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对美外交是中國政府的外交活动的重心，也是全国人民都极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國人民与中國政府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很多人尤其是匿名的网友对中國政府现行的对美政策有很多慷慨激昂之词。不管这些激烈的言词有无事实根据，应该明确指出，我国在外交权力格局中的真实战略处境与我国外交的战略意图以及外交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决策者来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非局外人所能完全体会与明了。囿于传统，我国未能在国内形成一种对外交政策进行公共辩论的良好氛围，决策圈外的不知情的公众出现理解乃至情绪上的某些偏差也是意料之中的，应该可以理解。

　　总而言之，对于我国的外交政策，所有分歧较大的意见无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古人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我们这些业余爱国人士即便是站在外交斗争的庐山之外，所见也是一望了无边际，满眼云遮雾绕，也未必真的能够看清楚那些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书生谈兵，书生论外交，难免食古食洋两不化，忽左忽右掉东西，就把这些不清不楚的见解写出来，以就教方家吧。出于爱国的一片赤诚，爝火以增日月之明，掬水以添江河之流，纵使无益，亦觉安心了。

　　中國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如果不发生世界大战，中國的战略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國还将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不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一极。当然，即便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國的大国地位与大国能量还是一个客观存在。任凭美国人如何压制破坏，中國的处境也不会坏到哪里去。比现在更为艰难的局面我们都挺过来了。归根结底，中國是一个人口与土地大国，历史连续而久远，物产丰富，文化辉煌，中國如果不能制人，亦能追求不为人所制的战略态势。即便台湾不回归，中國大陆也能凭借着土地、人口与资源以及相关的巨大的经济潜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

　　中國在现阶段的外交战略目标应该是追求某种相对自由的战略处境，视国家利益分别与不同的国家保持不同的关系，遏制霸权国家的胡作非为，以此促进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将天下大势导致有利于我的局面。因此，在特定的时期与条件下与美国合作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同样的道理，在这些条件都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抗争也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对于中國来说，所谓的大局就是维护本民族的生存与本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都是虚幻。

　　某些人士只愿意与美国加强友好合作，看不到外交上的强硬态度与报复的决心与意志才是合作的坚实基础，更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对话。中國的实力与份量是一个客观存在，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可能视而不见。又怎么可能真正地韬光养晦，让他国出头？再说，有有谁会去出头？尤其是仅仅为了中國而出头？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中國的最佳合作的对象，中美合作是中國外交的大局。因为中國与美国合作，可以从美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孤立地与静止地看，这是正确的。可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合作并不能够算计当前的利益，还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合作会带来什么后果。中美合作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大。而且，并不只是中國这么想跟美国合作，希望和美国合作，得到美国的特殊有待的国家太多了，中國拿什么与这些国家去竞争？而且，中國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國，这种态势本身就说明中國的外交政策受制于人。这种处境就是一个大国极力要避免的。

　　欧洲各国与日本与美国有着比中美之间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甚至还有共同种族与文化渊源。俄国与美国的关系建立在核威慑的现实基础上，有充分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中國，既没有制约美国的杀手锏，领土台湾还被美国扶植的台獨势力控制。国家利益的底线还可以退到什么地方去？再说，仅凭美国干涉中國内政与破坏中國的统一一条，就可以断定美国是中國最大的战略敌人。不管我们跟它做了多少生意，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中美之间能否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与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因此只要美国不主动挑衅，中國尽量与之保持一种非敌对的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是否能够形成中美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则大有疑问。对于国家来说，共同的利害关系在于共同战略处境，地缘政治与经济利害关系方面无直接冲突，在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尤其是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高度合作的态度，不在于某些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至于所谓的互利互惠的经济利益关系要仔细全面地衡量，不能只简单地考虑当前的经济利益。

　　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唯一好处就在于使两国间有密切的关系，不至于因为一些小的矛盾就大动干戈，仅此而已。但是，如果我国的某些产业从别国的市场上获得了垄断性的好处，那么这种好处也是相互的，因为别的国家卸除了相应的商品生产所必需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的存在与高效运转是要花费极高的经济与政治成本的，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这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我国出口某种产品，对方国家卸除某些产业，这也是互相利用与互相示惠，并非仅仅有利于我国。

　　另一方面，如果我国在这种对外的经济关系中获得了不对等的利益，那么从本国的经济长远的安全运转的角度来分析这就未必是什么长远的好处，更可能是那个自愿受损失的国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计谋，是为了造成我国对其市场的依赖态势，以便在关键时刻进行要挟。实际上这种要挟时刻都在进行，已经给我国的经济尤其是某些行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在经济、金融与市场上受制于人，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个不甘人下的国家，归根结底只能自己的一切只能够依靠自己，如果有他人的帮助，那么这是份外之福，不应该视为长期的保证。避免长久地依赖他人，这样才有国家行动的自由。对于中國来说，如果不想永远处于受制于人的状态，就只有将这些经济命脉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依靠国内市场为主才是可靠的。

　　全世界经济格局的与中美经济交往的真相是非常残酷的：这个世界太小，美国所占有的财富与耗费的资源太大，并且美国拒绝使本国占有的财富下降到与其真实的贡献相等的份额。市场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中國正在高速发展经济，总有一天它要与中國全面冲突，除非中國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积弱积贫的局面。因此，美国人根本就不会对中國加以容忍，他们将对中國无所不用其极。直至中國彻底丧失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

　　是否能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本民族的长远生存是看得极为清楚的，中國的逐渐强大即便不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对于美国来说也是相对的衰落，因为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制约的因素，外交权力结构将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统治集团将丧失现在游刃有余的某些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外交欺骗的好处。

　　美国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中國在潜力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怎么可能韬光养晦？别的国家又怎么可能被这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欧美国家在外交传统上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者，关注的是实力而非意图。另外它们都是一些恃强凌弱的国家，决不会将什么兴灭国，继绝世的仁义道德放在心上。即便有某些国家心存此念，但是由于实力不济，也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中國的这种和为贵，以大局为重的外交政治哲学，可谓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

　　美国是新教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國那种扶弱抑强，有饭大家吃的不竞争与不计较的传统文化，他们崇尚的是抛弃怜悯，消灭弱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国著名的战略家何新先生指出“美国人是一个金融资产階級的民族，是一个信奉强者哲学，信奉弱肉强食哲学的民族。美国人从不同情弱者，从不怜悯弱者。只崇拜强者与成功者，这是美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立国以来，其全部外交史，是一部只与强者谈判交友，而不断凌侮弱者、失败者的历史。”如果中國只希望跟美国搞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希望美国人在酒酣耳热之后，一时糊涂答应中國收回台湾，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出现。

　　中國如果要收复台湾必将面临着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國加入WTO 组织，指望在经济上的吸纳力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台湾当局丧失抗拒统一的意志，减少回归的阻力，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却没有什么保证。因为美国经济的吸纳能力比中國大多了，它有足够的能力与理由来搞破坏。实质上，台湾就是美国老虎的口中食与身上皮，虎口夺食，与虎谋皮，岂有不遭虎噬之理？

　　现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就是抓住台湾、西藏与人權以及其他热点问题不放手，要彻底压制中國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防止中國对美国霸权的颠覆。中國为了使美国消除这种疑虑，不得不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使得美国放弃对中國的敌对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而且，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家，既然自己立不起来，就不要指望别人来为自己出头。

　　在去年四月份的中美军机事件中，没有一个国家出来主动坚决地支持中國，很说明问题，因为既然中國对自己的国家利益都倾向于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那么，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对此投入感情与精力？搞不好是要得罪美国的，万一美国集中火力来进行报复，中國又是袖手旁观，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在外交局势以及中國的态度明朗之前不宜轻举妄动。

　　意识形态冲突是表面现象

　　所谓的意识形态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意识形态一贯是为国家利益尤其是统治階級的利益服务的。即便是在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极为走极端的七十年代，都没能阻止尼克松到北京访问，以及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意识形态上的互相攻击的双方都是只看见他人眼里的刺，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梁木。进行意识形态大战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在意志上彻底控制竞争对手，意识形态宣传就是国家之间的神经毒气战，直接打击甚至摧毁对手的国家意志与民心所向。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最佳的结果。苏联的自我崩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根据这些教训，当然我们应该在意识形态上加强宣传，因为对手实质上是一刻都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的灌输，因为意识形态的崩溃就意味着某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彻底倾覆。还因为意识形态主要是起干扰对手的作用，隐真示假，战略欺骗与迷惑是外交斗争中的必修课。道德外交可以进行宣传，以干扰别国对我国的战略行动，但是绝对不能付诸实践，其实美国一直就是这样行事的。也许将仁义道德施与那些对我国没有利害冲突的弱国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施与最强大的霸权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向就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

　　美国的打算就是，能够彻底摧毁中國作为一个大国的潜力是一个备用政策，是最坏的准备。能够将中國驯化为自觉的半殖民地国家，利用一帮代理人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是最好的战略，符合全国为上的金科玉律，这两种策略可以并行不悖，视其需要各有侧重。现阶段的战略目标是，紧紧抓住台湾、西藏与新疆问题，向中國施加压力，索取极高的代价，在华谋取特权。或者摧毁我国的国家组织，落实新人类李登辉的“七块论”。

　　人际关系的原则是否能运用到国际关系中

　　中國政府长期宣传所谓的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维护某某大局，其实都是一些人际关系的经验。根据美国的外交界目前所遵照的思想流派的现状，这一派以杰斐逊为创始人的学说早就被束之高阁了。当年他们宣称，在私人关系内应遵守的道德，在国际关系内也同样应该遵守，但是就杰斐逊本人的外交与国内政治斗争的纪录来看，那些高调也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根本就不打算付诸实践。至于那个自比为先知摩西，向全世界宣布与推行“十四戒”的威尔逊总统更是说假话、大话与空话的老手。现在，美国人推行对外政策时是以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外交学说为理论依据，在谋取霸权以及掠夺全世界各国的财富的时候更加赤裸裸地不加以掩饰。

　　当然，这并不妨碍美国人对外宣传的时候把自己打扮得无比的正直纯洁，似乎一切都是为了抽象的原则与信念，其实就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族本性来说，最不在乎抽象的理论，最在乎实际的利益。他们这样煽情地进行表演无非是为了多找几个上当受骗的国家。至于以德报怨，感化敌人对于美国来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在美国这个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祖国，是根本没有“报恩”这个词汇的。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它一向就是忘恩负义，见利忘义，对它的恩人印第安人与法国，对它的同文同种的最亲密的伙伴英国，对它的奴才蒋介石政府，对它的竞争对手与牺牲品德日两国，对它的殖民地拉丁美洲各国，都是以利用压榨为主，决不会良心发现，痛改前非。

　　在“9 ·11”事件后，中國政府给予了美国最大的关心与体谅，但是美国政府毫不领情，反而诬陷中國政府与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关系密切，不同寻常，实在是恩将仇报，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必将那些人际关系上的原则放在心上的。国家就是魔鬼，这就是西方文化史与外交史的结论！

　　不使用联盟外交的手段又该如何捍卫国家利益

　　中國跟西方国家阵营有矛盾。但是西方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利用以及加大敌对阵营的矛盾，区别对待，以减少霸权国家对我国的威胁。我们并不是要绝对主张中國一定要去结盟，一定要去称霸，实质上任何外交战略的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一点也不容忽视，要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来维护包括结盟与不结盟，称霸与不称霸的政策手段。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结盟与不结盟，称霸与不称霸作为策略的运用，而非僵死的原则。从我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当然应该反对别的国家针对中國进行结盟，反对任何一个国家称霸从而危及中國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另外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指针有很大的好处。一方面可使对手们有所忌惮，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对手的战略判断难度，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之？

　　另一方面，从外交斗争的欺诈性的本质出发，当然可以不提倡结盟，可以不公开反美，外交关系讲究的是实质利益而非形式。一切实质上的外交行动都应该是指向这一点。其实所谓的外交斗争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撒谎欺骗，为了捍卫与追求国家利益可以公布任何他国愿意接受的言论，但是所做出的行动总是有限的，严格地限制在国家利益许可的范围之内。以此类推，我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忏悔二战的罪孽，向受害国人民道歉。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日本作为亚洲首富的实力丝毫未受损害，它照样拥有追求作为军事政治大国的潜力。

　　中國外交并不仅仅是中美关系

　　我们并不应该一味地反对与美国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应该是有利于我国最终能够摆脱美国的压制与控制，或者两国联合反对某个共同的敌人或者世界的霸主，只有这样才是明智现实的。问题是，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霸主，中國只有抵抗住美国的压力，其他各国才会认为中國真正具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鲜明的国家意志。才会愿意与中國进行战略合作。因为对美国不满，希望倾覆它的霸权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國一个国家。如果中國一味地对美软弱与妥协，其他各国也许会认为中國厚此薄彼，一碗水端不平，恐怕也会心生异志吧？象某些国家步美国的后尘，向台湾出售武器，其实照他们的本来愿望，也未必愿意做出这样的下策，之所以这样不顾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國对美国的软弱退让给其他国家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象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就成了例行的公式，美国人实得其利，但是又不必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实在是无本万利。其他国家也许会愤愤不平，自觉受到了歧视。

　　中國如果公然宣称中美关系最重要，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例外。其他国家不得仿效，那么就会带来极坏的影响，其他国家就会认为自己的想象中有极大可能实现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总有一天他们会寻求报复的。而且，中國一旦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时，休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恐怕还要幸灾乐祸，火上浇油。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肯坐视他们的利益被忽视或者被损害，肯定要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为现实或想象中受到的侮辱与歧视而报复。杀鸡给猴子的政策是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的，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认为本国无足轻重，就象没有人会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小人物一样。中國政府应该杀猴子给鸡看，这样才会产生足够有效的威慑力。

　　十九世纪中法战争之所以爆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法国人认为他们在中國受到了歧视，清政府似乎没有一碗水端平，对英国、俄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对法国的让步比较少，因此寻求报复，这种愤愤不平的心态也是近年来法国不顾一切向台湾出售军舰和战斗机的真正原因。其实几个公报根本没有什么现实中的限制作用，如果中國政府采取断然措施，以制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别的国家就不会仿效。收回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困难的大问题，再加上美国人向它出售了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进一步增加了收回的难度。

　　实际上，台湾问题在全球战略上是小问题，倾覆美国的霸权才是根本的问题，要在美国的霸权没有倾覆的前提下收复台湾就免不了要与美国打一仗，要是直接倾覆美国的霸权，这一仗就可以免了。以圆滑的外交手段建立一个反美的广泛联盟，至少也可以在外交上跟其它国家联合采取行动，让美国人顾此失彼。现在我国跟其它任何国家都缺乏战略合作，这种良好的态势是不会自动来临的。

　　如果中國政府采取短期的手段，没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的外交计划，穷于应付，只求太平无事，这样将导致美国的地位更加突出与不可动摇。如果中國一心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指望比其美国与其它任何国家更密切的关系。这纯粹是短期行为，其它国家哪有这么单纯，他们与美国有更深的联系，更容易结成同盟来对付中國，更易于将中國当作牺牲品。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如台湾尚未回归，西藏、新疆与内蒙古地区是隐患，经济与社会状况欠佳不允许我们四面出击，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可以利用的战略伙伴，如日本、欧洲与俄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并不如美国那样十全十美。与它们结盟固然是互相利用与互相帮助，但是其中的难度过大，容易被人挑拨离间而反目成仇。但是，强调客观原因，进行收敛性的处理，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标准。与弱者结盟的好处就在于不会被对手所制约，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能战方能言和，没有这种意志与勇气，对手将步步紧逼，最终我国将丧失一切外交活动的空间。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少用一些高档用品或者精密技术，其实并不会导致灭亡，因为，对我国的封锁并不一定有利于那些妄图封锁的国家。就象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并没有将英国的经济置于死地，因为法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够满足欧洲大陆全部的需要，现在美国的生产能力并没有达到能够满足全世界的程度。我们完全可以与其它的国家加强经济联系，以孤立和削弱美国。

　　如果在关键的国家利益上，优柔寡断，将导致彻底的败亡。这个世界上归根结底就是生存竞争，你死我活，如果我们要发挥兼善天下的热情，至少要等到中國成为天下第一强国才可以这么做。这个世界上的最强国是美国，只有美国才负有这样的道德义务，其它的国家不必如此多情了。美国在全世界积极推行WTO 框架与机制的根本目的就是削弱民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与中國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削弱国家的作用，中國将陷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政治动乱中。这在中國的历史上已经得到多次验证了。

　　去年发生的“9 ·11”事件其实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改变不了人性，改变不了利害关系，改变不了权力结构。无非是给了美国人一个借口，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来对他国的内政进行干涉。这其实是人權高于主权论的合理延伸，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中國要打击国内的分裂势力，也不必乞灵于反恐怖主义的大旗，诉诸国家统一的理念就可以了。如果连这点意志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反对霸权主义？中國政府希望表现出与美国同仇敌忾的情绪，美国统治集团哪会那么容易动感情？

　　只有坚决的斗争才能够捍卫国家利益

　　中國外交空间其实越来越小，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虽然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其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它们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也在互相通气，结成统一战线防止中國来挑拨离间，分而治之。中國如果不愿意结成传统意义上的联盟，以消灭某一国的霸权为宗旨，是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盟友的。

　　在外交斗争中，一切以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为主，任何国家只要与我国有共同的利益，即有可能为潜在的盟友，一旦丧失这种共同的利益，盟友就是敌人。历史经验证明，在国家利益上进行坚决激烈的斗争既是针对敌人与对手，也是针对潜在的盟友的。首先坚决的态度与强硬的手段使得心怀恶意的对手有所畏惧和忌惮，不敢撕破脸皮，把坏事做绝。其次，捍卫自己利益的不屈不挠的作风使得愿意帮助的潜在的盟友认为与之合作是有价值的，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帮得上忙的。

　　美国是我国的头号敌人，就因为它最具有损害中國利益的能力。不过我们不应该就凭这一点便对它格外优待。这样会使得它更加趾高气扬，认为自己的威慑与无赖政策获得了实际利益。使它的这种无赖的习惯更加不可改变。相反仅凭这一点就应该视它为头号敌人。只有当它被剥夺或被解除这种能力时，它才可以从头号敌人的名单中下移，换上其它对我国最具威胁的国家。

　　所谓的不称霸的承诺在国际外交斗争中是毫无价值。因为他国并不是以某个国家的承诺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而是以某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来决定的。这样中國所做出的承诺难免会被他人理解为战略欺骗与战略迷惑。何况对于某些小人之国来说，中國的承诺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理解。象日本人甚至干脆就认为这是为了今后以更好的方式来谋取全球至少是亚洲霸权的缓兵之计。对于精明、冷酷与势利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来说，对中國政府的任何声明都不为所动，它们只看重中國政府的实质性的行动，而且当中國政府的行动证实了相应的声明时，它们却不以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地关注到中國的本身的实力与发展潜力了。

　　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超国家的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如果某个国家僭越了这种权利，这就是一个霸权国家。因此对于中國来说，还不如天下大乱来得好。天下大乱对中國固然不利，但是对美国有最大的不利。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励顺应强者之见。”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外交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走亲访友，不是做官样文章，甚至也不是报仇雪恨。而是要利用一切资源与使用一切手段来争取本国家与本民族的生存机会与光明前途。

　　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是外交斗争中的唯一指针与最高的法律。有此足矣！至于那些虚情假意的表演，有时间与精力，逢场作戏也未尝不可。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因此遭受到了损害，马上就要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中國政府应该象当年“光荣孤立”的英国统治集团一样，坚决以自我为中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对一切意识形态都抱一种事不干己的绝对免疫的态度。既不反对结盟，也不赞成结盟，既不赞成输出革命，也不反对输出革命，对任何国家都不作明确的表态与明确的承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以十九世纪德国伟大的战略家俾斯麦的外交方略作为指针，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持一种绝对的免疫的态度，与其它国家结成复杂的联盟关系，防止其它国家联合起来损害中國的利益。

　　中國的本质是什么，中國人民到底有什么愿望，那些精明势利的强盗兼骗子们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它们视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一会儿宣传中國无用论。一会儿宣扬中國威胁论，总而言之，就是不把中國放在眼里，根本不理睬它的善意的表示。就是将中國人视为非人，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人權与平等。而所谓的人權攻势只是他们手中的一件得心应手的战略工具罢了。

　　韬光养晦作为外交斗争的策略，本无可厚非。但是，何必公开去提倡，说与不说，我们都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标准。只有维护中國的国家利益才可以作为公开的政策，具体的策略应该在掌握在心中，不要政策条文化，不能给人以倾向性，甚至被人抓住了把柄。各种外交策略之间的转化不应该露出破绽。当然，即便露出了破绽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以国家利益为挡箭牌足矣。

　　这个世界上，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自己的利益就要自己来捍卫，为国家利益而斗争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如果为此发生了什么战争，那也是美国人的过错，谁叫它的存在压迫与窒息了其它的国家。我国外交斗争的本质是在为国家的统一、世界的和平与各国间的均势而努力，必将在根本上维护人类的自由与世界的和平。中國人民并非好战的人民，但是，中國政府为了国家的獨立自由、民族的生存、发展与繁荣，万不得已时，是必须通过战争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的！为了摧毁霸权，争取每个民族与每个国家的自由，人类必将为此付出恰如其分的代价！

　　从全部的人类历史、从世界的本原、从哲学的高度来观察分析每一个时代的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不管对立的双方持何种信仰，进行何种宣传，实际上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自由女神与正义女神是永远站在弱势者的一边的！任何一个弱势的民族、任何一个弱势的国家，以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投入到以弱抗强与扶弱制强的伟大斗争中去，这就是捍卫人类的自由的必然途径，同时这种奋斗的状态也就是自由本身了！一切在逆境与黑暗中不屈不挠、坚持抗争的民族，最后必定将看到由弱转强的胜利的曙光！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最为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去，那么在这种最不利的处境与最有利的处境之间的空间与缓冲，这就是我们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所争取的自由行动的空间，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真谛就在于此吧！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國文明这个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与最悠久的文明来说，只要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那么我们必将看到前途无限光明！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完成于2002年一至三月间

　　作者:李寒秋

　　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秩序的未来取决于中日美三国的关系。中日关系在这个大三角互动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是中日在亚洲竞争与对抗，美国在后担任显然偏袒日本的平衡者；还是中美区域两极体制，中國控制亚洲大陆（中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亚洲大陆核心的控制），而美国则控制太平洋，日本地位下降，只扮演支持美国遏制中國的角色？如果不是这两种比较极端的可能性，中美日三角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由于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二战以来的中日关系中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美国因素。这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以当前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与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战争为标志，日美关系又一次获得新的强化，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事务中获得了一个远比几年前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大的角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在反恐的国际合作中，中國再一次成为美国的特殊盟国。

　　美国在日本问题上是充满矛盾的，日本经济衰落可以巩固日美同盟，少了个强劲的经济（包括经济模式）对手，但这却不利于利用日本抵御中國，搞不好，如果日本经济真的病入膏肓而中國经济继续崛起，美国的东亚政策有可能全面动摇。

　　9 ·11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历史标志性。从冷战结束后到911 事件，世界逐步出现了新的典型特征。在一般叫做“冷战后”的时期中，美国成为了自我认知与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21世纪初，虽然世界存在着诸个强国、大国，小国的数量也在增加，非国家行动者的数量与影响更是迅猛上升，但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下的国际体系已经是个事实，美国不愿意看到国际关系发生新的不利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竭力在维持自己这个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的霸权地位，成为现存国际体系最大的维持现状力量。这一国际体系不同于二十世纪的任何一段时期，也不同于二十世纪以前国际关系史上的任何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国际体系：美国君临一切或者试图君临一切，虽然还没有出现一个秩序井然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可惜，到现在，国际关系学者还没有准确的术语、概念描述这个体系。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在上述新的国际体系下中日关系，也就是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日本是美国的伙伴性联盟

　　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日本不仅是美国的盟友，而且是美国一个可靠的伙伴。在安全上，日本已经为美国提供了50多年的在亚洲驻军的基地与设施，以及这些驻军的安全保障（这是很有意思的，以下行文还将提及这点）。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力量投入的最大立足点（另一个立足点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却远不如日本）。最近10年来的结构性经济衰退、工业化人口老化、技术再创新乏力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包括经济模式）已经不构成对美国的强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面对着日本强劲的经济挑战，不得不实行“敲打日本”（JAPANBASHING ）的政策。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冷战时代”，日本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当然这种衰退是按照日本与发达国家的标准看的，不能用亚洲或者中國的标准看，因为大多数日本的亚洲邻国都仍然认为日本经济仍是强大的），多数评论把日本过去十年的经济表现叫做“失去的十年”。相应地，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长达8 年的克林顿时代叫做“忽略日本”（JAPAN PASSING ，当然，如果只是说克林顿访华而没有到日本的话，这个概括不一定妥当）。在某种意义上，对美国来说，类似英国，日本已经是昔日大国（帝国），而不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大国，无法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英国学者亨利·怀特认为，“对美国来说，‘现在时态’的大国只有在变成‘过去时态’的大国时才能成为一项共同事业中的合作伙伴”。英国之所以是美国真正可靠的伙伴，是因为英国不再强大到足以与美国抗。

　　日美联盟反映了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一面，但这一面更多的只是表面现象。确实，日本本土太小，从地缘战略上，其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外部世界，其国家安全不能按照大陆国家的模式来设计，而必须与控制太平洋安全与秩序的霸权美国建立起合作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是一个纸面规定的和平国家。日本宪法第9 条禁止日本“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日本惟有依赖美国的力量才能保证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的价值是保证日本的国家安全，这是当然的理由。日本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sine qua non）被认为是这个安全联盟。但是，日美同盟也显示了日美在安全上的伙伴性的一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美同盟再定义以后），具有影响整个亚洲、东半球的意义。这种伙伴性本身已经使日本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政治与军事大国。

　　日美安全联盟已经在亚洲地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关键影响，覆盖主要的亚洲太平洋问题，远远超过了维护日本本国安全与解决日本“周边事态”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中國大陆与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而且包括亚太地区公海的安全问题、俄罗斯问题、阿拉伯与穆斯林问题、东南亚问题。如此广泛的范围使得日本在美国的东半球战略上举足轻重。借助日美安全联盟，日本实际上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东半球第二军事大国。日美军事上的一体化，没有了日本也就没有美国在东半球的霸权。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是由日本自卫队来保护的（这是日本自卫队依据日本宪法获得的权利），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也就是说，到底是美国为日本提供安全还是日本为美国的霸权提供保障，并不是界限分明的，日美是在相互利用。考虑到日本强大的海上自卫队实力，是美日海军合霸而不是美国海军单独主宰太平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日美关系确实已经是平等的，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日本要价美国的一大筹码。美国的世界霸权离不开日本。

　　日本是情愿的“太平洋国家”与不情愿的“亚洲国家”

　　在美国的战略判断中，日本已经变成“远东的英国”或者可以按照“远东的英国加以塑造。今天，为布什政府出谋划策的一些保守的与军方关系密切的思想库与战略家早就把日本当作”远东的英国“。美国的这一日本政策定位，实际上大大提升了美日同盟关系的水平，是一项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深谋远虑大战略：在21世纪充分发挥日本在维持与巩固美国在远东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上的作用，预防中國的崛起以及亚洲的联合将带来的国际结构变化。若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演变为象英美那样的特殊关系，那么，日本就可以在东亚地区发挥象英国在西欧那样的作用，十分符合美国与日本的利益。

　　这里要提到布什上台后第一次东北亚之行。2002年2 月，布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美国和日本，不管是在贸易上或者是历史上，都是决定亚洲未来的一部分。”布什说：“我深信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美日两国将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布什赞扬日本对打恐活动的贡献。他说：“你们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反映了日美联盟的坚固力量，以及日本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个全球角色，而亚洲是它的起点。”据报道，当时出席布什演讲会的日本国会议员对此报以多次热烈的掌声。这说明，美国与日本在都是“太平洋国家”的共同性战略框架下携手合作，共同去主宰亚洲或者继续成为亚洲的领导国家。在美日的亚洲战略中，显然并没有中國的战略地位，因为美国与日本不想让中國也成为太平洋国家，中國只是一个亚洲大陆国家，是它们战略合作要对付的共同目标。在美国看来，美日关系牢不可破，而美中关系则起伏不定，日中关系更存在着事实上的“战略紧张”。

　　确实，日本与英国惊人地相似。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给日本定位为远东的英国，具有长期脱亚入欧与脱亚入美传统、把自己视为西方一部分的不少日本人似乎欣然接受这样的定位。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与英国太相似了。日英两国都是海洋国家，都是今天离不开美国的海洋大国（自觉与所谓大陆国家有着本质区别），都是昔日的帝国，英国对欧洲联盟若即若离，而日本则缺少亚洲认同。

　　布什上台后，其对日本政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正在按照“远东的英国”来塑造日本：要求日本不要受太受制于国内“和平宪法”而发挥更大的全球与地区安全作用，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以获得所谓“集体自卫权”为标志），对日本在这次反恐战争中全力支持美国并且实质性地使日本防卫力量正常化大加赞赏与鼓励，有意让日本与美国成为形式上更加平等的伙伴，在911 事件前就开始试图把美日安全关系扩展到西太平洋的盟国范围（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组成所谓远东的“小北约”）。在经济上，美国与日本正在探讨如何建立美日自由贸易区（FTA ）。

　　值得指出的是，就日本官方的立场与态度而言，在冷战刚结束，特别是1993年日本“1955年政治体制”瓦解后，日本有意探索新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特点是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协调的国际秩序，促使日美关系更加平等化，甚至使日美同盟逐步转变为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机制。日本试图着手解决其亚洲认同不足的问题。然而，这一进程因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7年9 月）的出台而中断，“日本又被拉回到比冷战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美基轴’路线上去了”。日本把其国家认同定位为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日本前首相小渊的咨询委员会“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在2000年1 月指出：“21世纪的日本首先应该是重视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国家，其次应该是基于亚洲立场的亚洲太平洋国家。”日本民间要求把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放到第一位，要求与亚洲邻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见解逐渐销声匿迹。

　　与日本相比，在美国看来，不象日本，中國帮助不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当然美国也不需要中國的帮助），在战略上，相反则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也就是说，是美国作为世界霸权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中國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大国，也就是上升的国家。根据结构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的对意图的感知（PERCEPTIONSOF INTENTIONS ），以“均胁”（balance-of-threat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结盟（BALANCE ）的基本动力来自对客观威胁的认识而不仅是对对比的判断，国家不一定非要制衡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是制衡它们认为对自己最具威胁的国家。按照实力来讲，日本比中國要强，但美国不去制衡日本却选择了制衡中國。“均胁论”是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一大发明，其出现是否与美国在冷战后缺少敌人与寻求敌人有关，我没有研究，但如果用到美国对中國的判断上则应该是比较贴切的。一般反驳“中國威胁论”的美国人会说，这是夸大其词，中國现有仍然相对弱的国家实力、缺少在对外投送军力的能力，越来越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与外国投资，以及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经济与社会）。但这种反驳忘记了“中國威胁论”的主张者与接受者并不是不明白上述基本事实，“中國威胁论”是他们的一种政治和战略需要，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与现存双边与多边军事联盟必须有对付的对象才有存在与扩大的理由。环顾亚洲四周，除了中國，还有哪个大国符合美国的潜在敌人标准？

　　今天，日本与美国一样，“中國威胁论”很有市场。有评论家甚至说“整个日本现在最害怕的是中國”。一些人日本人认为日本与美国一样，是现存国际秩序（包括地区秩序）的维护者，担心中國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方面，主要潜在国是日渐强大的中國。中國可能会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秩序构成威胁。”随着中國经济的增长与“中國威胁论”的流行，日本国内要求削减日本对华援助的声音很大，这些声音认为日本的对华援助帮助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國。日本削减对华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当然日本对所有发展中國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都减少了），预期日本对华贷款将减少25% 。这就为美日合作提供了一个最充足的理由。从1996年美日安全同盟再定义，到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加强美日关系，无不是以这种均胁论为基础的。日美同盟本身是美国冷战战略的远东组成部分，其针对的当然是苏联与中國。当苏联不复存在以后，日美安全条约主要针对的是中國。

　　以稳定而合作性的中日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主义受到美国的制约

　　考虑到日本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国家定位，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日本要依靠日美联盟确保亚洲的稳定（维持现状），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得不寻求其地区认同。日本与亚洲的经济关系在继续深化，日本需要亚洲作为依托在与美国的关系中讨价还价，日本不无担心中國在日本的经济后院东南亚日益扩大的竞争优势。在冷战时代与中國经济改革的前期，日本并不担心中國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挑战。当中國日益加强其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亚洲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國的开始出现的经济影响后，几乎是第一次，日本感到中國重新崛起的压力。

　　亚洲缺乏一个地区性结构以便缓解甚至解决诸如经济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的脆弱性，尤其是其中的中小经济，面对急速的全球化，它们已经无力控制与影响外部的经济冲击，急需地区经济框架。缔造一个亚洲经济集团（亚洲经济合作组织）本来是日本的一贯建议，在金融危机高峰的时候，日本又一次建议亚洲各国能建立这样一个地区机制（比如“亚洲货币基金”与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洲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各自经济的脆弱性，已经行动起来（虽然步伐不大）建立地区集体经济安全。但是，如果，真的亚洲地区出现了一个地区集团，那么，不管它是否是美国的对手甚至敌手，这样的亚洲集团本身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这样的亚洲集团出现了，在经济上将是另一个欧洲联盟，这是对美国根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欧洲联盟已经让美国在经济上受到制约，何况再出现另一个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在安全上仍然依赖美国而不是獨立自主的欧洲防御。至于如果这样的亚洲经济集团被赋予战略与安全上的意义，亚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下降，这无意将是对缺少亚洲属性的美国的一种强大挑战。基辛格说：“一个敌对的亚洲集团，结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和广大的资源，以及几个最工业化的人民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一定要保持其在亚洲的存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一定要去阻止亚洲团结成为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集团（在亚洲的某一个大国的庇护下，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不是别的，而是缺少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大体一致的对外政策。换句话说，在对外政策上，美日国内政治越来越分裂，变成十足的利益集团政治。以美国为例，在越来越明显的利益集团政治影响下，原来的所谓美国“两黨一致”的对外政策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受到少数集团与人的操纵而脱离基本的民主制约。美国现在的所谓单边主义，实际上是布什集团主义。美国的对华政策起伏很大，原因也在于亲台反華的利益集团影响与控制了美国的对华决策。日本也一样，亲美派与亲亚派的对外政策很不一样。日本的亲美派主导着日本的对外政策，他们非常明白美国的世界与亚太战略目标。所以，在亚洲地区合作问题上不敢有大的动作，生怕得罪美国。小泉政府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建议东南亚加东北亚的合作（10加3 ）应该扩大到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实际上有可能使这个“东亚”合作机制淡化，不利于其下一步深入发展。而且，小泉明确地说，“东亚共同体”绝不能是排他的，区域外国家美国甚至印度的参与都是必要的。这就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将坚持其太平洋海洋国家的定位。

　　当然，因为与中國的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在中國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利益，中日之间的文化与历史联系远超越了20世纪，当中美关系紧张，而紧张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方面的挑衅，日本在华利益有可能受到影响时，日美关系也就出现某种程度的紧张。日本不得不竭力从中调解美中关系，希望美中关系有所缓和。为了维护日本与中國的睦邻关系，使日美关系的存在不过多影响日本在中國的影响，日本也希望担当中美关系的一条桥梁。据说，日本不希望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出自美国一方面。

　　中國的大战略考虑：避免中日对抗，积极争取日本

　　日美同盟从来都是中國最担心的战略挑战。中日尚未建交前，中國就认为美国为对付中國，必然要扶植日本。毛澤東早就指出：中國有些怕日本，是“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包括了美国对中國的一个企图，因为“日美条约把中國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毛澤東认为，日本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半占领国。中國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经济现代化、在地区与国际安全秩序中的地位仍然要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极大影响。这是中國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实，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对付日美同盟问题是中國面对的对外最大挑战之一。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单极世界，日美同盟关系是这个单极世界的一根最关键支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几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是中國的头号对外问题，中國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日本的对华政策将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影响，日美在对待中國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

　　为了避免中日对抗，美国从中渔利，也为了建立相对良性互动的亚太地区中日美三边关系，中國应该在战略上努力争取日本，推动中日关系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我们要思考与面对以下四个大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中國当然要警惕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这不是过度反应，而是日本右倾的现实迫使中國作出的正当反应。日本具有一夜之间武装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巨大实力。反恐战争后，日本国内立法已经赋予自卫队超出日本和平宪法外的权限。这些不可避免要引起中國对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中寻求更大的角色的深刻担心。如果“正常国家”的指标是变成一个重新武装的军事大国，且可能导致与中國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冲突，特别是日本能够在今后的台湾海峡与南海问题上进行干预，这样的“正常国家”将是中國的恶梦。不过，如果一个重新正常化的日本有所摆脱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变成亚洲的一部分，在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上加强与中國的协调，起到建设性的维持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作用，并显示出它是与中國以及其它亚洲国家长期友好共存、而不是与中國为敌（包括假想敌与潜在敌人）的态势，那么，中國应谨慎地欢迎这样的“正常国家”。

　　第二，如何让中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共同推动力量。为增强竞争力，日本制造业已经纷纷转移到中國大陆生产。中國加入WTO 后，日本服务业也将更多地进入中國市场。在战略上有所紧张的同时，中日经济关系却不可避免地在深化。2002年3 月，中日两国财政部门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这符合东亚经济与金融合作的精神，有助于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规模的扩大。象日本与韩国准备建立自由贸易区一样，中國与日本也可以探讨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CLOSER ECONOMICRELATIONS ）的方式。中日经济关系的开展应该越来越多地在业已存在的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下进行，这样有利于把两国关系纳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让两国更多地为共同的“东亚”地区而合作。日本的经济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雁行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日本应该面对现实，努力重新融入东亚，在东亚经济重建中决定其21世纪的真正大国地位。这一点，中國应该令人信服地传达给日本。

　　第三，如何加强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國要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是否重新武装与修改和平宪法，关键取决于日本国内民主机制是否具有这样的约束力，取决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人民是决定日本是否修改现行和平宪法的主要因素。中國要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与公共外交，努力建立两国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友好关系。

　　第四，如何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相对良性互动。以合作与斗争并重争取中美关系回到交流（所谓互相“接触”）的轨道。在日美关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越来越取决于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日关系也势必将紧张。改善中美关系当然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对于中國来说，改善中日关系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中美日三国关系有所等边化与良性互动化。

　　摘自军事天地　　

　　作者:庞中英

　　一个取得美国绿卡，即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國人，回国后遇到了麻烦，进了局子，这件事竟然引起了美国官方及其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于是，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中，上到国家主席，下及普通百姓，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困惑：美国佬怎么了？你们在经济上是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国家，高科技、军事也非常强，你们有许多事要注意，为什么常对类似这样的案件特别感兴趣?

　　是啊，鄙人对老美也有很多困惑：拥有绿卡，还不是美国公民。如果事情出在美国公民身上，还不知要闹成什么模样呢。不可否认，美国已经是个国际警察了，发生在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事情，它都要指指戳戳，都恨不得插上一手，更别说其国内尚有数不尽的大事需要处理，数不尽的问题需要解决，凭什么对一个仅仅是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國公民“特别感兴趣”呢？

　　困惑之后就要思索，鄙人从未跨出国门一步，对于美国及西方的了解，只能通过有关书籍、传统媒体、现代资讯以及出过国的熟人中，获得一鳞半爪的有限信息。凭借这些有限信息的思索，或许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似乎不应影响我继续思索下去。

　　美国佬以及西方诸国，在风俗、观念等方面，确实与我们中國人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差异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前几年，当我们的印尼华侨或华裔印尼人在居住国受到残酷迫害时，我们似乎并没有发出多大的不平之声，大概也没有给受迫害的同胞以多大的实质性帮助。而美国一个小青年在新加坡犯了法，根据新加坡的法律，要处以鞭刑。这一下不得了，连堂堂美国总统都一再出面，请求新加坡政府法外开恩，免掉这一刑罚。后来的结果大概是由抽三鞭减少至抽一鞭，然而不管如何，总统阁下也算是尽力了——为一个触犯异国法律的美国普通公民尽力了。

　　鄙人不幸，亲友多次遭遇车祸。俗话说久病成医，多次参与事故的处理，对交通法规也略有了解：行人要主动避让车辆，非机动车要主动避让机动车。因为相对于行人来说，无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有使用道路的优先权。然而怪了，一个从英国回来的朋友说，在西方则恰恰相反，这种优先权是属于行人的。你想步行穿越马路么？那好，只要按一下路边的按纽，飞驶的机动车会立即煞车，耐心地等待你先通过。

　　大概在他们看来，车辆是强势群体，行人是弱势群体。车辆损失的仅仅是时间而已，而行人如有闪失，将会是血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于是，他们的政策也好，法律也罢，都在向弱势群体倾斜，以保护生命为第一要义。联想到前不久在中國某些城市，据说还出台过什么“白撞”法规，即行人如果因为违犯了交通规则而被车辆撞了，无论死伤，车辆（当然是指驾驶者）不负任何责任！您瞧，这巨大的差异，岂能以道里计算？

　　十一二年前，有三条年轻的汉子来到天安門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污秽之物泼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上。这三条汉子自然被公安机关逮住了，最终如何处置的，不得而知，估计是判了几年刑，不会有性命之虞。不过我想，这三条汉子还算是幸运的，如果时间再前移个十来年，当老人家健在时，有谁胆敢到天安門来如此公开挑衅，别说三条汉子，三十条汉子、三百条汉子也格杀勿论。有人因偶然疏忽“污辱”了“宝书”“宝像”等，不也饱受牢狱之灾甚至丢了小命吗？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那又如何呢？据说，倘若你毁坏了一个普通百姓的肖像，当事人就可以告你侵犯了他的肖像权，侮辱了他的人格。嘿，你就得蹲大狱，吃牢饭。可是，如果你撕毁了总统的画像，或将其肖像放在地上践踏，那就啥事也没有。因为美国人认为，总统是为全体美国人服务的，难免有令一部分人不满意的时候，这部分人就有权利以这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大约二三十年前，鄙人在一个江中心的农场插队。一次大水冲毁了江堤，在重新修筑堤坝时，有个青年为了抢救公家的一只水缸而被江水冲走，献出了生命。于是整个农场都号召向他学习，还专门替他在农场的东南角建了座烈士陵园，说他为国家财产而献身，是狠狠批判了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我当时也曾有过这样一闪念：不是说人是最宝贵的吗？为了一只水缸而牺牲了一条人命，值得吗？他如果活下去，不是能够创造出远远大于一只水缸的价值吗？然而这个“一闪念”又很快被许多高尚的理念否决了：个人的生命，怎能与国家财产相比！不是有这么一个口号吗——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至于他活着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则又有一条高尚的理念驳斥了我：要算政治账，不能光算经济账。自然，那些因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更是被人们奉为楷模，广泛传颂了。可是前不久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简直令我目瞪口呆：美国有家连锁店，遭到歹徒抢劫。一店员英勇反击，不仅缴了歹徒的枪，还把他捉拿归案。这等光辉事迹要是在中國，做好事，美名扬，不但大报小报表扬，上电视电影都不成问题。可是，这位老兄为了小店儿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不但没有成为英雄店员上光荣榜，却反而被店主解雇了。原因是，他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英勇行为违反了店规。此店店主对雇员有约在先，遇到任何抢钱的道上兄弟，都得闭眼拱手把银子统统交出去。因为，在好人与坏人进行殊死的搏斗时，难免会造成好人或无辜店客的伤亡，这种损失不是收银机里那几个小钱可以换得回来的。

　　诚然，美国的白种人对黄种人与黑种人有歧视现象，就像我们这儿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大城市人歧视小城镇人一样。我有两个朋友拿了美国的绿卡，回国探亲时，一个说，他年薪六万美元，在美国也属于中上水准了，因此有些美国公民不服气，老爱找他的碴儿。另一个说，他做着同样的工作，薪水却远远比不上白人，就是因为他是黄种人，而且是中國人。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之所以留在美国，除了美国各方面都很发达，大有用武之地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人将人当“人”看，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相当的尊重，他们不会因为你仅仅是普通百姓而歧视你；当然，他们更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

　　在我的感觉中，美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尤其在处理国际纠纷的过程中，老美往往有霸道的一面。然而我想：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尤其是尊重普普通通的个体的人，会不会是老美经济、科技、军事都强大的重要因素乃至根本原因呢？

　　作者:沈淦

　　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当大庆建行女储蓄员姚丽面对闯进的两名暴徒，报警未果，开始与歹徒周旋时，她可能想了死。但当她以较小的损失保护了银行的巨额财产和自己的生命后，她却绝想不到自己因此而成为新闻人物，更想不到其因就是自己没死，没“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因此不仅被开除公职和黨籍，还被该行负责人斥责为“狗熊”，“是银行系统的叛徒！”

　　舆论同情弱者，几大文摘报转发了该消息后，更是一片哗然。这自然令人欣慰：公道自在人间。但同时我却感到有些失望——那些为姚丽辩护的言论竟是那样地软弱，诸如批评其领导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姚丽如果盲目反抗，可能“人财两空”等等。其实，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真正的原告不是姚丽，而应是该行负责人，因为正是他们的安全措施不到位才导致本案发生，并给三名女职员造成巨大生命威胁和精神创伤。这好比歌舞厅缺少防火措施招来火灾，能让服务小姐承担责任吗？有关方面如此处分姚丽，是不是为了推卸责任呢？

　　不过，我更关注还是该行领导哪严厉斥责背后的道德观念。听到那斥责话语，我就感到耳熟，细一想，回忆起来了，纹革期间，大概也是那“疙瘩”一青年曾用自己的生命演绎出一句豪言壮语：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于是，他为了一块木头而献身了。青年无辜，但那句道德口号却变成极左观念的遗产。人民是社會主義的主人，人民的生命是最珍贵的价值所在；社會主義国家最大的“公”，就是保证人民的生存发展权，让人民安居乐业。既然如此，怎么能随便就把生命视为“私”呢？因此，除去极特殊情况下，如他人生命垂危急需救护而旁人又能救护时，除去对特殊职能部门，如军队公安司法等人员外，任何人无权对一般公民下达以生命为代价的职责要求和道德命令。不仅如此，那些拿人员生命冒险的行为，或号召群众无谓牺牲的做法，本身就是犯罪行为。不是曾发生过让小学生扑山火导致严重伤亡的惨剧吗？

　　当然，对于哪些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英雄，应当给予彰扬。因为这种英雄以他们的崇高行为维护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对于真正英雄行为的任何诋毁都是社会道德所不允许的。但英雄行为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任何人没有权力以英雄为道德标准去批评别人、要别人一定做英雄。鲁迅先生说好，“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之节烈观》）这就是所谓常德要求。但今天，有人却习惯于按圣德要求别人，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当我们把圣德作为常德要求人们遵行时，恰好使道德的调节功能失效，因为既然大多数人都不能实行，彼此彼此，也就形不成道德舆论压力，反而使常德无人遵守，使缺德不受谴责。事情不正是这样吗？一面姚丽因不壮烈而要受到道德谴责，一面却是许多不顾廉耻地贪污索贿行为被视为寻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竟成为广泛流行的“喻世名言”。这就辩证法的惩罚！

　　其实，动辄以忠烈尺度要求他人，这正是封建礼教的传统。鲁迅曾揭露过，当弱女遇暴徒后，身为男人的文人学士道德家们，不谈自己的责任，不提惩办暴徒，却“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她）死了没有？受辱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确实，如果姚丽“光荣”了，这便不是姚丽自己的光荣了；但姚丽却活了下来，这便“令人气愤”而被指为“叛徒”了。这种道德的本质是什么，鲁迅先生早已挑明，恕不饶舌了。问题是，已经过去一个世纪，我们仍然要复习鲁迅的教导，这想起来便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鹰翔》

　　作者:杨曾宪

　　历来的中國统治者都将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中，中國共產黨不仅继承历代封建王朝衣钵，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

　　八九春夏那场运动，主要是青年学生发起的，积极参与其中的有许多优秀中國知识分子，到后期，北京市民也参与进去，并且也出现了工自联组织。但从全国当时的情况看，中國工人階級并没有被真正影响，或者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变革思想没有被中國工人階級所接受。在中國，没有工人階級和农民階級参加的政治变革运动，终究会遭受统治者的血腥鎮壓。也似乎应了那句”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的结论。如今，中國工人階級为了温饱和公正进行游行、示威、静坐等抗议活动时，那些更有思想，更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他们已经依附于共產黨和新兴的资本家階級，他们成了改革开放和” 叁個代表” 理论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甚至是共產黨和资本家階級的骨干中坚力量。知识分子在中國历史的发展中，再一次成为统治者收买和利用的工具。

　　作家兼学者刘晓波在《为了饭碗和公正－－简评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文章中说：” 在八九运动中，参与的主体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尽管运动后期出现过工自联，但是运动对工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动员。而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城市中发生的抗议、示威、请愿等群体行为，其主体变成了失业下岗退休职工，再也见不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影子；抗议的诉求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温饱利益。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92年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在新一轮的利益再分配中，知识群体是受益者，而城镇工人特别是国企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最大受损者。相对于农民而言，国企职工的利益受损是双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这些年来，中國共產黨人为地加速社会两极分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方面共產黨官僚勾结资本家階級，贪污腐化，聚敛钱财，主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国家和国有企业中中饱私囊，人们对共產黨政权的主要不满之一来源于对共產黨各级政权腐化的愤慨。工人认为，他们侵吞国家钱财，损害了工人階級利益，因为这些国家财产体现在了每一个具体的企业单位，工人认为他们才是国家和这些财富的主人；另一方面，共產黨给共產黨官僚和公务员一次又一次地大幅度涨工资和增加福利，而这些人员的组成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大学文凭、博士生、硕士生等成了共產黨和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连原有的官僚在短时间内，摇身一变，都有了大学文凭，这就是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假文凭和假的” 真文凭” 现象的原因。共產黨官僚不仅可以利用权力发财致富，而且也可以利用权力混进知识分子阶层。于是，鄧小平的”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变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國社会中产階級的形成。

　　工人階級在失去经济地位（平均主义）的同时，自然也失去了政治地位，尤其是去年江澤民七一讲话，允许资本家入黨标志着共產黨在走向彻底抛弃工人階級的道路。中國工人階級对共產黨的失望在于他们的饭碗被他们的先锋队组织来砸碎。

　　在工人与共產黨政权进行抗争时，中國知识分子将扮演维护统治者的角色。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是既得利益者，给予他们利益并保护他们利益的是共產黨。毛澤東有篇文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其中很明确地讲，是要利用知识分子为革命斗争服务。也是胡萝卜家大棒的政策，对知识分子也不放心，要” 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在诱奸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始终很低，而工人階級一直是共產黨所真正信赖的主体。正像刘晓波说的，” 在毛澤東时代，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城镇职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的领导階級使他们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份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他们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企业效率低下，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也就不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他们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所造成的巨大效率损失，也可以转嫁给整个社会，特别是转嫁给农民。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他们的实际利益就没有受到真正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对于改革的好处，他们既没有曾经作为” 臭老九” 的知识界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觉，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暧昧态度。” （《为了饭碗和公正－－简评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

　　鄧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得中國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到了江澤民时代，知识不仅代表着财富甚至成了仕途大门的钥匙。于是，类似中國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一样，将统治阶层交给知识分子，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和政权掌门人，来维护共產黨的统治。翻开中國的历史，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是卖给帝王家，况且”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当知识分子的幻想变成现实时，他们只能成为统治者的最忠实的维护者，而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广大贫苦农民。如今的历史重演，知识分子成为共產黨统治階級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维护共產黨的利益或者对工人、农民的政治诉求持暧昧态度，他们也许冷眼旁观，实际上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工人和农民。

　　贫富悬殊是社会階級激烈对抗的根本因素，中國的基尼系数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估计在0.5 以上），表明了中國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参见本人的《难道要进行一次真正的无产階級革命？》）。何清涟在《中國改革谁失谁得》分析说：” 中國大概占总人口（就业总人口）1%的是由国家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省、地、中央的这批人，国有大银行、国有大企业，包括一些官商结合的企业的负责人构成。4%的人地位略次于上面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们低一点。我把他们划为中、上层，还有11.4% 的中产階級，由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干部、新闻从业人员，还有技术人员构成；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农村还有地种，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他们组成了69% 的下层人；此外，14% 多属边缘化阶层，城市里的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农村流入城市找工作没有工作的农民，伦为社会的最底层。” 何清涟漏掉了资本家階級，他们应该在1%的范围内。统治者和中产階級中的知识分子成分恐怕是主要成分。

　　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发展下去，贫富悬殊会越拉越大，社会矛盾将更加深化，必将导致全国性的工潮。许多理性学者没有否定社會主義理论，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大都是民主社會主義国家。我们知道，社會主義要求社会财富的平均占有，自由民主要求尊重个人權利，这两方面的要求，防止对个人權利及财富的剥夺，同时防止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倾斜。中國的工人階級斗争将继续挥舞社會主義旗帜，但决不是回到所谓无产階級專政时代。

　　工人階級维护自身的利益不能依靠知识分子，还是要靠自己的斗争。但工人階級需要知识分子从理论上武装他们，需要自己的代言人。相信，獨立的工会组织将是工人階級獨立的政治组织，在中國向民主社会过渡中发挥主要作用。在维护工人階級自身利益上，对腐败的共產黨政权的斗争，不仅首先表现在武器的批判上，最终还将拿起批判的武器。有一点可以肯定说，知识分子依附于谁，取决于谁的力量强大。当中國工人階級逐渐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时，知识分子也必将依附于工人階級，为工人階級利益服务。

　　2002年4 月1 日

　　zhaodg@hotmail.com

　　作者:赵达功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而甚至没落，历史的例子有的是。但这些不是小国，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书特书的。中國是一个例外。这不是我个人之见。老外学者朋友，一提到中國的历史，都为我们从极盛下降至极衰的这一千年摇头叹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国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国也曾经有经济大衰退。但这些都不像中國的例子：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入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受到了什么诅咒？

　　维持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英国本土算是小邦，但因为文化有厚度，其尊严历久不衰。我们的文化曾经高不可攀，但尊严也曾跌到无影无踪。这悲剧之悲，应该破了世界纪录。

　　说中國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老生常谈，但还是把我们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来，神州大兴土木，推土机第一次普及运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馆的专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为了好奇，我曾经在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过功夫，所得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國古代的文化，比我们历来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骚人韵士怎样哭呀哭的，我们曾经相对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们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学家的人物是出现过的，但一个传统就谈不上。在欧洲，伽利略（一五陆肆——一陆肆二）、牛顿（一陆肆二——一七二七）、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学天才的崛起，其传统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发现——半导体与基因（DNA ）——又可上追牛顿及达尔文。为了应用科学，训练工程师的学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国开始了。

　　我们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國人的数学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没有连结队，近数十年来我们拿得科学诺贝尔奖的也有好几个。科学天分我们有的是，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的传统呢？

　　这个老问题不是我发明的。我个人发明的答案，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 ），从来不论法理（Jurisprudence ）。而律师这个行业，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是没有的。在欧洲，法律学院始于罗马帝国，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我们试行孔夫子的理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论孝，也高举儒家学说。不要低贬这些事。以论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郑板桥是个诗人，精于书画；只因为读过书，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价。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以读书识字来考什么进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职。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要是我们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师专业处理，懂得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苏东坡，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是的，我们历来科学人材的缺少，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会造成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历史上，我们从商的可能富有，为官的学者生活挺不错。余下来务农或工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用不读书识字。以学问治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纯以学问生产而谋生的空间。

　　第三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没有弹性。伦理、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欧西法律那样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与戴维德（A.Director）论法律，他的高见是英国始创的普遍法的费用，比欧洲大陆的成文法为高，但较有弹性。相比之下，我们的伦理治国费用最低，但弹性最少。

　　弹性不足的伦理，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起云涌的演变，就应付不了。我们要搞一个革命才能把辫子割下来！历史上，中國是一个革命的国家。要是伦理治国有足够的弹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惊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北京的领导人要放弃成见，大胆地引进老外可取的法门，用之于炎黄子孙的天才上。这样，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

原载：天下论坛

　　作者:张五常

　　一．人大会议期间的几个镜头

　　对刚闭幕不久的两会，主流传媒发出颇多赞词。“人大代表参政意识增强了”大概要算出现频率最高的。但这是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赞词。“增强了”意味着此前“弱”甚或“无”。如此，问题来了。在理论上，人大代表乃受全国人民之托参政议政并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参政意识弱或无的人怎么会坐到这位置上了呢？鉴于人们一向被告知，人大代表是选举产生的，那么隐在这个问题背后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公民选举权的真实性问题”。

　　撇开这至关紧要的问题不谈，仅就从新闻联播这样的权威性电视宣传栏目看到的代表讨论场面，即使“参政意识增强”这么滑稽的赞词，其真实性也大可怀疑，至少对相当数量的人大代表来说是这样。不信，且看今年会议期间新闻联播展示给公众的人大代表分组讨论场面。

　　场面一：一位来自新疆某大学的人大代表正在眉飞色舞地列举某地变化。为证明所言不虚，还播放了自己带来的录有此地新建高楼大厦的录像。

　　场面二：一拨代表围坐一圈，发言人的发言主旨是以一个“光亮工程”证明地方政府为民办好事。发言者很幽默，他说：“在这里谈恋爱的年轻人嫌光线太暗。后来搞了光亮工程，又嫌太亮。”话音一落，全场大笑。

　　场面三：一位从服饰看像是来自西南边陲农村的女代表正在发言，主题是赞扬国家采取措施使农民收入普遍提高了。

　　场面四：某省全体代表沉浸在头一天国家领导人“亲临”的喜悦之中。一位正发着言的，那神态、语调和发言内容，可谓是对“受宠若惊”一词最形象的诠释……

　　以上便是3 月5 日、3 月6 日新闻联播用相当长时间特意展示的人大分组会议场景。

　　看着这些场景，我很纳闷：难道这就是在参政议政，在“共商国是”？难道这竞相拣好听的说甚或受宠若惊的精神状态适合于参政议政？每年两会花费巨大，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代表们花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到北京，不反映民众的心声，不触及长期困扰着人们的若干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却到会上唱颂歌、表心情来了。颂歌唱得各有千秋。有的有备而来，连录像都事先准备好了；有的以“侃大山”的方式迂回表扬“政绩工程”；有的干脆信口雌黄，竟然说出“农民普遍增收”的混话……。表扬“政绩工程”的似乎既不了解近年来全国遍地开花的此类工程已经到处演变成大规模浪费社会公共资源、挥霍纳税人血汗钱的灾难，更不懂得政府理当提供公共服务，如果真搞了什么于民有利的建设，那也是靠纳税人的钱支撑着的政府的应尽职责。拿农民的收入作表扬素材则很有些那壶不开提那壶：广大农民赋税沉重、生活艰辛、地位低下，不仅承受着不合理的高税收和无底洞般的掠夺性收费，而且高耸的城乡壁垒既把广大农民隔离于任何社会福利之外，又生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这部分国民之国民待遇的尖锐问题。无论是由此导致的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还是在社会上几近贱民的处境都早已使社会呈严重病态并酝酿着严重危机，其中尤以农民连“国民待遇”都尚待争取的处境更暴露出国家严重的违宪问题。如许现状，却偏偏有人大代表拿问题当政绩，千里迢迢来到这一年一度的会议上大加赞扬，这是何等的荒唐！即便所言不虚，但值得赞扬的，媒体早就赞扬过了；不值得赞扬的也赞扬过了——比如经常见诸报端和大小电视台新闻节目的黨政官员“送温暖”。①人民犯得着付出高昂代价花许多血汗钱供人大代表们远道而来再添一曲颂歌吗？

　　另一些人大代表自溺于感激涕淋的精神状态则不由得令观者生出晃若隔世之感。与流露这种精神状态的电视画面相呼应的还有会议期间见诸报端的一则内容十分滑稽的报道，大意是河南省部分人大代表为平反一个由某县级公安局造成的冤案呼吁达六年，案子才得到纠正。为对纠正冤案表示赞赏，河南省的人大代表集体向公安部门官员赠送了“铁肩担道义”的牌匾。制造了冤案，让冤主无辜受了多年的罪，经人大代表数年呼吁才纠正，居然还可以得到“铁肩担道义”的表彰。人大代表这赠匾之举简直就是在鼓励多多制造冤案；这且不说，还暴露出人大代表自身根本性的角色错位：这哪里像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之应所为？角色的根本错位当然不止表现在荒唐的送匾之举上，那些来到这一年一度的会议上唱赞歌的又何尝不是这样？诚然，并非所有人大代表都发生荒唐的角色错位。但上述种种是电视新闻联播和其他形式的大众传媒作为对人大代表如何参政议政的正面宣传而展示给公众的，这就至少表明发生诸如此类角色错位的决不在少数；至于权威媒体对代表角色错位这一表明政治生活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作正面宣传，其间所传达的讯息也相当意味深长。②

　　二．通过比较寻求答案

　　尽管国内外常有人把我国各级人大与民主国家的议会相提并论，然而，若根据我国宪法上“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之规定，它居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金字塔顶端。如此全权和无制约的地位可不是那些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的议会所能比的。但若从实际运作的国家权力格局看，人大的弱势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橡皮图章”的比拟便是对其实际地位和功能的形象说明。这里有着双重强烈反差：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与实际上的陪衬地位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名义上拥有全权的机构实际上所能发挥的功能与一些国家中同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形成权力制约格局的议会所发挥的功能之间的反差更是强烈。前一反差往往通过大众传媒的习惯用语和人大代表的言行于下意识间表现出来。比如过去常见诸报端的说法：“人大代表认真学习领会政府工作报告”，“人大代表向各地群众传达××讲话、××精神”。一个“学习、领会、传达”一下子就使号称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的在行政权力面前的谦卑之态以及人大代表与其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关系的倒置暴露无遗。即使后来“学习领会”改成了“审议”，“传达”改成了“汇报”，但如果观念、心态依旧，改得了词也改不了行为方式。上面几幕不就是证明？至于后一反差，还无须用成熟的现代民主国家中的议会来印证，举两个时间久远一些的例子或许更说明问题。

　　一是罗马共和时期的元老院。元老院是古罗马政府机构历史最悠久的组成部分。就其作为议事机构而言，与我们现今的人大在性质上有相近之处从而在功能上应该有可比性。王政时期元老院议员主要任务是向国王提供咨询。但到共和时期，元老院通过一系列不成文规定对行政长官形成了有力制约，并对外交、立法、财政、宗教等事务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威尔. 杜兰在专论古罗马的《世界文明史》第三卷中高度赞扬这个时期的元老院能推行前进的政策，制定的法律能影响几代人以及几百年间的事。二是从中古时期到十七时期的英国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的议会是英国最早的立法机构。尽管上下院的地位在历史上此消彼长地发生着变化，但它们一产生就共同担当起了英国宪政的监护人和英国人自由的保护者角色。在这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就没有一种法律能制定，也没有一种税收能征收。为此，十七世纪一位清教神学家曾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国王的主权受到了彻底的和根本的限制”。就对英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看，从封建时期开始，英国所有主要的政治变化便一直受议会行动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宪政秩序的最终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十七世纪几大事件——议会与查理一世之间的战争以及查理的被处决，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无一不是议会在充当主角。这两个例子中，无论是罗马元老院还是英国议会，都绝对称不上“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却都有效制约了国家权力中最具扩张性的行政权力，并深刻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历史。究其原因，除了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外，罗马元老院和英国议会成员的高素质和因对自己政治角色的准确定位而具备的良好精神状态也极为重要。威尔杜兰对罗马共和时期元老院议员作过如下评价：其服务于国家的理想、其政治手腕的智能与技巧都是世无匹敌的，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机构决不会制定不出“最佳法案”。对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斯的首席顾问、哲学家基尼阿斯曾经印象深刻地见识过。他以特使身份来到罗马后，有机会对元老们以及元老院的辩论进行观察。基于认真的观察，他向国王提出报告说：这里并非贪污政客的聚会，不是平庸者的偶然会议，而是真正庄严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诸神集会”。

　　英国议会，上院议员由贵族出任，下院议员作为人民的代表经选举产生。从整体上说，英国贵族群体素质的优良是世所公认的，无论就对其国家承担的责任还是在政治斗争方面的经验而言，都是一流的。在历史上，这个群体为维护古老的自由传统与王权进行了长期斗争，在限制王权从而开辟英国宪政传统上起了关键作用。《大宪章》这一被英国人视为公民自由总宪章的历史性文献便产生于贵族与王权的斗争。下院作为选举产生的机构，议员们具有一种“自己是代表英格兰人民的”的强烈意识和相应的自我角色认定。这种意识和角色认定支配下的下院无论面对国王或贵族院都决无卑微之态，特别在下院影响迅速扩大的十七世纪，下院议员有了更自觉的政治担当。他们坚持对一切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包括尖锐批评国王的政策。产生于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如《大抗议书》、《权利请愿书》这样的议会文件就是下院的杰作。它们对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免受专断权力侵害以及对于发展宪政传统所起的作用是非凡的。

　　三．两点基本意见

　　在中國国情下，无论以罗马共和时期元老院“诸神聚会”的风采还是中古以来英国议会作为英国宪政监护人和人民自由保护者的自觉担当来要求人大代表，都是不切实际的；而如果要求人大机构与其名义上的全权地位相称，则是不合宜的，这是因为，任何权力都内在地具有扩张性和走向专断和腐败的倾向，即使真正受人民委派的权力也不例外。人大机构如果名至实归，上升到原先写在字面上的独尊地位，也决非好事，而且事实上不可能。然而，名实不符的状况表征着国家权力格局的混乱。要使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健康轨道，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面临着双重迫切任务：理顺权力格局，并使几大权力部门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其间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定位人大机构。而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议会是可资借鉴的。

　　除此之外，人大代表如何产生，也是不可回避的。它既直接关涉人大代表能否恰当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也直接地就是公民选举权真实与否的宪政问题。迄今为止，人大代表的产生还是一个极不透明的过程，市以上几级人大代表的产生尤其不透明。人们心知肚明的是，人大机构除了容纳了大量退居二线的黨政官员，使之得以换一个地方继续掌权，来自基层的代表的则根本未经选民推举、投票，而是由黨政权力部门按照一种没让民众了解的标准和方式遴选的。如此，不光“选民”弄不清楚代表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就是代表自己也多半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当上的。在这种状况下，发生前面提到的那些情况，实在再自然不过；然而出现类似情况无论对于民众、对于代表还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悲哀，如果继续下去，更是莫大的悲哀。还公民以推举自己代表的真实权利，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

　　①所谓送温暖说穿了就是救济贫困，而救济贫困乃任何社会的政府无论是出于道义的或是功利性考虑都应履行的职能。然而一个语词转换术，应尽职责就变戏法般地成了官员给自己贴金的资源。如果考虑到“送温暖”所花的钱并非那些在电视里露脸的官员自掏腰包而是出自纳税人，这就无异于是既在拿别人的钱卖乖又在替自己做免费广告；如果再考虑到济困的“温暖”多半只会象征性地施与被选中充当“送温暖”一幕配角的极少一些人，“送温暖”就简直是对民众的欺骗和愚弄了。

　　②需要说明的是，透过广电、报刊等大众传媒看到的并非都是本文列举的那些情况，事实上也有不少代表的发言或提案触及到实质性问题甚至敏感问题，很好地履行了作为一个人民代表的职责。但罔顾职责的也决不在少数，而且由这部分人的表现所暴露的问题十分也值得深思。这也是本文把重点放在这上面的原因。

原载：问题与主义

　　作者:肖雪慧

　　共產主义同宗教一样，也是一种信仰，是人类触摸不到的东西。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语言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用无以伦比的论证阐述了它最终实现的科学性和必然性。马恩的思维真是伟大，用科学的理论决定了未来伟大的现实，他们何以看的如此遥远而且信心坚定？再伟大的目标也要人类去实现，可实现这一目标要基于对人类怎样的一种假设呢？如果人类并不是按他们的理论需要那样发展的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相信马恩也有忽略的地方，而共產黨正在不断地完善它。

　　马恩指引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是一种伟大且科学的信仰，共產黨是共產主义忠实的信奉者、追随者和执行者，这是件好事，人类确实需要一种信仰，基督是一种信仰，真主也是。不同的是别人信奉神灵，我们信奉真理。

　　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地球上显得越来越孤单，而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世界各民族越来越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交流日渐增多。于是我们发现了，原来我们有的，别人也有，我们没有的，别人也许早就有了。在马斯洛的第一需要层次上，我觉得，讨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近乎可笑。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旧时期相比，资本主义同样有很大进步，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善于学习，不计较学习的对象姓资还是姓社。他们同样是工人劳动，获取工资，我们还要说，资本主义仍存在很可怕的剥削吗？如果这样，我们不同样有剥削吗，事实上，不仅剥削自己人，还要把外国资本家请来剥削我们。其实，这都不能叫剥削，既然如此，可以认为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在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之下已经逐渐趋同，名称不一样罢了，历史上的表现不一样罢了，因为缺乏交流。现如今，大家学乖了，活命要紧，大家还知道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东拉西扯，把好的东西都拿来，正所谓制度的性质何以跟经济的发展过意不去呢？

　　其实，讨论一个社会制度的特性总不能看那些腐朽的、堕落的方面，说到这些，古往今来，哪个国家没有呢？尽管各个国家体制不一，各个政府政策有异，人民意识形态不同，但所追求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无外乎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云云。代表一个社会特征的，我认为应该是那些积极的方面，既然大家都在努力使自己向好的方向发展，又何必分社分资呢，如果历史上没有马恩，没有《资本论》，不知那些政治家们会怎样，还会不会有这种争论。应该讲，资本主义、社會主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何必把历史的问题带到未来世界呢，当一个罪犯经过劳教改过自新成为优秀企业家时，你还要说他是罪犯吗？那么当资本主义国家从剥削发展到不剥削，我们还要对他们上纲上线吗？面对历史，我们习惯了说“历史的局限性”，当我们成为历史的时候，后人会不会说我们也受历史的局限？为什么不能跨越那一步，或者，我们根本就是心知肚明？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把社会制度的问题庸俗化了。

　　资本主义也好，社會主義也好，最终要百川汇海，归于共產主义的。她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人人向往的社会，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不管你是姓资姓社，老百姓的追求都是一样的。我想，美国或者日本，不会说共產主义是马恩的一套，共產黨的一套，与资本主义相抵触，于是放弃追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提高，（階級对立和“三大差别”最后消失，全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游戏规则”是谁发展到前头，那就体现了谁的性质，共產黨和资本主义政黨可有得一拼了。

　　资本主义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实施的方针、政策及措施正确与否，我觉得都可以用鄧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来衡量，不过就是一些形式或方法问题。“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涉及的方面可以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追求。其实，很多方面是双方可以互相借鉴的。在这一点上鄧小平和朱镕基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

　　鄧小平和朱镕基两人都是主张“经济至上”的务实派，他们认为大力发展经济是强国富民，使中國通向现代化的唯一之路。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朱则是中國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决执行者；邓主张“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后讹传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朱则强调“什么社會主義，资本主义，只要是共產黨搞的就是社會主義”。这句话是朱镕基在学习了鄧小平南巡讲话谈心得体会时说的，当时不少人认为说的太出格，反映到邓那里。谁知邓毫无斥责之意，反而认为朱已经真正懂得自己“新改革”的精髓，表扬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

　　作为群众俗语的“猫论”，隐寓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表象和实质的关系，因此被进一步引申。白猫、黑猫被夸大成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概念。其实，鄧小平引用“猫论”都是有时代背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可在“纹化大革命”时期，为了罗织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猫论”被抛出，批来批去。可实际上，“猫论”非但没被批臭，人民群众从中看出了鄧小平的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对其产生好感。一方面表示了人民对邓的敬仰，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发展社會主義生产力的强烈愿望。

　　当时，社会生产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比我们社會主義国家逊色，甚至远远超过我们。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济濒临崩溃，科学技术也落后了。但为了重建经济，日本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走技术立国之路，加上拥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由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强国，举世瞩目。

　　可我们呢？解放后的30多年，农业方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农业生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根本问题是两个禁区没有被冲破，一个就是“包”，一提“包”字就害怕，就是跟社會主義相对抗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对階級斗争的否定；再就是所有制，所有制“一大二公”，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可“包”了以后，农业生产呈现好形势，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鄧小平说：“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完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哪种生产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包干到户，这种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农村新体制在广大农民的推动下终于走上历史舞台。

　　经济方面，我先说说股票，有人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象征，在中國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独有的东西。可1986年11月，美国证券大王约翰·范尔霖率团来京与鄧小平会面时，邓赠给他的就是刚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新中國第一份股票——飞乐股票，此举成为中國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鄧小平的观点是：“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會主義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明确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过程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會主義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會主義，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會主義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席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没必要再去进行那些无谓的争论，我们再不能丧失发展的良好机遇，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我们迎来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时代。

　　有些东西，至于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比较一下就清楚了。资有经济危机，我们有市场疲软；资有通货膨胀，我们有货币贬值；资有工人失业，我们有职工下岗……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我们有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其实，共產黨早就开始正视这些问题，愚民政策在封建时期有市场，现时老百姓心里可是清楚的很，所谓“中國特色”无外乎名称的差别罢了。作为黨的喉舌的广播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越来越多地报道、评论一些以前回避的敏感的问题，无疑是共產黨的巨大进步。其实，你正视它了，老百姓的议论反倒是少了些，社会更加安定，共產黨的领导更加巩固。

　　姓资姓社的问题谁说了算？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各个国家的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社會主義”，对老百姓的意义何在，无异于一个标签，是政治家给贴的，老百姓是不在乎给他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的，而在乎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老百姓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什么制度下能更快更好地满足这些什么制度就对老百姓更有意义。社会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社会制度也会有暂时倒退的情况，社會主義、资本主义都有领先的时候，都有落后的时候，这让老百姓如何选择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无从选择，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都一样。

　　鄧小平还有一论——“不争论”，有意义的探索是必要的，无味的争论是不必要的。我们把无味的争论留给政治家吧，他们总不能饿着肚子。

　　参考文献：

　　1.《细说“鄧小平”》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编著红旗出版社1997.3

　　2.《朱镕基跨世纪挑战》李建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8

　　作者:吕顺雷

　　中國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候。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太高，从事农业生产者无利可图。中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以后，外国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國市场，使中國农民雪上加霜；

　　2 ，中國农村地方政府机构规模和开支的膨胀失去控制，地方政府利用权利寻找各种借口盘剥压榨农民，农民负担极重，和政府关系极度恶化，冲突频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可能突破临界点，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失控。

　　中國农村的问题之所以至今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样有两个因素：

　　1 ，中國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农民可以进入城市，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弥补在农业生产上的亏损，并支付各种税费。因此，中國农民目前还没有达到不能维持生存的程度。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对农村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可能逐渐减少。因此，城市虽然可以作为农村这一高压锅炉的减压阀，但是它的作用是间接的，也是不稳定的。如果遇到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停滞或倒退这些情况，城市将完全失去农村问题减压阀的作用，甚至可能反过来向农村施加压力，例如驱赶外来人口，减少对农产品的需求，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等等，反而增加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2 ，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种种问题（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积重难返，无法很快地安全解决），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力量。在地方政府和农民矛盾过分尖锐、发生冲突时，中央和省市政府尚能起一种和事佬的作用，各打五十大板，或者主要打地方官员的屁股，或撤换个别官员的职务（多半是异地作官甚至是提拔走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减压阀。

　　但是，这种减压机制是一种“人治机制”、“清官机制”、“青天机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农民形成了一种观念和条件反射：遇到问题就应该闹事，不闹事，问题无法解决；闹了事，才可能解决；闹得越凶，问题越有可能得到解决，或解决得比较快。

　　为了提高闹事的效率，降低闹事的成本和风险，各种专业的闹事领袖应运而生，各种形式或名称的组织也会本能地形成，即使在政治高压下面，这种组织无法形成和稳定存在，但是它们的逻辑基础已经存在了。一旦控制减弱或消失，各种组织立即就会从无形变为有形，并迅速扩展、整合（“联合”），以进一步提高闹事的效率、降低闹事的成本。

　　这些领袖人物和组织最初是为了经济问题而出现或形成的，但是，经济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实际上就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因为经济问题老是解决不了，人们就会往政治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些组织也就可能转变成政治性的组织，或者为政治性组织的诞生创造逻辑基础。显然，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甚至不愿意想到的局面。

　　农村存在严重的问题，减压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些减压阀的功能既间接、又不可靠，还有退化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从问题的根源上去寻找解决方法。

　　很多人想到了村民自治和农会。组织起来的农民可以和地方政府进行抗衡，抵制各种盘剥。但是，这些组织形态毕竟是一种政治性的组织，其力量的发展可能失控，而且它们也不能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包产到户，打破了大锅饭，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和美国这样的大农场农业进行竞争，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不行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已经落后，而且和农业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

　　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

　　土地的自由买卖，可以使土地集中。但是，中國的政治理论否定了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一旦土地私有化，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大量手头缺少现金、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因为此时土地供应充足）。

　　出卖土地所得的货币，会被迅速消费掉，不大可能转变为进入其它行业的资本；即使用于投资，很多前农民也会因为力量单薄，无法和别人竞争，或者因为缺乏经营经验等因素，而导致手里的资本亏损殆尽。这些都会导致前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状态，为星星之火增添无数干草。

　　这一幕已经在前苏联地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演绎过一次了。有些前苏联人，为了几瓶老酒，就把手里的股票卖掉了。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前者不能对理论进行实验性的试运行。但是中國人是很幸运的，有一个苏联老大哥，总是超前我们一步，把政治理论实验给我们看，使我们能够少吃一些亏。

　　土地必须集中，但是却不能买卖，那么只有一条路：合作化——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当然，笔者使用“合作化”这个字眼，部分原因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实际上，“土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地公司”）这个词组能够更准确地表达笔者的想法。

　　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和第一次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其性质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经济性的

　　第一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农民放弃土地的所有权；第二次农业合作化，则是农民以自己拥有使用权（承包）的土地，作为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加到“土地股份有限公司”里去。

　　组建土地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创造条件。土地公司是一种不改变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仅转移土地使用权（从农民手里转交给土地公司）的农业合作方式。

　　在土地公司里，农民作为股东，通过股东大会等形式，来选择和监督公司负责人，间接地管理公司的运作。

　　2 ，加入和退出自由

　　在第一次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一旦加入合作社，是不可能退出的。因为一旦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是不可能再从国家手里拿回来的。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重做地主，与人民为敌），而不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

　　第二次合作化，农民不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土地公司，而且已经加入的农民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退出土地公司。

　　当然，土地和现金不同，后者可以随意分割，替换性也很好（只要面值相同，这张钞票和那张钞票的价值完全相等）。而土地不能随意分割和替换，这里有一些非常具体现实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土地一旦集中，再把其中一块还给原来的农民，会带来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可以用一定面积的土地（例如大片土地边缘的土地）代替原地块，还给决定退出公司的农民，剩下的问题无非是对土地质量进行鉴定并商讨一个补偿比例而已。

　　当然，如果实行“土地股份无地化”，即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一个有价概念——例如“丙等旱地三十亩”——以后，股份的转移（农民和公司之间的转移，农民把自己的股份从一个土地公司转移到另外一个土地公司），将方便得多。

　　3 ，农民对土地公司有控制权和间接的管理权

　　第一次合作化以后，对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生产活动，农民不再有发言权，种什么、如何种，完全听命于领导和上级。即使生产出了问题，农民也无法进行干预。

　　第二次合作化中形成的土地公司，农民作为公司的股东，可以选择和撤换公司的管理者（经理），可以对重大决策进行表决。实在不行，可以“用脚投票”——拿回土地，拔腿走人。

　　如果实行了“土地股份无地化”（见上），农民可以很方便地在竞争的土地公司之间进行选择，把土地交给经营最佳的公司进行运作。

　　一些朋友可能会质疑：实行“土地股份无地化”，和土地私有、自由买卖有什么区别？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

　　1 ，解决了土地集中所遇到的意识形态障碍

　　即使实行了“土地股份无地化”，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土地股份”只代表了土地的使用（承包）权，和中國现有政治理论没有冲突，因此可以大胆试验，而不必等待理论上的所谓突破（实际上是找到一种大家可以接受（部分人可能比较勉强）的“说法”而已——中國是个“名不正，则言不顺，行不通”的国家——“行不通”是笔者续貂，请读者一笑后原谅）；

　　2 ，防止农民抛售土地，沦为赤贫阶层

　　虽然“土地股份无地化”了，但是土地和现金仍然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土地只能用来投资，而不能用来换二锅头喝。

　　实际上，笔者提出的“土地公司”早已有人付诸实践了。在一些地区，农民把土地交给“种粮大户”经营，由后者代替自己交纳公粮税费。对这些实例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回到本文开始处所讨论的农村两大问题。笔者认为：建立土地公司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这两大问题。

　　1 ，土地集中，为现代化大农业创造了条件，显然，这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提高中國农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2 ，土地公司使分散的农民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地方政府的非法盘剥，可以配合自上而下的力量（中央和省市级政府），共同制约地方政府，迫使地方政府的规模萎缩到合理的程度。

　　如果土地公司的规模足够大，可以超出地方政府的控制，直接和上级（省市地区）政府建立联系，进行对话，即使不“客大欺店”，至少也避免了“店大欺客”。

　　这些共同体虽然拥有很大的力量，但仍然是一些纯经济性质的组织。也正因为它们是纯经济组织，它们在表达自己利益时，完全可以利用公开的、正当的、合法的手段，这可以避免它们成为政府无法控制的隐蔽的政治力量。

　　当然，“土地公司”在运作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笔者现在所能想到的有：

　　1 ，人口变化（生死，婚嫁）以后，土地承包方案应该相应变动，此时应该如何调整土地股份？

　　2 ，土地公司允许也欢迎投资者用现金投资。但是现金和土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否允许现金投资者控股？如何避免现金投资者控股后损害土地投资者（农民）的利益？

　　3 ，如何防止土地公司的管理者和地方官员勾结，损害农民利益？如何使公司的股东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利机构？

　　4 ，土地公司不一定都是大公司。小型土地公司如何和地方政府抗衡？

　　5 ，土地公司如果发生亏损，用什么还债？“土地有限公司”的“有限”是否应该仅指非土地资产部分？

　　但是笔者觉得，这些问题和可能遇到的其它很多问题，解决起来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克服意识形态障碍的难度；另一方面，相对于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三农问题这一巨大的收益来说，这些难度带来的麻烦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等待所有问题都有了解决的方法之后，再来开始行动。很多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会发现理想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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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4 月25日于上海

　　作者:黄佶

　　几年前到美国访问，当时正值“炸馆”事件发生不久，国内掀起一轮激烈的反美运动和“说不”风潮，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迅速提升；与中外友人晤谈时局，多认为国内正在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将会严重阻碍中國的现代化与民主化。2001年初的“撞机”事件使得中美关系更趋紧张，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愫进一步发酵。直到震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