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小时候看过的动物童话现在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是那些有鲜明的社会与政治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还留在记忆深处。先辈们用心良苦，恨不得将一切人生的沧桑与经验，自己所抱有的对强者与富人的仇恨、对弱者与穷人的同情以及自己所具备的伟大广泛的正义感都用这些艺术形象全部灌输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不管这种方式是否会引起孩子们的厌烦。

　　多年以后，在思想的迷宫里经过了几多曲折与反复，终于在某一天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对先辈们的说教与灌输所抱有的轻蔑与厌烦的态度都已经消逝，对他们的理想与事业重新获得了同情与理解的心情。于是，这些尘封已久的艺术形象都在我的脑海中鲜活起来了。现在，我终于也能怀着较为同情与理解的态度来咀嚼先辈们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了。

　　其实，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的发生在原理上是高度一致的，动物世界的权力结构与人类世界的权力结构其实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人类善于文过饰非，强词夺理罢了。各种动物之间的利害关系冲突与人类之间的利害关系冲突也没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内容，无非是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精巧甚至更为下流无耻而已。先辈们用各种动物来象征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类，良有以也。艺术家们无限丰富的同情心与想象力，平等地施与世间的一切弱势者，连鸟兽也没有遗忘，这种爱的确是伟大广泛啊！

　　强大与和平的大象

　　大象是一种多么伟大、多么仁慈的动物啊！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多种生存的技巧，一只灵巧的长鼻子与两根长长的牙是极为灵活有效的生存工具。大象的鼻子有极为灵敏的嗅觉，能够嗅出地下的水源，这在干旱时有极大的用处，潜水时，长长的鼻子可以当作通气管；长牙能够挖土，也是防御与进攻的利器；庞大的身躯可以经受一般的动物所不能经受的打击；粗壮的四肢在各种地面上都能够行走自如；有巨大的几乎是使不完的力气，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小树连根拔起，能长时间地在河流甚至是海峡中泅渡。因此，没有任何猛兽敢于侵犯它们，任何艰难险阻也阻挡不了它们长途迁徙的步伐。

　　大象强大无比，无所畏惧，性格温和，没有攻击性与统治欲，令一切弱小动物乐于亲近，乐于接受其庇护。在非洲热带草原与南亚与东南亚的热带森林中，大象拔除了小树，让可食的草类得到阳光而生长，给那些食草动物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大象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众多的小动物，希望能从大象的身边分享到一些残羹剩饭。从来没见过大象驱赶它们，或者要求收取保护费以及占山为王，作威作福等诸如此类的下流卑鄙的行动。

　　这样的存在才是最为理想的生存状态呀——自食其力，与世无争，慷慨大方，成人之美，索取甚少，付出甚多，有极其强大的自卫之力，却无丝毫害人之心。大象真是动物世界的仁者啊！乐于将自己的一切与所有的人分享，温和公正地对待一切人，这正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啊！仁者无敌，修仁义以来远人。在这方面，大象表现得比人类更为纯净、完美与突出。圣人云，礼失求诸野。信矣夫！

　　作威作福的强者——猛兽类

　　弱肉强食的邪恶行径，应该就是这些动物们干的，本来就是自然规律，不必多愁善感，大惊小怪。但是从弱小动物的角度出发，它们当然不能够接受这一切了。在造物主面前万物平等，凭什么我就该为你的生存而牺牲与奉献？为什么不愿意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原则虽然在道义上完全可以成立，但总是敌不过现实中赤裸裸的暴力。古往今来，这类论辩的必然结果就是以力服人，强者为王，从来就没有过例外，想必现在甚至今后也是如此吧。

　　在过去的童话中，人们总是把狮子、虎豹与豺狼当作反面角色，这些猛兽们欺负弱小动物们，是不折不扣的大坏蛋。现在的童话倒不提倡这种敌我分明的階級仇恨了，但是在营造全世界的动物不分敌我亲如一家的友爱气氛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难题即老虎狮子们靠什么来填饱自己的肚皮。如果继续让它们吃弱小动物的肉，那么这种不分强弱的友爱亲善就是一种空想。如果不让它们吃肉，那么饿死了猛兽们，似乎也是悲惨事件，有损于普天同庆、皆大欢喜的气氛。总而言之，这个矛盾得不到圆满的解决。

　　美国动画巨片《狮子王》在处理这个尖锐的问题时，只好以一种纯科学、非道德的生态学的姿态来回避。老狮子说什么活着吃草食动物的肉，自己死后，尸体腐烂变成了草，又被食草动物取食。这样世道轮回，大家就平等了，彼此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倒还算是一种比较老实坦白的处理方案。

　　但是随后意大利人拍摄的同名动画连续剧以及较早拍摄的日本长篇动画片《森林大帝》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时，竟然都设计了让狮子吃草的情节来彻底地消除这种矛盾。这种无视最基本的事实，任意幻想的做法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某些偏激空想的艺术家们，为了配合素食主义者的宣传，竟然搞出了吃素食要从娃娃抓起的活动。他们这样宣传为的是贯彻自己的信念，并不真正关心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说来说去，人们都是自恋与自我中心主义者，只愿意为自己考虑，不愿意为别人考虑，自己是绝对的正确，他人是绝对的错误。黨同伐异，强求一律，这是人类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在这方面，可不分什么素食主义者与肉食主义者。

　　当年那只老鹰对王子说，我也要活命，我要活命就得吃肉。你救了那只鸽子，就是夺我的口粮。你有广博的同情心，为什么不愿意公正无私地惠及我呢？众生平等，你要保留鸽子的生命，难道就不愿意保留我的生命吗？王子于是割肉饲鹰，令人极为震撼与感动。

　　在这个世界上，急于要做好事的人，反而没有机会来做好人，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与性命都保不住。君子们一旦树立了公正无私的道德形象，欲行大济天下之志，对那些小人们也不得不平等相待，否则的话便会那些小人们诬蔑为拉帮结派，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但是既然对好人与坏人都一视同仁，那么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算计，还是做坏人更便宜一些，于是坏人便越来越多了。总而言之，好人难做，好事难行啊！

　　现在的人再也不会如此痴迷于公正与博爱的原则与信念，对自己的荣誉、人格以及言行一致性抱有宗教般的虔诚了。鸽子生来就是要被老鹰吃，老鹰生来就是要吃鸽子。这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绝妙安排，最平衡，最经济，最有效，符合自然演进而形成的自由秩序，仗势欺人，以强凌弱是普遍的、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原则，何必去干扰它的正常运行？

　　不管人们如何抱有最高的希望，自由与公正的理想最终会被强者们证明，这一切观念都是为其服务的。以强凌弱，弱肉强食就是最自然，最公正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弱者们如果不能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必然的结果就是被强者们任意处置。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扶弱制强，维护社会正义的措施不过就是仁人志士们徒劳的努力罢了。

　　时间在飞快地前进，不理睬人类脆弱的心灵与不切实际的梦想，将一切凄婉或者壮美的感叹与努力都留在了历史的最深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小动物们

　　弱小动物们联合起来，打倒一切肉食动物，这是那些童话中最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或者中心思想。但是弱小动物们其实是不能联合起来的，它们本性懦弱，自私自利，以邻为壑，只要猛兽抓住了别的同类或非同类，就意味着自己有有几天安生的日子好过。因为猛兽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食物，抓紧时间进食吧，抓紧时间交配吧，保住性命，繁衍后代要紧啊！

　　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四散奔逃。过激流险滩时，一贯踩着牺牲者的尸体往上爬。要是没有肉食动物来进行定期清洗与淘汰的话，它们繁殖的后代就会将地球上的一切植物都吃光。生命总体的数量越多，其中的个体的价值就越不重要，就更容易爆发争夺生存空间的大屠殺与大清洗。这个原理在人类世界也成立，从人多力量大，到人满为患，再到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大概不是始作俑者的初衷吧。

　　其实弱者之间的矛盾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相比未必会有多少缓和的气氛，弱者之间的斗争一贯就是以死相拼。同利相嫉，同利相害，这是进行利害关系算计以后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弱者受了强者的侮辱与损害后，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也许会听天由命，自认倒霉。但是一旦受到与自己相同地位与处境的人的损害，却往往做出极度的反应。平时他们之间缺乏实力的较量与测试，一旦发生矛盾就只有诉诸极端的、无节制的暴力。

　　一般说来，猛兽之间互相打斗非常有程序性与仪式性，基本上不会出现重大伤亡事故。这是因为它们对自己尖牙利爪的厉害有充分的估计，在争斗时都是点到为止，见好就收，不会白白地送命。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弱小动物可以欺负，完全可以向海外发展，另觅无主的土地，不必挤在一个地方死缠烂打，弄得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但是草食动物之间的争斗较之猛兽之间的争斗更具危险性。就象兔子，为了争夺地盘与交配权，经常进行激烈的争斗，而且最终要将对手置于死地。食草动物们没有闲暇的时间来冷静思考与算计，绝大部分的时间要来摄食与消化，白天要吃草，夜晚要消化，而且不管白天晚上要时刻防备猛兽们的袭击，只能将对手置于死地才最干净。免得自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吃不好，休息不好，身体嬴弱，无逃跑之力，最终成为猛兽们的牺牲品。

　　指望弱小动物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敌，实在是勉为其难，在技术上也不可行，它们最多能够做到为集体而牺牲个体罢了。在非洲草原上，斑马们集体生活在一起，当狮子穷追不舍，斑马群在争先恐后地逃命时，最后总会有一只斑马自愿或者不自愿落在了后面。这只斑马为了群体的生存，甘愿牺牲自己，以小我换得了大我的继续生存，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吧。

　　被捕食者的生命意志总是敌不过捕食者的权力意志，生存的本能源于死亡的本能，生命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继起的生命。因此在必要时，弱势群体的一分子必须为群体的生存做出绝对的牺牲。只有从这种群体性的牺牲与奉献的角度来比较，弱者才在整体上比强者显示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实际上，也只有弱者才会自愿或者不自愿牺牲自己，而强者们一贯就是要别人去奉献与牺牲。自己只管恣意妄为，哪怕死后世界马上毁灭！反正是活过，吃过，胡作非为过，给这个生养它们的伟大世界留下了累累的白骨与累累的粪便，临走时没有一丝遗憾！

　　劳动模范——马和牛勤劳善良，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对于人类有巨大的贡献，而索取甚少。其生活境界与道德情操远在一般的” 人” 之上。

　　”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革命者的高尚情操与对劳动人民的强烈的同情心与认同感，其境界远非那些欺软怕硬，趋炎附势者所能梦见。但是，累死好马，鞭打快牛，又岂偶然哉？某些人一贯叫他人全心全意地做革命的千里马与革命的老黄牛，自己就只愿意做革命的大管家与账房先生。这是人们的劣根性，拈轻怕重，好逸恶劳，看人下菜碟儿，不愿意公正地对待一切人。自己受到了权势者的轻蔑对待，就以更大的轻蔑去对待比自己更弱势的人们。这种人除了计算力量对比与利害关系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精明势利，刻薄寡恩，落到这种人的手里，就只有听天由命的份了。

　　行善者，未必有善终，作恶者，倒有可能一生平安。真正善良正直的人，并不会反抗不公正与不人道的待遇，只会默默地承受。马和牛生前被榨干了血汗，死后无葬身之地。这种极度悲惨的遭遇，令人一掬同情之泪。尼采当年曾经抱着一匹赶车的马的脑袋，痛哭道，” 我可怜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呀！” 在下亦有类似的感情，只是不敢这么做。因为这样做未免过于惊世骇俗，与周围的人的思想感情过于格格不入，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害怕由此被人送进疯人院。

　　行人道，就不能行马道，坚持人本主义就不能坚持马牛主义，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人要是对牛马的同情心过分深厚，认同感过分强烈，恐怕在今生就逃不脱被别人当作牛马来使唤的下场，在来生恐怕真的就要去做牛做马了。还是收敛这种同情心吧，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全身养性，自得其乐吧。

　　两面派的狐狸阴险狡诈，招摇撞骗，自身并不强大，并不能以纯粹的暴力取胜，因此狐狸不会赤裸裸地宣传弱肉强食，刻意装出一付温柔无害的模样。遇见了猛兽类，就宣传一切动物都应该互相友爱，禁止互相残食。一旦遇见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就照样高叫弱肉强食有理，尔等命该如此，一付凶神恶煞象。

　　狐狸一方面与猛兽类有矛盾，时刻深受威胁，另一方面，自己又时不时欺负弱小动物，因此是中产階級以及一切政治上的中间派的最为形象的象征。在那些童话中，有时将狐狸与猫，熊猫、山羊一起登台亮相，但是决不会出现狐狸与兔子一起玩耍的场景。看来，狐狸的处世哲学是，所有动物中，能够吃得了的就吃，吃不了的，就跟它们做朋友。这样决不会亏待自己，也决不会落得个羊肉吃不着，倒惹一身膻的尴尬下场。

　　类似于狐狸的人，一贯是狐假虎威，装腔作势。对强者谄媚，对弱者凶狠，对同一阶层的人充满了虚伪的热情。察言观色，投人所好，对统治者说穷鬼们造反，罪该万死。对造反者说权势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枪口应该一致对外。貌似公正，实则为虎作伥。在严厉的管束下看起来似乎是毫无威胁，但是一旦王纲解纽，天下大乱，便会趁机捣乱，肆意破坏。这种人也许不会反对一切弱者与穷人都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甚至会积极参与主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混进革命组织，以便及时躲过迫在眉睫的政治大清洗与大报复，为了今后的利益而上窜下跳，巧取豪夺。一旦被揭穿，就溜之大吉，或者象狐狸躲进地洞一样钻进严密保护的堡垒中，死不出头，死不认错。或者远渡重洋跑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高叫压迫有理，剥削有功，人性至尊，革命暴虐。你们能奈我何？

　　被弱化的猪

　　猪的本性不懒不脏，勇敢獨立，之所以好吃懒做，大腹便便，完全是人类刻意培养的结果。人类一贯就是利用他人的弱点，将其弱化，以便为自己所驱使与利用。在森林里，野猪是没有谁敢去惹，因为它自由獨立，勇敢坚强，而且脾气暴躁，受到攻击则跟侵略者拼命，连号称百兽之王的老虎见了它们都退避三舍。只有好吃懒做的家猪，人们才敢于对它们下手，老虎也最喜欢到村子里来背猪。看来，欺软怕硬，这是一切动物与人类的共性。

　　” 虚其心，实其腹，强其筋，弱其志。” 驯化动物与驯化人类在行为模式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人们怎样对待动物，就可以怎样来对待人，在这方面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壁垒森严的和有形的界限。既然可以阉割各类雄性动物，就可以阉割雄性人类。既然可以无偿使用动物的劳力，就可以将他人当作奴隶。人的肠胃能够消化猪肉，难道就不能够消化人肉？听某些曾经大快朵颐的人说，人肉的滋味与猪肉最相近，因为两者都是好吃懒做的杂食动物。

　　这样看来，东西方的素食主义者的不食肉，不杀生，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等等主张，至少就保住我们的小命，免遭他人吞噬而言还是有实际意义，不能一概斥之为多愁善感，异想天开。只是这种基于道德热情与恻隐之心的约束力过分微弱，不能给人以永久与绝对的安全。当然，在强者们的肉食清单上，人肉被列在了最后一条，这还不算太坏。这张黑名单上的第一名与最后一名之间的差距，大概就是我们所能享有的生存与自由的空间吧。还是不要太好高骛远了，就在这一点有限的空间中，抓紧时间自娱自乐吧。

　　猪跟人一样具有强烈的生存本能与自由意志，其表现甚至比一般的人还要突出。猪即使被弱化，在临上屠宰场之前总是哭天喊地，拼命挣扎，决不会象羊一样，乖乖地俯首就擒，引颈受戮。哭喊的是什么，大概就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吧——你们对我这么好，什么事都不让我干，原来就是为了吃我的肉啊！受人供养的必然代价就是被人食用，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残酷的命运所要索取的代价将毫厘不爽，自由与安逸永远也不可兼得。西人云，不自由，毋宁死耳！问题是要死于自由还是死于安乐？

　　随大流的羊

　　在《动物庄园》中，奥威尔将其描述为一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动物。这个形象不是作家主观上任意编造的，羊这种动物，生性懦弱，具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又不敢脱离群体的保护，唯恐自己落单。从不为天下先，一贯让胆大的同类出头，自己在后面紧紧跟上，因此这种特点专门被人类恶意利用。

　　常常听说把先进分子比做新社会的领头羊，没有听说过什么领头狗，领头猪，领头牛之类的，当时好生奇怪。后来乱翻书才知道，在驱赶羊群进屠宰场时，羊群由于本能都不肯去那个弥漫着血腥味的陌生的地方，不管人们怎么驱赶也无济于事。这时候，人们便会牵出一只老羊，这只老羊走在那条一去不复返的死亡之路上，那些预定被屠宰的羊群见到有一只老前辈在引路，便争先恐后地追随而去。那只领头羊从一个暗门被人接走，那些追随者便死于屠刀之下。

　　这样的故事几千年来总是在重演。在二战时，希特勒德国在集中营里大规模灭亡犹太人时也是使用这种招数。德国人专门找一些驯服的犹太人来做榜样，又是奏乐，又是舞蹈，显示集中营是如何的人道与幸福，诱骗那些受害者放松警惕，放弃反抗。

　　中國历史上将形形色色的亲民之官称为牧，其原意就在于将人民当作君主的羊，而官员们就是君主雇佣的牧羊人。这从群众的” 群” 字就可以看出来，一边是” 君” ，另一边就是” 羊” 。欧洲天主教会也将信徒们称作上帝的羔羊，将神父主教们称为牧羊人，而且有一种神职就叫牧师。看来，不管东西文化有何差别，在这一点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统治者们总是不分古今中外一家亲，他们之间总是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的。当然，被统治者们也是不分古今中外一律处在悲惨屈辱的境地中。指望那些牧羊人代理天父上主皇上帝的权力时尽心尽责，全心全意为羊群服务，纯粹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利用权力监守自盗，草菅羊命，恐怕这才是正常的状态！

　　老鼠——流氓无产者

　　古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几亿年前人类的祖先的生存状态就跟现在的老鼠一模一样。当年的人类祖先，只有老鼠般大小，生活在巨型爬行动物恐龙的世界霸权下，是不折不扣的弱者。它们整天提心吊胆，只敢夜里出来活动，偷吃恐龙的蛋。一朝时来运转，天翻地覆，恐龙彻底灭亡，于是这些鼠辈们便成为了地球的主人。从此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一方面加速自身的进化，另一方面加速其它物种的灭绝，最后站起来挺起腰杆做人了！

　　老鼠在这个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处于极度无助，极度软弱的地位，绝大多数动物都可以欺负它与吞噬它，因此它永远处在生存的危机中。终日乾乾，朝不保夕，那些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永远也不可能享受，只能够全心全意为了糊口而四处奔波。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竞争对手与陷阱机关，在这种处境下，还讲什么互谦互让？还讲什么体面与尊严？跟老鼠一样，任何人要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在毫无保护并且人人得以欺之的状态下，就极容易彻底丧失自尊心、进取心与荣誉感，自暴自弃，自我放纵，不以小偷小摸以及其它不体面的行为为耻辱了。

　　如何处理老鼠的政治成分与艺术形象，这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与侵略性，但是对人类又毫无贡献，而且还专门损害人类的利益。于是人们给老鼠安上了一个” 流氓无产者” 的头衔，搞不清人与老鼠的矛盾到底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既然猫是一个正面角色，那么猫的盘中餐就肯定是反面角色了。而且为了树立一个对立面，老鼠便时常成为批判与攻击的靶子了。

　　在我们的童话中，老鼠作为猫的牺牲品从来就没有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过，有人批评这是赤裸裸地宣传弱肉强食。其实就是因为猫善于对人奴颜媚骨，讨好卖乖，人类才如此的喜欢。这种对猫和老鼠的不平等的处理方式跟中國人只爱听好话的本性是一致的吧？倒是在美国的动画片中，老鼠的形象极为可爱、勇敢与机智，猫倒成了一个可笑与可气的反面角色。看来还是美国人更善于自我嘲讽，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局限性与人类喜欢阿谀奉承的本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老鼠没有一技之长，又不善于跟人类亲热，被一切野兽与家禽家畜所排斥与攻击，就只有象人类中的吉普赛人一样遗世而獨立了。那些吉普赛人正是由于无法从事正当的、体面的职业，不得不成为天生的贱民。难道他们愿意这样被人贱视？难道他们不愿意过正常的体面的生活？他们获得过这种机会吗？即便他们没有把握这种机会，还是不应该以非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唉，不管成败利钝，不管事实真相到底如何，还是以公正与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一切人吧！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思前想后，看来还是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一技之长，能够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才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诚实地劳动与正直地生活的人才是最有尊严的。

　　特立独行的猫

　　猫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无论怎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不会被人类迷惑，内心中永远向往的是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的生活。虽然猫由于自身的生存能力有限，不得不依附于人类，但是一有机会就会往外跑，体验原始的野性的感觉。具有经验的人介绍，一旦把猫带到了野外，它就不会听从主人的招呼，一付鬼鬼祟祟，万分警惕的样子，将主人视为陌生人。看来，此时此刻，猫的内心完全沉浸野性的氛围中，在体验原始的自由獨立的感觉。

　　狗恋主，猫恋家。在猫看来，之所以接近人类，必要时还与人类亲热，完全是为了寻找到一个安全可靠，食宿无忧的庇护所，并非对人类情有独钟。

　　不知道猫是什么时候被人驯化的，估计应该相当晚，可能是在人类全部家畜驯化史的最后。在猫的祖先们看来，经过长期的观察与考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这种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比较强大——人可以赶走对猫对人皆不利的猛兽类动物；不那么凶悍——并非时时吃肉，非肉不活，何况并不爱吃猫肉；有某些性格上的弱点可以加以利用——比较容易动感情，喜欢别的动物对其甜言蜜语，奴颜媚骨，百依百顺。因此可以在困难时投靠人类，自己还可以保留捕鼠的技能以备下岗与解雇之后的生计。在这方面，猫可比狗精明现实多了，永远保留了最后一招，决不会跟定一个主人，吊死在一棵树上。

　　需要庇护时，温柔缠绵，千娇百媚，一旦心情不好，怒发冲冠，不可接近；喜怒无常，变幻莫测，对外界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中永远在盘算如何少干多吃，保全性命；决不置身于危险之处，做了坏事要他人去承担，有了好事抢先报喜；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才可以永远屹立于不败之地。

　　具有集体观念与纪律观念的狗

　　对主人惟命是从，这是狗的处世之道。狗这种动物，也许会跟着主人一道犯错误，但是决不会犯违抗主人的原则性的错误。某些唯主人之命是从的人被称为狗腿子，也许就是因为具有了这一部分最可贵的狗性吧。狗的祖先，是从狼群这种强者的组织中被清洗出来的不合格的成员。原来的强者一旦处于弱势，便不得不忠心耿耿地跟随新的组织与主人，即便是落到吃大便甚至被吃的下场也无怨无悔。

　　与猫相反，狗是天生的集体主义者与权威主义者，合群又忠诚，而且富有牺牲与奉献精神。除了为主人或者集体而奉献，它简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它可行之事。西方政治哲学流派中有一类叫做犬儒主义，看来，狗的生存方式最具有哲理性，与高贵的人类最接近或者两者是在相互学习与借鉴，而其它一切动物都不能与之相比。动物哲学家的荣衔，非狗莫属了！

　　人们喜欢把忠心耿耿地为权势者效劳的人称为狗腿子，话倒是没有说错，只是对狗太没有同情心。狗是没有獨立生存的能力才不得不依附于人，何必妄加批评？而某些人往往自己有自立能力却不愿意自立，宁愿依附于强者与富人。其实，有强烈的自尊心与獨立生存能力的狗就做不成狗，只能去做狼了，这跟有强烈自尊心的人做不了狗腿子道理是一致的。

　　按照存在状态与人生境界，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类人：一类人是以别人的欢乐为欢乐，以别人的痛苦为痛苦，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别人过得更好一些。另一类人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对他人的感受不屑一顾，认为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而存在的，除此之外，一切皆是谎言与虚幻。前一类人是那些善良温和的人们，后一类人就是那些强者或自认为是强者的人们。这两类生存状态与人生境界才是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而其它的种种区别无非就是这两种根本区别的种种表现形式和运作后果罢了。

　　西人云，道德，你的名字叫弱者。如此看来，具有忠诚与奉献精神的狗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强者了。其实，具有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人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了。真正的强者就是要别人对他忠诚与奉献，自己完全不遵守这些道德规则，我行我素，任性而为。具有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人，永远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因此，这种人无论是处在哪个国家与社会都是有用的，不论是哪个階級与集团都是欢迎他们加入的。既然这个世界上尽是资本家的走狗，当然也就希望有几只无产者的走狗了！

　　无私奉献的奶牛与母鸡

　　它们所生产的牛奶与鸡蛋，饱含着营养，是生命的精华。本来是给自己的后代食用，或者是要孕育新的生命的，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得不将自己最珍贵的一切都奉献了出来。难道它们就没有痛苦与屈辱的感觉，或者因为它们的地位卑微，无力反抗，口不能言，人们就可以不屑一顾，心安理得吗？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照样有这种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的勾当。某些权势者就一贯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们声色俱厉，诛求无已。那些泥腿子识字不多，一盘散沙，软弱无力，与自己素昧平生，不必讲那些面子与假客气，可以心安理得地对其进行合法的抢劫。农民和他们的子孙们，几乎处于毫无保障的境地，只能世世代代做农民，重复这种可悲的命运。

　　自私自利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其实人类在道德上一点也不比那些禽兽们更有优越性。依仗权势，强行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这种行为模式跟人们榨取奶牛的乳汁与母鸡们的鸡蛋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人们总是希望对手尽可能的愚笨，尽可能的弱小，希望自己尽可能的有权有势，这样就可以榨取更多的利益。高高在上，不劳而获，这是人类永恒的梦想，比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梦想有吸引力多了！

　　当然，仅仅是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而不随意剥夺他人的性命，这总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与自由经济学的原理。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改良与进步的希望的，今儿个真高兴，明天会更好，就这样暗自庆幸，感激涕零吧！

　　高度社会性的蜜蜂和蚂蚁

　　当年拿破仑大帝在法国成功地建立了皇朝的时候，专门与那些文人墨客们讨论了波拿巴家族与法兰西帝国的象征物问题。当时很多人提议以大象为象征，因为它强大无所畏惧，又生性和平不具威胁。拿破仑嫌大象的形象太笨头笨脑，不予采纳。接着又有人认为蜜蜂是恰当的象征，因为蜂群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其内部和諧有序，其成员勇敢勤劳，蜜蜂的事业是甜蜜的事业，是有利于人类的事业。拿破仑于是就同意了。结果金蜜蜂就成了拿破仑帝国的象征物，取代了波旁王室的象征鸢尾花。全面与公正地回顾与反思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某些政治与思想势力对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的竭尽全力造谣诬蔑，竭力否定拿破仑帝国的人民性、民主性与革命性，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为了掩盖自己见不得人的种种罪恶与下流的勾当。

　　在我辈看来，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唯一可以长久地保存下来的就是美德本身，只有美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子孙万代都可以受益的。只有当全社会的成员都全心全意为了公共利益而奉献，这样的社会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符合道德与自然规律的。蜜蜂的生存状态，完全体现了这个原理。另外，据生物学家观察与证明，蚂蚁具有比蜜蜂更加严密合理的社会组织，只是它对于人类的贡献不多，危害不少，因此人类对其没有太多的好感。不过，在那些童话中总还是属于热爱劳动与自食其力的正面形象。

　　”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建筑在强制力基础上的国家，对于所有有高度自尊心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只有人们都自觉自愿地为了公共利益而奉献，自觉自愿去过一种有道德与有节制的生活，这样才是最可取的呀！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陈词滥调，诚哉斯言！蜜蜂和蚂蚁这两种弱小的动物能够在世界上成功地生存与繁衍，从无灭绝之虞，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社会组织性啊！

　　没有社会组织的保护，实际上就没有任何个人的自由。某些黑暗专横的势力其实一直就在虎视眈眈，将任何脱离了集体保护的个人彻底奴役与消灭。至于某些人极力希望的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孤立的个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就非我辈所能知也。这些人最后的结局也许就会和《伊索寓言》中那只自由自在、任性而为的蟋蟀一样吧。

　　恬不知耻的秃鹫与乌鸦

　　不知道为什么，中世纪法国的民间文学家们在《列那狐》的故事中将罗马教皇用骆驼来象征，将老实巴交的驴子比作教士，这样似乎根本与现实情况毫不相干。按照生活习性与地理分布，将骆驼比作当时伊斯兰教的侵略者似乎更为恰当一些。根据天主教会晚期的无耻下流、邪恶疯狂的历史纪录，秃鹫与乌鸦这两种贪婪丑恶的鸟类才是那些职业骗子们的最佳写照。

　　自由自在，不劳而获，食腐逐臭，到处呱噪，显示自己如何飞得高，看得远，超脱红尘俗世中的种种罪恶。不过尽管高高在上，一双锐利的眼睛却牢牢盯着地面上的动静。一旦有死亡事件发生，马上就呼朋引类，大唱赞美诗与安魂曲，祈祷死者早日安息，然后大摆宴席，大吃大喝，毫无悲痛之情。

　　得了便宜还卖乖，还在呱呱大叫，自己是多么的纯洁无辜，保持了道德上的纯洁性与政治上的正确性。总而言之自己是非暴力主义者，在强弱之争中保持了政治上的中立，决非首犯，最多是协从与帮闲。反正弱者已经牺牲了，尸体留着也是浪费，不如将一切都奉献出来吧。物质不灭，精神永存，他人的死换来了自己的生，这是多么富有哲理与诗意呀！

　　何必自命清高，脱离群众呢？不要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跟大家保持一致吧。黑衣大氅是咱们的制服，秃头长脖是咱们的职业病，口里念念有词，四处招摇撞骗就是咱们的神圣使命呀！反正司空见惯，法不责众，腐肉穿肠过，博爱心中留。吃饱了，才有力气飞到天上高叫——希望在天堂，随我入云霄。如果摔死了，只怪命不好！

　　告诫尔等，逆来顺受是最高的美德，听天由命是最佳的选择，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只怨自己生来命苦，赶快烧几柱高香，祈祷上帝让自己来生变成一头食肉动物吧！六道轮回，报应不爽，这是多么的公平呀！要绝对相信上帝的公正无私与无所不知。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不要去分辨谁是凶手，谁是受害者。死了，吃了，消化了，一切都归于粪土，这才是真正的平等。犯而勿校，勿念旧恶，赶快宽恕一切人吧！要让世界充满爱呀！

　　写于2001年五月间

原载：《天涯》杂志2002年第三期

　　作者:李寒秋

　　夜间续读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这一次读的是“辑四：人道难为”中的第二篇，题目就叫“人道难为”，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利他的限度。

　　文章述评瑞士在1980年代后期遭遇的困窘：是否继续接纳愈见其多地从世界各大洲逃命而来的难民──瑞士此前原是乐于接纳的；举其大者，单是1956、68、75等三年就先后接受了十三四万逃自捷克、匈牙利和越南的难民。75年越战告终时逃离越南的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國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 000 名难民到瑞士定居。”现在的情况翻了个个；“4 月5 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65％的人投了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神。”

　　又一个艰难的道德判断，其艰难殆不下于我在3 月28日发表的文中提到者：德国司法部门是否应当依法审判当年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因为他们曾开枪射杀企图翻越这堵死亡之墙的东德平民。

　　如所周知，瑞士国土面积4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 百来万，是个小国。小有小的好处：碰上重大而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动不动就可以来个全民公决；据新闻报道，前不久（大约三四个星期之前）就来过一次，翻了1986年的案，决议从此参加联合国。这样的民主可谓直接而彻底，令人羡慕，但如中國这样的大国，对此却只能敬谢不敏──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情况极端复杂，全民公决的民主无论多么直接彻底，在这里不免成本太高，阻力过大。但另一方面，小也尤其有小的难处：能有多少空间、多少人力物力继续欢迎“太多的难民”入境定居，尽管这些人大多是出于无奈的万里逃生者，不是厌弃本土之穷而艳羡和投奔他国之富的经济移民？也瑞士人多数心地善良？

　　文章的记述步步深入，一层层剥出多数瑞士人从敞开国门欢迎难民入境一变而为不欢迎的前因后果以及其间的矛盾冲突。第一层计有两条：投赞成票一方“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第二层是来自投反对票一方的尖锐批评，指责瑞士人“自私”、“排外”、歧视有色人种（捷克和匈牙利难民来自南欧，毕竟是白种人；后期的难民则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属有色人种）：“今年4 月5 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第三层是引“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的话：“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

　　这句短短的话无异于一声深长的叹息，应当说是在道出问题的最终实质和现实的严酷之余，也表达了瑞士人的心情极端沉重：“人道精神？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从而得出结论：“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所以“人道难为”也。

　　读着，想起了利他主义。

　　利他是好的，但依我之见，利他是有限度的。

　　瑞士当时面临的情况事情确实两难。但如问有否标准答案，我却认为两说着。第一说，相对而言，确实没有标准答案。要帮助他人，就得付出代价。人言“惠而不费”，是说所费不多，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世间哪有不付出的给予？这里的问题是，应当和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瑞士应当和能够接受多少外人入境定居？这个限度实在难以拿捏；首先是道义问题：本土的生活水平理应保持在什么程度上？换言之，可以为自己打算到什么程度而不悖伦理？对这一问，无论个人或社会的回答都必然带着相当的主观成分，实在捉摸不定。其次是能力问题：瑞士国力如何？个人和社会各能付出多少代价，足够安置多少难民？这也很难计算。二者都无法计算，就只能用语模糊：“阻止太多的难民涌入”。“太多”是个没有标准的标准。

　　第二说，绝对而言，无论瑞士人多么慷慨大方，情愿多么大幅度地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以期更多地接纳难民，既称“幅度”便终归有个度，接纳也就终归有个度。瑞士人必得为自己打算，瑞士政府更有责任为本土居民打算。恰如文中他处所言：“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而且从何区分从第三世界涌入的难民之中，哪些“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生命危险”，哪些则不过是经济移民？

　　无限的利他，必然需要无限的自我──例如耶苏基督或佛主释迦牟尼那样的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

　　佛经传说中有释迦牟尼割臂肉以饲饿鹰的事。在闲书上读到，惊叹之余不免佩服信徒的虔诚和/ 或先民的老实，怎么能信服这样的神话？割肉之疼不必说了，简单的一问是胳臂上能有多少肉？而山林中有多少饿鹰？而且不知道是否我国西部与印度接壤的一带地方借以实现天葬的那种大鹰（“大鹏金翅明王”身上似有它们的影子），胃口极大，恐怕把一整个释迦牟尼浑身的肉都啄食个干干净净，只留下若干啄不碎咽不下的大块骨头，留给唐宪宗去“迎”，好让韩昌黎去“谏迎”。但即使那样也未必够解它们的饿。相形之下，中國古代主张的割股疗亲，似乎还比较可能一点：股上的肉要多于臂上，而病重危殆的亲的数目则显然大大低于饿鹰的数目。但佛经自有理由可说；释迦牟尼是佛而佛法无边，割臂肉不但不疼，一割之后必然自动补旧如新，怎么割也割不完。原来，无尽无休的施舍是以无边佛法为前提的。耶苏基督的鱼和面包自然也是这样。

　　但这种事要落到凡夫俗子身上，可就答对不起。《北京日报》（2002 03 07）因“长沙‘道德银行’引争议”而提到一件事：“多年以前，广东好青年陈朝彬在长沙街头仗义疏财，解囊救助素昧平生的小刘灿。此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惹来麻烦不断──一群巴望‘雷锋给自己让座’的人整日围着陈朝彬，要求好青年再施援手。在有些人看来，‘活雷锋’就是块可以被人理直气壮争食的‘唐僧肉’。”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提出要求的人们并非损人利己之徒，陈朝彬也势必陷于尴尬；他不是神而是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

　　中文英文，都有“你、我、他”，即所谓的人称代词。按我的愚鲁之见，“人称”中的“人”字恐怕不太确切，因为其中有个“它”，指称人以外的动物或植物或非生物而不指称“人”；“人称”合到一起，其实是指称人们（第一者和第二者）谈话中涉及的第三者，如Collins 英英词典所概括者：“refer to thepeople involved in conversation （指谈话中涉及的人）”，所以意思是“称人”，即指称谈话涉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人。但自然仍旧没有逃脱“人”字。

　　这些念头大约都出于本人的愚鲁和/ 或神经衰弱，胡思乱想，且不去管它。这里的要点是你我他的来源。幼儿学语，往往自称“宝宝”而不用“我”；电影和小说中见到若干少数族群的人们，往往同样以姓名自称。自我意识需要一段生活经历，才能和对自我以外的世界的意识同时而相对应地出现。有了、意识到了“我”，才会称对方为“你”，称第三方为“他”。没有“我”，谈话无从进行，也就无从有“你”，更提不到“他”。

　　语言诚然只是一种符号、一种代码，却体现着客观世界的顺序和规律，谈话而外的其他人间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因为有了“我”的意识，才会有关于“他”的意识，进而才会在需要时想到应当出手利“他”；进一步，因为有了“我”的存在，才有可能通过“我”的行动而利“他”；否则不但无力，而且无心，连“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托辞都无从说起。就是说，利他必先有我；没有我，他就无从利起；利他的过程必须始终有我，我一旦不复存在，利他也就无法继续。人的存在有限度，利他也就有了限度。

　　想想街头的施舍罢，想想季节性的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等发生时的、以及希望工程初创和发展过程中的衣物现金捐献罢；我相信我们这些庸常人都是量力而为的。而各种捐献运动的组织者有哪一个哪一次号召我们为难民或交不上学费的儿童毁家纾难、立时立地把自己扫地出门？诚然，如赵元任先生所指出：“言有易，言无难”，而我这里的思路所循，的确是归纳法，不免挂一漏万之虞。但就我所见，平常时期的常人都是在这个限度之内利他的。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平常时期而不是非常时期，不是天灾人祸陡然发作──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或强盗劫财行凶──之际。在那样的场合，单个的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多数人也都会以大我为我，为捍卫这个“我”而奋不顾身；人类因此有烈士和英雄，历史上写满了他们的事迹。

　　利他主义，《辞海》新旧两种版本上都能查到，解说大体相同，譬如说，都有定义：“泛指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生活态度和行为原则”；都指出其伦理思想上的渊源：“历史上常与宗教教义相联系”；及其直系血亲和近亲：“为法国孔德首创，为英国斯宾塞等伦理学家所采用”；也都指出：“无产階級的集体主义原则虽包含利已主义的某些积极内容，但一般不使用这一概念”。但也有不同；主要的一点是旧版多了一句话：“但孔德还认为没有自利心，人类就会灭亡，因此利他须以利己为基础。”利己和利他，表面上是矛盾的。但孔德所说利己，显然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个人这样，群体也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不大伤元气为前提，才有可能利他。中國人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又说救急不救穷，大体上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利他的基础，其实也就是利他的限度，瑞士之所为，无非如此。

　　附记：瑞士全民公决、拒绝“太多的难民”入境定居是哪年的事？文中没有说，本书的其他地方也找不到这个日期。幸而提到“去年”否决加入联合国的全民投票，而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1986的事，因而得知文中的“4 月5 日”是在1987年。看来，文末附记写作日期是可以有用的，而本书以及作者的另外一本书《我的不安》中，各篇文章大多没有这样做，觉得是个缺欠。

　　2002 04 01，朝阳园

　　作者:冯世则

　　摘要：中國经济现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进行农村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下放了罢免权的民主集中制的保障下，中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会得到切实的执行。并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形成庞大的农村产业和市场，为当前的中國经济提供新的活力。

　　前言

　　本文将给出关于中國政治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建设的政策建议。原本打算日后生活安定，把这些政策和它们的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理论基础，完整地，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系统地写出来。但我刚刚看到，目前中國正在执行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经济问题，甚至直接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由于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所以这里不得不先推出与当前中國经济和社会最关切的两项政策，建议中國政府再次启动中國农村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这两项政策如能得到实施，中國社会将会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那种局面，农村和城市经济呈现良性互动状态，整个中國经济体系在这种良性互动中进入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快速的增长期，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过程甚至可能会持续三十年至五十年，并且影响更为深远。

　　本文下面部分首先对中國当前经济状况作出一些分析，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隐患，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一下这两项政策的理论分析，之后则给出这两项政策，并论述这些政策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当前中國经济状况分析

　　在见识张五常经济理论之前，就中國当前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心存疑惑，为什么在清理完三角债以后，中國经济运行得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实行现在的这种经济政策？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说有个叫张五常的人对中南海的经济政策有非常的影响，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就在网上找了一些他的文章看了一遍。

　　我不知道网上的传言是不是真的，但是中國现在实行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来看，与他的理论非常吻合。如果真的确有其事，那么从他那轻率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理论看，这项经济政策如果继续实施下去，那么它给中國造成的危害，与89年之前的中國经济政策相比，问题要严重得多。

　　张五常的经济理论，实质上就是源自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就是通过牺牲工人的权益，允许企业自由雇佣和解雇工人，放手让企业自由竞争，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来促进和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把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而中國现行的经济政策，国有企业股份化、破产制度、工人下岗制度等等，无一不是这种错误的经济观点的真实写照。

　　我不知道中央决策机构是如何相信了这个政策建议的，也许主要是着眼于企业竞争力，完善市场机制和刺激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考虑，才选择了这项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这一政策，并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危害，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法制不完善，市场体制还没有完成，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和官僚机构腐败成风的人口大国推行这一政策，无异于拿整个中华民族和共和国的命运作赌注。

　　问题在于，中國国有和公有制企业，它们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各种问题，并不是工人产出效率不高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公有制企业固有的弊端所决定。中國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私有上，即公有制企业名义上的公有和实际私有，长期公有和短期私有的矛盾上。这一矛盾不解决，无论是下岗制度、破产制度和股份制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而实际上只是把那种矛盾所产生的恶果转嫁到职工和百姓身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根本达不到推行此项政策所预想的那种真正完善企业健康机制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要求。

　　实行这项政策，在缺乏社会创新机制，企业管理水平落后，矛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解雇工人，尽量使用廉价劳动力来提高它的运行效率，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矛盾没有解决，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根子依然存在，过不了多久，企业又会回到以前那种低效状态。使得整个企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解雇，利润提高，贪污腐败，效率降低，再解雇，利润再提高，再贪污腐败……，直至企业完全破产，职工完全失业。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立即会在中國社会产生巨量的无法消化的失业人口，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上还没有建立健全，这些失业人口会随着竞争的企业对更低廉劳动力的雇佣，快速滑向生存线边缘。同时，更为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使得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剧，这些会给中國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

　　在农村，也由于主要劳动力的流失，再加上地方腐败势力的盘剥，农村经济一直处于一种停滞和退化状态，无法再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市场动力。并且，无论是进行西部大开发还是进行赤字预算，最终都不能真正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果不停止，随着事态的继续恶化，那么，整个中國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89年那时相比，恐怕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本文下面的部分将给出两项政策建议，通过这两项政策建议，启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唤醒中國农村所蕴藏的无比巨大的产业和市场潜力，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新的动力，补救当前中國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两项政策，其中一项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项则是关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两项政策的直接思想来源还是毛澤東关于解放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建国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思想部分。以下逐一介绍。

　　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东方的中央集權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一直冲突的一个焦点就是选举权。在东方政治制度中，各级行政官员的任免是由上级来决定，而在西方政治制度里面，则是由该行政职位下的公民通过投票来决定官员人选。这两种政治制度似乎非常对立，不可调和，但事实并非如此。

　　围绕着选举权展开分析，我们知道，在东西方的选举过程中，共涉及到了两个人和两股势力。其中两个人是指上一任官员和新上任官员，两股势力则是指该行政职位的上级官员或机构和该行政职位管辖下的公众。

　　因此，在整个选举活动过程中，无论是东西方，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两种权力的行使，这两种权力分别就是上一任官员的罢免和新任官员的举任。我们看到，在西方政治制度中，上一任官员的罢免权实际上是自动行使，而在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權制度中，一般来说，官员的职位都被保留，也就是说罢免权被无形取消。

　　实际生活中，无论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在中央集權制度里，一般政权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所以总会存在各种腐败现象。当中央有一项政策要通过这个机构实施时，往往由于各级行政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监督，这些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变质现象，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尤其是底层官吏的腐败，会导致政权机构与公众的对立，直接威胁着整个政权的存在基础。中國历代王朝的更迭，其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而西方政治制度，却由于任免权完全下放，根本无法形成类似东方的行政机构的强大手段，从而各种社会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对现在的中國，这种行政机构可以说是能解决中國农村问题的唯一手段，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农村问题。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前的选举权是由罢免权和举任权构成，也就是说这种选举权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选举权的分割行使来给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将现存的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优点兼收并蓄，同时摒弃它们各自的缺点。

　　中國有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新的政治制度：“相马还须伯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这两句话来看，伯乐（上级），一般而言，识人经验更丰富，大局观更强，同时也是行政上的需要，更适宜行使举任权；而群众对上一任官员的政绩更有切身体会，更有发言权，因而更适宜行使上一届官员的罢免权。

　　新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一些原则：

　　一，把人事罢免权下放，真正由群众掌握，由群众投票表决；

　　二，上层机构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

　　其中，人事罢免权必须得到切实行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被群众投票罢免，则下一任期内坚决不能平级或越级使用；其次，即使一个官员在群众的投票中没有被罢免，上级依然可以根据他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程度，考虑是否进行行政罢免，举任新的人选。这样就构成了一种与东西方政治体制都不同，但优点兼收并蓄的新的民主集中制度。

　　在这种民主集中制度下，由罢免权所致，各层腐败分子和平庸官员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保证了整个行政机构的廉洁高效，同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官员的危机感甚至比西方民主制度下更为强烈，整个中央集權行政机构与以前相比，运作起来更为自如，能够彻底贯彻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真正意图。这样民主集中制度下的廉洁高效的中央集權行政机构，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具有的，最能体现社會主義优越性的强大社会手段，这种手段在贫穷和落后的国家里是解决西方政治制度下完全无力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须手段。

　　随着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提出，也从理论上化解了东西方政治思想冲突的一个核心矛盾，为中國的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理论界的各种思想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也为政治思想斗争阵地向西方世界转移，为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条件。此外，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通过不断地换血工作，会使共和国政权完全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为共和国政权的长期稳定和中國社会的长治久安从制度上筑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在本文中提出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它的最迫切的任务，主要还是为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必须的政治条件。没有这种政治条件的保证，下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绝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整个中國的经济在现行的情况下，就可能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点了。

　　中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中國现在的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社會主義各国，都有自己的农民问题解决方案，但大都不适合中國国情。

　　早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圈地运动，利用资产階級的力量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变成无产階級工人。而美国在把印第安人杀得差不多以后，个体农庄实际上已经是产业化的雏型，之后向工业化国度不存在解决农业人口的问题。这两种血腥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在中國实行。企图直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市场条件下，资金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救苦救穷。中國现在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乏，管理不善，地方官僚十分腐败，人口素质低等等各种因素都表明，市场条件下，中國农村根本就缺乏吸引资金流入所需要的基本物质和人文条件，因此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改革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國农村实现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國农村经济取得了恢复性增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中國农村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状态。后来黨中央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扶贫工作，科技下乡等等，取得了一些成果，农村贫困的状态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一下毛澤東同志建国初期关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既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我们会有一些新发现。无论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还是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在实践上都是失败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后来对这些模式的全部抛弃。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失败的深层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些模式在当前的情况下，具有十分巨大的应用价值，其中包含的合理内容甚至可以说是解决中國农民问题的唯一道路。

　　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是这种制度绝对不合理，主要还是在于，当时共和国拥有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这种制度所要求的高度，不具备这种制度所要求的各项条件。要使中國的农业从现在的小农经济朝社会化生产方面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人才，管理，资金，技术和市场机制。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國几乎所有条件都不具备，推行人民公社的唯一力量只有强大的中央行政手段。而这些条件的缺乏，使得中國的人民公社，无法与当时的实际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进行有效地分工，进行社会化生产合作。所以，即便实行了这种制度，农村劳动还只是停留在简单合作的方式上，大家一起播种，一起收割，这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即使与小农生产方式相比，效率也更为低下。

　　但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以鄧小平，江澤民为核心的黨中央的领导下，中國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人才培养，技术储备，市场机制，管理经验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尽管中國农村目前还非常落后，但是从中國各方面情况来看，启动农村社会化生产改革的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条件已经具备。在市场机制不力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向农村输送行政和管理型人才，同时加大资金和政策倾斜力度，利用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启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战略，由管理型人才带动，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向中國农村输送企业经济型和科技型人才，由此培育整个农村的产业和市场，使得农村快速地朝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中國经济在这种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带动下，会再一次出现农村和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局面。而由于农村产业化潜力十分巨大，这会让整个中國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处在一种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状态。

　　政策建议

　　一，取消现在的农村选举试点工作，在县、镇、村各级行政机构切实推行新的民主集中制制度

　　现在的农村选举试点工作，由于人选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民，素质上得不到保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还会造成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是民选的，就不服从上级命令，不贯彻中央和上级各项政策等诸多问题。

　　在农村推行民主集中制，目前还要保持城市各级行政机构的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各级行政机构的效率对农村改革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全面推行这种政治制度更会对社会造成过于剧烈的影响。所以建议目前保持城市政府机关的稳定，暂不进行这种政治制度改革，维持现状，集中精力搞好农村的建设工作。

　　在农村，镇、村两级领导的罢免权应全部下放，由群众全权行使，同时选举产生村、镇委员会，监督首长责任制下的村、镇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县级领导的罢免权由县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但县人大代表应由在全县公开选举产生，除了保证共產黨员占多数以外，不应过多预设其它条件。

　　尽管新的民主集中制是非常良性和温和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推行，产生的震动恐怕还是非常巨大，甚至一锅端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建议相关机构和部门一方面加强理论上的论证；另一方面在全国各省或某些省份的一些地区进行相关试点工作，以获取实际的操作经验，保证这种民主集中制稳定安全地实行。

　　此项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如果它得不到切实贯彻执行，那么，中央的任何政策可能最终又变成一场盘剥农民和百姓的悲剧。

　　二，提高待遇，向农村各级领导岗位上输送管理型人才，实行首长责任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由他们负责落实中央的农村建设战略

　　这两项政策一旦执行，那么中國的管理、企业、市场和科技型人才等的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中國政府应该尽快扩大自己的人才库，多方面加强各种人才的储备，一方面，加大这些方面人才的招生力度，另一方面，那些部分素质比较高的被罢免官员，在经过教育和培训以后，也可以重新加以利用。向农村输送的这些人才，应该执行国家的以下任务：

　　1 ，切实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各项政策。

　　2 ，通过农村的产业化发展，就地消化农村人口，以减轻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

　　3 ，根据当地的情况，结合实际，组织农民产业化发展农业和各种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

　　4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5 ，执行国家的人口政策和环境政策。

　　6 ，普及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要完成以上任务，这些人才应具有以下素质和条件：

　　1 ，坚持中國共產黨的领导

　　2 ，热爱社會主義祖国

　　3 ，对中國的国情有充分的认识

　　4 ，对当地农民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明确自己的职责

　　5 ，有较强的管理组织才能，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6 ，其它一些相关要求和素质

　　三，其它的相关政策措施

　　除了上面讲到的以外，还应加大对农村的资金倾斜力度，发展农村交通，通讯等各种基础设施，加强法制建设等。其它如贸易中心和科技中心等一些县级配套单位和机构也应一一建立，已有的则加强管理，以降低农业改革中的市场贸易和技术等各种成本。而城市的那些亏损非常严重的国有公有企业，也可以实行罢免监督制度，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相关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也是保证农村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结语

　　利用强大的中央集權行政机构推动中國农村社会的改革，是中國社會主義优越性的最好体现。在发展中國经济的问题上，中央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致的。而落实了民主机制的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强大监督力量是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认真贯彻执行这项事业的先决条件。这两项政策得到切实推行以后，中國经济又会进入一个长期的、更稳定、更健康、更快速的增长阶段。这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其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电子信箱：zxcao@yahoo.com

作者单位：中國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编后记：

　　在中國实现完全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我们既不能牺牲其它，集中全部力气来跳这个台阶，但是也不能借口这个台阶太高，而一拖再拖，不设法改变现状。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台阶化为一系列小台阶，逐步拾阶而上。曹先生在本文中提出“把人事罢免权下放”，就是一个可以一试的方案。在目前中國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有力量上去、但又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和退步的一个“小台阶”。

　　（黄佶 2002/5/22）

转载自《中國研究》

　　作者:曹泽新

　　到美东参加一个小型会议，遇到四位在那里学习的大陆银行官员。晚上无事，大家就在一家小咖啡店聊天。这四位三十多岁的客人据介绍都是大陆某银行的处级官员，被委派到美国学习进修，为期半年。我原本计划与他们谈三个小时，然后当晚飞回洛杉矶，但没想到，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对我关于人民币贬值及批评大陆经济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不同看法。结果我只好更换飞机的航班，辩论从晚上五时一直争论到了夜间十一时，无奈之余才依依不舍告别离去。

　　仲共“两会”结束不久，就有朋友给我送来五本仲共出版的“两会文件汇编”，闲来无事就翻开看看。一天，看到了一篇仲共总理朱容基先生在3 月15日答记者问。朱熔基先生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 亿元，占GDP 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 的18% ，这个指标是在合理的，安全的范围之内，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线”。看过之后感到有些疑虑，总是觉得数据有些问题。于是就翻书找有关这个数据的文章，结果在朱熔基先生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了数据，按照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 的比重就是26.7% 。如果按照朱容基先生对记者讲的话，中國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但如果按照朱先生所作的政府报告里面的数据看，中國政府的财政数据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两个数据相差9%，超过了中國一年的GDP 增长率。这真是让我遇到了难题，我很难理解中國政府是如何计算这个数据，哪一个是真实的数据？如果记者会上是真实的数据，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就是欺骗，这个面向人民汇报的数据怎么会是假的呢？这可是严重地违反了中國的法律，其严重性不言而喻。如果记者会上的数据是假的，这里面的问题就更大了，一个大国的堂堂总理对世界公布的数据竟然有如此出入，而全国的经济学家还以此说明政府举债合理，蒙骗国民。对此，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难道中國政府真的连羞耻都不顾，对世界和国人公然说谎，这样的政府如何治理和说服已经是谎言王国的中國百姓讲道德，如何要求百姓遵守法纪？

　　数月前，我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國加入WTO 的评论文章，其中一篇特别强调了WTO 之后中國的金融风险问题，而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国内数位经济学家的反驳。来美国进修的四位中國银行官员在与我聊天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相互争论的也是中國国有银行的问题。坦率地讲，尽管我已经背上了反对中國加入WTO的骂名，但我仍坚持我的看法。对于中國的金融前景，我一直感到万分的担心。但可怕的是，事实已经让我的忧虑更加沉重。我甚至想为中國痛哭。

　　我写文章本不想引用太多的数据，我一直反对将经济文章写成百姓看不懂的“贵族文章”，但今天，我又不得不列出一些数据来说明问题。与来美进修的四位中國银行官员的辩论让我感到震惊，我从来都不会藐视任何读书的人，更不会藐视在官场中讨饭吃的精英。但我在辩论之后却为这些精英们悲哀，更为中國的百姓悲哀。一个不能正视自己问题的精英团队怎么能治理好国家？一个盲目自大的民族怎么能进步？一个绞尽脑汁要掩盖问题的政府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吗？是我敌视中國还是仲共敌视自己的人民，我想我需要用数据来讲话，让我们的国人自己去看看仲共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然后再做一个分析，看看谁在欺骗？

　　根据仲共官方公布的资料：1997年政府财政赤字是582.15亿人民币，199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922.23亿人民币，1999年政府财政赤字是1,743.59亿人民币，到了2002年政府财政赤字将高达3,098 亿人民币。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仲共政府的财政赤字翻了两番半。想当年邓公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GDP 翻两番竟然用了二十年，而仲共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超额翻了两番半仅用了五年时间，国债年增长率高达45% 。而相对于GDP 年增长率，按照官方的说法也不过是7%，由此可见仲共之魄力和胆量，更显示出其世界少见的英雄气概。国债余额累计到了25,600亿元，相当于中國每个国民平均负债2,000 元人民币，换个方式计算就是中國一个三口之家平均负债6,000 人民币。各位看了这个数据之后是否可以计算一下，你个人的财产有多少？你的家庭财产有多少？再算一下广大贫困的农民家庭的财产有多少？然后你再想一想，你是否会后怕？。

　　看过这个数据，再让我们看看一些和百姓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数据，2002年3 月24日，中國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我们暂时不去研究这个数据包含了多少水分，我们仅仅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的总额高达22,898亿元。在这里，我们不讨论银行的体制和经营问题，仅仅讨论的是这部分坏帐如何处理？是否需要百姓来负担，也就是说是否需要政府来承担。在中國，银行是国有银行，它能破产吗？政府会让它破产吗？如果国有银行破产，中國百姓会怎么样？当你辛辛苦苦积攒的钱一夜消失的时候，你还会讲道德，讲法纪吗？既然银行不会破产，那么这些坏帐就必然成为政府的负债，也就说，百姓要承担这笔坏帐，平均到了每个国民的身上就又增加了1760元人民币，一个三口之家的负债就又增加了5,280 元人民币。看到这里，各位不要急，在这笔债务之外，银行已经进行了资产“剥离”，已经将15,688亿人民币的坏帐“剥离”到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可惜的是，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很无能，截止到2001年底，只收回1,360 亿元，也就是说，还有14,328亿元没有收回。我们再次抛开资产“剥离”这个自欺欺人的骗局，我想问的是，当百姓将自己的金钱送到银行储蓄的时候，百姓会因为银行资产被“剥离”而去找“资产管理公司”公司要钱去吗？你会因为银行坏帐就放弃自己的存款吗？尽管银行将坏帐“剥离”，但百姓的钱能不还吗？坏资产“剥离”了，银行的帐面也好看了，但损失没有减少。只不过换了名目，好听了许多。如果计算这一部分被“剥离”的坏帐，我想各位又要多背负上一点债务，也不多，每个国民只有1,100 元，一个三口之家只增加了3,300 元的债务。到了现在各位再算一算您每个人有多少债务？中國每个国民平均是4,860 元人民币，一个三口之家的债务是14,580元人民币。您是否可以再算一下您的个人财产是多少？衡量一下您的净资产是多少？各位不要急，您现在算的只是今年的状况，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国债增长率，也许明年您的债务又增加了25% ，或许是45% 。

　　算了明帐，再给各位算暗帐。根据仲共中央政府公布的数据，2001年总共筹集发放了社会保障金3,000 亿元人民币。值得各位注意的是，这个数据并不是包含了全体国民，而是主要城市的居民。现实的情况是，中國政府并没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基金，而是“现买现卖”，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几乎是零。而目前的中國是十二个人养活一个人，在未来的十年后是八个人养活一个人，到了二十年后将是三个人养活一个人。换句话说，你如果想养活这个政府和你的父母，你就要将你的工资收入的一半纳税，这样高的税收可行吗？中國还会有企业存在吗？“世界工厂”还会存在吗？哪个傻瓜企业家会将工厂设立在如此高税收的国家里？如果要想考虑到未来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中央政府就要筹集这笔“社会保障基金”，那么诸位国人就要再承担负债大约8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位国民又要增加负债6,154 元人民币，每个三口之家增加负债18,462元人民币。看到了这样的事情您可不要怪别人，谁让你已经将钱都花掉了呢？以前没有储蓄，怎么能怪别人呢？我劝各位看到这里还不要心惊，根据仲共公布的资料，未登记的外债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及“白条”尚有60,000亿人民币。这样一来，您个人的债务就又增加了4,615 元人民币。三口之家又增加了13,845元人民币。

　　各位读者，您现在可以算一下您总共要承担的债务是多少？希望没吓着您，不多，才15,449元人民币，一个三口之家也不过是46,347元人民币。相对于暴富的新兴权贵和每天上网络游戏，吃山珍海味的白领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但各位想过中國数亿几近赤贫的农民了吗？他们需要多少年才能积累四万六千多元的家产？靠抢劫吗？

　　算过了负债，再让我们算一下您的国有资产。我们同样还是依照仲共政府公布的数据计算，根据2001年中國统计年鉴数据：中國共有国有及非国有企业16.2885万户。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12.6211 亿元人民币，负债9.3271万亿人民币。负债率高达73.9% ，净资产3.294 万亿人民币。值得各位注意的是，这里还包括了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合资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如果扣除高效率的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如果我再按照仲共官方承认的比例扣除统计资料中的虚假水分，我陈列的数据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按照这个官方数据来分配，每个国民的平均国有资产也只有2,534 元人民币，每个三口之家拥有国有资产7,602 元人民币。

　　有了这个数据，我们再看看外汇储备。2002年1 月，中國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先生说：“中國的外汇储备2001年底已经达到2,122 亿美元，外债余额是1,740.1亿美元”。换句话说就是外汇净额是382 亿美元。合人民币3,170 亿元人民币。按照这个数据，中國国民的每人国有资产就可以增加244 元人民币，一个三口之家也可以增加732 元人民币。

　　数据都出来了，按照上面的数据统计，相信各位都已经计算出了您的财产和负债。您拥有的国有资产总数是2,778 元人民币，三口之家总共拥有8,334 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不过可惜的是您需要承担的债务则是15,449元人民币。国有资产不仅拿不到，你还需要在你个人的资产中要拿出7,115 元人民币，换言之，每个三口之家的净负债是21,345元人民币。两万一千人民币对于一个美国人而言不过是一个月的薪水，但在中國，这可能是一个农民家庭一生的积蓄。

　　我再告诉各位美国的情况，美国号称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总共发行了国债55,138亿美元，人均负债15,316美元。我们暂不去计算庞大的美国联邦社会保障基金，仅这个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年盈余就已经超过了3,600 亿美元。而美国家庭的私人财富则是41.42 万亿美元，平均一个家庭的财产40.214万美元，人均个人财富11.834万美元。而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税前）也高达7.176 万美元。按照这些数据来比较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债务，我相信各位都会很清楚谁应该是最大的债务国。按照工资收入计算，美国人承担的债务只是其4.8 个月的工资收入，但在中國，每个中國国民承担的债务则是其26.5个月的工资收入。各位看到这里觉得可怕吗？还会自豪地称中國是“伟大的强国”吗？

　　在数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指出了金融将是中國最危险的行业，我真心地希望仲共能认清形势，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改变目前的金融局面。可惜的是，就在最近，仲共政府竟然制定了一个国有银行上市的计划，企图依靠上市募集资本来改变国有银行的现状，将自己的问题再次转嫁到百姓身上，这种不思改进，只想投机的做法再次显示了仲共的本来面目。在这个问题上，大陆的经济学家们也盲目乐观，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國金融问题的最好办法，这些经济精英根本就无视国情，更有人写了数篇长篇大论举出了吓唬人的数据来论证。我不知道这些经济精英们是如何思考的，但我们只要计算一下大陆的私人资本存量和国有银行消化坏帐的金额比例就可以知道，中國大陆根本就没有能力在短期内解决金融坏帐问题，银行上市只能加速大陆股票市场的崩溃。目前，大陆国有股份流通减持就已经吃尽了全国私人资本，让整个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难道还能承受国有银行的敛财吗？中國股票市场资本总量只有8,000 亿人民币左右，而中國四家国有银行为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8%，就需要在股票市场募集3,000亿人民币。这样的资本几乎是目前全中國股票市场总额的五分之二。试问各位精英，中國能承受得了吗？如果达到西方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12% ，就要在股票市场上募集7,000 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目前中國股票市场资本总量。各位读者，你们觉得可能吗？中國百姓有这些钱吗？更可笑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海外上市，特别是香港上市。不错，香港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十大股票市场，总市值6,061亿美元，合人民币五万亿。但大陆的经济精英们是否考虑过，一旦香港股市在一年内增发六分之一的资本，香港股票市场会怎么样？你们是否想让本来就一蹶不振的香港股票市场彻底死亡？当你们拿着资本充足率只有国际标准一半的国有银行到海外市场上市的时候，你们还梦想着如同欺骗国内百姓一样欺骗海外股民吗？难道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AA会计事物所帮你做假吗？

　　作为生意人，我最讨厌的就是面子。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当别人要求你给他面子的时候，一定是他有求于你；你得到了面子，但你损失的是金钱和财富。如果对方也给你面子，那么他就不会需要你给他面子”。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面子，仲共数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自认为自己封闭的体系抵挡了国际金融风暴，自以为自己已经强大到了可以与世界强国抗衡的地步。中國加入WTO ，为了显示自己的坚定态度，更是无原则地放弃自己国民的利益。在银行开放的程度上不仅不保护自己民族的银行，反而对海外虎视眈眈的国际银行门户大开。相反对私营银行却以种种理由百般刁难，不放半步。这种宁与外贼，不给家奴的心态实在令人发指。难道海外银行不是私人的吗？

　　而在金融体系及治理金融问题上，仲共更是面子第一，想尽办法掩盖问题，根本就不顾中國之未来。中國金融问题存之已久，庞大的金额只能依靠私营银行的发展来逐步取代国有银行，让长期的，温和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政策及稳定的经济增长来消除坏帐，让国有银行逐步恢复元气。也许有人痛恨俄国的“休克疗法”，但在中國的金融问题上已经没有比“休克疗法”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中國这样的金融、银行体系还不需要休克吗？仲共已经治理金融问题十多年，非但没有解决问题，情形反而更加恶化，难道最终还要靠百姓掏钱养活，让他们继续将血汗钱送进这个无底洞吗？这就如同仲共朱容基先生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解困”一样，三年中，三千亿人民币打了水漂，国有企业之困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中國的金融问题如果再不痛下决心，能相信未来的中國不走向衰落吗？阿根廷人民在经历困难的时候还能跳探戈，当中國未来遭遇困难的时候中华民族会是什么？动乱还是杀戮？

　　仲共政府一直在强调“稳定”，什么是稳定？中國人民的未来不需要稳定了吗？短视的行为能给未来带来稳定吗？一个连自己的疮疤都不敢正视的民族还有希望吗？一个浸透着腐朽，沉浸在旧日的梦想中的民族还能发展吗？一个虚妄自大而又无知的民族还会有前途吗？这样一个自上到下都充满了虚伪，充满了谎言，充满了欺诈的自欺欺人的国家还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吗？中华民族真是个聪明的民族吗？

　　作者:草庵居士

　　美国“世界警察”行为“蛮横”与否？“正义”与否？是一个必须讲清楚的问题。作者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和发展的较长时期，与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的存在及所做所为不无关系。

　　一谈及美国的“世界警察”行为，一些人感到义愤和不平。去年的九一一事件，一些中國人之所以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幸灾乐祸，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愤愤然于美国“蛮横”的“世界警察”行为。

　　其实，美国“世界警察”行为“蛮横”与否？“正义”与否？这确实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常识问题，但这又是一个必须回应和讲清楚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在一些人眼里最能够体现美国“霸道”的“世界警察”行为的波斯湾战争。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波斯湾战争，固然是“世界警察”行为，但我以为更是“见义勇为”的壮士行为。

　　对恐怖分子应以暴制暴

　　警察有俸禄，谁给美国发俸禄？科威特这样的弱小国家在遭到伊拉克这样的流氓国家强暴之时，美国不出面管，谁管？科威特又没有什么求救电话可打。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等国际社会规劝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出的所有一切努力都统统归于失败的情况下，此时我们还在这里谈论什么要尽量采取“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解决波斯湾危机，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

　　就像去年的九一一事件，一些人摆出一副貌似正义的嘴脸大谈美国对恐怖分子不能以暴制暴，同样是在自欺欺人、荒唐而又可笑。正如对杀人如麻的流氓，你能说不应该出动全副武装的特警以暴制暴吗？美国最后把萨达姆从科威特赶出，同美国把希特勒从欧洲大陆赶出，有什么两样？

　　三、四十年代侵略别国的希特勒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报应，90年代公然挑战世界和平的萨达姆更应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波斯湾战争的正义性就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一样，丝毫不容置疑。而美国自去年年底进行的阿富汗反恐战争，同样被许多“正义”人士指责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然而，战争并没有像那些“正义”人士所预料的那样会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战争反而将阿富汗人民从塔利班黑暗的、灾难深重的中世纪暴政统治中解救出来。撇开阿富汗战争反恐的正义性不说，光凭这一点，美国出师阿富汗的正义性就不容置疑。

　　美国的介入带来和平曙光

　　我们再来看看声讨美国“世界警察”行为时没有提及过的波黑战争。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不久即陷入了内战。

　　战争伊始，美国并没有进行干预，懒得去管。因为波黑生灵的涂炭，与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人富足而又优裕的生活确实没有丝毫的干系。介入得不好，还会落得个“世界警察”的骂名。

　　但当波黑战争愈演愈烈并给波黑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时候，但当波黑战争的结束变得遥遥无期，并对欧洲的和平带来严重威胁的时候，美国才不得不下决心介入。可见，美国人在富裕的同时并没有泯灭正义和良知。而一旦美国介入，硝烟弥漫的波黑上空即刻露出了和平的曙光。

　　1995年11月21日，在美国的积极干预下，时任波黑共和国总统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图季曼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导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草签了和平协议，这就是著名的给波黑带来和平的《代顿协议》。

　　《代顿协议》的签署，使持续三年半的波黑战火终于得以平息。之后爆发的科索沃事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之所以及时干预并干预得如此坚决，就是吸取了波黑战争时没有及时干预而导致了战争愈演愈烈并长达近四年的灾难性结局。

　　没有美国的干预，波黑战争的结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正是在国际社会对波黑战争的结束普遍失去信心和耐心的情况下，美国人出面并成功地遏制了战争。

　　2001年6 月20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美国代顿的空军基地接受了一枚迟来的奖章——“代顿和平奖”，这是对他六年前为推动“代顿和平协议”签署所作努力的肯定。这一奖项与其说是属于克林顿一人，还不如说它属于整个英雄的美国以及美国人民。

　　至于年代久远却与本区域关系很近的朝鲜战争，美国卷入其中并充当“世界警察”的行为是不是也具有正义性呢？其实，我们无需去争论究竟是金日成还是李承晚发动了这场战争，仅从朝鲜90年代以来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240 万至300 万（占朝鲜总人口的10%-15% ）这一令人震惊和恐怖的数字来看，就没有理由怀疑美国卷入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因为，它至少使38度线以南的韩国人民免于極權制度的统治。更何况，由于美国的干预，韩国在战后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奇迹。

　　“世界警察”有什么不好？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韩国的三星电器能够走遍世界吗？韩国能够比中國举办奥运会整整早20年吗？韩国人民的生活能够如此美满而富足吗？

　　与此相反的是，由于苏联的插手和军事干预，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人民被迫生活在極權统治之下而痛苦不堪。

　　历史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的军事干预已不可能（这要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东欧原社會主義国家普遍放弃了極權体制而选择了民主政体。难怪有人说，战后跟着美国走的都强大，这叫顺之者昌，亚洲“四小龙”是典型。但逆之者不一定亡。战后跟着苏联走的都衰弱，这叫顺之者衰。东欧、古巴、朝鲜、越南等国是典型。总之，不管人们怎样大骂和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美国“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權毕竟代表了人类发展的进步方向。

　　其实，“世界警察”有什么不好？在地球还没有走出丛林时代的今天，世界需要警察。

　　当然，人们可能又会说，纵使世界存在着不平和不公，也轮不到美国来说三道四、到处插手，这个世界还有联合国呢！此话谬矣！联合国本身并不能行事，联合国只能通过书面决议，联合国决议的最终执行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成员国来实施。比如，联合国制裁伊拉克，联合国本身并不能制裁，联合国只能通过美国、英国、法国、中國、俄罗斯等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国家制裁伊拉克。

　　波斯湾战争、朝鲜战争以及波斯湾战争结束后美国至今仍维持对伊拉克的制裁，不正是美国对联合国决议的认真履行吗？

　　其实，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的创立，也正是美国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正是在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的积极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充当“世界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只不过美国作为一个最强大和最具公信力的国家，更有资格和能力充当“世界警察”，以维持世界必要的秩序和平衡世界最基本的正义。

　　我一直认为“世界警察”这一头衔，是冠在美利坚合众国头上的崇高荣誉。警察是专抓小偷、专抓坏人的，只有小偷、流氓和不按规则办事的无赖才惧怕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总的来说，整个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和发展的较长时期，这与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的存在及所做所为不无关系。

　　作者是中國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2002年5 月4 日

　　作者:齐辉

　　如果把韩国、日本及硫球群岛、台湾、菲律宾连成一条线，就可知这条线对中國意味着什么。倘若这些地方被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所控制，对中國的安全将是致命的。韩国和日本是美国的保护国，布什对台湾也有“保护”的冲动，美国在菲律宾虽然撤了兵，但这次借反恐之名又派兵进驻，希望长久呆下去。

　　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使中國意识到海洋航道安全的重要性。中國绝对不会容忍被这“岛链”所围困，而突破这一“岛链”的惟一途径，就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北京方面经常讲“台湾的前途掌握在台湾人民手中”。两岸关系缓和，这句话反映了大陆对“和平统一”的期待；两岸关系紧张，则是对台獨的警示或威胁。但无论作何解读，都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全由大陆说了算。

　　这一事实对台湾来说是残酷的，除了统一的方式可以选择外，台湾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台湾似乎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台湾政府一方面冀望大陆忙于经济建设和急于处理一大堆内部难题而无暇顾及，搞一些小动作来探探大陆的容忍限度；另一方面，冀望美国必要时鼎力相助。依自己的想当然来解读美国的对华政策，误导公众，这是十分危险的。

　　台湾问题到底如何解决，要看这条“岛链”对大陆安全构成的威胁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安全”与否本是一种感觉，无法通过精确的量化作出“科学”的判断。说句笑话，全凭北京当局心情的好坏；说句实话，取决于中美关系如何发展。

　　如果美国与中國为敌，对中國采取“遏制”政策，中國就会视“岛链”为现实的威胁，突破“岛链”的围困就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形下，中國不会拘泥于台湾是否宣布獨立，惟有武力解决，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中美关系稳定，北京方面只会视“岛链”为潜在的威胁。所要做的就是在政治上，防止“岛链”变成现实的威胁；在军事上，提高突破“岛链”封锁的能力，和平统一仍是对台的基调。

　　中國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着眼点并不完全落在自身利益之上。中國不会为己利而破坏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却会通过各种手段，向与中國建交之国施加政治影响力，使台湾的獨立因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变得毫无意义。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國维护世界和平决心的赞扬和尊重，进一步提高其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又可借势打压台湾在国际上本巳就狭小的政治空间，彻底断绝台獨基本教义派分裂中國的企图。

　　所以，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台湾安全得以保障的基础。台湾大可不必因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紧张兮兮，更不要错判形势，高估自己的分量，做出一些令中美双方都不愉快的事情。至于预测台湾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决，就如同猜股票的涨落，费力不讨好。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只有出现下面两种情形，大陆才会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是台湾宣布獨立，美国装聋作哑，不表示反对；二是天下大乱。

　　文发自中國湖南

　　作者:林牧

　　年来，政府喝令“一律关闭”的声音不绝于耳。报载，江西省公安厅决定全省所有迪斯科舞厅都必须转换经营项目；珠海市决定关闭电子游戏业；沈阳市所有桑拿浴室被勒令停业……。我们可以相信，层出不穷的禁令师出某种善意，然而，“善意”不等于“善政”，不预示着“善果”。相反，“一律关闭”式的禁令挫伤了人民对于法律的情感，损害了公民的财产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最终，侵蚀了政府信用，此绝非笔者故作危言以耸人耳目。

　　信用是人们基于以往历史的经验逐步积累而成，是既往历史经验的总结。某人或某一组织之所以有信用，并非起因于他一时曾过说过什么，一时曾经做过什么，而在于他曾经多次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是因为以往“多次”的经验教育我们，他是一个可信的人，一个一诺重于千金的人。信用的培养仰赖移山精力，信用的毁灭却仅需弹指之功。“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一次的背叛和欺骗就足以使业已建立的信仰大厦毁于一旦。政府失去信用，社会信用无由树立。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相互防范，相互猜忌。你交道的每一个对手都是你的假想敌。真意的赞美被疑成迷魂的汤药，无私的帮助被疑为爱的陷井，诚挚的忠告被疑为离间之计，甚至连那无意的一瞥，都会被疑心为谋害的暗号，而你衷心相信的，没准恰恰是你的敌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呵？！

　　建设社会信用的前提是政府守信。在法治社会里，政府是一个制度的存在，而非人的存在。政府的首长可以层出不穷，与时俱新；政府的公务员可能花谢花开，暮去朝来，但这些，皆不损伤政府的信用，其原因于，首长的更替、职员的换代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效率，但作为政府存在的基础——法律、政府惯例等等并没有更新，仍然一以贯之。人民是以法为纲，而非以人为纲，人民信仰的是国家颁布的法令而不是政府里的人。故此，只要国家的法令坚如磐石，而非朝三暮四，朝云暮雨，则作为执行法律的人——政府官员等——的更替形同“换汤不换药”，不影响国家的本质，不会动摇公众的对政府的信心和公众生活的基础——社会秩序。国家颁布法令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生活准则，要求人民按照国家法令所希望的秩序安排生活，规划未来。国法的推行虽不免要借助国家暴力，但更主要的，要依赖于政府和人民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和自觉遵守，依赖于政府和人民共守法律的最大诚信。如何让人民信仰法律和政府？其前提是政府不会意气用事，突发各种奇思怪想；法律不会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简言之，政府建立信用的前提是政府守法，——政府的信用乃社会信用之本，万民福泽之源。

　　政府不守法律将使政府信用丧失殆尽。不问青红皂白，不分东西南北，“一律关闭”某一行业，必将产生“城门失火，央及池鱼”的效应，使那些奉公守法、克已诚信的公民欲哭无泪，欲诉无门。他们尊法律为南针，法律却无情地抛弃了他们；他们奉政府为圭臬，政府却无由来地背叛了他们；他们小心奕奕，以法为本，结果却与非法者一同被问斩。他们谆谆教诲子女，要善良本分，结果自身成了讥讽的对象。勤劳致富的梦想破灭了，法律神圣的信仰破灭了，在他们胸中回荡的是什么？是被背叛者的无奈和失望，是被抛弃者的失落和怨恨，是怀疑，是绝望，是报复……。

　　他们还只是直接的、显在的受害者，间接和潜在的受害者还包括那些与他们利益攸关的人——他们的亲人，他们的供货商，他们的银行，他们的客户，他们的雇员……，不一而足。关闭一个企业，会使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衣食无着；关闭一批企业，会使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生活失措；关闭一个行业，轻则引发风波，重则导致动荡，则其制造的恶果也许需要罄竹而书。而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别人，却是政府！在一声声“一律关闭”的号令声中，政府的信用被荡涤无遗。政府的一个功用是平息动乱，安邦定国；然而，时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是，政府举止不当，完全可能制造动乱，乱邦祸国，这是为政者所不可不省察的啊。孔夫子曾经惊叹道：苛政猛于虎！他竟然没有想到，所谓的“善政”，也是可以猛于虎的。

　　政府高举起“一律关闭”的铡刀通常缘于某一行业中有人非法营业，或者发生了公害事件。爆竹厂的意外爆炸，桑那浴室的淫乱，网吧里的赌博，舞厅里的疯狂与淫荡都是招致禁令的因由。然而，因噎不能废食，不能因为某一企业或某一地区发生意外，就责令关闭一个行业。“一律关闭”式的禁令貌似魄力无边，实则昭示了政府的无能与粗暴。我们可以因为交通事故的频发，就烧毁所有的汽车吗？或者，因为医疗事故的不断，就责令所有的医院关门大吉们？更严格的质问还在于：政府有权利责令某一行业停业吗？这是政府的权力还是议会的权力？如果是政府的权力，政府应当通过怎样的程序来行使这一可能泽被万众，也可能祸害无穷的权力？

　　哲人们说过：“只有容忍小恶，才能止于至善”。其原因在于，任何现实的社会都是不完善的，混杂着善与恶。对已有的善要小心保存，对现实中的恶要认真医治。激进主义者不能区分已有的善和不可消灭的恶，一方面把旧秩序的一切都当作恶，主张除恶务尽，“玉宇澄清万里埃”。另一方面，又用更大的恶来取代原有的大善和小恶。激进主义要在擦净一切旧社会痕迹的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念头不仅是空想，而且残忍。因为这样做，就要求把一切携带旧痕迹的事物加以消灭，而这种痕迹到头来在每个新社会里都可以发现。而且，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起来，集中在以强权为后盾的国家手中，其终极后果是极端的極權主义。激进主义者因为仇视罪恶而不大热爱人类，道德的纯洁中往往撒进了專制的种子。它带着宗教式的狂热，厌烦温和的政治手段，特别仇视传统的法律和制度。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政治运动总是以发誓荡平小恶始，以招致史无前例的极恶终。保守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宁愿忍受现有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些魔鬼，而不愿意去遭遇难以驯服的撒旦；容忍眼前的小恶，而从不妄想去追求至善。对人间世事持如此态度并非某人一时冥想的结果，而是无数实践智慧的凝集。理想主义者和激时主义者也许有高尚的动机，但是，这种全面改造人类命运的理想最终注定沦为空想。[1] 稍通法律的人们都晓得，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叫做“不株连原则”，其大意是，每一主体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他人的行为负责，不会因为他人违法而被株连，以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其基本理由是，他人的行为不受本人控制的，本人因此无法制止他人的行为。为此，一旦发生非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只能是行为人，而不是本人。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有义务并有可能控制不法行为的，正是哪些挥舞着利刃，咬牙发誓要折草除根的政府官员们。为此，一旦发生非法事件或意外事故，理应受到牵连并责罚的应当是政府官员，而不应那些无辜的替罪羊们。

　　“一律关闭”式的政令引发的别一问题是，政府是否可能或者说政府是否有能力实施这种“一律关闭”的禁令？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政府不是大力神，法力无边。如果某一行业有其自身的社会需求，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将其全部一网打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只要检点一下这些年来政府查禁三陪的功绩，就深知此言不虚了。禁而不止的结果是，那些本来是合法经营的企业变成了非法经营，合法者变成违法人，政府为自己又多树立了一个以至一群敌人。政府作为暴力工具，不可能没有其敌人，但树敌太多，甚至与良民为敌则是为政者的大忌。将良民沦为敌人的政府，极有可能被人民视为公敌。

　　行笔至此，忽然忆起一个叫做“健康加拿大”的故事。加拿大的一个叫做“健康加拿大”的组织被报告，全世界有57人死于因消费生奶酪而引发的疫病。为了使加拿大人更健康、幸福地活着，该组织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生产和销售生奶酪，以便在加拿大创建一个“安全的世界”。人们评价道，“健康加拿大”的先生大人们要做的事情，与其说是有益的，不如说更具破坏性。他们看来很少考虑法案的实践后果……这种疫病的风险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取缔整整一个产业看来是一种相当极端的行动方针……它会摧毁一个新的、欣欣向荣的产业和许多人的生计。学者们戏谑道：“看来，加拿大政府已使自己像家长一样地行事了”。[2] 幸运的是，法案没有通过，加拿大政府到底没做成父亲。

　　可是，我们呢？

　　[1]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页50-53。

　　[2] [ 德] 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页361-262 。

　　作者:何兵

　　数月前，我到前仲共台湾省委常务委员，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家中小叙，金先生大病初愈，但精神状况良好。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旅美的中國问题专家, ，中國事务杂志总编辑伍凡先生，另一位则是曾在1947担任美国派遣到仲共杨成武将军处的军事小组首席翻译官，后来在仲共公安部担任多年高级职务的旅美人士于浩成先生。

　　在谈话中，金先生谈到了人民币政策问题。金先生询问我对于大陆人民币政策的看法，我说：“在以前，大陆人民币不贬值，但可以用出口补贴和退税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暗中变相进行贬值，阻挡外币贬值的压力。中國加入WTO 后，这个货币政策就出现了问题，面临着WTO 签约国的约束，政府采取的常规货币政策就只有贬、升值和调整利率等几种手段。仲共考虑到政治面子和短期稳定，一直强调货币不贬值，那么手段就只有调整利率这个办法，而且在目前，大陆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比较推崇，美国利率政策调整又很有效，估计大陆会使用调整利率这个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相对而言，降息的手段温和但解决不了问题，大陆的问题不是产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降息只会掩盖眼前的问题，但更可能的是会将中國商业银行推向绝路，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下下策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痛下决心，进行货币贬值，同时配合相应的体制改革，一次将中國的问题解决，否则问题越拖越大，错失大陆借加入WTO 进行改革的最后良机。”

　　中國加入WTO ，仲共的财经会议一拖再拖，本想解决问题，但据目前看到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并不乐观，数年前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务之急的财经政策也没有制定出来，这个会议开成了一个空谈的会议，对中國加入WTO 后的财经政策走向和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而会后发出的声音也与以往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更遗憾的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听到了数月前我在金尧如先生家中讲过的、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下下策：人民币降息。这次人民币降息的政策反映了仲共迟钝的经济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可能是催化大陆商业银行的崩溃，引发未来社会动荡的一大失策。

　　据中國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降息是央行针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物价连续数月下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制定存贷款利率下调方案，综合考虑了居民、企业、银行等各方面的利益，并重点考虑到减轻企业借贷的利息支出。这次贷款平均利率比存款平均利率多下调0.25个百分点，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小于贷款利率，适当缩小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差额，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当前，中國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 ，扣除利息税后为1.8%，而去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增长0.7%~0.8% ，降息有一定的空间。

　　既然中國政府有如上的看法和打算，那么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國大陆的现状，看看中國政府是否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首先，我们看看大陆的贷款都是谁在使用。在中國大陆，银行贷款的90% 是贷给了国有企业，占有中國全部资源70% 的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却只有30% 。相反，只使用30% 资源的私人企业却创造了整个社会70% 的财富。大陆政府宣称的对企业的利益相对于国有企业可能会发生作用，但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是阻碍，因为这个政策仍然是扶持衰败的国有企业，让它们苟延残喘，相反继续压制创造了70% 社会财富的私人企业。最表面的功绩就是让国有企业的帐面更好看一些，亏损数量减少了。但实质上很难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改观。

　　其次，降息是否会对房地产业产生促进作用。在中國大陆，目前的状况是贫富分化严重，为了将民众手中的储蓄释放出来，刺激内需，大陆在数年前就开始了政府工程及“假日经济”等手段。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对经济的刺激有作用吗？短期看，效果有；从长远看，其效果微乎其微，并未拉动中國内需。为什么会这样？在美国，控制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调整利率，近年来，美国政府充分运用了利率杠杆，使经济得以顺利发展。但利率调整功能离不开美国的社会基础和背景，美国是个公平法制的社会，无论在税收和制度上都有一个良好的体系。美国的社会保证体系虽然不完美，但它确是健全有效率的。美国的百姓不会因为失业而为生存困惑，美国民众没有储蓄习惯正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社会保证体系，不会因为生病而担心无钱治疗，也不会因为退休而担心老年无钱养老。反观中國则是整个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普通百姓因医疗，教育，退休等社会保障系统问题而担惊受怕。中國民众选择储蓄不是因为他们要赚取0.25% 的利息，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忧。而这个最基本的不同，更造成了中美社会的截然不同。美国实行利率调整的一个基础是，美国社会无论人力还是资本都是自由流动的。在中國，无论人员还是资本都不可以自由流动，技术人员可能因为户口而无法流动，资本也会因为银行和政府管制而无法流动。仲共无视自己与美国社会的根本不同而照搬美国的利率政策怎么能行得通？

　　另一方面，中國的房地产与美国房地产的价格又截然不同，美国房地产中间价格是13.87 万美元。但美国平均家庭收入是3.1 万美元，购买一栋房屋只需要五年的工资收入。但中國的情况是这样吗？在中國的城市，购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平均价格是40万元人民币，但家庭平均收入却只有1.9 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大陆百姓购买一套普通住房需要二十年的工资收入。阻碍大陆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贷款利息吗？难道降息之后大陆的百姓就有能力购买房地产了吗？事实上在中國大陆购买房屋的主要方式还是现金，贷款购买住房的只占全部房屋出售数量的7%。难道降息就能改变大陆房地产的萧条吗？

　　其三，有大陆官员说，降息可以促进股票市场的回升，将大众的游资投入到企业发展中。我很奇怪这种言论，这是一种无视大陆现状的荒唐言论。中國大陆的股票市场的市赢率远高于其他国际股票市场，但上市企业的业绩又远逊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数月前的国有股减持计划是个好计划，但行使的手段又很拙劣，结果造成了股市的衰落，当然这不是后退，而是恢复正常。而大量股票市场黑幕的揭露将大陆股票市场的腐败和不规范现象展示给大家，使民众对股票市场失去信任。政府不从根本完善投资市场，而想依靠降息来挽救黑暗的股市，这无异于对不法集团的一种鼓励和纵容。难道还要将已经泡沫化很严重的中國股票市场推向更高潮吗？事实上，这样的降息政策根本就无助于改善百姓对股票市场结构性和司法性的信用及信心的丧失，也无法改变股票市场短期的衰落。

　　其四。日本与中國有着相似的民族性，在企业和金融界更有着很多共同点。日本经济停滞已十年之久，日本政府采取降息手段早已经使日本的银行利率降至最低水平，几乎为零，但日本经济仍然没有起色。日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远好于中國，难道日本十年的实践不是我们的经验吗？作为未来的新经济体，中國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日本被迫壮士断腕，利用911 事件之机，采取果断措施，对日元大幅贬值，从半年前的96日元/ 美元，贬到目前的140 日元/ 美元。其幅度之大举世罕见。更有可能的是日本政府还会将日元贬值到160 日元/1美元的水平。这样的压力，中國仅凭借尚属虚弱的国力就可以抵挡远强于自己的日本吗？难道降息可以阻挡日本企业的进攻吗？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难道日本不知道日元贬值对日本资产的损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进行强力的日元贬值？这里面隐藏的经济利益和长期战略目标中國政府为什么看不到？难道中國真强大到了可以无视日本的地步了吗？

　　我们可以回过头看看中國的现状，分析一下中國的问题并预测一下未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仲共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以替代深层的体制改革，结果错过了大陆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当时的状况是大陆的国有企业尚好，劳工阶层稳定。在中國全面施行资本主义化，在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在城市实行企业私有。并利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经济环境以快速的方式进行大幅度改革，无论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利益所得，可以平衡各阶层利益，并使用资本原则全面调整经济及社会结构。可惜的是这种设想在八十年代末期被绞杀。而俄国则成功地利用十年时间完成了整体的社会改革，度过了这种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仲共当政者和学界曾嘲笑俄国的改革阵痛，并庆幸以稳定繁荣取代了变革危机），为今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当中國进入了新的世纪，中國农村一片萧条，工农业差距拉大，国有企业因经济改革的深入而多数陷入困境，尤其代表社會主義计划经济的大陆东北经济重镇的企业全面破产，这令仲共的社会体制改革陷入了另一种更深的困境。目前的农村状况是因为土地的轮换分配和非永久性私有，结果造成了没有人考虑未来，短期利益决定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一旦政府想实行土地私有化，就又面临着广大产业工人的利益流失，社会阶层的无法平衡。当农民拥有了土地可以变化成资本的时候，政府又如何释出相应的企业和资本给产业工人，大量破产的企业又怎么能给城市产业工人带来利益和回报，这样一来，在未来的深层次社会改革中，仲共所面临的是更危险的境地。私有化进程所要面临的困难更大，利益集团更难以摆平。城市与农村的冲突会更加严重，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

　　按照中國政府已公布的资料分析，政府财政收入中有1/3 来自关税，在政府的开支中，以往的国债利息又占去了政府总开支的40% 。根据传统的分析，商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息差，另一个是中间业务费。对于商业银行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國而言，息差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可是，国企改革在短短数年中将大量的企业坏帐转到了商业银行，致使大陆商业银行的坏帐高达28% 。刷新了世界商业银行史的纪录。在内部，大陆商业银行面临着WTO 在中國全面实施的紧迫时间压力；在外部，大陆已经转型为外向型经济的工业制造业又面临着工业制造国日本的强力货币贬值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政府因为政治原因而不顾未来，竟然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办法来调整大陆的经济，并企图缓解日元贬值的压力，真是愚蠢而又天真到了极点。

　　也许有人会质问我，为什么说大陆政府决策愚蠢而天真？你上面的阐述并未讲清未来的局势以及这些数据与降息的具体关系？

　　前面我已经说过，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要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促进企业发展的手段主要是降低利率，减少税收，降低社会成本。从表面上看，大陆降低利率是促进经济的一个手段，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利用银行贷款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占有全中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