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千禧年前夕笔者评论：二十一世纪前期，除非发生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PRC ）将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会继续在中國周边造就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PRC 就会被拖垮（详见《联合报》2000年1 月12日《美中对抗中的四种主义》）。

　　◎速到的验证

　　过去一年多的事态演变，快速证实了以上的悲观预测。代表政治右翼的小布希侥幸当选，只是加速了这一原是隐形的大趋势。五月份美国主要报刊连续报道，美国国防部及相关的研究机构向总统建议：美国要把战略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定北京而非莫斯科为首要假想敌。成倍增加瞄准中國大陆的核弹，增派亚太区域的航空母舰、核潜艇、战略轰炸机。

　　更为凶险的，是美国着手布置多层导弹防卫系统，公开承认目标之一是PRC 。

　　◎美国重操牛刀

　　所有熟悉冷战史的人一眼便可看出，美国新近对付北京的诸般杀手锏，都是当年用作对付苏联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导弹防卫系统，它直接脱胎于1980年代雷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至于这些杀手锏造成了何种效果，今天已经明白无疑。今年三月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文件显示，“雷根1980年代强大有力的、耗资巨大的军备，促成了苏联的垮台，因为它衰弱的经济支撑不了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这个评估与俄国的资料互为印证。曾任六位苏联首脑外交助理的Georgi Arbatov在回忆录《制度》中说（p.203 ）:

　　“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1/3 至1/4的情况下，军备竞赛提供了一条于他们而言绝对可靠的途径来损耗苏联的实力，最终有可能通过经济消耗战来完全击溃苏联。正是在雷根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的构想和军备计划，其目的专在‘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过时’。他们凭借自己的方案，迫使我们在最不利的、昂贵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

　　◎美中较量的物力方面

　　二十一世纪初的PRC ，与1980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GNP 、科研水平、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1980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活活拖垮了苏联。美国目前的年度军费三千一百亿美元，它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就迫使北京起而应付。虽然北京不至于轻率到在世界多处与美国的新军备较量，仅仅在中國大陆周边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经力不自胜了。

　　北京比莫斯科强的一点，是国际贸易活跃，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不要忘记，迄今对中國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随着美国把PRC 视为首要对手，它不会容忍北京继续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吸取美国科技的宽松机会。近来接二连三的美国抓华人“间谍”便是一例。正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说：“与美国的严重危机，也将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中國带来最消极的长期影响，严重阻碍中國的经济增长。”

　　◎可怕的百分比

　　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力绌，雪上加霜的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均视其为主要假想敌。《华盛顿邮报》三月六日报道：面对周边的紧张局势，北京未来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西方分析家估计，PRC 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达450 亿美元，约占GNP 的百分之四点五。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局长的William Odom在《苏联军队的崩溃》中引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说：“1985年4 月以后，我们面临削减军费的任务……军费竟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八，背负这个包袱，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即便是政治上保守的很多苏军将领，都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到了1989年即苏联瓦解前夕，莫斯科首次公布的较真实的军费预算近八百亿卢布，是它先前一直发表的数额的近四倍，约占它GNP 的百分之十一（接近西方历来的估计）。

　　因此，我们可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推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GNP 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

　　假定PRC 未来可保持GNP 年增长率百分之七，而它按计划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八（今年约为此数）。约在十年后，其军费将占GNP 的百分之十一；十五年之后，约占百分之十八。那便是当年美国拖垮苏联、“不战而屈人之兵”时的状况。

　　◎美中较量的智力方面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物力，也（甚至更）取决于智力。智力主要指政策创意、战略构想和计谋策划。世界战略学史上最早阐明此道理的是《孙子兵法》：“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蕞尔小国或可能缺智慧，庞然大国从来不缺智慧，因为生物学规律不会让巨量人口主要由弱智者组成。大国缺的只可能是把智慧运用于适当地方的制度。

　　当今美国应对北京的阵容庞大而多元，在朝在学在商，交叉互通。政府里对北京持强硬政策的，多为当年斗垮苏联的参与者，积累了与共產黨政体打交道的丰富实战经验。更根本的，是他们坚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未来属于资本主义加普选制而非共產主义。有此信念，他们就会步步逼进，不达目标不罢休。

　　但还有比他们更极端的右翼，如被称为“蓝队”的一组国会助理、政策专家和政治操作者。他们反对共和黨许多要员试图通过与中國大陆的密切经济交往而促成其改革，力主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北京更强硬。像当年对苏联一样，四面遏制，必要时不惜兵戎相见。最佳选择之一便是向台湾提供更尖端的武器，与对岸硬碰硬。

　　美国政治的左翼，也有对北京的极端强硬派。他们虽然在本国政策上与右翼争执不休，但出于人權、西藏问题等原因，照样对北京处处打击。只不过他们更倚重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军备。

　　民主黨内辅助克林顿制定“美中战略伙伴”概念的派别，现在已被挤到边缘。分析家估计，仅仅一个海南撞机事件催发的美国民间敌意高涨，就将迫使几十名国会议员转向强硬派，否则选票难保。

　　美国诸派之你去我来，并不影响各自相对獨立的运作基础和彼此对话。这就使得各种美中关系的研究生生不息，新观念和新招数源源不断。每当美中关系出现什么新态势乃至突发事件，或有人想制造新事态以达到某种政策和战略目标，都面对一长串形形色色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多样化，才能比较出各种选择的收益和代价。美国的这种体制，可称为“多元灵活反应主义”。

　　◎自我闭锁

　　美中间的较量，中方的物力逊于对方，理应特别侧重己方的智力潜能。目前却没有这么做。与美国多元灵活反应截然相反，北京的应对体制主要由“三不”组成。

　　第一是“不通资讯”。海外中文外文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内国际因素之现状和渊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广度报道，在中國大陆主要的大学学报、学会期刊、时事杂志和大报上，极少见到。这意味着，中國大陆数千万受教育程度最高、从事观念和知识生产及承传的专业人士，与事关本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资讯，处于日常的隔绝状态。

　　有人会说，不下达广大知识界的这类资讯，会上达高层。但问题在于，资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中才能被辨识。把这类资讯封锁在秘密管道里，一是会造成持续的扭曲失真，二会帮助特别利益的个人和小集团垄断最高领导层的耳朵，造成错误判断和决策，三会促使本国专业研究素质的全面退化。

　　人们往往高估秘密资讯流通体制的效果。仅举一例：中國大陆经手台湾问题的机构不可谓不多，人力财力不可谓不丰。然由于秘密作业，资讯扭曲得不到及时纠正，使得北京对台湾大选的情势连连误判！不透明的体制对同文同种、隔海相望的台湾都反映失真，你还能指望它在远为复杂的美中关系上表现更佳？

　　第二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进行公开严肃的、客观系统的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只是小问题。其实小事无需讨论就可处理，因为处理错了也不影响民族兴衰，大事才亟需公开讨论。像美中关系这样的大事，牵涉两岸三地、东亚和太平洋多国的国内国际因素，很多方面史无前例，其复杂诡谲的程度，远非一个人或一小帮人的大脑能够思考透彻。况且，任何个人或部门都免不了偏见和特殊利益牵挂，只有通过公开冷静的讨论，盲点才能被消除，偏见才能被中和，诡计才能被揭穿，创见卓识才能被激发而出。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战略，才能少上圈套，少付出血泪代价。

　　第三是“不纳圈外”。凡是来自“圈子外”的建议与忠告，基本都不予采纳。这个圈子近年来愈益收缩，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只信家人，不听外人”的管理模式，经营一个小企业尚可，经营大型跨国企业绝少成功。经营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中的大国外交，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的洋人里，有许多基于坚实的研究和近身的观察的新主意好设想——如何缓解台海两岸的敌对，以避免外力大规模介入造成大陆台湾双输；如何呼应美国各界对中國持正面态度的力量，以缩小极端反華论点的市场；如何逐步改善大陆内部的政治和人權状况，以化解在国内外四面树敌的困境，等等。这些理性的建议目前一般都无门进言。

　　◎何以“三不”

　　美中较量，中方物力不及对方还有理由，而智力的不及主要归咎于“三不”把自己闭锁在缺乏创意和远见的思维死港里。《孙子兵法》告诫将帅：要有“知诸侯之谋”、“通于九变”。而今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北京何以只会发出别人不信、自己也说不圆的套话和空话？G. Arbatov对苏联衰亡期的观察一语破的（p.219 ）：

　　“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去解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黨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历史将再次站在悲观者一边？

　　二十世纪尾，多种西方文字的报刊书籍成千次地引用170 年前拿破仑的预言：“最好让中國长睡。一旦她醒来时就会摇撼世界。”因为其时两岸三地的经济增长和合作初显神威，大中华似乎已经苏醒。不过，类似的苏醒苗头在二十世纪已经有过两三次，每次都落了空。

　　今天，为了对付红色恐龙PRC ，美国已经抛出当年拖垮红色巨熊苏联的套索。解开这个致命套索的关节，其实多半不在美方而在中方自己的手里。

　　作者:丁学良

　　有位中学老师出了一份试卷考学生，试卷上面有一百道填空题，问二十世纪在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领域中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国”是谁。有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到交卷时还答不上来，他平时喜欢打美国游戏，于是灵机一动，哗一下全填上“美国”，结果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笑他沾“美国第一”的光，得了个“全班第一”。

　　的确，“美国第一”现象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40年代，世界上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在美国；1945年美国拥有全球财富的二分之一；1995年美国占有全球1000家大企业中的430 家，中國只有2 家；1997年哈佛大学一年的开支比中國一千多所大学加起来还要多；1998年全球100 大计算机公司，美国占75家，中國为零；1999年全球100 大企业，美国占36家，中國占2 家；全球10大企业，美国占5 家；全球5 大企业，美国占4 家；全球企业的前三强全部在美国；200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國的20倍……。有位中國企业家说，走到华尔街金融寡头当中去，你会觉得中國的亿万富翁穷得象乞丐一样！比尔? 盖茨的个人资产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某个中國企业一年赚一亿人民币，那么它赶上比尔? 盖茨需要八千到九千年！

　　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差距会有那么大！这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讲其中一个原因，我讲“人”，讲“中國人”和“美国人”（当然是指大多数人，非特指某一部分人）——

　　世事都是“人”做出来的。美国人是一种什么“人”呢？19世纪中叶，美国有位资本家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去西部开发翻车死了；二儿子接着去，后被崩塌的山体压死；三儿子又去，在荒野淘金被狼咬死；四儿子又去，不幸被印地安匪徒打死。于是这位资本家就把小儿子送进武校，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枪法和骑术，继续投身西部。最后他成功了。这个五儿子终身未娶，晚年把百万家财捐献出来，成立一个交响乐团。他说：“我一生追求物质，现在把所有的物质都献给精神吧。”他要这个交响乐团每年春天到他的墓前演奏一次《拉德茨基进行曲》，他死了变成鬼还要去开发！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到美国，看到美国蓬勃的开发景象，他说，下个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定是美国！

　　中國人是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國人看来，这位资本家的五儿子亏了他的祖宗。他的父亲“儿子满堂”，却落了一个“绝孙”的下场。美国人口为什么不大量增长，原来他们一直在忙着搞开发，开发完本国就去开发世界，到处奔波顾不上身家性命，不象我们中國人，即使食不果腹，也要儿孙多多！

　　美国有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只青蛙扔进开水里，结果这只青蛙“啪”一下跳出来逃生了。他又把一只青蛙放进一锅冷水里，慢慢加热，当青蛙感到全身疼痛，想要跳起来的时候，它那“幸福”地浸泡在热水中的身子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结果被活活煮死。

　　中國人在生死关头就象那只“死里逃生”的青蛙。我们神圣的国歌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的，中國人在“最危险的时候”，在“做奴隶”的时候，就能用血肉筑起抗敌求生的“长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想灭亡中华民族的势力得逞过，中國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

　　可是在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在不是“做奴隶”的时候，在和平年代，中國人象什么呢？中國人就象那个被煮的青蛙。从前有一句民谣说“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君不见，许多人在自得其乐地打麻将、喝白酒、赛金花，沉浸在被煮青蛙的那种麻木的幸福中，没有危机感，不求上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八十年前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博士叹息道：走在日本的城市里，从窗户流出的是朗朗的读书声，走在中國的城市里，从窗户里流出的是唰唰的麻将声。鲁迅先生也说过：“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人是不肯动的。”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國人一直是这样？那首赞美“平淡”的《再回首》流行歌曲竟唱遍了全中國，其中被许多人听得如痴如醉的两句歌词就是“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寻，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反复追寻，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真境界”。许多中國人就是在这种“平淡”之中，自得其乐，无异于慢性自杀！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善意地说：“象你们这样地姣惯孩子，崇尚平淡，把时间花在吃喝玩乐赌上，你们的下一代一定会输给我们的下一代。二十世纪的日中战争，我们输了；如果二十一世纪再发生两国战争，你们还能保证赢吗？”

　　李瑞环同志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國有许多毛病，但最大的病根是“穷”。我们已经穷得太久了，在新世纪的中美或中日“战争”中，我们还能输吗？我们还输得起吗？我想暂时把国歌的第一句改一下，献给我的同胞们——起来！不愿做“被煮死的青蛙”的人们！起来……

原载:中國思维网

　　作者:陈嘉珉

　　双休日的一大早，我到图书馆去还书。去图书馆的路边有一个露天的宠物市场，那里有很多小鸟、小猫、小兔子和我最喜欢的小狗。我走近一个装小狗的笼子边仔细端详，里面好几只小狗，其中有一只最小最可爱的狗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逗了它一下，它赶紧冲着我摇头摆尾，见我没有进一步的表示，又失望地转过身去。我临走时，又唤了它一声，它赶紧回头望着我，马上想转过身来，却正好被另一只较大的狗卡住了，动弹不得，急得直叫。走了好远，还听见它在焦急地叫唤，也许它一心指望我把它带走吧。

　　谁说那些被囚禁在牢笼中的动物们没有意识，没有自尊心，看那只小狗急切盼望被带走的情形，它们分明知道自己朝不保夕，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落在那些唯利是图的狗贩子的手中，早晚随着三轮车来回颠簸，一整天在烈日下与马路边展览，当然不如跟随一个有爱心的主人有保障与可依靠了。这些小动物们真是可怜啊，一路上我都在思考，人们应该以深厚的爱心来对待这些小动物，把它们全部交给那些真正需要与喜欢它们的人们来喂养与照顾，反对将它们仅仅当作商品来出售。

　　回到家里，这些大济天下猫狗俱欢颜的爱心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了，其直接原因就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中一条关于美国的狗是如何幸福地生活的短片后，在人与宠物之间保持亲密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与矛盾。根据那个短片的介绍，现在美国的狗比第三世界的穷人们过得还舒服，有专门的机构对它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为它们进行美容，督促它们进行运动，还要为它们的爱情与婚姻大事以及生儿育女操心。对这些狗以及其它宠物们来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可谓是它们的人间天堂，令其他不发达国家的牲畜甚至人类都羡慕不已。

　　据统计，美国现在共有上亿只狗与猫，每年所吃的肉类数量惊人，几乎达到美国人所吃数量的六分之一。正因为如此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绝大多数的狗与猫都需要减肥，令人为第三世界的终日奔波，食不果腹，根本就无缘患这些富贵病的穷人们极为不平。而且这些狗与猫竟然跟它们的主人一样患上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结果它们的主人还要花费更多的钱来为这些宠物们进行心理治疗。这种宠物心理诊所在美国越开越多，成为一种大有希望的朝阳产业，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心理医生来加盟。而美国国内众多的底层贫民，由于付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即便是再有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治疗，也不会有心理医生来搭理。这种人不如狗的强烈反差，使一切有自尊心的人们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

　　厚狗薄人，何至于此！某些全心全意为宠物服务的专业人士们，对人类的痛苦处境不屑一顾，对宠物们却关怀备至，这在道德上是很可疑的。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爱心，无非是盯上了宠物主人们的钱袋罢了。至于某些义务的宠物保护与照顾的志愿者进行泽及鸟兽的表演，归根结底有刻意漠视人类尤其是其中的弱者与穷人的苦难之嫌。只愿意对宠物加以无微不至的照料，但是却不愿意对自己的同类加以救助，这简直就是对人类的歧视！他们这些人通狗性通猫性，就是不通人性！那些煽情者的爱心其实都是一些公共关系形象的宣传，无非是告诉公众，自己一切正常，并没有丧失天然的同情心，当然就是不愿意将这种同情心施与人类。

　　至于那些宠物的主人们，他们把宠物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了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之上，就是为了向那些不发达的国家的人民炫耀，我们的狗奴才都比你们所谓的中产階級吃得好，享受到了更为文明的生活，至于我们最富裕的階級与你们的最贫穷的階級的差别，用天渊之别来形容都不够！赶快来投奔西方极乐世界吧！只有在这种炫耀中，才能使那些鲸吞蚕食、巧取豪夺的贪婪之徒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类生活水平的两个极端间的巨大的差别，就是某些人自以为幸福感觉的源泉以及某些人聊以自慰的根据。

　　其实，宠物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过高的物质与精神需要，这些要求完全是人类自己刻意强加给宠物们的，是自己的渴望受他人娇宠心理的外化。而且某些人类之所以愿意无限制地满足宠物们的种种过分的要求，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们对主人百依百顺，决不会背叛至少是出卖陷害它们的主人。

　　一般说来，动物尤其是狗类对主人的忠诚是简单可靠的，并且几乎是处于本能而不要求回报，绝对不会象某些人类一样背叛甚至出卖其他的人类。当然，在人类中当然也有一些天生忠诚的人，不过这种人跟濒危动物一样稀少，没有好运气，一辈子都碰不到。而且，如果接受他人的服务而不愿意对等回报的话，一般还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一辈子自觉自愿以诚信与平等的方式来待人，这样的要求又太高了，不符合人的本性与社会现实，还是脱离接触，独善其身比较好，人们一般总是愿意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

　　实际上，忠诚往往是较低等级的人奉献给较高等级地位的人的贡品，两个平等地位的人是不大时兴这一套的，因为这要求相互忠诚，实行的难度加大了一倍。不是常常听说狗忠于主人吗？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主人忠于狗，因为人与狗之间就是不平等的，人不对狗加以同等的回报并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因此某些利欲熏心的人类总是力求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爬到更高的等级，这样就可以无偿享受那些较低等级的人奉献给自己的忠诚了。

　　据媒体报道，英国的一位老太太特别喜欢狗，收留了几百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每日的所费不赀。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些钱都用来救助流浪儿童时，她的回答竟然是，“我可不愿意将来死在青少年犯罪者的枪口下！”她所说的极端情况的确有极大的可能变为现实，人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关系冲突与权力竞争，人类是最容易恩将仇报与忘恩负义的动物，人类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其他的人类了。萨特有言，“他人即是地狱！”看来真是一针见血！

　　这个世界上有限的耕地与草场所能生产出来的食物是有限的，狗吃得多，人就吃得少了，而且富裕国家的狗由于它们的主人能够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对于粮食与食品贩子们来说，它们的购买力与市场价值比那些穷人们高多了。总而言之，那些畜生们越能吃，他们的主人就越愿意掏钱，结果它们就能吃的更多更好更便宜的食物。而第三世界的穷人所能获得的食品就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越来越差！看来萨特的名言现在还得加上一句了，过多的狗就是人类的地狱！

　　当然，过多的人也就是狗的地狱，因为人类的食物少了，必然就要以狗肉来补充。这样看来狗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也是激烈的不可调和的，要么就是狗吃了人的食物份额，要么就是狗被人吃。如果因为狗有某些使用价值，不打算彻底消灭狗类，使人类与狗类同时生存下去，使人道主义与狗道主义并行不悖，就只能效法中國古人，让狗来吃人的大便了。这样可谓是各得其所，保持了食物链的完整与较高的物质利用率，还是让人和狗都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吧！

　　韩国人在举办奥运会期间，禁止韩国人吃狗肉，为的是避免在爱狗如命的西方人眼里留下韩国人野蛮残忍的印象。北京奥运会将在七年后举行，不知道嗜狗如命的中國人是不是将会改变这一源远流长的国粹，中國的狗的地位是否能够因此而得到提高。其实，中國人的这种恶习早就遭到了西方爱狗反華人士的攻击，被上纲上线定性为中國没有人權（狗权？）！西方人自命优越的平等意识深入骨髓，连中國的狗都没有放过，可是中國的人倒被他们晾在一边了。

　　其实人类尤其是那些虚伪的西方人宽容优待狗类，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狗类不会发表狗权宣言，不会联合起来采取暴力行动来推翻人类的优越地位，因此人们才会它们这样宽容与优待。人类之所以不愿意宽容优待那些处境较为不利的同类，其原因也正是如此。在那些精明势利，刻薄寡恩的人看来，某些人的不利处境正好为我所用，可以驱使或者诱骗他们去干这干那，甚至使他们感激涕零。要是他们的处境改善了，又怎么能够再为我所用？人心不足，欲壑难填。他们的处境一旦改善，便翻脸不认人，就会要求平等的权利与地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施恩招怨，又是何苦？

　　现在我极为厌恶听人们说什么动物通人性之类的话，其实人类本身不就是最通人性的动物？西方国家中的那些主张人与动物平等，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的人其实就是最讨厌人与人尤其是富国的人与穷国的人之间平等的状态了。他们其实就是喜欢一切对其奴颜媚骨，惟命是从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憎恨一切有强烈的自尊心的人。

　　对狗的种种喜爱之情已经减弱了，当然还没有到见了狗就厌烦的地步，今后也不打算将狗视为你死我活的階級敌人，食其肉，寝其皮以解恨。但是，我再也不想养狗了，至少是不愿意养那种宠物狗，一无所长，一无所能，就象那些富贵人家的清客，专门看主人的眼色行事，察言观色，刻意逢迎，自己毫无自尊心，让别人有一种罪恶的优越感。今后要是有一间乡间住宅，最多就养一只看门狗或者是牧羊犬吧，让它们有自己的应尽的职责，为人类所真正需要，诚实地劳动与正直地生活吧！最后，觉得也应该这样来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有一技之长，有体面的职业，有正当的爱好，自觉自愿地去过一种有道德与有节制的生活吧，只有这样才真正地具有做人的尊严！

　　写于2001年七月二十四日夜

　　作者:李寒秋

　　《随笔》2000年第五期发表了与李国文先生的《唐末食人考》一文，读后极受教益。在文中，李先生敢于发人之所未发，于不疑处有疑，以彻底的人道主义信念对中國历史上的名之以革命与进步实则残暴与野蛮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博大和平与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情怀令人极为感动与钦佩。在同一期中，还发表了吴思先生的《笑话天道》一文，吴先生对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批判也极有见地，与李先生的文章可以互相借鉴与参考。

　　黄巢与张献忠的吃人与杀人的历史记录的确令人毛骨悚然。千百年后，我们都可以感觉与想象：其所过处，一定满含腥风血雨，似乎天地为之变色，鬼神为之哭泣。中國的历史一贯就是这样，每隔几百年或者更短的时候，就必定来一次吃人的盛宴，在这期间就是或明或暗、零零碎碎地吃人。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反正各种形式与各种规模的吃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知道从今以后是不是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吃人的传统保留节目。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之所以不断地发生这样的反文明与反人类的惨剧，是因为在中國传统文化中没有鲜明的、无条件的人道主义的信念，没有对于神圣高贵的生命的无限与无条件的敬畏之情。虽然中國古人并不特别缺乏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等等，只是在道德宗教系统内缺乏无条件信奉某种抽象信念尤其是人道主义的信念。

　　这跟中國人不善或者不喜抽象思维有关，人道主义在欧洲是与基督教唯理主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的外在化与世俗化。其核心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都带有神性。文艺复兴运动后，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性神圣、欲望至尊的观念深入人心，上帝虽然被否定，但是人性上升到了神性，其最终效果还是一样的。这些宗教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人道主义的观念对于信奉者肆无忌惮地消灭同类总会起到一种禁忌的作用。

　　伟大的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对实际利害关系，计算过明。”因此中國人不能超脱利害关系，对那些过分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无法领略，绝对不能以无条件的、先验的态度接受那种将凡人神圣化的传统。

　　也许这种绝对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宣称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教传入时有过一定程度的例外。不过佛教在中國大流行的时代也正是中國处于四分五裂，互相残杀的时代，在那个空前残酷与黑暗的时代中，从高贵的皇族到低贱的平民时常被大批屠殺，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幸免。古老的农业文明丧失了重心，野蛮民族的铁蹄蹂躏了无数生命，手无寸铁、毫无反抗之力的弱者只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来世了，少数悲天悯人的高尚之士，以大慈大悲的情怀号召那些强者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那些屠夫们的杀人欲望，这是佛教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基督教在欧洲的流行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当年野蛮民族的大规模的迁徙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和平与文明的居民被屠殺，壮丽的城市与精美的建筑被焚毁。在那种天下大乱，王纲解纽的文明末日，只有基督教会的组织系统还保留着，为那些弱者提供了庇护所。并且基督教的博大和平的教义在促使野蛮人向文明人的转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尔曼诸族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终于在宗教上融为了一体，这样便基本上结束了那种疯狂的种族清洗与階級清洗的人间惨剧。

　　从近两千年来中國文明的主流与官方推崇的学说——儒学来看，中國人的道德核心是“仁”，即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而不往非礼也”，是一种付出多少就要收回多少的精于算计的利害关系，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相对实力与地位而区别对待的实用的行动准则，并非无条件地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的观念。一旦脱离接触，一旦对方不愿意做人，那么自己也可以不仁不义了。

　　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这是统治者不愿意做人；

　　为富不仁，贱买贵卖，这是富人们不愿意做人；

　　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这是同一阶层与同一处境的人不愿意做人；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做人，必然就会对全人类失望，必然就会产生灭绝人类的念头。自己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就敢于做平时不敢做的种种邪恶的事情。自己在沉默中忍受了极度的苦难，就不怕让别人受更大的痛苦，并且对别人的痛苦根本无动于衷。

　　在中國传统社会中，没有民主的机制，没有平等的意识，所有的人永远就是希望骑在别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了！自己作了小媳妇也就认命了，只想着有朝一日熬成了婆婆，再去虐待自己的媳妇。整个社会就在这种仇恨的情绪中循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甚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与人權。这些人从来就不愿意自我克制，自我损抑，以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给别人最终也是给自己多一条活路。

　　中國古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倾向，从来不迷信任何虚幻的宗教，这是中國文明的一大长处。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过分现实，不承认人的神性，仅仅将人看作人力与人口，一旦发现人毫无用处，徒具威胁，就会象处理牲畜一样来处理人。

　　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其实最后就会发现，人无非就是一堆人肉罢了！异于禽兽之肉者几希？

　　如果从纯经济学的眼光看来，吃人肉是一种最节约金钱与能源，最无污染的处理死人的方式，比土葬或者火葬强多了！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可报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与活动，除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与加速物种的灭绝以外，还干出了什么有意义的事？！

　　据动物行为学家观察，野兽在兽欲发作时，是六亲不认的。但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在人欲发作时，又岂止是六亲不认哉？圣人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今天，当我们目睹了人类欲望大爆发时的种种丑恶荒淫残暴的表现后，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追问，人类在道德上真的比禽兽更优越吗？

　　人其实是一种最为凶残与最为卑劣的动物，只有人才会奴役同类，奸淫同类，欺骗同类，毒害同类。一切最下流最无耻最残酷最愚蠢最疯狂的事情哪样不是人类干出来的？哪里配得上“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美誉？实在是万物中最下贱，宇宙的大肿瘤！

　　当然，不论人类是如何罪有应得，命中注定，杀人与吃人，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的结局。这种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行径不仅是中國历史上的大灾难，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耻辱。我们不能够回避，似乎它已永久被遗忘与拒绝，再也不会重现。其实，从古到今，人性并没有变化，人们只是将其野蛮本性隐藏得更深，遮蔽得更严实了。生存与权力竞争的利害关系不可改变，强弱对立与贫富分化等各类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说不定历史大悲剧就会再一次地重演。因为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确实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哉！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上，多见种族清洗与宗教仇杀，但是在中國历史上这些情况则非常罕见。这样看来，中國人还是具有最基本的平等观念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在中國历史上多见的是階級复仇与階級清洗，这是中國人现实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谁也不会为了身体与相貌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虚无飘渺的宗教观念而大动干戈。中國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向就是为了财富、权势与地位，即使以宗教教义为旗帜的农民起义也还是如此，如均贫富，等贵贱，太平一统乐如何等等诸如此类，完全是为了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的目标。

　　而且往往在宗教性的起义时，屠殺的规模往往比较小，因为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信念。但是那些混战与分裂时代的割据的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从而获得比自己更强大的地位，宁肯将一切都毁灭！如果要谴责杀人的话，也不能将这些人放过。

　　非宗教性的农民起义，往往纯粹就是以階級报复为宗旨，杀人比较多，但是官府趁机杀人也不在少数。正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历来对底层劳动者最大的威胁就是官府的力量，即便是在农民起义的时代也不会有例外。何况这些家伙最善于嫁祸于人，杀人如麻还不算，还要将死者诬陷为盗贼。例如三国时代的大军阀大官僚董卓，在一次领兵出游时，将正在举行春社的无辜的百姓杀死，砍了他们的头挂在车上，回都城后竟然向皇帝声称杀死了盗贼若干，要求领赏。

　　因此，根据官府们的行为模式，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唐朝政府真的是那样纯洁无辜，仁民爱物，那些城市贫民们会打开城门迎接造反者进城吗？如果一贯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农民不是对官府的所作所为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遭受到了最大的痛苦、失望与侮辱，会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吗？

　　现在的人为了否定某种偏激的意识形态，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因此把黄巢、张献忠以及其他起义领袖统统看作是魔鬼，这并不是一种诚实与明智的态度。张献忠虽然杀人如麻，估计是出于一种下层階級疯狂报复的阴暗心理，但是至少没有把他的革命队伍也杀光，这证明他还是有最基本的理智的。后来，其部下李定国率领大西军的余部参加了保卫南明政权的爱国行动，其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并不象某些人认为的是一支魔鬼部队的余孽。

　　黄巢吃人的历史见于新旧两部《唐书》，张献忠杀人的历史见于《明史—张献忠传》，这两部官修的史书，不可能没有诬陷造谣或夸大其词的成分。进一步说，黄巢与张献忠也许的确没有人道主义的信念，但是难道那些修史者就有？再进一步，修史者是何妨神圣，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太上忘情，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公证其事？他们的“階級立场与階級感情”呢？再扪心自问，我们的呢？

　　反抗者确实杀了人，不过，统治者与豪强恶霸也在暗中杀人，一次性的大屠殺与一切黑暗势力从未停止过的长期的暗杀，这两种方式杀人的数量恐怕是不相上下。如果要谴责的话，还是两者都一起谴责吧。最好是避免给人留下某种印象，似乎国家的统治者以及社会上的地头蛇以各种手段杀人或者将人逼到不得不死、生不如死的境地是允许的，是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是根据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造反者杀人则是丧心病狂，十恶不赦。

　　这种一边倒的态度在学术立场上是不是太不公正？或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太稳妥？善恶二元对立，敌我分明，你死我活，过去革命者这样宣传，过甚其辞，急不择言，已经使人产生了厌恶与怀疑。在今天，又以同样的激情反过来宣传，恐怕还是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吧？

　　人之言不可不慎，既要防止它成为一根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斗得死去活来；又要防止它成为一根棍子，被统治階級拿来鎮壓一切异己势力。作为一个真正的、诚实的知识分子，理应站在完全正义与公正的立场上，希望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有利于正义与公正本身，而不是为了某一派政治经济势力作宣传或者在客观上起到了这些效果，至少也应该自觉地避开这些嫌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虽然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知道社会的不公正到底是从何而来，但是他们绝对能够感受到所有的不公正。并不是迷信那些花言巧语可以消除种种痛苦与屈辱的感觉。某些风雅异常的文人骚客，将别人的痛苦当作一道风景来欣赏，以打量艺术品的目光来打量人，这种人本身在道德上就极度可耻。口里高叫人權与自由，其实就是不愿意平等待人！

　　人民永远是善良的、懦弱的，永远对君父怀有最为深切的感情与最为美好的希望，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只是经过了长期的期望、失望以至于绝望后，才痛不欲生以至于也不让其他人再生存下去了。在反抗与复仇时，我们的人民也使用了一些酷刑，但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要给那些一切压迫者与帮凶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人类必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恰如其分的代价！

　　对于那些反抗者来说，未必不知道自己的促进社会公正与平等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均贫富，等贵贱”，这个伟大的理想已被无数人的生命所证实，这完全是一个平均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生存状态，只是在人们遇到共同的危机时的一种自保措施与权宜之计。归根结底，人性不可矫正，邪恶不可制约，新社会将与被推翻的旧社会一样，任何人都逃不脱被财富与权力腐蚀的下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那些被恶势力百般凌辱与欺压，心中郁郁不平的人们，遭受到巨大的不幸，丧失了怜悯，丧失了改造社会与自身的信心，对人性极度绝望，最后就必然以杀人为乐了。也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乐的，那就是杀人以泄愤了！

　　看了李先生与吴先生的文章后，我对那些被吹捧得过高的起义者尤其是那些起义领袖们的敬仰之情已开始减弱。他们并不是我一直认为的那种纯洁无私，光明正大的道德英雄，他们中绝大多数也只是一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罢了。但是，我也没有幡然转向，就绝对站在官府的立场上，来指责一切反抗者。事实上，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处在以一种罪恶代替另一种罪恶的循环之中，两种罪恶之间就只有一些微小的改良。

　　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社会底层階級的阴暗心理。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迟钝，比较愚鲁，不善察言观色，吹须拍马，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因而在社会上处于被压制被凌辱的屈辱境地。这些人如果不是处在政治大动荡时代，就永远也无法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这些人在社会大动荡时对上层階級的政治报复中往往表现得最为坚决，最为残酷。

　　实际上，弱者的报复与强者的压迫相比较，的确显得前者更加残酷暴烈一些，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人们谴责革命的残酷，否定革命的必要性的理由。强者与富人们已经在这个现存的世界上占有了一切有利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已经掌握了实实在在的财富、权势与荣耀，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即便他们不采取行动，这个世界已经向他们彻底地倾斜。而且根据事物运动的规律，形势只会越来越有利于他们。他们并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屠殺，因为他们要保留弱者与穷人的生命来被他们随心所欲地驱使，他们一般只限于杀死那些危及他们统治的桀骜不逊者。

　　但是弱者的反抗是盲目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阅历来鉴别社会上的复杂的局面，只能凭借着最朴素的仇恨与直觉。他们是要消灭一切为富不仁的人，他们热烈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为他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但这样的革命化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凤毛麟角，因此他们便更加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了。在这种自觉遭受愚弄与憎恨的心理的驱动下，自然是看谁不顺眼，见到谁有不驯服的举动就大开杀戒了。其实这本质上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是弱者与反抗者在穷途末路，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在倒行逆施。这种行为令人既憎恨又怜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睹了一切恶行或者在恶行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的人，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最终将为你而鸣。那些牺牲者，在大屠殺中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这固然是冤枉的，但是在人世间的一切不公在上演的时候，他们曾经阻拦过吗？他们又采取了什么姿态？是不是还有幸灾乐祸的表现，或者与己无关的超脱，甚至从中渔利，为虎作伥呢？

　　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权力结构，邪恶一旦滋生，将逐渐膨胀，最终强大到不可遏制，吞噬一切。不在最初萌芽的时刻制止与消灭这种邪恶，最后那些不幸的人们不分善恶贤愚统统葬身于底层階級复仇的怒火中。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丝不正义的存在，有一个人正在受奴役，所有人的自由与正义本身，都会因为这个狭小的缝隙而全部流失。任何非正义的行为就象人体中的肿瘤一样，将不断的自我复制与膨胀，最终吞噬与毁灭一切。

　　居仁乃君子之安宅，行义乃天下之正道，正直与善良的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光明与人类真正的希望。一个人自觉自愿地去过一种有道德与有节制的生活，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至于胡作非为，获得了一点残羹剩饭，于是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却不知自己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大祸将至，亦不自知，照样穷奢极欲，醉生梦死，这种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最终会有什么下场，殆不待龟筮而已定之久矣！

　　人类的本性是极其自私与懒惰的，如果没有权力意志的驱动，人类不可能成就任何伟大事业。但是与权力意志紧密相关的就是破坏的欲望和死亡的本能，生存竞争、强弱对立与贫富悬殊最后将导致大屠殺、大破坏与大毁灭。

　　人类追求和平与进步，要求实现一切美好的愿望的心理动力还可以依赖于道德理想的鼓舞，这样就比较不具备侵犯性与破坏性。不过比起永恒的、基于本能的权力意志来说，道德力量的确太微弱了。虽然它可以在某个时代对权力意志呈现压倒的优势，但这往往只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理想主义者将消灭人世间的一切邪恶的可能寄希望于道德热情永久地维持，最后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在理性上是如此悲观，但是我们必须在意志上保持乐观。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人道主义信念的萌芽、成长与壮大，最后成为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还是有这个规范比较好，宁愿先接受它的保护，万不得已时再去闹革命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公正与和平地对待一切人吧！但愿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公正与和平一点。但愿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愿博大和平的母性与高大温暖的父性永世长存，但愿人类有朝一日能够永远地结束这种互相愚弄、互相仇视与互相残杀的史前史时代，在大地上建立自由、人道与公正的天堂，从而开始一部真正的人类史！

　　写于2001年四月间

　　作者:李寒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使中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地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國社会階級、阶层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中國出现了大众社会和大众群体，这里所说的大众社会主要是指由城市市民构成的社会，大众群体主要是指当今中國城市里的非农业人口市民群体。

　　市场经济猛烈冲击着中國旧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使大众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环视今日中國，大众心态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由“重权”的“官本位”转向“重钱”和“重技术”等多向选择：

　　两千多年的皇帝專制统治在中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仍然十分流行。那时，中國人把“做官”和“升官”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惟一途径，至于知识分子、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人们眼里不过是些无权无势的“工具”。

　　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猛烈荡涤了在中國流行了几千年的旧的思想观念，给人们提供了竞争的空间和多样化的选择。中國的市场经济是跳跃式发展的，它具有相当大的后发优势。

　　也就是说，当中國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阶段，中國可以直接汲取西方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最新成果和经验，实现一次“双跳跃”，所以，中國的市场经济包含着知识经济的成分。

　　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大改变

　　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重奖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社会地位也在上升。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知识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资源，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教育、科学和专业技术领域更有一片实现个人价值和抱负的蓝天。

　　80年代以来，高等院校的电脑、电子信息、自动化、生物工程以及经济、法律、传播学等成为青年人竞相报考的热门专业，“MBA ”和“MPA ”也成为青年人渴望拿到的学位。

　　城市居民越来越注重对本人和子女的教育投资，城市里兴起了“出国热”，一些父母不惜血本甚至借钱送子女出国留学。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当官”看作惟一的出路，有些人甚至更愿意选择走专业技术之路。

　　随着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成为企业和各种经济主体的明确目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一句既时髦又现实的口号。人们不再信奉“君子重义不重利”的古训，不再以谈钱为耻，对企业的评价中，效益如何是第一位的指标。

　　市场经济打破依附关系

　　过去，大城市里的高级宾馆只对高级领导干部开放，现在只要有钱，五星级、四星级宾馆都可以住。中國股票市场的开张，为千百万梦想发财的股民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因炒股票而巨富的“杨百万”成为人们瞩目的人物。

　　市场经济使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因为，对于用思想去生产知识的人是强迫不得的，它需要人的獨立自主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諧。所以，启发人内在的积极性和潜力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

　　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流行的“金钱至上”、“货币拜物教”观念会诱导人们陷入对物的依赖之中，但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破除了“官本位”观念，给人们带来了多样化的选择，其积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二、由“惟书、惟上”转向追求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和个人成了具有自主性的主体。过去，厂长经理“碰到问题找市长”，现在则是“碰到问题找市场”。过去老百姓“碰到问题找领导”，现在老百姓则是“碰到问题讨说法”、“碰到问题找法院”。

　　这种獨立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城市居民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择业、购房和买汽车，旅游、娱乐、消费、出国留学有了很大的便利。有的人“下海”经商，有的人自创实业，有的人出国发展，过去那种“唯上是从”的观念淡化了，对领袖人物的崇拜也逐渐减弱了。

　　老百姓说话的渠道增加了

　　个人自主意识的增长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中國人政治参与意识的明显提高，民间自发的政治参与活动日益增多。老百姓常常编出各种顺口溜和政治笑话来讽刺官场的腐败行为，有些人还借助网络发表自己的见解，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也开辟了让老百姓说说心里话的栏目，像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北京电视台的《今日话题》等节目。

　　城市里的消费者协会也积极帮助市民解决生活消费品方面遇到的问题。近年来，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在提高。1983年3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规定中國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三、由平均主义心态转向勇于竞争和敢于求富的心态：

　　几千年农业社会僵化的经济体制造就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念。而计划经济时代中國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使中國社会出现了均等化和普遍贫困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本国策，使得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从中國的收入分配的现实状况来看，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据社会学家李强教授计算，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國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7，美国同期的基尼系数为0.38~0.39 。

　　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國人民的总体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据中华新闻网2001年12月25日报道，2001年9 月中國市民生活满意度“零点生活指数”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3 个一线城市和武汉、成都、南京、西安、郑州、大连、沈阳7 个二线城市进行了多段随机抽样调查表明，2001年市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为3.28分，处在“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偏向于“一般”的水平。

　　痛恶“暴力致富”

　　可见，中國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适应了贫富差距的现实，并且对一部分人依靠技术、知识、智慧、管理、经营等合法手段所得到的高收入持认同的态度。

　　勇于竞争、敢于求富成为大众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当然，人民大众对于那些靠贪污腐败而暴富，从事黄、赌、毒而发家以及黑社会“暴力致富”等违法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四、由封闭、内向、保守的心态转向开放、进取的心态：

　　在專制主义统治的农业社会里，中國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社会心态。封闭内向、求稳怕变、墨守成规是农业社会老百姓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中國老百姓的感性欲望，带来了人的需求的高涨和物质文化产品的丰富。越来越多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心态迎接各种挑战。

　　过去中國城里的女孩找对象时普遍注重的是小伙子是不是老实、稳重和可靠，现在城里的许多女孩子除了注重对方的人品之外，更注重的是对方是不是具有开朗的性格和进取精神，是不是有技术、知识和本领。

　　中國大众文化生活和生活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态势。麦当劳、酒吧、夜总会、咖啡馆遍布各大城市；各具特色的流行音乐风靡全国。清晨和夜晚，一些老人聚集在城市街区花园和广场里跳舞、扭秧歌、练拳、耍剑。

　　近来，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购车热”，假日旅行、出国旅行成为时尚。一些中國人还在各国流动，成为追赶时代潮流的“世界人”。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大众生活方式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大众主体意识的形成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思想前提，中國社会大众心态的这种空前未有的变化呼唤着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出现。

　　作者是北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张利华

　　我一说话，对一些专家不中听，对一些媒体也不入调。

　　一般专家不便得罪媒体，他们是公众人物，象茅于轼、刘国光、张曙光、林毅夫、盛洪这样的大腕，受到媒体的非礼，也只好抱怨一声，隐忍作罢……。收不到样刊、样报，收不到稿费，拖欠稿费，以致贪污稿费，甚至敢把专家稿子粘贴自己名字来骗稿费，不发车马费，胡乱改稿……当今有些报人不知想干什么，报人的基本原则全孰破坏。我不是大腕，也无需经营自己，我就要批评媒体。

　　８０年代初，意识形态的弱化，个人主义强化，约束空间放大。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在逃犯、投机家、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明星崇拜、贵族化、世俗化、资产階級、另类都在大肆张扬，传媒已变成权钱的奴隶。金融市场以绝对优势弱化了国家、团体、等级、意识形态、权威和权力，向传统的机制发出挑战，利益格局的划分，改变以往冲突的形式。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弱化，舆论、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退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也很无耐。个人预期紊乱、浮躁，在利益趋动下，伪幸福、伪科学日盛，名流、权贵、精英和传媒绑在一道，相互依赖，沆瀣一气。世纪末到2000年以来，炒星，炒老板，炒专家，几乎爆发了一场本世纪的最大造神运动。

　　君不见，官员腐败亦猖獗，学人作伪也疯狂，成天招摇于电视报刊，危言耸听以邀名，不着边际就获利，少有人意识到：名利场上传媒是件武器，巨星、大腕、精英一个个兴高采烈的作秀，那些大师术士们，令今人古人汗颜。媒体在进行资本扩张时，名流只是件小道具，它像一只高兴的狗，追着自己尾巴跑——具有强烈的投机色彩，急于贴现，从自我加强到自我毁灭，带有明显的垃圾股的特征。

　　温铁军指出：我们这一代中國人到底要什么？的确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舆论渲染的都是这个成功人士那个成功人士，好像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我们就白活了似的？就像现在的“大款”满天飞，许多人做出各种努力想成“大款”，但是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而且追求的过程中也平添许多痛苦。

　　李希光说：媒体应该为弱势阶层说话，因为弱势阶层缺少发言机会和发言场合，可是现在不是的。这违背了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媒体不应成为有钱、有权人的媒体，不应成为为一些看热闹人服务的工具。

　　宋晓军指出：赵薇军旗装事情的前前后后，传媒没有担起应有的责任，没有去深层次挖掘年轻人信仰迷茫的原因，反而只是在就事论事，这不符合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担当的责任。说明传媒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中國传媒和精英们，如今干的事，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对传媒的泛商业化及垃圾化，一些传媒研究专家颇有微词，社科院传播研究中心的闵大洪、唐绪军等人早就看不上传媒，人大舆论研究所喻国明、刘夏阳都想出手就出手收拾收拾这些垃圾文化，以清华传播中心李希光最烈，批评抨击不断。新华传媒工厂自有主张，浙大传播所也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杨帆：90年代以来的中國，经济学思维统治了整个社会科学，经济学由实证科学几乎变成了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学家，利益关系成为信仰，腐败盛行，物欲横流而缺乏信誉和道德，社会风气浮躁容易盲目崇拜，大小神仙层出不穷。

　　王小东：“没有原创性，造成了中國学术界的全行业大抄袭；没有原创性，是中國学术界的真正危机。人们早就在说：”学在民间“，”大学和研究院无学“，至少在人文、社科，这个说法基本上反映了现实。”房宁说：“中國有三大病——穷病、富病、穷富病。贫者抑郁，内生疾患，外露怨怼；富者张扬，奢侈放浪；贫而欲急富者，为娼为窃、为贪为盗，恣意妄为。如今无论贫富贵贱，不满情绪相当普遍。如今社会角色混淆，角色意识相当混乱，过分地向金钱、权势倾斜。大款、权贵成了绝对英雄，精英张狂、浮夸、虚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危险的。”

　　丁东（1/25）” 失职的年代” 中说：“当今的中國学界，成为尾随在官员和商人之后的另一个得利阶层，从整体上看，失职的现象触目可见。恪守学术的严肃性，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底线，但这条底线，现在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失守。把学术本身当作游戏甚至儿戏，把与学术相关的文凭、学位、职称、评奖、研究项目、学术论著，都当做交易对象的情况比比皆是。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学术尊严的堤坝已经大面积坍塌。随波逐流、媚上媚时的文字，却充斥着学术界的话语空间。学界的脊梁从整体上是弯曲的。”“优秀的学者，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为受污辱与损害的人们说话，为弱势群体代言，匡扶正义。当官僚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为公众利益呐喊；当弱势群体的利益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会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声辩。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不公的现象到处可见，但学人乃至整个知识界对此麻木不仁，一些尚能洁身自好的学者，在专业领域尚能严肃认真，对公共事务却无可奈何，也缺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这样，在整个社会舆论当中，良知的空白和缺位居然成了常态。”

　　布尔迪厄在” 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 中分析：专家治国就是这样借助对大众传播的控制，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作为管理(management)问题，专家治国寻找到了乐意的合作者。通过传媒新闻记者的判断以及由其触发的经济效果，越来越直接地对文化生产进行干预。那些垄断传播渠道的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或做出尝试的情况下，就促成了知识缴械以及相应的政治缴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体制的中心创造了一个真空。并不只有宣传或隐讳的劝说的效果，还有虚假的甚或真实的问题：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满了所有的符号空间。其结果便是一种吊诡的符号效果：通过不断的灌输创造真空。

　　传媒失去了公信，商业新闻和俗文化有时在向大众传播误码。社会暴力及腐败现象骤起，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彰显到极致的恶果。20年来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全面向封建回归。英雄观是：江湖大侠；生活观是：痞子化；信仰是：东方神秘虚无主义；幸福观是：传统“福、禄、寿”；预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态是：迷狂而凶暴。传媒一面向权贵、富豪、外国资本家献媚，一面又热衷于揭黑幕丑闻，制造垃圾文化，美化皇权。文明的传承就变得十分艰难。面对权贵，媒体他花枝招展去勾引，何谈公信；面对弱势群体时，他可神气了，可霸道了。“知识生活”与“公共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中國名流毫无顾及的营私就等于自杀，约束空间放大后，好东西没继承发扬，封建糟粕沉渣滓泛起。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传统作用就是王道仁道，扶危济困，匡扶正义，为民请命，建风雨亭，修宗庙，建祠堂，办私塾。公益是仕绅安生立命的法宝，轮到今人面前就算“稀缺资源”，公信公德，公平公正像天籁之音。无公无益，公信、公德，公平、公正都变成稀缺资源，法规制度是公器，省缺公器将阻断流通与贸易。

　　公信力应当是国家的第三种权力。市场靠“两信”，一是信用，一是信心，砸掉“两信”天下大乱。全球化、自由化的伪幸福，蒙住了一些精英和传媒的双眼，腐败败坏了公信，也加速摧毁中國人的信心，还有多少年青人知道冷战时的“杜勒斯计划”？有多少人还记得鄧小平97年临终的嘱托？国家腐败，学人作伪，传媒腐烂，失缺公信，宣传口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现如今人们反正根本不在乎，今儿说人话，还是明天说鬼话，今儿拿人民币，还是明天拿美元。精英在跑会，跑棚，拉朋黨。精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文化上就只剩下糟粕。以纹革为例，让人民庸俗比让人民疯狂更容易。知识分子全面放弃公益责任，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古人云：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今天学人的自大狂，远不及古人智慧和风范。

　　历代政权都非常注意舆情、民情的搜集工作，这自古而然，并不新鲜。为防止信号衰减和失真，各国君王都有两条渠道来保障信息畅通，一条是正规的官方渠道，一条是非正规的民间渠道。当官方渠道堵塞后，民间渠道自动打开，保障信息有效传递。官方渠道因政绩考核很容易受到人为节流和堵塞，而民间渠道又被当今名流所左右，他们贩私挟私，既谣言惑众，又妖言惑主。还有一条渠道那就是传媒，道德和公信的力量远比传统势力要小得多。当信息环境污染了，一些清流派的呐喊则微不足道。“良士、良绅、良民”退出交易或陷入沉寂和失语，垃圾将第三条渠道全都堵死；官方与民间的联系，完全依靠这三条信息渠道畅通。这三条渠道同时都堵塞，就会造成官方与民间的冲突和对立，造成一连串矛盾上升。如果一个人的神经传导系统出了毛病，人们很容易指出他有病，或弱智或痴呆，但一个机构，一个国家的信息传导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却不愿意承认，还觉得它挺不错、很好。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遭到绝望者的攻击。穷人骚乱会使一个国家破产，谁要假装看不见，那就很蠢。

　　温铁军指出“：古代维护政治制度的稳定主要靠的是科考取仕，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社会稳定机制。一旦断绝了这种科考取仕的晋升体制，意味着农村小知识分子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农民身份，不安分的小知识分子就将和造反起家的农民（如鲁智深、李逵之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小知识分子的加入，是农民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皇帝还可以利用科考建立维护政权的”清道夫“队伍。那些”锥刺骨“、”发悬梁“，”囊萤凿壁“、”十年寒窗“的农民青年一旦考上，满脑子就只剩下”圣贤之道“了。其中有些人操着一柄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出去当”巡案“，”微服私访“，惩治贪官污吏，缓和社会冲突，维系社会稳定。”“辛亥革命革命的主体：一是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出路，不能靠孔孟之道改变自己命运地位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二是那些以流民为主体的最有组织的帮会。旧中國军队相当部分是流民成分，而流民又是由帮会控制的，因此造成了革命黨可以和帮会结合，利用帮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严密的封建性质的组织系统起事。孙中山的所谓民主革命无论理论上如何民主，实际上只能利用这两种势力。革命发生后军阀窃取权力，各地被分割控制，则又给帝国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因此，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在几乎没有资产階級的旧中國，事实上不可能成功，这就是历史悲剧。”

　　CIA 局长乔治·特纳特承认：“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要应付如此高的不确定性。躁动的公众越来越具有不经过领导和组织就随意采取行动的能力。使政府、集团失去谈判和威胁对象，一个没有面孔的暴民——躁动的街道，是决策者最终的噩梦。很少有人意识到，冷战结束后最大的变化——统一的超级敌人不存在了，没有对手了，没有敌人的尴尬。无论是通过相互威胁还是缓和。各大国没做好准备，疲软的国家在对付分崩离析的国家，帝国对付共和国，到处都是”躁动的街道。“（听证报告《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安全》2002年1-7 日）基地、哈马斯、哈布扎耶夫、亚丁- 伊斯兰军、索马里”伊斯兰联盟“、埃塔等恐怖组织。国家动员起整个军事机器，各国倾全力来对付它，它不露面了……

　　2002年2 月在纽约召开全球经济论坛上再论“脆弱年代的领导作用”。新世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本土安全。迄今，大国战略还是冷战时的老办法，建一条军事上和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调动军队来对付“没有面孔的暴民”，调动传媒大搞信息战。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传统机构解体，信息渠道大大落伍。尽管各国有庞大的国情、军情、安全系统，但有效信息提供不足，有平台，有预警糸统，却没有称职的分析家。利用公共资源和私营资源寻求下层的沟通渠道，朝野共建多通道的“底层热线”；加强新安全体系，用神经网络的C4（通迅、电脑、指挥、控制）加强安全预警应急功能；（全称C4ISR 调动、侦察、需求）加强快速反应能力。

　　中國的信息能力处于世界底层，仅为美国的8.6%，只有韩国的15.3% 。国家统计局报告中指出，信息技术差距，（信息不对称）将使中國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经贸发展、企业商机、消费者权益保证、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等都离不开及时获取准确信息。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成为世贸规则的基本要求和各国政府规范改革的主导方向。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不仅是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各国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全面发展方面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基本义务。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知情权。

　　面对全球化与中國传媒，发生了一些深层变化，一、意识形态的弱化，约束空间放大。二、超编缉因素扩张。三、采访环境恶化。四、跨学科领域加深。五、信息识别难度加大。六、权力资本扩张，资产重组加剧。中國传媒近年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 、大媒体影响力加强；2 、大众对国际问题倍加关注力。3 、资本扩张和资产重组加剧，3-5 年内中國传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波动。如果传媒失缺公信，主动丧失第三种权力，大量制造成垃圾文化的媒体是不能应对这种挑战的。

　　媒体有三个禁区：一是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淫秽文字或图像；三是虚假新闻和广告。可以肯定，媒体再发展，再变化也决不能变成大百货公司。媒体为了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还得保持公信力。反映中國精英的主流观点不会变，维护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媒体的功能从古至今没有变，它除了新增加各种功能外，仍然是件武器！

作者地址：北京团结湖北口1 号楼405 田南雁 tny0374@sina.com

　　作者:南雁

　　读到今年第1 期《新闻记者》发表的《2001年十大假新闻》，我不知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是这些假新闻之荒谬绝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哭的是这些假新闻大多出自专业新闻工作者之手，并且被一再转载。我们的新闻媒体居然制造了这么多的假新闻，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悲哀！

　　《北京青年报》曾接连三次发表“换头术”的假新闻

　　我想以《2001年十大假新闻》中一条假新闻为例，来谈谈假新闻不断出现的惯性和顽固性。

　　如果不了解情况，人们或许以为《北京青年报》2001年7 月22日发表的“美国医生怀特赴乌克兰操刀换人头”的消息，只不过是偶然失误。其实不然。早在1998年，该报就发表过类似的假新闻。当年4 月24日该报“前沿新知”版发表头条新闻《换头术：我是谁？》，占了全版的四分之一强。第一段用的是黑体字：“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宣称，他们精干的科技间谍已经从俄罗斯和东欧成功地获取了所有最先进的换头技术，包括换脑（把全部脑子装入另一个颅腔中）和灌换脑细胞……”接着又谈到，美国影星伊丽莎白·泰勒不久前已经签订合同，预付3 ．5 万美元定金，一旦确诊她死亡，立即将她的头颅割下冷藏……该文的第二段，讲述了1998年春天发生在瑞士的五个W 俱全的新闻：由于车祸，一对情侣中男的身体被压坏，女的脑袋粉碎，于是聪明的医生将男的脑袋换到了女的身上。结果人是活了，但由于此人因男女的名份发生矛盾最终忧郁而死。医生为“人类医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条新闻中还详尽地谈到此前苏联在20多年前，如何在动物和犯人身上做换头试验获得了成功。该文后经《作家文摘》转载，得到更广泛传播。

　　同年，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活页科普文选第3 期头条文章竟也是这篇“震惊世界的换头术”，文中还配了医生正在换人头的插图。其实，只要具有一般常识和正常的推理能力，就不难判断“换头术”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为此，我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揭露“换头术”是假新闻，但没有任何反应。当我看到这年的《文汇读书周报》某期头版表扬该出版社如何为社会服务，将这些文选免费送给上海几十所中学和一些农村图书馆时，顿感苦涩，马上给该报写了一篇小文章，告之该出版社的科普文选发表了伪科学的文章。但出版社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一年后的1999年9 月17日，《北京青年报》的“前沿新知”版又发表一条通版大新闻《伊丽莎白·泰勒大脑移植已交定金》，并附有“移植大脑相关的医学突破里程碑”的背景资料。文章重复了前一篇文章里的“事实”。我真是气蒙了，马上给该报编辑部主任打电话，告之这是假新闻，一年前他们就已经出现过同类问题了。没想到，这位同志先是将责任推给责任编辑，接着又反驳我例举的70年代末出现“牛西红柿”假新闻的事情，认为许多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情最后会变成现实。

　　这次看到该报第三次发表同类假新闻，而且更像有那么回事儿。由此看来，《北京青年报》确实应该反思一下了。

　　记者编辑为什么会采写、编发假新闻

　　我以为，出现这么多假新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记者编辑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仅仅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需要。随着受众兴趣逐渐转向社会新闻，即使记者编辑主观上有正确引导的意图，但往往经不住精彩“事实”的诱惑。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道，也许最早报道的记者的确是为了探索科学奥秘，而一旦这些新闻“以受众为向心”而不是“以事实为向心”的时候，原来的初衷便异化了。于是，这类明显缺少可靠证据的“事实”，竟能在我们的媒体上连续十多年不断出现。这早已不是什么“倡导科学”，而是在迎合“宁求其怪不求其真”的一种社会心态。

　　另外，媒体竞争的激烈，往往使得记者编辑对新闻真实性看得很轻，而不管那些精彩的“新闻”是否可靠。因为你不刊登，必有其他媒体会发表；而其他媒体发表了，你不转载，又会失去部分受众。当单纯追求商业利益成为新闻工作的出发点时，便日益腐蚀着新闻传播者应有的道德观念。当一件假新闻被揭发之后，也许有关人员会苦恼一阵，但当又出现更精彩的“新闻”，诸如发现了“孙子兵法82篇”或上千年前的某个历史名人家谱（现在这类新闻时有可见）时，记者编辑们又会迫不急待地抢先发表，真正能核查事实的仅仅是少数。人在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失去理性，所以关键在于传播者的理性思考必须成为工作习惯才行。然而，媒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非常强大的，法规和道德自律可以抑制假新闻的出现频率，但却无法根绝假新闻。

　　为什么多数受众会相信假新闻

　　作为成年人，儿童时期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精神需要了，特别当生活的深层意义被高密度、快节奏的物质性内容填平之时，以真实、现在完成时态的面貌出现的有意思的新闻，便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刺激或松弛，赋予一种现实感很强的生活意义（无论是娱乐还是生活哲学）。仅仅一个“现实真实”，其吸引人的魅力就会大于那些“瞎编”的影视故事，因为当人们看电影或电视剧时，事先已知“这不是真实的”，而假新闻却是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因此更具欺骗性。在这个意义上，各种以科学的名义出现的新闻，就像为停滞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透气的窗口。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如果新闻是假的，便会产生明显的毒害作用。

　　为什么像“换头术”之类的假新闻并没有出现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反而被当作新鲜事物更广泛地传播？因为这类新闻远离受众的生活现实，同时五个W 俱全，既曲折动人，又震撼人心，还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真实”细节，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美苏争霸、伊丽莎白·泰勒、外科医生怀特等等，叫人无法不相信。李普曼就曾说过：“除了感兴趣的当事人外，很少有什么人能够检验一篇报道的准确性……因为题材离得很远。”现在被揭发的假新闻，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或名誉，故而被揭露。而绝大多数的假新闻是社会新闻，与具体生活中的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有人怀疑，也很少会与报道者较真。关于这种现象，李普曼指出：人们通常只接受感兴趣的新闻，即使有疑问，“他们就用其他一些标准而不是正确的标准来判断。在这里，他们所阅读的题材在他们看来很难区别于小说的。真实的准则是不适用的。如果这种新闻与他们的成见相符，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假新闻才有恃无恐，层出不穷。除此之外，人们还有一种接受习惯，既然媒体把它当作纪实性的报道发表，受众也就把它当作真实的事实接受。许多媒体上的纪实报道十分离奇，但人们依然很有兴趣地接受，并不认为自己已上当受骗，就是这个道理。

　　越是精彩的新闻越要多一些理性思考

　　减少假新闻，当然首先要求传播者具有较高的素质，但是更需要公众整体素质的提高，因为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不可避免会有满足市场需求的提供者。积于经验，当问题涉及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地方、科学探索感到困难的地方、随机性复杂和因果关系复杂的地方、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的地方，突然有人宣布一下子解决了问题，新闻提供的事实越精彩，即报道中矛盾越集中、事实越典型、越有高度的情感或趣味，就越要冷静。人们都有买彩票的经验，不管彩票的主办人如何宣扬中奖的精彩“事实”，其实自己中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以这种心态（批判思维）看待那些精彩的“新闻”，就会有更多的假新闻被揭露。

　　当然，仅仅凭经验是不够的，更要提倡理性，因为有些所谓“眼见为实”的东西也可能是假的。就像恩格斯揭露降神术士时说的那样：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士的，因为许多群众相信似乎是事实的东西；另外，他们也不在乎成百件所谓事实的暴露，除非一件一件地揭穿，否则总有足够的活动地盘。驳倒请神论，势必要用理性的思考。回到“换头术”假新闻，如果我们的记者编辑能用生活经验和理性来加以思考，又怎么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继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报道、转载呢？

　　需要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来惩处假新闻的制造者

　　新闻出版总署两年前就已经出台了一项惩处假新闻制造者的规定，但是被惩处的造假者却非常少。一个重要前提是，按照“不告不理”的规则，必须先要有人告诉（一般是利益相关的人）。但是，多数假新闻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所以明明是假的，却无法惩处造假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界参与物质商品的“打假”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自身的“打假”却未见成效，假新闻反而越来越多。况且，即使有假新闻被揭露，除了遭到舆论的谴责外，假新闻的作者、编者以及媒体领导人大多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也是假新闻得以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1991年我随团访日，原来说要接见我们的《朝日新闻》的主要领导人临时易人。一问才知，不久前该报社有一摄影记者制造了假新闻照片，东窗事发后，不仅当事记者被开除，负责领导摄影部的报社各级领导人全部受到处分，报社第一把手甚至“引咎辞职”。而现在被揭露的这些假新闻的造假者和有关领导是如何被处理的？建议《新闻记者》还可以再写一篇调查性报道。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提出修订性意见，以便有效地惩处假新闻的制造者，从而以正视听。

　　当然，这还是一种被动的手段，我更寄希望于受众的监督。因为受众知道了假新闻出现的原因和危害性，就不致陷入对奇闻怪事的追逐之中，同时在接受新闻报道时更善于思考和质疑，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带着怀疑的眼光，对看到的新闻多一分挑剔，会带给你一种全新的快乐，这是一种理性的快乐，因为识别真假需要思考和知识。

作者是中國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博导

原载：新语丝

　　作者:陈力丹

　　2001年12月23日晚上9 时左右，来广州打工的湖南籍打工仔梁小勇和朋友资文青在白云区棠溪村民兵营附近的一个市场中闲逛，他们走上二楼的时候，突然被两名联防队员拦住：“站住，不要走，拿证件出来！”他们掏出身份证给对方看了。然后他们被带走，关到该商场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大概有30人左右，有男有女。后来他们全被带到棠景街治安联防队一中队的办公室里。联防队员让他们蹲在地上，几分钟以后，一个穿便服的人拿着一把剪刀冲进来，说道：“你们不是没有钱剪头发吗？我来给你们理发。”说着冲过来逐个剪掉男性的头发。

　　梁小勇头顶被乱剪了四五刀，成了阴阳头，很难看，当时他的同伴资文青虽然自己的头发也被剪了，还是忍不住笑他难看的样子，结果惹恼了剪发人，他冲过去又第二次把资文青的头发剪了几下。除了女性和个别平头的男性之外，20多人都被强行剪了头发。之后梁和其他被抓的人才被允许打电话给朋友来交钱赎人。由于梁小勇和资文青的朋友认识某个联防队员，联防队“网开一面”只罚了他们一人60元，而其他没有熟人的则是每人罚200 多元。

　　我是在2001年12月30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看到这条报道的。看了以后我最直接的感受是现在的人，真的已经是非常的恶毒了。这样恶毒的人居然就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居然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而且他们还掌握某种特殊的权力。如果他们是强盗，是土匪，那么民众还可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反抗，进行打击，而他们却又穿着联防队员的制服，以正常执法的名义，随心所欲地侵犯着那些中國公民的人權。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早就在这样做了。在他们的眼里，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已经习惯了。有时侯我会非常天真地想，他们在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是恶毒的呢？会不会想到自己就是一个恶人呢？但我马上知道他们是不会这样想的。他们在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愉悦与快感的，在那些失去自卫能力的可怜虫面前，他们在淋漓尽致地发泄着自己的欲望。

　　但我关注更多的还是那几个被伤害过的打工仔。他们在事后会怎样呢？我想他们会产生深深的仇恨与愤怒。我从后续报道中看到，他们在找有关部门，要讨个说法，还找到律师事务所，说要打官司。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那几个联防队员就根本不敢如此放心大胆地作恶。

　　我在后续报道中看到记者前往联防队去采访时，那些联防队员在讲述事件经过的说明中说：“一名队员把他们染成红色、绿色、黄色的头发剪掉。”而事实上梁小勇和同伴资文青都没有染头发，他们是一个打工的，哪有钱去染头发呢？由此可以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作恶者是不会轻易忏悔的。也是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有效地阻止他们的恶行，那么也就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迫使他们为自己的恶行忏悔，或者承认错误。

　　于是那些被伤害的打工仔，他们心中所积聚的仇恨与愤怒，很可能就会找不到正常的渠道进行宣泄与释放，而会长久地积聚在心中。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让自己不受伤害，也没有能力在受到伤害之后为自己讨回公道。那么他们将不断地受到伤害，不断地在心中积聚仇恨与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理就会变得扭曲，变得异常。如果遇到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他们也不会同情与关怀，而是冷漠与轻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甚至还会去伤害那些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而且他们的手段同样是那么的冷酷与残忍。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一种强烈的快感。其实是长期以来积聚在他们心中的仇恨与愤怒，得到了宣泄与释放。

　　我看到过很多民工犯罪的报道，那些民工在作案时，手段往往极其冷酷与残忍，他们在杀人抢劫或者毁坏物品的过程中，往往流露出疯狂的痕迹，旁观者很容易就能看出，在他们的心中，其实积聚着深不可测的仇恨与愤怒。而那些仇恨与愤怒是如何积聚出来的呢？很简单，是长期以来受到伤害的结果，是长期以来没有被人当成人来对待的结果。

　　发生在广州的那几个联防队员给民工剃阴阳头的事件，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那几个联防队员根本没把那几个民工当人对待。他们没有那种意识。所以他们才会随心所欲对伤害那些民工。而且他们还不仅仅是没把那几个民工当人对待，对其他的人，他们也没有当人对待，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下午4 时左右，记者在梁小勇的带领下来到他被剪阴阳头的棠景街治安联防队一中队，这是一栋4 层楼高的小楼。一楼临街的一个房间是治保会，上面挂着“白云区棠景街治安联防队一中队”的牌子。当时房间内除了穿制服的联防队员之外，还有十多个人靠着墙和桌椅蹲成一圈。外面一个年轻男子告诉记者，那是今天下午被抓来的没有暂住证的人，他妻子就在里面。他说，由于他妻子1 个月后要离开广州，就没办暂住证，他没想到今天下午她会被抓进来。接到妻子的电话后他很着急，准备了要求带的300 元钱后匆匆赶来赎人，但被告知目前还不能放人。

　　记者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进展，假扮前来赎人的家属，观察治保会中的动静。

　　治保会乃至整个一楼来来往往都是身着灰色制服的联防队员。被他们抓来的十几个人里，男女各半。一个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大概是蹲累了，起身站了一下，被一个治安员厉声喝斥后又立即蹲了下去。10多分钟后，有两名女子站起来靠着窗户打电话，据推测是在跟家人或朋友联系来赎人。其中一个穿米色衣服的女子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与联防队员发生争执，一个联防队员挥起左手给了她重重一记耳光。被打的女子哭了，与一名联防队员拉扯起来；另一名联防队员拿来一卷胶带，两人一起冲上去，一人拉住女子的一支手臂，先将女子按倒在地，然后反剪她的双手，准备用胶带绑住她的手腕，其间遭到反抗，两名联防队员于是分别用膝盖压在该女子的身体上，一阵重拳之后，使那位女子失去反抗能力，然后手法娴熟的反绑住她的双手。联防队员似乎还不解气，又冲上去朝该女子的头部狠狠地踢了两脚。

　　记者看到，那名女子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双手一直被反绑着坐在地上，上身一直靠在她同伴身上，几欲昏厥。当记者佯装该女子的担保人向联防队员提出赎人的请求时，对方用一根30多厘米长的棒子指着记者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不行！你给我走开！”记者退出去向先前被放出来的一个红衣女子打听如何才可“保人”的时候，一名联防队员对红衣女子怒喝道：“我操你妈的，你快给我滚，不要在这里胡说！”

　　记者再次观察联防队一中队办公室的情形时，发现这次被重点“惩戒”的对象又换成了一名男子。几名联防队员同样用胶带反绑住他的双手，还戏弄性地将一张报纸折叠后，蒙住他的面部，只留下鼻孔，然后在报纸上缠一圈胶带，把他扔到一个角落里。当事人说未成年少女也被拘禁每人300 元交钱放人。

　　下午6 时左右，当记者再次返回该联防队一中队时，发现联防队员已给刚才那个被反绑住的女子松了绑，负责收钱的联防人员说：“交钱。”和她一起被抓的同伴交了600 元钱，两人搀扶着走了出来，从交钱到放人不过几秒钟时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令记者感到诧异，上前询问时，刚才被治安队员打的女子一直捂着头，说：“我很痛，他们穿着皮鞋，踢我的头。”另一个说：“一开始，他们不放我们走，我就吞了一把钥匙。”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那些联防队员之所以没把人当成人来对待，关键一点是为了钱，在他们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而人实在是很下贱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的。他们的行为让我联想到以前的土匪，绑架了一些人，作为人质，然后勒令那些人的亲友拿着钱去赎人。那些土匪其实也是看重的钱，而没把人当回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那些联防队员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作为一个人，还是要把其他的人，当成人来对待的。不能把人当成畜牲来对待。这很重要。如果你没把别人当成人，那么别人也不会把你当成人。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别人还会把更多的人不当成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失去起码的平等与尊重，而会变得相互仇视与残杀。

　　联防队员是中國的公民。那些打工仔也是中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平等的。联防队员以执法的名义，随意拘谨、打骂打工仔，甚至强行给打工仔剃阴阳头，侮辱与伤害打工仔的人格与尊严，这就是公然侵犯中國公民的人權，站在“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立场上，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法律不制裁那些联防队员的恶行，那就是在默许与纵容他们的恶行。那么，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

　　把人当成人，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概念。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人，就会永远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生活在对同类的防范与敌视之中。

原载:中國思维网

　　作者:周秋鹏

　　在一些人心中，中國是人口大国，廉价劳动力丰富是我们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一些官员在对外招商引资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来我们这里投资吧，工人工资少，投资挣得多”。

　　这个“理论”似乎很有诱惑力：经商首先要计算成本，工资支出少当然是好事，有此优势怎么会吸引不来外资呢？长期以来，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最近有两件事给我们当头泼了冷水。

　　一是联合国发布的《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说，中國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甚至低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而1998年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國的47.8倍，但是考虑到生产率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國的1.3 倍。如此比较，日本、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反而比中國还低20％。

　　二是最近欧盟驻华大使安高胜在辽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劳动力成本低廉只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因素，良好的市场环境、客户关系及立法与执法环境远比劳动力价格重要得多（《中國青年报》2002年5 月24日报道）。

　　没想到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东西，一旦放到世界领域里竟然如此“贬值”了。其实道理也简单，任何成本都是相对的，如果劳动力素质不高，只会从事简单劳动，尽管工资低，老板也未必就乐意用，现在早已不是“人海战术”盛行的时代了。

　　经济账不难算清楚，而以“劳动力廉价”作招徕所包含的对“人”的价值的贬损，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灾害是无法估量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小规模的招商会，一个领导在讲了劳动力廉价之类的优惠条件后，“顺便”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在我们这里，即使出了人命，也不像你们那里赔那么多。”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而且这已经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在煤矿“事故地下处理中心”，像处理动物一样按人头发钱，在“不要多说”的冷酷中，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存尊严都被“廉价”地处理着。当然，以本地劳动力廉价夸耀于世的官员，说这种话时所轻贱的对象，是不包括他们自己这些富贵人的。

　　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认为外商和我们某些人一样最看中劳动力的廉价，其实，正如安高胜先生所说，“良好的市场环境、客户关系及立法与执法环境远比劳动力价格重要得多”。而这些良好环境的创造最基本的一条是对人的尊重；而对人的尊重最起码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一个视生命及其尊严为草芥的地方，往往会令人望而生畏，避之惟恐不及。

原载：南方周末　　　2002-06-13

　　作者:艾君

　　作为一个南方人，也许由于“同性相斥”的缘故，年少时对北方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很羡慕他们的强壮、直率、重义气、憨厚。而这些都是南方人不普遍具备的。但我承认北方人在我的心目中形象正在变坏。当然，北方人的那些优点还是存在的，主要北方人普遍的“左”，并由此产生的经济、心态问题正在变地丑陋。

　　不可否认，南方也存在着不发达的地区，但与北方不同的是，南方的不发达地区，大多是因为地理、交通等原因造成的，这些地区的观念也是普遍落后的，但那属于一种“未开化”式的落后。而北方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落后与此不同，那里（如东北）并不存在地理、交通等环境的制约（在这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它的优势甚至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只能认为，北方的落后与“左”的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有密切的关系，因而贫穷之症更难治愈。北方的落后，早在1912年10月，孙中山就说：“革命起源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北方人对市场和商品没有象南方人那么熟悉，与市场意识淡薄相呼应的是计划观念（包括计划经济与计划政治）的强烈。“左”的一整套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管理方法，行为准则根深蒂固。

　　40多年来，北方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典型，大庆、大寨、小邢庄，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英雄，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但在“左”的影响下，以階級斗争为纲，搞地人心慌；以粮为纲，搞地穷当当，陷入了“越左越穷、越穷越左”的恶性循环。北方人的大寨红旗与南方人的“包产到户”也算是“世纪之争”。改革开放多年来，很多“左”的东西虽已消除，但南北方在观念上的差距仍很大。“南方街头广告多，北方街头口号多”。北方人观念的落后，不用找什么特殊、阴暗方面的例子，仅仅地方政府从做好事的立场出发，所制定的一些啼笑皆非的政策就可见一斑，就在去年我从报上看到的：如北方某市规定教授的子女高考可以加分；用行政手段“推销”本市卷烟厂的产品；变相规定汽车对行人“撞了白撞”（我不太注意收集资料，上面几件事具体的我就说不出来了，但好象都闹地纷纷扬扬，不会有假）。应当承认这些规定、制度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尊重知识、发展经济，但这充分说明了北方人观念上的世袭思想、计划经济、等级观念的盛行，“到了搞‘左’不知‘左’，守旧不知旧的程度”——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在体制变革中，北方人“你要砸我铁饭碗，我就要跳天安門”，动不动就要上告、上访、捅刀子、绝食，而这在南方并不常见，“你要砸我铁饭碗，我就要跳龙门”则有不少。

　　“左”造成的南北差距拉大，也造成了北方人心理的失衡，激进、排外、武断、仇视、个人崇拜大行其道（当然，这也不全是失衡的结果，也是“左”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这点在网上论坛很容易看地出来，那些动不动“我一脚踹死你！你这个**的狗”的革命小将，十有八九出自北方，论坛上的“左”派也是北方人居多，而且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还不会是一流的“左”派，都只是些二、三流的。正如我讲过的：“落后地区往往不但观念上是落后的，甚至连代表他们观念的人物也产生不了”。至于能“左”出成就来的更是如此，就我所知道的，何新、韩德强等“左”派风云人物都是南方人。从历史上来看，北宋之前，南中國人在中央政权中只是微不足道的点缀，到南宋，南中國人夺取了一半的宰相席位，而到明清时代，各科状元、榜眼、探花总共224 人，北方人只有24人。尽管所有的中央政权都在北中國，但南中國人成为那些政权的核心。而“出身”于北方的法论功，更是北方人个人崇拜需求的一种反映。据我说知，法论功在南方并没有很大的市场，我不知道法论功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力”，但法论功的要害无疑明显的：不管有什么他们认为的必要，但崇拜一个活着的人无疑是落后、專制的思维方式，崇拜一个活着的人，在历史上产生的悲剧难道还不够吗！？

　　北方人“左”的意识形态是有历史和地理根源的，卡尔·A ·魏夫特在《东方專制主义》上的“治水社会”恐怕就是它的根源：特殊的地理环境要求大规模治水，治水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央集權主义的发展。东方社会处于干旱和半干旱的地区，只要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方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与不调时，农业才能顺利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便出现了“仁慈的形式、暴虐的实质”的“治水專制主义”，即东方專制主义。中國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与水利就有密切的关系，《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尤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而南方的情况与此不同，并没有象黄河那样泛滥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交流日益频繁，南方是这种交流的前沿阵地，重要的商埠基本都在南方，在这样的环境下，南方人的眼界、世界知识和各种近代民主政治意识就比北方人要多，要宽，要强，近代开明人士基本上都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半个多世纪前，中國“共產主义”（至少与当时的其他观念比起来偏“左”）运动在北方——陕北决定性的兴起，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南方一次“反围剿”的失败，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南方并不太认同那种价值观的结果，在北方，它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而那种价值观在战争年代或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是非常适用的，因而它最终统一了国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计划的（政治、经济）东西（或曰“左”）就显得落后了。

　　列寧说：“差异就是矛盾”，南北差异就意味着南北矛盾。日本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理事长叶方和甚至认为：“中國分为停滞的中國与增长的中國”。不久前长谷川弘一的文章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反映，其中有“在总体素质上讲，南方支那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那人”一句，在用词上虽然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不过北方人除了谴责他歧视中國的言论，是不是也要感觉出些什么来？但我觉得中國南北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而是量的差别，它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倾向是一致的，它们是由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中國文化。作为一个中國人，没有谁愿意中國四分五裂，但如果这些统一愿望最强烈的北方人不能改变自己的观念，要寻求獨立的将不会只是几个岛屿了。这是我所担心的。凡一个睡着的人，除了神话中的“睡美人”，看上去都会给人一种丑陋的感觉。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北中國人！你什么时候再美丽起来？重新焕发曾经有过的亮丽容颜？北中國人！醒醒！

原载：北大未名站

　　作者:刁民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在笔者原来所在大学（武汉大学）的一次讲座上说，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此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钱先生补充说，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若这种假话并未伤害他人，这种人可成为奴隶，尚有可同情处；但若为伤害他人而说假话，则只能称奴才，不可原谅。

　　在这里，钱先生实际上提出了说话的三条底线，即说真话、沉默、不伤害他人。这三条底线是一种递推关系：求前者而不得则求其次。所以最后的底线就是不伤害他人。（笔者理解的” 他人” 是善良无辜之人，应受谴责之人不在此列。）既是底线，就是说话起码的标准，但就是这些起码的标准我们也不那么容易做到。

　　先来看说真话。众所周知，说真话是每个正常人的自然愿望。顺带说一句，笔者理解钱先生所说的真话是指真情实感、真知灼见、真相等等与虚假相对的概念，因此生活中善意的” 假话” 不在本文讨论之内。但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说真话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正直的人格力量。” 纹革” 中说假话的程度和水平均属空前，但并不能说明人民不愿说真话，只能说明说真话既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又需要极大的勇气，包括牺牲精神。所以只有马寅初才敢提出人口论，只有遇罗克才敢写《出身论》，只有顾准才敢大胆宣言” 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 。他们的共同点是因说真话而获罪。所以，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中，说真话往往意味着付出生命的代价。上述那类人是如此的” 凤毛麟角”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说真话的艰难。但一个常态社会里，说真话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呢？显然不是。中國有句俗语，” 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可见中國人并没有坦诚的习惯和气度。个中原因，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有所顾忌。此种习惯扩展至公共领域就是真假相掺，假话连篇。因为真话总是招人嫉恨，敢说真话的人也就少，因而愿说真话的人也随之少。更进一步说，只有对真的价值绝对肯定并执着追求，真话才能在社会中占上峰。这涉及到信仰。但对中國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如此期待未免太天真了。尤其是当说话与说话人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更难以期待真话究竟能占多大份量。所以让中國人全面彻底地说真话这一点并不容易实现。

　　所以有第二条底线，沉默。钱先生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想因为说真话而受损，那你也可保持沉默，这比说假话要好。对这一点可以适当推开来说。按照政治学的说法，沉默是保持个人的消极自由，但它毕竟属于自由，而且不会扭曲真相。（至于前不久有人放言” 沉默意味着犯罪” 与此已经不是同一个问题了。）将沉默放在第二条底线的位置，是因为沉默的人还心存真实和对真实的珍视，因而也有捍卫真理的意义。更何况沉默是社会中很多人的生存状况，也是他们的习惯。鲁讯先生不就曾说他自己” 沉默时感到充实” 么？王小波在” 沉默的大多数” 一文中说他沉默的原因是他信不过现有的话语圈。可见话语上的沉默是一种很普遍的需求。无论如何，沉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里，你可以通过沉默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清白。虽然，沉默与说出真相不能同日而语；但与说假话却有本质不同，而与所谓的” 表态” 相比就更有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的特征在其中，因此这还可以算作是一种不太糟的状态。不管喜欢沉默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人都有沉默的权利，因为它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意，这种权利可以保证他在说假话和不说之间还可以作出选择。

　　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你连沉默的权利就没有。就我理解，这是一种异常严酷的局面，那就是胁迫你表态，否则就有生命之忧。较之于生命，对大多数人而言，仍要求其沉默未免太过苛刻。在此情况下，你不得不说话，但又不能说心里话，只能说那些矫情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话；你不能说真知灼见，只能鹦鹉学舌极尽谄媚之能事；不能说穿真相，只能将其” 艺术化” 的加工，就像奥维尔在《1984》中描写的” 真理部” 所做的一样。这时候，你欲哭无泪，欲笑无声，你完全是在表演另一个自己，陌生的自己，这会使你感到羞耻和痛苦。但钱先生说，即使是如此严酷的境遇，人还是可以在伤害他人与不伤害他人之间作出选择。我想先生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因为他本人在纹革中的切身之痛吧。怕就怕一个人不仅不以说假话为耻，反而以之为荣并以此作为迫害他人谋取私利的手段。这就越过了社会道德的最后底线，它的危害已经远甚于假话本身了，它意味着道德的彻底沦丧。因而，这种人只能称奴才。说假话而不伤害他人，自己独自承担包括耻辱感在内的所有后果，这种人尚有可取之处，也还有变好的可能，因此有同情之处，因为他的悲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悲哀。

　　可以看出，上面三条底线是随人的话语境遇的不断恶化而设定的起码要求。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人们应当力争说真话；在不能说真话的境况下，人应当保持沉默；如果连沉默都不能做到，说话也不应伤害他人。按说，在我国目前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中，保持这三条底线应该不是很艰难的事，但如你所知，一旦牵涉到切身的利益，坚持说真话的人就会减少；坚持沉默的人也会减少。那么，我们只能期待第三条底线了。如果这一条底线能得到守护，我们还可以感到些许安慰，因为这至少还说明我们的同类人性尚存。

原载:中國思维网

　　作者:刘伟

　　纹革期间，社会上曾对超階級的人性论进行过批判，那时人小，加上过了这么许久，也具体想不起当时的论据是什么，大概不外乎“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吧。现在我们国家和外部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看得多、想得多后，越加觉得人的超階級性尚有生存余地的。

　　人是有階級性的。人的階級性说穿了就是人们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分类。虽然人际的这种差异会长存于人类社会，但真正将之分类对立、并号召通过階級斗争来谋取人类幸福的理论仅是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才得肇生，至今不过二百来年历史。值得沉思的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多年以来，階級斗争学说并没有成为这些发达国家谋幸福的主流学说（仅作为一个流派而存在）。相反，階級学说经过馬克思主义吸收并系统化以后，却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盛况一时。这是需要重视的。虽说眼下階級斗争学说不行时了，这些国家甚至明文表示不存在階級斗争，但階級斗争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仍在主导着一些人的思维。

　　在中國，階級学说是很对传统文化的口味的，最投契的就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人人都少不了的经济实利，最有缘的就是为这些利益去与人对立、与人斗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官发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传统的这些箴言警句，不论在正统，还在民间，似乎都在强化着某种狭私的实利价值观念。由此出发，便少不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由此看世，倒尽都是对立利用，波谲云诡了。长期生存在这样的氛围中，如若有点“超越”的想法，就很难被人理解，感到你太迂，甚至怀疑你有更“歪”的心肠（山中无直树，世上无直人），即是至亲也未能免。我有个朋友，才华出众存高志。下放临招工前，有位知青专到他家，要求他让出入团指标，他欣然答应。客人走后，躺在床上的父亲就骂他是“红漆马桶”。对此，我既有同感也深为共鸣。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认识清楚階級学说的过时性呢？我想，与人的階級性对应，要通过人的超階級性来看，可能是个更好的基本视角。我的观点是：人有階級性，但人更有超階級性，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后者将更为重要。

　　1 、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并向完整的人发展。階級性着意于狭隘的经济角度，这是很受局限的。一方面，人既是生物，人又是最高级的生物，这种“高级”就体现在人不仅需要经济条件而“活着”，人还要思想，还要为了一定目的而“生活”。贾宝玉不满足“金作马”的奢华，却钟情那奇缘之爱。裴多菲甚至可以抛弃生命和爱情来追求自由。这都是显例。实际上，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已科学地揭示了这种超经济性（超階級性）的普遍人性。另方面，社会的迅速进步，“剩余经济”的出现，人们生活的提高，民主政治的推广，为人的超经济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人的思想主要由超階級的因素影响形成，这个因素就是人所受到的教育。而这个教育是广义的教育，他包括受教育者感官所能接（感）触到的外界一切知识及事物，它们当然是超階級性的。从这个视角出发，才能较好解释过来很多革命者却不是“革命階級”中人的现象，反过来看，事实上革命階級中又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