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台獨”势力在台湾已经一然成形，其形成似乎应该是大陆的政策失误所导致。

　　第一、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日当天），大陆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事实上给予了台湾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国共内战的停止。由此而来，毛主席时代确定的以炮击连续中國内战的信号被人为地中断，从而导致台湾作为政治实体的存在成为一个事实。其影响所致，国民黨与共產黨的内战（为谁是中國正统而战）就没有了借口，而正是这个借口，给予了蒋氏父子抵制“台獨”势力与美国提出的“划峡而治”的充分理由。所以，这是邓时代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其后果是导致了“台獨”势力由海外归台、发展壮大的蔚然成风。

　　第二、在八十年代中，由于“和平至上”论占了上风，军队实际停止了一切现代化军队的列装，而卷入到经商的热潮中。军备废弛，训练基本停顿，“政委主军”的风气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前后。直到美国人的真正野心显露，才开始重整军备。而在此期间，美国人从来就不想真的帮助共產黨搞现代化，一个个已经成型的战略性国防建设项目被我们自己整顿得踪迹皆无（如运－１０、远轰、歼－９等等），而台湾人却在此期间获得了美国人大量的技术支持，包括“雄风”、“天剑”、“经国号”等的自制装备成型并装备。而大陆只是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被迫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类装备以应急。所以，这是邓时代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实际上是自废武功。

　　第三、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港澳的成功，又过分迷信“谈判”的威力与“一国两制”的吸引力，对与台湾基本不进行武力解决的准备，而是动不动“笔杆子”显威力，所以“批判的武器”成为唯一的选择，直到李登辉访美与“两国论”出台，大陆才再次如梦初醒。但，一九九六年的演习却因为台湾大地震的发生而停止，理由竟然是所谓“人道主义”，由此，终于失掉武力同意台湾的最佳时机，而“台獨”势力却从此走向肆无忌惮，并切呈燎原烽火之势。在此问题上，一些“纯正”乃至“天真活泼”的台湾问题专家们功不可没。

　　第四、过于相信国民黨的“一个中國”理念。国民黨本身就是一个大杂货铺的历史，被我们的某些“专家”遗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国民黨被李登辉成功地分裂成几块，民进黨顺利执政后，大陆竟然手足无措，要脱离政治因素搞所谓民间的“三通”。其实，在一个有军队的政府统治下，搞所谓单纯“民间”的来往是行不通的，最多只能是一种宣传上的技巧而已。这一点，与港澳有本质的区别。“政治挂帅”天天挂在口上固然可笑的，但彻底地认定是“不存在”，也绝对不可能的，甚至是极为天真幼稚的想法。所以，无论民间交往，还是所谓政黨交往（国民黨与其分裂派），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事实上，原国民黨及其分裂派与大陆的交往，更多地是处于一种选举的策略，一旦再次上台，能否从内心世界赞同并实施大陆的“一国两制”绝对是一个问号，而且是一个大大的“？”。而“台獨”分子却可以以“卖台湾”来制约其主张，更大程度上扩大“台獨”的力量。

　　第五、对于美国势力的过于亲近与恐惧。在七十年代末，对于美国人的亲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自己停止炮击与对美友好可以换来友好的回报。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只不过在从实物上的支援转向技术上的支援，所谓“八·一七”公告，实际上是外交工作中的一个笑话。这一个“公报”的实质，实际上允许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尽管有逐步降低或者减少等说法，却实际是承认与允许的同义词），即：技术层次稍低的武器可以卖给台湾，而且是合法的。谁见过一个国家允许另一个国家向自己国内谋求叛乱的一个地区或者一些个人出售武器，而且签定如此荒唐的协议书？因此，就有了以后几届美国总统多次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直至进攻性的武器，由于这样的后盾以及大陆的实际同意，因此，台湾迅速走向“民主化”，又在民主化的旗帜下迅速走向“台獨化”。之后的对台工作，转入所谓“两手准备”，但在每次对美国总统表态的时候，总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或者“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硬的一手实际上是根本不打算用的。大家见过俄罗斯的国家元首对美国总统做过车臣问题上的如此表态吗？菲律宾的总统对阿布沙耶夫武装做过如此的反复强调吗？从“敬”而生“畏”，从“畏”而称“臣”，别忘了，台湾可是完完全全的中國的内部事务！所以，这是大陆政策上的第五个重大失误。

　　因此，由历史的失误总结出的经验看，对台湾的方针实际是别无选择的，除了以军事手段重新确立内战状态，从而消灭“台獨”分子，并且解除其武装以外，实际是毫无任何别的选项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原载： 中國思维网

　　作者:凌云

　　一般说来，两岸斗争有三种方式：战、和、拖。显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岸仍然保持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状态，即“拖”。

　　很难说两岸都主动采取一种“拖”的战略，只不过情势使然。

　　从李登辉的“两国论”，到陳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和“台獨公投论”，台湾采取了“进两步、退一步”的主动进攻策略，挑衅两岸现状，以动摇大陆的决心，并在心理上为台湾民众洗脑。

　　这是一种等待时机、以拖待变的渐进性的台獨路线。如此看来，在两岸统独之争中，时间就是很重要的因素。

　　四种因素的变化

　　大陆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由此可以判断，美国的外力干涉是影响两岸统一的重要因素。而美国自卡特总统以来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并故意采取一种不对台湾方面承诺进行武力干涉的“战略模糊”。

　　在台湾这一方，台獨理念在台湾民众中颇有市场有三种因素：台湾的经济水平比大陆好，因为台湾人享受着优越的生活水平；台湾的政治水平比大陆高，因为台湾人实现了西方标准的民主化；台湾人对大陆有着较深的历史积怨，因为国民黨等外省人在历史上总是被描述为欺侮台湾本土人。归纳起来，就是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历史积怨和美国干涉等四种因素。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四种因素将如何变化？

　　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与台湾经济的萧条萎靡，形成了鲜明对比。两岸经济正在走向融合，2001年底台湾外贸对两岸贸易的依存度已达到10％，目前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投资目的地。经济是个大磁盘，它吸引着台湾人把希望投向大陆。而且，一些沿海大城市的生活水平和都市风采已经不亚于台湾，人总有候鸟倾向，很多台湾人已迁居到上海、北京和广州。

　　可问题是，大陆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率，今后在多长时间内能够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率，这仍然是一个谜。而且，台湾经济是否仍然长时间内这样萎靡不振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陆将逐步完善包括村民自治和乡镇选举的有特色的民主制度。两岸实际情况不同，政治制度当然也不同，这种不同引起的心理对立和政治对抗，将持续一个时期。鄧小平早已经给出药方，那就是“一国两制”。但是台湾方面总是炫耀它的民主化，并在争取国际舆论上标榜“民主牌”。

　　台湾本土人对外省人有着较深的历史积怨和族群仇恨，特别体现在美丽岛系等这一代人身上。随着时间的消逝，台湾年轻人逐渐淡忘了二二八事件和蒋介石獨裁等历史，对大陆的情感走向淡泊平和。尽管台湾当局现在急着推动文化上的本土化，但年轻人毕竟没有对那个历史时期的刻骨铭记。在某种程度上，台湾年轻人对大陆历史积怨的淡化将客观上有助于两岸统一。

　　可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现在大陆年轻人对两岸统一的心理认同和历史记忆已经大大不同于老一代人了，受全球化、民主化的影响，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身份认同已走向淡泊。

　　美国在全球居于领导地位，它将强化利用台湾钳制大陆。关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文章的精彩阐述，这里就不赘述了。总的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国际干预因素将有所强化，大陆不能对美国抱有幻想，要尽量争取在大陆采取必要行动时美国不干预或保持中立。

　　“拖”并不绝对地站在哪一边

　　因此，在两岸统独问题上，时间是一个变数，“拖”并不是绝对地站在哪一边。而且，谁也不能担保，国际形势和两岸形势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内不会发生像九一一事件那样的突发性事件。

　　也许陳水扁看到了时间的变数，所以他利用现在美国鼓吹“中國威胁论”的国际形势，跳出来鼓吹“一边一国论”来推动台獨进程，为9 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造势布阵。

　　1982年，大陆曾定下了80年代三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但由于蒋经国的离世，李登辉明统暗独，这一历史机遇擦肩而过。大陆如何抓住短时出现的历史机遇来推动两岸统一进程，是一个考量政治大智慧的问题。

　　作者任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丁斗

　　已几度公演的多幕舞台剧“台海风云”再度上演了，只是今年台湾方面的男主角由自称“台湾之父”李登辉变成了“台湾之子”陳水扁，也算是“子承父业”。根据以往经验及刚演完的第一幕“阿扁宣称一边一国，台海局势骤然紧张”的故事剧情，我们不难推测出之后几幕的内容情节，想来不外乎“中央政府严词批判，全球华人严厉谴责”、“台湾方面解释澄清，美国政府不予支持”、“大陆三军联合演习，台湾海峡风声鹤唳”，及至最后“大陆收兵台海重归风平浪静，和平统一两岸再举经贸交流”作为谢幕，观众早已司空见惯。而何以初时剑拔弩张，终了握手言和，透过现象看本质，作者以为皆由两岸之“气”“力”平衡所致。

　　此话何解？

　　先看台湾。自老蒋49年内战失败，败退台湾，无时无刻不想反攻大陆，光复民国，叫嚣“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只是事与愿违，台湾地域狭小，资源匮乏，实难肩负“反共复国基地”之重任，加之大陆民心凝聚，军力强大，老蒋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有生之年也未能得尝夙愿，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后小蒋就任“总统”，终于能够放下历史包袱，放弃不切实际的“反攻大陆”的幼稚想法，开始建设台湾，并试图引入民主政治（民进黨便是在其任内成立），更在1987年放开两岸人员交流，允许离散家属会面。此时的台湾，经济已领先大陆许多，所谓“小富即安”，由生活富足所导致的安于现状使岛内对台湾未来前途的思考变得更为迷茫。“反攻大陆”早已成昨日黄花，而獨立建国的思潮开始渐入人心，李登辉的上台执政更是助了台獨分子一臂之力，先是解除“动员戡乱”，接着“冻省”，最后提出“两国论”，渐进式台獨被他演绎得丝丝入扣。而呼号“台獨万岁万万岁”的陳水扁更是“唯欲独之而后快”，尽管百般伪装掩饰，无奈心魔已现，指望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无异于痴人说梦，“听其言，观其行”也成了纵容绥靖的代名词，他对于台獨理念的实践真有一种“无论前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精神，只可惜与“光复大陆”一样，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发展潜力所导致的先天不足使台湾在寻求獨立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加入国际组织屡试屡挫；“邦交国”一减再减；台商投资大陆热情空前高涨。于是乎尽管气势如虹，可苦于力所难及，獨立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再说大陆。尽管建国伊始欲乘胜一鼓作气解放台湾，但一场朝鲜战争，加上美国第七舰队的干预阻拦，有心无力，丧失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此后的金门炮战，两岸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共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随着蒋介石、毛澤東的先后谢世，两岸各自发生了巨大变化。有道是“穷则思变”，更何况命将不保了，被“纹化大革命”差点“革”了命的大陆终于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体制变革，改革开放使大陆的巨大经济潜力得以释放，鄧小平的一句“贫穷不是社會主義”促使人们解放思想，经济得以突飞猛进，他的历史成就堪舆“光武中兴”并肩。经过20余年的发展，如今的大陆经济如日中天，国力蒸蒸日上，实现国家统一可谓“指日可待”，无奈“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足也使人们对战争更加敬而远之，邓的另一句名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避战准备了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也算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再加上国际情势的纷繁复杂，使得大陆对台政策慎之又慎，正是力之所及，而气之不逮。

　　台湾是有气无力，大陆是有力无气，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每次台海危机总是虎头蛇尾了。其实这本也无可厚非，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君不见，就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山姆大叔都要为推翻萨达姆这个番帮小国的总统而奔走呼号，更何况既非力大无穷，又非气吞山河的海峡两岸了！

　　作者:知仁

　　中國大陆地区目前面临的两个紧迫课题是发展经济和抑制台獨。大力吸引台资，虽难免个别负面因素，但可以使台湾经济和大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可收发展大陆经济和削弱台獨倾向一箭双雕之效。古语说“攻城先攻心”。在祖国统一这一事业中，我们固然要使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手段，但绝不能忽视文化手段。向台湾人民展现中华文明的华美和伟大，让他们，特别是台湾青少年，觉得做一个中國人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应该成为大陆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人心的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和保证，至少可以延缓分裂。大陆方面应该充分使用电视剧、流行歌曲和电子游戏等各种现代文化娱乐产品，“从娃娃抓起”，让台湾青少年在哈美哈日的同时（“哈”：因热衷而追求、而痴迷、而疯狂），也来哈京哈海（崇尚以北京为象征的中國传统文化、以上海为象征的中國现代文化）。

　　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吸引台湾的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产业过来的时候，也应该积极地去台湾开拓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和制造业不同，相对台湾，大陆在文化产业方面有着很大的比较优势。大陆应该用经济手段指导和支持大陆、港澳以及台湾本地的文化企业，以亲切自然、力戒说教的文化娱乐产品，“润心细无声”。

　　我们应该明确一个观念：发展经济可以和统一大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经济和文化应该、而且也完全可以在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陆和台湾未来的统一是政治上的统一。要使政治统一能够水到渠成，首先要作到人心的统一。现在对统一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民进黨陳水扁政权，而是广大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认知越来越淡薄，和大陆之间的感情联系越来越少。美国现代文化，以及把美国文化加以改造后形成的日本现代文化，构成了台湾青少年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使他们在感情和理智两方面都逐渐靠拢美日，而疏远大陆。

　　大陆方面对此应该有极其清醒的认识，应该及时采取行动，扭转这一趋势。在这里，板着脸的说教，不仅没有丝毫作用，反而更糟。大陆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流行文化产品，向台湾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传输一个积极、亲切的大陆形象。

　　流行文化以平易近人、轻松随意的形式，洞察受众的心灵，引起受众感情上的共鸣，因此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很强的自我扩散能力。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一波又一波的港台流行文化，攫取了大陆青少年的心灵，其中的奥秘值得我们研究并加以利用。

　　大陆在文化产业的具体操作上也许还缺乏丰富的经验，但是在提供文化产品的灵魂——内涵——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兵马俑在台湾展出，居然吸引了一百多万观众，要知道台湾人口不过两千余万。因此，大陆应该采取灵活的方针，通过民间公司，和熟悉台湾文化消费心理及市场的港澳台美日文化企业进行合作，策划创意生产并在台湾包装炒作推出符合前述原则的文化产品。中國文化在台湾有很深远的积淀，这是大陆展开“文化统战”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设有一个非盈利性的特种基金——中华发展基金，其活动有“资助大陆人民出版学术著作”和“奖助在大陆地区出版之台湾地区著作”等。它资助出版了很多研究中國文化的书籍，例如《中國越剧音乐研究》和《金律研究》等。大陆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社會主義制度的优越性，设立类似基金，资助和奖励有关个人、集体和企业。可以积极运作的文化产品种类非常多，例如：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台湾播放时，起先收视率并不高，但是部分年轻观众在因特网上围绕它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媒体的注意，结果激起了普遍的关注，不仅收视率大幅度提高，还产生了延伸效果，激起了人们对徐智摩作品和五四时期文化的兴趣。

　　流行歌曲——大陆歌手使听腻了美日音乐的台湾青年耳目一新。朱哲琴藏味十足的《阿姐鼓》在台湾推出时，十分轰动；最近，由三个年仅十六、七岁高中生组成的“花儿”乐队在台湾唱片圈吹起一股“北京风”，连港台明星也唱起了他们的歌。外形没有什么吸引力的韩红，以她独特的气质和歌喉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相信在台湾也会获得巨大成功。

　　电子游戏——这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如果大陆在具体的软件编制方面技术落后，可以和技术先进的港台公司合作，由前者进行文化内涵的策划和构思，由后者具体制作。成年人实际上也是电子游戏的潜在消费群体，不能忽视开发针对他们的电子游戏产品。

　　因特网——台湾两千多万人口，上网人数已经突破四百万，而且很快速的往五百万迈进。一些资料说，五个台湾人有一个每天固定上网，而在这五分之一的上网人中，又有五分之三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数字表明网络在年轻人生活中的地位已经十分重要。大陆应该积极支持民间企业建立各种使用繁体字、台湾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内容网站，展现中國文化的魅力。应该设立介绍简体字的网站，宣传简体字有利于普及教育，设立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对照功能，帮助台湾青少年学习简体字。

　　电影——中國电影近年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这里面有中國文化本身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因素，也有日资美国电影公司宣传炒作的贡献，值得研究借鉴。

　　玩具——一个简洁的、用寥寥数笔画出的、没有嘴巴的卡通小猫——“凯蒂猫”，风靡台湾。据说拥有该猫产权的某日本公司，在一年中仅靠授权费就可以收入上百亿日元。可见小小卡通的文化和经济效应却一点不小。

　　服装——如果台湾流行起了唐装，陳水扁要搞台獨，费的工夫肯定会增加一点：他首先要想办法让大家回家换衣服。

　　书籍——大陆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很大，卖大陆书的书店生意很好。陳水扁不得不启用十年前颁布的“法规”，以禁止买卖简体字书籍为借口进行阻挠，但是引起了舆论的反感。

　　台湾“和统会”副会长郭俊次说：“众人皆知，‘文化’最大功效，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内化’到心中；只要一代，其威力不亚于陆海空三军。”中國人喝了几千年的茶，但是可口可乐依靠广告赋予产品的文化内涵，在不到一代的时间里，就使这种糖水在大陆风靡开来。因此，在统一事业中，绝对不应该忽视文化的力量。大陆有关部门应该组织文化娱乐、网络信息和广告公关等领域的有关专家和企业，形成一支有效的队伍，和港澳台相关企业合作，展开“文化统战”。

　　文化统战的实质是“人心统战”。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使台湾人民溶入祖国大家庭里来。例如足球联赛应该邀请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球队参加。现在大陆有大量台资企业，一定会有台资企业愿意赞助台湾足球俱乐部参加联赛。如果台湾独自组建足球队，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支球队打入世界杯决赛的可能性等于零。这次中國足球队打入世界杯，如果在组建球队时能够考虑统战因素，邀请一名台湾运动员参加，一定会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大大增强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认同感，增加他们作为中國人的自豪感。

　　大陆的学生在寒暑假买火车票，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我们也可以对港澳台的学生实行这种政策，鼓励他们利用假期前往大陆旅游，增加和大陆人民的接触和了解，让他们亲身体验到大陆地区的辽阔和多样化，为自己是中國人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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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佶

　　大夫开的药都是“发烧价”

　　就在前两个月，新华社的一位记者眼睛得了轻微的结膜炎，到北京一家社区医院就诊。大夫给他开了一支眼药水，是5 毫升装盐酸环丙沙星滴眼液。记者一划价，15.70 元。记者随后来到与医院相距百米的一家购物中心，看到药品专柜上一模一样的滴眼液售价仅为6.60元，两个价格相差9.10元。

　　几天后，这位记者又来到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想在这里得到一个放心的药价。几经打听，结果有些出人意料：病还是那个病，但这种滴眼液又生出一个新售价——每支12元。

　　这位记者不甘心，又按照环丙沙星滴眼液中的使用说明书，把电话打到×××制药厂，得到的出厂价报价是：“一次进货一箱以上，每支价格3.80元。”而且，经过讨价还价，价格还可以降到3.50元。

　　在成都，另一位记者更是目睹了一场药价直线蹿升的全过程，令他触目惊心。

　　前几天，这位记者随一位重庆来的熟识的药品批发公司购销人员老李，在成都药品市场作了一次体验。在一家药品批发公司，老李要10件环丙沙星、5 件胸腺肽。对方的报价分别是每盒2.40元和9 元。久经沙场的老李要求让利打7 折。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双方最终以8 折成交。

　　随后，老李来到一家小医药推销药品。看起来，双方已是常打交道的。但老李的报价还是让记者大吃一惊：环丙沙星每盒5 元，胸腺肽每盒21元。讨价还价后，老李最终以给医院50％的高额暗扣而成功地攻下了“关”。老李说，虽然出了“血”，但扣除各种费用，他至少还有30％赚头。而记者在该医院从病人的处方上看到，环丙沙星和胸腺肽这两种药分别卖到了每盒11元和89元。

　　就这样，一盒环丙沙星就从最初的批发价每盒1.92元卖到了11元，而胸腺肽更是从7.20元被抬至89元的“天价”。

　　没谱的药价把某电视记者也招来了。7 月里的一天，记者自称感冒，在北京选了三家不同的医院，前往就诊。

　　第一家医院是二级医院，这里的医生给记者看了下嗓子，听了下肺部，就诊断为咽炎和感冒，记者在这里共花了72.20 元，其中中成药64.40 元，西药开的是复方新诺明，3.80元。

　　第二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医生也看了下嗓子，听了下肺部，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记者共花了158.86元，其中中成药67.50 元，西药开的是赛锋和康泰克药，共75.66 元。

　　第三家医院也是三级甲等医院，但知名度和规模都比第二家大，这里的医生只看了下嗓子，就开了处方，记者则花了191.30元，其中中成药93元，西药开的是3 盒罗红霉素，93.30 元。

　　另一位记者从医院用27.90 元购得一盒广西桂林制药厂生产的罗红霉素，规格是150 毫克、6 片装的。然而，调查发现，一张由制药厂开出的销售发票上开出的罗红霉素每盒单价是4.70元，这盒罗红霉素以4.70元出厂，医药公司以6.80元批发给医院，医院以国家规定的零售价27.90 元卖给患者，获利21.10 元。

　　根据“业内人士”的介绍，记者列出了以下的并不全面的“计算公式”和“经销流程”，仅供读者参考和解惑。

　　药价＝药品成本＋广告费用＋推销费用＋医生回扣＋医院加价

　　经销流程1 ：药厂→医药代表→医院→医生→患者经销流程2 ：药厂→经销商→中间商→药店→患者

　　药品成本：翻10倍后再定价

　　如果你花100 元买的一盒药，也许只值10元，甚至是5 元钱，你会想得到吗？实际上，眼下国内的一些新药的定价就存在这种暴利。

　　以环丙沙星为例，每支出厂价为3.50元，而在一家医院却卖到15.70 元，抬高4.7 倍多。一盒批发价才5 元左右的阿昔洛韦片，零售价达到二十多元。这还不算是高的。某药厂生产的“先锋”，批发价每支仅为1.45～1.59元，而在一些大医院却卖到二十多元一支，至少多卖12倍以上。

　　某药业公司的一位销售经理一语道破了天机：“我现在卖的这些药实际成本只有申报价格的十分之一！国内新药的零售价多为生产成本的10倍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0倍！”

　　其实，这么高的定价，药厂并没有赚着多少钱，因为药品的出厂价并没有提高，高就高在医院卖给患者的零售价上，是折扣在作怪。药价越高，提成的基数越大，折扣和回扣也就越多，而医疗机构及药品经销单位是主要获利者。

　　现在制药厂家竞争非常激烈，不给医院高额折扣，这药就甭想卖出去，所以，不把药价定得很高，哪来的钱给医院呢？

　　如果按照我国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药品的批零差价不应超过30％，也就是说，一盒批发价5 元钱的药零售价不应超过6.50元。可是，这么多高价药品却都已经顺利地通过了物价部门的审核，这是为什么呢？

　　据业内人士透露，很多药厂都把制造成本、广告费用和销售费用大幅度虚列、抬高，由于药品生产过程比较复杂，技术性较强，政府物价部门很难确切掌握各类药品的真实费用，对药品的报批价格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使得药厂虚假的成本报价顺利“瞒过”物价监管部门，成本几元一盒的感冒药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被定为零售价几十元。

　　其实，在1990年以前，国家对药品的审批控制十分严格，国家明确规定，出厂价在成本价上加5 ％，批发价在出厂价上加5 ％，零售价在批发价上加15％，任何人不敢随便提价。

　　但1990年后，国家将审批权下放到了各省市的卫生主管部门，从此，情况便不一样了——“放开搞活”，各企业只要舍得花钱，便不愁搞不到批文。等到国家发现药价失控，收回审批权限时，药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据调查，90年代以来，全国医疗药品消费总额以年均21.4％的速度递增。人均医疗药品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20％，卫生部门每门诊人次和每床日药品收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22.9％和25.2％，我国医疗药品消费总额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达50％以上。

　　药品广告：花钱越多越好卖

　　当你吃一种药的时候，你想过吗？也许除了吃下那一小片药片，你还把连同药品而来的那些广告也一齐“吞”了下去。实际上，在药品的定价中，药厂的广告费用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有越来越膨胀之势。

　　如今，人们看电视，遭遇最多的恐怕要算是药品广告了，无论是在“黄金时间段”，还是“垃圾时间段”，我们都能看到众多的影视明星，老的少的一齐来补钙。其覆盖面之广、播出频率之高、投资之大，远胜于当年的那几个“标王”。

　　炒股票的股民都知道，某证券研究所曾经对某制药集团作过一次专门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中预计，该集团今年的广告支出高达10亿元，而该集团这三年来用于药品的广告投入也以每年近3 倍的速度增长。那么，药厂花那么多钱用在广告上，能盈利吗从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现象：谁在广告上越敢豁出去，谁生产的药就会越好卖。

　　某药厂1996年没有给药品作广告，当年销售就亏损了；1997年投放广告1000万元，一举扭亏为盈，销售额猛增到1 亿元；1998年广告额翻了一倍，投放2000万，销售额也翻了一倍多，达到2.2 亿元；到了1999年，药厂胆子大了，索性拿出2 亿元做广告，销售额一下子来了个“四空翻”，高达8.6 亿元。

　　据了解，2000年某药厂广告总投入是6.19亿元，而2000年的销售收入达到44.9亿元；2001年该厂的广告播放费是11亿元，该厂经理在药交会上充满信心地说，我厂今年的销售额将增长40％，即销售收入超过60亿元。

　　厂家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本无可厚非，但实际上，药厂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大的实际利润。某药厂1999年其主营业务收入是44.9亿元，主营业务利润是16.7亿元，而利润总额只有2.1 亿元，净利润只有1.58亿元。

　　那些钱都跑哪去了很简单，都流失在销售环节中了，销售收入高，销售回扣同样也很高，这些广告费，最终还不是要放在药价里，摊在广大的患者头上？

　　医药代表：搞定医生七步曲

　　与药厂的广告费相比，接下来在药品推销过程中的加价才是最大的黑洞。而在这个过程中，医药代表则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所谓“医药代表”，是制药厂家为推销自己的药物而招聘的药品宣传和推销者，是厂家和医院之间的中介。现在，几乎每家制药企业都有自己的医药代表。据国家经贸委医药司的估计，仅活跃在北京的医药代表就有1 万人左右。

　　医药代表的作用，不像国外药厂那样只停留在介绍药品的疗效上，而是把“主要工作”放在对医院和大夫的“公关”上。据新华社的调查文章显示，这种“公关工作”程序大致可分为7 个步骤：

　　1.结识药剂科主任，由他指示把药送给临床大夫试用，这中间自然少不得要给二者送些“联系感情”之物。

　　2.与试用药物的相关科室主任拉好关系，以赞助学术活动、添置办公用品等名义，或者用钞票使主任满意，再由主任或大夫写一份用药申请，然后在医院专事批准进药的药事委员会提出。

　　3.在药事委员会开会前，必须买通主管院长、药事委员会重要成员、药剂科主任和有关医生。

　　4.向采购、库管员、财务等人士表示表示，以便医院尽快到与厂家合作的医药批发商处进货。

　　5.进货后，还要为日后的顺利结款疏通关节。

　　6.接着，要和每位有处方权的医生拉关系，让医生指导患者使用他们推销的药品。这一环节就需要给医生回扣了，还美其名曰“临床促销费”，其额度一般为药品零售价的10％至20％。

　　7.由于给医生的折扣多少要根据药房统计的药方付费，所以还要给统计人员“统方费”，一张处方付几角钱。

　　这一整套程序下来，药厂的花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万元。据了解，回扣的支付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受欢迎的是直接把现金给开处方的医生，或是把现金给科室，由科室“小金库”管理，按医生开具处方的多少分摊，或是作为科室的活动经费。还有的医药代表把医生的学术参考书、参加学术活动、旅游、娱乐等医院和科室报销不了的费用都给报销了。

　　一家外资药品公司的“医药代表”告诉记者，许多医院科室里的饮水机、干手器、微波炉，甚至空调、电脑、VCD 都是制药公司和医院“联络感情”的产物。有的大医院将医生为某种药物的“开方费”作为科研基金，掌握在科主任的手里，科里的医生出国开会、进修或添置器械，费用全出自其中。

　　甚至某些大医院的办公大楼也主要来自药品的折扣收入。至于被临床医生收进个人腰包内的那部分折扣，便纯粹属于机密，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他知了。

　　药品回扣：几十亿元落入谁的腰包

　　药品的回扣就像一剂灵丹妙药，使药厂的药品销售额直线蹿升。一些药厂为了打开销路，竞相出招，你送10％，我就敢给20％。据一些医药代表说，有些药品的回扣率高达40％，甚至更多。

　　一位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仅根据他掌握的情况，目前在该院可以拿到回扣的药品有几十种，西药有“维宁佳”、“泰德隆”等等，中药有“血美安”、“再障生血片”等等。以安徽某药业公司推销“维宁佳”甲磺酸培氟沙星为例，开1 支针剂，可得回扣4 元，片剂一片可得3 元，1 支“泰德隆”针剂的回扣竟高达8 元。有的医生一个月的回扣就多达上万元。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个别医生连本应圣洁的医德也抛在一边了。有些病人用“胺卡那”、“氧氟沙星”这类4 元1 支的消炎抗菌素就可以了，1 天用2 支，用药10天花费不足100 元。可有些医生就是喜欢让病人用六十多元1 支的“泰德隆”，1 天要用6 支，用药10天就是4000来元。

　　一种抗生素针剂，因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害，按规定一个患者每天的用量不能超过2 支，然而，一个医生为了多拿每支12元的回扣，竟在一个患者身上每天打6 支。

　　在不法药商的“糖弹”面前，全国各地每年都有不少人中“弹”落马。

　　湖北省纠正医药购销不正之风领导小组根据不完全统计发现，当地五家部属、省属医院从1999年7 月1 日至今年4 月，共向医药集团索取折扣860 万余元，从1998年元月至今收取赞助费累计92万余元。

　　2000年7 月，长春市工商局在查处一家药厂的行贿案件中发现，从1998年初到2000年4 月，上海、广州、江苏等地的十几个大药厂，给长春市10家医院的药品回扣额竟然高达两千多万元人民币，涉及医生二百多名。

　　这家药厂给一家大医院的回扣明细表合计一栏中写着：“1998年325869.63元；1999年237391元；2000年1 月至4 月163102.38 元”，这仅仅是一种药的促销费，两年多中就高达七十余万元。

　　这起案件仅仅是揭开了药品回扣黑幕的冰山一角，这座冰山到底有多大很难有人说得清。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纠风办提供的一份权威调查显示，1998年列入医疗机构账面的药品折扣收入即达到90亿元，相当于药品购进额的16％。

　　据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显示，2000年以来，仅安徽、山东、河南三省初步统计共查出药价违法金额就达3.25亿元。其中，又以超差率提高药品价格所获得的违法所得占绝大部分。如某省医科大学一附属医院仅此项违法金额就达1300万元左右。某省的调查统计数字更加惊人，全省乡镇以上医院一年内竟出现了14亿元的药品批零差价和让利、回扣收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药厂到一级批发站的进销差率是5 ％，一级站到二级站是5 ％～8 ％，三级公司到医院、药店是15％。也就是说，总的批销差率是25％～28％，但这项规定已名存实亡。

　　（摘自《百姓关注九大热点话题》，中國纺织出版社2001年9 月版）

　　作者:天行

　　一般认为中國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产生的新事物，是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对中國的策略由战略拉拢转为战略打压而激发的。但我认为这揭示的只是当代中國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没有揭示整个中國民族主义的历史。并且这种观点只指出了中國民族主义产生的外因－－－美国对中國外交战略的转变，而没有揭示深刻的内因－－－八十年代期间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质上是又一次向西方学习，但这次学习并不是很成功，这种不成功的学习在中國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面对着这些严重问题，崇尚西方的人认为是中國学习的还不够，但更多的人却对学习西方产生了疑问和怀疑。这些怀疑的人之中，轻者怀疑的只是西方的用心－－－对华政策，重者对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培养了深厚的试图以中國为本、以中國的繁荣强大为目标，而不是盲目崇拜西方，以完全西方化为目标的意识。单从外因上很难解释当今中國民族主义成长的迅猛态势以及广大民族主义对美军炸我大使馆、撞我飞机之时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反对，而包括对它的制度、文化的严厉批判。

　　1848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是用大炮打开中國的大门的，近代中國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國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学术界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但在古代虽然没有成熟的民族主义学说，但肯定存在强烈地民族主义意识和原始的民族主义形态。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都是强烈地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反映；游牧民族中各部落间的斗争丰富的体现了原始的民族主义形态－－－部落主义。那么中國的民族主义是不是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的产生？我认为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我赞同这样的话，“民族主义是弱者的反抗，强者是不需要民族主义的，强者需要的是爱国主义、是国家主义”。当国家弱小、备受欺凌时，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就必须转化为民族主义；当国家强大、威震四方时，民族主义就必须转化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为什么呢？因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是空间上的、是静态的，而民族主义则是时间上的、是动态的。一个弱小的、备受欺凌的国家是不值得爱的，但是我们的民族却是有过去和未来的，我们可以为我们民族光荣的历史感到骄傲，我们也有权利、有义务为我们的民族开拓一个好未来。许多人常以美国没有民族主义只有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来批评我们的民族主义，那是极其错误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他当然不需要民族主义而只需要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欺辱他，只有他到处欺辱别国。同样的，我国古代也只有很少时期盛行民族主义，绝大多数时期盛行的都是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不因为什么，只因为我国是古代文明的一个中心，很少国家能欺辱我们。张文木先生提出的“用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是不对的，不符合我国的现状，没弄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真实区别。不过，当中國强大到足以称雄世界、拥有当今美国的地位之时确实应该用“用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因为我国不是类似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地缘小国，我国是地缘大国，我国不需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那样对其前途和命运担忧的紧张心态，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心态。

　　中國的民族主义最有意义的是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中國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却是相当曲折的。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中國民族主义和排满主义结合的时期（从洪秀全到袁世凯）：

　　清朝是满人统治的时期，在广大汉民族之中一直存在着一股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统治的情绪，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借助了这种力量。另外，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践踏中國激发了广大中國人民反抗列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洪秀全身上已经体现了这两股力量的合流，特别是孙中山紧密的将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这两股力量合流的成功。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是一场规模很小，并且尚未充分准备的起义，但正是这样的起义成功的推翻了满清的统治，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积累起来的民族主义力量和排满力量之强大、基础之深厚。

　　需要说明的是，排满主义虽然是为了推翻满人的统治恢复汉人的统治，但这与大汉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大汉主义意味着对少数民族的限制和打压，而排满主义却并没有多少这样的成份－－－无论是在洪秀全还是孙中山等人身上都极少有这种成份，他们只是希望推翻满人的统治建立起中國人（并不一定完全就是汉人）的统治。我一位朋友在这方面的观点很精辟，他认为之所以要反满是因为满人是以满人的身份统治中國的，而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统治中國的，不仅如此他还对非满族实行着严厉的种族歧视，特别是汉人被歧视为最下等的民族。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唐朝的开国皇帝也不是汉人，但汉人几乎没有反对他们的种族主义情绪，原因就是李世民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统治中國的。汉人是最没有种族主义情绪的民族。

　　孙中山虽然提出的是三民主义，但他的成功却完全得益于民族主义。他的民权主义在当时还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掌握的新事物，在广大人民中毫无地位；他的民生主义虽然是当时的中國广大人民急需的，但比民生主义更重要、更基本的是中國的和平和统一，所以面对着掌握着当时最强大、最现代化军队并同为汉人的袁世凯，人民和广大的革命将领自然的选择了袁世凯。

　　袁世凯的上台更是完全得益于民族主义，得益于他的汉人身份及掌握着当时的军政大权的地位。然而袁世凯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这种资源，他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严重的违背了民族主义，这使得他在统治了不到三个月之后就在五四运动的狂潮中轰然倒台。五四运动虽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但它的精神原动力却是民族主义，五四运动的激发点就是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倒台充分的说明了，顺民族主义则生，逆民族主义则亡。

　　二、中國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相结合的时期（孙中山和蒋介石）：

　　孙中山虽然很早就提出了三民主义，但在袁世凯之前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主义和排满主义，但五四运动之后就不是这样了。我前面说过，五四运动的精神原动力是民族主义，但五四运动提出的奋斗目标却是“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普及了这两大理念，使得这两大理念不再象辛亥革命那样微不足道。五四运动本质上讲是通过民族主义这种力量来实现“民主”和“科学”这两大奋斗目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和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相对应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和民主主义相对应的。五四运动恰恰完好的体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五四运动的狂潮，袁世凯在这次狂潮倒台并死亡，他手下的大军阀们在他死后纷纷獨立出来从而使中國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严重战乱时期。在这一时期，孙中山接过五四运动的大旗依靠他的三民主义成功的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得他所领导的广州政权及二次革命取得了广泛的支持成为全国人民的向心。正因为这种强大的支持，才使得他领导的二次革命及继承他事业的蒋介石领导的北阀才能取得巨大成功。事实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的广州政权与当时的各大军阀相比是非常弱小的，没有这种民族向心力和对民主、科学追求精神是很难成功的。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不久逝世，蒋介石接过了孙中山的领导权并利用民族主义成功的建立了南京政权及至少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当时的中國。另外，蒋介石还践行了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为中國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现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蒋介石并没有践行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反而向其反面转变。这和蒋介石个人具有较强的獨裁意识有关，不过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极有关系。事实上早在孙中山就开始离民权主义越来越远，我从不怀疑孙中山是真心实意的想在中國推行民主、践行民主制的人，我认为是由于客观环境使得他不得不远离民权主义。我们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一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孙中山不能有效的控制他的下属。这和他没有建立牢固的领导权有关，不过和他主张的民权主义也极有关系。追随他的很多人都是民主主义的信奉者，都是反对獨裁的人。但革命却需要牢固的领导权需要下属的绝对服从，特别是象孙中山这样弱小的队伍。美国獨立战争虽然实现了民主制，但我们应该看到，不论是华盛顿还是谁他们领导的军队内部却是相当獨裁的，美国獨立战争说到底就是这些獨裁的军队共同追求民主的结果。不过在孙中山时却只有孙中山这支革命军是追求民主的，所以孙中山更需要獨裁，我认为孙中山是在看到他所领导的革命军所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之后是想通过个人的獨裁及追求民主践行民权主义。不过接替他大权的蒋介石却并没有这种热情。

　　三、中國民族主义和共產主义结合的时期（毛澤東）：

　　五四运动开启了真正的三民主义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并没能实现民权主义，并且民生主义做的也还很不够，但这场运动的支持力量却是来源于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其中尤其又以民族主义为根本。另外，五四运动还开启了另一场后来被证明为是更波澜壮阔、更成功的运动，这场运动就是共產主义运动。

　　孙中山提出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民生主义，从长远看确实是解决中國民生问题的根本方法及中國繁荣富强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其实就是被现代人所称之谓的现代化之路。不过这条道路的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大众来说这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共產黨在这方面采取了一条非常有效的短期道路，这条道路也就是古代农民起义经常用的“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实现现代化需要长期的努力，但“劫富济贫”却是可以立即做的。这条道路虽然是短见的，但对当时来说却是无赖的最好选择。正因为仲共当时卓有成效的解决了当时贫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所以仲共取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而沿用孙中山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的蒋介石却远落在了仲共后面。这是仲共能打败蒋介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仲共打败蒋介石还得益于日本侵略中國这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这样的时机里，作为在野黨的仲共显然占尽了优势。执政的国民黨必须坚决的抗日并还需取得积极的成果才能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但在野的共產黨却只要表明其抗日的决心就可以取得广泛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并成为他们的代表。不过日本侵略中國，蒋介石做的实在太差了，他的军队退却之快实在让中國的民族主义感到愤怒从而抛弃他。仲共正借用日本侵略中國团结了大量的民族主义力量并使自己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代表，不过仲共的成功还得益于其更早的时期就选择了民族主义道路。

　　一般来说，共產主义是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共產主义是反民族主义、反国家主义的，共產主义追求的是“全世界无产階級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路线。不过世界的真实情况远没有共產主义的导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那么乐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国际主义路线是在全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阶段，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爆发的情况下，全世界的无产階級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之下，列寧提出的“先在一国实现社會主義，然后再推向全世界”的路线则显的更现实。事实上，推翻封建社会的资产階級革命也是先在一国爆发的。不过，列寧的路线已经显示了共產主义的国际主义路线向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路线的转变。事实也表明，苏联是在借国际主义路线的名义实施其国家主义，这和当今的美国借用全球化实施其国家主义是一样的。没有那个国家会大公无私的帮助他国，国家和人一样是自私的——国家是世界的“个人”。

　　早期的仲共正是苏联国际主义路线的傀儡，他们只会照搬苏联的经验，按苏联确定的方针走，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重大挫折。正是毛澤東这位民族主义者，能从中國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找到一条符合中國实情的路线才使得仲共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并走上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次向民族主义方向的转变才使得日本侵略中國之时，仲共能迅速的团结广大的民族主义力量并成为他们的代表。

　　仲共的民族主义路线并不是到了抗日战争之后就结束了，而是被延续到改革开放。抗日战争之后，仲共成功的将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在中苏闹矛盾之时，毛澤東又鲜明的表明了自己不仅是共產主义者，更是民族主义者的立场。

　　四、中國民族主义的当代和未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國的民族主义最受压制的时期，这主要是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因为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张扬民族主义不利于中國的经济建设。另外，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这种学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崇洋媚外一统中國。难怪那些民運分子一想起那个时期他们的风光地位就感到非常自豪。不过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变得对中國相当不利。在国际上，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自然的将主要矛头对准了中國，这种矛头激发了中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八十年代的学习西方并不很成功，这种不成功的学习在中國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面对着这些严重问题，许多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疑问和怀疑，这种怀疑培养了九十代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这种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促成了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义的迅猛成长。

　　当然对于自由民主派而言，九十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并不是学习西方造成的，而是学习的不彻底、不完全造成的；但对于反自由民主的人来说，他们认为九十年代的问题完全是由于八十年代盲目学习西方造成的，当然他们很少有人主张完全回到毛澤東和中國古代的人，他们绝大多数只是认为不能盲目学习西方，而应该将西方的制度文化和中國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当前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学习；除这两派之外还有一派，这一派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和自由民主派一致，主张完全学习西方，但在国外政策上却与反自由民主的人一致，主张对西方采用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属于反自由民主派的人，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我看来，现今的自由民主派与受苏联控制只会照搬苏联经验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之流的初期仲共一样。一方面他们是美国打着全球化的名义推行其国家利益和霸权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國的国情不懂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优秀的因素与中國的国情相结合。当年毛澤東成功的将共產主义与中國的国情结合起来从而领导了中國的革命的胜利，我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再出现一个毛澤東，不过这个毛澤東主要不是革命的毛澤東而是治国的毛澤東，是能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优秀的因素与中國的国情结合的治国的毛澤東。当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毛澤東没能作这种结合？我要说的是，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个人能做完的，而是需要许多人来做。另外，毛澤東浓厚的共產主义情结阻碍了他的这种结合。因为共產主义学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学说，是论证共產主义必然会实现的学说，而不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学说。毛澤東从共產主义学说中无法借鉴治国经验。不仅如此，共產主义学说还是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学说。这种反封建上升为毛澤東对中國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而不是继承，这种反资本主义上升为毛澤東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排斥而不能学习和继承。正是这些因素阻碍了毛澤東对中國传统文化的继承及对近现西方文化的学习，但毛澤東又不能凭空的创造出一种社会来，所以毛澤東的中國在治国方面是极为矛盾和混乱的，这种矛盾和混乱又常常转化为内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國又开创了盲目学习西方的浪潮，到了九十年代我们确实应该冷静下来仔细思索一下我们民族应该走的正确道路，现今的民族主义浪潮我认为正是对这种客观实情的反映。我以前虽然提出过中國民族主义的最高奋斗目标是” 统一世界” ，但就本质上我认为中國民族主义的最高成就并不是统一世界，而是能激发出一大群能从中國实情出发，以中國的繁荣强大为本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民族主义者能以宽大的胸怀将中國传统文化的优质与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优质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文明的哲人。说的更简单明了一点就是，我希望中國的民族主义者中能孕育出一些类似于孔子、老子、墨子、韩非等的大哲人。不仅如此，中國的民族主义者中还需要出现一些实干家，能践行这些大哲人的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学说的人。中國的民族主义只有发展到这一步才是中國真正獨立自主、繁荣强大之时。当中國实现了这一步之后也就是中國的民族主义向爱国主义、国家主义转化的时期。我在文章的前面已经说过，中國是一个地缘大国，而不是类似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地缘小国，我们不需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那样对其前途和命运担忧的非理性的紧张心态，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平和的心态。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天下主义的情怀是最优秀的。

原载：神州思想文化网http://www.6000year.com/

　　作者:知原

　　我们是农民的儿子。

　　关心农民既非出于民粹主义的道德敏感，也非为了表演救世主的学术理性。原因只有一个：仅仅因为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大多不是农民问题的专业学者，但我们来自农村，我们知道那里存在的问题，而那些问题需要揭示出来。何况问题已经扑面而来了。在2000年被称为“春运”（一个多么麻木无情的词）的日子里，有民工被压死和自杀。就在前不久，骇人听闻的“苏萍轮奸案”又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悲剧搬起了石头砸扁了我们麻木不仁的灵魂——这些乡村里长大的灵魂已习惯于在各种城市化装舞会里参加“知识经济”的表演。

　　我们看见了“有限现代化”的开裆裤，一个从郡县设立时代就有的旧衣物。我们有话要说。我们必须说话。

　　我们不否认我们的“农民情结”。“怀乡”是一种宗教情感，因此我不想为之寻找“纯粹理性”上的理由。即使一定要在“理论理性”上予以辩护，那么这种情结并不抵触” 现代性” ，毋宁说它是对伪现代性的重新审视。我们不想学卢梭用四条腿爬回原始的家园，我们期望寻找站起来的农民如何告别物质贫困和精神匮乏——我们尤其想解释这种生存状况的乡土以外的根源。

　　我们的答案是：建立起点公正。

　　而建立起点公正的途径是：给农民自由。

　　这就是我的“自由先于公正”的理论，或“自由是最大的公正”的理论。不要“重视农业”，几千年来，中國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一直是农业的灾难。一个司空见惯的指责是：农民素质太低，因此不能给农民自由。素质论完全是低级專制主义特有的歧视性的、纯主观的概念，只有最卑贱的“素质”的人才热衷于这个概念，因为只有在将他人强迫想象为低人一等的时候，他才能“显得”高人一等。反驳这个臭名昭著的“理论”可以写几本专著，但我们在这里仅仅提出这样的反驳就足够了：既然今天的农民无力自治，那么50年前以及50年来的“农民”何以治人？难道素质是这样化分的吗：手里有枪的农民一定比手里那锄头的农民素质要高？根据常识我们知道，显然治人比自治需要更高的素质，如果不是一样的素质的话。

　　历史也不断证明，有枪的农民“治人”能够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对农民的專政结果必然是国家农奴制或超级奴隶制的诞生。

　　1949年以后，乡土中國第一次在政治上全面进入了“强制现代化”进程，但这一过程并未伴随“身份制”的“结构转型”。意识形态的热情控制了农民政府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这导致了农村经济在浪漫主义的起落中于1978年回到出发点，其最大的遗产是强化了二元社会结构。同时，传统乡村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符号之间的巨大断裂强化了农业政治文化的生存机会主义特征。

　　农民在经典理论中注定了他的命运。追溯馬克思对工业社会里各階級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他对农民階級的政治蔑视。他认为农民是反社会进步（“社会化的生产”）的保守力量，这种教条必然使后继的“现实存在的社會主義”运动成为农民的一场灾难。

　　按馬克思的意见，农民即使不是反动的階級至多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如革命时期）同工人階級结成联盟并接受工人階級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与專政。后来这种观点被写进国家的宪法里。《共產黨宣言》宣布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对立的消失。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我们决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所有者那样。我们对小农的义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为此提供帮助。当然，到那时，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

　　然而，由于社會主義在农业社会取得了胜利——也许它只有在农业社会才能取得胜利——新生的农民国家而唯一“足够的手段”就是以“兄长”的名义依靠强制力量剥夺自己的“兄弟”。这时候，最有力量的不是“土豪”，而是“国家”，不是城市国家，而是农民国家。

　　中國农民在“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运动中，长期看来，是人类“有农民”以来最无助的“农民”。“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消或减轻了；但是，有一点人们却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负担，也许较前更为沉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P.161 ）。

　　当第一个农业社會主義国家苏联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在社會主義理论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从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于国家落后，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社會主義在俄国的完全实现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共產黨政府继续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它也许会越来越多地丧失其社會主義的性质；“特米多尔式蜕化”也可能使社会在不公开破坏政治连贯性的情况下发生，苏维埃在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实现的条件下只能通过非社會主義的措施来保护政权。这种“非社會主義”的措施就是剥夺农民；对农民的粗暴的剥夺是在建立在工业文明的远大理想下进行的。

　　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暴行已经得到了很多披露，21世纪的人类将很难理解一种主义能导致的如此疯狂的悲剧。斯大林为此在克里姆林宫消灭了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从肉体上消灭了“富农”，并让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接下来发生的是30年代的大饥荒和国家经济的严重破坏。

　　中國共產黨同农民有着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中國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國革命更接近一场农民革命，黨的干部大多来自农民家庭。建设了十年社會主義后，彭德怀重返老家看到“父老乡亲”仍在“吃糠咽菜”，他的流泪是真诚的。但是由于不懂经济和对理想的迷信以及对农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更为迫切的狂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國农民的顺从习惯以及小农经济的软弱性和“力量崇拜”，使中國的农业改造运动更加广泛和影响深远。毛显然对农业集体化存有顾虑，我们可以把他对梁漱溟的无理攻击看作一种自我攻击或心理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有理由认为，集体化与其说是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经济人”的物质利益的需要。如果官僚同样具有经济人的自利性需求，那么杜赞奇先生就没有必要为“国民政府”在乡村的官僚主义努力的失败而惋惜。前景并不美妙。

　　改造“小农经济”至少有以下两个现实的原因：

　　第一，“唯生产关系论”。这在哲学上实际是“疯狂的自负”（哈耶克），以为人类可以通过对经济制度自上而下的“设计”实现社会进步。

　　第二，更为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都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便于建立农民新政权的“资源占用制”，实现他们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从而取得“革命回报”。此外，产权单一化便于将政治成本降到最低，并能够顺利地贯彻“社会理想”。农业社會主義改造无疑实现了农民政权在农村的“产权单一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发现现实存在的社會主義国家以消灭階級差别的名义建立新的特权階級。而这个“新階級”以意识形态借口淹没了他们追求财富的经济动机。对农民的征收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所有权征收：通过农业的“集体化”以终结农民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二是劳动成果的转移支付：通过行政手段或国家经济政策在工农之间的倾斜进行有利于工业的资源再分配，如通过产品价格剪刀差或高税收等手段，将农村财富积累起来“投资于城市的工业建设”，当然最重要的用途首先是确保“国家”对这些财富的“使用权”。

　　有人统计，除开税收, “30年来在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农民总贡献达 8000亿元”（《十字路口的抉择》 p.46 ）。甚至在1990-1992 年，农业通过剪刀差被转移出去的利益价值达 3966 亿元，是1981-1993 年1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总支出的2660.69 亿元的1.49倍。

　　由于“管理投资”必然导致的城市经济效益下降，不能追补农村的损失，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从而又引起工业后继乏力。这个过程也被称为社會主義的原始积累过程；工业化使农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而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结构失衡与社会不平等。在一个农业的国里，这个过程还意味着，大多数居民生活在社會主義工业化神话所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中。

　　集体化意味着一无所有的农民沦为“游民”（施蒂纳）。农民成为廉价甚至无价的雇佣劳动者，其经济存在特征往往使敏感的学者想到奴隶的命运：一无所有、对“大义名份”等偶像的人身依附、束缚在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而无任何人身自由（这一点比古代奴隶的命运还要悲惨）、不等价的仅够口维持生存的劳动所得、在政治上是二等公民等等。如果说在古代奴隶制社会，通过奴隶市场奴隶还存在找到有人格特征的主人的话，而现代的农奴永远只能拥有一个非人格的主人：国家。现代农民的命运因此表现为绝对贫困和普遍贫困。

　　首先是城乡差别。工人階級是领导階級，农民是同盟者。八个农民的选举权相当于一个工人的“选举权”。历史上自由－民主主义曾经反对过按财富多少而享有不同的选举权或政治参与权这种不平等，也相继反对过因种族和性别不同而在政治上的歧视，而今天，将面对因产业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又是现实的强制的结果）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和奴隶主义的荒诞的对话。

　　农民生活的贫困。集体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工业化又把农村生产资金和消费资金转移到城市。生产力停滞不前，落后的生产工具得不到更新，传统的牲畜和西汉时期的铁梨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仍然是主要的工具。此外，长期以来，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现金收入，这与他们对“国家”的巨大牺牲形成鲜明对比。农民收入是在年终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交售义务后以实物和现款一次性支付的。由于集体农业生产率低，加上自然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收入既不稳定，也很难解决基本生活之需。为了生计，许多农民不得不到当地工厂或城里去做临时工或者借债。面对中國农村的落后与贫困，哪些自我拔高的“知识经济”的演说者们应该闭嘴。

　　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险。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有什么关系呢？比如，劳动保险与农民是没有关系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农民的工作条件是比较恶劣的，他们既没有各项劳动补贴，也没有法定的劳动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恶劣的劳动环境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和生命。国家不负责农民的“劳保”和医疗费，生产队要自己办理农民的医疗和赡养老人的福利事业。生产队显然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普通农民患病无钱就医被推出医院或倾家荡产或坐以待毙的现象是极为平常的；而享受公费医疗的干部或职工对生病则没有这么强烈的恐惧，借公费之便作医药文章的反而屡见不鲜。农民显然对“医疗公费”做出了相当的奉献。有人统计，农民患者有 70%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得不到治疗；68% 因同样的原因应住院而不能。由于制度性歧视，在中國，穷人治病反而要多付钱。在死亡面前的不平等集中说明了一种结构性的荒谬与不人道。

　　农村救援和农村流放。农村往往是农业浪漫主义倾倒政治错误和政策“拉圾”（在某些人看来）的脏水池。“上山下乡”运动是把城市的政治危机和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村的一个荒唐和丑恶的例子，“中國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回去的社会”（《上山下乡》托马斯·伯恩斯坦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5月第一版p.2.），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农村的就业危机，也给整整一代城市青年留下了深重的“孽债”。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可变资本的短缺，农村失业现象尤其严重，并伴随着农村人口的膨胀而日益明显；只是由于农业劳动的特点使这一现象暂时隐藏起来。中國农村的隐蔽性失业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民工潮”中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社会危机。

　　民工歧视。80年代以来，中國约7000万民工正以最廉价的劳动力支持中國城市的“现代化”，新建的林立的高楼，到处涂抹着他们的血汗，而城市当局仍然拒绝把他们看作城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潜在的罪犯，经常利用警棍、耳光、监狱、劳改、遣送回原籍等流氓手段来对付民工。正是这些“盲流（具有中國特色的污辱名词）”给他们生产了低价粮食，以奴隶价格修路建房，并向城市妓院提供未成年少女，向城市家庭输送小保姆。中國农民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和城市化奉献了一切，而在他们几代人用生命和血汗建立起来的城市里，能在水泥管子里（啊，中國城市的水泥管子，多少官僚的仁慈假汝之名行之！）平安地度过一夜都已经是一种幸福了，似乎已经是一种恩典了。即使给这些劳工那么一点可怜的“报酬”，王山先生也心痛了（参见<<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他说，毛澤東时代多好啊，国家使用民力修路修桥修水利根本不用花钱，现在人心不古，“国家”建设的成本高了。让我们祈祷吧，这位先生仅仅冒充了德国人……

　　万恶之源的户口制度—现代保甲制度。如果说国有制使人民沦为游民，户口制度则把人民视如罪犯。户口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在这方面，农民连奴隶都不如。“治安良好”，因为它把人民象植树一样“栽种”在土地上了，并在上面刻上具有侮辱性的记号。在广东的一位警察据此能分辨出落在他脚下的一片树叶是来自大兴安岭，或者来自乌鲁木齐。

　　农村改革开始恢复经济学的常识。但农业改革10年以后面临着改革的深入的问题。同时，“赢利型经济”已经越来越肆无忌惮。“买东西不给钱”即“打白条”是这些伟大发明中最伟大者。一般认为，这种行径是日本鬼子或中國流氓之行为特征，现在据说已经是某些新“土豪”的精神文明的体现了——“我们毕竟打了欠条的！”这种事情曾是国民黨的若干“政绩”之一。

　　根据农业部长刘中一的说法，1993年国家从农民手里收购了 500亿公斤粮食，平均每公斤收购价在0.50-0.60 元，而同时，农民手仲共有白条 30 亿元。也就是说，1993年中國的抢劫犯彻底地凯旋了．

　　在广义上，白条是一种政治文化：在革命时期，革命承诺人民以幸福，于是，我们以鲜血和生命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在和平时期，建设允喏我们以将来，我们不断贡献劳动成果。但是，所有的承诺从来没兑现过，也没有人给个说法。所以我感到，发誓是往往是积累财富的惯用谎言。“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白条政治文化的一种必然现象。没有人相信，《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对于改变这个问题有多大意义，但是它至少表明了，在80年代以来，对农民的剥夺并没有因为农村改革而减少，有的甚至更加不人道。《人民日报》1994年2 月1 日一篇报导说：

　　“去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省平舆县辛店乡两路口村黨支部书记蔡天偿经请示乡黨委副书记郑玉林等同意，带领19名乡、村、组干部，到 5组村民蔡玉堂家收取集资办电尾欠款。在拿走99公斤小麦、10公斤芝麻之后，有人又强拿另半袋芝麻，蔡玉堂不让拿，有人吓唬说‘把他捆起来’，蔡玉堂遂于当夜上吊身亡。”

　　这种报道太多了．日本鬼子进村也不过如此而已——中國人民站起来了吗？应该是，不是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站起来了！同年的《经济日报》等报刊也刊载了一些类似消息：由于各种各样的收费太多，农民很难按时交齐，于是许多地方就成立了“征收工作队”、“突击队”等，到农民家催粮催款，有的甚至还带着手铐、警棍，农民交不齐，他们就拿粮食搬家具……

　　在各种白条中，还有一种叫“绿条子”，《中國青年报》1994年 1月22日以“农村又出绿条子”为名，揭露了邮政部门不兑付汇款的丑闻。

　　四川．一个15岁的小女孩为取100 元汇款给母亲治病，前后4 次往返40里山路，邮局无钱兑付，小女孩跪地苦求。这篇文章还说，到去年一月末，黄冈地区共积压待兑付的汇款单1.8 万张，金额达65.6万元。

　　解放农民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身份消灭而非肉体消灭）。这不仅要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保持 10%增长率），重要的是必须给农民以自由。但问题是谁“给”农民自由？我们的答案是：农民自己。农民自己必须争取自由，走锄头和枪杆子之外的第二条道路。1949年以前，中國农民的解放道路是陈胜、吴广的道路。历史证明，这种道路通向过去，而不是未来。革命偶像毁灭后，“山还是那座山”。而且，今天开付白条者曾经就是陈胜和吴广——要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中國农民历代祖先没有走过的解放之路。1949年以后，大寨和小靳庄展示了另一条道路。但它不过是乡村精英和政治精英互相吹捧而产生的神话，这是一条陈旧的道路，锄头的道路。出路也不在这里，不在南街村。

　　农民的解放最后仍然要靠他们自己，再也不需要救世主和揭杆而起，再不需要被树立为政治标本并在土墙上用水泥化装。美国政府反哺农业的政策是在农民的压力下采取的（联邦政府预算中每14个美元中有一个美元用作农业机构的经费，农业计划是政府预算的第三大户，农民从政府所得到的帮助可能比任何职业领域的人员都多），美国政府对农民的援助不仅是一种道德选择，更是一种政治选择。中國农民有揭杆而起解放自己的英雄主义传统，有发轫改革（安徽凤阳）的理性的勇气，也必然有和平解放自己的智慧。

　　由于农民缺乏对现代化的移情，“文明”的观察者也缺乏对农民的移情。我们必须看到，灾难性的农业政策是中國农民远离现代化的主要根源，在这种认识上，我们就会对中國农民的苦难和“愚昧”给与更多的同情，对他们可能支持自由报有更多的信心。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最不可救药的道德败坏不是欺压弱者，而是嘲笑弱者。不是不道德，而是嘲笑道德。不是强暴，而是恭维强暴。不是无耻，而是羡慕无耻。

　　是的，我不反对说农民有各种缺点，但我赞同林贤治先生的观点：这是“各种绳索”捆缚的结果。我更赞同赫尔岑的辩护：“那么，在这个社会中，你能举出哪个社会阶层比他们高尚呢？！”想想吧，那么无耻的政客，那么无良的商人，那么无聊的文人，那么无知的学生！

　　那些来自农村、而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他们首先有责任“回首家园”。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所有的中國人都来自这各共同的家园，或者刚刚走到村头，“出走”只能堕变为城市农民或伪市民，永远也不能成为市民。北京不过是一个大村庄，它只有反省自己才能进入城市文明。

　　我们希望能向“苏萍”赎罪，为我们这些“城市农民”向她赎罪，代表我的强大的、厌恶忏悔的祖国求她宽恕，向她忏悔。

　　我们渴望得到支持和理解。

原载：<<万维读者周刊>>第50期 (2000/8D)　 www.DZZK.net

　　作者:任不寐

　　2002年8 月3 日陳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在大陆网民那里激起了新一论“爱国”高潮。如果说去年对“911 事件”的幸灾乐祸表达的是对洋人的“伪勇敢”，这次喧嚣则把这种伪勇敢进一步深化在“同胞”身上了。不过这两次“爱国热情”都没有突破长此以往的那种理性和德性：那就是不知生命为何物，暂将口水度无聊。

　　此文不想更多评论这场新一轮的爱国贼表演以及它和当下中國大陆权力更替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这些喊打声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國人为什么这么爱“打”？我给出的不完全的答案是：第一、多年来我们关于政治的全部智慧就是打（辅助以阴谋）。第二、由于“打”得多了，整个社会逐渐丧失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普遍的人道敏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着重分析一下近年来接踵而至的“见死不救”现象。我们将会发现，如此严重的道德败坏，为杀人和战争鼓掌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凶手和看客的两位一体

　　就在全民共诛扁的“大批判”形势下，2002年8 月6 日的《兰州晨报》有这样一篇新闻报道：

　　因怀疑自己当乡村教师的妻子与学校校长有染，渭源县一职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有4 个月身孕的妻子扒光衣服，连砍78斧头，残忍杀害。在长达2 个小时的杀戮过程中，当地派出所干警、司法局局长、乡长、学区校长、学校校长等人在现场目睹了这一惨案的全过程，但却没有一人上前施救。先后三次接到报警电话的公安局长，70多分钟后才派人出警，但已与事无补。

　　78斧头。70多分钟。2 个小时的惨叫和旁观。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想想吧：男权丑恶到一夫多妻、缠足弃婴这种地步、暴力发展凌迟、审美这种境界、麻木深化到智慧明哲这种高度，暴力经生活常识上升到意识形态——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发生这种悲剧，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让“友邦惊诧”吧，那些脆弱不堪、未经斗争淘洗的心灵。这些凶手和看客希望“一夜完胜台湾”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几乎与此同时，一些媒体披露了另一起令人发指的案件：“歹徒连奸3 女无人敢言卧铺强奸案震惊广西”。2001年9 月19日，一辆牌号为川E －05507 的长途卧铺班车从川东南与贵州省遵义地区接壤的古蔺县开往广东省东莞市。车上除了3 名司售人员，还载有42名乘客。在这辆长途卧铺班车上，途经广西时，一歹徒兽性大发，竟然如在无人之境般，一路上对车上的 3名女孩强奸5 次；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卧铺车上有40多名司机和乘客，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和反抗。

　　凶残和懦弱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两种品质显然多年来是互相改造的。在一般情况下，凶残和懦弱未必是两种人，而更可能是同一种人。一个人在暴力面前的极端懦弱就更可能在更软弱者面前表现凶残。凶手和看客在我们这个民族生活中是“二位一体”的。这种状况进一步造成了在A 种情况下我是凶手、在B种情况下我是看客，同时在两种情况下互相支援这种局面。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开列出一分长长的清单（遗憾的是，它永远是不完全的）：

　　……陕西绥德一农村，两名歹徒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学校，将一名青年女教师轮奸。而众多的学生家长、村干部、学校老师及领导竟然围观了一个多小时。从孔孟之乡济宁发往文明城市青岛的长途客车上，抢劫得逞的暴徒众目暌暌之下将一名女青年强奸。

　　南方网2002年05月17日消息：“少女拒调戏被砍8 刀，20多个围观者无动于衷”。该报道说：一名来自湖南益阳的16岁少女，前日(5.15)下午在白云区京溪路，光天化日下被一男子调戏，少女不从，该男子于是找了一把刀，当着20多个围观者，对她狂砍8 刀。“当众行凶扬长而去”

　　大洋网2002年01月28日消息：香港一14岁女遭轮奸，10多人竟围观协助。香港一名14岁女生去年1 月惨遭两名青年男子强奸凌辱近3 小时，逾十名男女围观和从旁协助。

　　2001年12月11日消息：12月8 日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被劫喋血街头百人围观竟无人援手。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名大学生捅成重伤并抢去部分财后从容离去。

　　中國新闻社2001年07月24日消息：“武汉老法官浴血斗歹徒百人围观竟无人援手”。制止小偷行窃时，59岁老法官潘先德挺身而出与四名歹徒搏斗，在被刺一刀血流如注的情况下仍追击歹徒200 余米，可现场百余人围观竟无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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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道理”的冷漠

　　如果说面对凶手人们不敢上前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有一种见死不救则可以说是“毫无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求救者可以说没有任何危险，帮助者也没有什么损失，但人们仍然拒绝帮助，尽管求救者甚至跪地哀求，人们仍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仅如此，还有的“热情观众”见猎心喜，轻者嘲笑之，重者趁火打劫。

　　《重庆晚报》报导：2002年7 月30日凌晨6 时许，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1 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周围近10条小机驳船对呼救的人视而不见，只顾打捞水面的“刨财”……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 底朝天) 休息吧。

　　有研究者统计：仅1996年下半年《羊城晚报》所报导过的相关案例就有：7月11日广东雷州海面发生大风暴，十多名渔民被掀落大海，岸边渔民大呼救命，而停泊在附近的渔船竟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致使12名渔民葬身大海；8 月4 日，安徽省蚌埠市淮河新桥旁，3 名少年不慎落水，同伴急呼救命，而两壮汉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致使三少年命丧淮水；11月23日，广东东莞大塱镇，一妇女被摩托车撞倒，左腿断裂，腿骨外露，血流如注，躺在路边对围观者大声求救，数十名围观者竟无动于衷；1 月24日，广东阳西县沙扒公路新桥管理区代仔村附近一驾摩托车男子不慎翻倒在地，头破血流，不肢还被摩托车压住，当场婚迷不醒，十几名围观者却不予理会，几辆过路汽车的车主们只是停车看了看，又马上把车开走；1 月29日晚，南京市一民警被汽车撞倒，当场不省人事，其女友跪在路中拦车救人，一连驶过17辆汽车，竟无一停车救人……更有甚的，2000年3 月25日，广东徐闻县一9 岁女学生不慎跌落公园的游泳池，三名学生大呼救人，徐闻县公安局二名巡逻接报赶到现场后竟见死不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

　　如果一个陌生人闯入这个世界，他会提出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问题：这个世界还有活人吗？事实上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反复面临着这样的质问，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经过无数次的见死不救的历炼成为幸存者以后再成为看客。让我们想象一下，下面这三个案例中的儿童如果活下来，他们将怎样评价我们的世界？

　　大洋网讯2002年 4月6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广场3 个幼童落水，水池边围拢了二三十人无一援手。其中一个孩子在水里踩着水，急得一边哭一边向围观者作揖，岸上的一个孩子的母亲也下跪在地，求会水的帮助一块下水找孩子，但无人应答。最后孩子溺水窒息死亡。人民网2001年10月26日消息：24日傍晚6 时许，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丰路，3 岁的贵州籍小女孩蓝萍萍，掉进人行道上一个无盖沙井内，其母亲和大姨妈跪地向围观者叩头，哭着喊着向附近档口人员求救，围观者几十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下水救人，也没有一个人借手机给她们或帮助报警。10多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赶到将小女孩从水里捞出来，送到医院时，小女孩已经没救了。

　　2001年4 月3 日下午1 时30分，广东揭阳市榕城区仙桥镇11岁的男孩小杨和姐姐从仙桥渡口搭乘揭户0089号船到市区榕城师范附小上学。船行至榕江南河江心时，小杨在船尾边沿掉进了江水中，其姐忙向船上乘客求救。但当时船上20来名乘客谁也没有站出来救小杨。见求救无望，小杨姐姐奔向驾驶室，跪着再三向驾驶员请救，见驾驶员无动于衷，她请求“扔给他一个救生圈也行啊！”但一切枉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扼腕。绝望中，小杨姐姐向船上一外地人借了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小杨的母亲还以为孩子掉进水中肯定有人救，抱着一大堆衣服跑到江边准备给儿子换。一切太迟了，小杨已被江水吞没，母亲哭倒了，而那艘船仍若无其事地往返搭客。当晚7 时，在事发点约300 米处打捞到了小杨的尸体。……

　　丑恶得令人无地自容。但人类理性所预防的任何道德底线都可能被中國突破。东方网2001年 09 月29日有这样一条消息：2001年8 月12日下午3 时许，深圳鸿强公司两工作人员黄某和蔡某驾着摩托车往宝安28区方向开去，当路过灵芝公园门前“青春发廊”时，摩托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轿车相撞，黄某和蔡某被撞致重伤，昏迷倒地。蔡某抱在怀里的袋子被撞翻，袋中的材料款50万元港币和7000元人民币散落在地，当时现场有众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不但不及时向伤者施以援手，反而集体哄抢地上的钞票。……

　　什么是我们对中國的祝福？我们祈祷人们凶手不在场的时候尽可能实施救助、我们祈祷人们实施救助的时候最好不要等求救者跪地哀求、我们祈祷旁观的人们即使不施以援手的时候也不要冷嘲热讽、我们祈祷人们即使冷嘲热讽也不要趁火打劫……我们还有路可退吗？如果我们还坚守关于人的定义，我们已经没有路可退了。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你不感到孤独吗？

　　幸存者的残忍和冷漠

　　这样的消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美国女郎武汉街头救人市民旁观竟无人援手”、“4-15空难韩国人救助伤员，中國人见死不救”……是的，中國人，你到底怎么啦？

　　中國人是动物吗？不，中國人也是人。只不过我确信，中國人缺乏同情心。这种状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很难逆料，但毫无疑问，我们失去“神经”已经很多年了。由于失去同情心，我们更象动物一样地生存，而丧失了生活。社会学家说：“同情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一个人只有理解别人，才能进入周围的生活，才能有意义地生活。他越少同情就越象一头动物，并且越少真正地接触人类生活。”不仅如此，缺乏同情心使我们进入一种精神失常状态，麻木不仁而且审美变态。“一般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可以用同情心来衡量。是否具备同情心可以反应出一个人是否保持着精神健康……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似乎是唯一可靠的检验方法），精神错乱的实质是在人们大体一致的事情上不能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弱智则被概括为对较为复杂的同情完全不能领会。”（《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P100， 102）易言之，林语堂所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根本败类的民族”应该有一个比较严肃的解释，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根本有病的民族。

　　一种常见的社会学解释说：在农业社会由于交往的局限，人与人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因此表现为人的孤独和冷漠。事实上这种解释是同意反复。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國人长期以来囿于这种“农耕文明”？这种农耕文明如何创造了凌迟和一夫多妻这种文明形式？

　　我的答案是中國人是灾民。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一场或一整场残酷灾难的幸存者，并且是正在发生的灾难的受害者和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都教育我们：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他人是竞争者和敌人而不是同情的对象，而由于苦难多了，苦难已经丧失了对它的注意力。幸存者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是斗争审美和阴谋审美的。在这里，敌人意识、麻木不仁、见猎心喜、落井下石是生存必须和心灵自慰。同样，幸存者的社会舆论呈现“负向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这里的社会舆论完全是扬恶抑善的。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灾民的绝对贫困，任何物质小利上的纠纷都可能大打出手，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高度。在这方面，中國的知识分子比挥斧砍妻子的那位村民也好不了多少。

　　除了这种历史性的原因以外，冷漠和仇恨在社会上互相传染。或者说，冷漠和仇恨在社会上互相改造。一个儿童可能怀抱着某种善良的天性，但社会的麻木很快就吞没了他——幸存者的不幸是：无一幸免。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19世纪以来中國土地上各种残酷的战争和灾荒对人性的恶化，我们更不能忽视1949年以来以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扭曲，也不能忽视1989年以来伪市场化改革通过权钱崇拜对人性雪上加霜——政府行为在道德领域具有无与伦比的示范效应，这是毫无疑问的。

　　首先，政府暴行直接制造了死亡事件，这从根源上为见死不救现象出现和恶化扫除了最后的障碍，提供了事实上的前提。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人们无法在国家犯罪中对抗国家，抵抗暴政。国家的专横制造了暴民（正面适应）和顺民（反面适应），国家的自私和不负责任制造了机会主义者和流氓，生活之中因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暴君和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其次，政府缺位的示范效应。在很多案件中，政府作为特殊主体在法律上负有救助责任，但政府部门往往玩忽职守或袖手旁观。年初有消息称：某地派出所门前，多名歹徒将一农村人打得头破血流，几位警察竟呆呆地观看，而无一人制止。当受害人要求严惩歹徒时，在场的警察却要受害人找两个以上的群众证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乡黨委书记酒后驾车肇事见死不救扬长而去”（2002年01月24日20:58:27　人民网）、“山西一法制科长撞死中学生逃跑 110民警见死不救”（2001年05月10日19:24:36　新华网）、“女生避让领导车队落水身亡　副市长被停职”（2001年11月27日07:36:37　人民网）、“学生见义勇为献身巡警竟然见死不救”（中央电视台）、重庆见死不救的五民警受到处分（新华网重庆７月１１日电）、“干部有车却见死不救受伤民工断手被丢在野外”（2001-12-24:千龙新闻网）、“不顾伤者家属跪地哀求警车竟拒绝施救扬长而去”（法制日报 ）……

　　政府的见死不救不仅仅是官僚主义性质的，也是体制性的。什么是体制性的见死不救？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隐瞒因此客观上导致灾难发生和蔓延。震惊世界的“三年灾害”就是一个着名的例子。当代，恐怕除了几乎每天都发生的各种事故灾难以外，要数河南爱滋病问题最为典型。华中河南省文楼村被爱滋病肆虐得百孔千疮，村民指地方政府故意对患者见死不救。他们已向北京发出哀痛欲绝的请愿，恳求当局救救他们。但是，一直到2002年7 月份北京一民间爱滋病观察站被关闭为止，那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看到，一方面，在涉及权力利益的时候政府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政府是肆无忌惮地不作为。一方面，个人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是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个人在他人求救的时候是麻木不仁。幸存者的不幸是，他们在不幸中容忍了一个不幸的政府，同时使自己在更大的不幸中轮回，他们在自己的不幸中渴望他人的不幸，却总能发现自己就也不是幸免者。他们没有政府，也没有同类，并因此使自我在灵魂和肉体上彻底丧失。

　　沉默——为一种懦弱辩护

　　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是心安理得的。感谢上帝，每个人都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但是，面对这种内在质询幸存者拥有自己特殊的辩护理论。体制性的“见死不救”的自我辩护先后是：“历史进步要付出代价”、“死得其所”，“先让一部分人活下来”。而民间或知识分子的自我辩护是：真话要慢慢说、或者，“即使沉默或违心说谎但不要伤害别人”。

　　最后这个命题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最近提出来的，刘晓波先生为此专文加以批驳，为此一些知识分子也卷入了争论。那么怎么看待这场争论呢？

　　“一个人的同情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他面临的社会秩序，或者说他的同情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部分。”（《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P102）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钱刘文章都是在讨论同情心和当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确认处境是厘清这场争论的关键所在。

　　我想二位先生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中國社会当下存在很多权力滥用导致的人權灾难。对这一连串的灾难，从本文的立场上说，沉默与呐喊的区别就是见死不救和救的区别。在这种意义上，毫无疑问，沉默即罪。或者说，“即使沉默或违心说谎但不要伤害别人”这个命题在当下的中國语境中是个假命题。也就是说，当悲剧正在发生的时候，而沉默和说谎不可能不伤害别人，也不可能不伤害基本的道德原则。“当下意识”锁定了这样种结局：沉默就是见死不救，或者它在鼓励或纵容见死不救。即使我们拒绝对求救者的倾听，为沉默辩护也伤害了伦理底线。

　　钱文也许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出为沉默辩护这种心理状态，但显然表达了“自我怜悯”这种当下意识。问题是，由于文字发表后这种公共性质，它不能说不包含为“不得已沉默或说谎”辩护这种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对钱文进行理性的检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能自我原谅，甚至公开为“底线”辩护。这是别人的事情，这是下一代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强权统治的世界里，我们在技术上也很难判断究竟什么是“不得不”。这样一来所有懦弱都得到了宽恕（而且是自我宽恕）。而我们向林昭表达敬意的方式就是虚伪的，就变成了“你很了不起，我尊重你，但我做不到。”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低头忏悔也好，但没有必要为“做不到”找一条道理——做不到是没有道理的，唯一的道理是忏悔。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是，既然你反对鼓吹每个人都当英雄，那么你就要同时反对鼓吹每个人都当狗熊。但我们可以向英雄致敬，却不能向自己的软弱致敬。这也许是底线吧。为沉默辩护伤害了求救者，也伤害了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这些原则和良心事件密不可分。爱默生似乎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只有一半是他自己，另一半则是表达。”社会社会学家Charles No ton Cooley （1864-1929 ）说：“真正的社会存在是人的观念”。当我们打碎这些观念的时候，人的价值和尊严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人为钱文辩护说，刘和钱由于身份不同，所谓体制内外之别，因此体制外的刘应该比体制内的钱更“勇敢”。这种辩护比钱文走得更远了。不过我们得承认，90年代以来，体制内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为90年代的民族精神犬儒化增加了自己的话语。我们看到诸如保守主义、诸如渐进改革、诸如分工不同等“理论”蔚为大观。但说穿了，这些辩护不过是为一种懦弱辩护，没有什么“理论价值”。至于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道德免责”特权，这完全等于说体制内的人的道德水平就应该低于正常人。我并不反对懦弱，但反对懦弱出道理来，反对懦弱得理直气壮。

　　害怕，就是这样。而害怕，一方面是现实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一场灾难（对于钱先生等人来说可能是纹革）的幸存者。这场灾难还没有结束。

　　由于害怕我们见死不救，我们是有罪的。

　　作者:任不寐

　　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在于制约公共权力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语）。”我们搞民主政治不能说不重视，曾把他视作走出“兴亡周期”的“必由之路”，但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主要的认识偏颇一极是盲目攀比西方，钟情可能导致“动乱”的“大民主”，另一极是承认现状合理，以为政治改革应该“滞后于”经济改革，其实已将民主束之高阁。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首先突破这一根本障碍。其基本属性包括三方面：一是客观性，即符合国情，并蕴涵着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针对性，即能把住中國现存公权失控问题的病脉，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对症下药；三是实用性，即依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方法上突破，富有操作性。中國民主政治的特点不仅指一般静态区别意义上的个性特征，更重要的是指其良性发展中所显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且概括为以下四点。

　　由小而大，自下而上

　　过来的民主有个误区，认为民主就是要由全体民众来决定国家大事，民主政治的进展是由大而小，自上而下，逐步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然后到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各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等。实践证明它难以行通。中國是一个人口众多，差别悬殊的泱泱大国，国家大事纷繁复杂，大局稳定是一切改革发展的先决条件，历来一搞那种自上而下的全局式民主，总会激化矛盾，横生枝节，及至于否定权威，破坏稳定，所以每每只得无功而退，反而挫顿了民主的锐气。经验表明，中國目前还缺乏让全体民众决定国家大事的基本条件，决定国家大事还“只能是少部分人的事”。进而思考，让全体民众决定国家大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如何才能获得？何时才能推进？终究也难说得清楚，照此思路误导只会造成民主政治反复折腾的迟缓局面。而倒过来思考，即依据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推行谁有条件谁上，有哪方面的条件就先搞那方面的民主，然后再扩展提高，明确这样由小而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有两个显著优点，一是群众参与度高，务实性强，符合各自为主，从各地实际出发的科学民主真谛；二是层次越低，范围就越小，情况越简单，滋事也越小，比较稳妥，失误也易纠偏。

　　推行由小而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首先，要努力清理长期在封建意识、计划经济影响下形成的简单划一或“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逐步改进战争式、命令式和运动式的工作方法，认识到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促使各地依据自身实际在选择民主政治不同的形式、内容、结构以及进程上有所突破；其次，要正确界定层级间的职能，各种公权什么时候应该怎样集中或分散，应放在什么层级，都要合理，使由小而大，自下而上的民主在每一发展阶段都有明确具体的公权约束对象。要摈弃总把各层次的政治方向看得过重的陋习，认识到群众在既定范围的民主活动，一般无碍大局稳定。；要克服不加区别，疏于管理的倾向，属于上一级的职能，就不应放给下一级，当然也不宜交由下一级范围的民主进行约束。再次，要注意保护和鼓励先进。在由小而大，自下而上是民主演进中，率先者一般会对当地社会进步产生正效应，但也不尽然，如查禁公款吃喝玩乐，在当前就可能使先行者失去一些吸引项目和投资的机会，对此，要注意进行舆论引导，上一级也要加大督查力度，以褒奖先进，鞭笞后进。

　　从内到外，先监督后执行

　　从内到外，先监督后执行，是指民主大体上应从黨内发展到黨外，先运行于约束监督性公权，然后约束执行性公权，这样比较符合中國实际。其一，符合民情。中國历经长期封闭專制的政治环境，极大地压抑了民众的自主精神，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宗法依附意识，如果急于在民间大范围地推行民主，难保不出现派系丛生，团体纷争，甚至动乱割据的恶果。很多有识之士之所以认定国民尚缺乏“民主”的素质，孙中山之所以要“训政”，鄧小平之所以指出，民主“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缘由盖出于此。其二，符合黨情。中國共產黨由政治先进分子组成宗旨一致，组织性强，并且积累了八十多年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黨内扩大民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加强和改善黨的领导也需要发挥黨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引导作用。其三，符合社情。从发挥民主政治功能的角度观察，可集中解决当前中國社会的两个问题：一是强化约束分散的公权。继续用传统行政方法约束分散的公权，虽说有时可取得一定成效，但很难适应市场经济，长期效果不大。如全局联动式的“中心工作”过多，往往就形成今天抓这，明天抓那，按下葫芦浮起瓢，落入治标不治本的窠臼。依靠黨内民主的约束却不同。凡有公权处必有相应的黨组织，黨内民主一经建立就可对公权实行长期切合实际的约束，解决诸如贪污腐化、国产流失等难题。二是打通“中梗阻”。如政策贯彻不下去，好决策落实不了等，这些时弊的根子都是公权失控。过来，我们搞外延式监督，新设了纪委、监察、审计、督办、督查等许多机构，效果并不明显，关键还是对约束主体缺乏约束。明确先监督后执行，就是先把民主机制直接运行于约束监督性公权，有利于真正发挥好监督职能，打通“中梗阻”，使民主政治有实质性进展。

　　如何发展黨内民主？——根本在于解放思想。要屏弃私心杂念，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打破思维定势，大胆勇敢探索。要认真研究黨内民主的经验教训，不要过分背上“名人伟业”的包袱，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自身实际，创造新方法新路子。——关键在于改革黨内体制。要旨在于根据现代管理科学的要求构造闭合型公权约束体制。先从地方黨委、基层黨委改起，实行同级纪委监督同级黨委；纪委书记由所在黨组织内竞选产生，对全体黨员负责；要建立完善有关演说、任选、质询、任期、述职、弹劾等竞选制度以及公开制度、抽查制度、处置制度和完整的程序要求；纪委书记可连选连任，在职时享受同级黨委书记的职级待遇，离职则为普通黨员；其职能应由一般的纪律监督扩大为工作监督，查办政策决策的落实。——重点在于明确约束主体的范畴。一般单位和竞争性公有企业，约束主体为本单位本企业的全体黨员，超出本单位的社会管理和垄断性公有企业的约束主体为相应社会范围的全体黨员。当范围太大黨员太多时，可分选区或行业选举代表，代理约束主体。

　　园地分类，放好舆论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条件。现在言论自由虽有较大发展，但潜在问题也很大。1 、言论肤浅化。由于封建历史和现行体制影响，以及个人利害所致，不习惯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跟风赶热，急功近利，急用先学，粗话、大话、假话、套话、空话沉渣泛起；2 、园地行政化。一方面，单位、团体、院校和报纸、杂志、会议、征文等言论园地，都被套上一定行政级别，并往往由级别决定言论价值高低。另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言论权力就越大，与之不同的言论无有相争之地。即使内部报刊也出现行政化势头很多争论刚开始，上头一句话就打住，真乃“内刊不内，鸣而不争”之憾。3 、信息散失化。缺乏集中开发和约束机制，使大量言论成果闲置散失，重复研究，虚实脱节，应予重视。

　　探求言论问题的解决方法，核心是如何处理言论的利弊。利的一面，即言论自由的正效应，要尽力创造条件扩大，要鼓励人们讲真话，讲实话，讲自己的话，一切忌讳冷门都可探讨；弊的一面即言论的负效应，主要指那些有悖正统或不满现行领导的言论，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群众中可能造成的混乱，显然，这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预加防范。

　　对言论园地进行适当分类管理，就可为放好言论提供保障。将言论园地分为公开类和非公开类，可能引起混乱的言论限于非公开类发表，非公开类园地的言论受法律保护；参与者（编、读、作者等）均与行政级别脱钩，经专门考试或考核，具备一定思想水平时才能获取资格；由国家出资，经常组织课题攻关、学术研讨、征文评奖等活动刺激深化言论的积极性；创设年度敢想奖、破题奖等专项大奖，鼓励创见，重点扶助从事长远研究的单位和个人；要有专门机构搜集整理言论成果，实用性强的要作出提案，移交决策、执行部门使用，并督促和反馈信息；对各类言论园地要定期组织评议，按标准记分得出等级，与其报酬相结合；要逐步淘汰地效劣质的言论园地。

　　公费政治，保持公正

　　市场经济下民主政治的发展有一大缺陷，即各种利益集团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政治使政治失却公允政府威望也由之下降，及至出现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危机”。近些年有关国家开始治理此问题，如意大利制定实施了“政黨筹款法”，并取得一定效果。

　　中國在目前市场经济转体期间，经济成长较快，民主政治尚待起步，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的不良影响以露端倪。一是赞助泛滥。即利益集团以多种形式向掌权者提供经济赞助，后者反过来利用公权为前者服务；二是权钱结合。政企一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机关办实体、垄断企业办实业、各级领导兼任董事（经理）等等。三是尾大不掉。一些利益集团过来长有发展，加上原有的政经联结的因素，渐成各自为政趋势，对各级政府权威构成威胁。

　　由上而见，有必要提出“公费政治，保持公正”的民主政治思路，即任一范畴公共政治活动的花销，都应由该范畴的公共经费支付，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具体有三点建议：第一，权钱分离。凡有公共管理职能的，各种收入、支出都要分开，并进行统一管理。要切实分离公共管理职能和生产经营职能。第二，公费从政。掌权者原则上不准接受任何经济赞助（目前确因工作需要的，也应经过批准，实行公开监督：第三，公费竞选。设立竞选基金，来源为公共开支和社会捐赠。由专设机构统筹安排有关竞选事宜，达到“高效节支，公平合理，促长人才，推进民主”的目的。

　　作者:宝剑

　　一、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正统的唯物主义：

　　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正统的唯物主义，正统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结构组成演化理论，这种学说一般要求有一个物质的本原（如果是精神的本原，那就是唯心主义），并要有一套理论说明宇宙万物是如何由这一物质本原构成或演化而来的（如果万物都是由这一物质本原构成或演化而来的，那万物的本质当然就是物质了）。没有这样的理论的学说充其量只能说是主张唯物主义，而不能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理论（当然我知道辩证法和现今的哲学会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而加以反对，但在我看来辩证法和现今的哲学的最大问题就是抛弃了形而上学。）。馬克思的哲学缺乏这样的理论，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透了其实是“唯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很多信马者会否认这一点，他们还会引经据典来说明馬克思并认为自己是“唯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但事实上看一种理论并不是看创立这一理论的学者说了什么，而是要看这一理论主要是在说什么？老子在其《道德经》中也有很多处否认他的“无为而治”就是“什么就不作就能达到大治”的地方，但通观其《道德经》以及老子本人的人生写照及其对后人的影响，不难发现他的“无为而治”就是“什么就不作就能达到大治”）。在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的基础的经济是物质的，而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精神性的东西相反。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作为物质的经济决定的（经济是解决人类的吃穿住用这些物质性问题的东西），而不是由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精神性的东西决定的。馬克思的学说说透了只是一种历史社会经济学，是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来论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这也就是人们将馬克思的学说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至于辩证唯物主义，有学者就论述过这样的思想，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馬克思学说的方法，而不是馬克思学说本身，也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只是馬克思用来论述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方法。

　　二、馬克思的哲学缺乏哲学中的很多重要成份：

　　馬克思的哲学缺乏哲学中的很多重要成份，哲学应该包括宇宙观、认识论、社会政治理论、历史观、人性论、人生观等很多方面的问题，而馬克思的哲学从本质上来说只涉及到了哲学的一个方面——历史观，虽然在他的历史观中能也牵扯到了哲学的另一些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并且都是为阐述他的历史观服务的，因此这些构不成一种獨立的有价值的学说。我看不起作为哲学家的馬克思的根本就是因为这一点。孔子的一位学生曾指责孔子“不言天道和人性”，馬克思其实和孔子一样是“不言天道和人性”的。天道和人性虽然对于人类的实际生活关系不大，但这样的理论对于人类更有长远意义。吃饭问题虽然基本，但人活着毕竟并不只是为了吃饭，如果所有人生活目的都只是为了吃饭，那人和动物没什么两样。基础虽然重要，但毕竟基础不是目的——我们建一座大楼的目的毕竟不是为了大楼的地基，而是为了地基上的房子，所以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房子而不是地基，地基只是为房子服务的、只是为了在它上面能建一些稳固的房子。馬克思重视辩证法，我觉得馬克思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好好辩证一下，经济虽然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的目的本身，它只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只是为了在它上面建一个稳固的人类社会。真正重要的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才是人类的目的、是人类的精华。在看我来，越是基础性的东西其实越低级，基础就是基础、就是最低级的层面。孔子虽然不言天道和人性，但孔子的学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学说，而不象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历史学说，是运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证共產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学说。馬克思的这种学说虽然对于政治革命很有价值——政治家可以很方便的利用他的学说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一种美好理想，不仅如此馬克思的学说还提供了论证这一理想必然会实现的理论，这些对于发动政治革命太有价值了，但对政治革命成功之后却毫无帮助，因为革命成功之后最现实的任务是治国安邦（理想是以后的事），因此这时重需要的是治国安帮的学说，馬克思的学说缺乏这些，这其实是现今的社會主義国家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毕竟这些社會主義国家不能指望理想来搞社會主義建设，因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将理想放远转而注重实际，共產主义理想能与社會主義建设想结合吗？我们姑且不论能不能结合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并不是所有共產黨领袖、社會主義国家都能成功结合的，按常理，能成功结合的总是少数，绝大数都会失败。共產主义事业是悲壮的，他们的导师为这一事业提供了一种理想，并运用了一套理论来论证这一理想必然实现，但他们的导师没提供这样的理论——如果我们现在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国家那该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设呢？有人可能说这不是馬克思的事，而是共產主义后人的事，但正因为这一点才造成共產黨领袖革命成功之后纷纷转向改革以寻找社會主義建设之路。我个人更看重的不是馬克思主义这样的历史学说，而是治国安邦的社会政治学说，我在想，如果馬克思更多的考虑了社会的实际建设而不是专注于理想，他很可能会改变共產主义理想的模式。孔子不言天道和人性，孟子和荀子为他补充了人性论方面的缺憾，易经和道德经则为他补充了天道方面的缺憾，这些补充才使得孔子学说能成为中國传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