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马悲鸣」：林思云你好。最近你、我还有赵无眠、芦笛成了惨遭网民讨伐的「四大汉奸」了。有道是“林思云象春天般的温暖，芦笛象夏天般的火热，赵无眠象秋风扫落叶一样，马悲鸣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虽然当了汉奸，而我毕竟不曾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更没去过日本。而你又正好在那里。我想请教你一些有关中日关系史上的问题。也算没白担了这个「汉奸」名头。为了不浪费读者时间，咱们一次只说一个题目如何？

　　「林思云」：我认为这种心平气和地交换思想、交换个人对敏感话题之看法的对谈方式很好。有什么问题你只管问。我知道的就回答你。不知道的，再去查资料，好在我这里比较方便。

　　「马悲鸣」：第一个问题是，「二十一条」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从《曹汝霖九十回忆》里看到，当时日本是用「哀地美顿书」即「最后通牒」，蛮不讲理地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曹汝霖代表中方出面力争，在「哀地美顿书」到点的最后一刻，才被迫勉强接纳了其中的五条。中國人一再骂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卖国，而从曹汝霖的回忆录里看，袁世凯是被迫的，并无卖国动机。试想，一国之总统，特别是在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传统的中國，国家利益就是元首的个人利益。袁世凯平白地把自己利益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另外戊戌变法时，有很多日本浪人混迹其中。比如谭嗣同事败，他周围的几个日本人就力劝其走避日本。其中一人发急地说：“你们中國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留得此身，将来可以重整旗鼓，于国家于自己不是更有利吗？”谭嗣同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与“自古以来，未有不流血而能成大事者。我愿流血以待後人。”便是他对这伙日本浪人的回答。

　　看来当时确有不少日本人真心地愿意帮助中國变法图强，就象仲共帮助胡志明的越共似的。但怎么忽然平白无故地用「哀地美顿书」来强迫中國政府签署「二十一条」呢？

　　我读近代史，对日本的恶感就始于「二十一条」，而非甲午战争。甲午之战是帝师翁同禾毫无军事常识，却还妄自尊大，兼想公报私仇，劝诱他的学生皇帝连下圣旨促战逼成的。

　　「二十一条」的来龙去脉不说清楚，后来的中日关系便无从解释。前些年听说从解密的日本政府文件里发现有孙中山和日本政府签署的与「二十一条」极为相似的「十一条」，以中國的部分主权来交换日本政府助其讨袁。这事令我大吃一惊。孙逸仙可是国父呀！

　　「林思云」：提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如果不交待一下当时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斗争，就无法很好地理解这一段历史。当年日本非常积极地支持孙中山的反清武装革命运动。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也都是在日本成立的。孙中山还接受了日本政界和民间的很多资助。孙中山首先提出了中日联手共同对抗白种人侵略亚洲的“大亚细亚主义”。这后来被日本改头换面叫做“大东亚共荣圈”。如果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作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國就会建立一个亲日的政府。中國人就要称“日本老大哥”而不是“苏联老大哥”了。

　　然而日本尽力扶持孙中山，却被袁世凯抢走了总统宝座，这让日本十分失望。当然袁世凯也非常不喜欢日本，因为日本人支持他的政敌孙中山。孙中山等国民黨人在1913年7 月起兵讨袁，发起了“二次革命”。在二次革命中，日本对孙中山进行了资金和武器的支援，但没有直接出兵干涉。讨袁失败后，1913年8 月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孙中山流亡日本后，曾多次建议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制裁。当时并没有经济制裁一说，所谓制裁就是军事制裁或政治制裁。孙中山要求日本用军事或政治手段帮助他打倒袁世凯。

　　「马悲鸣」∶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陆肆」逃出海外的“民運领袖”要求美国制裁中國。历史虽然在重演，好象「陆肆」精英也不是从孙中山那儿学的。救助过他们的北京老百姓一听说逃出去的「陆肆」精英上美国国会游说断了给中國贸易最惠国待遇，无不气得牙根发痒，并发誓再也不救助他们了。但孙中山要求日本政府惩罚中國，却成了万民景仰的国父。

　　「林思云」∶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同年11月日军攻占了德国在中國的租借地青岛。日本攻占青岛后，袁世凯怕孙中山将日占的胶东半岛作为反袁基地，所以袁世凯在1914年11月18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军队从胶东半岛撤走的要求。可是日本人非但不谈撤军一事，反而向袁世凯抛出了极为强硬、付有最后通牒的反要求，即「二十一条」。

　　日本以苛刻的方式提出「二十一条」，除了获得大连、旅顺等租借权延长等实利以外，另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以此逼迫反日的袁世凯下台。日本试图用「二十一条」作为对？揽恼沃撇茫窗镏兹盏乃镏猩缴咸ǎ谥泄⒁桓？亲日政府。也有一些资料显示孙中山有帮助日本方面制定「二十一条」的嫌疑。不过袁世凯也非常高明，虽然袁世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但他巧妙地把中國人对他的仇恨转移到日本人身上。袁世凯大肆宣扬「二十一条」的丧权辱国性质，设立「国耻纪念日」，引发了中國人民对日本的强烈仇恨，将孙中山等日本支持的亲日派逼入了窘境。

　　「马悲鸣」∶看来袁世凯是“扇动抗日”，反倒是孙中山“引狼入室”。而且不只引了一条狼。

　　「林思云」∶孙中山生前和袁世凯曾多次交手，但总是大败亏输，看来袁世凯还是“技高一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具有亲日派形象的孙中山在中國老百姓中间声望大跌。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才使孙中山政治生涯有了转机。十月革命后列寧在《对华政策宣言》里声明放弃中國殖民地等行为，使中國老百姓对苏联大为好感。孙中山立即把握住这个机会，抛开了日本，打出“联俄联共”的新政策。“联俄联共”使孙中山脱掉了日本外衣，重新赢得了中國老百姓的好感和支持。

　　「马悲鸣」∶但后来斯大林并没有执行列寧的《对华政策宣言》。沙皇俄国从中國割走的一百五十万方领土至今也没有归还的意思。苏联「八一九」政变前夕，中苏之间确认了现有边界。看来归还更是无望了。

　　「林思云」∶中國总是按照“人”来写历史，而不是按照历史来写“人”。孙中山在大陆和台湾都被尊为“神”，所以在大陆和台湾的历史书中，关于孙中山在「五四」前后的一段历史都十分隐秘，只有在日本的历史书中，才能找到一些真相。

　　「马悲鸣」∶我原来一直以为孙中山是亲美派，因为他不但在檀香山有产业，而且根据从美国移民局到期解密的材料看，孙中山还加入了美国籍∶国父是美国人！你若不说，我还从不知道原来国父还当过亲日派。亲美、亲日、亲俄；快成《三国演义》里的「三姓家奴」吕奉先了。

　　「林思云」∶这次先谈到这儿吧，我得上班去了。下次再聊。

　　策马入林（二）∶「五四运动」与「九国条约」

　　马悲鸣·林思云

　　「马悲鸣」∶林思云，你好。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五四」运动是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德国胶东半岛利益，得到列强承认引发的。据说中國在巴黎和会的代表真的没签字。不知这事最后怎么处理的。也没听说抗战前日本仍盘踞在胶东半岛。既然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为何后来听不见消息了。

　　「林思云」∶你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中國历史书上说日本一次大战时强占原德国的胶东半岛租界，在中國引发了「五四」运动，可是以后中國历史书上再没有提到关于日本盘踞胶东半岛的情况。中國历史书的这种“有头无尾”叙述，未免让人纳闷：盘踞在胶东半岛的日本人为何后来不见了消息？

　　我到了日本后，看了一些日本的历史书，发现和中國的历史书大相径庭。不管日本的历史书是否真实，但日本历史书对历史事件的交待都是“有头有尾”，没有让读者感到纳闷不解的不可思议之处。我下面就根据日本的历史书，补充一下中國历史上这一段“谜史”。

　　一次大战结束后，在1919年的战后巴黎和会上，除了意大利以外的欧美列强都同意日本继承前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和特殊利益，1919年4 月28日，中國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交换文书上签署“欣然同意”。但北京政府（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的行为激起了全国的爱国主义热潮，引发了“五四”运动。1919年6 月19日，北京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罢免三名被指为“国贼”的高官，同时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协议上正式签字。

　　「马悲鸣」∶其实被罢官的这三个人都不是国贼。张国焘率学生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就在家中，一直藏在夹墙内。外边发生的一切他都听得到。结果不合时宜地造访的章宗舆倒霉，被学生误认做曹汝霖，白挨了一顿打。

　　曹汝霖遭罢免以后不再从政，抗战时期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光复后戴笠进北京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舆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就是「五四」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林思云」∶其实巴黎和会协议让中國签字本来就是一个形式。不管中國政府签不签字，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照样转交给了日本人。但后来国际形式发生了变化，1920年代初欧美各国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当时中國是地球上唯一一块还没有变成列强殖民地的广阔土地。人们担心列强在角逐中國时，会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在此背景下，1921年8 月，美国邀请英、法、日、意以及中國、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商讨各国的裁军问题和中國问题。最后达成了关于中國问题的「九国条约」。

　　「九国条约」要求各国尊重中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要求中國对各国门户开放。对于中國来说，「九国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它客观上限制了列强在中國继续进行的殖民活动，对中國的领土完整起到不小的保护作用。后来日本侵略中國东北时，由于违反了「九国条约」，被列强所孤立，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

　　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同意进行大规模裁军，并对中國作出了不少让步，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并将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归还中國。

　　1922年2 月4 日，日本正式将青岛返还。不过日本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青岛返还中國后应作为开放港口对外开放。所以盘踞在胶东半岛的日本人，在1922年以后就没有了消息。

　　「马悲鸣」∶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胶东半岛被日军从德国人手里夺过来，最后还真还给了中國。《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得荆州，虽然口头上答应还给东吴，但始终不肯真还。最后还是吕蒙「白衣渡江」的偷袭才又夺了回来。日本至少在胶东半岛问题上比刘先主还讲信用。看来打倒自己国家高官的「五四」运动一点用处都没有。

　　「林思云」∶我不明白中國的历史书中，为什么只交待中國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割占中國领土的爱国行为，却不交待那块被割占的中國领土最后下落如何。这种“有头无尾”的历史搞得中國人迷迷糊糊。也许正是在这种迷迷糊糊之中，中國政府才能号召起强烈的爱国热情。

　　「马悲鸣」∶凡外国人有亏于中國的，中國政府便大肆宣传，以扬其短。凡外国人有益于中國的，中國政府便不许言及。你看「苏联老大哥」当初给中國援建了多少东西。中國人至今一字不提。可毛澤東为争共產黨世界的霸主，对赫鲁晓夫意气用事。苏方被迫撤走了专家，中國人却记恨至今。

　　苏联专家来的时候是「雪中送炭」，走的时候是「锦上撤花」。人家不过帮着你半截不帮了，并没有损毁中國的一草一木。有什么可怪罪人家的？而且若无「苏联老大哥」当初的援建，中國的基础工业根本没办法起步。

　　前些日子有位澳大利亚的中國通本杰明，写了本有关中國书。书名取双关语《赤字》。书中形容中國人的爱国主义是∶“操外国人，这就是爱国”。这话倒是不假。

　　「林思云」∶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也该休息了，下次再聊。

　　策马入林（三）∶「济南惨案」

　　马悲鸣·林思云

　　「马悲鸣」∶上回书说到「五四运动」毫无结果，反倒是列强的「九国条约」让日本归还了胶东半岛。但我还有疑问。北伐军打到济南时，曾遭受日军狙击，便是著名的「济南惨案」。既然胶东半岛已于1922年归还了中國，怎么1927年的济南还有日军在作战？难道说日本对中國关内的侵略不是始自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而是1927年就开始了吗？事件之后也没听说日军继续驻留。他们后来又去了哪儿？

　　「林思云」∶要说清济南惨案，就不得不提到国民黨的北伐。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先击败了两湖吴佩孚的军队，又开始进击江浙的孙传芳军队。当时孙传芳军队邀请日本军官冈村宁茨为军事顾问，但还是败给了蒋介石的北伐军。后来冈村宁茨又给蒋介石作军事顾问，又败给了共產黨。好象冈村宁茨是个常败将军似的。

　　「马悲鸣」∶我从《曹汝霖九十回忆》里看到，冈村宁茨在担任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的任期快结束时，驻北平日军很轻易地破获了一个由小学教师组成的地下抗日情报网。而小学教师又是惯于为人师表的，所以表现都非常英勇。冈村宁茨对他们也没做什么处理，临卸任之前把他们都放了。

　　「林思云」∶孙传芳军队败走逃离南京后，1927年3 月24日北伐军（何应钦的第一军）进入南京。北伐军进城后，也许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对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人住宅、教会进行了烧杀和抢劫。杀死英、美、法、意等国6 人。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也遭中國军人殴打。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

　　此后英、美派出军舰（在长江上）对南京进行了炮击，炸死不少南京居民。但具体的伤亡人数不是太确切，有几本书都说南京事件时英美军舰炮轰了南京，但都没有谈及具体数字，只有一本书说到炸死两千南京平民。

　　不过当时欧美的新闻报纸只是宣扬中國军队打死外国人的事件，对英、美军舰开炮炸死中國居民之事却不作评论，可谓典型的「炮舰外交」。好象中國历史书也没有怎么交代「南京事件」，也没有怎么谴责对英、美军舰炸死南京平民一事。

　　「马悲鸣」∶我前些时候看到陈炯明的儿子陈其炎讲的广州事件。也是孙中山被陈炯明驱逐到永丰舰（即中山舰）上以后，在珠江炮轰广州城，炸死了不少平民。旋即遭到各国驻广州领事馆的抗议。孙中山却反指责任在陈炯明。不知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是否跟孙中山学的。

　　「林思云」∶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出兵山东，1927年6月17日日军从青岛登陆占领济南。青岛虽然于1922年归还中國，但条件是青岛作为不设防的开放城市。所以日军可以从不设防的青岛登陆。当时日军的青岛出兵得到了欧美列强的赞同，因为欧美人也希望日本出兵「吓一吓」国民黨北伐军，不要把北伐搞成杀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当然这次并不仅仅是日本向中國山东出兵，英国和美国也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出兵天津。

　　「马悲鸣」∶从1840年的平英团到1900年的义和团，中國农民杀「洋毛子」以及「二毛子」，足足杀了一个花甲。外国人恐惧中國人趁乱排外也是有先例可援的。

　　「林思云」∶可能是由于1927年并非仅仅日本一国入侵中國，英美军队也入侵了中國。所以中國的历史书没有把这次日本的入侵计算在内。也可能是考虑到1927年日本伙同后来二战的盟友英美两国一同侵略中國，怕中國老百姓搞不清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所以将这段历史搞得模模糊糊。当时外国军队出入中國，好象出入无人之境一样，根本不须告知中國政府。现在的中國人大概是难于想象的。

　　「马悲鸣」∶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中國没有海军，国门是洞开的。看来此话不假。

　　「林思云」∶此后蒋介石特别强调了北伐军绝对不得打杀外国人，后来北伐军没有再发生「涉外事件」。由于欧美列强和日本已经在1921年签订了不干涉中國内政，保证中國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所以在北伐军没有再发生「涉外事件」的情况下，日军也没有了留在中國的理由，1927年8 月30日，日军宣布撤军，9 月8 日撤军完毕。

　　「马悲鸣」∶老毛也牢记不得伤及外国人，并以不得干涉中國内政为名力排洋人于外，才打赢了「解放战争」。后来炮击金门时，还为怕伤及国军中的美国顾问而犹豫再三。金日成不懂这个道理，攻到釜山便围打英美第八军。结果让联军得了口实，一个仁川登陆便反攻了回来。看来还是中國人滑头。老蒋、老毛都是一心打内战，绝不招惹外国人的。

　　「林思云」∶国民黨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开始了反共的「清黨」运动。但清黨运动也招来了国民黨内部的强烈反对，1927年8 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当然蒋介石下野并非真的准备退出政治舞台，只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法。蒋介石下野后于1927年9 月28日访问日本，打探日本对中國北伐的态度。

　　当时日本的田中义一首相（后来以「？镏凶嗾邸刮琶哪俏唬？927 年11月5日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向田中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日本政府承认国民政府，不再和腐败的北洋政府打交道。

　　二、国民革命军将继续北伐，希望日本能够赞成和帮助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三、日本的对华政策，要放弃使用武力，中日两国以真正的对等国家身份，实现东亚的共婀踩佟？

　　田中首相听后沉吟半晌说：「从现在中國的分裂局面来看，革命军的北伐是非常困难的。我建议你们放弃北伐，专心致力中國南方的统一。」

　　听了田中的话蒋介石非常失望，蒋介石本希望日本能够向当年支持同盟会那样支持北伐。日本对北伐的反对，自然给国民军的北伐带来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如果日本军直接出兵干涉北伐的话，就很可能导致北伐的失败。会见后蒋介石长叹惜道：「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变了」。

　　「马悲鸣」∶孙中山转投了日本宿敌苏联，大搞「联俄联共」，日本当然不会再相信他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了。就如《三国演义》里的吕布，屡投屡叛，最后连和他一样行事的刘玄德都不再相信他，转而提醒曹孟德∶“公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

　　「林思云」∶的确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日本极力支持孙中山，可是后来孙中山又一变抛弃日本，和日本的死敌苏联结盟，使日本人不再信任国民黨人。不过这次日本又错过了一次和中國搞好关系的大好机会，日本不但不支持国民黨北伐，反而试图武力阻止国民军北伐，在中國民众中又激起了强烈的反日浪潮，这也是后来发生中日战争的远因。

　　「马悲鸣」∶一般来说，所谓的「帝国主义」出入各国，包括殖民地，主要是做生意。做生意需要和平环境，才好保证公平交易，故一般都反对「动乱」，包括反对革命。老子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广州的列强领事馆反对孙中山炮轰市区。南京和济南的领事馆也反对北伐军进入。等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反过来又反对反国民政府的共產黨革命。道理都是一样的。现在的「民運分子」不懂这个道理，还在做着列强能象国共两黨高价收买对方叛逃飞行员那样厚待他们的清秋大梦。

　　「林思云」∶此后蒋介石接到请他火速归国复职的电报，于1927年11月18日离开日本归国。离开了蒋介石国民黨内部争吵成一团，最后还是要请蒋介石回来收拾局面。1928年1 月4 日，蒋介石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第二次北伐。为了不引起日本对北伐的干涉，蒋介石在出兵前，特地邀请日本记者，宣布北伐的范围将不包括日本的特殊利益「满洲」地区。

　　「马悲鸣」∶后来满州地区的奉系张学良易帜，主动归附了北伐军。大概也是引起日本反感，发动「九一八」的远因吧。

　　「林思云」∶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北伐后，日本又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再次派兵在青岛登陆。1928年5 月1 日北伐军进入济南，日军也于5 月2 日到达济南郊外。5 月3 日，北伐军以贩卖鸦片的罪名，枪毙了13名日本人。但当时的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却向日本国内谎报中國军队杀死了日本平民300 多人，煽起了日本国内的反華情绪。

　　日军于5 月3 日开始进攻济南城，蒋介石为了不引发与日本的战争而断送北伐的事业，命令在济南的北伐军主动撤出济南。北伐军在抵抗了一天后，于5 月4 日大部分主力撤出济南，渡过黄河，只留下三千人守城。守城的将士很勇敢，所以日军进城后杀了不少北伐军将士和平民。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会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宫崎世龙时，指责日军在济南除了虐待杀害北伐军士兵外，还杀害了很多「中國人良民」。这就是「济南惨案」。

　　「马悲鸣」∶看来「济南惨案」和「南京大屠殺」一样，都是老蒋既放弃守城，又不全师而撤，造成攻入的敌军分不清军民，恐惧残留部队打巷战的结果。攻既不宣战，败亦不投降；中國人专以偷袭为能事，损失反而更惨重。

　　「林思云」∶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次再接着谈。

　　策马入林（四）∶「万宝山事件」

　　马悲鸣·林思云

　　「马悲鸣」∶这回该说说「万宝山事件」了。据说「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就是「万宝山事件」。到底「万宝山事件」是怎么回事。日军开枪了吗？打死人了吗？

　　「林思云」∶谈到万宝山事件，应该从满清政府的东北政策谈起。

　　满人入关后，满人基本上都搬入中國本土居住，使他们的发祥地「满洲」成为无人居住的土地。但满人害怕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什么时候会造反，一旦汉人造反，满人就再退回他们的发祥地「满洲」。所以满清政府禁止汉人入居「满洲」，使满洲成为无人居住的肥沃土地。

　　「马悲鸣」∶大概还有从汉人那学来的「龙脉」之说吧。满清因了中國的内乱而掩有天下，肯定是堪舆学上说的「龙脉」生得好。他们怕由于汉人开荒而断了满人「龙脉」，也是禁止开垦满州的原因之一。

　　「林思云」∶满清政府「禁满」政策放开后，大量的汉人流入东北开垦，同时人口压力很大的朝鲜，也有大批朝鲜人流入地广人稀的东北开垦。1905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后，得到了东北的特权。1910年日韩合并后，日本人鼓励朝鲜人向「满洲」移住，大批穷苦农民进入东北，主要居住在中朝边境的间岛地区。

　　「马悲鸣」∶据《曹汝霖九十回忆》，还是曹汝霖留日回来，晋见太后皇帝时，建议赶快开发满州，否则早晚要让日本抢了去。后来证明果然。满州现在仍属中國领土，曹汝霖建言之功也。

　　「林思云」∶由于「满洲」以前是满人的土地，所以移住东北的汉人和移住东北的朝鲜人都是「外来户」。当然汉族移民和朝鲜族移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1927年国民黨北伐后，掀起了中國人的爱国热潮。特别是1928年6 月日军激进派阴谋炸死东北军大帅张作霖后，接任的少帅张学良，基于「杀父之仇」和民族仇恨，开始在东北推行反日政策。由于东北真正的日本人并不多，中國老百姓就把「半日本人」的朝鲜人作为反日的对象，比如鼓励中國地主对朝鲜农民征收高额地租，不向朝鲜人出卖土地等等。

　　「马悲鸣」∶朝鲜人原来是每天早晨北渡鸭绿江过河耕作，日落渡江回家。然后变成春天过河耕种，深秋渡江回家。最后索性连家都搬到江北来了。这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人口的来源，其中包括金日成的父辈。若不是按曹汝霖的建言尽早开发东北，大批汉人走关东，满州纵不被日本夺去，也会被朝鲜人逐渐填满。

　　「林思云」∶由于流入东北开垦的朝鲜人，绝大多数都是穷苦的贫雇农，所以成为中國共產黨争取的对象。1930年5 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发动」下，朝鲜贫雇农集中的间岛地区发生了「间岛暴動」，间岛暴動被中國军队的武力鎮壓下去。尽管「间岛暴動」中被鎮壓的朝鲜人当时在名义上是属于日本人，日本方面还是采取了对中國的支持态度，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持坚决的反共立场。

　　「马悲鸣」∶朝鲜那时已经亡国，和台湾一样，并入日本了。所以朝鲜人在名义上属于日本人。

　　「林思云」∶「间岛暴動」后，一部分失去土地的朝鲜贫雇农流入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居住，引起了当地中國农民的强烈不满。1931年7 月2 日，愤怒的中國农民开始破坏朝鲜农民修建的水渠，结果双方农民大打出手。「万宝山事件」事件中双方农民的伤亡人数各种报道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有数人死亡，多人负伤。「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中國出动了警察队，日本的长春领事馆也派出了警察队，但双方的警察队并没有发生武力冲突。

　　「马悲鸣」∶「万宝山事件」发生的1931年7 月2 日，距离「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9 月18日只有两个半月。怪不得都说「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林思云」∶日本的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万宝山事件」煽动朝鲜人的反華情绪，当时的韩国报纸大大夸大了「万宝山事件」中朝鲜农民的伤亡人数，结果使朝鲜人的反華情绪大爆发，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冲入在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國侨民进行烧、杀、抢等暴行，造成数百中國侨民死伤的大惨事。

　　当然「万宝山事件」也在中國掀起了反日高潮，使中日两国人民的情绪走向对立，这也是「九一八」事件的前兆。本来「万宝山事件」是一件中朝农民的民间冲突，却被政治家们利用作为煽动民族仇恨的工具。

　　「马悲鸣」∶原来「万宝山事件」是中朝农民之争，因朝鲜已经亡于日本，所以算作日本人。结果是朝鲜人因此而反華，中國人因此而反日。整个乱了套。看来还是谁先当亡国奴谁更有强权仗恃。

　　「林思云」∶这次就谈这些吧。下次再谈。

　　策马入林（五）∶中國抗日总战绩不足盟军五分之一

　　马悲鸣·林思云：

　　「马悲鸣」：林思云，你好。咱们的「策马入林」出到第四就告暂停了。现在我又有了新问题，不知能否继续请教。

　　「林思云」：马悲鸣，你好。如果你的问题是有关日本方面的，则我在日本，查资料相对方便些。

　　「马悲鸣」：最近见辛浩年著《谁是新中國》一书，甚是不以为然。固然他把共军的抗日份额给压了下去，却大吹国军抗日战绩。

　　我记得过去有个说法，讲日军在华军事损失总计五十万。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就用这个数字说话。但辛的书里却说，他从日本陆军省档案中查出日本在华军事人员损失六十八万五千人。虽然在第一级近似的情况下，两个数字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究竟是否真有日本陆军省这么个数字？而且集中到关内，也即真是由中國军队打的日军损失到底有多大。能否麻烦你去当地图书馆详细查一下。

　　「林思云」：关于辛浩年的《谁是新中國》中提到：根据日本陆军省的统计数字，日军在华军事损失总数为六十八万五千人（685 ，000 ）。其实日本陆军省在1945年美军进驻日本后就撤销了。战后日本已经不存在陆军省，当然更不可能有陆军省的统计数字。关于所谓陆军省的统计数字，我再设法查一查是否可以找到什么线索和出处。

　　「马悲鸣」：那就拜托了。多谢！

　　「林思云」：马悲鸣，关于日军在华的伤亡数据终于找到一份比较详尽的资料。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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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陆海军事典》（原书声称资料来源为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56年3 月调查数据）

　　二战期间日军的死亡人数（指军人，不含平民）

　　1937年7 月7 日到1945年8 月14日（芦沟桥事变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

　　满洲地区：陆军损失：两万六千人（26，000 ）海军损失：五百人（500 ）合计损失：两万六千五百人（26，500 ）

　　中國大陆本土地区：陆军损失：三十八万五千两百人（385 ，200 ）海军损失：一万九千四百人（19，400 ）合计损失：四十万零四千六百人（404 ，600 ）

　　缅甸、印度地区：陆军损失：十六万零四百人（160 ，400 ）海军损失：一千五百人（1 ，500 ）合计损失：十六万一千九百人（161 ，900 ）

　　台湾地区陆军损失：两万七千二百人（27，200 ）海军损失：一万零两百人（10，200 ）合计损失：三万七千四百人（37，400 ）

　　1945年8 月15日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满洲地区：陆军损失：一万九千九百人（19，900 ）海军损失：三百人（300）合计损失：两万零二百人（20 ，200 ）

　　中國大陆本土地区：陆军损失：五万零四百人（50，400 ）海军损失：七百人（700 ）合计损失：五万一千一百人（51，100 ）

　　缅甸、印度地区：陆军损失：两千六百人（2 ，600 ）海军损失：零（0 ）合计损失：两千六百人（2 ，600 ）

　　台湾地区：陆军损失：一千三百人（1 ，300 ）海军损失：四百人（400 ）合计损失：一千七百人（1 ，700 ）

　　日本在二次大战中各战场的陆海军人死亡合计两百一十二万一千人（2 ，1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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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资料中把死亡统计时段分为1937年7 月7 日到1945年8 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和1945年8 月15日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时段，是因为前一个时段是战场上的战死，而在后一个时段日本已经投降。这期间的军人死亡则是属于战俘死亡等其它原因，严格说不应算为战死。

　　「马悲鸣」：日军在中國本土战死人数为四十万四千六百人（404 ，600 ），其中张北狼窝掌一役还是苏蒙联军打的。满洲地区是苏军打的。缅甸、印度是英美联军为主，中國远征军只是帮忙打杂。以中國缅甸远征军战绩代苏蒙联军在华战绩，则比较严格地讲，中國的国共两军战绩总和只占日本在二次大战中阵亡军人总数两百一十二万一千人（2 ，121 ，000 ）的不足五分之一（19.07%）。

　　「林思云」：如果1945年8 月15日以后在中國本土死亡的日军也算为战死的话，中國战场日军战死人数为四十五万五千七百人（455 ，700 ），也只占到盟军对日作战总战绩的百分之二十。

　　「马悲鸣」：如果再把满洲的日本战死人数也算入的话，则中國战场日本阵亡总数五十万两千四百人（502 ，400 ）。这大概就是一般所谓的日本在华战死人数为五十万数字的来由。但严格说起来，关外日军损失主要是苏军和苏蒙联军的战绩，而非国共两军。

　　「林思云」：如果再把缅甸、印度的日军战死人数也算为中國军队的战绩，则日军战死人数为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人（666 ，900 ）。

　　「马悲鸣」：但严格说起来缅甸、印度战场主要是英美联军的战绩。照这种算法，如果再把台湾的日军战死人数也算为中國军队的战绩，日军战死人数岂不就成了七十万零六千人（706 ，000 ）。我猜辛浩年在《谁是新中國》里说的日本在华军事损失总数六十八万五千人（685 ，000 ），估计就是按上述算法计算出来的。

　　「林思云」：我想也是。所谓“日本陆军省”的统计数字，大概出自讹传。中國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传统总是不忘发扬光大，这个数据也是个生动例子。日军二战中战死210 多万人，中國人硬算也只能算出70万，其它都是美国人，当然还有苏联人和英国人打的。

　　「马悲鸣」：照你说的这个统计数字看，则日军在以上各战场总计损失七十万六千人（706 ，000 ），占到日本总军事人员损失两百一十二万一千人（2 ，121 ，000 ）的三分之一（33.29%）。也就是说，盟军对日总战绩中，美军独占了三分之二；更何况日本海空军装备总量主要损失在对美作战的太平洋战场。说美军是击败日军主力，或远东战场首功应该不为过。

　　「林思云」：是这样的。但以上数字是专指军人阵亡。日本平民则在满洲死亡较多，本土空袭也有大量伤亡。现在日本比较正式的数字是：日本在二战伤亡总人数为330 万（包括平民）。其中军人占近三分之二。

　　「马悲鸣」：战争中军人阵亡数超过平民死亡数，则这个国家的军队算是尽到了保民之责。如果军人阵亡数低于平民死亡数，则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是失职。国家养兵，是要军队在战时打头阵的。如果军队不打头阵，却为保存实力放敌人入境杀老百姓，这样的军队就不够格。或者说这支军队就没有军格。

　　「林思云」：你说的有道理！

　　「马悲鸣」：这回就到这里吧。其他问题以后再谈。再见。

　　「林思云」：再见。

　　作者:马悲鸣　林思云

　　近几年来，为“纹化大革命”翻案与摆功评好的文章不少。有人从改造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伟大领袖为什么要发动“纹革”，有人从反官僚集团的集權统治的角度对“纹革”进行肯定，有人从大民主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对“纹革”进行揄扬，诸如此类，煞是热闹。有好事者，针对目前贫富极度分化，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宣扬要再来一次经济上的“纹化大革命”。更有极端者，极力鼓吹实践伟大领袖的心愿，主张类似于“纹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七八年就要来一次。

　　余生也晚，无缘躬逢其盛，对于“纹化大革命”的种种印象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道听途说罢了。按照伟大领袖所提倡的原则，不进行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人云亦云的确也为饱学之士所不取。不过愚者千虑，终有一得；不揣微末，特作献芹，以供名流方家一哂。

　　对于“纹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与本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难以形成公论。在我看来，某些结论可存而不论，很多观点却令人茅塞顿开，所有的相关的文章，读后均大受裨益。长期以来，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所形成的对“纹化大革命”的极度嫌恶感大部分都已经消逝了，但是要我从此以后，幡然转变为“纹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与翻案派，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看过张志新的文章，能够理解，她的大多数见解我都赞成；我也看过遇罗克的文章，更能够理解，他的见解我几乎全部赞成。这样一琢磨，发现大事不好。我这样的人要是处在“纹化大革命”中，如果象现在这样，信口雌黄，大放厥词，岂不是要被專政机关枪毙两次？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是被枪毙两次，连来世都不得翻身，岂不冤哉？

　　看来还是中國古人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斗争都必须善于从人性出发去揣度发动者与参与者的行为动机与事实真相，冷静地分析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再借鉴历史经验进行对比研究，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与赞成。生命宝贵，安全第一呀！

　　遇罗克的崭露头角与最终被害与老红卫兵势力以及“血统论”的猖獗一时紧密相关。在“纹化大革命”初期，老红卫兵极力宣扬“血统论”，妄图以革命子弟的名义提前接班并且永久地巩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时对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年实行政治压制与迫害。遇罗克针对这一切邪恶行径进行了严肃的思考，由此写下了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因此而惨遭老红卫兵势力与中央纹革的双重打击与迫害，最终身陷囹圄并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不过听传闻说，当年遇罗克所羁押的监狱第一次上报枪决名单的时候，遇罗克的名字被上面划掉了。这件事也许可以说明，上层并不认为遇罗克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至于为什么最后执行了死刑，应该另有其它的考虑，并非完全是因为遇罗克抨击“血统论”。

　　即便以共產主义意识形态最为激进的观点来看待“血统论”、政治特权世袭制以及为推行这些观点所采取的种种狂暴行动，也应该可以发现这一切荒唐言行都是与共產主义的理论体系、政治传统与社会原则背道而驰的。遇罗克对它的抨击完全言之成理，丝毫也没有违背共產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项原则。事实上，当时“血统论”提出时，中央纹革就表明了坚决不同意的态度。

　　表达“血统论”的一付最著名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当时的中央纹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这说明，中央纹革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坚持了共產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传统态度的，即个人对自己的出身无法选择，不必负责，但是个人的政治信仰与政治道路却由自己决定。而老红卫兵不过是在主张公开的、绝对的特权世袭制与政治身份种姓制罢了。

　　最终那些“血统论”的主张者也是按既定方针被中央纹革打倒的。在对“血统论”的拥护者的清洗与鎮壓的过程中，遭到了老红卫兵的最为激烈的反抗。这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不过却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说明老红卫兵在维护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方面还是有足够的警觉性的。最后对“纹化大革命”否定得最厉害的，不就是这些人。

　　至于这对立的两派为什么没有立即摊牌与发生正面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央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打倒黨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绝大部分就是老红兵们的父母，因而不宜过早地暴露真实的战略意图，以免打草惊蛇。老红卫兵们一方面见不及此，被人利用；另一方面，也许又觉得，父母早晚都要让位给自己，早接班比晚接班好。至于父母一辈的胜败成亡，就听天由命吧。“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为后一代人的锦绣前程做出牺牲吧，反正你们一直就在为别人牺牲，这就算是最后一次吧！

　　中央纹革之所以不公开支持遇罗克的观点，反而将其杀害，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的制约。一方面，宣扬“血统论”的老红卫兵有极大的势力与活动能量，中央纹革要继续利用其充当政治打手，彻底打倒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身论》不合时宜地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布，迫使两方面都必须对这个事件明确地表态。老红卫兵理所当然极力反对《出身论》，将遇罗克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中央纹革那一派来说，保遇罗克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争论与麻烦；反之，不保也不会有什么的损失。反正不是我这一派的人，既然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为我所用，借刀杀人又何妨？

　　另一方面，遇罗克这个人，毫无政治实力与政治斗争技巧，只会看书识字，獨立思考，却不会观察与分析政治风向。《出身论》要是在老红卫兵丧失利用价值后公布，便可以成为对这些人政治死刑的最好的判决书。也许以遇罗克的正直与迂腐，不会在政治舞台上有多大的作为，但是至少应该可以免其一死了吧。

　　不过也应该看到，《出身论》不是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澤東思想去批判血统论，而是遇罗克獨立思考的一种产物，是对老红卫兵在“血统论”的大旗下种种残酷行为的一种抗议。它的本质是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因此与伟大领袖一贯提倡的斗争哲学一比较便泾渭分明。虽然中央纹革的负责人在与老红卫兵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是显然他们更不能容许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就“纹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由此看来，经历了内战、革命与全面改造的现代中國与古代中國相比在思想自由与思想解放方面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进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象遇罗克这样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人总是无法见容于天地间。这种情况在号称发扬了“大民主”与“言论自由”的“纹化大革命”中更是变本加厉。

　　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即使按照伟大领袖的既有观点与思维方式，结果却得出了与伟大领袖公开言论不一致的结论，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就张志新来说，她的政治观点与思维方式与伟大领袖公开提倡的教条有多少差别？另外某些在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的红卫兵思想者不也是如此？就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最终遭遇来看，可谓与张志新和遇罗克同病相怜，殊途同归。

　　认真地反思这一切，就会发现，伟大领袖一生极力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就是不准反对自己的教条主义；鼓励青年一代怀疑一切，破坏一切，就是不允许怀疑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允许破坏自己的统治体系。这恐怕就是伟大领袖一生中最大的“矛盾论”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其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指向领袖崇拜的政治思想体系。接受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必然就会得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论，因而普遍与平等的民主制就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在任何一个獨裁体制的国家内，思想者往往就是獨裁者本人，其原型就是古今中外一切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最心仪的“立法者”。思想者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往往也只能有一个。其他人的任务就是时刻表忠心消除獨裁者的怀疑与维持统治体系的稳定，努力工作以维持社会的进步。这样就可把内耗减低到最低限度，集中打击力量，消灭一切反对势力，攻克任何艰难险阻。

　　太多的思想者，只会使人们思想混乱，群龙无首。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从思想家到政治家，学而优则仕，内圣而外王，这是唯一的出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必然就会进行激烈残酷的淘汰与清洗。

　　当年延安整风期间王实昧的教训，不也说明了这些道理？伟大领袖未必有心要杀他，延安整风也不是专门针对他。他的那篇惹来大祸的《野百合花》，在思想上其实根本无足称道。一点点伤感，一点点怀疑，无非就是书生意气，多愁善感罢了，值得为此枪毙他？但是这种任性直言的作风令人厌恶，放言无忌，小孩家口没遮拦，一向令统治者不喜，谁知道某一天其怀疑与批判的锋芒会不会对准伟大领袖以及其推崇的意识形态体系呢？

　　“权从下面夺，但要听上面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敬爱的总理的这句话这最为准确地概括了“纹革”中造反派与伟大领袖的关系。在“纹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许多自发的、真诚的毛澤東主义者，就因为獨立思考，坚持己见而被禁锢甚至被枪毙。这些民间的自发与忠诚的支持者被当作反革命而遭受鎮壓，伟大领袖也许并不知情。他日理万机，宵衣旰食，胸怀宇内，神游八极，无暇细顾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人物与小事情。将这些人交给那些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大员任意处置，极为合情合理。即便知道了又如何？这几个散兵游勇，目无组织，目无领导，自由散漫成性；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一点都不听管教，有什么政治上的妙用？说来说去，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就绝对不会心生异志了。

　　伟大领袖需要的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挥之即去，去而无怨的愚忠之士，并不是要寻找思想上的知音。伟大领袖向往的境界是“君师合一”，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则意味着在人格上与伟大领袖的平等，如此一来，建立在“神授魅力”上的獨裁体制将因为这一点让步而逐渐崩溃。

　　实际上，忠于我们伟大领袖以及保住自己性命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凡是伟大领袖说过的话坚决听从，凡是伟大领袖交待的事情坚决照办，凡是反对伟大领袖的人以及伟大领袖反对的人坚决打倒。

　　斯大林当年对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等等黨内反对派所采取的政策不也有类于此吗？斯大林一贯轻视黨内的知识分子菁华，最后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对一切异端者大开杀戒，其原因恐怕与上述情况无异。

　　作为一名在示威、暴動、暗杀、监禁与流放中度过了全部革命生涯的老地下工作者，从这种切身体验出发，斯大林恐怕对现实权力斗争的威胁更加敏感，理解得更加实际，因此对使用暴力手段毫不犹豫。同时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与修养，对思想斗争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过分高估了其危险性，过分低估了其建设性。

　　列寧批评斯大林的话，同样可以用在伟大领袖的身上，即“太粗暴”。其实以事后之明看来，对这两位至少还应该加上两点评语即太急躁与疑心过重。当然，比起斯大林之质木无文、心理阴暗，伟大领袖视野开阔、胸怀博大，有一种对劳苦大众的广泛强烈的同情心，并且文采风流、智慧幽默、无人能及。不过这一切优秀品质还是不能阻止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将天下苍生任意玩弄于股掌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们这些被统治者，本来就不必偏听偏信，一厢情愿。人世间的一切，尤其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切，都由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决定，几分善意，几分温情，都敌不过这些冷冰冰、血淋淋的算计。

　　不过将伟大领袖说成是一个阴谋家，玩弄权势与手腕，一贯利用他人的鲜血与生命来实现一己之私利服务，也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从其一生的志愿与长期政策部署来看，伟大领袖并没有违反自己的信念与初衷，他是尽了一切力量要实现他的平等主义的乌托邦的。因此当革命后新的官僚階級强大到不可遏制时，他便率领群众奋起造反，彻底打碎了他亲手缔造又因为各种原因转而极力摆脱其控制的黨组织。

　　我极为尊敬的两位著名学者徐友渔与朱学勤先生在各自的著作中一致认为，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起到最大作用的一件事是“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当“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公布的时候，对这些原来无限信赖与崇拜伟大领袖的红卫兵来说，真可谓是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这种效果与伟大领袖的初衷完全相反。纹化大革命后期，伟大领袖批准了一些外国思想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算计失误，玩火自焚。我认为这种看法仅得其皮相，未领会其神髓。

　　重印西方哲学著作这件事并非不可思议。伟大领袖当年就大量读过这类书，较之马列经典著作，恐怕更熟悉甚至更喜爱些。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他如果真的要搞愚民政策的话，还用得着这些迂回手段吗？我个人认为，伟大领袖是希望青年一代重温他自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历程，从而得出当年自己相同的结论。不料时过境迁，青年一代阅读这类书籍后，这一回怀疑与批判的锋芒，却指向了伟大领袖所提倡与维护的一切了。

　　我部分同意朱学勤先生的见解：“伟大领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黨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B52 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认为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恰恰相反。”这件事情的反效果确凿无疑，但是我的理解却与朱先生的有极大的差异。

　　在我看来，伟大领袖的这一举动（包括公布“滴水洞来信”）是为了一再证明或者是进一步考验他与人民群众的天然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以及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纯朴的信赖之情。獨裁体制、官僚统治以及种种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权宜之计已经削弱了人民与革命者集团尤其是革命领袖之间的平等感与一致感，伟大领袖急于向人民表白与求助，急于要证明与恢复这一切。

　　“我是独自同群众站在一起的。”这句话表达了最大的真相。革命后的新社会中，利益对立与階級分化已不可遏制，伟大领袖试图以自己的绝对权威与超人魅力唤起人民群众原始狂热的平等主义与平均主义的情感，以暴力手段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与巩固。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其行可憎亦可怖。

　　革命政府一贯标榜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民有、民治与民享的政府。随着集權制的完善与官僚階級的形成，它至少丧失了一个可贵的属性——它不再成为民治的政府了。全黨可能仍然希望这种同人民情绪的不和只是暂时性的；经过各方面的诚实努力，将会重新唤起人民的想象力，并使最近才过去的英雄业绩重新出现。然而这种分裂却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统治者已经习惯于专断的统治，而这种习惯又反过来统治了他们。当初多么富于希望的一场伟大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如今已经逐渐蜕变成为一种狭隘冷酷的專制制度。

　　以上一段话是原籍波兰的托派共產黨人，《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艾萨克·多依彻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社会制度中的新倾向的极为睿智与全面的概括。这也可以概括“纹化大革命”发动前的中國政治社会体制，更可以解释伟大领袖执意要发动“纹化大革命”的原因。他是要急于避免这一切的发生，避免重蹈斯大林模式的覆辙。他毫不怀疑地认为，革命与人民的离异是暂时的。他坚信能够找到一种能使革命永葆青春的妙方，并且自信已经找到了这个妙方即七八年就来一次的“纹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

　　历史的车轮已经启动，人类顺着惯性向下堕落，新社会出现了向旧社会全面回归的趋势，这一切令伟大领袖极度不能容忍。跋涉了千山万水，经历了九死一生，牺牲了无数战友与同志，难道还是无法改变旧中國的一切吗？“难道殉难者的鲜血和母亲的眼泪都白白洒落在大地的尘土里，毫无价值，换不来天堂吗？”

　　“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伟大领袖见猎心喜，知难而上，奋其私智，希望永久地终结这一切丑恶现象。至于功业陵迟，大义不及，盖天命有所归，岂以智力争乎？

　　“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执秦始皇之法。”这是他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林彪对他的一生的志愿与政策的评价。不带偏见地分析，应该承认，这个评价基本是事实。共產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伟大领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包装与一件武器罢了。他早年就认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有两种，其一是“真理上是赞成的，但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的“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其二是，“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伟大领袖与中國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一样，首先是立志拯斯民出于水火，恢复国家的獨立与强盛。至于那些无比美妙的理想社会的宣传鼓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中國历史上的针对农民的这类宣传也实在不少，太平道、明教、弥勒教与拜上帝教等等都是如此宣传，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

　　有外国研究者认为，毛澤東是唯一一位敢于抛弃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只要他认为它们不适合于中國的国情。其实可以说得更透彻一点，他敢于抛弃馬列主義或者以自己的思想代替它们，只要他觉得馬列主義这件思想武器使用起来不顺手。在伟大领袖看来，寻章摘句，唯圣人之言是从，笔下空有万言，胸中实无一策，乃世之腐儒也。马列之道的礼法名教岂是为伟大领袖而设哉？！

　　“纹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站在公正与客观的立场上，回顾那一段轰轰烈烈、悲喜交加的历史，我们应该可以承认：伟大领袖“的不少长远构想是很有见地的，是同后来事态的发展相吻合的。他的失误倒是中期部署不尽得当。他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在实现他的长远构想方面有所建树，但有时不免操之过急，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可能，因而劳而无功。不过，这类挫折未必意味着他的长远构想本身是不切实际的。”

　　历史学大师汤因比说过，伟大领袖比我们整整领先了五十年。这样看来，他的悲剧就在于企图把这五十年的时间里才能完成的事业一鼓作气地实现，并且把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思想的自然演变的结果强行灌输给我们。伟大领袖只要人们全盘接受他的结论，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部署行事，却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展示其推理与思考的过程。其遭受怀疑与拒绝，以至最终失败，势在必然。不过，岂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伟大领袖基本上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人物。其宏伟的终极理想没有实现，并不说明这些理想没有价值。至少在他走后，中國已经再也不是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与任人欺辱的国家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伟大领袖在建国与统一事业上的过分成功，给他的接班人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他所创立与留下的权力结构需要中國世世代代都必须出一个德才兼备与智力超群的人才能维持下去。他给后代留下了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人们也许过分相信与欣赏他看似随意的指挥若定与举重若轻的工作方式，却忘记了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超人的天赋并且要经过长期艰苦的锻炼与准备以及对权力关系的深刻理解与精确算计。伟大领袖的事业成也在此，败也在此。归根结底，“无人得以不朽而勿须付出代价。”

　　其实在旁观者看来，对于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来说，最大的悲剧与遗憾就在于——皇朝的法统已经不可能再建立起来，帝制的合法性与感召力已经被永久地否决与破坏。

　　当然，伟大领袖本人并不会以此为遗憾。他鄙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一生立志铲除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生存的土壤，反对一切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强者与富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他的光辉形象与伟大事业唯有耶稣基督与使者穆罕默德可以相比。在他看来，帝位于我如浮云哉！

　　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是在革命与战争年代中千锤百炼出来的，也许在和平的年代中，他觉得无法满足，无法适应。战争并没有摧毁伟大领袖的青春活力，相反，在和平的时光中他迅速地衰老与消沉了。伟大领袖的最高权威是在暴风雨中所诞生的，因此，只有在激烈的斗争中他才感到自己的巨大力量。“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在政治斗争的汪洋大海上披波斩浪，经历并且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伟大的船长不愿意在平静的港湾中度过他壮丽人生最后的岁月。眼见遥远的海面上乌云滚滚，电闪雷鸣，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他不理睬贪图安逸的人们如何恐惧哀求，喝令水手们各就各位，全力以赴，将航船驶向暴风雨的中心。伟大的船长渴望在与狂风暴雨的全力搏斗中结束自己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

　　　　　　　　　　　　　　　　 写于2001年春节期间

主要参考书目：

《“纹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　 严家其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斯大林政治传记》（英）艾萨克·多依彻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　程世平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徐友渔文选——自由的言说》　 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贺雄飞主编　　长春出版社　 1999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思想者文库”第一辑花城出版社　　1999年《面向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谈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年《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　张锡昌　周剑卿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朱元璋传》　吴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大外交》 （美）基辛格　海南出版社　1998年《领袖们》 （美）尼克松　 电子网络版另外特别感谢老田与梁山伯及其他网友的相关文章。

　　作者:李寒秋

　　民主！一个多么响亮的口号，一个多么诱人的理想，几百年来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她，向往她，甚至为了她不惜一切流血牺牲。但是，现实却仿佛总在不停地捉弄人，有时人们差不多耗尽了浑身所有的一切，弄到筋疲力竭，却仍然连民主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又有时人们似乎终于得到了民主，却发现自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

　　历史，无情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将人类甩进失望的无底深渊中。人们不禁要问：民主究竟有什么好？她果真值得我们去追求吗？为什么人们追求民主的努力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事与愿违呢？茫茫民主之路究竟何时才能走到尽头？

　　本文拟就此谈谈个人的一点浅见，供有志者研究参考。

　　（一）

　　我想先谈两件具体的事例：

　　一，在仲共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仲共高层领导中存在一个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他们掌握了全国红军的指挥大权，实行高度集中、非常專制的领导体制，结果由于他们的错误指挥，导致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

　　在长征途中，到达贵州省的遵义时，召开了仲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取消了“三人团”，改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集体讨论决定军事行动，也就是采用“民主”的方法。但时隔不久，这种民主讨论的方法，就被实践证明行不通。不管大事小事，动辄召集会议，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来议论去，一次一次议而不决，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这怎么能行呢？于是，只好又改行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指挥体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澤東、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最高军事指挥，结果终于领导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任务。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种种“评奖”活动。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奖励先进模范基本上是由上级领导说了算，这种做法很不民主，因此，经常导致人们的不满和议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认为领导有偏心、私心，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奖励的不是真正的先进模范，不能真正起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效果。那时，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希望能实行民主评选，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民主评选就能选出真正的先进模范。

　　进入80年代以后，适应社会上人们对民主日益高涨的普遍要求，在各种评奖活动中，逐渐引入了各种民主测评的方法，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无记名投票。按照人们事先的想象，实行这种民主测评的方法以后，应该能能够评选出真正的先进模范，真正达到鼓励先进、激励士气的作用。然而，实行的结果，却与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选出来的先进模范仍然与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不符。事至今日，除了有关人员为了种种利益考虑，还在竭力争取种种奖项外，一般公众对此差不多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

　　生活中类似上述的事实还多得很，本人不善考证，也就不一一例举了。总而言之，民主，真正的民主，仿佛就象海市蜃楼一般，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为什么要追求民主？民主为什么始终远离现实？

　　（二）

　　长期以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寄希望于民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包括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理论，都一直在宣传民主所具有的种种神奇的作用，例如，可以扩大信息来源，可以防止决策错误，可以提高士气，可以提高效率，可以保障民众利益，可以防止腐败等等。民主被人为地神化了。

　　然而，现实是冷酷的，它并不因为理论家们这样起劲地宣传，就给人一丝一毫的面子。

　　首先，民主并不能保证获得真实信息。一般来说，民主可以扩大信息来源，因此，自古以来一直流传一句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但不要忘了，自古至今，还流传着另一句话，叫：三人成虎。一个人说，闹市上来了老虎，人们不会相信；两个人说闹市上来了老虎，人们就将信将疑；如果三个人说闹市上来了老虎，人们就信以为真了。如果决策者没有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么民主非但不能帮助他获得真实信息，反而会使他更加不明事实真相。

　　其次，民主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有时民主能够促进正确决策，但远不是每次民主决策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权大真理大，固然不对；人多真理多，同样也是错误的。“三个臭皮匠，抵得一个诸葛亮”，也许是这样的，但我记得诸葛亮也曾有过“失街亭，斩马谡”的败迹。

　　第三，民主也不能保证提高士气。如果一个团体绝大多数人想法一致，这时民主决策结果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决策能极为明显地提高士气。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万众一心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常见的是人们因为种种原因意见不合，动辄吵闹不休。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决策不但不能提高士气，反而会挫伤相当一部分人的感情，甚至导致严重的内部对立，整个团体士气涣散。

　　第四，民主也不能保证提高效率。如果一个团体人人都富有智慧，都出以公心，在这种情况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吗？起码在目前来说，实际生活远远不是这样，差不多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私心杂念，智力水平也往往参差不齐，这就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干扰，其整体效率也就下降了。

　　第五，民主并不能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希图借民主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是老百姓最向往的。但实践证明，这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西方经济学家们曾探讨过政府失灵的原因，其中第一条原因就是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因而政府实际上总是倾向于一定的特殊利益集团。

　　第六，民主并不能防止腐败。在延安时期，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黄炎培曾提出一条“周期率”，担心仲共革命成功之后，是不是也会腐败变质，当时毛澤東曾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防止腐败的方法，这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大意如此）。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而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民主果能凑其功否？或曰中國民主制度建设落后，不足为例。那么，再看美国，眼前就有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那就是安龙（ENRON ）公司破产案（参看近日有关媒体报道），不也是腐败透顶吗？

　　总而言之，希望越多，失望也越多。民主其神效乎？非也。

　　（三）

　　民主实际上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融入了市场，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共同利益，要求人与人之间广泛开展各种各样的合作，于是民主便应运而生了。

　　严格来讲，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有真正的民主：

　　1 、团体成员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

　　2 、团体成员之间只存在极其微弱的个体差异，或甚至不存在个体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民主投票的方法决策，就可以做出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的决策，从而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切身体会到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有着普遍的共同利益，要求人与人合作；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又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差距，有些利益差距之大甚至达到相互对立、你死我活的程度。这时，每个人都考虑自身的利益，往往导致意见尖锐对立，这时采取民主投票的方法来做决策，结果常常远离有关各方的意愿，尽管形式上很民主，但有关各方却完全没有那种当家做主的感觉。

　　尤其令人不快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种种不平等，包括地位、资财、声誉等，这就使得不同的人影响决策的能力不同，最后决策结果往往倾向于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这就导致一般民众愤愤不平。现实生活中人们之所以觉得不民主，主要就是出于这一原因。

　　（四）

　　鉴于以上所述，我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片面的提倡民主，否定集中，是根本不现实的。比较合乎现实，比较可行的做法，还是民主集中制。

　　美国人大概要算世界上宣传民主最起劲的了，但事实上美国并不是单一的民主制，其中也有很集中的一面。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计票差错，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就是由最高法院裁定。再如，当国会的决定与总统意见不一时，总统有权予以否决。因此，美国实际上也是某种形式的民主集中制。

　　完全的民主在目前是做不到的。完全的集中，如同封建社会的帝王那样，在目前也是做不到的。只有民主集中制才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集中制是完美无缺的。上述有关民主的种种缺陷，在民主集中制下仍然会继续存在。

　　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其它别的人类实践活动，都不存在万全之策。人人当家作主的想法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看起来美丽动人的肥皂泡罢了。

　　然而，即使这样明确地点破民主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会追求民主的。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各人在追求自身的利益罢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民主，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办事，而集中，则意味着自己不得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相比较而下，当然是民主更讨人喜欢。只可惜这种人人得遂心愿的民主，目前还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一定程度的民主，加入一定程度的集中，虽然并不讨人喜欢，也不能保证正确无误，但却是目前唯一现实可行的。

　　（五）

　　至于中國，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还不高，因此可以说中國民主建设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再加上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民主建设的任务将是十分艰难的。

　　特别在广大农村，目前中國实际上仍然还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农民一家一户自成一体，相对封闭，与市场的联系极其有限，农户与农户之间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共同利益，民主的基础在这里尤其薄弱。只有在城市，由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民主建设的基础还相对厚实一点。

　　因此，中國民主建设只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向前推行。企图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是根本行不通的。

作者电子信箱：zjh8231@sina.com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转载自《中國研究》

　　作者:张建华

　　如何认识北京：GDP 能说明什么问题

　　北京目前连外来人口在内约1350多万人，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按10％的增速来计算大约可达到2600亿元。而上海市目前人口1700多万人，今年的产值可能达到5000亿元，几乎是北京的一倍。所以，上海市的人均GDP 大约为3 万元，北京的人均GDP 大约仅有1.8 万元。

　　但GDP 标准不一定真实反映两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北京的经济产出从数字上看没有上海高，但北京有许多人的活动是无法用产值来计算的。譬如说，中央政府的几万人马都驻扎在首都，他们的产值是多少亿元？无法衡量。北京还是国家的军事中心，这些人口的活动也无法用GDP 来衡量。因此，说北京的人均GDP 比上海和深圳低，绝对不准确。试问：国务院的产出有多大？全国所有的政令和政策都出自这里，你怎么用产值来衡量！深圳人均GDP 现在已经达到将近4 万元了，北京只有1.8 万元，但这两个数字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两地的综合产出。

　　再从工资总额、居民储蓄和消费这三项指标来看，1998年，北京的工资总额是530 亿元，上海仅为491 亿元，北京的储蓄余额是2300亿元，上海是2373亿元，北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1200亿元，上海为1471亿元，但那一年北京只有1200万人口，而上海有1464万人。从这三项来看，北京的人均工资、储蓄和消费都高于上海，北京人的生活质量和财富拥有量是高于上海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北京市不能妄自菲薄。北京市的无形资产和历史文化遗产要比上海大得多，精神产出、知识产出、思想产出、文化产出也应当远远大于上海。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优势发挥出来。

　　北京真的是大城市吗？

　　从上海、莫斯科、东京、汉城、圣保罗的比较中看问题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错觉里面，总以为北京是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要进行人口和城区建设限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自我禁锢。北京市为什么在产值方面比上海低？概括起来一句话：人少，地盘小，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存在着落后的观念窠臼和思想桎梏。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查出北京市行政管辖区人口1340万，但城区人口实际上只有500 万。上海总人口1700多万，市内人口大约为700 万。所以，我国的特大城市还远远比不上国际上那些真正的人口稠密的特大城市。2000年，当北京召开世界大城市市长会议时，《经济日报》曾列出一张世界十大城市简况表来，说北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618 人，而汉城是1.8 万人。两相对照出入也太大了。问题就出在统计方法不一样。中國是将行政区划当做城市规模，将郊区面积和农民人口也都包括在内，结果，上海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2034人，圣保罗是7620人，莫斯科8935人，东京、汉城和雅加达都高达一万多人。看了这张统计表就会感到中國所谓的城市化率掺了多少水分。

　　北京市的面积连延庆县的燕山山脉和密云县的水库面积都计算在内，为16807平方公里，而汉城只有604 平方公里，北京市的面积是汉城的28倍。这叫什么城市？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大约只有300 平方公里。

　　但北京市目前四环以内的人口密度还是相当大的，估计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为2 万人，远远大于汉城和东京的人口密度，更高于圣保罗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当然要低于香港这样的城市。目前北京的城市建设用地为500 多平方公里，是香港的5 倍，按城建面积计算，香港的人口密度要比北京大得多。因此，北京今后的发展要继续向郊区扩大，至少扩展到六环或七环路那么大的范围，才能与世界当今的特大城市相比。

　　发展的障碍：旧的发展模式和落后的观念

　　所以我认为，北京目前还根本算不上世界大城市，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北京不应列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内。北京市的人口规模实际上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比不上。因此，北京根本不需要控制外来人口，更不需要严格的户籍管制，关键是发展模式，那就是减少城市密度，建立现代交通，向外扩展。由于我们历来缺乏这种认识，总是在城市规划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楼房建了拆，拆了建，在人力物力上造成极大浪费。最近东直门的一座20多层的居民楼和崇文区文化馆被炸掉就是典型的一例。如果规划者早有大城市的意识，就不会如此短见地进行城市规划。

　　看看北京这些年来，城市拓展了多少，房子盖了多少，至今也没看出有停顿和放缓的迹象。其原因说穿了，北京还根本不是什么大城市。至于说上海，也大有开发潜力。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都至少有20年的发展空间。

　　大城市圈的作用：对流行观念的反思

　　现在发展“小城镇”的提法甚嚣尘上。坦率地说，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往往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模式。我这里明确地说，仅靠发展小城镇吸引农民进城纯粹是一相情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城市有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城市的产生不是人脑中的产物，而是客观形成的，城市越大，各种资源利用越充分，聚集效应越高，文化文明程度越高。过去我们很少研究过人群聚集和人口集中的效应。一个地方人多才热闹，才有生气，有发明创造。越是热闹的城市越有力量，有经济，有科研。人多地方的文化和人少地方的文化是绝然不相同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所以中國要想在21世纪的世界竞争中获胜，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格局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

　　日本的发展便是典型的一例，1960年仅占日本国土面积2 ％的四大临海工业带占据当时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占国土面积12％的四大城市圈更是独占了工业生产总值的70％。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从国土均衡发展的理念出发以向地方圈进行工业分散作为国土政策的第一目标。结果虽然一部分工业生产功能分散到了地方圈，但实际上今天日本GDP 的近八成仍然集中在四大城市圈。这是因为服务业和信息业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圈内。这些新崛起的产业更具有城市经济的属性。今天的日本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的重要性。

　　从这些年中國的实践来看，小城镇由于缺乏大城市那些要素，在民工潮汹涌的这十几年里，民工潮对于中小城市基本是呼啸而过。农民一出村就奔着大城市去。看看当今打工者聚集的地区和城市，基本上是中大城市。北京有五六百万，上海有五六百万，广州有五六百万，深圳有五六百万。目前大约5000万人的打工者基本聚集大城市。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只有大城市才有财富，才有资金，才能挣到钱。到小地方，既没有就业的机会，也没有较高的工资。所以，民工一出村，目标就盯着中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你硬要反其道而行之，硬要发展小城镇，只能是异想天开。

（作者系北京经济观察中心主任）

　　作者:仲大军

　　三峡工程被历数七大弊端：一、防洪效益纸上谈兵，二、发电效益难以落实，三、航运效益功不抵过，四、生态效益“弊大于利”，五、泥沙淤积危害巨大，六、移民问题难以解决，七、难逃经济破产结局。所以三峡工程不仅是中國最大的工程，也将是中國最大的祸国工程。

　　对这一工程，国内外已多有负面评价，其中论述最为全面系统者，当首推旅德学者王维洛先生的专著《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王维洛先生不仅亲自参与过三峡工程前期规划，还得到一批反对派专家的支援。因此，这本专著可视为三峡工程反对派之代表作。　　三峡工程引来举世反对之声，何以当政者仍一意孤行，坚持上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三峡、葛洲坝的离奇计划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积尘，追溯三峡工程的直接起因。

　　三峡大坝工程曾几次提起，最高决策当局都知难而退。

　　１９６９年纹革时期，水电部、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再次联合提出报告。这次不再以历次报告所申述的“防洪、发电、航运”为主要理由，而提出了……坦克和装甲车。——原来，在湖北深山里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实际上还担负着重要的军工任务：生产坦克、装甲车。这些重型武器最后神话般地成为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的催产素。

　　这是一个大圆圈：

　　——生产坦克、装甲车要用特殊钢板，于是从德国引进了１７００毫米轧板机，准备就近安装在武钢；

　　——武钢没有炼钢的生铁，于是为此规划建设了宝钢；

　　——１７００轧机耗电量大，尤其是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于是必须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电厂；

　　——既然要建电厂，水电部就势再次提出上三峡；

　　——毛随时准备打世界大战，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再次驳回：“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想。”

　　——水电部、军方、湖北省在寻找替代方案时，提出了葛洲坝低水头电站，解决了毛怕敌方炸坝的顾虑；

　　——于是，便有了葛洲坝工程十万火急上马。（了解了“坦克装甲车”之背景，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葛洲坝会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十万人马挑着箩筐就匆忙上阵的苦衷。）

　　在这个连环套里，作为坦克装甲车生产线和１７００轧机的配套工程，葛洲坝必须在开工后三年半就发电，五年全部完工。但事实上十一年半才开始发电，十八年才完全建成。坦克、装甲车和１７００轧机等候不及，早已用拼拼凑凑的办法解决了用电困难。在这个角度来看，葛洲坝工程的规划与决策是失算的。但是，葛洲坝工程局这个拥有十万之众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此羽翼丰满。水电部更如虎添翼，上下联手，挟葛洲坝工程之余威，三峡工程已是志在必得。我曾于八十年代到葛洲坝采访，对这种情形颇有感受。公开的，他们宣扬葛洲坝是三峡的练兵工程，营造“三峡必上”的舆论；私下里，他们斥巨资修建通往上海的输电线路，进口大量眼下并不需要的设备和载重车辆，制造既成事实，向决策当局施加压力。他们最终如愿以偿：１９９５年，三峡工程上马。坦克装甲车终于奇妙地变成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坝。

　　三峡工程的真正秘密

　　什么是三峡工程“主上派”的真实动机呢？

　　下列动机是易于并已被世人所觉察到的：毛澤東想以“高峡出平湖”的超级工程来显示新政权的政绩；周恩来则是投其所好，曲意奉承；林一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报毛周的知遇之恩；鄧小平是维护共產黨和他个人的政治权威；趙紫陽、胡耀邦是秉承邓的旨意；李鵬一方面代表水利工程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方面也为自己安排后路。

　　除了上述较为明显的动机之外，还有其他更加隐秘的动机吗？特别是在经过长期论争之后，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前景已日渐明朗，“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想已不可得的情形下，上马派那种集体性的狂热动力又来自何处呢？

　　１９８９年，戴晴女士曾问三峡工程的终生反对派李锐。李锐回答：“这也是我三十多年来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李锐先生不可谓不勇，御前廷辩针锋相对，毛邓两朝圣上之眼色皆视若无睹，但至今不敢言明硬上三峡之秘。这个能让李锐噤口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只能是某种利益，某种共同的利益，泼天的利益。

　　但，究竟是什么利益呢？

　　有一天，一位朋友吴道平递给我一份在海外也未能发表的稿件：

　　“……从１８７５年起，满清政府计划拨款建海军，当时曾打算每年拨款白银４００万两。但是经费被大量挪用，相当一部分款项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间被拿去修建颐和园了。当时清政府连年战争，内外交困，为什么要花巨款做这种不紧要的事？一方面，是当政者慈禧贪图享乐，另一方面，是满清内务府的鼓动。内务府负责皇室生活供应事务，是当时最大的贪污场所。内务府贪污，一是从其常年经费中克扣，但常年经费有成数，靠从中刮一点，发不了大财。另一是从经手的工程款中贪污，这就可观了：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据估计，一笔工程款最后几乎有一半落入私囊。因此内务府最怕的是皇家不办工程。为了让慈禧‘修园子’，一边要骗当太后的说天下太平，该您享享福了，一边要威胁手上有经费的王公大臣掏荷包。当时管海军的是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他明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虽贵为亲王，既不敢得罪慈禧，也不敢得罪内务府。他懂得‘光棍不断财路’，若一味公事公办，会有不测之祸，只得拿出大笔军费交内务府‘修园子’。于是，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民不聊生，而内务府的官员却大发横财，乃至街头民谣说‘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

　　三峡工程数千亿投资，即便仅“雁过拔毛”似地剥一层皮，千分之一中饱私囊，也是上亿！利益如此之大，当然要强行上马。至于对国计民生有多大危害，甚至最终建得成建不成，或建成之后因为危害太大而不得不炸掉，只要私囊已满，他们并不关心。曾经有许多人建议以建设几个较小的水坝来代替三峡大坝发电。对主建派来说，这真是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跑到什么金沙江、大渡河上去建坝，有省长厅长当吗？搞小水电站，能出国考察，招标，订货吗？有美元上腰吗？

　　以上种种，以宦海沉浮四十年之历练，李锐先生岂有“难以理解”之理？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连权柄在手的醇亲王奕譞也不敢点破，又何况已告老还乡的“老右派”李锐。不点破，谈科学技术，尚有些微抗辩之余地；点破了，当今中國大陆社会，说有“不测”也未可知。

　　到此，一些断片式的疑点也许可以连缀起来了：

　　为什么“长办”执法犯法，在国家法令不允许垦殖的分蓄洪区重新安置移民？

　　为什么“长办”违反规定，允许在分蓄洪区内建筑永久性建筑？

　　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前要“寻找、安排”耗电企业用地，以消耗过剩电力？

　　为什么水利部对国务院加固长江堤防、安排行蓄洪区的决定阳奉阴违？

　　为什么“长办”（“长委”）和水利部百折不挠地想上三峡工程？

　　为什么政府当局要实行“舆论导向”，压制不同意见？

　　为什么可行性报告的提出、审批和批准竟然是同一批人？

　　哲学家罗素在研究政治权力时，对支配大型工程的“巨大组织”有以下论述：

　　“尼罗河从很早时候起就在助长着整个埃及的内聚力，因为只要控制住尼罗河的上游，就足以破坏下游埃及土地的肥力。这里没有使用先进技术，但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已提出的圣劳伦斯水路，则是河流的同一种内聚力效果的科学延伸。向各地输送电力的中心发电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在疆土辽阔时比在疆土狭小时要有利得多。……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都增加了那些支配巨大组织的人们对个人生活的控制……”

　　罗素所批评的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缩写ＴＶＡ，又译田纳西流域署），在美国社会学界已是公论。后期的ＴＶＡ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理睬经济发展趋势和舆论批评，为自身既得利益盲目扩张。有旅美中國学者概括道：“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当初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了钜额公款，并留下种种后患。”

　　中國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正是这样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巨大组织”。

　　在他们利用大型工程猎取集团和个人私利之同时，政治家们强化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黎民百姓也获得了民族自豪的心理满足。

　　也许，这才是三峡这个“政治工程”的真正秘密。

　　重现云梦泽之巨灾

　　从宏观生态的角度来考查，三峡工程背后隐藏着一些怎样的秘密呢？

　　兴建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是解决长江水患。

　　前文已述，自古以来有河患而鲜有江患，盖因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可调蓄洪水的低地与湖泊。

　　自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实行“舍南保北”政策以来，云梦泽基本消失，行蓄荆江洪水的功能南移至洞庭湖。

　　上世纪中叶，洞庭湖面积与湖容达至极盛，后因淤积与围垦由盛至衰，尤以仲共建政之后为甚。

　　五十年代初，“长办”提出并开始实施荆江分洪工程，治理长江水患。向北分洪或向南分洪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利益。因此，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前，湘鄂二省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湖南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出了力却淹了自己的”局面。

　　七十年代中后期，在重新讨论长江防洪问题时，两湖又爆发激烈争吵。因纹革期间洞庭湖被大面积围垦，湖北要湖南尽量退田还湖。湖南当然不愿放弃已开发出来的鱼米之乡，更记着荆江分洪工程的一箭之仇，便提出最早是你们湖北人先围的田，“沧海桑田，要退就退到云梦泽时代去”。

　　在这种情形下，三峡工程被再次提出，实际上是把最早由云梦泽，继而由洞庭湖所承担的分蓄洪功能转移到三峡去。为了这一防洪目标，“长办”提出的三个方案都是高坝，分别是坝顶高程１９０米、１９５米和２００米。这一次，矛盾的双方成了四川和湖北。三峡工程将给湖北省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而四川省却要淹没土地，迁移人口，加剧水患，威胁重庆，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川认为为解荆江之险，不惜四川之灾，实属“与邻为壑”，明朝“舍南保北”，现在不能再是“舍上（游）保下（游）”。

　　为了缓解四川的反对，水利部又提出了一个少淹四川的１５０米方案，防洪功能基本上没有了，一心想的就是上工程，捞利益。１９８２年，鄧小平权衡折冲，同意了这个低坝方案，以为既可解决荆江之险，又可向家乡父老交代。鄧小平哪里明白其中之奥妙：所谓１５０米，系指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而实际坝顶高程则是１６５米或１７５－１８５米（第二期建成）。

　　于是，一个把古云梦泽从洞庭湖移到三峡的宏伟计划开始实施。

　　以三峡来取代洞庭湖的计划将孕育着怎样的灾难呢？

　　“当云梦泽被割断与长江的联结而干枯后，正是长江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洞庭湖建立了姻缘，用其特有的方式扩大了湖区，使其成为吞蓄洪水的地方。当洞庭湖走向死亡时，大自然已在孕育着一个新的云梦泽，沧海桑田，桑田沧海”（王维洛）

　　一个新的云梦泽会怎样出现并将出现在哪里呢？

　　最温和的方式是“和平演变”，即防洪功能接近于零（或退一步：待淤掉大部防洪库容之后）的三峡大坝任由洪水在荆江河段去与人争地，闯荡出一个新的云梦大泽。

　　最暴烈的方式是“暴力革命”，即在漫长且极为脆弱的施工期间，大坝被一个特大洪峰所摧毁，刹那间荆江大堤全面崩溃，漫天洪水，在富饶的田园上杀出一条血路，再建云梦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荆江北岸溃决，将在古云梦泽之旧址上再现云梦泽；如果荆江南岸溃决，而萎缩了的洞庭湖难以容纳，则洪水必然向北摧垮北岸堤防；又因为“舍南保北”造成南岸不断溃堤分洪，地面越淤越高，现南岸已比北岸地面高出７～１０米（今日武汉低于长江水面３０米的固定资产已达４００个亿）；如此形势，洪水必然北蓄，于旧址上重造云梦泽；如果南北两岸同时溃决，情形亦无二致，同样是洞庭灌云梦，在江汉平原上重现云梦泽。

　　沧海桑田，桑田沧海，本是大自然之铁律，不足为奇。只是苦了亿万生灵。

　　隐蔽于生态灾难后面的制度因素

　　从生态平衡角度观察，这是一个与水争地的轮回报应。

　　其根本症结在于生态破坏而导致的国土承载力超载。

　　简而言之，这主要是一个生态平衡问题，而不是工程技术问题。

　　剔除社会的政治的种种因素，荆江水患和三峡工程之弊，说到底，是犯了一个企图用工程手段来解决生态困境的错误。前总理周恩来曾就数十年间水电工程的“急躁情绪”下过一个颇为沉痛的断语，叫做“屡犯屡改，屡改屡犯。”其实，“急躁情绪”恐言之过轻。错误之一是：在治水的工程问题上，违反了先民自大禹以来以疏导为主的科学思想，层层堤坝，四方围堵。错误之二是：试图以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其结果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主要不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问题。

　　农民懂得，水旱灾害归根结底缘于森林植被之破坏。农谚曰：“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到头一场空。”去问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县长、县委书记，他们都会给你宣讲“一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一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

　　封疆大吏和官员们也懂得“治水必先治山”。江西省先欲治湖，劳而无功，发现治湖先要治江，继而发现治江要治山，最后总结出“治山为主，林草为先”的“山—江—湖”经验。19 81 年四川大水后，省委的结论是：一定要下决心坚决制止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扭转林业落后的状况，把植树种草，保持水土搞上去，否则我们就将犯历史性错误，受到自然界更严厉的惩罚，愧对子孙，遗害无穷。

　　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３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１０～１１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投资，）国家投资不过３０～３３亿元，就可根本改变面貌，而投资仅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一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８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森林覆盖率下降１０个百分点所损失的蓄水能力，相当于现有水库总库容的２。２７倍，也就是说需要再造１８万座水库。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

　　林业部官员指出：砍了几十年，林子基本砍完，不能说一棵树都没有了才算砍完。而林业上投入的造林资金一年只有２亿，水利部门上百亿，９１年华东大水之后，国家一下子能拿出６０亿。造林投入太少，国家损失太大。

　　治水先治山，古今中外皆然。清人赵仁基《论江水》一文说：“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日本、欧洲、北美根治水患的共同经验都是治山。日人更称：治水在于治山，治国在于治山，“能治山者才能治国”。

　　这是一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分散的数额有限的林业投资“油水”太小。

　　这个明白的道理违背了一个强大的水工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这个利益集团指鹿为马，上下勾连，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

　　在现存社会制度下，他们如鱼得水。但是他们不会永远是赢家。

　　作者:郑义

　　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国家的兴亡安危和国民的生存安全，始终都应该是中國政府工作的核心之一，同时也是每一个公民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危主要涉及到军事国防、经济国防和政治国防三个部分。

　　所谓军事国防，即保卫国土的军事力量和打击敌对国的军事力量。

　　所谓经济国防，主要指在战争期间或敌对期间，维护国家经济运转的能力，包括对国内关键经济设施和生命线工程的国防保卫力量，对境外战略物资运输线的保卫力量，以及包括能源在内的战略物资的储备。

　　所谓政治国防，实际上就是人心国防，其关键就在于政府行为是否与国民利益保持一致，政府官员是否有漠视民众、欺压百姓、盘剥国民、搜刮国财的行为，以及国民彼此是否有认同感。总之一个国家的政府与国民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亲和力越大，这个国家的政治国防、人心国防也就越牢不可破。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上亿万善良的人们都期待着这是一个新的美好时代的开始。但是，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撕裂了这场美丽却脆弱的梦，其标志之一就是震惊全世界的911 事变。从中國的数字文化来说，“21”是一个冒险的数字，而911 在美国则是报警的电话号码。当然，真正的原因正如笔者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说《在石油枯竭前，人类开始疯狂――评最富的国家与最穷的国家开战》。

　　事实上，21世纪人类社会正巧走到了一对矛盾的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传统资源和能源即将枯竭，另一方面则是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有助于更多的人更长久地生活在小小的地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大家庭如果没有新的生存理念形成（例如善待自己、善待生命、善待自然），那么为了生存而激发的敌对行为，则难以避免愈演愈烈之势。

　　有鉴于此，我们中國人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掉以轻心。那么，中國的国家安危，存在着什么问题？我国的国防软肋在哪里？我们从现在就该为此而做些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國的软肋主要在下述几个方面：

　　1 、中國的周边国家众多，情况复杂多变。其中对中國安危至关重要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日本、俄国和印度，此外两韩、菲律宾、巴基斯坦和若干西亚国家也对中國安危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2 、美国对中國具有最危险的毁灭性打击能力，中國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正在减弱甚至有可能失去。有趣的是，近二三十年，中國对美国的敌意不断在减少，而美国对中國的敌意或怀疑则左右摇摆时不时还有所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就在于中國政府一方面宣称坚持馬克思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借鉴资本主义，美国人看不懂，不知道中國人玩的是三十六计的哪一计，疑惑越深警惕心也就越强，也就越不愿意看到中國的强大。

　　3 、中國尚未统一，台湾本土的分离力量相当可观。与此同时，有些不愿意看到中國由于统一而变得强大的国家，也在从中作梗，试图利用台湾达到牵制中國发展的目的。

　　4 、中國有一大批大型工程的国防难度太高，例如三峡水库，一旦遭到军事打击而溃坝决口，半壁江山瞬间将变成泽国、数亿人口转眼就遭到灭顶之灾。又如，即将上马建设的陆路南水北调工程，其竣工送水之日，也就成为北京、天津、中原地区的生命线，同时也就变成战争的讹诈对象之一；事实上，一旦我国北方地区的生存依赖上了这个千里迢迢的陆路人工输水线，那么只需要一颗很小的炸弹，就能让全线工程失效，因为它如此重要而又实在太不堪一击了。此外，拟议中的北京至上海的磁悬浮高速铁路，也是一项国防败笔工程；这是因为，用建设磁悬浮高速铁路的资金，可以多铺设好几条同样长的快速铁路，显然多条快速铁路比一条高速铁路更有战略安全。

　　5 、目前中國的政治国防存在着众多隐患，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社会不公。为什么明朝末年不堪一击，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明帝国，被数万清兵（其武器并不比明朝军队强）杀得一败涂地？为什么清朝末年，当时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國，在外敌入侵面前变得如此低能？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政府没有与国民利益保持一致，政府官员对国民的欺压甚至比侵略者更甚；正是在这种人心国防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才导致了军事国防的全线崩溃。

　　事实上，当年毛澤東能够率领民众建立新中國，他手中的王牌就是还社会以公正。问题是他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存在着误区，误以为平均就是平等的全部内涵，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或全民企业的大锅饭就是最好的社会公正形式。

　　其实，社会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说的是，国家或政府要对任何一个国民都提供一份基本的生存保障，在这种生存保障的层面上，需要强调平等关系中的平均内容，以及社会公正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第二个方面说的是，国家和政府要尊重所有国民的创造能力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其前提是不伤害其它国民的权益），任何国民都有创造财富并获得相应财富份额的权利；在这种创造生活的层面上，尊重国民的不同创造能力，才是公正的。对比之下，“多劳多得”强调的是劳动，而忽视了劳动本身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这种财富分配方式必然导致低效或无效劳动的盛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因为它剥夺了众多国民创造财富的权利，以及多创造财富者可以较多获得财富的权利。也就是说，毛澤東推翻了一种不公正（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或不人道的剥削），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种不公正，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能力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國政府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声中，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造富运动。在这场造富运动中，确实有一大批人先富了起来，其中不乏大量通过自己创造财富而先富起来的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他们是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先富起来的；其中既有政策性先富起来的人（包括政府官员或垄断行业的上层职员），也有违法性先富起来的人（包括已经曝露的和尚未曝露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

　　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财富、社会财富正在被各种强势集团进行不公开、不平等、不公正地重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正在扩展到危险的边缘，城乡国民待遇不公正、干群国民待遇不公正有着愈演愈烈之势。知否，知否，官肥民瘦？

　　事实上，政府官员与国民的不谐和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國的政治国防、人心国防的稳固。前几年新疆一个礼堂失火，抢先逃命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员，葬身火海的却是祖国的花朵小学生。显然，这样的官员，甚至不如动物世界里的兽王，因为兽王还知道要用自己的身躯保护自己的族群。不幸的是，类似的无视国民生命和公正利益的官员，在许多省市的各级政府里都存在着。很难想象，有这样官员大量存在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社会公正。对于一个追求国民幸福的负责任的政府来说，任何时候维护社会公正都应当是第一位的，因为社会不公乃是经济发展的大敌，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大敌，更是国家安全的大敌。中國的软肋，实际上正在这里。

摘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作者:重构

　　上山下乡运动随著改革的开始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终止。在毛澤東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鄧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对这一代人不幸经历的认真理解或误解才刚刚开始。在上山下乡被毛澤東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没有人能公开陈诉知青的苦难；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学化的形式对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经历进行了心酸的描述，给予上山下乡运动以辛辣的批判。进入1990年代，对知青一代人经历的理解走向了学术化，但却是诠释的歧异化。刘小萌在其关於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对中國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司养眼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对农民有著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面对大量回顾展的举办和文献片的播放而纪实性地重现的知青生活，杨帆呼唤要为这一代人“争一个公道”。但对孟繁华来说，这一重现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他们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显然这一关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时代，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上过山下过乡，还因为他们在改革年代都有著相同的艰难遭遇，而审视改革中的遭遇反过来更能加深对他们上山下乡苦难的理解。为甚么这一代人会率先下岗？为甚么他们在下岗后难以再谋一正当职业？为甚么他们难以应对改革的变动？为甚么他们难以从改革的政策受益？没有下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中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毛澤東革命到鄧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　一、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59年出生於城镇、并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國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竤体。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纹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纹革也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纹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的运动使这一代人不仅在学校批斗自己的老师，并且还走上社会参加串连、抄家、夺权和武斗。尽管有不少人没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能加入红卫兵，但他们并未能躲开红卫兵运动的时尚、语言、音乐、文化、甚至歧视与迫害。这一代人是因纹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纹革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

　　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澤東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國牺牲的刘胡兰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锋、民族大义的文天祥都曾是这代人课本里的榜样。榜样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还有一些传统的忠孝仁义。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大於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於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即便改革已改换了中國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纹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毛澤東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纹革经历。当纹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纹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历。从招工、招生中，纹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来说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1970年代末，纹革前的知青鲜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纹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於“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择的命运，但对纹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於和成长於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澤東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中國1958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澤東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國的城市与农村，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於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

　　　　　　　　　　　　◆　二、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虽有蔡立坚那样去杜家山当新社员的榜样和北京红卫兵曲折等去内蒙与牧民相结合的前驱，但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却是毛澤東的旨意。毛有让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於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笴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國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村，不啻於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1966年8月开始，当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停课闹革命”时，他们中没人意识到不完整的教育将从此陪伴他们终生。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向所谓旧教育制度造反，但当他们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时，他们摧毁的是共和国经年才建立起来的正规教育秩序。因此当1967年10月仲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时，“复课”实际上已没有可能。学校里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学。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语录与纹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階級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可正规的课程已在红卫兵对“智育第一”的谴责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而自毛澤東於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階級”之后，知识份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罪过。在这些条件下，即使复课也难以学习正规知识。因此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他们拥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澤東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澤東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國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当城里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学时，他们得有这五门课，再加一门显示城市人高贵性的主课：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由於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农、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