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一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二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居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三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國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國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國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國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８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任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入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四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开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３００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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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國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風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五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像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國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１９０９年２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１９０９年５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諧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为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六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作者:余秋雨

　　电视的介入，使我们对这个变化的世界越来越容易接受。然而，一味地接受，又把我们的大脑和思维变得机械和千篇一律，从而挤占了我们獨立思考的空间，我们的精神家园愈来愈表面化和趋同化。电视传媒中风行的小品和“戏说”历史，就是世纪之交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准确外观。这种精神上的调笑，借助电视这个强大的载体，让大众别无选择地只能追求短暂的视听感官享受，而它的负面效应却被整个社会所漠视。

　　电视文艺小品化、历史剧“戏说”化，与那个只许革命英雄仰天大笑，文艺作品中人物和情节舞台化、程式化的造型定位的灰色年代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是说大众文化就仅止于娱乐和休闲，更不是美国的“脱口秀”和港台的快乐“嘉年华”，它的“寓教于乐”功能正在潜移默化地占据着人们的精神“内存”。即便是娱乐大于道德教化的《还珠格格》，在疯疯癫癫的嬉戏中，也变种于通行世界的“灰姑娘”的故事原型，把一夜暴富的渴望制作成看不完的肥皂剧。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演义。但具有“灰姑娘”相似经历的“小燕子”之所以能征服官本位意识极浓的国人，不是单纯的“富”，还有权力之“贵”，是迎合了中國式的由贵而富的心态，并正在激活下一代人的潜意识。小燕子的经历和命运早已烂熟到不用大家传播而“都知道”的程度；赵薇也早已成为出生于改革开放背景下少男少女们的偶像。不仅城市中衣食无忧的“小皇帝”们喜欢此剧，就连偏远农村的穷孩子都把《还珠格格》和赵薇、林心如等的招贴画粘在家徒四壁的炕头上。

　　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太多一夜暴富的示范，加之学校、家庭、社会的耳濡目染，都在幼小心灵中或多或少地播下攀权附贵的种子，使富贵攀比成为花季少年的异常心态。他们自然羡慕小燕子在一夜之间由街头浪儿蜕变成皇帝的千金的幸运，向往她所具有的那种锦衣玉食又可肆意妄为地挥霍青春的特权。在“你是‘疯儿’我是‘傻’”的儿童式自白背后，庇护着的是胡作非为的皇族集權。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太多的事实向孩子们展示着“有能耐”的父母给子女所带来的诸多便利，谁不想出身于权贵之门，有一对财、权殷实的双亲，有一个令人眼红的好血缘。何况，小燕子和紫薇的得道升天的曲折经历极具传奇性和戏剧性，不火爆、不共鸣哪才怪呢？

　　更进一步地讲，此类古装戏说剧的泛滥，传递了这样一个误导信息：民众强烈的反腐败要求，与其说是出于对社会公正的道义诉求，不如说是出于“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心理；法律政策之外的权钱交易，是人人都追求的最佳获利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常态规则；政治权利才是人们最想得到的稀缺资源，当官才是人人羡慕和妒忌的职业。

　　从本质上讲，这种调笑式的文化现象，是腐朽的皇权意识和物欲的现代消费文化的结合体。当它和“内衣外穿”一样，都能成为一种时尚时，我不知道这是文明的颓废，还是再生？

　　作者:西风

　　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总自以为很聪明。尤其是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读过几本书、或手中握有重权的人，更经常自我感觉很聪明。

　　其实有时候想想，大多数人都算不上聪明，人比人傻也傻不到哪去。甚至有时候聪明人反会办傻事。不管你学富五车，还是身居高位，大家都会有犯傻的时候。认识到自己不聪明，不算难，认识到自己大多时候很傻，就需要一些勇气了。某一天认识到自己有些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要每天都反省自己是否很傻，就相当困难了。

　　网络发烧时，往网络这堆柴火上，使劲扔钱的主儿们，都是有钱而且聪明的人。包装网络公司到海外上市的老几位，都称得上人间俊杰，只可惜搞虚假信息，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那些为新经济虚火煽风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们，当时制造的理论现在看起来有点傻傻的味道，当时看不明白，自己还觉得落伍了，被这些理论工作者们涮了还不知道，是够傻的。但不知他们是装傻，还是真傻？

　　当年抢购风潮时，拚命抢购和排长队往家搬黄金的人，都是在生活中有点小聪明的人。房地产热时，各地都像个大工地，结果撂下了不少烂尾楼，这些年风吹日晒只剩下些残垣断壁，好像是当年房地产英雄和银行行长的墓碑。那些人可都是成功人士，百分百的聪明人。

　　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绝对都是人尖儿、人精系列，从草民布衣一族，逐步成为封疆大吏，没两下子，没点头脑，是不行的。只可惜全都裁了，为什么？还是在关键时刻犯傻了。为取悦情妇割双眼皮，和黑帮老大拜把子，说起来丢人呢。一个黨的高级干部，怎么会傻到这种地步，真是不可理解。

　　其实，仔细想来，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人在有些时候是很容易犯傻的。人在贪欲心膨胀时，是最容易犯傻的。贪心一起，看到刀尖上的那些好处，就抑制不住贪心的冲动了，全然看不到明光闪闪的刀刃。从远处望见田野里摆着的鲜花，就迫不及待奔过去捡起来，孰不知，人家早在鲜花下面布下了陷阱。贪心是我们人性的大忌，所有上当受骗几乎都可追溯到贪心的根子上。

　　人在嗔恚心旺盛时，容易犯傻。嗔恚心是一种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持排斥、怨恨、不宽容的心理状态。很多激情犯罪，都是一时怒火中烧，酿成惨剧，那是嗔恚心作怪的结果。嫉妒心是嗔恚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对比自己强的人有很强的排斥心理，嫉妒心强烈时，人往往会犯很低级的错误，做出极傻的事。

　　人有痴心时，也容易犯傻。痴心状态，就是痴迷于自己执著的东西，不能放下、割舍。这时极易做傻事，像很多情痴、官痴，包括那些痴迷于某大师的某某功不能自拔者，很多都是聪明人，可惜一旦痴迷心窍，就难辨真伪了。

　　东方伟大的哲学家，早就把贪嗔痴总结为人生的“三毒”，是智慧的大敌。在“三毒”发作时，你曾是多么聪明的人，都会犯傻的。

　　所以，无论是才智一般，还是智商较高的人，对贪嗔痴都不能掉以轻心。

　　要想获得智慧的人生，就要消灭人生的“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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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京东山人

　　贪官与佛教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因为佛教讲求的是降低人生欲求，通过修行来超拔人生苦痛，获得人生觉悟。而贪官则是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但现在贪官信佛绝不是少数。更有假借佛的名义行贪赃枉法之徒，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就是一个典型。

　　丛福奎信佛，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大笔银子捐给寺庙，平时私下聊天也多讲佛事，俨然一虔诚信徒。在与商界人士交往中，则以佛的名义，公开索要大量钱物，说是给你一个做善事的机会。就在东窗事发，与专案组人员周旋时，还以念咒、盼佛祖保佑、侃侃而谈以佛治国，希图以此躲过查办。

　　丛福奎是那种贪心无底，贪得无厌的人，嘴里却满口空门词语，佛门人士听了丛福奎的事迹，不知作何感想。想必会惹得佛门共愤：你自己贪得无厌，执迷不悟就算了，怎么还来糟蹋佛法，玷污佛门。

　　类似于丛福奎，经常出入于寺庙，大笔捐款，而暗地里索贿受贿，贪污腐化的官僚绝非仅此一例。君不见佛门里香火钱的主要捐赠者不是大官就是大款吗？

　　想必在捐款贪官的意识里，算过这样一笔账，即把自己非法敛来的财物，拿出一部分捐给寺庙，孝敬“三宝”，就能获得佛祖保佑，获得人生的福报和下世的幸福。

　　这真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

　　贪官其实内心里什么也不信，因果报应、转世轮回是佛法的重要思想、八正道是佛教的基本支柱。这些都是劝导人们要树正念、走正道、种善因、求善果的。而贪官们显然走邪路，树邪念，种恶因，最后得恶果才符合佛法真谛。贪官如果真信佛法，自然不会以身试法，玩那火中取栗的把戏。

　　贪官们进庙烧香求神，并非为了激发自己内心的慈悲之念，而是因为做了恶事内心恐惧，求得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庇佑，给自己那颗肮脏、惶恐的心寻找寄托和归宿。但是，世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宗教，如果历史上有过，也只能是邪教，早已被正义的洪流冲刷得不留痕迹了。

　　既然世上没有这样的邪教，那就把佛教作为心灵的归依之所，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贪官们是爱钱的，现实生活中，寺院里也有些僧人爱财，所以在贪官们的心目中，既然自己能够被收买，僧人可以被收买，那么佛和菩萨也同样可以花钱收买的。所以贪官们在寺庙里花钱大手大脚，从不吝啬。

　　估计贪官们对于佛教的教义是没认真读过的，他们对佛教的教义、对佛法的真谛是不能了悟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在玷污佛法，去掉我执、消除贪嗔痴，是修佛的目标。但这些贪官们贪心汹涌，我执强烈，与佛教思想大相径庭，怎么会真心向佛呢？在他们心里佛教是神怪化了的佛教，是可以通过金钱收买的佛与菩萨。

　　佛教神怪化是当代中國民间对佛教异化的潮流，在很多人心里，佛教与封建迷信联在一起，老百姓给佛教披着一层神怪化的外衣，遮住了佛法的本来面目。在缭绕的清香中，是对人们对神秘力量的超级崇拜，是对神秘力量添油加醋式的张扬。佛和菩萨能深入民间，靠的不是慈悲的力量，而是法力和神通的传说。于是，佛和菩萨成为众多信徒竟相收买的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贪官信佛在历史上可以说屡见不鲜，他们信佛并不是真信，是想收买佛来保佑自己搞贪污腐败。

　　当然，丛福奎信佛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把信佛作为敛财的借口，作为搞腐败的工具。这样的腐败分子，真应该用人神共愤来描述他。

　　他不但亵渎了共產黨员的称号、亵渎了馬克思主义，也亵渎了佛教和佛法，亵渎了信仰二字。这样的人不得到恶报，可谓佛理不容、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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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京东山人

　　这是一个追求高效率的时代，很多人都做着不用耕耘就能直接收获的梦。但这种梦一般很难实现，尤其是对于某些特定的事，耕耘则是必需的。比如生孩子，虽然耕耘是一项体力劳动，而且有较长的等待和培育期，但心智健全的人都希望耕耘、播种、培育这一系列劳动由自己亲历亲为。

　　至于爱情，似乎不必如生孩子问题这般较真。耕耘虽是必需的，但能偷工减料就偷减一点，因为爱情如同天上的云彩一样，虽然很美，但变化得也快，年轻人都追求一种快速恋爱法。网络为快速恋爱法提供了物质条件。

　　如今在网上，最热闹的可能就是聊天室了，聊天室里最火热的就是旷男与怨女的对话。网恋在前几年也曾像中國网络股登陆纳斯达克市场前后一样，很是风光过一阵子。当然，今天的际遇也和纳指差不多，缩水缩得令人觉得恐怖。网恋者们是不觉得恐怖的，最初的网恋毕竟带有几分游戏性质。

　　其实，游戏正是网络时代爱情主义的特质之一。大家谁也别太当真，都是互相需要，骗也是一种爱，网恋一般都是从“骗”开始的。男人把自己打扮成温情脉脉的白马王子，或狂放不羁的江湖侠客，女孩把自己装扮成温婉多情的婀娜少女，或英姿飒飒的巾帼英雄。当从虚拟走向现实，一见面大多会见光死，网恋游戏也到此结束。

　　不过，先骗与后骗比起来，也是各有优缺点。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在婚后，双方才图穷匕首见的，那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络时代的爱情与色情虽一字之差，却也只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即破，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层窗户纸，相当一部分人一上来就把窗户纸捅破直奔色情主题了。网络上的黄潮涌动，愈演愈烈，虽然和新爱情主义无关，却也对新爱情构成威胁。

　　新爱情原则主导下的男女主角，叫玩伴更合适一些。大家都是为了寻找快乐，寻找共同疯狂和颠狂的伙伴。因为彼此都有些虚拟色彩，比纯现实世界更容易进退。这种快速的恋爱方式，可以在有限的青春年华里，多谈几轮恋爱。这是新爱情主义的恋爱观。

　　中國网站如今正在冬季中苦熬，新爱情主义也陷入了低谷，越来越多的新爱情主义先锋们已开始收获爱情泡沫的苦果。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吹泡的，像日本经济，原先那么强的实力，如今一衰退就是十年，泡沫经济害死人，泡沫爱情也同样会害死人的。

　　新爱情主义是泡沫，网恋是泡沫，网络经济也是泡沫吗？

　　或许有人喜欢泡沫，有人不愿想将来，意识里没有“十年”这个时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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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京东山人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加，两岸关系的恶化，国内外提出“放弃韬光养晦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加。论者除了认为委曲求全的“鸵鸟政策”只会姑息养奸、最后甚至坐以待毙之外，还强调当前中國的国防力量之强大绝非朝鲜战争时代所可比拟，因此足以对任何敌对势力起吓阻、抗衡作用，至于对持不同观点者，则多以“卖国”、“汪精卫心态”讥讽之。

　　如仔细观察这些“强硬派”或称“鹰派”的思维方式，不难发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均持有同样态度，例如，无论是南海领土主权问题、钓鱼岛问题、“台獨”、“疆獨”、“藏獨”问题、或是驻南使馆遭轰炸、军售、军机相撞等问题，均认为事态发展已到了关系国家兴亡、退无可退的地步。毫无疑问，领土主权问题在这批人士的主观世界里，早已被“图腾”化为至高无上的境界。只要这方面受到些许侵犯，发动核战争、彻底毁灭也在所不惜，更遑论持续性的发展和人种的延续。

　　谈及此，笔者忆及历史上几件令人深思的事件：一是二战期间德国、奥地利举国上下几无例外地支持纳粹政权及其穷兵黩武政策，及至战败，又一股脑地把全部责任推诿在少数几个领导人身上。事后看来，与其让国家崩溃如此、人格沉沦如此，又何必当初？二是法国战败后，四千万老百姓为了保全国家的建设与性命，几无例外地支持贝当政权接受苛刻的投降条款，而战后贝当将军依“叛国罪”宣判死刑时，全国人民却顾左右而言他，飘飘然以“胜利者”自居，毫无骨气、尊严可言。三是南斯拉夫曾举国上下反对分离主义运动，但受到北约组织全面摧毁之后，为了贪图西方的援助，如今竟考虑将米洛舍维奇“引渡”给国际法庭审判。身段既然可以如此放低，又何故不早日改弦易辙？

　　提出上述例子，不外是要说明无论是主战或主和、对抗或妥协均涉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与尊严，一旦决定作出就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与责任。就中國而言，起码在中日战争期间就出现过两种主张，主战、主和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虽然战后主战方夹“胜利”之威夸大己方的功勋与作用，然而是非功过却仍将迟早受到史学的公正审视。这方面，绝非“只有用兵才能自救、自强或取得发展”之类的诡辩所能粉饰。

　　就战争方面，理论上，“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是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同样，“全面战争是场全力以赴的拼斗”也不是个太过高深的学问。在此前提下，笔者禁不住要请教鹰派斗士们：美国当年对日宣战，是否早在主战派的把握、预料之中？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不对中國动用核武器，是否也在中方的神算之中？今后一旦中、美之间兵戈相见，究竟美国是全力以赴、投掷大量核武器呢，还是只动用与中國相当的核武器，是否也在鹰派战略家的运筹之中？答案其实只有一个，中國鹰派的智慧、勇气与信心一向是建立在心存侥幸和他人的怜悯之上。笔者近年来已再三为文提及中國当前正面对着人口、失业、两极化、老龄化、资源耗竭、生态破坏、贪赃枉法、刑事犯罪、国际金融资本等等问题的严峻考验，如果在一、二十年内不妥善对应，诸多问题一旦同时爆发，中國定将万劫不复、永无补救的机会。置此关键时刻，倾全国之力扭转乾坤尚且不易，更遑论陷入战争和遭受国际社会的集体制裁。

　　怎么办？对比之下国家当前所受的委屈毕竟远不及抗日战争之前来自日本的压力，因此与其甘冒战争风险、正面与西方集团对抗，不如在真正立足之前，内外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倍受非议的自由、平等、人權、法制问题为例，国家当局就毫无拒绝制定时刻表逐步改进的理由；军备方面也大可大幅度削减传统军备，集中发展战略核武；对外则应采取主动行动，单方面向毗邻国家开放劳动力、商品、服务、资金市场，以经济手段促成和平环境与区域统和局面。

　　作者:俞力工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國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澤東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國”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獨。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黨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產黨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黨军队伤亡340 万人，共產黨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國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產黨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產黨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產黨，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國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众呢？“918 ”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國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國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國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國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國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國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國，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國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原载：多维新闻网

　　作者:曹长青

　　其实毛澤東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毛澤東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澤東时代的中國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國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國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國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澤東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澤東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澤東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會主義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澤東时代把中國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时代遗留给鄧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澤東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國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１／１５。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國在１／４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澤東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３０多倍（如果从１９５２年算起则增长了１２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９０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重工业特别匮乏）。从１９５２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１１。２％的速度增长。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１８％，把中國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纹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澤東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１４０万吨增长到了３１８０万吨，煤炭产量从６６００万吨增长到了６１７００万吨，水泥产量从３００万吨增长到了６５００万吨，木材产量从１１００万吨增长到了５１００万吨，电力从７０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２５６０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１０４００万吨，化肥产量从３。９万吨上升到了８６９。３万吨。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中國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１９６４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１９６７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１９７０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國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階級的人数却已从１９５２年的３００万上升到了１８００万。此外，毛澤東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２８００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澤東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國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國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國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产值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

　　其实毛澤東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國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國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澤東时代结束之际，中國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國家绝无仅有。

　　在毛澤東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澤東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澤東时代在促进中國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澤東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８０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澤東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１９５７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２％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澤東时代，中國人口几乎翻了一番。１９７５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１９５７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澤東时代的２０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１％，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５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澤東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澤東时代的中國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时代中國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１８６８后至１９１２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１９５２年至７０年代中期，中國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２。５％，而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１。７％。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１９７７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１４％，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３０％到４０％，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５０％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澤東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國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澤東时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國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平均３５岁到了７０年代中期的６５岁。

作者是耶鲁大学教授

　　作者:莫里斯·迈斯纳

　　一位丹麦朋友，热爱中國，到中國访问，想拜访某位他崇拜的并且正在“试译”的青年作家，向我要地址。我想，一个中國作家未必会拒见远道而来的北欧崇拜者兼热心翻译者吧。后来，我遇到这位作家，他说：“今后不要把我的电话给落魄洋人。你介绍的此人，竟然坐公共汽车到我家来！”我闻此言，惶然不知所答。本想辩护几句：在中國的城市，公交车大抵只是为蓝领服务，但在西方，除了大富大贵者，一般人只是在有急事时才坐出租车，就连作家本人也是坐公共汽车的一员，这不仅是一个消费水平问题。其实在西欧北欧，坐公交车不便宜，至少不比中國的出租车便宜。但是选择交通工具，这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恐怕在这位作家眼里，我也是个落魄海外的教书匠，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

　　不久后，我了解到这位作家远非中國最傲慢的文化人。我在上海遇到一位旧日文友，在饭桌上，他冲着我说了一通“号称西方富国，其实最小气”等等的话。原来，他曾与一个洋人吃饭，结账时对方提议“ＡＡ制”平摊付账！这在西方是按荷兰方式分账。这位旧日文友是在饭桌上说的此话，我还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么？

　　我于是就主动伸手取了账单，可他照例来抢夺一番，我绝对不能松手，他就松了手。细想一下，在西方餐馆，除非事先说明何人请客，不然就自然“ＡＡ制”。

　　记得在美国加州一家餐馆，看到过一对中年男女，好像是旧情人重逢，双方眼里激情如火恨不得熔成一体，但结账时，却做荷兰人。这种场面开始我也不习惯，后来却习以为常，至少比中國人餐后必有的推拿游戏来得自然——你看到几个人在抢付账单就知道必是中國人：小小喧腾后面，藏着人际关系之玄机。

　　反过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國知识人能嫌一般西方人小气，这是好事。至少说明许多中國人的确已经超越小康，超越当荷兰人的水平，到了大方的时代，为什么不值得庆贺？我去过伦敦最成功的一家出版社女社长的家，她丈夫是英国最重要的书业杂志主编。应当说，他们家相当不错。但是与中國出版家比，就实在小气。我在北京到过一位刊物主编兼出版社副社长的家：１８０平方米，三厅四室三卫，相邻两套房子打通，室内可以溜冰、开舞会，据说室内装修是他个人掏的腰包，其豪华程度类似五星级宾馆，而前者的家却像京剧舞台。

　　还有一位有点名气的批评家，每年可以应邀到西方开会的“国际学者”，她重访欧洲，向我评论说：“怎么十年了，这个城市面貌没有什么变化？”我愕然，没有想过每个城市是否都应当日新月异。她又抱怨欧洲各城市旅馆之简陋，说：“在香港，我会拒绝住！”我更悚然，不知欧洲如何开罪了这位经常要来欧洲的大学者。她看到我的表情，解释说：“不是我挑剔，如果我在香港住这样的旅馆，没有一个记者会采访我！”她的结论是：中國的发展速度值得骄傲，中國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欧洲，正在直追美国。

　　她的判断我同意，她的骄傲我认为正当，她的预言我相信，却不敢苟同。正当欧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中國某些城市却像一个狂躁的汽车城。不用看大学教师宿舍区停满的小车，只消看一下各种“学术会议”餐桌上剩下的菜馐数量，看一眼那条吃了几小筷就倒入泔水桶的尺把长大鱼，你就知道你身居当今的中國知识人中间，而决不是身居在异国的欧美大学。

　　惟一需要忘记的，只是中國人均资源占有量这个小小的数字。

　　来源：三九作家网

　　作者:赵毅衡

　　许多人以为，中國公务机构的腐败名声是由于少数人的腐败造成的，其实，这是误解和不了解中國公务的实况，也或许是因为腐败之众令国人麻木，因而将怨懑集中于那些已被发现的大贪而已。

　　实质上，中國公务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腐败的——包括我自己，这样讲虽然得罪了公务机构但是并未夸大。作为公务人员，我非常有体会。

　　曾经不止一次在与他人的讨论中我都会提出这个问题，腐败是不能以腐败行为的大小与多寡来认定的，腐败就是腐败，没有轻或者重，一个身居最卑位的公务员与一个身居最高位的公务员，因接触对象、范围、环境的不同，腐败的行为就会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试想，一个基层公务员从一个只有100 元的工作对象中贪取10元与一个高级别公务员从一个具有1000万之巨的工作对象中贪取100万元的行为，熟轻熟重，通常，人们会认为后者性质严重而前者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的理解是极度错误的，而且，正是这种理解的错误诱惑了几乎所有的公务员走入了腐败的行列。

　　在公务机构中，几乎没有公务员在公务工作中没有接受过工作对象的吃请，这种吃请看起来情节是轻微的，但考虑到这些公务人员的资历、能力、学历以及职位和个人魅力的原因，也许，接受吃请也就成为了他腐败的最高规格，但我们决不能认定这样腐败是不足为夺的，恰恰相反，是这种基层的貌视微小的腐败因其范围之高，频率之高而使得公务机构形象遭到最为可怕的打击，从而更严重的损害了公务机构与人民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而通常，公务机构就是依靠这个基础工作的。

　　因而，我们对千千万万身居卑位公务人员腐败的开脱实质是放纵和姑息。

　　在广泛开展的“三讲”活动中，我理解中央的苦衷，说明高层已经看到了我所提到的这种危害，但是，因为拒绝了公众的参与，则注定这样的“三讲”是不可能有良好的效果。胡长清，威克杰都在“三讲”中有极佳的评价，但结果呢？全国人民都清楚无误。

　　在公务人员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大家都认可观念，即公务机构的工作未能获得公众理解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国民素质太差，乍听起来，这似乎不无道理，但如果仔细深思，则会发现其实荒谬不已。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相对的团体范围内，都在行为和智慧中存在相对的四种配匹的人员，而我们的公务人员也正是应当适应于管理中國的素质，如果不能很好的行使公务的责任，则只能说明是公务人员本身的素质有问题，将自己不能很好的履行公务的责任推萎给公众是公务机构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日常的交往中，很多人都懂得相互间只有理解才能谅解的道理，没有理解的谅解只存在于强者与弱者之间，而现实社会，我们的公众总是处处对公务机构产生抵触情绪，而公务机构也总是绞尽脑汗的压制着公众情绪的爆发，所有这些，都是公务人员不能理解公众的原因，事实上，中國的公众是最驯服的，除非走投无路，一般中國的公民都不会有过激的行为，因此，大凡出现公众向政府发难，问题一般都是出在公务机构本身。事实上，只有不好的政府，没有不好的人民。

　　关于反贪是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尤其进入2000年，看到中央下了这么大的决心，甚至杀了这么多有较高身份的官员，但是，这样做就能杜绝腐败的发生吗？我必须客观的要提出这个最现实而又最敏感的问题，但我的推断是不能的。为什么？

　　我就来回答这个为什么？首先，我曾经指出过，腐败已经不是个别行为，它已经存在于广泛的公务机构之中，大到亿元之贪，小到一餐饭，一包烟，但这大大小小的行为性质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据此认定熟轻熟重，这是与职位能力有关的；其次，更多的基层公务员因为艳羡于上层的灯红酒绿，呼风唤雨与日进万金的现象，因而也产生一种极强的失衡心理感应，他们于是将这种心理的怨恨发泄于他所服务的对象，由于职位和能力的关系，固然，不如上层那样得心应手，于是，只有用近乎敲诈的手法才能获取一点微薄的工薪之外的所得所吃，以满足心理虚荣，其实，这种危害是比上层更大，更严重，因为基层的公务人员接触的是构成国家的实体，范围又最广，触及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影响也是最大的；第三，虽然上层的许多官员被绳子以法，但是并未对广大公务人员起到什么教育作用，大多只是多了一份饭后的谈资而已，而且，因为上层官员的种种腐败的行为曝光，反而使基层人员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当了官贪那么多钱当然应该惩罚，我仅仅吃了饭算什么，这是一种如释重负而又幸灾乐祸的心态，由于这种心态的广泛存在，于是就从思想上埋下了腐败不能根除的种子。殊不知，所有基层微小腐败的迭加是构成国家腐败的最主要原因。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是共產黨最优良的传统作风，其实“三讲”也是这种优良传统作风的延续和继承，但不幸的是，黨和政府过份强调的正面引导，恰恰就是使这种作风逐渐消失的原因，因为这个缘故，在“三讲”中，许多公职人员只是谈些鸡毛算皮的小事，而对诸如真正的腐败和重大的问题则避而不谈，而上级领导为了秃显本地“正面”也是明里或暗里鼓励着下属的官员不要将问题提得太多，只要能交卷就行，况且，还有许多理不清的萝卜与泥的关系更使各种“三讲”成了人们互相通气与订立巩守同盟的绝佳机会。

　　反对和惩治腐败必须有司法部门的全力参与才能有效果，但仅仅参与还不行，还应有司法部门官员的尽责尽力，但国家的现状是司法机关未能很好的参与其中，这与体制有关，当然体制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改善，如何在现有的体制下使司法部门在反腐败问题上发挥最大的效能呢，我以为，改变和提高这些部门工作人员的薪酬和经费有很大的作用，不要强调国家财力的原因，实际上，如果增加薪酬能使这些部门打击腐败的行为更有效，则这种财政的付出是值得的，是事半功倍的，经他们之手给国家挽回的损失也将远远超过国家支付给他们的成本。

　　当然，高薪要有高质，既然付给司法人员的高薪酬，则对这些部门人员的不作为或胡乱作为也应有严惩罚，以起惩戒作用，绝不能考虑什么“因素”，只要发现违法就应毫不手软的打击，不能在制度上设置弹性空间，因为弹性空间对犯罪具有相当强的诱惑力。

　　人们- 甚至包括各级政府都以为，一个机构没有揪出腐败分子是这个机构的光荣应予嘉奖，这种作法现在应该考虑停止使用，实际上，在部门人员的犯罪所以没有被揪是因为部门的包庇所致，因为现行的制度与官员任命规则都使许多渴望提升的官员不愿自己下属的违法行为被发觉爆光，以免影响自身的升迁和自身单位的荣誉，因此，往往部门的人员有错，其主管上级还会利用关系千方百计为其开脱，使之在部门内处理，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新用法。

　　二十余年来，中國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已经不可与二十年前比，但要想到，国家好不容易积聚的国家财富已经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到了少部份人的口袋中，而这少部份人又正是使中國从腐败迈向腐臭的催化剂，最终甚至可能将国家的进步化为乌有。

　　对于中央领导的决心和信心，我不能不为他们可贵的精神和正气所折服，作为最高层的领导，他们拥有着对数十亿人的统治和可以随心所欲动用的财富，他们当然有更高的精神境界，但这并不是要求下属也以同样的精神境界为之服务的理由。须知，服务在现代社会已经视同商品对待，购买任何商品都是必须付出成本代价的，不同性能和品质的商品都有不同的价格，同理，公务作为一种服务也必须以经济的手段去进行管理，什么样的素质进行什么样的服务以及服务的质量如何都将有经济杠杆予以衡量，这种经济的杠杆就是公务中的薪酬，如果没有较丰裕满意的薪酬，自然，公众就得不到充分和优质的服务，这是等价的。

　　为了再形象生动的予以说明，我只有从时下充斥于国内各个角落的假货谈起，我们很多人都痛恨假货，但我们却最热衷于购买假货，这似乎是个不可理喻的矛盾，但其实不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结局呢？是价格因素在作崇，买东西时我们通常以货比三家作为购货的经验，当然，商品在使用之前我们是根本对商品的性能缺乏实质了解的，我们作为购买者所具有的知识和常识还不足以判别所有商品的内在本质，于是，在货比三家的经验中，我们所能作出的选择当然是购买价格最低的，于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价格最低的也就是假货概率最高的，因为按照成本逻辑，同样的商品一般都会由同样的成本、费用和利润构成，而只有成本最少的商品才可能具备价格最小的理由，这就当然表明制造者对商品的投入大大小于正常，而按照生产规则，假货要减少成本就要比真货容易的多。

　　基于这个道理，用于政府公务的解释也是一样的，好的公务人员必须要有与之适当的薪酬，而只有不好的公务人员才会对薪酬毫不在意，但服务的优劣也就可想而知。

　　作者信箱：tfywzx@163.net

　　作者:刘小林

　　一

　　鄧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些官员片面地理解此语，甚至歪曲地进行解释。上马污染项目，大搞小造纸、小煤窑、小炼焦，糟蹋青山绿水，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竟声称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可税收还不够给庞大的地方政府开工资、供某些官员挥霍）；政经不分，政府天天忙着直接插手于经济活动，“扭亏增盈”，“调整结构”，“引进外资”，“提高产品质量”……，而无暇无力顾及他的主要职责——搞好科技教育、维护社会公平（我国的科技投入、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属世界最低之列，当初制定的至2000年底的科教指标均未达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败日益猖獗；中國的贫富差距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大多数人认为，中國的基尼系数超过0.45），可有人也称“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的关系”；发达国家探索国有制度数十年而最终放弃，中國还要大量地“交学费”，非要弄得国有之罪罄竹难书不可——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管理制度落后、无人承担风险和责任，导致大规模的贪污、挥霍、浪费，大量的乱投资、重复建设、停建缓建工程（我国每天国有资产流失约5 亿元；国家投资的20~30%属于浪费工程，40~50%的生产能力过剩；为了国企3 年脱困，共约耗资2.3 万亿！），可还是有人说“国有经济要大力发展”；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以世界上几乎仅有的户口制度阻止城市化，剥夺农民的利益，以至于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农民仍占中國的近70% （让农民低价交粮，改革开放前农民损失7000亿；改革开放后，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每年至少交1200多亿元；农村社会保障仍然是空白，农民的生老病死没人管，农村的“义务教育”都由农民“自筹”经费，甚至庞大的乡镇干部队伍的工资都由农民出；农民到城里被人歧视，被当作贱民，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高强度的劳动维持着城市的繁荣），可国家有钱仍然只顾给公务员加工资，只顾加快北京、上海、深圳的“发展”、上马大的工程。

　　为什么再不合理的制度、体制在中國也不可能改变？

　　既得利益是其总根源。一些人维护既得利益，其借口总是发展或稳定。

　　可是，畸形的发展祸国殃民。不进行与世界接轨的改革，稳定也是过眼烟云。

　　我们必须强调：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谓健康的发展，就是要创建产权分明、政经分开的经济体制，形成清廉的政治、公平的社会（发达国家有的在一二百年前就开始实行公开行政、透明政治，从而遏制了腐败。现代社会以政府干预、财政转移支付、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股份制的共有制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因此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贫富差距反而不断缩小，此即库兹涅茨曲线。瑞典人的收入差距从50年代的30% 下降为15% ，几乎成为“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自称为“社會主義”；松下幸之助的遗产扣税后到第3 代仅能剩下2~3%，所以人们说：日本人对富人是“残酷”的。而现代的中國呢？我们认为，就是要效法先进的国家，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就是要融入现代人类文明，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城市制度、现代农村制度。

　　二

　　当代中國农村的发展极不健康。有良知的中國人，让我们同农民一道呐喊吧！

　　农民没有享受国民待遇！没有社会保障！许多地方的农民患大病就不治而亡，我们的官员于心何安？一方面是大城市的高度繁荣，医疗费猛增，“公仆”无病疗养，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萎缩，许多农民陷入贫困与无助。

　　农民的税费负担沉重！乱收费、乱摊派如果不治本，又能起多大的作用？朱总理曾经说：政府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300 亿元的农业税，600 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一年从农民那里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

　　如果不在农村实行乡镇一级真正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如果官员不受到人民的监督、控制，如果人民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只能任凭官员胡作非为，如果不大力精简乡镇政府机构，把编外人员减下来，那么，减轻农民的负担肯定是一句空话。

　　如果没有民主，不但不能保障农民的权益，而且，欺压农民，非法关押、逮捕农民的事也不可能从源头上得到解决。

　　现在，我国村级在实行村务公开、民主选举，这是一个大的进步。可是一些地方的选举黑幕重重，不能不让人尤为关注。暴力威胁、黑箱操作、新官上任难、无法对村民负责、无法查帐、乡镇干部对民选村官不支持、非法解除村官职务等等问题如果不着力解决，基层民主可能会流于形式，有其名而无其实。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建立现代农村制度。而目前可行之道是将民主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乡两级，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民主、法治观念，批判封建主义、人治思想。

　　三

　　同农民一道呐喊，就是要高声呼吁、大力促进中國农村建立现代农村制度。

　　现代农村制度（即现代中國农村应实行的现代化制度，简称现代农村制度）是指既符合中國国情更要遵循现代人类文明规范的民主、法治、公平、高效、开放、文明的农村制度。

　　所谓民主，指权力在民、农民当家作主的基层民主制度。乡镇、村组的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罢免；村务、镇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干部的权力来源由上予（上级给予）变为下授（百姓授予），干部的行为由取悦上级（向上级负责）改为效忠百姓（向百姓负责）。

　　所谓法治，指依法治税，依法治农，依法治村，依法治镇。农村税费、劳务法定。在农村形成法大于权、国法至高无上、百姓的利益至高无上的新风。司法部门效忠于法律，不得听命于地方干部，公安干警不得随意拘捕百姓。严惩执法者主体违法，程序违法。

　　所谓公平，指官民平等、全民平等。消除特权，消除腐败，乡镇、村组的干部受到农民的监督；城乡制度统一，农民享受全部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负担合理，司法公正。

　　所谓高效，指精简乡村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指农林牧副渔之大农业，下同），提高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水平。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农户与公司结合，避免风险；实现农村社会化服务、双层经营；农村产权清晰，土地农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进行标准化生产、储存、包装、运输、销售和服务。

　　所谓开放，指面向城市、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吸收现代农村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融入全球农村文明体系。农业与世界接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外向型农业，积极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改变自给自足、家庭养老的封闭模式，改革户口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所谓文明，指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开的现代农村文明。弘扬民主科学，破除官本位、权本位，反对封建迷信和小农陋习；尊重人權，尊重舆论，以民为本，以人民的意愿、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健全法制，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惩治干部违法行为，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农村法治社会；宣传市场经济的信用价值观，弘扬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的道德，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新型农村文明。

　　现代农村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农村制度包括现代农村政治制度、现代农村文化制度和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广义的现代农村制度在狭义之外还包括现代农村经济制度及现代农业制度。本文的现代农村制度特指广义的现代农村制度。

　　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村民自治、直接选举、村务乡务公开、官仆民主、村民监督的农村政治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严厉惩治假选、贿选、暴力、谋杀等破坏行为；政务公开应事前、详细，不许以抽象数字蒙蔽老百姓；应设立农会、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维护农民的权益，并对基层干部进行日常监督。

　　现代农村文化制度指科学、文明、开放的农村文化制度。应在农村确实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儿童的入学率应达到100%，国家、政府有义务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民办教师应国家化，教师体制城乡一体化；应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农村应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崇尚文明反对愚昧的新风，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新的高度；农民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观念意识、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与全球接轨。

　　现代农村社会制度指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乡务法治化的农村社会制度。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制度应统一，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燃料、住房等方面应享受全民待遇；应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小城镇建设，让更多的农民享受现代城市文明；乡务、村务应依法管理，农民依法进行监督，改变几千年来农村人治的传统。

　　现代农村经济制度指土地农有、合作营销、财务公开、税收法定、管理科学的农村经济制度。农村土地应自由转让、买卖，其所有权归农户；土地应逐渐集中于种田能手、农场主手中，以便进行规模化经营，同时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汇入城市文明之中，这是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应具有充分发达的农村合作营销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等，帮助农民更好地活跃于市场；农村的财务开支应由农民议定，受农民的监督，税收负担应当明示、法定，需要农民负担的其他费用及劳务应当一事一议，民主商定；农村的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应当科学化，应精耕细作，进行成本控制、市场预测、标准化生产、合同化管理；农村的产业化基地、集镇和住宅用地等应科学规划，农产品的储存、保鲜、运输应采用最新技术成果，以提高竞争力；应搞好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以及防止草场退化、沙化等）工作，发展生态农业。

　　现代农业制度指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制度。市场化就是农业生产要面向市场，满足市场优质、价廉、特色化、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产业化就是农业产供销要一体化，公司加农户，形成产业链，大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进行工业式管理、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就是要加大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产品加工规模，克服小农经济小块经营的弊端，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集约化就是在规模化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保护生态，保护水土（草场等），提高综合效益。

　　现代农村制度还可分为现代农民制度、现代农业制度等。现代农民制度指国民化、平等化、权力在农、非身份管理的农民制度。国民化就是农民应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燃料、财政补贴、基础设施修建、电费价格等方面要与城市统一；平等化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与“工人階級”应当是平等的，农民不应是中國的“二等公民”，更不应当是“贱民”；权力在农就是实行农村基层民主，农民享有对村镇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享有对重大村务的决策权、监督权；非身份管理就是要取消农民身份的终身制，把富余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入到城市发展的洪流之中去，进一步保障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等基本人權。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或现代农民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选举，实现官民关系现代化、基层干部公仆化、农民监督法治化，同时，让农民享有全民待遇、平等的社会生活，改革户口制度，建立涵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各种制度的统一，这是中國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重点工作，也是中國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基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产业化。应加快建立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改革农村供销合作组织，积极发展农民营销协会，帮助农民避免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总之，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就是要建立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农业市场经济制度、农村法治社会制度，就是要建立村民自治、权力在农、土地农有、税费法定、公平高效、科学文明的现代制度。

　　四

　　中國的农村需要健康的发展！中國需要健康的发展！

　　我们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现代文明的制度，才能逐渐地解决“三农”问题、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人治问题、社会动乱问题等，中國才能出现体制顺、人心顺、社会顺的“现代太平盛世”（不是王朝循环的传统“盛世”）。

　　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是中國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只有深化改革，农民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全国的农村才能富裕起来；

　　只有深化改革，建立现代所得税制度、遗产税制度，实行官员收入公开的“阳光法案”以及居民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完善失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只有深化改革，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信息公开，禁止暗箱操作，资源充分市场化，减少国家所有，实行民有制，加强民主监督，才能克服愈演愈烈的腐败；

　　只有深化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如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确保新闻獨立、司法獨立（獨立于地方政府），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法治国家，才能在中國建立现代文明。

　　让我们同农民一道呐喊！让我们同中國一道呐喊——中國需要健康的发展，需要深化改革！

　　我们相信中國，相信政府。

　　作者：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Email ：huxingdou@sohu.com；　　　　个人学术主页：http://cn.geocities.com/huxingdou ；　　或http://huxingdou.home.chinaren.com）

　　作者:胡星斗

　　1998年底，大概是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辞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节目——是CCTV－4 播放的一个记录片，讲的是1998年10月份，湖南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期盼与艰辛之后，村民们终于有了一条通往山下的路。一位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从山上她的家拄着拐杖，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他们的村部，她用十分惊奇的目光看着那些来参加山路开通仪式的领导们用的汽车，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汽车！

　　看她用一双苍老的手抚摩汽车的样子，听她没牙的口中说出的话在风中飘飞，我泪流不止，在她行将走完这漫漫的一生的时候，她才“有幸”看到了什么是汽车！这就是我们勤劳善良的祖辈的命运吗？电视记录篇说开通这条山路用了几十万元钱，山路没开通以前，村民们每每出一次大山都像是出一次远门一样，他们要用肩膀翻山越岭地把自家山坳里生长的土特产品背到山外去卖，那种艰辛，我相信自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可是，就在那个通车仪式上，却有那么多的高级轿车，一排排地亮在那里，其实，用那些车里面随便的哪一辆都能换来这条路的。

　　看完电视以后，我都不明白这个电视记录片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是说那些山民们在黨和政府的领导下“终于”有了一条可以下山的路么？是表扬黨和政府的功绩，还是为了让我们看看那些人是生活在怎样的艰辛里？已经有多少次了，每当我们的老百姓遭受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从媒体中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能够从中得知谁该对这灾难负责的么，我们能够听到老百姓对责任人的批评么？不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我们的媒体怎么样把一次次的灾难转化成一种歌颂的。抗洪抢险如此，抗震救灾如此；发生海难时如此，发生火灾的时候，还是如此；老百姓贫穷了多少多少年，贫穷到了没见过汽车、不知道什么是电视，从来没有走过柏油马路的时候，还是如此——当有一条山路的时候，总是歌颂着什么什么“关怀”之类的，有谁想过这“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有谁想过要对这晚来的“关怀”提出一点质疑？当然，我们都知道，发出质疑的声音比歌颂是困难得多的，也好像危险得多。表面上看，另类，总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的漫漫长途来看，还真说不好，到底那一种才是另类呢。

　　谁对得起中國？

　　“大跃进”搞得最如火如荼的1959年，为了标榜自己“高举三面红旗”的政绩，以路宪问为首的河南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的９个常委有８个同意把全地区的粮食总产数量由10多亿公斤浮夸成35亿多公斤，为了实现这个谎言，他们以这个数字强行向农民征粮，征不够，就开展“反瞒产运动”，直至让农民家里颗粒无存。到了19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在河南的信阳地区的官仓里堆满了粮食，但是，为了不让上级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强征粮食的罪行，路宪文他们硬是眼睁睁地看着本地区100 多万的老百姓成了饿殍，许多人家的房屋都成空房，有的地方，人饿死了以后都没有活人去埋了！100 多万条生命，就这样白白地死了，他们死得有多冤谁又能知道呢？

　　而那100 多万人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饿殍的，在他们从挨饿到死亡的期间是有一段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饥民们为了生存遍食野菜，而路宪文一伙为了怕饥民给自己的“政绩”抹黑，竟然派人去砸农民的锅，就连农民外去讨饭这条路，也被那些禽兽不如的暴虐干部拦路设卡给挡住了（以上资料来自网络上的新闻组）。

　　连讨饭都不允许，这样的日子在中國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时期又曾见过几回？而现在，当人们想反思过去，追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都成了一种禁忌，为什么？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对“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可是，这样的声音也成了一种禁忌。

　　谁对得起中國？

　　遇罗克在19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1966年8 月的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殺事件。

　　1966年8 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 月27日至9 月1 日，这个县内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 个“黑五类分子”，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纹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据遇罗文的文章《大兴屠殺调查》）。

　　谁对得起中國？

　　每当我想到这个问句的时候，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刺激我的东西有很多，而且，那些东西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巧的是，我有时候会把自己所受的刺激“记录在案”——

　　2001年5 月16日，从网易电子杂志《新闻综览》上看到了《贫困学生丢了十元钱全班学生投票选” 贼” 》，原文如下（有删节，但无改动）：

　　两岭乡九年制学校位于陕西省山阳县一个偏远的山村，这里山连着山。席飞是两岭乡九年制学校初一（1 ）班的学生，对于无爹无娘的席飞而言，10元钱是他在校生活半个月的“口粮”。

　　席飞家境贫寒，3 岁时母亲突然患病离家出走，后来听说殒命他乡。从此，席飞便与多病的父亲及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席飞12岁那年，父亲也染病身亡，剩下他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经济上主要靠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和20岁就出嫁了的姐姐的接济。

　　4 月中旬，住校的席飞要在学校买饭票，却实在难以启齿向爷爷要钱。他便趁爷爷不注意，悄悄把家中的8 ·5 公斤黄豆种子拿出去卖了15元钱。除了买部分学习用品外，席飞把剩下的10元钱放在上衣兜里，准备到学校买饭票。

　　4 月17日上午下课之后，席飞到操场打乒乓球前把上衣脱了放在课桌里，当时他还摸了摸兜里的钱。打完乒乓球后，他一直没有穿上衣，下午下课后，又到离学校不远的河滩上看书，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到教室。当他拿出放在课桌里的衣服时，发现兜里的钱不见了！他当时吓坏了，这可是准备买饭票的钱啊！没了10元钱，半个月的伙食怎么办？他又找了几遍，还是没有见到钱的影子，只好将丢钱的事告诉了班长和同学们。

　　班长李松柏知道情况后，立即在班上宣布了此事，并发动全班同学查找，但最终未果。李松柏只好将此事告诉了班主任朱耀贵。朱老师赶到教室后说，谁拿了席飞同学的钱，课后可以交到老师那里或悄悄还给席飞同学，这样就可以不追究责任。否则，如果让老师查出来，就要严肃处理。可是直到下晚自习时也没人承认。

　　找不到钱，李松柏也很着急，晚自习后，他找到朱老师，建议第二天早自习时在班上无记名投票把“贼”选出来；同时将在班上查找时发现的刘、吴两同学脸红的“疑点”汇报给老师。朱老师同意了李松柏的这一想法。

　　4 月18日早自习课上，朱老师宣布：为帮席飞同学找到钱，现在开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贼”。除丢钱的席飞和一位请假的同学之外，班上的38名学生将各自写好的选票交到老师手里。朱老师大概翻看了一下选票情况，当众宣布了选“贼”结果。就这样，刘金满和吴力鹏两名同学被选为“贼”，并被叫到了讲台前。

　　站上讲台，吴力鹏眼泪夺眶而出，刘金满则气愤地同朱老师争辩起来：“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贼？”

　　……

　　记者：“你为什么想出了这个办法？”

　　班长李松柏：“席飞同学很可怜，想帮他找到丢的钱。”

　　记者：“这个办法能找到贼吗？”

　　班长：“我也不知道。”

　　……

　　2001年5 月17日在万千新闻的“热点话题”上看到了《中國巨贪们澳门亿元豪赌纪实》一文，原文如下（有删节，但无改动）：

　　以下人员是在过去两年里，曾在澳门赌场豪赌的数十名高级别官员或国企领导中的一部分，他们所输钱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

　　朱承岭原浙江省供销社主任

　　叶德范原杭州市副市长

　　谢建卓原江门市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魏光前原兰州连城铝厂厂长

　　谢鹤亭原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马向东原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经芳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

　　宁先杰原沈阳市建委主任

　　吴学智原十堰市某汽车贸易公司经理

　　张俊夫原云南五菱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周长青原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鉴培原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总经理

　　郭刚林原湖北省仙桃市经济电视台台长

　　岑焕仍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

　　吴彪原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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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贪官在挥霍国家财产的时候，比拿家里的钱还方便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岑焕仍，虽然级别不高，但身兼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镇出口物资公司等4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调动资源的能力同样不可小视。他能以4 个公司法人代表的身分，” 借” 款1179万元，以镇长身分” 借” 款777 万多元，个人” 调动” 资金1957万多元，全部汇到澳门赌博，输得分文不剩。

　　周长青形容他在公司里的地位时，认为” 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每次他都是让财务把钱从西安以往来款名义汇往珠海一公司，再转到澳门。当机电公司的5000多万公款被他” 说一不二” 地送进赌场，已无款可贪后，他坦承：” 说良心话，如果我单位还有钱，我还会继续再赌下去。”

　　……

　　2001年5 月18日在《中新社》上看到了《瑞金教委教研室集体贪污案：盘剥学生50万元》一文（原文如下，无删节也无改动）：

　　中新网南昌5 月18日消息：江西瑞金市检察院近日侦查终结的该市教委教研室集体贪污案，使这起盘剥学生试卷费的案件露出水面。这起集体贪污案涉案人员达11人，涉案金额50余万元。

　　据江西日报报道，1996年，当时就已任瑞金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的钟某，开始负责全市中小学生试卷的印刷业务。他瞄准了给学生印试卷中有利可图，便琢磨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为保密需要，钟某等人把全市中小学的单元试卷都放到广昌县某印刷厂印。钟某与教研室的另两名副主任，便与印刷厂共同玩起了” 猫腻” ：采取提高单价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差价款。他们背着教研室的其他职工，将原本2 分9 厘一张的试卷，签合同时提高至3 分4 厘。几年间，三人各分得近4 万元。检察机关认定钟某等三人私分此笔钱是涉嫌受贿犯罪。

　　在签合同时提高了一次价钱后，钟某等人在结账开发票时，又一次将试卷价格提高到每张4 分3 厘-4分8 厘不等，这次得到的差价则作为教研室的” 奖金” ，” 发” 给每一个工作人员。该教研室前后共有11名工作人员被卷进此案，每人分得2 万余元。检察机关认定这是该教研室涉嫌集体贪污。在私分过程中，钟某等三名正副主任与出纳、会计5 人清楚这些钱的” 来历” ，另外6 人则不清楚真实的情况，检察机关认定这6 人不构成犯罪。

　　自1996年以来，瑞金市的中、小学及在校生逐年递增，现已有中小学270 多所，在校学生8 万多人。据检察机关查证，四年中，瑞金市教委教研室共从280多万张试卷中套出印购试卷费50余万元，除了10余万元被用于送礼等不正当开支外，其余均被私吞瓜分。

　　目前，瑞金市教委教研室的主任钟某及两名副主任和出纳、会计等5 人，已被瑞金市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部门审查起诉。（周文英、温斌、朱小平）

　　同时看完上面的这三条消息，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难道你不感到愤怒吗，难道你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你的心口吗，难道你还能无动于衷地麻木下去吗？这样的东西如果是单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我还不会感受到如此令我几乎要窒息的激愤，因为，毕竟穷人一直以来就这么穷着，穷掉了活着的乐趣穷掉了自己应得的权利，但是，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样的对比呢？这用来维系席飞半个月生活的10元钱，给席飞的那两个被选为“贼”的同学带去的却是灵魂的创伤，给席飞的老师带去的是抹不去的愧疚。可是，这10元钱，对那些贪官污吏来说，能算得上九牛一毛么？！在这两种生态的人面前，你的感受用什么语言能够表达？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人的学校相隔很近，她是学医的，我学的是机械制造，我们两所学校的中间隔着的是黑龙江大学。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我们还联系了几年，后来，她突然间就失踪了。在失去联系将近十年的时候，她突然打通了我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一时都懵了，把她当成了另一个中学同学。她来看我，我们几乎聊了几个通宵，说的无非是那些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她说她到大学里第一顿饭吃馒头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她想起了还在农村黑土地上求生存的父母仍然在家里就着大葱吃那又硬又粗的苞米面饼子，她说她小的时候看母亲给生病的奶奶做了一次鸡肉水饺，当时馋得不行，就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当上婆婆也这么享受一回？她说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哭了。那就是我们的童年生活，我们上大学那年是1980年，那时候，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的日子和现在的席飞的爷爷相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了吗？也许，那时候的贫穷老百姓和现在的贫穷老百姓之间的惟一差别就是数量上有了点不同，那时候像我的同学的父母那样的农民到处都是，现在像席飞这样的情况是属于少数。可是，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依然没有消除贫穷，但是，二十年间我们的贪官污吏贪污受贿的“水平”可是提高了多少倍啊。

　　新中國成立了五十多年了，可是，五十年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大的提高？五十年过去了，还有多少生活在贫困农村的老百姓活着惟一盼望的就是“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啊。想起这些就不能不让人心酸落泪，现在，又有大批的城市下岗人员的孩子加入到了“读不起书”的行列，面对老百姓这样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那里做盛世欢歌状？盛世，谁的盛世？

　　谁对得起中國？

　　读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文章，在时间的距离上，这些文字距离现在已经是快六十年了，但我仍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张爱玲不同于鲁迅，她是从来不想让自己的文字去涉及什么时事的，但是，于不经意间她笔下的文字还是让我感到惊奇，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面这样写到：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國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惟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了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國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是啊，多数的年轻人都是爱国的，而在很多的年代，年轻人之爱国到最后竟然会爱出罪来！我们爱中國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吗？

　　就像我在几年前对别人说我要写《谁对得起中國？》的时候，别人也问：什么叫“对得起”中國？你要“对得起”中國的什么？谁需要你对得起中國？我为什么要对得起中國？中國对得起我么？

　　几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头都大了多少次，心也冷了多少次！头大心冷，是因为我想起了谭嗣同、秋瑾、李大钊，想起了刘和珍，想起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还有那个手拿“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以及他的用了人血馒头却仍然没有治好病的儿子。

　　让我们看看鲁迅写于1925年4 月29日的《灯下漫笔》——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但实际上，中國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日后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

　　从时间上看，1925年的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没有可比性的，那时候距离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段距离呢，而现在的我们不是已经早就远离了法西斯时代了么？可是，当我读鲁迅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却从来都没有感觉过时间的流逝。

　　谁对得起中國？

　　也许，发出这样的一句问话，我在一些人的眼里立即就会成为另类，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利和责任问这么一问，我的这个感觉还是从我儿子那里得到的。记得在他刚刚五岁的时候，我命令他去做一件事情，他不愿意去做，于是，他就站在墙边歪着头很不服气地问我：“小孩也是人，为什么小孩就总得听大人的呢？”是呀，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太多的“大人”的话，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好孩子”，我们很少用自己的头脑去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要听“大人”的话，我们更是很少去想想“大人”的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对的。中國人的做“好孩子”的思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逼的，在赵高专权的时代，谁敢说鹿不是马？

　　在经历过太多次的指鹿为马以后，大多数聪明的中國人都学会了拍马，以至于在今天，拍马已成了一种气候、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大家都几乎认为是非常正当的手段。但是，因为性格的因素，我还是学不会拍马，而且，我也不能允许自己也混迹于那样的一群拍马者的行列。我知道，拍马，在表面上看是“拍者”和“马者”自己的事情，但是，稍一动脑，我们就能知道，许多对大多数人严重不利的事情，就是那“拍者”和“马者”在背后达成的交易，所以，我对拍马感到十分的厌恶，厌恶那副没原则地喊“好好好”、没是非地说“是是是”的嘴脸。而且，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过分地喜欢别人拍马，喜欢好大喜功，喜欢报喜不报忧，就离危险的边缘不远了。

　　所以，我要发出这样的另类的声音，大声地问：谁对得起中國？

　　作者:潇浏

　　当年“上山下乡”之际，曾和同学某聊起在“广阔天地”的心得，有两点令人不胜感叹。第一，中國人的刻苦：一个壮劳力可以牵载一吨以上的重量，几乎接近一辆手扶拖拉机；第二，尽管没有机会受正式教育，乡下农民其实极有才智。笔者这位老同学后来在美国“常春藤盟校”获哲学博士学位，可见他当年对普通农民智力的评价绝非虚誉。漂洋过海十几年后回首往事，再对比在各国所见，才体会到“丑陋的中國人”的这两种素质，尤其是他们的“工作伦理”，在世界上各种“丑陋的外国人”中，实在罕有其匹。

　　“改革开放”以来，中國大陆政治、经济和教育各方面的社会环境远非差强人意，甚至可以说弊端重重。这二十年的社会环境，充其量是如下数点：

　　一，一个大致和平安定的社会；

　　二，一个相对有效、有为（并不意味有守、廉洁、和具备道德权威）的政府；

　　三，百姓享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

　　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中國的所谓“综合国力”，仍出现长足的进步，不提“民主化”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就是向来号称“民主”的印度，也望尘莫及。此事始作俑者鄧小平的功过（包括“六·四”这场“政治滑铁卢”），只能留待今后的历史评价。真正的功臣和无名英雄 unsung heroes，以笔者之见，非千千万万“丑陋的中國人”莫属。他们创造的经济增长引起“中國崛起”的惊叹，造成亚洲乃至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中日力量消长自然包括在内。

　　除了“改革开放”和仲共建国至农业合作化（或不如说“统购统销”）的短暂几年，在中國近代史上，局部具备上述三点条件的历史时期还有另外一段──从北伐结束到抗战开始之间的南京国民黨政府，和受其直接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国民黨这“十年建国”的成就和功绩，在严肃“学术界”之外，极少为人所知。

　　笔者无意歌颂当时的国民黨领袖，因为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真正的功臣实在是“丑陋的中國人”。但是至少必须指出两点事实：

　　第一，中國作为现代国家，实在肇自南京国民政府；

　　第二，中國今天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维持除了外蒙古以外的晚清版图，南京政府的十年努力，功不可没。

　　前些天阅读十九世纪末美国《大西洋月刊》旧文，洋洋洒洒，讨论在中國行将四分五裂的前景下，如何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令人觉得百年后中國尚为统一国家，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之一，几乎是个奇迹，也不得不承认其中蒋介石的功劳。

　　关于南京政府的“十年建国”，有不少外文特别是英文研究资料，笔者不拟详述。就第一点“现代国家”讲，可以举出公共教育的推广，“中央研究院”的建立，甚至首次汉字简化的努力。针对改革“丑陋性”的则有全国运动会和为之建造的南京五台山和上海江湾等大型现代化体育场。自东北沦陷后，每届全运会均由“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加上热河，称为陷倭东北四省）”运动员率先入场，自蒋介石起所有大员肃静起立，以切记“国耻”，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外债。而且当时中國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中國的“综合国力”在这短短十年中仍出现长足的进步，对中日冲突产生极大的影响。

　　“九·一八”之后的“淞沪抗战”，是日本对国民黨政府心腹地区的直接军事试探。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最精锐的两师德械德训军队即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第五军投入作战。据张治中回忆，甚至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后身）教导团也受调参战 .据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调查，当时仅剩的另一德械师（404 师）也受命急赴汉口，包围日本租界。蒋介石的确是拼上了全部老本，政府迁都洛阳，他本人则留守南京，以示斗志。正唯如此，淞沪战争的两个重要结果是：

　　第一，它证明现代装备和现代训练的中國军队可以抗衡对等的日本军队，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日本从此不敢再以“京沪杭地区”为直接进攻目标。

　　在此前后，国民黨在东南沿海的“基本建设”也极为可观：“京杭国道”的开通，浙皖公路和闽浙公路等公路网的建设，在抗战前夕抢建苏（州）－嘉（兴）铁路、钱塘江大桥和浙赣铁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带的交通网基本是“十年建国”的底子，笔者也因此得以某次到旧沪杭公路上，戴笠手下刺杀《申报》老板史量才之处凭吊。铁路界朋友告诉笔者，纹革期间修建杭－湖（州）铁路，基本按照当年“京杭铁路”的勘探设计，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

　　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國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獨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國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可以毫不夸张说，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國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在亚洲政治上，南京政府的长远策略之一是朝鲜复国，在中國成立的朝鲜临时政府受到南京直接资助和保护。1932年直接策划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死炸伤日本在沪最高军政大员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全靠中國军警的全面保护才逃脱日本的报复。事后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指出暗杀并非长策，从此中國开始大批训练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朝鲜军事干部。这些举动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为北京对韩外交的历史资本，继续影响未来的东亚地缘政治。

　　经济力量的增长自然导致军力的增长，从淞沪战争结束到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德械军队从三万激增至八万。按照当时的军备发展速度，这数字可望在两三年内达到二十万以上。根据八一三“京沪抗战”功亏一篑的结局，以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战绩推算，二十万德械军队至少可以确保“京沪杭”地区。事实上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仍然没有直接进攻上海的胃口（见后）。只要京沪杭不失，中日战争的局面就完全改观。

　　在军备方面，根据Princeton 大学出版的一项研究，中國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完成了轻武器装备自给。在空军力量上，居然有洋人认为在抗战开始时，双方几乎力均势敌。日本历史上损失的第一艘现代战舰和中國空军轰炸台湾（新竹、台北），武汉上空大量歼灭日机等都是这一力量的体现。这里固然有一个补给问题，但是至少说明再牵延若干时日，日本要占领中國东南沿海的巨大代价。

　　国民黨当时的另一重大资源是在南洋。华人社区在经济上的成功造成教育相对发达，东南亚因此可以说是比中國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人社区因此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中坚。华人子弟几乎毫无例外上华语学校，而几乎所有华语学校都在国民黨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不仅对中國本土提供大量财力人力，也可能成为破坏德日结盟的外交武器──能够真正长远损害英国在远东利益的是当地的中國民族主义。从九一八起，到英、澳军向日本投降为止，国民黨与英国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进行长达十年的恶斗，详情有待整理，其中惊心动魄的情况，可以从英国二战期间向加、澳、南非、新西兰（即临时排除了爱尔兰的英联邦）四国发出的丑诋中國的秘密文件窥见，甚至到了战后的1962年，以操“南洋国语”为主的马来亚共產黨败局已成，美、英论客对作为南洋民族主义温床的新加坡“中正中学（英语称蒋介石中学，沿用至今）”还是耿耿于怀，Robert S. Elegant 的《龙种》便是一例。

　　南京政府的效率直到抗战初年还非常显著。例如“京沪杭”的空袭预警系统： 1937 年八月中旬，日本空军在五天之内三次大规模轰炸南京，中國空军居然击落其中54架，预警系统起了很大作用。“京沪杭”沦陷之后，江浙一带的空警仍极其有效。一位当事的老先生回忆，由于沦陷区的特工系统，各地对日军的主要空袭行动，至少有一两天的预警，令人感慨的是：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

　　再以大专院校疏散为例：抗战前夕，全国有院校一百零八所，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未经迁移而在原址授课的，只有新疆省的新疆学院。许多一再播迁。例如浙江大学先由杭州迁到建德，再迁江西吉安，三迁至泰和，四迁至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师生员工“遵义会师”，“长征”使命方告完成。又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八迁罗定。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图书仪器被劫，北大、清华校舍则沦为日本军营。北大文学院地下室更成为虐待“支那人”的地狱，清华也变成日本妓院、酒吧、马房。三校师生初迁长沙，再迁云南蒙自、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其中部份师生由湖南经贵州步行至昆明，费时六十八天，历尽艰辛，终于复课。其他院校迁移后方的实例同样感人。

　　东南沿海沦陷后，香港成为连接海外的重要据点。以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为主要作者的《Thunder Out of China》就描述了数以千计的中國派港人员的忠诚，一旦公务完毕，毫无例外地冒著被日军袭击丧生的危险，离开珍珠港事变之前的“安乐天堂”香港，回到朝不虑夕的重庆。珍珠港事变后，重庆政府交通部驻港人员全部被日军枪杀，无一投降。中國驻菲律宾的八位外交官，从美国Princeton 大学博士到外交部老首长的年仅二十二岁幺儿，也因坚不屈膝投降，被日本违背国际公约，尽数杀害。这样的忠诚，恐怕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