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咱们中國人逐步富起来了，这是没的说。不过说老实话，要是跟德国比，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他们的一半，人均差距就更大了。然而，记者看到少数同胞在德国无端摆阔的习气，常常令我汗颜。

　　■阔气的中國“观光客”

　　柏林原先有750 多家中餐馆，这几年经济萧条关了近百家，中餐馆的生意凋零了不少。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中餐馆的中午生意火了起来，食客多是中國观光团。市中心的“中國城大酒楼”，一到中午时分常常七八桌同时开张，东西南北腔不绝于耳，置身其中就像是到了北京东直门簋街。

　　成群结队的食客通常分两类。一类是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客，男女老幼都有，多是便鞋休闲装，每人脖子上挎着一架相机。这类客人伙食包干，每人的标准八九个欧元，四菜一汤，一壶清茶，大家吃得很痛快，不到片刻就把杯盘碗盏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匆匆离去。还有一类大概是公费食客，清一色西装革履，里外名牌。这类客人似乎不太在乎食品价位，抱着菜单随意点，啤酒红酒敞开喝，有的还自带茅台五粮液，一轮又一轮地敬酒。酒足饭饱、剔牙打嗝时，桌上大多杯盘狼藉，剩下的菜从来不打包，哪怕是只动了几筷子的大鱼大肉。每逢这种场合，我最担心的是被邻座的德国人发现同胞的挥霍无度。德国人对此的反应通常大同小异：瞪圆了眼睛，轻轻地摇摇头，无奈地耸耸肩膀。

　　■阔气的中國留学生

　　这几年，留德的中國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也是一代比一代富、一拨儿比一拨儿阔。最阔气的，要数那些不满20岁的中学生了。

　　小W 是来自四川的中学生，今年19岁，2000年来到德国柏林。他的“阔气”是有名气的，在中國留学生圈内“有口皆碑”。据说，小W 到柏林后不久，不习惯与别人合住集体宿舍，决定自立门户。按照合同规定，如果中途退房，出国前已交的一年住宿费不会退还，算是打了水漂。小W 眼睛都不眨一下，毅然再花双倍价钱租了一个单间。入住之前，他先雇人装修房间，又添购了家具和电话、电视、电脑、音箱、冰箱、微波炉、游戏机等一应电器。乔迁之日，小W 把头发染成金色，敞开大门供人吃喝，闹腾了一天，只差没有放鞭炮了，把其他学生羡慕得直吐舌头。

　　没过多久，小W 又把一个来自西北的女学生招来同居，他免费供她吃住，她则每天洗衣做饭，陪他睡觉，说不清是小两口儿还是主仆关系。这消息传到了小W 的家乡，小W 的父亲是当地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干部，母亲觉得孩子铺张得太厉害，闹腾得太过分，有辱 W家门风，于是打来越洋电话兴师问罪。没想到孩子挺着脖颈蛮有理：“你们从小对我娇生惯养，我又不会洗衣做饭，一个人怎么生存？我现在等于是花钱请保姆，有啥子不可以的么？再说，她来自偏远地区，家庭条件比较差，我免费让她住房、吃饭，她帮我洗衣做饭换工，这不是各得安逸吗？”

　　■“阔气”的中國家长

　　小X 是来自北京的中学生，20岁出头。1999年底出国时，父母在他账户上存了10000 马克（1 马克相当于5 元人民币）。转年7 月，家里又托人捎了5000马克。时隔3 个月，家里又带来了5000马克。儿子嫌钱少了，连个电话都不给家里打。母亲给儿子打了电话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为自己没能多给孩子带钱而感到内疚。2001年3 月，母亲再次托人带来8000马克，这次儿子总算比较满意，主动打了一个电话。

　　X 家并不是大款，父亲是工人，母亲已经下岗。为了给孩子凑生活费，平日节衣缩食，还把小小的两居室出租一间，每个月收房租250 元。后来他们干脆把整套房间全部出租，自己搬到孩子的爷爷家去挤住。

　　可小 X的钱是怎么花的呢？他同两个男孩子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固定的花销大概是300 多马克。其余便是吃和穿了。吃的方面很讲究，他从来不吃剩菜，吃不完倒掉了事。收到家里的钱后，他连饭也懒得做，每天都买现成的半成品食品，放在烤箱里一烤就吃，他的一顿饭够别人吃两天。枕头边上巧克力、饼干等零食不断。据说，他常把一欧元一根的黄瓜送给邻局女孩儿抹脸美容，因为“黄瓜过夜了有点蔫儿”。这孩子浑身上下都是名牌，从来不屑于跳蚤市场上的旧货。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每个留德中学生的家长，年均花费大约10万人民币，而这些学生在一年德语学习之后，能够通过考试进入德国正式大学或者高中的，不到10％。学习一年半以后仍然不能入学，因而无法续签签证，被迫打道回国者，已经接近30％。

　　德国人的“抠”

　　德国的富有是世界公认的。但是，不少中國人到德国学习或观光之后，却得出了德国人“抠门”的印象。听听这些“抠门”的故事，也许可以悟出一点德国人致富的门路，不妨学习一二。

　　■“抠门”的女房东

　　来自广东的留学生小李给我讲了个故事。他刚到波恩时寄住在德国人家中，房东是个医生的遗孀，独自住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家境殷实。一次，小李的一个同乡学成回国，由于行李超重而精简行装，临走前送给他一包杂物供他选用。其中有一套“彪马”运动衣，他穿着嫌太小，就随手塞进了院子里的垃圾桶。第二天女房东对他说：“你昨天扔的名牌运动衣丢了太可惜。我已经把它洗干净，明天包好了送到孤儿院或者慈善救援站去。以后要是丢这种东西，先跟我打个招呼好吗？”小李脸红了，内心肃然起敬。

　　■“抠门”的大老板

　　经常来德国公干的林总，也有类似的经历。

　　西门子公司某部门的总经理F 先生很有钱，离婚以后在施泰因贝格湖边买了一个上千平米的农家院落，又置了两匹马，买了一条船，过起了近乎退隐的日子。听说林总到访，F 力邀林总钓鱼。从机场接客之后，顺便先到超市买了一个黑面包和一根肉肠，嘴里念叨着“晚上吃鲜鱼”，把林总接到了他的农庄。F 把林总请上小船，让他尽兴钓鱼，然后自己躺在湖边的草地上晒太阳。林总不谙钓术，3 个多小时只钓上来三四条长不过一掌的小梭鱼，心里暗暗叫苦。F 笑着说：“没关系，晚上喝鱼汤。”当晚，两位老总就着鱼汤啃面包，什么菜都没添，酒倒是没少喝。

　　德国著名的跳市大王R 总裁，70年代初从巴黎把跳蚤市场引进德国，是公认的“德国跳市之王”。如今，R 总裁经营的跳市已经遍布黑森州的许多乡镇，据说他每个“跳日”个人纯收入达到60000 马克。林总与他相识多年，每次路过黑森州都要会会老朋友。去年5 月的一天清晨，R 总裁开着奔驰300 豪华轿车去火车站接林总。这一天是当地废弃家具免费搜集日，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前一天晚间各家扔出来的废弃物品。在回公司的途中， R总裁一边与林总聊天，一边用余光扫视街面。突然，他一个急煞车停在一个废弃家具堆前，下车打量片刻，操起一把旧木椅就装进汽车后备厢，嘴里说：“这把椅子还能用。”

　　■“抠门”的政府官员

　　来自北大的陈主任说的几个真实故事，简直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装备局局长M 博士是个汉学家，兼任中德科学中心德方主任，每年有好几个月在北京工作。他的月收入达到10000 欧元，合人民币将近80000 元，但他在请客吃饭方面有个原则：“三块钱吃饱，五块钱吃好。”起初大家以为他是开玩笑，还隔三差五地起哄想“宰”他一顿。有一天加班结束后，M 主任为了表示谢意，果真邀请两位中方同事外出吃饭。没想到走出大门不远，他指着一个大排挡摊位说：“就请你们吃拉皮！”三碗拉皮加上一碟子凉拌豆腐丝，连啤酒都没喝一口，总共才花了不到20元钱。同事们这才明白，M 主任的“三块钱吃饱，五块钱吃好”原来是真的。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想“宰”M 了。

　　复旦大学中德学院院长H 教授家住慕尼黑，陈主任曾经在几年前应邀到他家作客。为了表示好客，H 院长把他请到了自家的郊外别墅，那是一座三层小楼，依山傍湖，还有好大一个花园，种了很多鲜花果蔬。中午， H院长说：“午饭我们对付着吃一点，晚上搞正餐。”于是，面包片上抹黄油、果酱，粗粗拉拉地下肚了。下午，在陈主任划船的光景，H 院长亲自采买了一只大鹅，钻进了厨房。晚餐时间到了，陈主任被请到上座，拉开架式准备享用H 准备的正餐。第一道菜是家产色拉，所有内容都是自己花园里种的绿色蔬菜；第二道是烤鹅配家产苹果；第三道是H 夫人烤的蛋糕，上面点缀的是家产香梨。然后，没了。

　　美国人的“穷”

　　薛涌

　　大多数中國人来美国，即使不是为了致富，也是为了学美国的致富之道的。人们常常忽视的，是如何学学美国人的“穷”。

　　刚来美国的中國人总会发现，美国人的手头之紧，往往超出中國人。要看花钱的作派，似乎美国人比中國人还穷不少。

　　■时露穷相的有钱人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父亲是一个顶尖名校的校长，年薪50多万美元，和其他几位挣得最多的大学校长的年薪一起写在报纸上。她姐妹二人，都是常青藤的教育，自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夫君（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之子）也开始在一所常青藤名校教书了。可是她的“穷相”，却常常令我吃惊。

　　有一次，我正需要一台计算机，向她咨询应该买什么样的好。她马上告诉我她丈夫正好有一台旧的想出手，只要700 美元。她丈夫经常开国际会议，急需一个“笔记本”，但这台旧的不卖掉，就舍不得买新的。我觉得她是开玩笑，根本没有当真，但他们出的价格，确实便宜，况且是熟人，可靠性强，所以就把那台旧计算机买下来。后来发现，在我付钱的第二天，她丈夫就满心欢喜地把梦寐以求的笔记本买到了手。看来还真是迫不及待。

　　另有一次，为送我妻子去日本研修，她和她丈夫开车带我们出去吃晚饭。回来的路上，她突然问我们是否介意绕一下，去给她即将出生的孩子买几件衣服。她此时怀的是第一个孩子，什么衣服还都没有。我们当然满口答应。但令人吃惊的是，她竟开到一家旧货店，买了几件人家用剩下的婴儿衣服，路上还一个劲儿地说，小孩的衣服太贵了，实在买不起，等等。我妻子听了心里直摇头，觉得她太亏待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了，于是到日本后，赶紧买了一套上好的婴儿新装，航空寄给她。

　　我们的这位朋友其实不是个小气人，相反，她接人待物中规中矩，是我们在美国多年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们所在的耶鲁大学，像她这样节俭也不是个极端的例子。耶鲁之富，在美国是出名的，乃至能把一个学生餐厅修得像个宫殿。一位艺术史系的前辈一次对笔者开玩笑说，把耶鲁艺术画廊的名画卖几张，就够在中國建个大学了。无怪耶鲁能成为美国传统的贵族学校。最近一位社会学教授做的研究表明，虽然经过多年平民化的改革，如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等等，但富裕家庭对耶鲁这种精英学校的垄断，比布什他们上学时还要严重。不过，在耶鲁周围的街头，你还是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旧床垫已经被扔到垃圾箱那里，但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对之审视一番后，高高兴兴地抬回家去。学生买旧东西的习惯，更不用说了。

　　■白手起家最受尊重

　　在美国社会最受人尊重的、最出风头的，还是所谓白手起家的富人，即英文中的所谓self－ mademan。即使是富贵家庭，也非常注意让孩子吃苦、自立。甚至有些富人会有这样的意识：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等于剥夺了他们成为自己这种self－mademan 的机会，这对孩子不公平。因此，孩子从小为挣零花钱而打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年轻人哭起穷来，也从不像许多中國人那样遮掩。我那位朋友作为大学校长的女儿，生了孩子，全家靠丈夫一个助理教授的工资，挤在顶层的一居室里，过得紧紧巴巴。双方父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每周都兴高采烈地来看自己的孙子，但看完后总是一拍屁股就走，谁也不伸手接济一把。惟一的经济支持，是她父母把自己用旧了的一辆车，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她。我看了看那辆车，就是不优惠，满打满算也就几千块钱。大学校长还开这种破车，多少叫我有些吃惊。

　　但是，这一不可思议的“穷相”，正是美国精神的体现，也是美国长期繁荣的根基。美国照样有许多富贵的败家子，但主流社会的价值却是：不管你是谁，要想拿到钱，你必需证明自己的能力！美国的富家子弟时有“穷相”，但他们的富贵却能常盛不衰。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國能维持富足而不流于奢靡吗

　　查诸历史，发达的文明总是被富裕所腐化。结果丰衣足食变成了骄奢淫逸，慷慨大方变成了挥霍无度。富贵子弟常常荡尽家产，一个个辉煌的大帝国崛起又衰落。哲学家罗素说，文明的最精彩之处出现在其将熟未熟之时，因为文明一旦成熟，就难免被自己的成熟所腐化，走上衰落之途。古代希腊、罗马都是如此。大英帝国，据说也因为其统治阶层的“绅士化”而衰败。日本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1940年曾写了一本《东洋的朴素主义精神与文明主义社会》，称中國的文明不断因“过熟”而衰败，又不断得益于“野蛮民族”的入侵、借助新鲜血液去掉烂熟的传统，找回文明的动力，进而一再复兴。这当然有为日本当年征服中國的侵略行为立言之意，但十六、十七世纪东来的欧洲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中國人沉溺于富裕的生活，无力打仗，容易征服，而日本人却是天生的战士，等等。从世界文明史的立场看，美国人富而似穷，在一个生活舒适的社会中能够保持艰苦的本色，因而使它能够保持朴素主义的文明动力。

　　也正是从这个立场上，笔者要给近来弥漫在中國人之间的“中國崛起论”泼一瓢冷水。笔者不否认中國近年来的巨大进步，也不否认中國日益增强的经济竞争力。但中國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國的穷：中國的劳动力价格只是美日的1 ／40, 中國人愿意为了更小的报酬付出更大的劳动。但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最终无一不是富裕的社会。中國能否维持一个富足而不流于腐败奢靡的社会？

　　不久前的《南方周末》报道，中國的一个小学生，上完厕所发现没有带卫生纸，于是掏出一张百元的人民币，堂而皇之地把屁股擦干。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你很难用这种方式进行炫耀性消费。时时不忘摆阔露富的人，真要阔起来是个什么德行，大家可想而知。

　　当然，这类例子非常极端，不能用来概括整个中國社会。但你问问国内一些混得好的亲友，看看他们那些上中学的孩子，哪个不是兜里装着手机，一双鞋上千块钱？美国的孩子当然不是生活得水深火热，但他们的消费，不会超过父母；想要多点零花钱，要自己打工。中國的一些孩子，买父母舍不得买的东西绝不眨眼，要父母的钱从不亏心，只知道喊“不够”。也怪不得中國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中國人刚摆脱贫困就巴不得学富人的消费，但这种消费所体现的，却是地道的穷文化。

　　■足球中的“摆阔穷文化”

　　由于多年没有回去，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甚了了。不过从一些在海外也能看得见的现象，也能看到这种摆阔的“穷文化”的走向。

　　不久前世界杯足球赛上中國队和美国队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两国都是刚刚开始职业化的足球“发展中”国家。美国那些在国内踢球的运动员，收入大多几万美元，最高的一位不过20万，这基本上与美国一般中产階級的收入相差无几。世界杯后，两支欧洲俱乐部访美，包括齐达内、菲戈在内的世界级球星都上场献艺。《纽约时报》及时指出，齐达内一个人的收入，基本就够给美国所有的职业足球选手开工钱了。要知道，美国的体育明星收入一直是世界之最，齐达内是世界上最贵的足球明星，但收入比起乔丹来还是差远了。但美国的足球运动员却安贫乐道。他们认为职业足球刚起步，还没开始赚钱，大家应该勤俭起家、少拿多干。甚至美国足协强制性地给运动员的最高收入封顶，谁也不能挣过27万。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在世界杯上得到了报偿，美国队打入世界杯8 强。

　　再看看中國队，水平之差令人发指，但个个几乎都是百万富翁。中國的人均收入仅是美国的1 ／40, 中國运动员的水平又不知是人家的几分之几？但中國球员收入的绝对额，却超过了美国同行。笔者当时写了一篇《中國农民足球俱乐部》的文章，称中國队员挣得太多，已经被金钱给腐蚀，中國足球应该向农村发展，让那些吃不饱饭、愿意为很少的钱而拼命的农民踢球，给中國足坛带来点朴素主义精神，顺便也扶贫积德。不想一下子惹怒球迷，大家对笔者口诛笔伐。笔者让国内的编辑把代表性的反对意见传过来，才知道目前中國球迷醉心的是欧洲的足球贵族，对贝利那样的苦孩子成为世界最伟大球星的故事已经没有兴趣。

　　如今的年轻球迷，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大的独生子，从小当“小皇帝”当惯了，一张口就是这样地不知天高地厚。“小皇帝”们长大了，该主宰社会了。他们将把中國社会带到何处？

　　作者简介

　　薛涌，北大中文系毕业，曾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國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中國青年报- 青年参考

　　作者:薛涌

　　改革23年来，谁在改革中获利，谁是改革的失益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实了。

　　对中國改革得失的一种算法是计算改革是什么人得益，什么人受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利益。中國这一批富起来的人是依靠什么手段掠夺国有资产和掠夺人民积累权致富，我的《中國现代化的陷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理解权力资本化，权力作为一种分配资本的基础资源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钥匙。我根据1995－1998年统计数据，写了那篇《当前中國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分析到底是谁在改革中得利，这些得利者占中國社会人口的多少，这篇文章就受到中國政府打击，最后导致我不得不离开中國。

　　中國大概占总人口（就业总人口）1%的是由国家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省、地、中央的这批人，国有大银行、国有大企业，包括一些官商结合的企业的负责人构成。4%的人地位略次於上面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们低一点。我把他们划为中、上层，还有11.4% 的中产階級，由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干部、新闻从业人员，还有技术人员构成；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农村还有地种，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他们组成了69% 的下层人；此外，14% 多属边缘化阶层，城市里的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农村流入城市找工作没有工作的农民，伦为社会的最底层。

　　到现在，从我刚才说的人口构成来说，中國社会构成实际上是金子塔形的社会。金字塔的庞大底座是边缘化阶层和下层人民。那么高踞金字塔顶端的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权势分子。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结构。政府在面对这种社会结构，它採取的措施不是改善这种社会结构，而是近几年来从99年开始採取了一系列政策倾斜表明了它的立场。

　　第一个标志是1999年5 月19日《人民日报》动员全国人民到股市里炒股。目的是因为中國的银行已经债台高筑，非常危险。银行的烂帐到什么程度呢，戴相龙在公开场合始终不肯承认是12% ，但据说最内部的数据达到了60% 。为了转嫁银行风险，就由政府出面号召全国人民炒股，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中國政府是首创。其结果是许多机构大户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得到内部消息，不断地赚钱，中小散户就不断地亏损。前年我在国内时听到一位政府官员很高兴地说“我们已经通过股市转嫁了5 万亿的风险出去。”

　　第二个标志是政府为了给这些经济利益集团的人政治上的合法地位。1999年修宪的时候在宪法中间承认了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地位。到了去年，( 江澤民) “七一”讲话又进一步让私营企业主入黨，从政治上为私营企业主开了一条非常合法的通道。我不是反对私营企业家入黨，也不是反对给他们政治地位，但是你要和后面的几个政策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现在这个政府履行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个标志政府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近几年高等院校的收费，师范院校基本是以每年38% 的幅度已连续长了三年了，那么清华北大的上涨幅度高达50%以上，这样一来中國的下等阶层和贫困人口就没办法读书了。这些政策表明中國政府到现在为止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的伦理责任。

　　第四是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表现在对待下层人民要求自己利益的各种活动的鎮壓方面。中國人民如果受到这些种种盘剥不作声沉默的时候，他还是人民，只要他们起来聚会抗议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那么立刻就成了敌人。从1995年以来每年500 人以上的小规模骚乱大概都是5000起以上，去年高达8000多起。

　　那么到现在为止有人要我描绘中國社会前景，我说这幅前景我大概若干年前已经描绘出来了，就是中國社会正在朝着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印度化、印度尼西亚的道路走。

　　这些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徵，第一个特徵，就是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其特点是各级政府再也无力执行自己的法律，各级官员谋取利益正好是以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为前提，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我都要阅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查院”两院的报告，就发现一个事实：贪污腐败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也越来越多。

　　第二个特徵，就是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社会治安的极大问题，也成了犯罪的后备军。现在的问题是要给这几亿中國农民造饭碗。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中國九亿农民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受过技能训练，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他们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第三个特徵，地下经济高度氾滥。我知道大家有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中國现在是五色经济：一、蓝色经济是走私；二、黄色经济是娼妓；三、黑色经济是贪污腐败；四、白色经济是毒品；五、灰色经济是介乎於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很多经济部门的活动。那么最后一点政府与黑社会以及黑白合流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再加上外国资本三者形成了寡头统治，这一点我想就是中國未来的统治格局。

原载：不寐思想论坛　　

　　作者:何清涟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國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國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 月至次年1 月，交10圆；第二期自2 月至6 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 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

　　“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 55 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 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 20 圆；医术费（药费另计） 2圆；体育费 2圆；杂费 2圆；

　　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 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 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 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

　　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 圆，制服费2 圆，体育费2 圆，新生入学费2 圆，杂费1 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 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 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 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 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 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 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 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 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 —10% ，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 ，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 —200 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 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 —600 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階級”，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階級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 卷151 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 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 块银圆可以买6 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 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 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 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 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 角—8 角银圆。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 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 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 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 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3 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 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 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计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 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 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 —8 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几点建议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大学学费。

　　（三）普遍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保障杰出人才的培养；

　　（四）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 —10% ，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作者:陈明远

　　( 一) 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审批，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

　　我们根据经济学的分析指出，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即寻租环境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要在消除寻租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即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上下功夫。2000年尉健行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为了从源头上反腐败，要尽量减少行政审批。这个提法抓到了问题的关键。后来，中纪委第三次全会的公报也提出了从源头上反腐败要尽量减少行政审批。中纪委的这一决定是与现代经济学对寻租活动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的。

　　对于行政审批与腐败的关系，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加强审批是抑制腐败的有力手段。其实正像寻租理论告诉我们的，事情恰恰相反，增加一道审批就增加了一项新的寻租可能性。以股市的情况为例，有些人想用加强省级推荐和实质性审批的办法来抑制上市过程中的舞弊、诈骗活动，一个公司要上市，要经过管理机关的多道审批，由此把申请上市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环节的寻租过程，所需付出的寻租成本也规模巨大。中國的证券市场曾经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一个已经资不抵债的空壳上市公司的名号( 所谓“壳资源”) 要卖几千万元。原因很简单，走当时法定的审批程序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即打点各方的费用也高达几千万元。

　　在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的影响下，减少行政审批成为去年“两会”的一项中心议题，各级黨政领导纷纷提出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一年过去了，各部门和各地区都公布了自己已经取消了多少项行政审批。不过也有一种议论，认为有些地方公布的成绩有水分。例如取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项目，却把重要的审批项目保留下来。还有一种情况是本部门取消了，别的部门又给加上了。这些议论要引起重视，再接再厉，把减少行政审批的工作进行到底。

　　( 二)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之到位

　　国企改革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布局调整，放中放小和退出非战略性行业；另一方面是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就前一方面而言，现在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还需要继续努力。就后一方面而言，需要改变目前这种把国有企业的核心资产剥离出来建立上市公司，而把非核心资产留在母公司，让母公司( 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 作为“授权投资机构”行使国有股权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是把运作性公司( 子公司) 这一级的所有权明确了，但授权投资机构作为控股母公司并没有实现所有者在位，相反往往形成所谓“内部人控制下一股独大”的“掏空机制”。建议：无论以存续企业为基础建立的母公司，还是以核心资产为基础建立的上市公司都直接由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全权代表国家掌握企业中的国有财产权，按照《公司法》行使股东的权力。

　　( 三) 建立健全法治

　　现在，我们处理腐败问题常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专案审查，另一种是发动严打运动。我认为，这两种办法并不是有效的，今后我们还是要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实现法制化，广义则是指法的统治。法制化，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这就是说，不是用个别的措施专题处理腐败案件，而是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否则，容易形成少数办案人员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的被动状态。进一步说，是要像十五大所要求的那样，建立法治。这就是说，宪法和法律至上，一切团体和个人都服从法律，首先是宪法。

　　建立法治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首先是因为我国在历史上没有法治的传统。黨的十五大明确建设社會主義法治国家的问题以后，由于人们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无论是报刊还是电视节目，提的都是“法制”，而不是“法治”，可见观念的惰性。

　　1 、确立宪法的地位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他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首先是财产权利，不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权利，都不受侵犯。与此同时，它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腐败的本质是利用受委托行使的公共权力侵占公民的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寻租活动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和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而宪政要求明确政府的职权范围，不能给官员留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

　　2 、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

　　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的基本要求是：第一，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草案要公布，让大家讨论，开听证会，让受法律约束的人们都能够参与立法的过程。第二，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现在有不少机关都把法规当成自己的私有信息，外人都不知道有哪些有关的法令，具体内容是什么，于是不法官员便能上下其手，枉法害民。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第三，要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比如按照法治理念，法律只能管法律颁布以后的行为，不能追溯过去的行为，否则行为主体他就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3 、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

　　在我看来，共產黨作为执政黨的政治领导和社會主義法治所要求的司法獨立两者是可以兼得的。首先，作为一个执政黨要使政治要求和纲领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每一个黨组织和黨员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超出法律。其次，执政黨要对司法活动进行经常的监督，重在确保司法活动的程序公正，而不是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目前，司法地方化成为对司法公正性和獨立性的重要威胁。跨地区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往往由哪一边拥有司法管辖权决定。发生经济纠纷后，这边派人越境抓人，那边也派人越境抓人。这是极不正常的。对司法地方化的问题，已经提出了一些匡正的办法，例如在法官的任命程序上应当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有所约束。另外，也有学者建议组织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审理跨区案件。应当择其善者而从之。

　　( 四) 建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肃贪反腐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相互约束和自我约束，说到底，还要靠人民大众行使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就靠民主的政治制度。

　　江總書記在今年3 月一次讲话中论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设时，提了建国前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毛主席的著名对话；当时黄炎培提出：大凡一个团体、一个政黨，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因而生气勃勃；而一旦环境好转，便惰性发作，人亡政息。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希望共產黨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主席对黄炎培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然，建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这将是今后要着力达到的一个长远目标。不过无论如何，在这方面的实质性推进是遏制腐败蔓延的根本途径。

　　作者:吴敬琏

　　一天，有人突然向笔者发问：中國最容易找到的是什么？本人木讷，一时语塞。经人点拨、提醒，原来答案十分简单，乃“问题”也！为何说中國如今到处是问题，最容易找到的是问题？冷静一想，这话虽难免显得有几分偏颇，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是呀！职工下岗失业、收入差距悬殊、分配不公、黄赌毒乏滥、走私贩私猖獗、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家长经济负担过重、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豆腐渣工程、各种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权钱交易、公权私化、诚信缺失、有法不依、徇私舞弊、官僚主义、干部作风，还有“台獨”，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打压，如此等等，哪一个不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哪一个问题不事关人心向背、不危及我们的社会稳定？况且，谁又能轻易回避这些问题？倒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何在？！

　　其实，作为我泱泱１３亿人口的大国，目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并不可怕。老人家当年曾经说过：我们就是为着解决矛盾和问题去工作、去斗争的（大概意思）。可怕的是有意回避矛盾，不敢正视问题，或者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和根源。那么，我们面临这样那样问题的症结和根源究竟何在？我认为，说得或许难听一点，不少问题的出现乃至迅速蔓延，大体都是腐败惹的祸！对此，诸位同仁读者信不信？

　　四川綦江大桥垮塌，损失惨重，震惊中外。究其缘由，是因了大桥从设计到建造的全过程，都存在着少数官员“监守自盗”，并伴随着部分原县委领导严重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假如没有少数腐败分子借大桥发包之机收受贿赂、以权谋私，假如当时负责大桥工程总指挥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作风深入一些，工作责任心强一些，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这起大桥刚落成就垮塌的不幸事件。即使县委主要领导当听到群众反映，就能引起重视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也还可以减小不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在此，我要问：为何一些人民的“公仆”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表现出如此淡看和麻木？在惨案发生后，为何一些人竟然还敢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象？原因只能是个别官员确已腐败至极哟！

　　前几年江西九江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一段防洪大堤崩溃，导致整个九江市遭受了灭顶之灾。事后调查发现，原来也是腐败的“豆腐渣工程”惹的祸……

　　报载，因了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儿子接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之日，却成了无能为力的父亲跳楼惨死之时。从媒体上看到这条消息，笔者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是痛心、是愤怒、是悲哀……金榜题名，多少人梦寐以求。本来的天大喜事，何以倒成了这一家子的悲事？到底又是何因酿成了这一人间惨剧？我实在不敢再作更深一层的思索！须知，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在少数富豪千金只为搏得靓女一笑的今天，我们共產黨执政的共和国，却千万不能忘记，还有多少城镇下岗或失业者的家庭，还有多少农村贫困户。他们的孩子连接受基本义务教育时的少量费用都无力负担。然而，面对高额的大学收费，他们岂只是一个“望洋兴叹”了得？如果我们的教育改革，在收费环节不能兼顾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或者高估了城乡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那末，依笔者愚见，就恐怕不仅仅只是教育改革不成功的问题，那简直是仅仅为了少数“知识精英”利益，而丝毫不顾咱百姓根本利益的问题！

　　不久前，《南方周末》披露：安徽两名中学生将班上一位同学绑架杀害后分尸。凶手之一郭强，还是班上连年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干部”。在其父母眼里，郭强更是一个“有志气、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可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事？原来，他们是从这位被害同学平日花钱大手大脚、坐小车开小车上学等种种迹象，认定这位镇黨委书记的公子家是腐败分子之家。于是，他们酝酿已久幼稚可悲的“反腐计划”出台了。这起中学生以“反腐”名义干出有悖常理、且极其残忍的恶性惨案，不仅仅使本应花朵般的三条年轻生命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且还留下许多实在值得人们反复品咂和思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酿造出了这一苦果？在追究这两位年幼无知“凶手”的同时，我们的学校、机关、团体乃至整个社会，对此应不应该深深的忏悔？！

　　事实上，两位年幼中学生的心灵，何以能够承受得起“反腐斗士”这一如此沉重的历史重任？

　　透过这一桩桩、一起起血淋淋的事件，笔者深深地体会到，何为一个人的生命无以承受之重！同时也使我深刻的认识到：腐败乃万恶之源。腐败不除，必将国无宁日！凡有社会良知的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如今，一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从一定意义上去分析，几乎都是腐败惹的祸！

作者E-mail : jiangxuemao@yahoo.com.cn

　　作者:茅戈

　　一、现代中华文明的概念。

　　中國正处于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能否将中國转变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变迁，同时建立起现代中华文明。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會主義思想 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三要融入新社會主義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