人说：马寅初仅仅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理论是否会成为国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纳。如果采纳了，由此产生的功劳是决策者的，过失也应当是决策者的；让学者来负责，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学者的理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让人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要求学者的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表，那以后谁还敢说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言，过去批他，是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正常的表现，现在，为什么又拿他当替罪羊？孔子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译文：君子忧患的事有三件；未曾听说的事和知识怕不能听到，要通过多种途径听到正确的观点；听到之后怕不能学到，要努力学到；学到之后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设法做到）。学者正确意见，决策者不能装聋作哑而不采纳；学者的错误观点，决策者不能不加辩白就一味采纳。要是马寅初的观点是错误的，决策者不采纳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纳一个错误观点，就应该由决策者负责，而不能由学者负责。

　　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对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严谨的学者作参谋，需要一些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允许学者犯错误，但不等于纵容犯错误。涉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学术研究需要非常严谨，至少方向不能错，但计划生育的几个理论连人口结构都没有考虑，老年化都没有考虑（就更没有考虑改变全球民族构成的问题），能算严谨吗？这些人能算人口学家吗？都让决策者承担责任也不太公平，学者就没有责任心了。学者不能光是想着凭借理论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后果。计划生育是专家误国的典型！

　　笔者说的是批马寅初人口论，不是批马寅初本人。事实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马的人口论，批马寅初是在1959年，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这个时候的马寅初已经78岁了（哪个大学有80岁的校长？），后面一直仍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帅日子还好过），1980年代实行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马寅初担任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享年100岁。

　　国际上人口学都还属于幼稚学科，远没有完善，比如联合国对于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说明人口学界缺乏新思维。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学起步时候将马寅初搬上神龛，采纳马寅初、马尔萨斯的观点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学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对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为马寅初平反整理资料），导致中國人口学先天不足，一开始就走向了错误方向。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民族急性自杀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学者难辞其咎！

　　既然马寅初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象征，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为人口政策伸张正义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难以拨乱。

　　注释：

　　1.刘志军.论人类安全的理念渊源.国际问题论坛. 2005年夏季号.

　　2.胡鞍钢， 熊义志.全面开发人力资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目标.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中國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3.吴隆杰. 我国人文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國可持续发展，2005，（1）：5-8.

　　4.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5.中國农村卫生――简报系列. 世界银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预测.国家计生委2003年

　　作者:易富贤

　　壹．联合国合法性程度的测算公式

　　上帝都已死了，联合国却还在先验地活着，而且还以国际社会的第一前提、第一准则、第一立法者、第一行为权力赋予者和第一道义源头活水的名义活着，这根本说不过去。自1945年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签字宣告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扶助弱小民族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好事。可是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媒体上常常念叨联合国做的好事，实际上很多时候做成了坏事。比如联合国严格执行的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就常常被当作联合国的好去念叨，可是实际上几十年主权平等原则这柄保护伞还一直庇护着一些反文明、反民主的獨裁專制政府。我们眼睁睁看着一些好经在联合国的讲经坛上被占多数的歪嘴和尚念歪，眼睁睁看着一些文明、民主国家符合“叁個代表”精神的意志在联合国集体大呼隆投票时被为数众多的落后、愚昧国家们淘汰出局。因而我们必须对联合国的合法性提出商讨和质疑，联合国也必须像人类历史上曾经的任何其他圣物一样接受理性的审判，并在这审判面前争取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联合国何以会出现合法与否，或合法的程度如何的问题？这是由各国驻联合国使节或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代表的合法性之程度决定的。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少的国家，它的政府不是民选政府，它不代表民意，另有一些国家压根儿就是无赖执政的邪恶国家，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恶棍，像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既是巨贪，又是印尼人權、东亚人權乃至世界人權的特大害虫。一切非民选政府，一切恶棍总统把持的政府，都是非法政府。试想：一个非法政府，它派驻联合国的大使或代表怎么可能是合法的？一个恶贯满盈的恶棍总统，他的外交部长怎么可能是良民善类？他派往联合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怎么可能会代表民意？各国驻联合国的使节或与会代表，是总统和政府肢体的延伸，总统和政府不合法，犹如爱滋病人血管里流出的血液，干净不了，健康不了。

　　一个靠走歪门邪道登上权力顶峰的人，一个以残酷、野蛮和邪恶的手段统治国家的人，他的外交部长、他的驻外大使（乃至他的整个官僚系统），都不可能由正人君子充任，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为国民的利益说话。一国之民意尚且代表不了，怎么能代表50亿人类的方向？联合国成员国里有多少这样的非法政府？联合国成员国里有多少这样的恶棍型总统？我们天天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那些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混在联合国大小会议中体面风光的各国代表们，有不少就是这种非法政府、恶棍总统的腕足、吸盘和魔爪。由非法人物组成的组织也是非法的，非法代表的表决虽然合乎程序，其表决结果仍然是非法的。因而，联合国这个组织合不合法，它的各种决议合不合法，多大程度上合法，就完全取决于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国政府有多少是和多大程度上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选政府。假定联合国是200个成员国，其中民选政府是50个，非民选政府是150个，那么联合国只有25%的合法性。再以联合国的某次表决为例，假定有100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投票表决，其中民选政府的代表是30个，那么这次大会表决的合法程度只有30%.这就是我设计的联合国及联合国各种决议、公约之类合法程度的测算公式。

　　贰．战争选举的有效期是多长

　　讨论联合国的合法性，需要引进“战争选举”这个概念。什么叫战争选举？古今政府的上台方式不外这两个：一个是通过战争途径，一个是通过民选途径。民众在战争中以实际行动支持各自所认可的战争之一方，双方经过战争较量，人心向背、智用长短等因素最终导致成王败寇之结局。成王一方建立起政权，这个政权就是战争选举产生的。通过战争胜负体现民意，我把它叫做战争选举。通过得票率高低体现民意，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投票选举。

　　联合国最初的50个成员国，多数不是民选政府，但是它是经过二次大战洗礼的政府，其合法性还算差强人意。换言之，在二次大战的硝烟里，它们率领本国人民，打败法西斯，物竟天择，脱颖而出，因而即便不是民选的政府，也是当时最不坏的一股政治力量。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非拉掀起大规模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民众通过支持各自民族的精英人物，全民族戮力同心，赶走殖民者，建立民族国家，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这些通过战争选举方式产生的新国家，在它们诞生之初的数年里，其合法性应当说大体也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由推翻殖民主义大山的精英和头羊们建立起来民族政府，其中许多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獨裁專制政府，切实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少而又少。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那样热中于终身制甚或世袭制，有的一干一辈子，有的搞兄终弟及（卡斯特罗就在1998年确定他撒手尘寰以后由比他小那么一两岁的弟弟接着干），有的父死子继，有的在行将就木、舌僵神昏时胡乱钦定接班人，把国事民命当儿戏。他们以为，他们这些赶跑殖民主义者的功臣元勋们也可以连民主宪政、自由人權一同赶跑。他们从不曾真心搞过大选或培育大选的幼苗。几十年下来，他们的政府腐败不堪，早已与全体国民的意志毫无干系。他们政府的合法性早已超过有效期，蜕变成非法的反民意的政府。可是他们派出的驻联合国大使或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却继续占据着联合国代表的席位，辱没着联合国的英名，致使联合国的合法性随岁月逾迈而递减其成色。

　　对此，任何一个对现代民主政治抱有热烈理想的人们，就不能不产生基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呵斥冲动：“你们领导的那场打倒殖民主义的战争所产生出来的贵政府，它的有效期究竟是多长？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把自由民主地选举自己中意的政府的权利还给民众？你们还要在这个位子上赖上多久？难道战争选举的政府务必要等到下一场战争选举才算到期吗？野人曰：”放排场不排场，早晚混到丢人上。‘你们觉得像苏哈托那样的结局，’敲罗找孩子，丢人打家伙‘，很好玩，很尽兴，很体面，是不是？而齐奥塞斯库的’肝脑涂地‘就更过瘾对吗？“

　　常见这些国家的代表们在联合国舞台上振振有辞，说他们的政府是民族自决产生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可是它们避而不谈那一次“民族自决”的有效期应该是多长。一般现代民主政府的有效期是三到五年，三五年要大选一次；而你们日弄国家三四十年了，时间上已经超出常规有效期十倍去了，程度上已经把国家搜刮得民不聊生、山穷水尽，居然还从三四十年前的那一次“民族自决”中寻找政府的合理性，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羞耻”二字？那次“民族自决”赋予你们政府的有效期早就到头了，你们的政府早就是非法政府了。你们说你们现行的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请问是你们的人民什么时候选择的？你们的人民五千年前还选择过奴隶制呐，怎么着，你们当今也敢以“人民”的名义往奴隶制的方向猛造吗？

　　叁．联合国需要新的美丑观

　　这个世界已经依赖上了联合国，那么联合国应该怎么办？第一步，重新审查登记成员国的资格。民选政府是合法的联合国成员国，非民选政府是半合法成员国，半合法成员国在联合国的各项权利也要减办。在联合国投票时，半合法成员国的一票只当半票，半合法成员国代表的发言时间只有合法成员国代表的一半。第二步，联合国应该举起干涉主义旗帜。一个国家需要军队和监狱，联合国也不能只玩银样蜡枪头。国家内有歹徒国民，世界上有恶棍总统；歹徒国民祸害数人，恶棍总统祸害一国；歹徒国民有人治，恶棍总统无人管，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合法成员国组成会诊小组和“手术”小组，对那些举世公认的最邪门歪道、残民以呈的政府厉行“拔钉子外科手术”。也可以国名的英文字母为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帮助或打压那些非法政府，将其改组成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这才是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和做法。增加一个合法的民意政府，就为联合国增加一份合法性，为一国人民开辟一个制度幸福之源。

　　主权必须重新赋予意义。国与国之间有主权；在联合国内，大家都要交出主权。过去和现在，联合国在主权獨立、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对那些不能自爱、自重的政府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自流的做法，实际上是联合国尸位素餐不负责任。那些不自重的政府只会在压迫本国人民方面花样翻新，决不可能自动净化。国际社会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尊重伊拉克人民的自主选择”。其实这是对伊拉克人民的抛弃。试问：“伊拉克人民他能自主选择吗？”在萨达姆同志的鹰眼之下，伊拉克人民怎么自主选择？他敢吗？2002年10月15日，萨达姆以10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伊拉克下届总统。至此你难道还认为萨达姆这人有救吗？因而那些动辄称“国际社会要让伊拉克人民自主选择”的国家，似乎是挺讲原则，实际是彻底的冷血动物，彻底的伊拉克人民的敌人，彻底的国际社会的敌人、人类文明的敌人。他们本身就与萨达姆是一丘之貉，兔将死，狐欲悲，所以才以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拼命反对对伊拉克实行“手术”。

　　主权是一柄双刃剑。对外，有时它是国民利益的捍卫者，如抵抗外敌，有时又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如出卖领土；对内，有时它是国民利益与安全的保障者，有时候又是国民利益和安全的最大侵害者，欺压、盘剥人民。凡是说某国发生了人權问题，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它的人民发生了大伤害。因而，所谓人權问题，实质就是政府对民众侵害和杀戮的问题。过去联合国的主权理论只强调了国家对公民利益保护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对国民伤害的一面。主权对国民利多还是害多，取决于它是一个什么德行的政府：好政府，主权与人權大体吻合；坏政府，主权越充分，民众越遭殃，人權越糟糕。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回首检点一下曾经的有关主权、内政的争论，我们发现，当时被骂作是“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之举，现在看来十之八九是侵犯对了，干涉对了。冷战时代，苏联、东欧就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几十年过去，历史证明，它们的内政真是太需要别国干涉了。半个世纪的联合国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在联合国论坛上“不许侵犯别国主权，不许干涉别国内政”喊得最欢的国家，正是内政最糟糕、主权最应该被干涉的国家。周恩来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互不干涉内政”）之时，就正是中國内政最应该被干涉之秋。反右、大跃进、饿死人、纹革，一连串几十年的内政，哪一项不该有人干涉啊？可惜没有人干涉啊！可惜听不进他人之言啊！哪里是什么“干涉内政”呀，其实多半是苦口之良药、逆耳之诤言。在国事上讳疾忌医，就什么都是“干涉内政”；人權上有瑕疵或有大缺，就必然风声鹤唳、杯弓蛇影，什么都是“侵犯主权”。联合国决不能继续再以尊重主权獨立、不干涉内政之名，行冷血、袖手、不作为之实。联合国论坛上应形成以谈论“内政”、“主权”为耻的风气，联合国里只谈人權，不谈内政。哪个国家的大使或代表在那里大谈“内政”、“主权”，甭问，一准是那个国家内政犯祟、主权撞蛊了。内政犯祟、主权撞蛊的国家居然长期以来在联合国里义正词严、大言不惭地声言内政莫碰、主权甭管，真正是乾坤颠倒，瓦釜雷鸣。如此邪祟作乱的历史太长了，代价太大，该结束了。

　　作者:焦国标

　　北京常说，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事关中國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容含糊。的确如此。但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只是主权、领土完整，政治制度也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如果要排序，民主制度应该排在主权、领土完整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

　　没有民主，主权越完整，人民苦难越深

　　第一，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主权越完整，人民所受的苦难越深重。北朝鲜的主权现在就很完整，连人民用手机的权利都完全被政府控制，主权够完整的吧？可人民的日子过得如何呢？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世界上受苦受难最深重的国民之一，近些年二百多万人被饿死。古巴的主权也十分完整，卡斯特罗执政四、五十年了，美国丝毫影响不了它。请看古巴人民生活得怎样？收音机都不能听，平均几千人里面就有一个政治犯（这个数字现在记不太准确了，二○○七年春天在柏林我曾与被卡斯特罗政权驱逐出境的一位古巴电视记者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也是德国笔会邀请的驻会作家），你说这人民生活得怎样？大清朝，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前，主权也是百分之百的完整，对它统治下臣民，想砍头就砍头，想剥皮就剥皮，谁也管不着。相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换句话说，随着大清朝主权越来越不完整，其统治人民的残酷性也不得不随之降低。否则列强们看不过，不答应，驻华公使或公使夫人会向大清朝廷或慈禧太后提抗议.因而在制度落后的国家，主权越不完整，就意味着统治者越不能为所欲为，从而也就意味着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越多。所以在国家核心利益排位上，民主制度应该放在主权完整前面。

　　没有民主，领土越完整，受苦的人越多

　　第二，如果没有好的制度，领土越完整，就意味着受恶制度苦害的人口数量越大。美国獨立前，大英帝国的领土要更完整一些，可是我们能说为了大英帝国领土完整，所以坚决反对美国獨立吗？同样，台湾与大陆合并，中國领土是更完整一些，可是如果这个完整要以台湾民主质量下降为代价，那么这个完整也是绝不可以接受的。如果大陆没有配得上她的好制度，就绝没有资格抱回台湾。领土完整不是国家最高目标，国家最高目标应是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而好制度显然是关系到人民自由、平等、幸福总体水准的第一因素。因而在国家核心利益排序上，民主制度应当排在领土完整前面。当然，纯理论上讲，如果领土被那些制度更落后的国家抢佔，则是另一回事。

　　有了好制度，主权就会完整

　　第三，如果有了好制度，主权自然就完整了。当今社会，所谓主权完整不完整，说白了就是西方干涉不干涉，不干涉你就完整，干涉你就完不了整。西方的干涉是可歌可泣的事业，西方只「干涉」那些实行专横制度的国家。民主国家，西方不会干涉其主权。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好制度就是无缝的鸡蛋。我们看到，当下国际政治关系中，凡是强调主权至上的国家，都是面临西方干涉问题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个个都是專制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主权本来就不该完整。西方应理直气壮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直到它建立起民主制度为止。

　　有了好制度，领土就会完整

　　第四，如果有了民主制度，领土自然也就完整，而无不完整之虞了。当今西方干涉别国已经超越领土概念，它们不觊觎谁的领土，只关心你领土上的人民人權状况如何。而在民主国家中，凡事照顾各方利益，有问题大家平等协商，即便有獨立、统一之争，也无传统上的完整不完整之意了。專制国家之所谓领土完整，有一个前提，即那领土都是我的，你若拿走一块，我就不完整了。而在民主制度下，国土是每个人的，住在那块土地之上的人民若想另立一国，那是（领土）主权在於民族自决的体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冷战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的过程中，领土完整不完整就根本不是问题.现在看，凡是把捍卫主权、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摆出你干涉我领土完整我就跟你拼命，你想獨立、要分裂我就杀你个鸡犬不留的国家，都是制度落后的国家。民主国家已几乎不存在领土不完整的问题，即便一定程度存在，也不是恶性肿瘤，而是良性肿瘤，可以治癒，不会死人的。

　　鉴於上述诸点理由，我建议中國官方在有关语境中，不要再拿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帽子吓人、压人。须知世上还有比主权、领土完整更高级、更值得你们追求的概念和价值存在，那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才是第一号的国家核心利益。

　　作者:焦国标

　　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尘埃落定了。奥巴马众归所望，以高票当选为四十四任美国总统，一年前，中國人有谁知道这位非裔美籍黑人？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竞选活动、竞选演说、竞选辩论，突然让这位年轻且没有多大政治经验的黑人，进入白宫领导美国；我们会认为美国人疯了。可真是通过与希拉里、麦凯恩等多个竞争者的竞争，他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能力、政治纲领、政治理念，让美国人真正认可他。同时也给世界的人民好好上了一堂民主课。

　　我记得读书时，对美国这种竞选的评价是：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浪费精力和财力，是一种假民主。是啊，在政府的眼里，所有西方的民主是假的，只有中國的民主是真的。有人为了证明美国民主是假的，用2000年布什与戈尔的选票来论证。由于美国是实行选举人团制度。布什票数弱胜于戈尔，而全国的普选票戈尔多于布什30多万张，最后法院判决布什获胜。有人认为这是假民主。我把这事跟我老爸一讲，他用一个比喻就非常明了：就好比打乒乓球赛，规则是三局二胜，每局打21个球，如果甲赢了二局，输一局；且那一局输得很惨，总赢球数少于乙。你能说乙取胜吗？因此，民主的第一要素是对规则的遵守。所以，戈尔在得知已败给布什时，第一时间向布什表示祝贺。

　　打开中國近代史，我们知道：百多年前，孙中山学习西方民主，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统治；到了国民黨统治时期，專制依然。今天，共產黨统治下的中國，到底是怎样的境况？诸位自己去寻找答案。

　　自然界有着质量守恒定律，其实社会也一样。政府民主多了，人民民主就少了；群众自由多了，官员自由就少了。你看，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无不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中國共產黨为什么死死抱着一黨專政不放。因为在中國，他们有西方官员所享受不到的自由。你看，林嘉祥，在猥亵11岁小女孩之后，还敢在公开场合叫嚣：“你算个屁，我就是干了怎样？我是中央下来，与你们市长是平级的。”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今天，我就借十个胆给布什，他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是的，他曾经在反恐时向全世界说过这样牛B的话：你们不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为了打伊拉克，竟然把联合国抛开一边，就是这样一位世界牛B的总统，但对他的人民是服服贴贴。

　　文章写到这里，我知道，有人会用大帽子扣我：你那么崇尚西方民主，你的用心何在？你这不是颠覆政府，是卖国贼。我知道中國的卖国贼大多了，据我了解，焦国标是卖国贼，曹长青是卖国贼，冉云飞是卖国贼，胡佳是卖国贼。说真话，我现在连家都没有资格卖得了，何况如卖国？卖国应该是些什么资格的人。应该象慈禧太后、汪精卫、蒋介石、毛CD、江CM等。我们不过是宪法所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所谓自由，应该是：你有想当爱国贼的自由，我有想当卖国贼的自由；你有爱黨的自由，我有不爱黨的自由；你有向往闭关自大的自由，我有崇洋媚外的自由；你有想獨裁的自由，我有想民主的自由。

　　十七大，政府提出解放思想，我不知道是解放哪些思想？反正，这也被删贴，那也被封杀。人家连美国总统都可以让非裔黑人当。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美国也会出现一位华裔总统。如果这样，中國政府不知有何感想？

　　今天，美国总统大选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我认为：

　　一、“没有共產黨，就没有新中國”，这句口号差不多提了将近60年，我想现在也要更新了。美国现在连非裔黑人敢让他当他们国家总统。难道我们中國人民就没有一点自信：不是共產黨员，就不能当中國的總書記了吗？真的当了，就没有新中國吗？

　　二、“民主不适合中國国情”，这也是很多人的论调。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專制獨裁符合中國国情”。中國几千年的封建獨裁，已经走了多次轮回，下台后的统治階級没有一个善始善终。中國共產黨能走出怪圈吗？香港是中國人种，台湾是中國人种，他们能实行民主选举，我们为何不行？

　　三、“台湾实行民主，你看陳水扁还是照样腐败”，是的，民主也是逐渐完善的过程。你看，腐败给他所带来的成本也够大的。民进黨抛弃他，同时一家人，面临着进牢狱的可能。这不是给马英九起了一个警戒作用？其实美国的民主，也是不断完善过程。

　　四、民主不是说给就给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不断争取的过程。曾听说有一位仲共高官说过：“想要民主，先拿二千万人头过来。”因此，中國的民主之路将会是很艰辛的。

　　2008年11月15佘开晓写于珠海

　　作者:佘开晓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仲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从被捕到枪决，只用三天，秘密审判，不准上诉。这不是正常的审判，而是复仇。人们争取民主，却用非民主的手段对待獨裁者，原因就在于仇恨和恐惧。对人们来说，即使让獨裁者多活一天，都会带来危险，大家知道，这个该死的家伙一旦有了机会就会毫不迟疑地杀戮反叛的民众。所以，群众对齐奥塞斯库非常态的审判毫无异议，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似乎这一天的鲜血是完全应该的，人们知道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早在四十五年前，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尸首，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任由仇恨的剔刀来剜割，任由怨毒的鞭子来抽打。

　　人们像害怕恶魔一样害怕獨裁者，甚至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他会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獨裁者更疯狂更决绝…… .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在獨裁者坐以待毙之时，他对敌人最大的希望或许是他平时最讨厌的民主和程序，可惜，太晚了。人们在獨裁者哪儿得不到的民主，獨裁者也很难从人们那儿得到。因为人们身上压根就缺少那东西，缺少的原因都是拜獨裁者所赐。正是因为獨裁者早早即把民主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所以獨裁者往往死于獨裁的方式。依靠暴力维持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也是暴力。

　　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几乎没有一个專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古罗马人也将之颂为美德，连西塞罗、弥尔顿等人文学者也公然诩之……可以说，古往今来，“暴君当诛”的理论常常受到舆论的鼓吹。这种理论发展到现代，以宪政精神明确下来，既人们可以用选票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权。

　　选票是个好东西，可这个好东西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不能遭受任何恐怖的威胁，否则只能是个更坏的东西。现代極權体制恰恰是选票加恐怖，萨达姆的恐怖给他带来100%的选票，金正日的恐怖也给他带来100%的选票，某东方大国恐怖也往往带来“一致通过”。可见，極權主义是今日世界最无耻的恐怖主义。

　　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暴力垒起一堵暴力之墙，将理性堵在人们的生活之外。除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人们不知道选票里也能出政权。更严酷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權信息的锁闭，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这一切都使得“草民”和“父母官”一样头脑简单，行为鲁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会的精神滋养，没有现代文明习惯和宪政遗传。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论》的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将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不不明白，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科斯到波尔布特，獨裁者无一例外都有性命之忧和牢狱之祸。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一点闪失，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獨裁者的“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不堪一击，企图依靠打压来做万世“核心”，永远“代表”人们是不可能的。

　　制度、司法和政治游戏规则，不仅主宰“草民”的命运，也决定着獨裁者的命运。在一个拒绝暴力、政治宽松、民主完备的社会，包括统治者和草民，人们少有性命之忧，多有“自由之忧”。 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性格与政治形态之间有深刻的关联。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等等，不仅是獨裁者的个人气质，也能深刻影响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有一种反叛者是利用言论来抨击当局，以求用言论影响政治，他们是异议人士；还有一种反叛者是利用法律去帮助到迫害的人们，以求利用法律来改变法律，他们是维护权人士。这两种極權的反叛者，都是理性的改良主义者，但是他们往往被诬陷为“煽动颠覆政府罪”或者“颠覆政府罪”。

　　即使在皇权时代，异议人士也是善谏之士，言者无罪，往往还得到皇帝的嘉奖，而维权人士在帝王那里，也从来都是护法的勇士，自古都是红脸的忠臣。但是，后極權时代的獨裁者没有常理可言，也不喜欢按照常理出牌，只要便于打压，法律在能用的时候就用，不能用的时候也可以置之不理，于是很多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被监视起来或者送进监狱。

　　極權发展到后極權时代，就是腐朽的，垂死的和挣扎的極權统治，它表面上强大到了极点，实质上也就脆弱到了极点。连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想方设法进行打压，只能说明極權已经没有了自信，对社会恐惧到了极点。而这时候，社会也象一座蓄势已久的火山，在沉默中等待爆发。

　　有一个巨大的广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屠殺，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勇敢的领导人出来说是他下达的开枪命令，相反，每一个领导人离任的时候都要通过某种方式告诉人们他和这场屠殺无关。这也昭示了獨裁者在装腔作势中能够感觉到危险的来临，他们在为这一天准备退路。

　　在“打倒人民公敌”、“獨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專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国防军和基层“黨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那位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獨裁者的危机在獨裁者自身，獨裁者的退路在獨裁下是走不通的。要想解除危机，与其准备退路不如网开一面，让异议人士说话，让维权人士做事，让民主人士参与社会的建设工作，一起把把中國推向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的阳光下共同沐浴自由的阳光。民主之路是一条关乎獨裁者自身安全的路，这个道理希望现代文明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獨裁者能够快点想明白。

　　作者:张辉

　　——从三鹿奶粉看行政国家

　　“经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日的8个月中，三鹿集团公司未向石家庄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也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石家庄市政府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牌奶粉问题。调查表明，8月2日至9月8日的38天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调查组把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违反了“上报”制度。这就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要向政府上报，而不向消费者报告？谁是企业的上方，是消费者，还是政府？为什么不允许企业先向消费者公告并即时召回缺陷产品，再同时向政府上报？

　　一级政府辖内的企业出了威胁生命健康的产品质量问题，为什么政府只走漫长的上报之路，而不通知正在或可能消费该产品的公民？

　　若按照上报制度一级级上报，上报到哪一级为止？是上报到国务院，还是上报到政治局？是上报到政治局常委会，还是上报执政黨的最高领导核心？

　　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权将有害产品公布于众，那么，哪一级权力机构有权这样做，是政府部门，还同级黨组织？

　　有害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每时每刻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三鹿事件的上报路程，从去年12月到今年9月，耗时十个月。这样的上报制度如何克服低效的官僚制度、复杂的政治顾虑、巨大的经济得失，来在第一时间终结有害产品对公民的威胁？

　　鉴于上报制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那么，把食品安全交付给上报制度，对这样的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能的完成的使命。

　　依我看，上报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公民的位置。我们举目望去，不见公民的踪影。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无穷无尽的上级，上级，上级！

　　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企业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公民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表明，行政国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于政府与上级的需要，而不是公众与消费者的需要。

　　中國是一个公民没有地位的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本质是无限政府。无限政府表面上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承担。监督本来没有行政的事，结果变成只是行政的事。在这样的行政国家中，只有黨务与行政，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社会中的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团体，形同虚设。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我们没看到从石家庄到国家级的立法机构有任何作为，没有看到司法机关对相关企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们看不到行业协会在预防毒奶中的作用，看不到消费者协会在维护受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为。行政国家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来代替对企业的司法问责。仅仅靠罢官不能从根本改变不能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的制度。官员有很长的后备队伍，罢官免职只是给排队者提供了机会，并未改变制度。书记倒了，副书记高兴，市长倒了，副市长高兴。

　　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獨立，相互制衡。在行政国家，只有高高耸立的行政部门。在行政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机构常常是食品、药品不安全的受益者。每次灾难性的事件，都是增加预算，提高级别，扩大编制，集中权力的天赐良机。不信吗？看看下面坊间流传的幽默而忧伤的短信手机段子：不信吗？

　　其一：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國人喝牛奶结石了。

　　其二：三鹿事件最新报道：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据报道，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仅捕获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母牛情绪稳定。据最新消息，水牛和蜗牛已经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负责。

　　可见，行政国家把中國变成了食品乃至消费品最不安全的国家。而上报制度又把追究责任变成闹剧。行政国家下监督制度只能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给公民一种错觉，以为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如果公民在国家的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食品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有上报制度和行政国家就没有食品安全。各级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民负责，这说明，各级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上级，而不是作为选民的公民。因此，中國食品安全的前途在于从只对上级负责行政国家专向对作为选民的公民负责的代议民主国家。

　　要公告，不要上报！要代议民主，不要行政国家！

　　作者:刘军宁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开动花纳税人的钱而自办的宣传机器自我表扬更是可耻的，批评政府是民众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惜的是，六十年来，这样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仅自我大上“伟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颠覆国家政权来打压对政府的批评者。不少民众以为政府是拿来理解甚至是供着的，是拿来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众心实怨恨，但不敢公开批评并且据实以陈。如此恶性循环，官民共同完成了一个关于政府常识的神话，从而达致民众低福利，而政府官员高收益，民众受高度压迫和盘剥实深的社会格局。

　　政府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可爱是天然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恶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会只骂政府可恶（当然即便骂也是我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是用事实和批评来证明政府的确可恶。有许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却自以为得计，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政府不思议的自以为得计，积累下的怨恨，以为睁眼不见，作驼鸟状，便可以解决问题，实则大谬不然。以下便举数端政府可恶之处加以伸说，欢迎各位包括官员以及政府回应与批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權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權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華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國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二：学会说人话的技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拿大，从没有把民众放在眼里，虽然口上和报刊中时刻提到“人民群众”几字，那是为了忽悠起人民群众利益来比较方便。因此政府官员习惯于假大空，习惯于给群众作指示下命令，习惯于“老子说的就是正确”，容不得半点反对，容不得别人据实之批驳，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考虑讲话的技巧。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请你学会讲话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占多少比例是对人体不会出问题的，政府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也主张想坚持零容忍，但我们的现实环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哪些方面来改善并保证其实施，如不能实施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没有害的，吃多少是人体的下线。吃有害的东西，无论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员在这点应该知道你处在这个位置如此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比如最近的大实蝇，政府官员就不能说，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胆吃，大实蝇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你说的是实话，对人体是没有害，但中國人没有退化（或者是进化？）到见虫子都喜欢，把它视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们的吃文化对特定的昆虫除了少部分地区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没有谁见食品里有虫子，会吃得下去的。政府应该说大蝇是没有害，但的确有虫子就是伤害了大家，应该将所有大实蝇的桔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罚。至于果农的损失，一方面应让市场和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而非直接税贴。

　　三：余含泪式的人物为何讨厌？政府不会说话，是他说了不负责任的话，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应该注意到民众为何痛恨你所说的话。人们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还要叫别人以所谓大局为重，这到底是谁的大局（这些民众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讨说法、公道以及相关的赔偿）？没有什么虚幻的大局，只有每个人组成的所谓大局。在这种情形下，余含泪式的讲话，王做鬼式的胡诌，民众不反感才怪。我们很多时候嘲笑美国人到处都在讲政治正确，公开不能说“黑鬼”（私下说虽然不正确，那是私德），那么公开骂黑人为黑鬼，那一定会受到谴责，这种政治正确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以公开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为能事，一些皇（大）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都如此。

　　四：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该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举大实蝇为例，说大实蝇没有害是描述事实，但人们不习惯于水果里有虫子（那不像汤里的佐料，何况有人也喜欢原汤），更不习惯于直接食大蝇，国人没有食用大实蝇的传统，所以含大实蝇的水果应该一个不留地处理掉。这才是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出来发表公共话题时应有的态度。换言之，实际如此，不表明应该如此。像陈君石一样的科学家说话为什么惹人讨厌，不是说他说的完全错，而是他所处的知识位置（院士），他的专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其他应该怎么样说话，那绝不可以胡来的。陈君石你发表科学报告，说大实蝇对人体无害，那是对的；但你出来对公众发表讲话，那不是做科学报告，还有一个公共适应和社会诸种习惯问题。即你在实验室是研究科学，但你在发表与科学有关的公共问题时，就不纯然是个科学问题，还牵涉着其间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接受度的问题。除非你说我只能说大实蝇对人体没有危害，至于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陈君石这样的人他会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谈及怎么处理大实蝇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长却非要说，其说符合政府要求的胃口与头脑，而非民众所能接受，那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质疑了。

　　五：怎么只会是不法分子？前天公布了海协会通过海基会表达大陆一部分奶粉中所含的三聚氰胺对台湾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内容简短、生硬不说，单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陆诸种食品（现在查出蛋等）中的泛滥只归结为不法分子，这不仅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也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中國官方搞两套标准由来已久，对国外的食品严加管制（当然也还是出了少量问题），开奥运时特供奶特供猪，不一而足。对客人应有如此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对自己的民众也应如此才行，这是一个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众视为贱民，视为不能与外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不能与被视为同胞的台湾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对台湾人官方还会用个“不法分子”的不像样子的公函来道歉，但对中國大陆的人，官方何时具文公开道过歉？视自己民众为贱民的政府，必将为这样的看法付出代价。可惜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此点。

　　六：不能把说蠢话当成背讲话稿。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当然中國的官场就是如此训练的，因为只要上峰满意，民众一看就愚蠢有什么关系。唐家璇说中國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權，就是为了官方的政治正确，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说一看就蠢的话。对这种蠢话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与漠视。不尊重民众的智商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必然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但不幸的是，许多官员习以为常，他们把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下所讲的蠢话，下级官员对他的微笑以及频频点头，民众在恐惧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他们的被动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视民众为当然之愚民，这样的官员和政府不仅是让民众讨厌和怨恨的问题，最后必将为民众所抛弃。一个由撒谎的官员所组成的政府由于逐渐丧失其公信力，被民众抛弃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抛弃不流血而只是票决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奇迹的阴影

　　坐在摩天轮上，在高空中看这个世界，别有一番天地。这个城市已成为钢筋丛林，一条条公路四通八达，川流不息的车流如一条条巨蛇。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被震撼了，这三十年以来，我们的的确确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称其为一个中國奇迹，并不为过。这物质成就给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了一定的进步，毕竟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只是（虽然主要是）为富人而建，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这种自豪感也只持续了一瞬，因为这奇迹背后的阴影立即笼罩了我的心灵。这拔地而起的高楼给谁带来了天文数字的财富？稍微了解中國房地产市场的观察者都知道，中國的房地产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共同催生的产物。一方面，政府基本不提供相关公共品供应，穷人没有廉租房可住，中下等收入者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大家不得不挤入商品房市场，这造成了某些房地产商所说的“房子价格高，是因为需求大”；另一方面，政府控制土地的供给，造成房子供给的有限，于是看起来很符合市场规律的“供大于求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价格”产生，说它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实质上这种现象只是权力精巧干预市场的结果，是典型的官僚经济。这种体制制造的巨量财富大部分流入房地产商、政府和部分腐败官员之手，只有微乎其微的部分成了农民工的血汗钱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微薄利润。近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救房价（不是救房市）政策就是这种连体婴儿利益结合体最佳的注解。

　　消灭中产

　　这些房子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哪些人呢？正是中國这些年来产生的真正精华：中产階級。既然这个经济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他就不得不容纳一些人依靠自己的才智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来获得一席之地，权力的垄断虽然可以精妙的攫取经济利益，但市场化过程中必然出现新的分利者，于是中國的中产階級在普罗大众和少数权贵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然而倔强地成长。很多人对这个群体寄予厚望，认为这个群体的壮大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真正基石，也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些人同样是分利者，面目暧昧，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绪很浓烈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本身人数并不多，然而他们的审美情趣却占据了市场化媒体的主要言论场地，俨然一副市民社会繁荣的假象。

　　然而，我却没有那么乐观。抛开关于中产階級的地位和功能不说，我认为这个群体不仅处境艰难，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中國是一个贫富差异明显且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的国度，中产階級群体不可能不萎缩。贫富分化意味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个社会不断呈现两极化的趋势，用小脑想一想也该明白当这个社会两端的群体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中间階級怎么可能不萎缩呢？

　　中产階級是新三座大山的主要承担者。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國所有普通人的头上，特别是中产階級的头上。这并不是说其他的群体就不承受此压力，而是说，中产階級为此付出了更大的精力和努力，因为他们有着更强的创富能力，也有着更高的生活期望。然而，近十年来，这三块领域不断成为一座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头上，敢问有多少同学被套牢？敢问有多少盆友成了房奴？敢问有多少童鞋成了更惨烈的租奴？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正是由于近十年来这个政—商合体婴儿攫取利益的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过程在房地产市场领域变现得最为明显。本文的第二段已经分析了这个过程。

　　股市低迷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我必须向郎咸平先生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的精彩演讲让我更加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國的股市玩了个过山车，从6000点到2000点的惊险之旅，有那么多的财富蒸发了，那么我就要弱弱的问一句：那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蒸发的是谁的钱？我个人认为这些财富大量从中产階級手中流入了权贵阶层和部分外国投资者手中，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中國的股市并不是一个健全的市场（正如这整个经济体一样），只有那些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才有最大的可能套得利润，规避风险（我不是经济学出身，在这献丑了，没有专业术语可用，见谅），而底层民众参与股市毕竟有限，资金也毕竟有限，股市中被圈走的钱大多应该是中产们的（我没有相关精确数据，望有人能够补充）。而按照郎咸平先生的分析，其实中國目前的低迷只是中國自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