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并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正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muckraking）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更发人深省：腐败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使之良性发展……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这种经历，使他既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低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开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都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种种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各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他的一些“揭丑”性报道渐渐引人注意，供职的报纸销路因此大增。但他马上就发现，“一份报纸真的犹如一位女性或政客。当它年轻、诚实、充满理想的时候，它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影响的人们看到这一点，看到它的用处，就试图占有它。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获得并保有它，进而利用它，滥用它，最后毁灭了它。”（第232 页）他感到，如果真想做一番事业，一定要有自主的舞台。几经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麦克卢尔》杂志的老版麦克卢尔（S.S.McClure）的诚心之邀，出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以此为平台，他真正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他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其腐败情况。他发现，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样。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第329 页）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原因。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

　　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黨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第369 页）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腐败的主要特点就是官商结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who ）、而应追问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败。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这些都是以立法腐败为前提的；保护性关税、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中的放宽或‘保护’要求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提携’。

　　……‘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第417 页）

　　“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小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当然，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并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长期、普遍的腐败导致了道德的普遍堕落，只要有机会，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捞白不捞的想法，谁有机会都会“捞一把”，连最起码的罪恶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见的是许多选民将自己的选票卖给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镇上，贿赂已经公开化了，而且不再称为贿赂。付给选民的钱，不管是2 美元、5 美元还是20美元，都被称作是对选民‘计时付酬’。”（第391 页）因此，他希望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第357 页）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对腐败的重要基础。

　　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姑且不论政府的实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总统、国会和政府部门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第505 页）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即“老罗斯福”）总统。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罗斯福本人为官可谓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确实为之努力。

　　但当谈话深入到他的某些具体法令法案时，罗斯福总统坦言，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他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对此自己也时有忐忑，因为参众两院并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点，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也是一种贿赂。对此，罗斯福勃然大怒，坚决否认这是一种贿赂。斯氏则穷追不舍：“总统先生不是曾说过，尽管参议员们所行不端，你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吗？”罗氏答曰：“不错。”他又问道：“总统先生也曾说过，为了笼络某些参议员，你不得不对他们的的人选委以官职，不知正确与否？”“不错。”罗斯福答道。斯氏于是得出结论：“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总统先生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票而不惜授之以利吗？”但罗斯福仍然否认这是贿赂。这时，斯蒂芬斯反复向罗斯福说明，“这正是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贿赂。因为这种做法是以公薪的名义花人民的钱，而不是动用参议院的钱，况且如此作为便仅仅是为了赢得由人民选出的参议员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愿的议案！这已经不仅仅是贿赂，遮遮掩掩、数目不多的贿赂了。而正是这种做法，引发了现在总统和人民鏖战正酣的腐败机制。”（第505 页）他越说越激动，而罗斯福总统似乎已被他打动。于是他趁机动员罗斯福总统说出为了得到一名参议员的支持，哪一次委任是他最难接受的。几经踟蹰，罗斯福终于说出某位参议员与他私怨甚深，总在政治上与他作对，阻挠他要通过的每一条议案。于是，他不得不任命这位参议员的情妇的弟弟当某市地方检察官。以后，果真就很少遇到这位参议员的刁难。对此，斯氏一针见血指出：“总统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觉到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参众院收买选票，以求得到人民选举的那些代表的支持。”（第506 页）当斯蒂芬斯把这些报道出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罗斯福又将他召到白宫。怒气冲冲的罗斯福指责他滥用文字，居然公开说它是贿赂和腐败。一些随员嚷嚷道：“什么文章！简直一派胡言！”一位部长指谪说：“这是诽谤，总统先生，这已经构成了对美国总统的诽谤。”斯氏故作惊愕地反唇相讥：“还不至于那么糟吧？阁下是想控诉我诽谤总统，对我进行审讯吗？那阁下能否告诉我，我可以要求总统为人证，证明我所说一切都是基于总统本人所述……”（第507 页）几经交锋，罗斯福总统火气稍减，只是把他赶出白宫。

　　不久，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s），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傍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但平心而论，作为政治家，罗斯福总统有时确实不得不与一些议员妥协，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政治，不仅要考虑是与非，还要考虑行与否，总是要看时机，总会有妥协，以“书生之见”衡量，确实不那么“干净”，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见才得以实行。但媒体毕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政治与媒体，各有各的“规则”。然而从总体上说，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恰恰是为正直的政治家减少来自腐败势力的压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协。

　　调查各种腐败现象，揭开重重黑幕，其难度之大自可想象，不少情节令人惊心动魄。但笔者以为，更严峻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媒体自身。由于经常刊登重要反腐文章，《麦克卢尔》杂志名声大振，销量猛增。但斯蒂芬斯发现，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他发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先是广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它们重要的广告客户。后来有几次，杂志主编反复劝他撤下揭发某些大商业集团内幕的文章，有时甚至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强行撤下他的文章。

　　他震惊了：“这位当家的主编不得不被别人当家”，“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预！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庐的记者一样被老板牵着鼻子走。”（第461 页）由于屡受掣肘，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终于集体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美国杂志》。由于大家共同努力，《美国杂志》很快就打开局面，影响力与销售量齐头并进。因为这是他们买下的杂志，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人都有可观的收入。这时，当初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提醒他“悠着点儿”，“因为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还是需要朋友的时候。这一点我却没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我就会陷入我过去曾嗤之以鼻的经济的操纵之中了。”由于文笔依旧犀利如常，他的同事也不好再提醒他注意，只是不时给他送来进度报告，告诉他发行量增加多少，广告增加多少，利润增加多少……“用不着多说，我心里很清楚《美国杂志》碰上了难得的成功机会了，而且我们每个人没准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但这却使他内心痛苦不堪：“我带着几分痛苦和羞耻注意到，尽管我对自己撒谎，但我实在是很悠然自得。一切都是自己所为，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被我自己的钱收买了，被挣钱的前景收买了。”（第503 页）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他决定离开自己参与创办的《美国杂志》，成为自由撰稿人。此时美国的报刊业早已完成大众化过程，各种类型的报刊此起彼伏，种类与发行量每年几乎都成几何倍数增长，在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中蓬勃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斯蒂芬斯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同时为全国大约100 家报纸撰稿！或许，其中一些报纸老板确是出于职业道德，但更多的无疑是为了扩大销量。大众总是对公众人物的方方面面深感兴趣，对各种内幕津津乐道。但不管媒体主观动机是纯正还是迎合市场，客观效果却是使媒体充当了反对腐败的重要工具。其实，媒体靠揭露腐败谋利不仅正常，而且这可能是一种更持久、更普遍、更强大的反腐动力，因为道德高尚、有强烈正义感、甘冒种种风险而不计得失反对腐败的毕竟是少数。事实说明，媒体实际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成本极低的反腐资源，倘不充份利用，至为可惜。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 页）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

摘自中评网

　　作者:雷颐

　　一部中國近代史，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死，能比其他人的死更让我们震惊和悲痛了。如果我们的良心还没有泯灭，我们就应该为他而歌哭；如果我们还有泣血的能力，我们就不能不为他而泣血。

　　宋教仁，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國掀起了民主政治的旋风。他心怀民主的梦想，要耗尽自己的良知和才智，完成中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宪政理想。只可惜，他错生在一个没有规则也没有人想认真遵守规则的国度里，只能在３２岁的时候就攀上了人生的最高峰，之后戛然而止，惨然而逝。

　　宋教仁有着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宪政修养。宋在南京孙中山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凡临时政府法令，多是他一手编成。冲锋陷阵，首倡起义，当然会位居元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会给人痛快淋漓的英雄感觉。可是打打杀杀过后呢？我们的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建设？我们的人民到底应该怎样走上富与强的路？破坏旧秩序是解恨的，而建设新秩序呢，那将会是多么漫长而痛苦？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初，自觉地担负起了这种责任。

　　宋教仁有着坚定的民主理想和道德原则。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在讨论政体时，宋教仁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决主张实行内阁制。即民选总统，议会内部多数黨黨首任总理。可孙中山却声称，我可不愿谁把我放到神圣的位置上却干不了具体的事情。他不同意内阁制。他的声望毕竟大一些，同盟会同仁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实行总统制，即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

　　可是等到南北议和成功，总统权力将要移交袁世凯之前，孙中山却又一改初衷，力主实行内阁制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不认账。袁世凯从内心最深处无法容忍，没有他的允许，居然有人就会做说了算的总理。那我这个大总统又有个屁用？

　　宋教仁的好朋友谭人凤说过：“国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正是这个宋教仁，油盐不进。袁世凯送给他的西服，尺寸拿捏得非常精确，足见袁为了笼住他，也算是有了“三顾茅庐”的良苦用心。袁世凯又送给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可他却只用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时即让赵秉钧交还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曾想让他出任总理，可是他不干，他只想通过选举的方式当个堂堂正正的不受总统胁迫的真总理。宋教仁一再放横，于是袁世凯动了杀机。

　　但是对袁来说，杀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下决心的，何况要杀的又是人人皆知的精英人物宋教仁。

　　一直到了１９１３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黨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从老家长沙沿江东下，途经武汉、安徽、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在内心深处已经认定，自己的宪政理想就要迈开第一步了，他在杭州写下了这样的诗：“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语气中已明显流露出政府总理舍我其谁的气魄。

　　袁认识到了，再不杀宋，自己苦心经营的獨裁局面就保不住了，更别想做什么皇帝梦了。于是袁世凯终于下手了。时间：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地点：上海火车站。凶手：武士英，山西小贩。联系人：应桂馨，上海无赖。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

　　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我们已不可能指望能得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细节了。凶手武士英，在租界内的西捕房里一直活得好好的，可是刚转到中國方面的监狱，还没来得及仔细审讯，就自杀了。紧接着，幕后的主脑人物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被毒死。

　　宋教仁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在北京，宋教仁一度是住在赵秉钧家里的，和赵有过多次的深谈。他们在谈些什么？宋的民主梦想曾为赵所理解吗？宋的人格从未给赵带来一点良心的冲击吗？当赵秉承袁的意思布置暗杀时，一边是袁的强力，一边是宋的人格，赵秉钧的内心可否有过良心的痛苦和心智的折磨？所有这些，都因为赵死于非命而湮没了。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一个小小的法官，居然敢捋老虎的须子？后来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灵，知道自己的一腔鲜血，换来的是这样一种结局，一定会给气得欲哭无泪吧？

　　宋死，中國的一次民主萌芽被掐死了。连他的政治对手民主黨黨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神州真的与宋教仁俱沉了。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人物只出现一次，庸人和败类才可以批量生产。袁也许算是中國最后一个皇帝吧，袁世凯一死，中國马上进入没有皇帝却人人争当皇帝的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蒋介石以国民黨的名义武力北伐，统一全国，这种所谓的成功，已经与宋教仁当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了。

　　回首这段历史，充塞满眼的，只有尘埃，那是权势者在黑暗中舞蹈。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鲜血的思想是不是也早已为我们所淡忘？

原载：南方周末

　　作者:王枪手

　　沈阳市铁西区是中國工业厂矿最集中的地带之一，这里密布著沈阳市８０％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绝对数超过１０００家。保工街、卫工街、轻工街、重工街……铁西的大部分街道，都是以“工”命名的。这里曾经创造了光荣和奇迹。

　　时代流转，当国企为改革付出代价时，铁西尤痛。７５万人口的铁西，成为中國下岗失业者最集中的地带。“下岗职工累计１５万、失业人员５万。”这是该区劳动局的最新统计数字。今天，事关下岗者命运的中國社会保险改革，又在铁西率先拉开。所以，倾听下岗者的声音，无法回避这个地方。

　　１２月１６日，本报记者来到铁西，开始了为期五天的采访。

　　１２月１６日　第一感觉

　　夕阳的余辉笼罩著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站在昔日红火的建设大道上，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落魄。

　　沈阳实业电机厂门口，厂名中的“沈”字已经大部脱落，“业”仅仅留著左右两点。厂房空空荡荡的，里面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残缺不全。寒风吹打破窗，发出一阵阵的呜咽声。

　　记者紧接著在沈阳大拖拉机厂的职工宿舍楼经历了一幕“电梯惊魂”：记者从这座高楼上拍照返回时，电梯在六层戛然而止，旋即迅速下滑，快到底时才停住。记者余悸未消，问同梯一位老人：“这电梯没人修吗？”

　　老人苦笑说：“这是老毛病了，几乎每天都要犯。厂子黄了，哪里还有钱修电梯？”

　　这就是铁西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而这样的工厂在这里比比皆是。据沈阳有关部门统计：目前铁西区的国有工业企业中，六成以上亏损。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保守”的数字。

　　夜幕降临。记者乘坐的出租车从厂区驶入家属区——铁西工人村。出租车司机于光顺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里曾经是全中國最现代化的住宅区。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的就是这里。”

　　还没到晚上８点，工人村的街道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人了。楼群中灯光昏暗，一片寂静。于光顺解释说：“工人都下岗了，谁还有心过什么夜生活？”

　　在街上惟一可看见的灯火，是几个卖水果的小贩在摊头点的小灯泡。当我们的车子驶过时，摊主冲著我们大喝：“鸭梨！五元钱六斤！贱卖！”

　　１２月１７日　柴米油盐

　　对李长江的采访，是在他家的地上进行的。

　　这位沈阳轮胎厂下岗职工的家里，没有沙发和椅子。惟一的折叠凳被大家推来推去，谁都不肯坐。１５平米的房间中，除了一张碎木拼成的床之外，别无家具。用来盛放衣服和日常用品的，是墙角的两个旧纸箱。

　　李长江今年５１岁，１９９８年下岗，按政策只能领两年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现在已经拿不到一分钱了。

　　沈阳市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金”为每月２４０元，由单位负责发放２４个月。但如果厂子困难，就不能按时拿到。此后如果生活难以维持，可以到民政系统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２０５元。

　　李长江为那２０５元奔波过。但街道的人一查，说不行，因为在他家的角落里，还蹲著一台电视——２０英寸、最老式的那种，那是他的亲戚送的。“只要家里有电器，就不够特困的资格。”老李跟记者解释说。

　　李家三口的日常生活主要靠他爱人祝淑荣的退休金维持。每月月初，当祝淑荣领到这２４５元后，就开始精打细算：５０斤大米，５５元；一袋面粉，５０元；５斤豆油，１４元……余下的钱，会买一些便宜菜。对于五元一斤的猪肉，他们已经两个星期没问津了。

　　冬天来了菜价要涨。祝淑荣来到市场，一口气卖了８０斤白菜、５０斤萝卜。

　　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的是，祝淑荣有严重的颈椎病。十月初，是她今年惟一一次走进医院。但她拿到处方后，马上“逃”了出来。

　　她跑到药店，舍弃了药方中最贵的“大活络丹”，用身上仅有的５０元钱买了些便宜药。

　　这种办法在这里是很流行的。所以铁西的药店特别多，兴工街中段不足５０米的范围内，就有４家药房。

　　“你们没有医疗保险吗？”在街头一个下岗职工聚集的地方，记者问。

　　“扯啥呢，你！”一位中年男子不满地回击，“厂子连生活费都发不出来，还医疗保险个球！”对这个“幼稚”的问题，人群随即传来一阵哄笑。下午，记者在街上转了转，惊奇地发现这里几乎买不到中档的“红塔山”香烟，烟摊小老板对此的解释是：“这烟太贵，卖不动，所以干脆不进货。”

　　而在工人村农贸市场，猪肉每斤比沈阳别的区少５角钱，鸡蛋每斤少２—３角钱，百姓的购买量也很小。“但这不是好事。”农贸市场负责人担心地说，“长此以往，这个市场会逐渐萎缩的。”

　　到了晚上，这里的一些男子开始喝廉价白酒，在劳动公园，在街头巷尾，偶然还可以看见一些吆三喝四的闲人。当地一位记者曾就铁西治安状况做过调查，发现这里的案发率在沈阳位居前列，甚至出租车司机在夜间都不敢拉客去铁西。

　　１２月１８日　女人的坚强

　　早晨８点，工人村农贸市场的大门打开了，４００多个摊位的主人陆续拥入。他们中八成以上是下岗职工。

　　“一到冬天，我们就遭罪了。”摊主牟义美对记者说。１９９８年，她从沈阳重型机械厂下岗后，一直在这里经营水产。

　　此时沈阳的最低温度是零下２０度，刮著三四级风。而相当一部分摊主要在每日凌晨三点赶到附近的批发市场进货。微薄的收入让他们不舍得打车，在严寒和黑暗中骑车前行的滋味可想而知。

　　今天牟义美患了重感冒，坐在农贸大厅里直哆嗦。这里没有暖气，温度与屋外一般无二。但她坚持不点电炉子，她说电炉子太耗电。

　　牟义美把双手插进大套袖里，那里揣著“土暖气”————一只热水袋。她平时穿３７号鞋，但现在是４２号，因为套了六双袜子。

　　在冰冷的水泥台前坐了两个小时，牟义美才迎来第一个买主。对方狠狠地杀价让她难以接受，但又不肯放弃生意。最后，一斤虾以１８元成交。买主在临走时又往篮子里抓了一只，为此两人再次争吵了起来。“你要不给我，我就不要了！”买主的话让她不得不屈服。她把头伏在冰冷的水泥台上，对记者说：“这样我是要亏本的。”

　　尽管沈阳市有规定，下岗失业者做生意可以“减免一年工商管理费”，但条件是：这个下岗职工必须是首次自谋职业。而对很多经营者来说，他们自己出来做生意，是在几次不成功的打工之后。于是，他们就要交齐各种税，要交工商管理费、摊位租赁费。还有卫生费、报纸费、消防费……合起来，每月要数百元。

　　随著铁西企业的不断兼并破产，越来越多的的下岗职工拥向小生意场。人们之间开始了惨烈的竞争。工人村市场门口新开的早市，抢走了人们的不少生意。“现在，每月最多赚六七百元。”牟义美的收入，代表了工人村农贸市场摊主们的水平。

　　但失去工作的人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是，铁西区惟一一家官办职介所永远是人满为患。

　　“每天都要接待１００多名下岗职工，根本忙不过来。”职介所所长阎晓明说。她接受记者采访时已是中午１２点，但求职大厅里依然人头攒动。

　　在工人村附近的一些路口，则出现了若干个自发组织的劳务市场。徘徊在那里的求职者胸前挂著牌子，上面写著诸如“水暖工”、“电工”等自己擅长的活计。下午两点左右，气温回升，是他们最扎堆、最活跃的时候。

　　当记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就注视著你、追著询问你：“要不要人，要不要人，干什么都行！”

　　黄昏，记者在工人村巧遇李长江————那位轮胎厂下岗职工。“我的车丢了，那是用大家凑的２００多元买的。”他的语气满带悲伤和愤恨，“我真想剁了那个小偷！”

　　１２月１９日　“并轨”

　　在铁西劳动局的办公室里，就业指导科负责人张兴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再就业工作，是希望与困难并存。”这位基层工作者说，“缺乏资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从表面上看，都说是‘一把手工程’、‘民心工程’，可停留在开会和新闻报道，上面的实际支持还远远不够。比如说铁西区的就业经费，市里是一分钱都不拨的，全部要我们自筹。为什么我们区只有一家职介所，而且规模那么小，因为没钱。”

　　已在劳动部门任职多年的张兴国，经历了沈阳的安置下岗者的四个阶段：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称为“青年自谋职业”，当时下岗迹象刚刚出现；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称“再就业工程”———因为下岗人数猛增，“工程”浩大；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转为“再就业工作”；而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则把重点放在了“并轨”上。

　　２００１　年７月８日，国家社会劳动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在沈阳宣布：为期三年的社保体系改革试点工作，在辽宁省正式启动。其中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并轨”————此后，下岗者将直接拿“失业保险金”。保险金由社会保障系统发放，个人可享受２４个月。所以，下岗职工不再担心因企业效益不好，领不到“养命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社会化改革，也被列为“试点”的核心工作。对于铁西乃至沈阳全市７０万下岗职工来说，这无疑是个福音。

　　临近中午，记者又来到沈阳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潘国华告诉记者，沈阳的“并轨”工作正在进行中。省里要求２００１年年底完成３０万人，截至当日，任务已完成过半。

　　另据沈阳市政府透露：从２００２年起，政府每年将筹集２０００万元扶持下岗者。其中的１０００万用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经费；另一半则作为他们自谋职业的小额贷款。而当天沈阳电视台的节目中，也传来了改造铁西的好消息————明年，有关部门将对铁西进行重新规划，要打造“东方鲁尔”。而铁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一笔财富。

　　１２月２０日　希望与爱

　　这里很多下岗职工都爱听刘欢唱的那首歌：心若在，梦就在，从头再来。早晨８：００，牟义美照例摆开水产摊。虽然她仍要面对寒冷和病痛，但精神还算不错。“还有１０天就是元旦了，春节也快到了。”她盘算著，“每年到这个时候，虾呀、鱼呀都能卖个好价钱。”

　　李长江则赶往一个朋友家，朋友答应支援他３００元钱。马上，他又能骑著新三轮去拉活了。

　　工人村九马路的劳务市场里，那些胸前挂牌的求职者们，依然在寒风中倔强地等待著雇主。有人来了，有人来了！他们一拥而上。

　　而沈阳北方大厦里的劳动局官员们，仍在为２００１年年底完成３０万人的“并轨任务”忙碌著。

　　“我没力量想太远的事情，但日子得过下去。至少，为了我的孩子。”一位下岗母亲的话让人振奋。

　　而在李长江家徒四壁的屋里，几盆麒麟掌——一种类似仙人掌的植物——枝繁叶茂。“这花儿好活。”李长江说，“即使来年咱交不起供暖费，暖气停了，它也冻不死。”确实，希望并未因失去工作死去。而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原载《新的长城》

　　作者:社会采访日记

　　　　　　　　　　　　　　　　　一

　　国庆五十周年前后，网上有很多文章，称颂中國这五十年的的伟大成就。有的文章连纹革也一起称颂。这种现象也属自然。因为中國人如今确实特别需要自豪或自尊。

　　首先必须说明，任何人或国家都需要自豪和自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或国家必然自卑，见人矮三分，不敢和人争对错是非。这人或国家的生存机会，因此大受损失。所以任何人或国家为了求生存，必然需要自尊。

　　中國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受人欺负。满清和民国时代是受人侵略。共和国时代，由于志士仁人的牺牲和努力，总算不被人侵略了。但是仍然被人威胁：或是被人经济封锁，或是被人用武力分割。（朝鲜战争时美国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说是既不许台湾打大陆，也不许大陆打台湾）。或是被人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比如ＷＴＯ）。或是让人捎带着打一下（如在南斯拉夫），或是被人千方百计地分裂。（比如西藏新疆）。另外，中國在很多方面也确实落后。民国时代中國的大街上跑的是外国汽车，如今跑的车，据说有些在中國生产，却是外国的技术和牌子。在高新技术方面，中國在满清和民国时代落后于西方，日本和苏联，如今情形依旧。中國的经济虽然规模不小，可工业产值只是日本的六分之一。十二亿人民的政府收入，比东京都还少。

　　中國还是个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个受人威胁和挤压的国家。国还是穷国，人还是穷人。当然有些人能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掷千金，但他们一定买了外国护照，算不算是中國人，实在不能肯定。中國人在国际上受挤压的情况，出过国的感受最深：拿着富国的护照，世界各国（包括中國）都敞开大门。拿着中國护照，您为了那签证，不知要费多少力气。

　　正是因为中國仍然处于这种受威胁和挤压的状态，中國人才更需要自尊。

　　　　　　　　　　　　　　　　　二

　　中國人从什么地方找自尊？第一，别从印度找中國的自尊。有的人喜欢把中國和印度相比，说明中國经济的发展迅速。不知道为什么不和日本比。或者说，为什么不和美国比。难道我们的自尊，强烈到了使我们不敢和美国相比的程度？美国人对此会很高兴。有的文章还找出了不能和四小龙比的理由。照理说这四小龙同处中國文化圈，在历史上只是发达的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一直从天朝获得先进知识，中國的文化落后于他们，在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有人的自尊心脆弱如同苏打饼干，绝对不敢想象和日本相比。可谁都知道区区日本，当年仰望天朝，和他们如今崇拜美国一样。日本超过中國，只是这一百多年的事。三千年里面我们只输给了他们一百年，不正好用它对比并找出落后的原因？至于四小龙，我们只输了他们五十年，而且就是这有些人甚为自豪的五十年。当年的香港东京，如何能和上海相比？至于汉城台北，简直就是边远小镇。

　　自尊的脆弱，使某些人不能正视中國自己的历史。然后专拿中國和印度比。干吗不和索马里或海地比？至于印度，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有三千年的种姓制度，宗教传统根深蒂固，全国民族语言文化高度不统一，从来没有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所有这些，至今困扰着印度社会。中國和他正好相反。以上大问题中國全没有。馬克思甚至说“印度根本没有历史”。印度的圣雄甘地，反对现代工业技术。而中國从清朝的洋务派，就把引进西方技术，当做富国强兵之本。拿中國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相比，是不是也太辱没中國人自己的祖先？

　　而且，不管和谁比，也别依靠中國的统计数字。中國到现在统计上还用的是馬克思主义：劳动就是价值。至于这劳动给人民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也就没法管了。结果毁林开荒，破坏环境，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甚至害人的豆腐渣工程，统统算作产值。它们实际上是负产值。是有害而非有利的工作。中國的负产值，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多。如果你把大跃进或纹革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算上”，中國的统计本身就是有害工作。是信息负资产。

　　对于中國的经济发展，中國人的体验，比统计数字要可靠很多。我们知道，５７年以后，人民生活急剧下降。到了６３年以后才有所回升。在纹革之中，生活水平又渐渐下滑，到了纹革后期，很多人都是饿着肚子上床。在７０年代末，生活水平也没有恢复到５０年初的水平。真正生活好起来的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还是这种“感性评估”比较可信。

　　第二，从朝鲜战争中找自尊，还不如从抗日战争中找。对于朝鲜战争，我们应该有个科学的看法。首先，中國人是宝贵的，中國人的命和任何国民的命一样宝贵，所以中國的人命如果有牺牲，就应该牺牲得值得。而不是去换后果不明的东西。据笔者所知道，当年就有很多有识之士，反对中國大规模参加朝鲜战争。如今看来，这场战争的后果，是扶植了一个金日成小朝廷。让朝鲜人民如今过的日子，挺象中國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时的日子。这场战争，如果认真地研究，就会发现它八成是斯大林给中國作的一个圈套。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早就策划好的。苏联装备了北朝鲜的军队，并向南朝鲜发动了突然袭击。（当然找了南韩先攻击的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是否干涉朝鲜战争的时候，苏联弃权。他有否决权，但是他不否决。如果他投了否决的一票，联合国就不能派军队到朝鲜，至少不能大规模地派军队去朝鲜。中國也就不用派兵到朝鲜。中國人就能保留大量人命，并赢得宝贵的的时间，建设我们的祖国。但是苏联早把这事计划好。斯大林的国际经验，比毛澤東丰富不只二十倍。斯大林的计划是让中國和美国开战，使中美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二十年变成敌对甚至战争关系。我们知道，在共產黨攻进南京之后，美国的大使斯徒雷登并没有走。他还见过他的学生黄华，希望和共產黨建立关系。而且，当时的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十分不满和鄙视。因为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把美国给中國的援助的一大部分，直接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杜鲁门派人调查过他们，说“他们都是贼”。在解放战争期间，共產黨和美国政府一直有接触。美国资本在中國大陆，也有着极其巨大的利益。所以当时存在着新中國政府，和美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性。而这对苏联十分不利。自从二战结束，苏联和美国就在欧洲直接对峙。苏联极其需要一个和美国敌对的中國。如果让中國在亚洲和美国打一仗，对苏联的好处之大，怎么说也不过分。让中國打美国，而苏联自己不出面，对于苏联，那是最最美好的事情，是做梦都难梦见的好事。所以斯大林花了大脑筋，诱使中國和美国打仗。毛澤東就一步步地被斯大林牵着鼻子，钻进了这个圈套。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已经下令，美国军队无论在地面还是天空，都不得进入中國（中國也获得了这个情报）。为此引起麦克阿瑟极大的不满。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仲共得不到这个情报，或者杜鲁门不下这个命令，中國就根本不敢派大部队进入朝鲜。后来因为这个问题，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之间激烈冲突，杜鲁门在未事先通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在阵前撤了他的职。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根本就不想打中國。

　　中國人要保家卫国，只需要在鸭绿江严阵以待。斯大林的圈套作得实在也太欺负人，本来答应出动空军助战，临时变卦不出了。我们知道，和美国人打仗没有空军掩护，对中國人意味着什么。苏联为什么不出空军？怕给自己惹麻烦。据说斯大林通知毛澤東他不出空军的时候，毛也坚持要参加战争，这使斯大林流下眼泪——当然是喜悦的眼泪。

　　如此这般，中國宝贵的人命，就牺牲了许许多多。换来什么结果？换来金日成小朝廷的代代相传，和朝鲜人民的世世挨饿。

　　毛澤東以为帮苏联打了美国，苏联就可给中國军舰，台湾问题，也就可以解决。在这问题上，只能说毛先生又上了一当。因为我国一出兵朝鲜，美国就介入台湾海峡。给解放台湾增添了更大的障碍。这个当上到这里还没算上完，因为斯大林死后，苏联人继续玩弄毛先生，到了５８年终于亮出底牌：只能建立受苏联指挥的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由苏联人控制的大连。中國人用鲜血换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地位，中苏之间的友谊，也就只好到此为止。这就是５８年后中苏翻脸的原因：毛澤東也看出，和苏联人搞，只能把自己搞成匈牙利波兰那样的半殖民地。

　　斯大林死了之后，朝鲜战争才结束。如果他不死，中國人还不知道要和美国人打到那一天。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说明，朝鲜战争对中國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今中國和大韩民国的关系，比和朝鲜的好得多。韩国给中國大量投资。谁要是去烟台威海，请他费心找找有没有北朝鲜的投资。如果那时真的帮金日成占领了整个朝鲜，如今中國不但得不韩国的投资，还要无偿地给朝鲜饥民送更多的粮食。

　　至于朝鲜人民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什么，我就不用多说了：谁想体验纹革或困难时期，就请去朝鲜。谁喜欢伟大领袖，也请去朝鲜。谁喜欢打朝鲜战争，还是请他去朝鲜——没准真有机会和美国干一场。

　　有人说，我们到底和美国人干了一场，表现出中國人的利害。我说，要表现你厉害，有很多办法。最好的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让美国人为了移民或访问中國，半夜到中國领事馆门前绕着弯排队。但咱们只给哈佛或普林斯顿的博士生签证。为了得到中國的投资，赶紧着制定优惠政策，而且在全世界贸易中，用人民币核算。美国为了建立外汇储备，拚命鼓励出口，咱们还能提高条件，不让他们参加贸易组织。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美国的军火，也象服装草帽一样，被中國货挤得无影无踪。那个时候，不用比就知道谁厉害了。

　　第三，我们也别从越南战争找自尊。因为那战争是越南人打的。是越南人把美国人打跑了。然后越南人又调过头来打中國。　我们给了越南人２００多亿美金的战略物资，结果他翻过头来打你，打死咱们不少人。

　　第四，我们也别从中國的武器装备上找自尊。如果我们那点武器也能建立自尊。那美国俄国的武器，是不是足以让他们目中无人？

　　第五，我们更别从纹革大跃进里面找自尊。那时候干的傻事错事太多了。如果能建立一个时间隧道，一定要把那些喜欢纹革的人送到回去。让他们饿着肚子互相揪斗抄家和專政。因为现在贪污腐败，官吏横行，许多人向往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年轻人缺少对那个时代的感性认识。也是因为这二十年故意不提这段历史。我只能简单地说，这种用暴力和动乱进行的社会变革，到头来都被证明代价极大而利益没有。真正倒霉的，正是老百姓自己。暴力行为一旦流行于社会，必然出现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局面。而社会秩序的崩溃，也必然导致经济崩溃。没饭吃的当然不会是有权有势之人。目前的法制虽不健全，但仍有和平变革的可能。中國人如果足够聪明，就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线，使它开花结果。这种智慧，才是全世界都向往而难得的。如果再用暴力和动乱来解决社会问题，只会遭全世界人民的耻笑：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记性。

　　第六，我们的自尊，也别从打台湾那里找。那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不是好事。面对海峡两岸的诸多不理智的言论，江澤民能冷静地把台湾问题，放到下个世纪解决，而且力主和平解决，说明他有智有勇。那些鼓吹学习老毛发动朝鲜战争，叫喊着要把台日美一起打，并扔一连串Ａ、Ｈ、Ｎ　弹的人，最好还是把过剩的荷尔蒙，用于寻找配偶。这对他们自己和世界都更有益。

　　　　　　　　　　　　　　　　　三

　　那我们该从什么地方找自尊？说实在的，我们可自豪的东西，实在很多，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的文化。如果说这五十年我们有成就，那应该归功于中國的文化。我们发展得快，是因为中國文化有内在的优秀之处。我们也别说四小龙是靠美国的援助发展起来的，更别说是他们是因为反共才发展起来的。全世界学者都没这么说，我们这么说，不是自己打自己祖宗的嘴巴？四小龙的发展，是因为他们都属于中國文化圈。日本的发展迅速，也是因为他们从唐朝或者更早，就吸收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不是样样都好，但是中國文化有若干特别的长处，比如，中國文化特别能吸收外来文化。他不排斥外来文化。当年吸收并发展了印度的佛教。形成中國自己的佛教文明。中國人吸收外来文化的榜样，玄奘算是一个。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跑到印度取经。民国初年中國青年留学西洋和日本的热潮，改革开放后中國青年的留学热潮，都表现出中國文明自我更新的特殊能力。世界上哪个国家，那个民族，在什么时代，有过这样犹如热恋一般的向外求学的热情？

　　另外，中國人的品质，实在有可自豪之处。在中國文化的熏陶下，中國人勤劳刻苦，爱好和平。中國人如今在世界各地谋生。他们是怎么去的？不是用武力进攻去的。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谋生。而且能活得不错。他们有社会功能，当地社会就接受他们。这是中國人的长处。他们的工作并不显赫，但是这些工作被社会需要。

　　中國文化崇尚俭朴的生活。这种俭朴实际上是把钱用到了最有用的地方。一般来说他们挣的钱并不多，但是能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而受教育的人，除了在反右和纹革时代的中國不受尊敬，在其他地方和时代都受到尊敬。甚至属于最受尊敬的那一类人。

　　如果要证明中國人英勇善战，可以用抗日战争证明。

　　日本是中國打败的。日本打到了中國的湖南山西，就再也打不进去，因为他们的军队，在山地战中不占便宜。结果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中國就已经耗尽了日本的国力。日本之所以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是要征服美国英国，而是要解决中國。日本陆军无力继续作战，而海军又帮不上忙。只好让海军去截断中國的海上补给线。这补给线就是从美国经过夏威夷、南中國海、新加坡到缅甸的海上通道。只要美国给中國政府运来战略物资，中國政府就能把日本消耗得只剩下一排板牙。日本人考虑再三，认为就是和美国海军打，也比和中國陆军打更容易。打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也比打进四川陕西容易，而效果大致相同——迫使中國投降。所以日本才掉过头来打美国。日本并没有打败美国的幻想，只是设想，一旦把这条海上补给线切断，哪怕只有两年，中國政府必然投降。到那时候，占领了中國大陆，既使美国的海军来打日本，也奈何不了一个拥有中國大陆的日本。日本那时可以和美国进行“大陆决战”。而这样的战争，美国人绝对打不赢。但是中國人挺住了。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历史，对于日本人中的自尊心脆弱者，成了不敢正视的恶梦。

　　中國人的心中没有恶梦。中國人勇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冷静科学地看待自己的缺点和优点。这五十年我们干了不少傻事，想想人是怎么饿死的，树是怎么砍光的。找出了错误的原因，不要再犯，光是作到这一点，就足以使全世界对我们肃然起敬。中國是泱泱大国，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不是输不起又不敢比的心理脆弱者。

　　我们还是直接和美国比较，并在下个世纪靠科学而非贲张的血管，超过他。

　　作者:水树

　　一条人命价值几许？

　　★哲人说：生命无价。

　　★经济学家：20岁=20000美元。

　　★南丹，矿难曝光后：4 万元人民币。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事发地平均生活费X10.

　　★《国家赔偿法》：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最高限额80万。

　　从耳边的爆炸声说起

　　我们几乎是踏着爆炸跨入2002的。

　　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就在纽约和帕米尔高原的爆炸声中动荡。对这些源于恐怖主义和战争的爆炸，我们中的大多数保持着一种幸灾乐祸似的隔岸观火。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经济、宗教、种族、地区纷争在这个世界的较量最后都要以爆炸来结束，胜利还是失败，正义抑或邪恶，硝烟散尽，人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合理的解释。

　　而在和平阳光照耀之下的我们，曾经以为爆炸声还很遥远。偏偏接二连三的爆炸惊魂总会让我们沉睡的心灵警醒。

　　不得不承认，当江西万载烟花厂爆炸的消息在网上传出时，我是满脸的漠然，习惯了。这些年来因悲伤而渐趋麻木的神经真的似乎把自己锻炼成了空有一副躯壳的看客，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纯粹人为的灾难，我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已变得有些不正常的思维：

　　石家庄那一幕仿佛就在昨天，黄土高坡上的马坊原村已“一哄而上”了，西安、湛江、江门等等，那些已经在爆炸中凋零的生命似乎还绽放着笑厣……而不久之前，在辞旧迎新的节日喜庆中，我们本该欣赏到绚丽的烟花汇演，万载这个“烟花”之乡向我们提供的却是又一次震惊我们耳膜的爆炸。

　　12月30日，万载县黄茅镇潘达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接连发出四声巨响，根据官方公开发布的消息称，此次事故中死者已达14人，另有61人受伤住院。这是近两年来江西发生的第四起和烟花爆竹有关的重大安全事故。此前，2000年的“3 ·11”萍乡上栗县特大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12人受伤；2000年的“8 ·4 ”萍乡上栗县重大爆炸事故，造成27人死亡、26人受伤；2001年的“3 ·6 ”万载芳林村小学重大爆炸事件，造成42人死亡、27人受伤。

　　面对这一连串血淋淋的数字，我们已不想再去哀伤什么，消逝的生命不会因眼泪的多少而生还；我们也不想再去责问什么，那些浅显的道理已用不着再去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我们只想静静的多一点思考，思考一下如何令失去亲人的爆炸余生者得到慰籍，思考一下如何让爆炸声不再轻易地响起。

　　死亡该不该赔

　　在尘封的法学论文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关于死亡该不该赔的争论。反对赔偿论者的一种观点显得特别冠冕堂皇：生命是无价的，所以任何数量的金钱都不能用来衡量生命的价值。而要是对于死亡进行了赔偿，就等于是给一条人命标上了价格，反而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

　　依据这种观点，民法显然要把最宝贵的东西和最低贱的东西给予同样的救济方式，那就是一律不赔。尽管也有不少学者一直呼吁生命权应给予赔偿，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前一种观点显然在法学界占据了主流，《民法通则》最终还是没有规定死亡的赔偿问题。

　　正因为《民法通则》对于死亡赔偿的厥如，给法律实践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过失致人死亡如果不赔，在法理上讲不通，在老百姓的道理上也讲不过，甚至与中國传统习惯也不相符。所以，在《民法通则》之外，我国又相继出台了一些行业内关于死亡赔偿的制度，也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死亡赔偿办法上的法出多门，标准混乱。

　　前些年在珠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援引不同的死亡赔偿标准，令审判人员难以取舍，头痛不已。

　　事件的起因是澳门一居民在珠海市香洲区碧涛卫生站死于医疗责任事故，香洲区卫生局对碧涛卫生站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卫生站对林琰文的亲属一次性补偿２万元。这一补偿数额显然无法令死者的海内外亲属接受。在多方投诉未果后，死者父母将碧涛卫生站、区卫生局告上了法庭，并索赔各种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８０万元。

　　面对８０万元高额索赔，香洲区卫生局负责人不愿作出评价。但他强调说，根据《广东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２万元的补偿已是最高的了；外籍人士要怎样处理，《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我们也清楚，按照规定补偿两万元肯定太少，曾建议碧涛卫生站另拿出８万元作补偿，但林琰文的亲属最低要求始终在２０万元以上，大家坐不到一块。”显然，“另外补偿８万元”也同样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则解释说在索赔８０万元的清单里，其中死亡赔偿金占６成多。这位律师表示：“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对涉外医疗事故的补偿作出规定，我们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依法提出上述赔偿要求。”在律师提到的这个《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里，给出了一个死亡赔偿的范围和计算公式，即收入损失是指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收入损失＝（年收入—年个人生活费）×死亡时起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１０。］该《规定》第七条同时明确：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８０万元人民币。

　　立法对死亡赔偿范围及数额的缺失以及漫无目标的比照适用，使审判人员大伤脑筋。然而在死亡赔偿问题，远非立法缺失这么简单。实践中更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同样一个人，如果死的地方不一样，赔偿的结果就相差悬殊。以交通事故为例，死在汽车上的赔偿是一个标准，死在轮船上是一个赔偿标准，死在飞机上又是另一个赔偿标准。而同样一个人，同是道路交通事故，死在深圳获得的赔偿可能是死在四川某乡村获得的赔偿多几倍。而死亡赔偿中的城乡区别更是成为人们指责的焦点。

　　对交通事故中的死亡赔偿，1992年国务院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死亡赔偿按事发地平均生活费计，补偿10年。在重庆，按市计委公布的生活标准，城镇和农村人口年人均生活费支出分别为5475元和1400元。按照上述法律和相关标准，在交通事故的死亡补偿中城乡间已然“天壤之别”。不管我们在理论上如何去为现行赔偿标准辩护，在结果的处理上，我们最终得到的都是这样一个带着血腥和冷酷的等式：一条农民的人命=14000元，一条市民的人命=54750元。

　　经济学家也曾勉力为无价的生命做出了市场定价的计算方式：首先确定生命所有者创造收入的能力，然后确定生命得以延续的大致年限，再按照合适的贴现率将生命所有者在未来可以创造的全部收入折现为现期价格。例如，中國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贴现率约为5 ％，期望寿命约为70岁，劳动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按照这一公式，一个20岁的生命大略应该标出的较公平的价格是20000 美元。

　　然而，这一计算方式在我国却注定只能存放在经院的书桌上，不以为然的人们在看了这种难以理解的计算方式后恐怕更多地是报以嘲弄学者愚腐的讥笑。

　　而在实际的死亡赔付操作中，人命在与中國传统价值观中最不值一提的金钱相较，只不过仅值区区14000 元到54750 元不等，生命的轻贱可窥一斑。这种对生命的漠视使我们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低赔偿则直接导致了“撞伤不如撞死”这一观念在司机群体中的广为流传。

　　撞伤不如撞死

　　如果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和观念，也许我们能做的只是道德上的谴责，然而这一观念却被不少司机付诸于实践。近年来不断有这样的恶行被曝光，令我们触目惊心：

　　2000年3 月28日，深圳，一辆红色丰田小车在西丽路撞倒一个抱小孩过马路的保姆后，司机并没有下车，反而驱车从保姆头上辗过，致使受害人脑浆迸出、当场死亡。

　　2001年6 月的某天，广东省茂名。司机刘庆虎驾驶大货车在公路上撞倒摩托车手戴某后，下车查看，发现戴某倒在货车的右前轮正后方。刘回到驾驶室，故意倒车再次轧过被撞者，致戴某当场死亡。

　　类似的案例无需再一一列举。这些司机就这样在用他们的行动实践着“撞伤不如撞死”的真理。

　　但请别忙着谴责这一泯来人性的观念。我们还是先从《民法通则》中来寻找根源。《民法通则》第110 条规定：侵犯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这一法律规定对肇事司机的直接影响在于，如果将人撞至重伤或残疾，赔偿医疗费、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加起来也许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赔偿的压力也将极有可能相伴终身。而严格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辗死一个经济上完全獨立且无负担的人，其经济上的代价仅仅是偿付丧葬费，根据政府的定价不过区区1000元而已。

　　1000元丧葬费，对于死者而言，只是捞个烧埋；对死者亲属而言，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能获得些许生活补助。而他们失去的却是自己或者亲人的生命。两相比较，对于那些没买保险或者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而又缺乏经济承受能力的肇事司机来说，后者承受的压力无疑轻于前者。

　　再回过头来看肇事司机，我们即可清晰地看到，他们之所以会“撞伤不如撞死”的想法，除了自身的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低下外，我们的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不尽合理也是促成这一观念形成并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贫困与“生命的价格”

　　人命低赔偿的另一个恶果是导致了近年来重大恶性事故频发：虽然这不是唯一因素，却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参与南丹事故处理的官员就曾不无感慨地说，矿主之所以忽视安全生产，屡屡出现重大事故，正是死亡的低赔偿所致。由于死亡赔偿金低，矿主不怕死人，也死得起人。相比之下，加强安全设施的成本远远高于可能的死亡赔偿金，所以矿主们宁愿冒多死几个人的风险，也不愿意拿出巨额资金来改造安全设施。

　　在南丹矿难铁幕被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撕开之后，死难者得到的赔偿不过是最高4 万元，按照矿主的说法，这个赔偿数额在当地已算“大方”。更多的时候一些矿主对死难者家属的赔偿金不过几千元而已。

　　南丹的情形和中國其他许多贫困地方一样，矿工与矿主之间在下井之前多数都已你情我愿地签下了契约。令矿工们甘愿每日走在生与死的边缘的，绝大多数源于贫寒的家境。

　　贫困正是生命价格缩水的“罪魁祸首”。目前中國许多贫困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远远达不到平均水平，对于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劳动力，4 万元的赔偿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足以让他们缄口不言。而这种沉默因贫困而起，又将导致更多的贫困和不幸。

　　这种不幸的延续其背后则是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大背景。由于这一背景，劳动力要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价格标识已经直指“生命”本身。在南丹，很多贫苦人家甚至要通过找熟人才能当上矿工，那张生死契约甚至竟是不少当地的农民愿意为之争夺的梦想。且不论其法律效力如何，带有生死契性质的契约实际上已经为矿工的生命标上了价码。

　　在万载，当地农民中也有一句话，叫“与其饿死，不如炸死”。对于很多万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只能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作出一个痛苦的选择。有记者曾对此表示疑惑不解，然而在深入采访了当地的教育状况之后，记者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还有什么能像鞭炮这样既能赚钱、又不需要多少技术和成本的活计？

　　也因此，在那些矿主、烟花老板、乃至政府领导人的心中，众多打工者的生命大约就像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双城记》中那个驾车狂奔的侯爵老爷眼中的贫民一样贱如微尘，辗死了不过扔块金币打发而已。

　　其实我们无需质疑为什么这么多人默认了生命的贬值，这种默认背后又有多少是无奈。也许，已经到了不能不重新审视我国死亡赔偿制度的时候。减少重大责任事故的措施不仅在于向责任人空洞地宣传和教育一些加强安全生产的口号，更在于要通过死亡的高额赔偿制度让责任人知道发生事故的经济后果。一句话，死亡赔偿制度应该体现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并在此意义上让矿主、老板们死不起人，或者应让矿主和老板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和设备的经济价值，对安全设备的投资将远远低于可能出现人命伤亡。

　　回首死亡赔偿制度

　　现行标准各一的各种死亡赔偿办法，应该说是法律在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现实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勃兴，人们对于社会公正和公民福祉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死亡赔偿制度随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较早且现在仍被广泛比照适用的死亡赔偿制度出现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该《办法》明确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致人死亡的，须支付死亡补偿费。其计算方法为：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于年龄在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的，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五年。这一标准大概是要把生命成长的最基本成本支付给死者家属。依此，对人命的赔偿，仅限于不高于十年的生活费，而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对生活费用的计算还仅仅停留在“吃”这一项上，所有如家庭为死者所支出的教育成本、医疗卫生成本和其它成本都被莫名地排除在“生活费用”之外。

　　在死亡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上，与《办法》相比，《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显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规定》规定，赔偿范围包括收入损失、医疗护理费用、安抚费、丧葬费、其它必要的费用。赔偿范围中，我们可以归纳为死亡赔偿金的有两项，即收入损失和安抚费。收入损失是指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安抚费则是指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这个标准的意义在于要把死者可能获得的纯收入尽可能赔给死者家属。如果说《办法》是向着过去赔偿成长的损失，则《规定》就是向着未来赔偿收入损失；前者是赔偿死者过去所“吃”掉的生活费，后者则是赔付死者如果不死将能“赚”到的钱。也因此，在这两种相反赔偿原则下，赔偿的结果可能相差甚大，但不管何种赔偿标准，都与法学上的直接损失理论相关，只不过两个标准在如何确定直接损失的范围上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当然，从今天看来，也许《规定》在计算直接损失时，计算方法更贴近于实际情况。也许，可能是《规定》更多地考虑了案件的涉外因素，参照了国际习惯做法。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在死亡赔偿制度中的部门最高限价。比如在交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中，每名旅客死亡赔偿数额不超过四万元。在交通部《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中，每名旅客可以获得的最高赔偿金额则为七万元。而在铁道部《关于铁路旅客运输赔偿规定》中，每名旅客死亡的赔偿限额又是为四万元。而唯有《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中规定，海上人身伤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八十万元。看来和涉外因素沾点边，可获赔的利益空间就大得多。

　　在涉及到国家作为加害人的死亡赔偿中，《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于死亡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应该说，《国家赔偿法》的赔偿办法采用了与《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向着未来赔的原则，赔的是预期收入。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该赔付计算方法是国家定价，即不按死者的实际收入确定赔付标准，而是按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赔付，在计算年限上，也是统一划线二十年，并不考虑个人的实际情况。

　　从《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到《国家赔偿法》，死亡赔偿制度仍然在理性与国情之间徘徊。与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勃兴相比，死亡赔偿的发展显然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

　　死亡赔偿制度反思

　　通过对现行零乱的死亡赔偿制度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实际损失作为死亡赔偿的标准一直贯穿着我国死亡赔偿制度立法的始终。

　　实际损失，本来是理论上使用的一个名词，亦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写在论文里，放在条文中，也许让人一看似乎都非常清楚明白，但一置于具体的个案中，就显得不明不白了。实际，究竟作何理解？是“事实上”的损失，还是“客观上”的损失，而“事实上”、“客观上”这样抽象的概念，同样很容易把人引回到哲学争论中去。在学术殿堂里，我们有的是时间对这些概念加以探讨和争论，在法庭上，个案却都等着在一定期限内结案，容不得无休无止的概念化争论。生命权被非法剥夺，什么是实际损失，如果一定要计算，那也只能以生命权的个数为单位来确定，即损失了一条人命，或是几条人命。但是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早已抛弃了同态复仇式的以命抵命。而当我们必须将死亡的赔偿其换算为金钱来赔付，也就是在人命与不等值的金钱之间进行转换时，实际损失原则已失去了其相应的意义。

　　反思现行死亡赔偿制度，应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在死亡赔偿制度的价值取向上长期以来的严重错位。《民法通则》是一部仓促出台的不完善的民事法律，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尚不能摆脱“重公权、轻私权”、“重处罚、轻赔偿”的观念影响。《民法通则》对于人身权的赔偿，主要基点也还在于息事宁人，解决纠纷，所以考虑的主要是丧葬费、医药费、生活费等等内容。在人權的范畴下，当时或许考虑的主要方面只会是生存权。使人活得下去，才能令社会不致于发生混乱。至于生命权的价值几何，该如何赔偿才显得公正公平，匿于当时的具体条件，自然无法照顾到。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平与正义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新的要求也随之而来。

　　自邓公在神州大地树起改革开放的旗帜以来，相当多的人富起来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从以前的仅仅局限于温饱、生存的层面，转到是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更丰富的生活内涵上。人们不再是以“活下来”作为人生单纯的目标，而是更注重追求“幸福生活”的状态。在此意义上，对于事故死亡者家属，不只是意识着生存条件的改变，还意味着对“幸福生活状态”的剥夺。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民法把其调整范围从基本的生存权层面，延伸到人们的幸福生活状态中来，要求法律对于“剥夺幸福生活状态”的后果，予以救济。这种要求，直接地表现为对于生命权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对个体生命权的赔偿，对活着的人失去亲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的赔偿。

　　而另一个方面，原来由民法调整的基本生活条件的救济已经或正在改变为社会福利救济，如许多省份或城市已经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些城市，再由加害人给付被扶养人必要的生活费已不再具有社会意义。后来的一些赔偿办法也仅仅是围绕着家属损失了多少赔偿费用、损失了多少预期收入做文章，而很少去关注一个家庭失去一个成员对整个幸福家庭的生活状态的影响，以及他们失去的精神利益。死者长已矣，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他们失去的仅仅是他们的工资，他们曾经为死者给付的生活费吗？我想遇到事故的人或许都大都听过死者家属的哭诉：给再多的钱，我也不要，我宁愿他能活过来？心眼多的人，可能会疑心这是死者家属的漫天要价的序言，可是用我们的良知，当我们失去亲人时，我们会不会拥有相同的感受呢？

　　良知会告诉我们，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所谓的直接经济损失，而是我们所认为的现存的“幸福生活状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精神利益。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对他们受损害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利益加以合理的救济，而只是按照他们的直接经济损失来赔付，的确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

　　因此，对于死亡赔偿制度赔偿的对象，即生命价值，不应是一种物化了的金钱价值，而是一种观念价值。这种观念观值，不是存在于死者死亡后的十年工资收入之中，也不是存在于其生前的综合性工资收入之中，而是存在死者家属的心中。当然，个体的生命价值也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可以根据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程度对加害人给予以惩罚性的赔偿。

　　另一方面，现行死亡赔偿制度又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人命赔偿制度中，普遍采用了政府定价的形式。以一个统一的计算公式来决定人命的几何。比如《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死亡赔偿金，就是按事故事发地的年均生活费赔偿，不管你是中科院院士，还是无业游民，死在一个地方，就按一个生活费标准赔付，不体现不同生命特征的区别。这种赔偿办法，虽然可操作性强，也体现了社会对人權尊重的普遍性，但是缺乏对个体生命特征的尊重，忽略了生命价值的多重性。实难以公平的。

　　现行死亡赔偿制度又难脱“以公废私”，“重外轻内”之嫌。铁路行业、海运行业、航空运输业中的人命赔偿，均有最高限额赔偿的规定，最高只能赔到四万到七万不等。这四万和七万，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有什么合理些，让人实在费解。实行责任限额的行业，均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行业，这些赔偿限额的出台，明显具有以公废私的痕迹，实则造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待遇，损害了死难者家属的合法权益。在实行现行赔偿限额的海运行业之中，对具有涉外因素的人身伤害案件中，其赔偿限额成十倍增长，明显具有“重外轻内”的特点。

　　立法缺位的国家责任

　　关于死亡赔偿不得不提的另一立法缺失，是重大责任事故和刑事罪案背后的国家责任。

　　去年的3 月6 日，也是在万载。芳林小学教学楼被拦腰炸断，面目全非的42个遇难者中，37个是刚刚领到新学期课本的三、四年级小学生。9 天后的一个下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朱镕基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重提万载芳林小学爆炸案，坦承“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既然国家责任是存在的，而责任的承担呢？受害者据以追究国家责任的救济程序和途径呢？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有权提起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责任人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无辜的被害人依现行法律也只能咽下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苦果，在这片法律的空白中，重大责任事故和严重刑事罪案后的国家责任和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的权利都被无端地抹杀了。

　　那些于瞬间失去了孩子、父母、兄弟、姐妹的受害人已经在承受着人世间不堪承受之痛，却仍要继续面临失去亲人后的生活无着、孤苦无依或惨淡余生。虽然他们或许会得到政府的些许“补偿”，但这份“补偿”更多却是政府为谋求社会“稳定”而发放的救济款，却与国家责任或国家赔偿无关。这份“补偿”更多地是基于政府的主动“给予”，受害人并不能“主动”请求或提起。

　　依据国家理论，国家对其公民负有防止重大责任事故和刑事罪案发生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尽到防止事故和犯罪发生的责任而使事故和犯罪继续发生，国家就当对事故和犯罪的被害者所遭受的损失或伤害适当的补偿。现代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确认了国家责任说，1910年的德国最早颁布了《国家责任法》，20世纪中叶，英、美、日等国都相应制定了确认国家责任的法律。

　　重大事故和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在确认国家赔偿责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禁止私人复仇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国家承担的这种义务，应当由各级政府来具体执行，因为政府有稳定的税收来源，有财政预算，对被害人的补偿费用支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如果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害人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让政府履行。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真正保证每一个被害人都能获得相应的权利，而不让在那些在责任人和犯罪人无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受害人及其家属在面对死亡赔偿时无法可依，无计可施。

　　结语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对人的生命普遍的尊重，如果没有足以体现对人命的尊重的死亡赔偿制度，如果没有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靳如超的疯狂仍会在某个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再度上演，万载惨案也不会是惊天一爆的终结，尽管我们祈祷平静和安宁，我们却不得不在法律上预先设计好悲剧发生后如何使悲剧不再延续，使受害人不会因法律的空白或不健全而雪上加霜。

　　摘自南方网

　　作者:王琳　黄文灿

　　去年，中國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在今后5 年内，中國将会出现2 亿中产阶层”。一时间各中文媒体纷纷炒起“中产階級”的话题，奏起了一阵“两亿中产狂想曲”。别墅、轿车、高档时装、轻松的工作环境、浪漫的假期生活、稳定的高收入……这一切好像都已经在向中國百姓频频招手，甚至有人提出：“中产階級的梦想已不再遥远”。

　　然而狂想归狂想，现实归现实，中國真有可能在5 到10年内出现2 亿中产階級吗？以下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一、怎样为中國百姓提供2 亿个中产工资水平的工作机会

　　什么是中产阶层，按照中國国家信息中心官员的解释，所谓“中产阶层”是指拥有稳定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目前中國一个家庭要达到买房、买车的水准，家庭月收入至少要在1 万元人民币以上，如果夫妇双方都工作，男女同工同酬，则人均月收入需在5000元人民币以上。这里不妨把月收入5000元作为“中产入门”的及格线，把月收5000元以上的人群归为中产阶层。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在今后5 年内，中國将会出现2 亿中产阶层”的虚话落到实处，即“在今后5 年内，中國将会有2 亿人月收达5000元人民币以上（按照2001年中國的物价比例计算）”。也就是说，中國出现2 亿中产阶层的前提，是要为试图进入中产阶层的志愿者们提供2 亿个月收5000元的工作机会。想跻身中产阶层的人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干什么工作才能得到月收5000元的报酬？”

　　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不妨看看现在中國达到月收5000元以上的人从事的是些什么职业。根据目前的调查数据，月收5000元以上的大致有五种人：

　　第一种人，企事业单位的高中层领导干部；

　　第二种人，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大学教授、电脑工程师、律师等；

　　第三种人，外资、民营企业中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

　　第四种人，成功的私营企业家；

　　第五种人，特殊才能者，包括文体明星、作家记者等。

　　要想使中國出现2 亿中产人群，其方案无非有两个：第一，将现有月收5000元以上的人群扩大到2 亿；第二，新创出月收5000元以上的新职业。

　　先看第一个方案。第一种人的人数会有明显增加吗？不会。现在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尽力裁员，政府和国有企业中高层官员的人数不会有很大增长。拥有特殊才能的第五种人本来就不多，将来也不可能出现数以万计的明星、作家等。未来作为第二种人的专业技术人员会有较大增长，但人才培养是个“百年树人”的长期工程，中國现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过数百万人，不可能在5 到10年内培养出成千万上亿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第三种人的外资民营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也可能会有较大增长，但不能指望13亿人的中國出现上亿中高级管理人员。作为第四种人的成功私营企业家也将会有增加，但不会增加很多，一来中國不会有上亿个企业，二来小摊小贩、务农种地的个体经营者不可能达到月收5000元的水平。从这样的分析不难看出，要想扩大目前月收5000元以上5 种人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这5 种人最多扩大到2000万恐怕就封顶了，不可能设想中國出现2 亿人以上的领导、专家和明星。所以要使中國出现2 亿中产，就必须采用第二个方案，即新创出月收5000元以上的新职业。

　　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是占社会人数比例较大的一部分人。在美国，中产階級是指家庭年收2.5 万到10万美元的阶层，这个阶层占了美国总人口的80% ，中产階級已是“大众”的代名词。在发达国家，一个人要想成为中产，并不需要跻身于上述中國那样的5 种人，只要到大公司当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或当中小学教员那样的普通公务员，就可以跨入有能力买房买车的中产阶层行列。

　　中國要想造就2 亿中产阶层，也只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把拥有中产收入的职业扩大到大公司的蓝领工人、中小学教员等普通人，让这些从事简单劳动的普通人也达到月收5000元以上的水平。

　　二、外资企业能为中國造就上亿人数的中产吗？

　　现在中國自己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差，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普遍低于外资企业，有办法的人纷纷跳槽去外企工作。今后5 到10年内，中國国有企业的蓝领工人能够不下岗失业就不错了，哪里还有月收5000元以上的奢想。因此一些人把跨入中产的希望寄托于到外企工作，但外资企业会给中國造就上千万、上亿个月收5000元以上的工作机会吗？

　　在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首先应看一下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到中國去开办工厂。外国商人并不是慈善家，他们到中國办厂并不是想帮助中國人脱贫致富，而是垂青于中國的廉价劳动力。外国企业到中國办厂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新鲜事，1920、1930年代，就有不少日本商人在上海开纺织厂，最多时有数十万中國劳工在日本纱厂打工，那时中國工人叫“苦力”。现在日本很多公司到中國开办组装工厂，也是看中了中國的廉价“苦力”，当然现在的“苦力”已经改叫“打工族”了。当时数以万计的中國人跑到日本纱厂打工，是因为日本老板给的工钱高。日本人看来“苦力”的工资已经很低，但对于中國“苦力”来说，干“苦力”的收入还是远高于在乡下干农活，一些在日本纱厂打工的女工还靠打工挣的钱戴上了金戒指。由于外国商人在中國办厂的目的不过是利用中國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外国商人不会、也不想提高中國工人的工资。尽管现在外国商人提供的工资比中國自己的国有企业高，但平均月薪也不过1000元人民币左右，离月薪5000元的中产入门标准还相差很远。现在中國之所以成为外资争相涌入的“世界工厂”，就是因为中國打工族索要的工资最低。如果中國打工族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外资就要撤走，转到越南、菲律宾等其他廉价劳动力国家。现在世界上廉价劳动力供大于求，中國要想保住“世界工厂”的地位，就要保证中國打工族的工资是世界最低的，这样才能把外资吸引住。

　　更让中國打工族感到不安的是：他们不仅要与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还要与中國国内的失业大军竞争。现在中國水面上有几千万剩余劳动力，农村还有更为庞大的水面下剩余劳动力队伍，这些下岗失业大军是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强大后备军。中國从事高技术脑力劳动的白领劳动力市场虽然还有一些短缺，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蓝领劳动力市场却是绝对的过剩，老板出1000元就能招到工人的话，他绝对不会出2000元，这也是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的本质所决定。在中國高失业率的现实社会中，外资企业中的少数白领族还有增薪的可能性，而大多数蓝领族根本不可能指望看到工资大幅度上涨的那一天。

　　不难看出外资企业不会给中國提供百万个、千万个月薪5000元的工作机会。外企可以为中方的一小部分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买房买车的工资，但大部分从事简单劳动的蓝领阶层，尽管可以指望从外国老板那里挣一份买彩电的钱，但别指望挣到买房买车的钱。指望依靠外资为中國造就2 亿中产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浪漫狂想而已。

　　三、引进技术能使中國民族企业为职工提供中产水平的工资吗？

　　既然外企不能为中國提供2 亿中产的工作机会，只能寄期望于中國自己的民族企业了。现实却是残酷的，中國现在尚没有一个大企业能够为自己的普通职工提供5000元的月薪。有人认为中國的低工资是中國企业剥削工人太狠，榨取太多，这种看法对中國企业有很大的误解，没有看到中國企业低工资的实质所在。为了说明中國企业低工资的缘由，这里举一个彩电企业的例子。

　　去年中國国内生产彩电近4000万台，年产彩电超过100 万台的大企业有十余家，这些大企业的雇员平均在一万名左右。按照这个情况，可以假设有一家1 万名雇员、年产100 万台彩电的企业，想为它的职工提供5000元的月薪，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1 万名月薪5000元雇员一年的工资是6 亿元，企业把毛利的三分之一用于给雇员发工资（其他用于设备维修更新、研究开发等），这就要求该公司一年的毛利为18亿元。该公司年产100 万台彩电，那么平均每台彩电要赢利1800元才能实现年毛利18亿元的目标。生产彩电的平均利润是10% 左右，因此该公司必须生产每台售价18000 元以上的彩电，才能使每台彩电赢利1800元。而现在中國生产的彩电平均售价不过3000元左右，按10% 的利润计算，生产100 万台彩电只能赢利3 亿元。公司把三分之一毛利（1 亿元）给雇员发工资，每人每月的平均工资也就是800 到1000元左右。目前中國彩电行业普通工人的月薪是1000左右，与这个计算大致相符。以上的简单推算不难看出，生产售价3000元左右中低档彩电的厂家，只能为它的雇员提供800 到1000元的月薪。要想把雇员的月薪提高到5000元，就要生产售价18000 元以上的高档彩电。现在中國市面上售价10000 以上的高档彩电基本上都是进口货，谁都明白中國企业不能生产高档彩电的原因是没有高技术。但怎样才能提高中國企业的技术水平呢？

　　近年来中國有一种“引进万能”的拿来主义思潮，认为自己搞研究开发，不仅时间长见效慢，而且是否搞成功的风险也很大。而引进技术见效快，又没有失败的危险，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國企业都放弃了研究开发，把提高技术水平的希望放在引进技术上。不可否认，引进技术能很快提高中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对中國的技术进步有很大推动。但引进技术也有一个极大的副作用，这就是“低水平竞争”。下面还以中國彩电工业为例说明“低水平竞争”的弊端。

　　在彩电核心技术的1000多项专利中，中國没有一项专利，这说明中國在发展彩电技术方面没有做过什么努力。尽管如此，中國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中國的彩电工业是典型的拿来主义工业。目前国内已引进数十条彩电生产线，彩电的生产能力达7000万台。去年国内生产彩电近4000万台，国内销售2500万台，出口1000万台，库存积压500 万台。由于积压严重，各厂家为了打开销路，纷纷采用降价促销的方法，发起所谓彩电“价格大战”。自1996年以来，国内彩电市场上已有10余次大规模的价格战，1995年21英寸彩电的平均售价为3000元，到2001年售价已跌破600 元。彩电价格大战使彩电生产厂家的利润暴跌，四川长虹、深圳康佳等6 家主要彩电生产企业2001年中期的平均亏损值为1 70万元，股票的收益由1996年的每股0.41元跌至2001年的－0.1 元。

　　有人把中國彩电业的降价竞争形容为“集体自杀”，认为这是由于各地无计划引进彩电生产线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所至，但这种看法存在很大问题，因为生产能力过剩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比如日本也有索尼、松下等六、七个彩电生产厂家激烈竞争，日本国内的彩电生产能力为2000万台以上，但2001年日本国内实际只生产了200 万台彩电，同样存在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但日本并没有出现中國彩电业那样的降价竞争，日本竞争的是高技术高价格的彩电，你作40英寸的彩电，他就作50英寸的彩电；你搞高清晰彩电，他就搞超高清晰彩电，日本彩电企业之间的竞争是高层次的技术竞争，而不是低层次的价格竞争。（chinesenewsnet.com）中國彩电企业大多从日本引进技术，长虹公司能引进的技术，康佳、厦华公司也同样能引进。这样引进的结果造成中國彩电企业技术一般齐，生产的品种也大同小异，不能在技术层面上展开高层次的竞争，彩电业间的竞争只是单纯的价格竞争，最后导致“集体自杀”式的降价竞争，彩电企业全面亏损。这就是“低水平竞争”的典型模式：大家都引进同一种技术，然后搞拼价格的残酷厮杀，最后同归于尽。此后再重新引进技术，展开新一轮的“低水平竞争”，如此循环下去。今后中國的汽车工业如果还是走引进技术的老路，中國彩电工业的今天就很可能是汽车工业的明天。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在中國是普遍现象。在中國一提到竞争，就让人联想到降价放血，绝少有企业选择走高技术高价格的技术竞争之路。中國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也是和别人拼价格的低层次竞争，在高技术高价格产品的领域，就绝难找到中國货的踪迹。上面的例子已告诉我们，生产低价产品的企业不可能为它的雇员支付高工资，美、日、欧的企业之所以能为雇员支付高工资，关键就在于它们生产高技术高价格的高端产品。中國要想靠生产低技术低价格的低端产品造就出2 亿中产阶层，岂不是天真的狂想？

　　也许有人会提出：中國企业为什么不从外国引进高技术高价格的产品呢？这个想法虽好，在现实中却实现不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外国厂商卖给中國技术，不是为了帮助中國现代化，也不是为了帮助中國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而是为了他们自己赚钱。再拿彩电工业为例，日本彩电厂商并不会把赚钱的高技术高价格彩电转让给中國，比如平板型液晶彩电、等离子彩电等，因为他们还要靠这些高技术彩电赚钱。把赚钱的摇钱树卖给中國，他们赚什么？所以日方转让给中國的全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少利薄利产品，形成日本卖什么技术，中國就生产什么彩电的被动局面。

　　由于引进技术的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國能够引进来的技术都是低技术（尽管比中國现有的技术要高一些），靠引进的技术只能生产低技术低价格的低端产品，而生产低端产品的企业仅能为它的雇员支付应付温饱的工资。如果5 年、10年后中國民族企业还是依靠引进技术生存，那么就不要指望5 年、10年后中國民族企业能够为中國百姓提供具有中产水平工资的工作机会，更不会有2 亿中产美梦成真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5 到10年后，中國会出现2 亿中产吗？

　　一、现在中國跨入中产的5 种人不可能将其人数扩大到2 亿；二、旨在利用中國廉价劳动力的外资企业不会给蓝领工人支付中产水平的工资；

　　三、依靠引进技术生产低端产品的中國民族企业无力为其雇员提供中产水平的工资。

　　这样看来，5 到10年后，中國出现2 亿中产的预想几乎没有现实的可能。

　　世界上实现现代化、实现大部分人跻身中产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引进技术达成的。不努力发展自己的技术，全盘依靠引进技术导致经济失败的事例很多，最近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就又是一个新例。引进技术像吸鸦片一样，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依赖性。中國企业今后如果长期靠引进技术维持的话，50年后中國也不会出现2 亿中产。趁现在中國人对引进技术的鸦片还没有上瘾的阶段，抛弃引进万能、拿来主义的思想，痛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技术，几十年后中國大地上或许真的会出现几亿中产。

　　摘自南方网

　　作者:林思云

　　有网友来信说：“……中國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就，采取的是社會主義，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仲共在建立政权之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國是个封闭的国家。正是因为中國的封闭才使得中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当时，中國的工业和基础建设几乎是零，国际上非常封闭。任何一个建设计划都有其实施的需要，这种状况在一个短缺经济的社会里更加显得重要。无论成本如何，建设的新企业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有社会需求。这样一来，企业成本问题就不是第一重要的了，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成本如何高，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需求就可以掩盖一切。事实上中國几十年的建设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掩盖了很多重要的失误，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巨大的亏损，只是这个亏损被中央财政和百姓的高积累政策所掩盖，损害的是百姓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的利益。

　　在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当中國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上的成本比较就成为衡量中國企业的标准，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國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才成了政府的关注课题。这也是目前导致中國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成本就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标准。

　　说起经济全球化，自然就要谈到推动这个全球化最努力的美国，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讲述了美国推行全球化的目的，其实在美国，同样也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全球化，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劳工阶层，其根本原因还是自身利益。经济全球化，西方的劳工阶层就面临着海外低价劳工的竞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各位也许不能理解，美国福特汽车装配线上的熟练工人的年薪平均是六万美元，而在中國雇佣一个资深的经济管理专家年薪也不会超过六万美元。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不是劳工阶层，而是资本阶层。只有经济全球化，资本阶层才可以让自己的资本获得更多的回报，将劳工成本和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海外资本投资中國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國，而是利益的驱使，是因为中國有比美国或西方国家成本更低的劳工，更丰富的资源，更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更大的商品市场。

　　在近百年世界史上，日本的发展几乎是个奇迹，在短短的五十年中从一个世界三流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研究学者在研究日本的成就时往往用它的发展功绩来证明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其实，研究日本的经济首先要看的是日本的民族性和它的社会体制。由于生意的关系，我和日本企业曾有多年的交往，也曾在日本企业中工作过。日本的民族性和中國很相似，是个聪明勤奋的民族，同时也是个人格分裂的民族。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相对中國民族而言更具有顺民的特征，官本位意识更强。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少了中國民族的多疑性和不确定性。

　　在日本，无论大型跨国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几乎都是由家族统治，尽管是有限公司的体制，但本质上还是类似中國企业的无限公司。所不同的是中國的企业是由政客来当参谋，日本是由技术官僚来当参谋。中國企业是相互恶性竞争，相互拆台，日本企业是相互捆绑，相互扶持。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民族留下的不是反思而是告诉他们要团结，中國几十年的战争告诉大家的是名哲保身，互不信任。这样的观念上的差异在企业经营中就有了不同的表现。日本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系企业，这些关系企业几乎都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有与日本经商经验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经验，尽管你的产品很好，价格便宜，但你想直接进入日本企业很困难，除非你找到了这家企业的关系供应商，你进入了这家企业的关系供应商，才有可能进入这家企业。日本商人绝对不会允许你直接进入他的企业，尽管他知道这样会降低成本，但在日本人眼中关系和信用远比成本更重要。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这和他们精良的管理有关系，生产上的高效率抵消了他们原料采购供应上的成本差别，在日本的企业家观念中，材料采购上节省的成本虽多，但面对企业未来出现困境时，关系企业在资本上的支持和帮助要更重要。事实上日本企业的破产率远低于西方国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这种相互参股，私下经济扶持所产生的作用。而这情况的产生又和日本当年经济发展之初缺乏完善资本募集手段和市场有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家族观念。

　　二十年前，日本企业大举进军美国，西方国家经济学者盛赞日本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其实在真相的背后，日本企业同样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在西方国家企业中，几乎每个企业都没有庞大的招待费，但日本企业的招待费竟然占产品成本的2%. 与日本有生意往来的商人都会被日本人的好客感动。你一到了日本，企业就会安排你旅游，度假，泡温泉，然后是在晚上看戏，喝酒。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之后，你才会接触到真正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公款招待和中國目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严重。曾经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在日本某大型企业担任部长的日本朋友曾这边样对我说：“欢迎你来日本，我就喜欢客人来访问，否则我就没有理由化钱去喝酒了”。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企业既然和中國很近似，但为什么日本企业会发展得这样快？说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日本的政策和政府。在日本有个组织名叫经发会。这个组织的参与者几乎都是日本的大企业家，也是政黨的支持者，日本的政黨和政府政策来源几乎都与它有关。很大程度上，它在影响着日本政府的经济决策。这个决策就是，经济上实行自由制度，管理上实行计划和獨裁。

　　研究经济的学者可能会发现，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上，美国的政府最无能，几乎是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日本政府最有力，政府的经济管制和决策甚至比社會主義的计划经济国家更有效，干涉更多。日本本身的私人经济体制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让企业家人性中的贪婪发挥到极点，使企业更有效率，政府的半计划经济制度又可以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国家资源和政策资源。日本家族企业的相互扶持又可以在资本使用上得以用最小的成本充分发挥。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才得以使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快速地进行海外扩张。而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又完善地保护了劳工阶层的基本利益，当劳工阶层面对比西方国家更严重的压榨时，因为个人的社会保障有序，就得以平息。表面看，日本的贫富分化极小，但真正的情况是日本的金融寡头在国家的扶持下占据的份额更大，只是人的数量少而已。如果说中國是个无限公司（CO），美国是个股份有限公司（INC ），则日本更象个LLC （美国公司体系中的一种小型混合型的有限公司），或者说日本更象个国家资本主义。

　　我曾看到很多文章讲日本是个极稳定的社会，虽然经济停滞不前，但目前仍看不出什么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是，日本是个善于掩饰的国家，也是个极为要面子的国家，更是个善于逃避现实的国家，这和民族性格上的分裂倾向有极大的关系。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传统的封闭社会和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可以发挥出自由经济无法比拟的优势，日本的企业开始是以廉价占领市场，这和中國目前的状况很相似，然后是以仿制改良为优势，最后才是产品的精致化。直到目前，日本仍然是以此为方针政策，在科技进步上并没有大的起色。产业转移也是由电视转向了数字像机，但在根本上的网络经济和生物经济上没有一丝的发展计划。而在过去，由于中國大陆的亚洲国家的政策和封闭，美国产业的转移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日本工业品侵占了世界大部分份额。相反，在日本由于市场的不开放，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产品成本问题就不是十分的突出，甚至是利用国内的产业利润来弥补世界市场的亏损。随着日本的强大，西方国家要求其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同样面临着本国市场的开放和竞争问题。这样一来，相对成本比较的问题就同样显现了出来。在美国，同类日本汽车的生产成本要比美国汽车高出近六百美元，日本的生产成本已经高过了美国的生产成本，只是由于日本汽车多年的经济性和品牌在支持着它的发展，如果这样竞争下去，不需几年，日本汽车就又会沦陷。随着日本市场的开放，日本经济的停滞已经越来越严重，银行体系产生的阻碍也越来越明显，数十年隐藏的坏账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家族企业之间的相互资本参股也钳制日本无法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而这种情况更类似于中國目前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源与本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牵一发而动全身，搞不好就会出现更严重的经济风暴。数年前的南韩式经济风暴就是日本未来所面料的可怕景象。日本的问题不是社会结构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美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对长期利益的思考及追求，从这一点说，日本民族是个短视的民族，更是个人格分裂，内心恐惧但又无法面对现实的民族。

　　相对日本的问题，中國面对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我曾说过，中國面料的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这和日本正好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國的经济要比日本更具有活力，这是由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工造成的。但中國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数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是中國即将召开金融工作会议，大家对中國金融管理模式进行争论，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是否建立獨立的金融管理局或采取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并举的方式。我看到这篇文章很失望，我很难理解中國的政策专家和经济学者的作为。中國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金融管理局和中央银行的责任划分问题，而是制定中國金融政策的问题，只有制定了金融政策才能因事设人。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应该制定的是中國未来要采取什么样的金融模式，是美国式的以投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商业银行为辅的模式，还是日本台湾式的商业银行为主，投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辅的模式，或德国法国式的混合模式。只有制定了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考虑采取如何的管理方式。怎么可以本末倒置来实行金融计划呢？同样，中國目前所面临的也是长期战略研究和长期利益的思考，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國需要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体制上的束缚，如何制定长期的中國经济发展模式。

　　从专业角度上看，中國经济发展必然会如同日本一样走向产品精致化，我同样相信中國人的聪明和勤奋。中國人的怀疑性和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会加速中國企业的竞争程度，使中國的企业更倾向于美国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模式。这样的企业往往比日本的企业更具备生存能力，但同样，民族性也是双刃剑，同样会杀伤自己。过度的内耗就会给民族企业发展造成更大的损失，让海外企业乘虚而入，然后各个击破。中國人的特点同样是具有分裂的人格，表面和内里往往截然不同。这种性格同样也在企业经营中表现无遗，短视和贪婪更会让中國的企业丧失未来。而目前中國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位大陆上市企业老板曾问我，中國加入WTO 后，什么企业才会赚钱。我曾这样回答他，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本，你可以在各个领域建立连锁商业，先抢占地盘，然后求发展，但你在建立连锁商业的同时一定要采取国际上最好的经验，不要让中國国情所迷惑。也不要为房地产或什么高科技产业所迷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国际商业进入中國之前，地盘就是最大的资本，如果你在某个行业拥有庞大的连锁商业，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企业，远期利益一定会比你投资房地产更高。我相信如果你拥有了五百家电器连锁店，你一定可以不化分文就可以让全世界的电器生产厂家主动将货物送到你的店中，而且你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而目前中國最有希望的就是连锁商店，这是个决定中國未来的商业，也是未来十年中國赢利最大的行业，同样是海外企业不敢轻易涉足，最具有中國民风特色的行业。大陆的上市公司老板听了我的话后说，你说的不错，但我的股东不会等我数年后赢利，而且我也没有经验，我宁愿干房地产，让股东看到土地和房屋这些实在的东西。我可以按照你的建议做个计划告诉大家，但我决不能实施。

　　在美国，投资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经过专业人员的分析，至少要分析即将投资项目的短期（五年）和长期（二十年）的基本状况，在得出基本数据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投资。当然，你也可以不找银行或基金投资，完全靠自己的资本进行，这样就可以不用经过专业的投资人员进行复杂的技术分析，但真正的投资家又有几个会盲目地投资呢？

　　相对于世界各国，美国是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转型最早，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最合理的国家，但美国同样也面对着很多的社会问题和发展的障碍。其中最主要问题是人员结构的调整，知识经济的最大动力是高知识结构的人员，需要的是创造力和销售力。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也是低技术劳工如何转化成为高技术人员，这和中國面临的社会结构障碍及日本的产业结构障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这个人员结构上的转型更困难，成本更大。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美国发表教育白皮书中写到：“美国教育水准下降，全美国有1/3 的人士不符合美国教育标准，1/4的人士属于半文盲。可是当你知道全美国有3/4 的人接受的是大学教育，你可能会奇怪美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文盲。其实这是标准制定的不同，在美国最新的标准中，不能熟练使用电脑的也被算是文盲，不能写出符合标准的论文的也算是文盲。这就如同日本人看美国的贫困标准线一样。在美国人均居住面积少于900英尺的就属于贫困家庭，一个三口之家的贫困家庭标准配备是，电视机两台，1.7部汽车，2.5 部音响，两部照相机，2.1 部录像机，人均7 、8 套服装，0.8 部电脑，2.6 部电话，而家庭中没有暖气，或没有自己的洗浴设备的更是不可容忍的贫困。仅以美国的贫困人口居住标准，在日本是普通富翁都难以实现的梦想。而美国贫困家庭的生活标准更是世界上第三世界国家富人的标准。由此，就完全体现了标准不同，所反映的价值也不同。

　　在美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现象是，美国的中产階級的日趋贫困化问题。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獨立的中产階級，正是这个强大的中产階級才使美国不断进步和发展。美国的企业几乎都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这样的企业巨人经过资本市场的转化，几乎成为一个可以左右一切的巨人，一个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很多不发达国家。这样的企业也变相成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在这里工作一生，享受着中产階級的一切待遇。当美国产品行销全球的时候，美国的中产階級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势力。按照美国常规标准，年收入在五万美元的三口之家就可以算做中产階級，而在美国，一个熟练的产业工人工作了十年之后的年薪可能会达到十万美元以上。而年收入在百万美元的小企业主和高级白领阶层也同样自称是中产階級。这样广泛的阶层怎么会不庞大呢？

　　在美国转型为知识国家的过程中，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被迫改行，收入短期内会有很大的落差；同样，传统企业的转移也让很多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生意萎缩。高科技带来的新产品价格又高于原有的产品，经过这样的比较，美国的中产阶层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在下降，更多的中产階級感到自己的生活与父母相比有了很大的落差。而这个结果就严重地阻碍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影响着美国进行进一步的人员结构调整。

　　美国两大执政黨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大家都知道共和黨是富人黨，主张对企业和投资人减税，以促进企业和投资人将更多的资本和赢利投资到新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民主黨在政策上更倾向于贫民，以增加贫民福利和教育为口号，更倾向于让让贫民减税，变相杀富济贫，让社会更稳定。在美国历史上两黨执政的时间几乎相当，共和黨执政的时期略为长一点，其实从根本上看，两黨执政和美国的经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民众失业率高，大家都希望企业家投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繁荣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又希望不要过度的贫富分化，帮助贫民以稳定社会。这样一来，两黨执政就都有了可行的基础和必要。

　　在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实施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是富人越来越富，利润的追求使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于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则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综观美国的富人阶层从历史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封闭和保守的小圈子，它们拥有自己的商店和娱乐场所，更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不同社会。也许各位不会相信，一个富人家的女佣的年薪会超过十万美元，一个正统的英国管家的年薪超过三十万美元，一个富人家庭的每天开支平均是十一万美元。尽管这样的人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五，但他们掌握的金钱却占全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也正是这些人在领导着美国的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

　　我是共和黨人，我一直主张对富人减税，其实理由很简单。对富人而言，减税可以让他投资到经济当中，至少可以让他将金钱留在美国。你不减税，他照样可以合法避税，将金钱转移到英联邦的避税国家，诸如开曼群岛之类的国家。资本不仅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反而政府和百姓都得不到实际的利益。中产階級因为自有的资本少，而不值得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以避税，但当你一年的纳税超过自己的预计时，你就会考虑到海外采取手段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又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想法，是人性的最基本的体现，你又怎么能制止呢？与其堵还不如放开。

　　WTO 体系在全球的建立和实施，同样会产生上面的问题。美国传统的中产階級受到冲击就不可避免。但这个冲击是长期的，甚至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制度都会有深刻的影响。人员结构的改变是项艰巨的工作，它不会象产业转变那样迅速，也不会因为政策和经济的影响而在短期内就发挥作用，显示威力。更多的是伴随着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全球性的经济也同样会在这个历史性的人员结构调整中产生更多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事实上，在美国的经济政策上，关于人员结构调整的最明显政策体现就是移民政策上的实施。而这个政策同样在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体现。人才的掠夺才是未来美国知识经济长久发展的最重要保证。也是关系到美国人员结构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美国人员结构转型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再次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中产階級，目前在美国涌现的IT贵族正是这个新中产階級的雏形。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属于单一文化，东方意识浓厚。更沉浸在旧日的辉煌中，官本位和名誉是决定一切的首要考虑。相对于美国，美国多样的民族文化带给美国的是更多的活力。中日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又都面临着对人的本能上的忽视，东方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最大的弊病是对人性的扼杀和抑制，更可怕的是人格上的分裂倾向，表里不一的东西在东方人的行为上表现的太多。反观美国，崇尚人性本质的东西反而可以让人的才能发挥的更充份，这样的体制和文化更适应未来知识经济。而在社会保障机制上，中日均没有美国的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对人的创造力更是一种无形的抑制。正是这两种文化的不同才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同。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这方面有过一个很好的论述：“未来世界的冲突和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和发展。”

　　也许，我们在目前还不能对这个发展有明确的论证，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更清晰的发展方向。但无论如何，中美日三国的经济转型都已经在进行之中，这三个国家的发展同样会影响着世界，同样会给我们未来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國和美国的转型更将影响世界上每个民众的具体生活。

　　中國在经历了百年的轮回后终于重新出发了，但目前的政策如何制定却将影响着中國的未来，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如何引导中國走向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作者:草庵居士

　　现在，恐怕全世界的人都在议论着这样的事情：9.11事件发生后，由于俄罗斯的一系列表态以及为美国人在阿富汗战争提供的种种方便，从而促使俄美关系突飞猛进，进入了蜜月时期。这其实还是一种比较表面的理解。

　　自从原苏联解体以后，在俄罗斯与中國就泛起了两种情结：在俄罗斯是伴随斯拉夫情结逐步消退而逐步升起的慕美情结、在中國则是渊远流长的俄罗斯情结；斯拉夫情结是鉴于旧势力范围的残余观念、俄罗斯情结则是因为自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