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在近百余年的中國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自哥伦布发现美洲（１４９２），到二次大战结束（１９４５），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是个“土匪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國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搞以夷制夷，连周恩来都未搞好，李鸿章当然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

　　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１８７０－１８９５）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它和今日中國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一样，虽然也是一穷二白，但潜力是无限的。甲午之前慢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

　　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１８９５）我们就赔了２万万６千万两，６年之后的《辛丑条约》（ｌ９０１），我们不又赔了４万万两？合计，７年之内一下便赔掉６万万６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甲午战前我们再买５条（定远级主力舰）、１０条（吉野级巡洋舰），也游刃有余呢！

　　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

　　朋友，这便是专搞“四化”，不槁“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的道理所在。

　　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专指“民主墙”，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狗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

　　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后来才打败仗，才赔款。

　　　　　　　　　　　◆　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北海、东海、南海）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划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军委”，“国防部”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做“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

　　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階級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然而，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光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己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忽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权独揽，渐渐的便原形毕露了。

　　三年之后（１８８４），她就把恭亲王奕忻赶出总理衙门。奕忻是总理衙门（中國第一个外交部）的创办人。２０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使他颇谙外情，是当时中國少有的开明政治家，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没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仅次于慈安）的第二号人物。恭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元忌惮了。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國官僚体系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國的关税，中國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國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國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國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以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國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谙中國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颔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在中國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他列强（美德法）在中國的影响力，而要把中國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奕儇（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忻，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周恩来”，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朋友，我们如设想使周恩来和李鸿章，易地而处，他们二人的棋路是不会两样的。

　　　　　　　　　　◆　李、赫交恶突出醇亲王

　　为防制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的法裔洋员日意格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周恩来也会这套嘛）。

　　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儇，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１８８４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奕儇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外行而颟顸的醇王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就要靠边站；那手握钱包的赫德也就挤向前排了。

　　醇亲王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绪皇帝的生父；宣统皇帝的祖父；后来当上摄政王载沣的爸爸。但是这些血统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为这一条不平凡的裙带关系，他才当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爷；而最糟糕的，却是他凭这条关系挤走了奕忻，当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作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后黨的天下了。

　　醇亲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挎子，懂得啥海军呢？因此，海军衙门抓在他手里，就不成其什么“参谋本部”、“神经中枢”和“五角大厦”了……可是反过来说，这个“大肥缺”对他的服务，那可就说不尽了。

　　奕儇当时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华、最糜烂的亲王。真是所谓把银子当水一样的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给的有限的赏赐之外，他哪有那么多的银子，去经常地维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贪污了。因此，所谓“醇邸”是其时中外咸知的最大的一个贪官污吏。但是当贪官污吏，也总得有个地盘。所以海军衙门一旦落人这一个大贪官之手，那就不堪想像了。

　　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这样一个大“肥缺”，满族亲贵中的饿鬼，也跟着一哄而来。更不只此也。那时开支浩繁的皇族帐房内务府也在闹穷，那生活日趋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却舍不得花私房钱。醇王等为着奉承太后，把她许多大小的费用也都开销在海军项目之中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亲贵无不欢喜——老太后也觉心满意足。李鸿章原也是“后黨”中的一个“周恩来”，对老太后奉承之不暇，何敢“忤旨”？！如此上下交征利，军备竞争管他娘，中國海军的发展就不可复问矣！

　　　　　　　　　　　　◆　清皇室房地产巡礼

　　读者如不惮烦，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腐烂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们究竟拥有多少房地产，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财产，再及其他。且从故宫开始：

　　在紫禁城内，他们拥有９９９９间雕梁画栋的宫阙。这些都是木结构的建筑。三年不维修，就难免坍塌。余游故宫，遇一洋老太婆惊奇地告诉我：“Ｔｈｅｙａｒ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说：１００００间只少一间嘛！要全部维修，你们的布希总统也花不起这笔钱呢！

　　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他也都ｒｕｎ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儇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ｒｕｎ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尊。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３０万两，“助修三海”。

　　“三海”之外，北京东西郊区，还各有纵深百里的东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后，慈禧正在“东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这便是后来孙殿英盗墓的地方。余与何炳棣兄一次同访普陀塔，见其“享堂”斑驳不堪，询之故老，才知这享堂梁柱和天篷，原由黄金数千两涂饰而成。其后涂金为军阀士兵“刮”去，故显其残破也。

　　再说“避暑山庄”和它的“外八庙”。山庄之内的塞外江南，固无论矣。单是外八庙中某一屋顶的金饰，便用掉黄金１５０００两！——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至于“奉天”之陵寝，江南之行宫，毋须多赘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产（恕我大不敬用个市场经济的名词来形容皇帝），都属于皇帝一人。请注意一人二字，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皇帝只许有一个。谁当上皇帝，这财产就属于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无份——雍正爷当了皇帝，他的亲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这大宗房地产中，他们半片瓦也分不到。分不到足够的皇产，但他们都无钱而有“势，就都变成吸血吮髓的无所不为的亲贵饿鬼了，至于和“皇帝”一齐来的荣耀、权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谈了。所以四海之内的华裔同胞谁不想“做皇帝”？为着做皇帝，英雄好汉们不借弑父杀兄，不惜一切手段而达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则是别人也想做皇帝。谁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恶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迟处死”。

　　读者贤达，这就是在下不厌其烦，所说的“转型”的问题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 ２０００年未变的一个“定型”。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搞不下去了，它就开始“转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辛亥之后，又已“转”了半个世纪，继起者如有历史眼光，像蒋经国那样，顺水推舟，另一个百世可知、千年不变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笔者这项乐观的推测，自以政治制度为限。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现？机运如何？自当别论。得机再细研之。

　　　　　　　　　　◆　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

　　现在言归正传，把时间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宫廷的生活实况。

　　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因为你既然有一项奢侈品，你得拿另项奢侈品去“配”呀！这样连环“配”下去，就没个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间华丽的宫殿，你还得有对等的金玉珠宝、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宫娥采女和千万个大小太监去“配”呀！这也就没个止境了！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大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４００００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再反过来说，为维持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每半个月要卖掉一条巡洋舰；一年要卖掉一支海军，才可马虎应付！

　　或问：这个老太婆哪能用掉这许多钱呢？曰：她老人家场面大嘛！不信且从那９千间大宫殿再算一下。４００００两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办事的官员还要贪污中饱呢！——傅仪不是说过，他５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８１０斤猪肉，和２４０只鸡鸭吗（见傅仪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３０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９万两。一个凉棚要９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总之，那时宫廷中的贪污是没命的；也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３０００两。左宗棠这个“彭德怀”不出。可是李鸿章这位“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这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我们和稀泥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见《李鸿章年（日）谱》）

　　朋友，人总归是人。人类的武器已从石斧、弓箭进化到原子弹。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则变化不多也。周恩来做了２０多年的终身“宰相”。李鸿章也做了２０多年的终身“国务总理”。同为历史家、政治家讥为无行的不倒翁。但是没个周总理，哪有今日的小平中兴和唐树备访台？没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啊！周恩来说，他当了２０多年总理，无时无刻，不是临深履薄！俾斯麦曾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鸿章向老铁血唱然叹日：“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历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

　　　　　　　　　　　◆　老太后不如小阿巴桑

　　以上所述虽只是一窝小故事，但一叶知秋，从小看大，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太后主政的王朝是个什么东西！它纵在帝王时代的传统中國里，也是个“亡国现象”。这种中世纪的烂王朝配不配在“现代”世界上与列强争雄？！

　　至此我们不妨再看看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一兵一卒。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落后不堪，没几两银子好筹也。然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举朝卧薪尝胆，立志要夺我大清的锦绣江山，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皇娘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她这个小阿巴桑，哪能跟老太后比，她可是没有几件首饰呀！

　　其后我们一赔就是２万万两。这小日本婆子，一本万万利，岂偶然哉？岂偶然哉？至于天皇陛下那几位大败我军的海军将领，伊东佑亨（１８４８～１９３４）都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们蒋老总统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东乡也是个小格林威治。在英国海校与海军中搞了７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赡等同学。

　　总之，敌我相比，清日战争的前途如何，那时如有电脑，一揪电钮，明明白白？孙子说：善战者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败者，未待交锋，也早就一败涂地了。何待枪响？！

　　抑有进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过是冰山的尖子罢了。太后之下，还有近支亲贵，远支宗室，乃至整个满族构成的吃粮不当兵的统治阶层，和汉人也有份的庞大无能、昏馈颟顸的整个官僚体系！

　　先看所谓旗人。１６６４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谓军眷）盖有３０余万人。且用个仲共的名词，他们的军需给养是实行一种“供给制”——仲共的解放八旗，在进城前也是如此的。

　　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划，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两百多年，终于把一个劝劳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懒满”（不是懒汉）。但是这些懒满的生活费是哪里来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军的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

　　所以满清时代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帐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的那些满族（和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那它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且看我们近代中國最伟大的文学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个靠内务府过活的无业旗人（曹需和内务府的关系，红学家还大有文章可做呢）。

　　但是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内务府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于１６４４年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嘛！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的圈地（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的私产。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国之内的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最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

　　　　　　　　　　　　◆　公开的卖官鬻爵

　　在清朝做官（纵使是清官），也有“陋规”可使你发财。赃官就不得了也。他们看“缺”，缺愈“肥”则钱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规。纵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像康熙，陋规（如地方官之进贡）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赃”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卖官鬻爵。官论“缺”，“缺”愈“肥”则价愈高也。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任“赃知府”，那可能就能赚几十万乃至百万了。皇帝或太后要把这个百万“肥缺”的“官”，“卖”给有志作“赃知府”的人，那索价该在数万两吧！

　　清末卖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公开贸易，自由竞争。严复在水师学堂干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捐”也者，“捐款救国”也；“捐助军费”也，严复大致“捐”几千两银子或几百篓茶叶（叫“茶捐”）吧！咱们敝国中央政府，干这项买卖，是从汉朝就开始的；打那个混帐的匈奴嘛！笔者幼年也曾慷慨的“捐款救国。献机祝寿”，“捐”过５块袁大头，买飞机去打那混帐的倭奴。捐可捐给国家；捐也可捐人私囊。

　　以上是明盘。另外还有暗盘。

　　“刘六麻子（铭传）打台湾”，建了大功。死后官颁溢法。礼部主持部门乃暗间死者家属，如肯多花万把银子，便可让死去的功臣，“戴一顶‘草帽子’”刘家认为这顶帽子太贵不肯出，因此刘铭传就变成“刘壮肃公”；肯花钱，他就会变成“刘庄肃公”。“壮肃”。“庄肃”之别在哪里，年轻读者如不知其妙处，去问问国文老师（台湾）或古汉语老师（大陆），就明白了。

　　在那帝王專制时代，所谓“溢法”，便是对死去功臣补发的一种“勋章”。连个死人的勋章，都要按等级卖钱，则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也就发展到最高限度了。

　　　　　　　　　　◆　亲贵“执政黨”是腐化的核心

　　总之，大清王朝发展至此，是真正的“气数已尽”。它的国家机器己完全锈烂成一堆废铁，而在这废铁堆中还在操纵把持的，便是爱新觉罗皇室，和那窠满族亲贵了。

　　须知满人入关之时，为羁糜汉人，曾有不成文规定，全国高官厚禄，满汉各分其半。但是汉满人口的比率，则至少是２千万比３０万啊！中國之大，高官厚禄职位之多，只有３０万人口的满人竟占其半，则满人中之有知识有能力者，也就无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这个享有特权的满族，整个一“族”，看成个一黨專政的执政黨，则每一个“满人”，和附属于他们汉人“包衣下贱”和若干蒙人所谓“旗下人”，不论贤愚，都是享有特权的“黨员”。只是他们“黨员”，“入黨做官”的资格是天赋的，毋须搞“表现”，更不要走后门罢了。

　　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国这个执政黨，專政了２００多年，现在是彻底的腐烂了——在国家急需现代化，尤其“国防现代化”的紧要关头，他们就变成最大的反动势力了。这个反动势力最主要的根据地，便是这“最大的肥缺”，为醇亲王所盘据的“海军衙门”了。

　　不过话说回头，搞同治中兴。搞自强运动，那些科甲正统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张（之洞）、文（祥）、陈（宝琛）、刘（坤一）等人，都不失为栋梁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高干黨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文字辈是指他们溢法中嵌入个“文”字的高干，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等等。

　　须知这批文字辈人物，都是我们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优良的文官制度所培训出来拔尖精华。他们的不幸和失败是上帝安排的；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他们纵有天大的本领，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势比人强，一切努力也是徒然。

　　　　　　　　　◆　在“昆明湖”里办“海军学堂”

　　现在还是谈谈老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２０来岁的青年寡妇，可能由于禁城之内深宫太闷，她们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西后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事为恭王所阻。盖内战方殷，外患未已，哪有闲钱来重建花园呢！

　　迨同治崩（１８７４），慈安逝（１８８１），恭王见黜（１８８４），５０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儇以次的王公大臣，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名园为郊外游玩之所了。

　　西后原意是重建圆明园。但是圆明园为洋兵烧成荒坍一片。从头建起，盖需款３万万两，才可恢复原貌，既然一切需从头建起，那又何必拘迷于圆明园故址呢？西后经臣工聚议，转而注意于，虽为洋兵烧毁，然尚有若干孑遗的“清漪园”了。反正都是从头来起，清漪园的条件且较圆明园为佳。西后乃决定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就加工扩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１万万两！

　　这个预算令人感叹的则是，它可用以增建１０支“北洋舰队”而有余。但是“北洋”对一位无知而泼辣的老寡妇，未免太遥远了。建个园子解解孀居禁宫之闷，那才是当务之急呢！

　　　颐和园工程是１８８４年正式开始的。这时光绪帝已１３岁。西后的打算显然是，５年之后园工可完成，而光绪１８岁亲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１８７３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把日常朝政交儿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长期住园，对军国大事遥控之外，平时就颐养安和了。换言之，建这个园子的目的，是为她“离休”（再用个大陆上的名词）后的生活打算的。西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现在做了太后，身为大清女主，与大英帝国的女王维多利亚东西遥相呼应，生活自不能较当年的懿贵妃为差，所以她要倾全国之力，来为她造颐和之园！

　　慈禧本是个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１９世纪的６０年代垂帘之初，她就卖官鬻爵，累积私房钱，俗语说：“富不了光棍，穷不了寡妇。”这寡妇当然只是指“富孀”而言。叶赫那拉氏当时是全中國的第一富孀。经过２０多年（１８６１～１８８４），或明或暗地没命的搞钱，据说在光绪初年她已积有私房钱两万万两——这是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的估计。须知此时洋人（如赫德、如李提摩太、如丁韪良等等“中國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中國人更为灵通。因为洋人的交际圈可直达恭王、文祥那一阶层。一班中國文士，尚攀不到那么高也。加以白话文尚未出炉，中國社会中尚无大众媒体这个东西，而洋人在华已早有之。

　　读者或许要问：西后垂帘２０来年，哪能贪到那么多钱？可是我们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双的菲律宾寡妇伊美黛，大致就不会惊奇了。伊婆的私房钱大概十倍于慈禧吧！而菲律宾怎能与大清帝国相比呢？况伊婆并未当政。

　　按理西后本可自建其园，但是愈有钱的寡妇，愈不肯花自己的钱。何况醇亲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图报效呢！从醇邸来说，趁报效的机会，也正可自捞一笔嘛！就这样，醇王就开始挪用海军经费为太后造园了，这时为国宣劳、日理万机的老太后，也一天天的老起来。１８８４甲申是太后半百万寿；再过１０年１８９４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６０）万寿了，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如何庆祝花甲，康熙爷、乾隆爷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办。拍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锦上添花了。

　　为着“万寿”为着“造园”，奕儇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言人人殊；准也不知其详。大致至少是１０００万，多至３０００万也不算意外。至于利用“海军”这个“衙门”和“海军”这个名义，去另外搞钱，那就没法估计了。

　　一般说来，百官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是当时醇府对下面的倡导。至于用海军的名义，来“建军祝寿”（和我们的“献机祝寿”一样），挖“昆明湖”来“办海军学堂”，捐了多少钱，那就天也不知道了。

　　笔者幼年成长于老淮军和新（皖系）军阀的“眷村”之中，当年对“昆明湖海军学堂”这项掌故是耳熟能详的。我家当年想必都捐过很大的款子去“建军救国”的。老祖宗们可能也都不知底蕴。因为当醇王发动这项骗局，连李鸿章也不敢拆穿。至于醇王为着这个昆明湖中的海军，强募恶化，究竟搞了多少钱，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据出来的，单是李鸿章和曾国荃往来的零星书信中可查出的便有：来自江苏、江宁、两淮的捐献７０万两；江西１０万两；直隶、四川各四万两；两广（时两广总督为鸿章之兄李瀚章）１００万两；招商局１０万两等，即在２００万两以上。……至于直接献给海军衙门，和其他管道的全国性捐款究有多少？从１０００万两到３０００万两，总归都不算太离谱吧？！

　　　　　　　　　　◆　五分钟打一炮，一分钟打五炮

　　就在这造园、祝寿，并大办其“昆明湖海军学堂”之时，中日关系，密锣紧鼓，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２１艘。其中９艘是１８８９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１０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２３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海军迅速窜升至第１１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

　　在这一国际军备发展之下，我当时的反应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当然是身当其冲的海军将领了。丁汝昌不是如后来人想像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水师出身（如日本的伊东佑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１６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何况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而精通外语的第一流世界级的海军将领。外加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

　　他们眼看假想敌的日本海军，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过自己；诸将生非木石，首当其冲，怎能不忧心如焚？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战，以时速１５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２３海里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儿。打败了，无法逃避。纵使打胜了，也无法追击！克敌制胜，贵在知己知彼，李鸿章在其奏招上，也一再转述之。

　　他们更知道，在海上炮战中，五分钟打一炮和一分钟打五炮的区别。敌人以快艇快炮，飘忽而来。一瞬之间，敌弹如疾风暴雨，临空而下。再一转瞬，敌舰又已逃得无影无踪。你以１５海里的时速；五分钟一炮的慢劲，真是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乌龟对鲨鱼，如何克敌制胜？！

　　不幸的是他们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专业，在那个颟顸无知、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里，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烂肝肠；居上者却无动于衷。

　　丁汝昌和他的将领们，无专招奏事之权。他们只有向李鸿章呼吁、陈情，请求“转奏”。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赡？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忤旨”、“强谏”不但无济干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和稀泥了！

　　李宰相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虽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國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己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１８９２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６０万，购快炮２０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２０万两，聊购次等快炮１２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作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己。

　　刘步赡、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國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录（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　帝黨和后黨的皮球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趋之若骛。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国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官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太傅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太傅为中心的“帝黨”。而帝黨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黨”。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黨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黨的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懦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

　　在帝黨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黨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５０年大牢的张少帅）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然而百年过去，那场中國之败和后来的中國之败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了呢？

　　作者:唐德刚

　　（此文在传统媒体——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赢周刊》上首发，在互联网上公布与转载时请保留此条目。）

　　著名的湘籍作家和学者韩少功先生，在湖南汨罗与当地的乡镇干部座谈时，提到了修路给乡村市场带来了负面的冲击——交通的便利使得一部分本土本乡的市场被发达地区与城市的厂商所占领。因此，他认为修路并不一定会给乡民们马上带来实惠。如果放大到全球视野来分析这个事例，那么发达国家就好比是比较发达的城市，发展中國家就好比是比较落后的乡村，上述的情形同样是存在的，发展中國家改善本国的交通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公正的报偿。

　　这种付出与收获之间的不对称的情况由来已久，是新时代的老问题，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弱势者（不管是位于乡村还是不发达国家）一贯就是为了强势者（不管是位于城市还是发达国家）作嫁衣裳。归根结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造成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交通的发达，通讯手段的完备等因素所导致的市场一体化的结果总是有利于经济竞争中的强势者而不是有利于弱势者的，因为只有在强势者在一体化的市场中进行经济扩张时才需要并且才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便利条件。

　　一体化的市场，不管是全国性的一体化市场还是全球性的一体化市场，都是赢家通吃的社会。因为一体化的市场容纳不了更多的品牌，只能让那些竞争中的优胜者来代表一切。经济竞争中的强势者与弱势者相比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能够承受较为苛刻的竞争条件，能够在较长的经济盈利周期中生存下来。因此，对于强势者来说，经济竞争的本质就是要尽可能少地负担成本与责任，把绝大多数的成本与危机转嫁给竞争对手，提高市场准入的资金、技术以及其它的种种门槛，淘汰过多的竞争者，最后垄断市场与利润。而那些弱势者在激烈的竞争中也许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破产或者退出，使得它们先前投资与努力的成果被强势者以极低的代价占有。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竞争总是趋向于全面与无限的，力求突破一切人为的限制：资金要求不受限制地向成本低的地方流动，劳动力要求不受限制地向工资高的地方流动，商品要求不受限制地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消费者总是希望尽一切可能获得更高的效费比与更多的选择余地。只要盈利是经济活动的最高宗旨与法则，那么人之趋利，如水之润下，不可阻遏，任何事后的补救与干预的措施都将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根据统计，目前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国家占有85% 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自一九六零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全世界最穷困的五分之一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实际上就是在上述的种种不受限制的经济交易活动中，“帕累托平衡点”在不断地向发达国家一方移动，产生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实质上，如果把全球市场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体系，其总的利润是趋于零，发达国家之所得正好就是发展中國家之所失。

　　针对这种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穷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恶化的情况所提出的一些改良措施，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征收“全球税”的方案，实际上又是不可行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國家之间的经济与技术水平的差距正是发达国家利润的最终来源，而且，发达国家还在处心积虑地扩大这种差距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为了永久保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它们不惜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因此，要求发达国家主动放弃自身的优势等于是与虎谋皮，痴人说梦，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或革命是不可能在整体上彻底改变发展中國家的命运的。

　　既然改变不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作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境不利的发展中國家为了加强竞争力，在残酷的国家竞争中生存下来，主动去适应发达国家的标准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中國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农村地区所遭受到的种种痛苦正是这种行为的必然结果，恐怕在中國最终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之前，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的。中國既然要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损害了的作为国内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政策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归根结底将有利于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的中國人。

　　另一方面，可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地区税”（类似于古代中國的地方关卡所征收的厘金），按照商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道路远近来征收全国统一的“地区间商品流转税”以及适当征收“人员及物资交通税”，以此来在国内进行地区间的财富调节以及消除过度的竞争。这种政策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尤其是在中國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发展中國家来说是可行的，也是绝对必要的。

　　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国内总是或多或少要搞一些消除地区之间过大差距的政策，这是政府存在的道义前提与法理基础，这对于保持本国内部的政治稳定与各地区平衡发展有极大的意义。象前面所述的修路的例子，就可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全国性的“地区间商品流转税”以及“人员及物资交通税”，再根据地方政府在修路时所投入的资金与劳动力予以一定的补偿。这个政策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至少是聊胜于无。

　　中國目前所处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的困境，正是发达国家当年资本在国内扩张与原始积累的阶段的相同处境。当年为了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发达国家的统治階級采取了种种残酷卑鄙的手段。与之相比，中國目前所推行的政策还是比较人道与温和的，这是由中國的社會主義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目前在各发达国家内部，各地区间发展水平基本上趋于一致，因此其资本的对外扩张的倾向极为强烈，因为在本国内部已经丧失了巧取豪夺的空间了。而且从历史经验与利害关系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对内牺牲的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对外宽容，对内消除矛盾就是为了一致对外，对内民主就一定伴随着对外扩张。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时刻都在孕育着冲突，最后就要以战争手段来彻底解决各种矛盾。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列强之间一定是以牺牲弱国的利益为条件进行了交易。而且，根据资本主义强国的历史纪录，它们倾向于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金融手段来加大发展中國家的内部地区差别，培育几个吸血中心，来为自身的经济掠夺战略服务。例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國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繁荣程度在亚洲首屈一指，而周围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受剥削的程度与贫困的水平也是世界之最。

　　因此，中國政府以包括征收“地区税”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对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统一的规划与部署，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形成本国的统一的市场，加速本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增强本国的政治凝聚力与综合国力，而且也是还击发达国家经济掠夺战略的有力武器，必将为我国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完成于2001年9 月21日夜

　　附：

　　承蒙某位关心我的学界与出版界名流的厚爱，将此文向《赢周刊》推荐并首次发表，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全球性的贫富分化以及国内的地区差异，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问题，牵涉面过多，短短的两千字实在不能够阐述得明白清楚。原本已经写了六千字，按照要求删得只剩下了一付骨架，结果仓促之下将最为关键的文眼删除了。现在决定将此文在互联网上公布，并且已经将主要的意思补充完整，希望广大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教。

　　作者:李寒秋

　　一，中國加入 WTO

　　这件事肯定是中國2001年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围绕着这件事情，曾经和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印成铅字的文章说的话还比较克制婉转，而网络上自由发表的文字就直截了当得多了，而其中悲愤的声音占了主流，很多发展中小国的情况不妙，也在佐证着这种声音。

　　不过我对中國加入 WTO倒是抱着乐观的态度。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不断地拼命减少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人类自己在付出相同劳作量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为了作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分工和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加入 WTO显然有利于此。这些话固然是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但复习一下有助于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在大面上保持清醒的方向感。

　　当然，我们现在要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未来的贸易伙伴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在和他们来往时，我们可能吃亏甚至吃大亏。我们吃亏的原因不外乎是：很多东西我们的生产成本比他们的高，例如农产品和汽车，买了他们的，我们自己的就卖不出去。

　　这固然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的生产成本为什么那么高？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费用——严格地说是非生产费用——太高：我们的农民必须承担太多的乱收费，我们的汽车工业和航空业养活着太多的闲人。这些问题平时难以解决，但是关系到生存存亡的外部竞争会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哪个地方的领导、哪个企业坚持不采取行动，就无法生存，就会被其他愿意采取行动的人或企业所取代。中國开始向私有汽车制造厂颁发轿车生产许可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中國的特点是地广人众、历史悠久，但这同时也是缺点，造成了整个民族太大的惰性，不到“最危急的时候”，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中國人怕的不是挑战，而是没有挑战。狮子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才会真正地醒过来，不再昏昏沉沉。所以我看好中國“入世”（这个词的本意在这里也很值得玩味）。

　　二，911 事件

　　这件事情对于中國人来说，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突如其来的冲突，大大地缓解了美国对中國的压力，使得中國能够真正地开始“韬光养晦”，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俄罗斯在这次事件中异常活跃，积极靠拢西方，除了车臣这一原因，看来还想“制造越位”，把“美国头号对手”的位置“让”给中國，以免中國能够韬光养晦。可是美国不买帐，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看来俄国人最后还得回到上海来。

　　911 引起的对抗看来还会持续下去甚至激化起来——拉登人间蒸发，说明这事还没有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印度对巴基斯坦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美国也有可能再次打击伊拉克。这种局面的扩大甚至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这次世界大战会和以往两次不同：不是两个发达的国家集团之间工业实力的较量，而是老鼠和大象之间的游击（恐怖）和反游击（反恐怖）战，远程洲际武器的存在也使得任何国家无法既支持一方又能避免另外一方的报复。

　　因此中國无法象美国在二战中那样，通过担任“世界的军工厂”这一角色来迅速发展经济，中國人的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中國人不会在邻居家失火时乘机高价出租出售消防器材（不免费赠送就不错了）。相反，中國反而可能会因这次大战技术上的特殊性而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对中國人最有利的局面是：冲突持续但不恶化、激化。

　　三，APEC会议

　　虽然这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是早已确定好了的，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历史的偶然性。中國在一个非常的时刻，在全球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候，提供了一块安全的地方，成功地作了一次半个世界的盛会的东道主，这也许是APEC会议对中國最大的意义之所在。遗憾的是自家兄弟——台湾——却没有参加。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由外交部出面谈论属于“一国”内政的事情，是APEC会议期间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近日播放的电视剧《康熙皇帝》中，台湾的和谈代表问清廷的钦差大臣，为什么谈判的地方叫“招抚大营”，而不是“议和大帐”。钦差大臣回答：“国和国之间是‘议和’，一国之内是‘招抚’”，可见其编剧者的政策意识之强。

　　四，江澤民總書記七一讲话

　　这一讲话为中國大陆学术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快刀斩乱麻式的句号。

　　资本家是劳动者，可以入黨（这个“黨”是共產黨而不是国民黨）。结论就这么简单、清晰。

　　实际上这个结论根本不需要论证——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地方（欧美日韩，中國港澳台和大陆沿海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使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在理论上更是难以说清楚。这半个多世纪中，无数专业和业余的研究者花费了无数的精力、想了无数的点子、创造了无数的新概念新说法、写了无数的文字，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笔者属于业余组，写了《资本异论》（www.nows.com/z）凑热闹），但是原教旨主义者们一句“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就把你给噎回去了。

　　现在领导发话了，争论虽然会平息，但是疑问不会随之消失：为什么很多地方存在严重的剥削现象？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资本异论》的观点：

　　资本利润存在两种来源：非剥削性的和剥削性的。前者指资本家自己劳动的收入。资本家的劳动内容主要是承担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心力劳动，很多资本家还参加企业管理工作——脑力劳动，我也亲眼看见资本家和雇员一起搬运货物——体力劳动。

　　剥削性来源指的是资本家在劳动力供大于求时，迫使雇工接受很低的工资、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以此降低成本，获取额外利润。

　　经济活动总是存在或大或小的风险，而且越是开创性的领域，风险越大。资本家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宣布资本家是劳动者，从理论上解决了很多问题的症结，为中國经济的发展清理了道路。但是，劳动的“量”无法客观衡量，因此资本家和雇工之间的利益分配也无法定量计算，只能取决于市场，由两个利益主体讨价还价决定。同样由于劳动的价值无法测算，我们无法说明一种工作的工资低到什么程度才算存在剥削，“是否存在剥削”只能通过一组道德的、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政府有必要通过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进行一定的调控，兼顾双方的利益，既保证经济的活跃，又维护社会的稳定；并通过鼓励投资创业，增加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改变普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从根源上逐步消除或缓解剥削现象。

　　在江總書記的讲话中，再次表现出了中國人的文字天赋和政治智慧。这一讲话强调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會主義时期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这没有否定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为创建完全不同于马氏劳动价值论的“非马劳动价值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五，个人可以注册商标

　　德国总理在参观美国苹果电脑公司时，听到介绍说创业者最初是在车库里研制装配个人电脑的，感慨道：怪不得苹果不是诞生在德国。原因很简单：德国法律禁止工人在车库等环境不良的地方工作。

　　上海的工商管理局规定创业者不能在自己家里开公司，一定要去租或者买一个“经营性场所”。看来，这是上海至今没有出现苹果的原因之一。上海人才济济，却鲜有象广东温州等地人那样去创业，而是一股脑挤在外商的写字楼里，不知道是否和无法先“小打小闹”试探性地作点小业务以及其它各种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有关？

　　因特网无疑是人类少数几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必将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和生产工具之一（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如此了）。目前网络业虽然处于低谷，但是宽带因特网线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实际上网费用，提高网络的性能／价格比，它的迅速普及必然给网络业带来新的生机，甚至可能引起技术、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革命性突破。虽然现在是寒冷的网络冬天，但我们应该为网络在更高台阶上的大发展作好准备，积极地促进和推动这一发展。然而我们的政策却无意中存在着不协调的脱节现象。

　　在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红盾 315”注册登记中文网站名称时，必须区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个人只能登记后者。这相对过去个人不能注册.cn 域名已经是一大进步，但是这一步迈得却很不彻底：非经营性网站不仅自己不能发布任何商业广告，而且（！）不得连接任何刊登了商业广告的网站。例如我个人的“非经营网站”http://www.nows.com 不能连接新浪的任何页面，因为那上面都有商业广告。

　　因特网又叫“互联网”，不能“互联”，又叫什么互联网？连新浪这么大的网站都不能靠广告为生，小网站登点广告聊补上网费用，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连接其它网页只是在“织”互联网这张“网”，并不意味着能够分一杯广告羹。

　　如果怕有人钻空子、怕国家利益流失，那么把大量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扼杀在摇篮里，国家利益是不是损失更大呢？通用、波音、微软、AOL 和雅虎等等早期都极其“微”不足道，这类小企业能够成长为巨人，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值得中國的政策制订者们研究和思考。“要鸡下蛋，先让它长大”，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明白。

　　实际上，对个人和小企业的种种限制，只能捆住诚实经营者的手脚，丝毫不妨碍骗子们行骗。一个诚实的创业者会被十万元注册资金难倒，但是一个骗子提供一张有一千万元注册资金的证明却不费吹灰之力。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出发点是管住坏人，实际上却是捆住了好人的手脚，对坏人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中國在传统产业面临强大的对手，要和别人对抗，除了扶持和加强现有大企业，也应该对可能出现的、类似信息产业这样“一不小心”成了大产业的新事物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奇制胜、超越对手。印度靠出口电脑软件带动经济发展，相信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

　　看到这里，读者想必已经理解我为什么认为个人能够注册商标也是一年中值得一写的事件了吧！希望这只是一个开端，希望个人创业和发展的障碍在今后不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减少。

　　　　　　　　　　　　　　　　　　　　　　　　　　　 （2001-12-28）

　　作者电子信箱：huangjib@online.sh.cn

　　作者:黄佶

　　国家公务员又涨工资了。政府里的人自己给自己涨钱，总让老百姓产生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联想，于是，决策者们就要给大伙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有关人士在解释涨工资的理由时，果然就提到了一个很堂皇的理由：可以刺激消费，启动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据说国家公务员具有示范效应，很多企事业单位都会群起效仿，因此，据说，全国将有4000万人涨工资，对于GDP 增长率可以作出不小的贡献。

　　乍一看，这种说法很有道理。钱发到国家公务员手里，他总不可能把在后院挖个坑把钱埋起来嘛，他总是花掉这些钱，而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消费可以带动、创造需求，促进生产、商业，从而增加GDP.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然而，稍微往深里一想，就觉得在这显而易见的事情的背面，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事情发生了。而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事情证明了，国家公务员涨工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唉，我看了这个公务员涨工资可以促进经济的说法，就不由得想起一句老话：太阳底下真是没有新鲜事啊。一百五十多年前，法国议会有人提议——注意，这里好歹还是议会提议，这让我想起，美国前总统可林顿在下台前签署了给总统涨工资的法令，但他自己却不得享受新工资标准；闲话少说，话说法国议会提议给总统、总理、部长和官员们涨工资，理由是这些官员们生活更奢侈，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的理论是：“政府高官的奢华生活也可以促进艺术、工业和就业。国家首脑和他的内阁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欢宴盛会，就无法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中去。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使巴黎的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也使整个国家经济陷入萧条。”一百多年后的理论，是不是惊人地相似？

　　经济学家巴斯夏先生运用他那著名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分析范式，对这种谬论进行驳斥：

　　“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们，您至少得尊重算术吧，别不知羞耻地跑到制宪大会上说，一个数字加另一个数字的总和，会由于是用这个加那个还是用那个加这个而有所不同，还怪人家不支持你。

　　那么，好吧，假设我正准备找个工人来帮我在我的田里挖一条沟，为此我准备出一百个苏。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谈妥的时候，税务官跑来拿走了我的一百个苏，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最后到了内政部长的手里。我跟工人的生意没法做了，而部长大人的晚宴会多了一道菜。你是根据什么依据竟然可以断言，是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经济总量？你难道不明白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和劳动的转移？一位内阁部长的餐桌上的确更加丰盛了，这没错，但相应地，一位农民的田里的排水却不畅通了，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我承认，巴黎的某位包办宴会者能拿到一百个苏了，但你也得承认，外省的某个挖沟工人也少挣了5 个法郎。对此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官员的餐桌和心满意足的包办宴会者是看得见的，而让雨水淹了的田地和挖沟工人没或可干就是看不见的。“

　　诚如巴斯夏所形容的：在有些人那里，2 加3 等于5 ，而3 加2 就等于6 了。

　　归根结底，国家的钱（财富），都来自纳税人，它自己造不出一个子儿来。当然，他可以印钞票，但跟向大家征税没有任何区别。假如不涨这次工资，而实行某种减税措施，同样一笔钱留在企业或民众手里，这些企业或民众也不会在后院挖个坑，把这些钱埋起来，他们也或迟或早要花掉这笔钱，他们也可能储蓄、也可以投资，反正都要花出去，或者通过别人花出去，那么，这些钱对于GDP 的贡献，应该跟发给公务员们再花出去一模一样。事实上，留在企业或民众手里，数量相同的一笔钱对GDP 的贡献应该更大。因为征税、然后再分发这笔钱的整个过程，都是需要成本的，都是有所消耗的。

　　实话实说，听说国家公务员要涨工资，最初我挺高兴的，因为家里的那半边天就在国家机关；然后，我就乐不出来了：给她的这笔钱很可能就来自我交纳的税收；那么，不说别的，单说对GDP 的贡献吧：把这笔钱发给她花销在家庭生活中所拉动的GDP ，跟留给我花销在家庭生活中所拉动的GDP ，能有什么不同吗？当然，如果这笔钱是美国人、或者外星人赠送的，那我没有任何意见，中國的GDP也一定会凭空多增长出个百分之零点几。

　　国家公务员的工资的确是有点低，这里说的是他们名义上的货币工资，至于实际收入（和潜在的收益机会），嘿嘿，可能并不低，否则，何以历次职业声望调查，当官及做国家公务员，都排在前头？——不过，反正国家公务员同志们的名义工资确实有点低，那么，涨那么百儿八十块钱的工资，也不算什么很过分的事情，而且这些同志们是决策者，是国家的精英，人家要涨，别人也没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要画蛇添足，把这种事说得跟一朵花儿似的，好象花了纳税人的钱反而能给经济作出多大的贡献似的，这就让人在无奈之外还有一些不舒服。

　　（2001，10，16，财经时报）

　　作者:秋风

　　中國有一批经济学家，他们的知识趣味相当有意思。有的时候，他们会被公式、数据搞昏了头，忘记了常识，比如说，长江洪水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可以刺激经济复苏；有的时候则自作聪明，以诗人的热情来给经济学添点热闹，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时常发明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比如“假日经济”，在我看来，就是这类经济学家与官员、媒体合谋炮制出来的一门很有趣的学问。但有趣，却未必经得其理智的推敲。

　　乍一看，一年两次放长假，对于刺激消费果然是个好办法，大家都一窝蜂地出去消费，商店里人也多了，旅游景点查点要爆棚了，火车上、飞机上挤得严严实实，旅馆得提前好多天预订，生产和服务供应商方面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恨不得天天都是黄金周。这些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看得见的。另一方面，即消费者方面，却是花钱买罪受，出门坐车挤，就这还是买的黑市票；各个有名、没名的旅游景点都是人山人海，简直不是看景而是看人；这些是看不见的。

　　没到了黄金周，旅游业繁荣得一塌糊涂，跟旅游有关的行业大赚其钱，甚至钱都赚不过来了，他们的收益当然是大大地比平时增加了，这些是看得见的。然而，看不见的则是，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几乎陷入停顿状态，连街边印名片的小店都关门了，银行也休假了。大量的工厂都休假了，大量的投资活动也停滞下来了；这些是看不见的。

　　在黄金周七天之内，那些旅游、交通、服务等行业也跟打仗一样，弦绷到极致，这些是看得见的。然而，另一方面，黄金周过后，绷得太紧的弦就半天也弹不回来，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不应期”，曾经在黄金周期间大赚其钱的行业尤其是门前冷落，这是看不见的。

　　春秋两个长假中，所有人都在急急忙忙地消费，急急忙忙地旅游，好象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不消费白不消费似的，而节后政府公布的旅游收入数据也的确让人兴奋不已；这是看得见的。然而，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就取消了卖皮鞋的计划，也可能减少在外面吃饭的次数，或者房子就得买稍微小一点，这些是看不见的。

　　黄金周期间，拥有良好的旅游景点的地区人头攒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商家发横财，领导乐开怀，外人作贡献，统计出政绩；这些是看得见的。然而，这样的地方总是少数几个地方。而在不具备旅游资源的地方，却是人员大规模流出，消费者的资金也跟着流出，商家关门，领导发愁，这是看不见的。那些炒作假日经济的媒体，不应该只采访大发旅游财的地方，也应该去问问那些发不到旅游财的地方的人们的想法。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看得见的一面与看不见的一面：黄金周期间，店家比平时多赚了多少钱，就意味着消费者比平时少享受了多少乐趣；旅游业比平时多赚多少钱，其他消费服务性行业就可能要比征程状态下少赚多少钱；黄金周期间，这些行业比平时多赚了多少钱，很可能黄金周之后就要比正常状态下少赚多少钱；旅游区比平时多挣了多少钱，就意味着游客来源地减少了多少钱的收入；消费者在两个长假中突击消费了多少，在其他时间可能就会相应地减少多少消费支出。

　　把这些综合起来，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看，作为一个整体的全国经济，到底得到了多大的好处？比如说，这种假日集中消费，对于全年GDP 增长率到底有什么影响？会有促进作用吗？毕竟，我们希望的是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不是希望看到，两周时间内增长得很快，而其它时间却相应地降低速度；恐怕也不希望看到，少数几个地方高速增长，而多数地区望洋兴叹，反而相应地下降；我们恐怕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行业畸形发展，付出的代价却是别的行业相应地萎缩。

　　我推测许多人搞出假日经济，是想启动内需，是希望通过放长假，人为地创造出一些新的需求，一种原先没有需求，或者使原先比较小的需求人为地膨胀；他们以为只要创造出这种需求，大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消费，于是，GDP 就增长了，比正常状态下要多出那么一截子。赞美假日经济的学者必须先得给我们一个理由，能让我们相信，由于多了个假日经济，全年的GDP 多出了这么一截子。因为，如果从一个较长时段，比如以一年为单位计算，最后的GDP 增长率跟没有假日经济时一样，那你搞这种经济干嘛？可是他们能给出这个理由吗？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假日经济能够使经济在正常的增长之外多增加一点点，那就得国家给每人发一把票子，然后，让大家敞开了花，这样GDP 肯定会增加。但是国家的钱也不是凭空就能搞到手的，要么是印票子，要么是征税。显然，这都不是好办法。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假日具有神气的效应，唯一的指望就是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比如，外星人赠送我们每人一笔钱作假日的花销，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正常的经济增长之外，获得一个额外的“假日经济”的增长。

　　如果这一点也指望不上，那就不要乱讲什么假日经济。我们的经济学家看到了所谓的假日经济，会展经济，彩票经济，却独独没有看见非假日经济，即正常经济，即上班经济。他们看到了带着稀奇古怪的形容词的经济，却独独没有看到经济本身。

原载：思想评论

　　作者:秋风

　　　　　　　　　　——中國新时期民谣、顺口溜剖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社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风情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经济形势的一日千里，使百姓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迅跑。社会形势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纷至沓来的新生事物，使人们眼花缭乱；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使人们无所适从。一方面，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变化；另一方面，受固有观念的影响，对改革中的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指三道四，不少人甚至本能地抵制改革。于是便有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不和諧音符和“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反调杂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当人们已从价值观上认同了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却确确实实出现了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色交易、道德水准下降等现象，并且一时间成了政府和百姓所关心的焦点问题。新闻媒体、文学艺术等对此也特别关照，《国画》、《羊的门》、《抉择》等作品便表达了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和群众对腐败的憎恶之情。在这多声部的合唱中，一种来自基层百姓的呼声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民谣、顺口溜。

　　新时期的民谣、顺口溜，与由作家文人创作、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所不同，它一般是社会各界群众饭后茶余、娱乐休闲侃大山时口头创作的，并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一种准文学——文学的雏形。它继承了中國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甚至发挥了较强的战斗作用。新时期的民谣、顺口溜与传统的民歌、民谣一脉相承，对于清明世界中的阴暗面和种种消极因素，给予不遗余力地讽刺、鞭挞，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憎恶之情。

　　　　　　　　　　　　　　　　　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公款吃喝也蔚然成风。有人推算说，１９８８年全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是２５０亿元，１９９３年飙升至１０００亿元。１０００亿元相当于１９９２年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假如这些数字属实，试想，这些钱可修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援助多少失学儿童？可解决多少下岗、失业工人的饭碗问题？对于公款吃喝，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因而，有关这方面的顺口溜之广、之多，便不足为奇了。读读这些顺口溜，大家会更深刻地了解公款吃喝风的严重性，增强制止公款吃喝风的紧迫感。

　　工农商学兵，都刮吃喝风；东西南北中，无处不吃公。

　　口中没有味，开个现场会；要想解解馋，组织检查团。

　　要想换口味，多开各种会；要想多喝酒，基层走一走。

　　年终工厂闹兮兮，客人一批又一批；消防队来查消防，防疫站来查防疫；

　　普法办来查普法，计生办来查节育；市总公司搞评比，区爱卫会选红旗；

　　税务分局前脚走，后脚来了物价局；谁来都要厂长陪，谁来都要摆宴席；

　　……

　　早吃晚也吃，有客陪着吃，没客自己吃，有钱大胆吃，没钱赊着吃。

　　古人云：“食色性也”。吃喝是人的生理欲求，是人自身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然而吃“自家”与吃“公家”却是不同的。吃“自家”要掂掂口袋中的银子，吃“公家”则没有这份忧虑，可以“穷吃”。当然，光想吃还不行，还要找个理由把“吃”和公家的事联系起来，吃也要吃得“名正言顺”。于是，那些馋官们便巧立名目，什么现场会、评比会、下基层、搞检查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吃得是那样的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这一吃，经“抬轿子”的人一宣扬，还会落下个“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思想解放”的好名声！

　　当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

　　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这首仿毛澤東七律《长征》韵，形象地活画出了一部分为官者腐朽糜烂的物欲、肉欲生活。有着如此追求的官员，怎么能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怎么配称人民公仆？在吃喝成风的时代，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算啥罪？”“只要两袖清风，何惧一肚子酒精！”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國还是一个发展中國家，物质生活还不是很富裕，有不少人还仅仅停留在温饱线上，更何况还有不少下岗工人、失学儿童需要救助！

　　公款吃喝挥霍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百姓反映强烈。为此，仲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下达了许多杀吃喝风的文件，采取了许多必要的措施。比如，１９８９年，中央发文明确规定，工作餐不准超过“四菜一汤”。不可否认，中央的举措在一段时间内，对遏制吃喝风的蔓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些馋官们变着法子、换着花样顶风吃。

　　四菜一汤，四盆一缸；四菜一汤，糊弄中央；下乡“便宴”，哄骗地县。

　　四菜一汤，因人配方：一等人山珍海味甲鱼汤，

　　二等人鸡鸭鱼肉三鲜汤，三等人白菜萝卜豆腐汤。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吃工作餐，不就是吃与工作有关系的餐吗？那吃会、吃基层、吃检查……就对了。至于“四菜一汤”那就更好办了，坚持“四”和“一”不动摇，至于是四个盘还是四个盆，是一个碗还是一个缸，乃至于那盘里、盆里、碗里、缸里，是放山珍海味还是白菜萝卜，则可灵活掌握。因而，公款吃喝风，在那些馋官们那里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首新作《如梦令》便反映了这种现状：

　　今夜笑谈声骤，满桌剩肴残酒。

　　试问宴中人，却道“报销依旧”。

　　知否？知否？莫令吏肥民瘦。

　　再看《请吃》：

　　下去视察请吃；上来汇报请吃；干部上任请吃；人员调离请吃；

　　公司开张请吃；企业倒闭请吃；项目上马请吃；工程下马请吃；

　　道路破土请吃；道路竣工请吃；会议开幕请吃；会议闭幕请吃；

　　致富请吃；扶贫请吃；庆功请吃；挨罚请吃；任捐请吃；

　　救济请吃；节庆请吃；没有节庆弄个节庆也吃。有道是：

　　厂庆队庆矿庆社庆店庆校庆处处可庆，

　　卅年廿年十年五年两年周年年年能吃！

　　兴也罢衰也罢生也罢死也罢喝罢，

　　穷也罢富也罢荣也罢辱也罢醉罢！

　　“只要为集体，咋喝咋有理”，“为集体”，公款吃喝似乎就有了充分理由，“不吃不喝，怎么工作”：“把胃献给黨”，公款吃喝似乎就具有了革命的悲壮性。

　　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

　　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算多少；喝多喝少要喝好，会喝不喝就不好。

　　一口全喝光，这样的干部要到中央；

　　一口见了底，这样的干部要抓紧提；

　　一口喝一半，这样的干部要再锻炼；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黨放心；

　　能喝一斤喝八两，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黨；

　　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得调走；

　　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这些劝酒辞，形似戏语，实则反映了一部分干部生活的一个侧面。同级劝酒，“感情深，一口闷”，若不然，则是“感情浅，舔一点”，这样“革命小酒”便有了协调关系、增进情感之功能。小官给大官劝酒那必定是双手举杯，一口先闷，外加歌功颂德的“好话”，谀气十足的表忠心“誓言”；更有“公关小姐”在旁插科打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俺给领导来敬酒。您在上，俺在下，您说几下就几下；您在上面好辛苦，俺在下面好舒服……”那些官们被说得飘飘欲仙、心花怒放，好不喜欢！“吃半天，喝半天，酒足饭饱睡半天。要办的事等明天，天天如此赛神仙。”这样的大吃大喝，“喝得机关没经费，喝得伤肝又伤胃，喝得老婆分开睡，喝得告到了纪委会”，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也势必影响到黨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

　　从８０年代以来刮起的这场公款吃喝风，使得官场孳生出各种腐败现象：滥用职权，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做事无原则。人民群众对于这些腐败现象极为不满。于是，有关官场的各种顺口溜便不胫而走。

　　公仆忘姓公，拉帮结弟兄；利用手中权，有无互相通；

　　你给我封官，我拿钱你用；吃喝嫖赌舞，朝暮同轻松；

　　福来大家享，祸来齐钻洞；桃苑香烟熏，不辨西与东；

　　黨纪和国法，当我耳边风；群众苦与利，任随雨水冲；

　　抱团臭味投，爬练成蜈蚣，社會主義墙，防它捣鼓空。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干部像这段顺口溜所说的，无视黨纪国法，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利，为所欲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拉帮结伙，吃喝嫖赌，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是国家的蛀虫。他们“心里想一套，开会讲一套，做的又一套，就是不见效”，说得是“织锦缎面”，做的是“破麻袋片”。群众用《爱黨胜过妈》来讽刺他们：“爱黨胜过妈，爱国胜过家；黨就是咱妈，国就是咱家；没钱跟妈要，没吃从家拿。”这样利欲熏心，腐败变质的“公仆”们，工作起来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请看《谈判技巧》：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

　　吱溜一响，有话好讲；香烟一衔，各事好谈。

　　再看《办事效率》：

　　送上美女主动办；送上钱财推着办；无钱无女靠边站。

　　这两则顺口溜描绘了一部分官员的工作情状，表达了群众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极度不满。另有一则顺口溜这样描写某些领导：

　　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

　　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

　　他们“上午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骰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享乐上。那么，工作成绩怎么交代？也好办，“匡匡估估，报给政府；估估匡匡，报给中央；干部升官，人民遭殃”，儿戏般就处理掉了。这则顺口溜一方面表达了群众对某些部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现象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统计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全都服从于领导的决策算计。统计加估计，上下通通气，大家都满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领域里，官场中热衷于在数字上玩把戏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有人巧妙地用数学上的概念编了一段顺口溜来讽刺统计上的腐败：上级来核对产量——对数；书记不知亩产量——未知数；拉来统计细研究——商数；以薯当粮报产量——代数；夸说亩产一万斤——虚数；上级还嫌不够——小数；书记随口添几万——加数；真是荒唐亩产量——无理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分不开的。他们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发，只凭数字报表来评价基层工作，因而便有了：

　　政绩不够，数字来凑；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一言中的，多么精辟！一些官们之所以敢“玩”数字，是因为“官出数字”，数字可由官根据需要来定，尔后又较容易瞒天过海；之所以要“玩”数字，是因为“数字出官”，上级考察下级不注重实际，主要看其数字，其奖惩升降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取决于数字。这样，官的竞争，就变成了数字的竞争。数字里边，不但有位子，而且有票子；至于数字的真假，在官僚主义风行的时候，有谁来管？

　　产值要高，政绩要大；

　　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

　　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

　　高了还要高，不然乌纱掉。

　　为有数字能升官，

　　敢把牛皮吹上天。

　　年初撒个谎，

　　年终得个奖，

　　来年提个长。

　　不怕群众不满意，

　　就怕领导不注意。

　　只顾自己政绩高，

　　不管后果好与孬。

　　假冒伪劣产品，坑人误事，甚至害人性命，有人却能因此暴发。有些干部似乎从此恶风中得到某种启示：造福不如造假，实干不如浮夸。“别人都夸我也夸，不吹不夸是傻瓜”，于是有些地方政府造假风骤起，并且屡禁不止，成为一种新的危害极大的腐败行为，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干部造假，贻害无穷，因为它坑误的是整个民族。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推荐干部，是黨管干部的重要体现；基层选举工作，是发扬民主，选贤任能的重要途径，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把“荐”变成了“定”，那群众只有消极地“举”。上面说“张三”，下面一片喏声“行”。本是庄严之事，结果却似同儿戏。不过，现在的基层选举已取得明显进展，有些地方直选、差额选举搞得有声有色。下面列举几则顺口溜，以提醒有关方面注意：

　　上面定人头，下面举拳头。

　　左瞧瞧，右看看，别人怎么办，我也怎么办。

　　工作看表现，划圈看籍贯；宁选自乡人，不选他乡“神”。

　　看上面脸色行事、投票随大流、“宁选自乡人，不选他乡‘神’”，都说明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要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首先要有良好的民主权利意识；而良好的民主权利意识，则需要长期的民主熏陶和实践。

　　全社会民主意识的加强与提高，是确保干部制度顺利实施的关键。不然，则势必孳生长官意志，破坏民主选举制度，干扰干部人事工作的顺利进行，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产生。因为在长官意志之下产生的官员，可以不必对政府和人民负责，只要上司满意、能保住官位就行了：

　　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听天由命；

　　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领导家。

　　一千块钱你别想，三千四千难商量，

　　五千六千挂个号，七千八千看看样，

　　不上万元难给帽。

　　副科升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大万。

　　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用我手中的钱，去买共產黨的权；再用共產黨的权，去赚更多的钱。”“贤”与“能”何从谈起？他们所坚持的是“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上级，吹捧与自我吹捧”的原则；具有的是《现代水平》：“左手拿酒瓶，右手拿文凭，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胸中藏着花瓶，后面跟着醋瓶，嘴里念着小平。”“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道走”。这些“四班倒”领导“工资一般不动；老婆一般不用；烟酒一般靠送；工作一般稀松”。他们败坏了黨风，涣散了人心，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因而，不铲除这些隐藏的蛀虫，就难以保证改革开放大业顺利进行。

　　　　　　　　　　　　　　　　　三

　　中國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国民经济形势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无庸讳言，８０年代以后在精神、文化等方面也的确出了不少问题。在某些领域里，精神文明建设瘫痪，社会道德滑坡，不正之风盛行，产生了很坏的社会影响。鄧小平先生曾说过，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恐怕就是指的改革开放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因而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请看下面这些顺口溜：

　　张思德不烧炭了，雷锋叔叔不接站了，

　　白求恩调出医院了，老愚公也不肯干了，

　　都下海经商——去了贸易货栈了。

　　喝酒改大碗了，送礼改现款了，

　　男女关系没人管了，还说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了。

　　５０年代人帮人——比学赶帮；

　　６０年代人整人——階級斗争；

　　７０年代人防人——万马齐喑；

　　８０年代各人顾各人——人心涣散；

　　９０年代见人就宰人——惟利是图。

　　大目标越来越小，小目标越来越大；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政治觉悟越来越低；

　　我为人人越来越淡薄，人人为我越来越浓厚。

　　在局部领域里，社会公德意识日显淡薄，社会公德水平也日见下降。关心集体的少了，只考虑自我的多了；见义勇为的少了，充当“看客”的多了……因此，一些人带着怀旧的心理，对５０、６０年代良好的社会风气羡念不已，啧啧称赞；对今日社会风气，则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大有今不如昔的感觉。上面这些在社会流传的顺口溜，就反映了这部分人的怀旧心态和迷茫情绪。仅凭这些社会风气就断言五、六十年代优于八、九十年代，显然有失偏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中期社会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何以社会风气胜于今？八、九十年代社会经济繁荣，何以今不如昔？当然，旧的道德体系正在调整、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体系正在重建的过程中，人们迷惘、困惑是不难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出问题的症结，加大新的道德体系的建设力度，教育包括黨政干部在内的每个公民都要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综观新时期以来的道德滑坡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流行。“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接受这种金钱观的人为数不少。甚至掉到钱眼里，成为金钱奴隶的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的眼里，金钱就是万能的。有了这种观念的人，什么信仰、理想、道德等便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

　　（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红旗挂满墙，好看不顶粮。该捞就得捞，不捞白瞎忙。

　　要做市场经济一块砖，哪里赚钱哪里搬。

　　金钱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当它用于该用的地方，人们一般不会去崇拜它。但一旦用于不该用的地方，并且显了灵，像买官、狱中捞人等，“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们便要崇拜它了。另外，在虚假盛行，社会信誉度低的情况下，人们对许多东西将信将疑，便会不信“远”，只信“近”；不信“虚”，只信“实”，只觉得口袋里的钱是最实在可信的，进而把图钱当做终极目的。因而，消除“拜金主义”，最为关键的是铲除产生“拜金主义”的社会根源。而事实上，“拜金”并非人人都能拜，真正能“拜”的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能人”。因“拜金”而从恶的是他们。故要批“拜金主义”，矛头应指向这些因“拜”而恶的人。否则，指向不明，泛泛而批，批而无力。

　　由此看来，根治不正之风，扭转社会风气，建立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应从官场入手。请看《精简于“加肥”》：

　　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

　　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

　　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

　　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

　　这则顺口溜反映了９０年代初某些部门在精简机关人员时出现的一些怪现象，群众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嘲讽。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好转，特别是黨和政府的高级机关，收效更为显著。不过，在一些基层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还仍然存在。“书记的儿，厂长的侄儿，科长的外甥没旁人”：“亲家局、夫妻科，儿子开车老子坐，外甥打水舅舅喝，夫妻办公桌对桌”。这些顺口溜或许带有较多的夸张成分，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官场的恶习，在某些领域里确实还有残留。

　　共產黨人应以江澤民總書記的“叁個代表”为己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大公无私；共產黨的干部，更是人民的公仆，不应为自己谋私利，也不应为亲属谋私利。然而，确有少数干部，如近年来查处的王宝森等巨贪，深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将黨的宗旨抛到脑后，拼命地捞票子、谋房子、保位子，不仅自己花天酒地，还为其亲属营造腐化的温床。这是权力腐败的一大现象，也是百姓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有了这一畸形之“源”，必会孳生出各种怪胎之“流”：

　　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饭不怕贵，公款就行；

　　学不在深，有爹就灵；分不在高，后门就行；

　　调动不难，送礼就灵；奖状不在大，发钱就行。

　　老子赋闲而不闲，妻子无权胜有权，条子无腿走千里，公子无本挣大钱。

　　只吃不带，作风正派；又吃又带，不算意外；不吃不带，才算意外。

　　春眠不觉晓，麻将声声了；夜来风雨声，输赢知多少。

　　一些事无人做，一些人无事做。

　　不做事的盯住做事的，使他成不了事；

　　做事的往往敌不住不做事的，最终成不了事。

　　厂长书记漂洋过海，科长股长深圳珠海，车间主任五湖四海，一线工人刀山火海。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

　　任劳任怨，永难如愿；负责尽职，必遭指责；

　　会捧会献，杰出贡献；不拍不吹，狗屁一堆；

　　全力以赴，升迁耽误；推拖栽赃，宏图大展；

　　频频建功，打入冷宫；苦苦哀求，互踢皮球；

　　会钻会溜，考绩特优；奉公守法，做牛做马。

　　拿回扣，压价让价；挪公款，弄虚作假；

　　骗钱财，摇唇鼓舌；吞国财，笔下生花；

　　捞好处，巧弄权术；偷漏税，哄骗国家；

　　为升官，赌注钱物；求政绩，虚报浮夸。

　　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

　　握着纪检的手，混身上下都发抖，

　　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

　　握着老婆的手；一点感觉都没有；

　　握着情人的手，仿佛回到十八九。

　　新干部在腐化，老干部等火化；农民离村自由化，工人階級没钱化。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三等公民搞租赁，汽车洋房带小姘。四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手术刀，割开肚子要红包。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也来钱。

　　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挣钱。

　　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

　　无需多举，百姓对这些与官场有联系的社会风气之憎恶，已不言喻了。

　　民谣、顺口溜是民情的反映，是百姓的呼声，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讽刺劝戒赌徒的《赌徒之“酷”》：“大墨镜，啤酒肚，雪茄一叼吞又吐，麻将桌上大摆谱，一掷千金不在乎——嘿，真酷！　家有孺子和老母，妻子病重要手术，电话打到赌场里，‘老子没这闲功夫！’——哼，冷酷！　屡败屡战不服输，押了住房押妻孥，最后搭上手指头，衣服扒光血如注——唉，残酷”；有讽刺视爱情如游戏的“无须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新婚如闪电，离异似秋风；今夜花好月圆，明朝各奔西东”；有反映农民不堪“三乱”之苦、表达农民迫切愿望的“头税（农业税）轻，二税（乡统筹和村提留）重，摊派是个无底洞”、“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土地不要动，负担不要重，粮价别太低，干部别太凶”；有表现人们对假冒伪劣产品愤怒的“假货不要紧，只要钞票真，‘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坑国家，害天下，丧尽天良求暴发”；有反映人事档案造假的“工龄越来越早，年龄越来越小，文凭越来越高，资格越来越老”；有表现在应试教育下，学生负担过重，因而产生反抗情绪的“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等等。

　　中國新时期民谣、顺口溜，保持和发扬了中國古代民歌、民谣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是新时期民情民意的反映。它以讽刺为主，以幽默见长，夸张、借代是其主要的修辞手段。它形式短小灵活，语言通俗活泼，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尽管有时存在存在着一偏概全、言辞过激、语言粗俗等现象；但就整体而言，它质朴、健康，充满了生活气息，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望。因而，我们不能仅仅将它视为消极的牢骚，要善于从中寻找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完善市场经济前提下的政治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创建良好的文化体系和新的道德体系，消除不合理现象，使改革开放大业健康顺利进展。惟有如此，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我想，这也正是新时期民谣、顺口溜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宋阜森

　　众所周知，最近的20多年，中國一直在致力推进自己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规模由小到大，与此同时，对中國发展前途的信心与怀疑也在两极化地增长，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中國是否能把握得了现代化？或，现代化与中國国情到底能否顺利“磨合”？怀疑论一方的担忧是：现代化有可能导致中國现社会结构的崩溃。主要根据是中國目前失业压力过大，入世后国外竞争加强，当地农民失去保护屏障，政府和执政黨内部的严重腐败现象，过时的财政管理制度酝酿潜在风险，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环境与生态资源恶化减少，及社会综合治安状况不稳的趋势。于是，现代化固然是好，但以中國的具体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状况，却很有可能消受不了现代化，就好似熊掌燕窝虽是大补，但却不是什么身体情况都适用一样。

　　操作不当，现代化反会成为中國崩溃的导火索。有海外舆论认为，中國目前的执政黨和政府管理控制一个封闭落后的穷国还行，但可能拿捏不住现代化社会，尤其是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动荡状态的社会。更极端的看法，以美国版新书《中國即将到来的崩溃》为例，乃预言五年之内中國内部将会有暴力起义推翻政府。据说中國的体制内部，最近也有报告认为加入世贸会带来更多危险和压力，集体闹事请愿，恶性发泄报复等活动会愈来愈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对中國的发展前途抱有信心还是充满怀疑，主要取决于观察思考这个问题的层面和角度。看中國问题没有历史感不行，有5000年文化的中國不是才有200 年记录的美国，中國的事情往往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纵观中國的近现代历史发展曲线，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走下坡路，1937年南京大屠殺跌到谷底，然后又跌跌撞撞地挣扎了约40年，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才步入发展壮大的正轨。首要的结论是：中國和中华民族，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都会当然处在上升腾飞的正面状态，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众望所归。人心向背将决定中國的前途。

　　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导致谬误和错判。笔者在新著《第三类把握》（见下编者按）一书的前言中也表示：“在21世纪，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历史使命再清楚不过：振兴古老的文明，一改前150 年的颓势，恢复自己作为世界主流文化应有的特质，创造力和领导地位。”

　　由此，第二个结论是，中國和中國人民必定有能力，有耐心，有智慧，去克服困难，成功实现现代化。譬如，最新统计表明，中國社会阶层中目前发展成长最快的，是中产階級，10年后中國的中产階級人口可能接近4 亿。而现代化市场，民主、法制和公民社会的基石，就是中产階級。而中國官方则提出要从原先狭隘地代表工人农民，转变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新思维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第三个结论是，培养现代化的智慧和能力，可帮助减小社会转型负作用的影响震荡。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努力最重要，一是主动，二是深度。主动是指要抢先扼住问题与挑战的关键要点加以解决应对，要依靠知识、信息、科技和民意。再者就是推进现代化的深层掘进，不能只作面子文章。譬如在争取外资的问题上，如果只热衷拿了外资拼命上项目，却疏于管理、培训、科技、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努力，不能早日收回投资开始盈利，最后被外资套牢，金融危机发生的风险就愈来愈高。最近南美的阿根廷因外债过多过重而发生全国性经济骚乱，就是一反面教训。

　　在即将到来的2002年，中國是否能持续稳定，同时具创造性地成长发展，希望以上三个结论，能有助于这方面的预测。

　　编者按：作者过去在《联合早报·众议园》专栏中发表不少作品，深获读者好评，现经进一步整合提升，连同其他作品集合成书出版，取名《第三类把握》，全书分成三个模块：观念之推敲、标准之沉浮及对策之得失。该书由上海文化/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目前在上海书城（ www.bookmall.com.cn）有出售，不久将发行到全中國及世界各综合书店。

　　作者:伟达

　　从12月23日0 时开始，北大和清华的闭路电视停止播出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电影台、阳光卫视、音乐频道CHANNEL V 和体育频道STAR SPORTS 等六套“境外”电视节目。北大和清华的黨委宣传部通知说，这是为了执行国务院1993年10月5 日颁布的129 号令－《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进而根据广电总局和北京市的部署和要求实施的。

　　据《北京娱乐信报》12月13日的报导，北京市在12月12日召开了北京市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专项治理工作会议。要求限期拆除不符合规定安装的电视接收设施。报导还引述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的话说，按照国家规定，接收传送境外电视必须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但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安装接收境外电视。这些违法活动扰乱了卫星接收管理秩序，破坏了法规的严肃性。报导中还指出，符合申请接收境外电视的单位有：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居住的公寓以及因工作需要的单位。

　　政府的这次举动在各主要媒体上都有过报导。政府部门放言，要求各单位、部门及个人首先自查，拆除私自安装接收境外节目的设施，违者将遭受相应的惩罚。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发生在中國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对中國传媒市场进行的一次新的清理整顿。其含义和影响与过去的报刊整顿有所不同。在表面看来，政府宣称是力图维护有关法规的严肃性。这似乎言之有理，并且证据确凿。但把政府的行为放在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背景下来看，这更象一场闹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

　　中國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清除大量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并确立新法规是依法执政的前提。但正如目前各政府机构大规模清理的文件和法规一样，1993年颁布的“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也需要进行审查。

　　放在现在这种信息技术日趋完备，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经济份量越来越重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通常应该是如何鼓励和提倡老百姓从多渠道获取信息并利用信息，但中國对整个信息生产和信息流动却一贯持限制的态度，逆历史潮流而动。单以电视行业为例，我们不仅不在国内开放这个领域，不批准民间资本投资办电视台，甚至连看电视也给你划定范围，外国的电视不准看。我们看看符合申请接收境外电视的单位都包括：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居住的公寓以及因工作需要的单位。也就是说，中國的政策是外国的电视只能是外国人看，或者中國极少数单位和个人诸如新闻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等能收看，普通老百姓获取信息的权利大大受限。我们倒是没有见到禁止外国人看中國电视的限制。在对待国人和外国人的问题上，我们在进行自我歧视甚至自我虐待，在这里没有公平公正的道义可言，这和WTO 规则相去甚远，这样的法规应成为修改或废除的对象。不能因为说这不在中國加入 WTO承诺之列，我们就有理由好好地作茧自缚。将中國人一个个变成傻子，不仅见到政府官员和警察自觉低人三分，连见到洋人也必须矮人一等。其实在中國的很多领域都有这么个怪现象，外国人和外国私人资本可以进入，中國人和中國的私人资本就被禁止。这不是悲剧是什么？

　　8 、9 年前出台的这个法规试图整顿当时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但这些年后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反而更是呈燎原之势，这说明这个规定本身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是它违背了人心向背的规律，另一方面其执行成本也太高。法不责众，如果一项法规普遍被不遵守，那它就不应该再是法规。非法之法不是法。无论从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和现实操作管理来看，修改这个规定都是必要的。而在此之前，过份强调去实施它肯定不是因为所谓的“扰乱了卫星接收管理秩序，破坏了法规的严肃性”。

　　实际上，政府大肆干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利益驱动。政府已经认识到传媒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而且也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产业。包括前面提及的凤凰卫视等境外节目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日渐上升。无论是对音乐、体育的报导还是对911 事件的追踪上，人们已经感受到境外电视节目的新闻性、娱乐性都大大超过了国内电视节目。随着境外节目收视率的上升，国内企业也纷纷到境外媒体上投资做广告宣传。凤凰卫视的广告几乎全部来自于大陆公司或市场定位在大陆的外国公司，这事实上“侵蚀”了传统上属于国内媒体的垄断收入。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少数垄断性媒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在其他领域进行的所谓“强强联手，提高竞争力”办法类似，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中國国际广播电台、国家有线电视网络等几家单位在政府直接干预和支持下被撮合成了一家大型集团公司，旨在应对国外传媒集团的竞争和渗透，增强谈判力。

　　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为什么行政性干预根本不是解救和发展中國传媒产业的有益措施。首先我们应该肯定政府对传媒行业认识的变化，尽管这种认识可能源于某些直接的甚至是不合法的经济利益。中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没有明确涉及传媒行业开放的条款，但人们已经认识到传媒产业的开放是迟早的事情。事实上，境外媒体已经以各种方式在大陆逐渐生根发芽，并被人们喜闻乐道。而最近，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都正式获得了在广东省的落地权，其中包括新闻集团参股的凤凰卫视，交换条件是它们必须在美国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某些节目。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目前除了广东省的普通老百姓可以有享受到观看部份境外电视的选择权外，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自由。

　　作为广东之外的普通观众，恐怕很难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20多年广东人处处占尽先机，而在迈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时他们还是要比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特权，如果我们能够容忍过去因经济资源稀缺而人为制造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为什么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还要人为制造信息权利的不平等呢？实际上，政府是以牺牲大众自由的做法，去保护少数垄断阶层的经济利益。政府把我们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望，变成和别人讨价还价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影响力和收入与外国媒体在中國的影响力和收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不知道政府是怎样保护和度量所谓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但每一个普通人知道，如果我了解信息的渠道被减少，如果我的选择被减少，那我的自由就减少，我的利益就肯定下降。相反我的利益才会增加，而我的利益增加，每一个普通人利益增加不就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增加么？

　　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某些电视节目并不因为它来自于境内还是境外。喜欢或需要是很个性化的东西。凡是不被人们喜爱的东西最终会被市场淘汰的。谁想在这上面大包大揽就是自寻烦恼。广东人就不热衷凤凰卫视而喜欢香港其他电视台的节目。

　　政府要么是担心境外电视节目不是用汉语，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于是就一定要替别人看后再转述，那北大和清华等培养人才的地方就不必让政府费心，政府可以把钱和精力用在别处。政府对境外的汉语电视节目有什么限制的必要呢？政府要么担心境外的汉语电视节目比自己的高明，怕老百姓看了之后对政府的电视台倍感失望，于是想关上大门，让人们天天在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电视节目中自我陶醉，不让人们知道外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蠢事。这种想法在若干年前通信技术不发达和经济封闭时或许还有些作用，就象当年我们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解救一样，但现在我们很容易就观察到这并不是事实。一成不变继续采用这种治国方略岂不是鸵鸟政策。政府要么是担心老百姓的智商太低，怕人们被“腐朽堕落的歪曲的境外电视”误导，进而需要高智商的官方机构先过滤，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高尚的”认识。这种假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的思维是荒谬可笑的。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政府限制国人获取更多信息的做法都将被证明是闹剧，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来源：读者推荐

　　作者:白马生

　　　　　　　　 ——一个老百姓对军队道德的批评和期待

　　北京市民是天生的语言大师。30年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句“顺口溜”：“黄牌软，蓝牌硬，白牌开起来不要命！”意思是说：地方一般单位的司机（黄牌）开车比较小心谨慎，政府机关的司机（蓝牌）开车就有点牛气，而部队司机（白牌）开车简直就是横冲直撞了。

　　尽管事实并非全都如此，但是，这句“顺口溜”却惟妙惟肖地地描绘了不同单位的司机的特征：地方一般单位的司机拖家带口，一旦出事故，不但个人“饭碗”难保，而且单位也赔付不起，因此，他们开起车来当然格外小心，对行人的利益与交警的批评也比较照顾和服从。政府机关的司机虽然也属于地方，但是，因为接送领导、见过场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单位可以负担，有时领导还会说情，所以他们对行人与交警的态度也就相应地就比较硬气。但是，最牛、最横的还是部队司机：他们大多是未婚者，无牵无挂；年轻气盛，爱开“英雄车”、“风头车”；加上几年后转业复员，交通违章记录不会转到老家；一旦发生事故，交警也不能单独处理等等，因此，部队司机开起车来就像“拼命三郎”，连交警都要畏惧三分。

　　虽然30年来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但这句“顺口溜”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不是因为我记性好，而是因为现在情况几乎依然如故，尽管地方、机关、部队的车牌子的颜色有所变化。

　　为了避免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我想只举几个亲身经历的事情：

　　（1 ）几年前我曾经搭乘一辆小车从机场回家。在北三环的某处，因为司机车速过快，刹车时车身竟然猛转90度，横在路中。好在当时后面没有追尾车，否则，结果不堪设想。这是一辆军车。

　　（2 ）一两年前我偶然乘车经过复兴路一带，红灯亮时，两边车子全停。但就在绿灯重新亮起之前的一刹那，只见对面一辆车“呼”地冲出了白线。我瞥了一眼：又是一辆军车。

　　（3 ）10月25日早上，我在北四环金五星家具城前，由北向南沿着人行横道线、穿过辅路走向过街地道时，一辆白色小面包由东向西疾驶而来。由于我已进入路中，按说这辆小面应停车让我先过，但是，那司机视若无睹，依然滑行，我被迫后退，结果车头右侧反光镜碰到了我的身体，然后才停下来等候进入主路。我清楚地看到，这司机两眼紧盯前方，好象啥事也没发生。于是我只好从它后面绕行，因为生气（再偏一点就压着我了），我右手拍了一下车屁股。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结果可想而知：一场对骂。车里坐着的两人也帮腔：三比一。好在当时是上班高峰，后面的车子不断按喇叭，这三人不好恋战，只好甩下几句脏话离去。不用说：又是一辆军车。

　　这些事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