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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缺少欧洲人的胸怀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波及到亚洲。欧洲以德意法西斯作为侵略者,亚洲以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侵略者。如今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人大都已经作古或年已花甲古稀,但是从教科书到回忆录,从文学作品到荧屏,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昨天的故事,仿佛人人都亲历过那场战争。

  战争造就民族仇恨,民族仇恨造就战争。应该说,消除战争就应该消除民族仇恨;消除民族仇恨的最佳途径就是避免战争。在消除民族仇恨和避免战争方面,欧洲人与亚洲人有着不同的胸怀。尽管人类最残酷的战争都起源于欧洲,但欧洲各国间现在已经不再向往用战争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谅解、宽容成为共同生存的基石,与亚洲的国家和民族比较,更显示了欧洲人的博大胸怀。虽然欧洲依然存在纳粹主义和极端右翼的民族主义思潮,但它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主流,并不为广大人民所认可。

  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对犹太民族灭绝性的大屠殺,更使人们深恶痛绝。尽管如此,欧洲人的忏悔、宽容和谅解精神,使民族仇恨、国家仇恨消于无形之中。德国历届政府都要向曾经遭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道歉,进行诚恳的忏悔。德国总理勃兰特去昔日奥斯维辛集中营凭吊死在这里的300 万冤魂,出于悔罪的诚意,跪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为死者久久默哀。德国人的道歉和忏悔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对于本国的科学家成为希特勒的帮凶,在犹太人和俘虏身上进行科学试验,德国科学界和知识分子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 悔恨、沉恸的羞耻” 感。

  至于原苏联和东欧形成的对抗西方的集团,是意识形态对立所形成,没有产生民族仇恨。现在的欧洲不仅由欧洲共同体组织以及共同的社会民主制度、共同的经济制度把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宽容、谅解,使欧洲人民更加团结,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前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最终分割,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分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欧洲是一个尊重人權,尊重民族獨立和自治意愿,和平共处的新欧洲。强权政治旨在维护国家獨立,民族自治、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秩序中发挥作用,欧洲人民接受欧洲价值观和欧洲政治经济秩序。

  反观给亚洲人民带来战争和巨大痛苦的日本,却不能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忏悔。激怒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國和朝鲜、韩国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教科书问题,一个是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教科书竭力淡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不承认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事实,甚至于说战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问题,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 法治” 和经济发展,是” 解放亚洲的战争” ;日本首相和内阁每年都去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了对战犯崇敬的心理,半点忏悔都没有。与同样是侵略战争国家的德国大相径庭,德国人决不会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辩护,更不会为他树碑立传。日本的拒不认错的行为,让受害国家人民和政府无法忍受。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國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没有被政府正确引导。中國人民对日本侵华战争耿耿于怀,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也利用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放弃向日本政府战争索赔,甚至还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國帮了共產黨的忙,同时还要经常乞求日本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煽动对日本的民族仇视,让人感觉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刀应该继续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國的国歌就是抗日歌曲,本来是《义勇军进行曲》,是东北人民抗日歌曲,可是共產黨坚持说” 八年抗战” ,而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 开始,中國就已经开始抗日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的抗日战争共產黨不算数了,可能是那时候红军没有参战,所以不算。前一阵子,有人要为” 南京大屠殺纪念馆” 更名,惹得网上一片抗日呼声,声讨汉奸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还有人要抵制日货。但是私下,日本汽车还是大受欢迎,东芝电脑销量依然不减,中國姑娘还是想嫁日本人,到日本留学(实际是打工)争先恐后。中國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嘴上工夫堪称世界第一,真的日本人打进来,大多数人还是去做” 汉奸” 、良民。

  韩国的民族自尊心要比中國人强烈的多,这是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遭受中國和日本两个强国的殖民统治,受屈辱受压抑数百年,一旦国家獨立,民族解放,其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中國遭受外来侵略和屈辱的历史仅仅有一百多年,就形成了整个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韩国由于国家弱小,更容易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来维护国家獨立。韩国人对日本的仇视比中國人还强烈,从我平常接触到的韩国人那里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韩国人抵制日货可不象中國人嘴皮子上的工夫,他们会自觉地购买国货,而中國人却一味崇洋媚外。

  就每年的日本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亚洲国家很难与日本真心和好。东南亚国家也惧怕中國强大,他们不相信中國不称霸的承诺。本来是中國最友好的邻邦印度,却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使得中印关系到现在也难以修复;本来是同志加兄弟的情感,并且共同抗击美国侵略的友好邻邦越南,却让鄧小平给予的” 教训” ——所谓自卫反击战,点燃越南民族对中國的仇恨之火;就是朝鲜和韩国也向本国人民宣传长白山是他们的领土,也是在煽动仇视中國的民族主义情绪。

  亚洲的问题主要是亚洲大国造成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缺少欧洲人的胸怀,心胸狭窄,没有肚量,总是以大国强国心态对待亚洲其他国家,喜欢指手画脚干涉别国事务,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亚洲国家对日本和中國的警惕是有道理的。

  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克什米尔和宗教争端,时常爆发边界战争甚至现在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也表现了亚洲另外一个地区的民族狭窄的心胸。

  2002年6 月22日

  (zhaodg@hotmail.com)

  作者:赵达功

漫谈中国文字狱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鎮壓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不过,在中國历史上制造的很多文字狱是完全没有意义与目的的,可以称之为毫无目的的残酷。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獨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因言论而得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鎮壓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國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个宗教裁判所,是专门用来鎮壓基督教世界的新生思想的,几百年下来处理了几万人,而中國皇帝兴办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几千人。

  文字狱与中國思想史

  中华民族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绚丽无比,当时有诸子百家,百家学说盛行,而孔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流行度还比不上杨家学说与墨家学说。有《孟子》为证。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门生意实在是清淡。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各诸侯国忙于征战,精力不够,实在是管不了老百姓的想法。托战乱的福,中國的各种思想在那时得到大发展,替中华民族狠狠地挣了一回脸。如果没有这个诸子时代,中國能不能称得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还是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诸子功不可没。

  因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品行的民族,无论怎样博大,也只是行尸而已。

  等到秦朝建立,独夫秦始皇有了余闲,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来了。由于秦始皇无道,性情残暴,当时有许多批评他的人,这些人还引经据典,说古时候是怎样的,说孔子、墨子是怎样讲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就是纯技术类的书)的书以外,其余的全都烧了,意思是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谁知,还有一些“愣头青”(主要是儒生与方士)看不清形势,居然还坚持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记忆中的先圣的话语来诽谤秦始皇先生,秦始皇先生又大怒了,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这一下,天下才“果真”是鸦雀无声了。于是秦始皇先生非常高兴,自以为江山稳固,可以传递万世了,可惜的是,十五年后,不仅秦始皇先生本人,连他所有的亲族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于是中國从此无嬴性。

  到了汉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不烧书,不坑儒,而是抬出儒家,一统天下。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你想当官,你就得接受儒家思想。如果你有别的思想,对不起,请你走人。

  到了唐代,建立了科举制,这个时候,你想当官,不仅仅是接受儒家思想就够了,还得精通儒家思想,熟读五经方有上线的希望。其次宋元明清时代,各个朝廷都抬出儒家思想来压人,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罢了,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獨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獨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國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國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國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國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國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國,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國的特殊性,中國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國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文字狱与制度的设计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國的極權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國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毕竟,你一火起来,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谁知道你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啊。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而在一个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且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的社会里,那么,我们除了能听到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

  中國历史上文字狱之异葩奇观

  最早的文字狱: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莫须有”的文字狱案件:颜异死于腹诽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原料是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本来就是与颜异有私仇的人,他秉承汉武帝的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促自禁,不觉微笑而褰唇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谁知道你肚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这一点从此公的画像即可看出。此公的相貌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五元朝天”实是“五官朝天”之意。意思是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露出来往天上翻,确是一副可怕的尊容。不过,相书上又说,这“五元朝天”是相貌中的极品,是注定了要当皇帝的,这一点本人甚为怀疑。

  由于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此公替人打过工、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当了和尚,和尚庙被起义军烧后,就跟起义军一起打战去了,最后当了皇帝。

  由于相貌不好,出身不好,学历又不够,朱先生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

  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

  请看朱元璋先生的光荣事迹: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说朱先生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人类的模范、表率,虽知朱先生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个马屁更响了。但朱先生看了,把光附会剃光头为僧,把“圣”附会为“僧”,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陈州训导周冕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之句。果然是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先生看了,把“寿”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而“或”字与“祸”字同音,于是,被杀。

  德安府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之句,被朱先生附会为“天下有道”,于是被杀。

  例子不胜枚举。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圣明的朱元璋先生生了个圣明儿子,叫朱棣,这个朱棣先是被封做燕王。后来看看他的侄儿建文帝软弱可欺,就起来造反,最后把建文帝逼死了,自己当了皇帝。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后,觉得应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个登位诏书,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方孝儒先生。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逼他写诏书,可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就发怒了,问:“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哪知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听了大怒,果真下令灭其十族。

  我们都知道,中國的统治者虽嗜杀成性,但是最多也就灭九族。方孝儒是第一个被灭了十族的人,他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杀掉了,真是可怜啊,这一杀总共杀了847 人。

  当年燕军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儒。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当时朱棣是答应了,可惜,暴君毕竟是暴君,方孝儒终被灭了十族。好残酷的手法,至今读来,犹觉毛骨悚然。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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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叶康乐

作为老百姓个人又离不开腐败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今天吃饭,大家坐在一起闲谈。当人们谈论论坛时,讲一些见闻,说评论医生收红包的帖子很有意思。但是问到,你没有在论坛上发表一下评论?不少人回答,说那个干什么,这是国家的事。听到这些话语使人感到心里特别凉。但是细细想起来又确实是那么回事。

  腐败问题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开始,就已经提出。印象比较深的是90年代前后。官倒,这个词对于当时感到很陌生,但是现在,官倒到腐败,关系到关系网的进化,可以说,腐败已经成为正常现象。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腐败才是异常。

  送红包收红包在医疗界早就不是新鲜事,不收红包和不送红包则是新鲜事。因为送与不送,收与不收仅仅是个人良心体现,而不是社会环境体现。一个患者住院,主要是因为治病。治病就需要花钱。如果送红包给医生护士管理者个人,省下其他一些可收可不收的费用,就会省去很多,而不是花出去很多。比方说:拿出1000元安排医生护士等,并不是仅仅要求他们服务的更好,而是拉进感情。主刀医生收红包是手术,主管医生收红包是用药,护士长收红包是化价收费。物理检查收红包是节省。麻醉医生收红包是义务。等等,患者送红包不是白送,而是花小钱省大钱。

  因此,反对送红包和收红包就是反对这个大环境,惹的患者和医护人员都有意见。

  现在流行一句话,拿大家的,拿公家的可以,但是拿自己的,个人的可耻。因为公家的就是大家的,不拿白不拿,拿出多少是个人的能耐。不拿就是傻子。

  拿患者的钱,给患者出力。因此,拿患者个人的,就是少收患者个人的;多付出公家的大家的。患者本人没有吃亏。收钱的个人也没有吃亏,吃亏的就是大家和公家。

  做一个CT要1000多元,给技术员500 元,患者省下500 ,公家就付出一点片子费和电费。这点损失,大家大业怎么能放在眼里。做一个彩超要600 元,给医生200 元,医生做的相当仔细和认真,甚至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给做了。作为患者省去400 元,医生得到200 元,公家只不过付出一点电费和机器磨损费。这些事情,如果说是腐败,仅仅对于这个事,但是好处则是全有份。

  但是,人都有这个弱点,就是得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人还有一个不足,就是得到好处,反倒说腐败。

  作为医护人员,不一定都能够收到红包,收不到的就眼红收到的。他极力看不起这些现象。一旦有人给他送红包,他的这些看不惯都成为看得惯。患者本来少花钱看了大病,但是反过来:腐败呀腐败,这些医生简直就是见钱眼开,钱越多看的越好。这钱简直是太好挣了。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这些特长,都有自己的腐败。但是所有的腐败都是花小钱,获大利。

  交警抓住违章,公事公办就是按章交罚款。如果明白事理的,给个别交警一点好处,就可以免除大罚款。对于司机来说,违章错在自己,按章罚款实属正常,花几个小钱,给个人省去罚款,对于司机来说就是占大便宜。但是,过后这个司机大喊腐败,交警腐败。交警只不过用自己的权利获得一点收入,少收违章罚款钱,这个钱可收可不收,收了自己得不到看不见,于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少收一点属于自己的钱,比起多占公家油水的其他腐败仅仅是小巫见大巫。

  升官发财,对于经历过纹化大革命人来说,一点不陌生,因为批判过。但是升官发财现在就是实际。官就是管,就是权。有权就是有钱。过去,批个钱,贷点款报个销,财务科长就可以办,但是现在必须一把手。过去进个人,提个干人事科长就可以办,现在还是一把手。为什么,非得一把手无非是有钱可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说行也不行。这个行与不行就是表现,就是钱的表现。

  送钱当官,当官有钱。全世界都知道。就在干部改革条例公布之日起,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会改变;也不会改变。因为,所有符合这个条例要求的都可以通过造假满足。所有造假都可以得到获利者的衷心拥护和支持。送去5 万谋求一个官,如果不把它赚回来,那才是傻子。升官发财,升和官都发财这是真的。

  腐败和反腐败都是困难的。大家和自家的关系弄明白也是困难的。从每一个个人角度看腐败,都觉得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如果有就不可能清白。59岁现象,和26岁现象,都说明人们观念在变。从那些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忏悔记录来看,腐败仅仅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就在念上。念好了就是清贫,良心好。念差了就是富有,就是损人,良心坏。好坏之间的区别不好把握。

  明知包二奶犯错误,但是二奶就比大奶水灵,年轻有诱惑力。明知权钱交换犯错误,但是钱本身没有错误。这就是一念。

  腐败是客观大环境的不公正造成的。而缺乏第三者监督则是腐败存在的源泉。

  作为老百姓总体期望没有腐败,要求公正。作为老百姓个人又离不开腐败,减少个人损失。这就是世界和社会。

  作者电子邮件:zhyunj@163.com

  作者:辛契

中国高速路修建工程之冷观察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英国《卫报》2002年10月31日文章:大规模修路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功效

  一百年前,西方列强争先恐后插足中國的铁路建设——要么直接参与施工,要么向羸弱的清政府提供贷款,以掌握铁路的实际控制权。如今,对中國的土地资源享有绝对主权的中國政府正按照自身需要,积极扩展国内的公路网络,在改善交通状况方面,中國政府一向出手阔绰,大量资金源源不断流入公路建设工程项目,中國的公路交通面貌随之日新月异。

  上个星期,中國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表示,中國将在2010年之前“基本消除交通堵塞的状况”。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更宽敞、路面质量及配套设施更齐全的公路正向四处延伸,这些现代化的公路不但使城市内部的面貌焕然一新,还将本来交通往来不便的各地城镇紧密联系了起来。

  到2010年,全中國公路总长度将超过2 万2 千英里,再过十年,这一长度还将翻番,达到4 万4 千英里左右。全国唯一尚未进行公路建设规划的省份是边远的西藏和青海。

  从北京出发沿赏心悦目的现代化高速公路朝东北方向而上,人们可以直接达到沈阳,很快,京沈高速公路的延长线还将继续北上,直达黑龙江畔。连接北京和上海的高速巴士线路已经开通;以上海为起点,人们可以沿着西去的高速公路,轻松穿越若干长江沿岸省市,直达三峡工程的所在地。这条横贯东西的高速路最终将通过富饶的四川盆地,将川西阿坝的风情和上海的酒绿灯红牵系于一线。

  其他引人瞩目的高速公路工程还包括从北京直达香港的南北大动脉以及以上海为起点,沿东部海岸线曲折而下,深入南部沿海省区,同样是连接香港的坦荡通途。

  纵观21世纪头20年中國公路建设的全盘规划,人们不禁慨叹此计划的宏伟和卓绝。但是,当笔者回忆起自己在中國的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的几段经历,却忍不住质疑中國政府大规模加强公路建设的合理性。

  画面一:中國的高速公路是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在几乎空无一物的高速路上,车辆风驰电掣般飞驰而过——这样的画面对西方人来说,恐怕只有在电影屏幕上才会见到;身穿黄色短夹克的清洁人员时不时排着队大摇大摆踱上高速公路,将路面上的垃圾清扫到一旁,其神态自若,仿佛自己并非身处时速一百二十以上的车辆来来往往的高速路段,而是在打扫乡村便道旁边的绿化带。

  仍然是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在附近耕种忙碌的农民随意翻越公路的护栏,公然横穿高速公路,然后又从另一端的护栏翻出去,不仅是成人,就连孩子们也对在这种危险的“捷径”间自由出入乐此不疲。

  画面二:中國高速公路上的长途巴士司机似乎并不乐意接受政府花巨资修建高速公路的好意。当巴士行至高速公路的收费处,司机同志立即来个突如其来的大转弯,费了一番气力之后,大型巴士那笨拙的车身终于被成功塞进了高速公路一侧拥挤的辅道,“要缴费?我不走你那高速公路就是!”就这样,走高速公路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途往往要耗去乘客五个多小时。

  毋庸置疑,诺大的中华大地需要更多高水准的公路(增加铁路里程对中國改善交通的意义同样重大,中國政府也十分重视建设铁路网络)。在方圆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界之上,目前已经交付使用的170 多万公里公路仍然无法满足人员物资大规模流动的需要。

  实践证明,当一条高速公路将本来僻静、相对落后的乡镇与外界相连,沿线的公交巴士、私营出租车开始增多,方便的交通缩短了市场与生产基地之间的距离,公路沿线的经济迅速可见起色。

  然而,中國的高速公路往往不能跳出沦为各地现代化建设成就标志的窠臼,这些工程浩大、耗资惊人的大手笔工程除了能够满足城市规划者虚荣的成就感之外,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交通枢纽的作用。此外,政府对高速路建设的大量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规模较小、地区性更强的公路建设工程的投入。随着中心城市周边房地产业的升温,一些人积极倡导为这些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八车道的高速公路,这种征用市郊农田,建设公路的项目是否合理,是否值得投资需要有责任心的城市规划者仔细捉摸,如果官员们只图利用“我们拥有20米宽的高速公路”来炫耀城市规模,而不顾浪费资源,进行缺乏远见的建设,中國的公路建设事业难免将受到损害。如果所有的高速公路建设资金能够物尽其用,遵循多层次、多地区结合的策略,合理规划,相信中國的公路建设事业能够取得更显著的收效。

  最近,北京交通部的某位官员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节目上充满骄傲的表示,北京不久将拥有五环和六环高速公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东京和巴黎的交通状况根本无法与北京相提并论。在上海,城市规划者们计划在市中心取缔自行车,为繁重的车辆交通争取增长的空间。

  最近,中國交通部胡副部长在一次关于道路建设的论坛上发表言论,强调了加强道路安全、推广低耗能机动车、注重环境保护等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國未来的公路建设应该以安全保障和速度保障并重,中國的公路建设文化需要进行概念性的改革。

  随着中國公众参与社会事物的意识增强,更多的人将对计划中的大型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提出疑问。在北京和上海,已经有不少人士和团体开始积极游说政府停止拆迁旧式建筑以扩展公路。可以预料,在马路骁骑中流行的“带安全带的司机不是好司机”的说法也将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而逐渐消失。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中國能够在道路规建领域汲取西方国家的教训,在大型高速公路项目盲目铺开之前,三思而后行。

  作者:约翰·吉尔汀斯

自由的比较:北大人VS清华人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北大与清华是对于近八十年中國历史造成最大影响的两所学校,这八十多年来中國的政治与学术,总是与这两个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上还很少有几个大学像这两所学校那样,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学人一直就扮演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而清华则向历史贡献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精英,如潘光旦、梁实秋、钱钟书。两所学校很显然地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教育界即流行“北大大、清华清”的谚语,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成了纯工科的院校,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清华已重新成为一所综合性高校,但一个北大人与一个清华人站在一起,人们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区别他们。因此,很难说是学科的分歧造成人的气质的迥异,北大和清华各自的传统对于学生人格的塑造,起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作用。

  北大人与清华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激进的,后者是保守的。北大有鲁迅,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批判旧文化不遗余力,彻底否定儒家文化传统,为后来的左翼思潮导夫先路。而清华却在二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这种激进与保守分野,不但在传统上如是,即使是到了现在也依然泾渭分明。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北大,中文系94级女生马楠视之为仇雠,对美国横加指责,不留一点情面;而三年后布什总统访问清华,清华学生提问的问题不但要平和得多,也更加有深度。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历次学生运动,均由北大挑头,北大所走过的一百年,其政治符号的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机构的意义。今天被北大人公认为一代完人,具有“圣贤气象”(冯友兰语)的老校长蔡元培,就曾经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在清末亲身参与过那场民族革命,由此看来,说北大是世界上最具有革命传统的最激进的一所大学,一点也不夸张。

  激进的北大人从来都自觉地跟政府唱对台戏。鲁迅说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在我看来,北大的精神是常“革”的,北大人最心仪的生活方式是叛逆,所以在北大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的愤青,至于其不断叛逆的历程以外是否还在坚持着什么,就真是天晓得了。正因为北大人的激进常常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基于信仰,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外国元首下不来台的“反美姑娘”马楠就可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毕业以后,她也真的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而保守的清华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要比北大人真诚许多。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闻一多发表评论,指责张、杨,以为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容侵犯,一般只读过《别了,司徒雷登》的青年,如何能够想像面对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也曾经坚决拥护国民黨的领导?

  激进的北大人最喜欢向规则进行挑战。不久以前,武汉的一位高三学生希望通过一篇小说获得免试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资格,作为北大人的孔庆东教授就对其寄寓了无限的同情。而保守的清华人在入学之先,就已懂得要尊重规则的道理。社会舆论一般认为清华人较北大人更有实干精神,不尚空谈,这其实是因为清华人比北大人更加尊重规则。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清华成了一所纯工科的院校,然而就长期作用来看,院系调整并没有对清华的教育传统产生根本冲击。今天北大人的激进与清华人的保守其实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激进与保守一样,都是各自固有传统的对峙。如果说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建立起来的,那么清华的传统其奠基人就是梅贻琦。蔡元培本人是留学德国的,他所聘请的教员不少则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而清华的教员几乎清一色是美国派。北大人的激进和清华人的保守的分别,其实就是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别,就是北大人和清华人自由观的分别。

  北大人和清华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由观念。几乎每一个北大人都以为自己至少应当做国务院总理,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自由意味着能够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意味着自由地参政、议政。在北大每天都活动着数量可观职业革命家,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直到今天,从未断绝。他们在北大总是能够找到知音,总是会有北大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床铺,甚且供给他午餐。而在清华人的眼中,自由却意味着只受法律和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一切所谓的公意的束缚的权利。对于政治,清华人远没有北大人那样热心。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谨慎地区划过两种自由的传统,一种是英、美的自由传统,另一种则是法、德的自由传统。这与教育研究学者把现今大学教育区分为英美学派和大陆学派遥相呼应。清华始建于1911年,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故其传统是纯粹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否认任何先验的事物的存在,而强调注重经验,因此对于社会变革的进程一般而言是反对革命,提倡改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所持的国家主义,就是清华人在政治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另一方面说,这种传统强调理性是有限的,对于自然秩序有着很高的推崇。所以清华人不会狂妄到要去建构天才的社会制度,而忽视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自然创造。胡适在指导《现代评论》,提倡社会改良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来自清华园的稿子,只此即可见清华人的稳健立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胡适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和北大联系在一起的,他所接受的传统、所接受的自由观依然是认同于清华人的。这是因为他是1910年考取庚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与早期清华人同出一系。

  北大人从老校长蔡元培那里,也从其他留日教员那里全面接受了德国人的自由观。如果说清华人都像英美人士那样与公共惯例保持一致,那么北大人则像德国人那样以独特性自豪,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以为,只有通过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和值得尊重的,而那些非自觉创设的社会秩序遭到他们严重的蔑视。孔庆东对于高考制度的质疑,正是根源于这种对于理性绝对推崇的思潮。问题在于,人类事务中绝大部分秩序都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产物。你又如何能够肯定符合你的理性的秩序同时也符合其他所有人?很显然,这种过分强调个性,力图摆脱外在权威的自由观最终一定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最终否定了一切人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狂热的叫嚣、煽情的鼓动时常能够获得北大人真心的喝彩,也正因为此,在北大做一个真正的异端要比在清华承受更多的白眼。

  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曾严格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大人以其政治上的激进,主动认同与古代人的自由,而保守的清华人,却孤独地行走在另一条自由的道路上。一个令人难以为情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的中國几乎都处在北大人自由观的影响下,清华人的自由始终没有在知识界以外的人群当中获得共鸣。1994年,一位北大学生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于是他写下了在北大学生间广为流传的一篇散文《北大是清泉,清华是岩浆》。然而,他根本错了。一种蔑视秩序的自由观不可能导致清泉的喷涌,倒是会搅起一滩浑水。钱穆先生就曾感慨:“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许多人误以为北大是最自由的所在,殊不知只有在清华,才能找到真正属于现代人的自由。

  摘自北大在线

  作者:徐晋如

东莞、苏州、中关村谁是人才的天堂?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编者按:东莞、苏州、中关村分别位于中國的东、南、北三个方向,成立时间有先有后,面临的处境各不相同。同为享誉全国的科技园区,三个地方却正面临着不同的命运。谁会在发展中领先一步呢?对人才的吸引,是决定他们未来最关键的一环。

  东莞 对高级人才缺乏吸引力

  到目前,在东莞投资办厂的台资企业有4372家,其中上市公司超过100 家,有800 多家从事电脑产品生产,有10多家的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地位领先。IBM副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形容东莞IT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的地位:“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15分钟,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会因此产生波动。”

  但这个制造业名城,在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

  “在这里要招到好的人才比较困难,所以很多企业都想到北方去建厂,而不在这里继续注资。”美宝玩具公司的主管对记者说。

  东莞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市,1978年11月,太平手袋厂在东莞的建立,给东莞人带来了希望,这也是东莞的第一家来料加工厂。随后,内地人力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东莞,使这个只有150 万人口的城市迅速膨胀起来,现在,东莞外来人口已经达到了500 万,是本地人口的3 倍,外来人口的吃住和安全问题,给这个小城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有人曾经计算过,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吃的问题,分散在各个村镇的养猪场就有4000多个,每年生猪的出栏量达150 万头,以致于东莞运河污黑的河面恶臭难闻。由于缺乏良好的管理,进入东莞,你会看到这里城市布局混乱;各个施工工地上噪音巨大,街道两边垃圾堆积如山;摩托车在街道中央横冲直撞……

  “这里几乎招聘不到大学生,一般都是来自内地的民工,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或没有毕业的,而且这里的企业重视经验、实力,然后再看学历。另一方面,这里的环境也吸引不了高学历的人。”在东莞美宝玩具厂工作了三年的主管周小姐对记者说。

  吸引和留住高级人才成了东莞的心病,而且也关系到企业的发展。

  已经把自己的企业转移到长江三角洲的台商协会会长郭山辉说:“这里的劳动力基本是外来人口,大学生的供应量不足,东莞城市过度发展,居住环境不好,造成高级人才不愿意来。”

  中國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张国庆先生分析了东莞的现状:

  “虽然东莞制造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达到较高水平,但是不可否认,目前的制造企业还是以组装生产为主,而忽略向技术转型。没有利用好向台商、港商们学习技术的机会,没有利用好手头的资源,另外,东莞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国际贸易比较发达,但是他们也没有向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国家汲取经验,发展国际贸易。同时也没有把自己的形象塑造起来。在大家的眼中,东莞似乎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市场富裕的城市,它的居住条件吸引不了高级人才,这样给招商引资也带来了困难。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在全国普及,东莞所具有的优势不再是独有的,内陆地区在土地、人力成本等方面的积累使得它们可能拥有后发优势。”

  张说:“长期以来,东莞市是在既无技术、也无人才又无资金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以土地合作为主要特点的多达数十个的各类开发区,已经消耗掉了东莞市的大量土地资源,单纯靠走土地和劳务输出的路已经比较困难。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人才是重中之重。但是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东莞除了成百万熟练的产业工人外,高素质、高科技人才方面没有优势。”

  事实也摆在了东莞人的面前。今年5 月底在北京举办的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年首次作为分会场,签约项目23个,总签约金额32.1亿美元,比去年增长3 亿多,而相形之下,东莞的得分显然比不上北京开发区。

  东莞感受到压力了。

  苏州 优越环境吸引外来管理人才

  “苏州政府将投资11个亿建设区内公园,是免费公园”,工业园内的一位员工对记者说。11个亿建设一个公园,这对中國的老百姓来说似乎有点奢侈了。

  “利用自己所有的资源,打造工业园区,给投资者一个良好的环境。”工业园区的一位领导干部对记者说。

  苏州人做到了。

  在城市建设和治安环境方面,苏州政府确实花费了大力气,国际资本则是用“脚”对苏州的付出投下肯定的一票。飞利浦、爱普生、佳能、微软、日立等等,很多的欧美企业是自己盖的厂房,可见他们是要在这个地方扎根生枝了。

  10月25日韩国三星投资了3 亿美元成立了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这家工厂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每月产量可达16万台。

  苏州,在地理位置上跟东莞有着一拼的架势,但是苏州却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论是在环境改造方面还是人力资源的问题,苏州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

  “园里的企业职工中,80% 是当地的人,只有20% 是从外地聘请来的,他们大多做管理层。”苏州华东度膜玻璃有限公司的胡先生说,“而且对于这些外聘人员,企业都提供了优越的福利待遇留住他们,企业提供住宿的宾馆,工作三年就可以申请户口蓝本,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福利,比如住房公积金、社保等等。”

  曾经有人这么形容:苏州是上海的后花园。从她所处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她所具有的市场发展机遇有多大。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金融系统发达,有着完备的人才结构和数量,而且素质普遍较高。既为上海后花园,其资源可以辐射到苏州,给苏州的人才提供了一定来源。

  近年来,苏州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很快,全市有各类高校、中专、中技85所,每年有5 万名高素质的新生劳动力。苏州市确定了要在下世纪初建成市区面积200平方公里,市区人口200 多万的大城市。近几年来,每年有数万名高素质的人才从外地流向苏州。

  苏州的优越环境,吸引着大量的人才和投资,这是它成功所在。

  中关村 商贸人才比科研人才更吃香

  因为长江三角洲的兴起,扬言要做中國硅谷的中关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形象和实力了。

  中关村作为辐射全国最大的电子产品市场,一直都是中國电子行情的指示牌。从中关村的起家到成功,这个市场容纳了太多的荣耀和伤痛。因为早期电子市场的集市式运做模式和小贩式经营环境,加上物业管理的相应滞后,造成了假货、水货层出不穷,这些不仅有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给中关村的高科技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商贸气息笼罩了中关村的上空。

  “帮我留心一下外企的机会,我想走了。”两个月前见到这个朋友时她还告诉记者说自己的状况很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的空间,要好好做一段时间的。她是北大广告系的学生,在村里也呆过两年,“呆不下去了,管理不规范,还是想到外企。”

  刘卫东告诉记者:“中关村大概有9000多家企业,有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这里的就业机会在下降。去年中关村招聘应届毕业生5500多人,但是今年只招了4000多人,而且人才流动比较大。”

  “几乎每天都有3 家企业在村里成立。”这是中关村管委会对外的宣传。

  张国庆先生说:“在中关村密集的商贸公司中,很多都是由几个同学或者几个校友,研制或购买到某项技术,就攒成了一个公司,这样的公司从管理和规模上都跟不上,就很难成大气候。而且现在中关村重视商贸、经济利益太多,重视科技开发的人少了。”

  人才充足,适合研发。但是大多数的公司都去赚钱了,忙着技术升级去了,很少有人再来做基础研发工作。

  中关村最大优势在于技术和人才优势。有6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技术人员密度居全国之最,每年高校毕业生5 万多人,因此在北京科技人才的供应是相当充足的。一些企业将研发中心,或技术含量高的工厂设在北京,以利用这里的人才资源。

  有人说一种生态环境适合一种产业。比如东南亚,它只适合硬盘这么一个行业的发展,我们管它叫做“植物园”,说明一个地区是一个行业最好的栖息地。但当一种病毒袭来时,这个种植园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而硅谷就不是这样,那里更像是热带雨林,各种物种都存在,之间的关系也极其复杂,有链性关系。

  这个问题根本上还要留给中关村自己去思考,中关村如果成为热带雨林,经受风雨的能力就会更强。

来自:21世纪人才报

  作者:马晓华

深圳,你被谁抛弃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2002年10月12日,深圳,阳光明媚。

  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目光深邃,步履矫健……

  莲花山下,第四届中國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隆重开幕。这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不但是深圳市全力以赴的重要经济活动,同时也成了深圳市的一大节日和胜景。每届高交会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入会场,不少人就是为了看一个新奇。不过,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高交会多少让深圳人有一点沉重,因为不久前传出消息,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在中國四大通讯设备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中,中兴和华为在这个称呼中虽然靠后,但这两大企业的实力却居于前列。作为深圳的两大骨干企业,中兴和华为对有志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圳可谓意义重大,因此,无论中兴和华为要“弃”深圳而去的消息是真是假,都足以震撼直插云霄的赛格广场。

  对于深圳来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2年9 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据称这座大厦“约有交通银行大厦和中银大厦合起来大小”。这听起来好像是深圳企业北上扩张,但据业内人士称,平安保险的核心业务部门已基本迁往上海,包括不久前迁出的的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但名义上的总部还留在深圳。2000年以来,关于平安保险欲迁上海的传闻一直不断,平安保险也似乎特意避开这个话题,在“迁都”问题上采取了低调的逐步转移策略,因而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尽管“迁都”消息马上被招行高层否认,但招商银行似乎也在实施和平安保险相同的策略,逐步脱“壳”。早在去年,招商银行已经把信用卡中心迁至上海,经过一年的良性运作,招行信用卡中心将于2002年12月1 日正式向全国发行贷记卡。招商银行同平安保险一样,都是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金融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都成为在国内有影响有竞争力的大型金融企业,而且招商银行还是深圳市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因此招商银行总部如果迁往上海的话,对深圳的打击可想而知。

  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同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一样,支撑起特区经济的绚丽天空。招行和平保,是深圳金融产业的龙头;中兴和华为,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如果这四大金刚脱“壳”而去,深圳的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无疑被釜底抽薪,深圳还能有未来吗?纵览风云的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还能风光依旧吗?

  除了这四大金刚的“迁都”传闻外,还有一些已经是事实但似乎不重要的消息——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去年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另外,全球500 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沃尔玛将会把采购总部由深圳北迁到上海。沃尔玛“迁都”不但严重打击了深圳建设国际物流中心的信心,而且给深圳吸引外资的努力泼上一瓢冷水。众所周知,跨国大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的本来就很少(一般都会选择上海、北京、广州以及细部的成都),更不用说地区总部了。因此,如沃尔玛真的再将采购部迁往上海,那将对深圳构成巨大压力。实际上,近年来深圳引进的外资虽在增长,但主要还是来自香港的资金,统计显示,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对深圳的投资呈递减趋势。

  一江春水向东流,各路人才也随潮流而动,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地区。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导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东南飞”之怨。目前深圳虽然仍是就业热点城市,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虽然依旧是人头攒动,但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却已今非昔比了。最近的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上海与北京是大学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就业目标,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当然,深圳现在人才引进目标趋向高级。80年代,深圳依靠各省市调进人才成就了一个现代化的特区,90年代深圳着力引进重点大学人才迅速发展了金融业何高新技术等产业,21世纪深圳将重点引进海外留学人员以推动深圳的二次创业和发展。为此,深圳推出了引进海外人才七大举措,着力打造国际人才“自由港”,到2002年9 月30日为止,深圳市共引进了751 名海外留学人员,这个数字在去年全年引进人才总量283 人的基础上已经翻了一番,显得形势很好。但上海、北京、广州似乎对“海归派”更有吸引力。正在建设人才高地的上海,是“海归派”首选的城市。2001年,上海吸引海外留学人员比上年增长了95% 。在此落户的近2000家“海归派”企业,几乎占据了全国“海归派”企业的半壁江山。到今年9 月,上海就已吸引海外留学人员3 万多人,同时期的北京和广州吸引人才的势头也很猛。对于这种情况,业内人士认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吸引力不如北京、上海,是由于这两个地方的跨国公司更多,导致人才聚集效应。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深圳对面的香港人普遍希望北上上海、北京工作。据香港政府最近对香港市民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香港人愿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内地工作,44%的香港人选择上海,9 %的人愿去北京,选择广东的占22%,上海成为港人首选的城市。据说,在香港有一句流行的话——你多久没去上海了?

  显然,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之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深圳,曾经是中國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为什么要抛弃了深圳?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深圳?

  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要抛弃了深圳?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问,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深圳?

  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但春寒犹料峭。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激昂时代,只有改革,共和国才能看到希望的田野,只有开放,共和国才能展开春天的故事,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呢?鄧小平注意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就在这里划了一个圈。这个圈的份量和意义不必多说,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争议。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是中國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然而,国内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争论的结果是经济特区还是要搞,但要与作为社會主義主体的内地隔绝开,于是在深圳特区边上树立了一道水泥墙,以此隔开经济特区和内地。这道水泥墙就是香港人和深圳人所说的二线关(深圳与香港之间为一线关),深圳人对于这道关有爱有恨,下面我们再详细来谈它。

  时代选择了深圳,但也只有深圳才能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深圳,毗邻香港,以这个地理优势作为中國改革开放的窗口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中國只有两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地区(澳门太小,经济也不发达),那就是香港和台湾。厦门具有面向台湾的地理优势,在1979年7 月与深圳、珠海、汕头同时被国务院确定试办经济特区,但厦门与台湾之间大海相隔太远,交通不便,地理优势显然不如水陆相连的深圳和香港,而且厦门当时还是军事前沿阵地,不像深圳口岸一直和香港保持着紧密来往。可以说,深圳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开创中國新时代的幸运儿。事实上也是这样。到20世纪末,人们回首中國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里程时,发现中國五大经济特区(1988年4 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只有深圳特区的发展最好,深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厦门和汕头因走私而元气大伤,珠海至今仍在吞咽当年重复建设的苦果,海南则饱尝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带来痛苦。

  但是,深圳特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深圳特区的建设是从蛇口开始的,从荒山野岭的“蛇口”起步,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建设者们喊出了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但就是这个在现在深入人心的口号却在当时招来全国一片抗议之声。现在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激情年代》就反映了这段真实的历史。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依然成为特区精神的标志之一。到了1984年,深圳特区已经初具规模,但海外媒体这时候却说中國经济特区就是建高楼大厦,同时国内对特区是否成功的疑问不断,对于中國是否需要办特区仍不能理解。1984年1 月24日至2 月17日,鄧小平去南方,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经过考察,他对特区的成就表示满意,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给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关于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才逐渐淡化下来,深圳也打破了从前依靠外贸出口的产业格局,在继续发展以轻工、服装、手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三来一补”工业外,开始和中國科学院合作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发展,于是有了现在的康佳、赛格、华强、飞亚达和华为等。1987年6 月12日,鄧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深圳经济特区是成功的。多年来,深圳不但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尽早实现深港衔接,作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任何其他地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在中國的改革开放中成功地担负了窗口和试验田的作用。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到深圳后,深圳又开始了新的腾飞。80年代,160 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90年代,383 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现在,深圳为完成深港衔接的历史任务,正在继续快速运转。80年代深圳建立了第一家中科院与地市合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科技园在建设早期一时间成为国内各地建设高新技术园区的蓝本;90年代深圳成功举办了中國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时代的变迁

  但是,1998年以来深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发展活力逐步下降。其原因首先来自河对岸、海那边的香港。

  香港,自中國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从制造业主导经济体系转型至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仅是深圳出口的主要对象,也是深圳的最重要海外投资来源,而且香港人也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香港对深圳的投资一直保持在60%以上,而且由于近年来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对深圳的投资呈递减趋势,香港对深投资更显重要。在消费方面,香港人纷纷北上置业、娱乐极大地促进了深圳消费。在深圳有个笑话,说深圳对港人消费颇有微辞,认为港人不仅抬高了深圳的房地产价格,而且也提升了深圳“小姐”的身价,对深圳人消费不利。另外,近年深圳方面一直竭力促进深港之间24小时通关,以更方便港人北上消费,但香港方面反应冷淡,二者矛盾隐约可见,但也显示了港人北上消费对深圳的影响。出口、消费以及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而在深圳经济的三套马车中香港都显得举足轻重。

  自1997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一蹶不振,其中香港四大行业表现尤甚。过去十多年来的地产泡沫不但令香港经济急速增长,同时也导致租金及薪酬上升,削弱了香港作为金融及服务中心的竞争力,尤其在金融风暴后表现更为突出。回顾香港的经济状况,自1974年至1997年间,二十多年来香港从未出现过通缩,但自金融风暴后,消费物价便一直持续下调,增长比率由正变负,于1999年8 月更出现负6.1%的新低,目前香港业界陷入40年以来的最低潮。尽管深圳依托国内良好的经济形势,经济还能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香港经济的持续低迷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在逐步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國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國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國加入WTO 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國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加入WTO 后,“经济特区”似乎更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经济特区是与WTO的精神相违背的。可见,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窗口作用显著下降的深圳难以再享有特殊政策和照顾,来担负改革试验田的重任。此外,深圳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然而,对深圳经济打击最大的还是2000年深圳交易所停止发行新股,导致深圳的资金流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深圳金融业以至整体经济的发展。

  资本的兴衰

  “深圳经济特区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也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

  这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同志在2002年09月26日的讲话。这个评价很到位,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深圳经济特区这12年(1990-2002 )的发展历史,就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经济的一根台柱。

  说到深圳的金融业,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

  作为中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先行者,招商银行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经中國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招商银行由招商局出资人民币一亿元,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在深圳蛇口正式挂牌成立。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截止2001年12月底,招行总资产已逾3000亿元,累计实现税利逾231 多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2002年度排名中,招商银行位居第273 位,已经超过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中等规模水平;在《欧洲货币》1999年度“亚洲最大100 家银行”排名中,招商银行” 股本回报率” 居亚洲银行业首位。招商银行以不足国内银行4 ‰的从业人员、2 ‰的机构网点支撑了约1.6%的资产规模、约6%的效益,以“科技兴行”的发展战略在中國银行业确立自己坚实的地位。如果连招行“迁都”了,深圳人的失落和伤感可想而知,因为不知道深圳的奋斗目标在哪里。

  深圳发展银行成立于1987年12月28日,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作为中國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深发展的成立在深圳金融发展的地位在这里不再多说,值得一提的是深发展的成立也是深圳股市发育的重要开端。老一代的深圳股民几乎都是从炒深发展走进股市的,也从深发展上赚到第一桶金,当然,那时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也没有几只股票。

  然而,作为中國大陆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时间却一直裹杂不清,让许多研究中國证券发展史的人一头雾水,各种正式资料都基本上是这种说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89年11月15日筹建,1990 年12月1 日开始集中交易(试营业),1991年4 月11日由中國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并于同年7 月3 日正式成立——一共四个时间,到底是哪一个?反观上海证券交易所,其成立时间却是相当明确的,1990年11月26日由中國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同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为此,到底谁是新中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各界一直争执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由于中央发展证券市场的态度已经明确,深沪两地开始筹建两家交易所基本上是同时的。由于深圳毗邻香港的原因,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国贸大厦筹建时完整借鉴了香港联交所的一套做法,在时间仓促且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大家也不可能做出大的修改,因此深交所受香港联交所影响的痕迹很深,比如上市挂牌、交易规则等,甚至连深交所使用的四位股票代码也与联交所一脉相承,直到现在才改为6 位,与上交所一致。而同期上海筹建工作非常艰难,不得已只好前往深圳,从国贸大厦把深交所的一套搬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上交所规则与深交所基本一样,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上交所还是把股票代码改成6 位的了。虽然深交所的筹建工作走在了上交所的前面,但中國人民银行总行却在11月26日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深圳暂被搁置,并且上交所宣布在12月19日正式开业。这个消息对日以继夜筹建深交所的工作人员可谓是一个沉重打击。为此,当时的仲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国贸大厦的筹建现场决定,不管怎样,深交所一定要在12月1日开始营业。就这样,深交所领先上交所18天开始营业。草创之初,两个交易所就为争第一而不可开交,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开业之争就此开启了两个交易所在其后长达十年的竞争序幕。

  此后十年,深沪交易所在大盘走势、上市公司服务以及市场成交额上全面竞争,两地券商、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各为其主,最后甚至连两个交易所都不惜违规介入,结果加剧了两个市场的波动,加大了市场风险。1995年3 月上交所成交额开始大幅超过深交所,风光一时。此时深圳交易所开始在硬件上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使交易系统更加完善安全,同时提高“软件”质量,为上市公司提供周到的优质服务,结果吸引各地新上市公司选择深交所作为上市地。这样,1996年8月开始深交所成交额开始全面超过上交所,此外,据美国彭博资讯的统计,1996年深圳股市以174.92% 的涨幅登上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至此深圳交易所不但称雄于国内股市,而且以最大成长幅度笑傲全球!这个时期不但是深圳证券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深圳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这个时期,也使“老大”上海英雄气短,耿耿于怀。深交所成交额超过上交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1 月,由于1997年后中國证监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而是定下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这样上交所在98年才开始缓过气来,赶超深圳交易所。

  成交额之争尚未见平息,深沪两地关于“创业板”的争夺又开始了。1999年,风险投资概念火爆全球,纳斯达克市场疯狂上涨,开始创造“一夜暴富”的资本神话,为此上海和深圳这两个科技产业发达的城市开始争夺设立中國的“二板市场”:两个城市不断举办研讨会,请专家宣传风险投资——更重要的是论证自己更有资格设置“二板市场”。当时的候选城市还有武汉、北京等。到2000年上半年,形势明朗,深圳在角逐中胜出。但这个胜利未必时好事,业内人士普遍担心,深圳取得创业板资格,很可能是对未来把深圳主板并入上海的一个补偿。果不其然,2000年,世纪之交,证券市场关于深交所即将并入上交所的传闻一时甚嚣尘上。97年以来这种传闻一直就有,但这次似乎是真的:统一的结算中心在上海成立,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也有这种表示……看来人们的担心要成为现实。

  经过10年的发展,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5%左右,而金融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却不可等闲视之,另外深圳金融业的利润占全国四分之一弱,而上海则为四分之一强(其他地区共占一半)。有统计显示,2000年以前坐飞机进出深圳的人员中,就有30%的人是从事证券业的!如果深圳的主板市场迁往上海,那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流失,直接动摇深圳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而且还将影响到特区二十年来的经济成就,即使有创业板但因在初创之时也难有规模和作用,因此深圳经济可能就此一蹶不振!

  2000年的夏天是深圳市最难熬的一个夏天。据说,深圳市主要领导都在北京“陈情”,力陈撤销主板对深圳经济的利害关系。最终,深圳艰难地取得了主板暂时不并往上海的承诺,但也付出了代价,即深圳证券交易所从2000年9 月开始不再发行新股。目前看来,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而且深圳当年力保主板的努力也是非常有远见的,因为直到现在,创业板也未能开设。不过开设了也未必能成功,除了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成功了外,其他国家的都不成功……中國是否需要开设创业板,直到今天仍有争议。

  由于深圳不发行新股,深沪两个交易所不再有成交额上的竞争,也因为两个交易所最终要合并,其竞争也就不再有意义,两个交易所谁先谁后(成立)的问题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回想起来,当年深圳在金融业上展开如此激烈的争夺不是没有原因的。深圳在上一个世纪在金融领域的争夺不仅仅是“面子”之争,而应看作是金融话语权之争,经济主导权之争。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突出表现,而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则不断发生,这种情况说明金融产业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危机更多地以金融危机地形式表现出来。谁掌握了金融资本,谁就能在经济竞争中占有优势。因此,作为一个没有传统工业基础、资源相对缺乏的新兴城市,深圳希望从金融服务业来把握经济制高点。当然,意图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也要抢占国内金融业的主导权。两个城市在上个世纪的竞争自然不可避免。

  不过,主板停发新股还是对深圳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2000年以后深圳金融业的地位就日呈下降趋势。事实上,此前深圳就已呈现兆头。1998年人民银行机构改革,设立九大分行,作为金融重镇的深圳却未能占得一席,深圳市人民银行被划为广州分行之下的一个中心支行。在这个趋势下,人们不禁要问,深圳的金融业到底应向何方发展?不管答案如何,有志于全球化发展的招行、平保等金融企业开始把目光瞄向上海。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 上海已经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上海在人才、市场和资金的优势日益显现,而且在中國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上海还将是中國金融企业走向全球金融舞台的平台。目前金融机构扎堆的现象在陆家嘴已成气候:原三峡证券改名为亚洲证券后, 正式将注册地由宜昌迁册至上海, 并在浦东高档商务区租下了一栋物业, 作为公司新的栖息地;天一证券将公司下属资产管理部等业务总部已全部移师上海;原先在开封安营的富友证券也选择了将上海作为注册地;去年年底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 也于今年三月将国债业务管理总部、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管理总部等三大业务部门移至上海……自2001年以来, 共有数十家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变更注册地、或以大规模迁移核心业务部门的方式, 在上海“安营扎寨”, 估计未来会有更多金融机构进入陆家嘴。上海正成为各类金融机构争相进驻的热土。因此,对于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些准备走向国际舞台的金融企业来说,上海是必争之地。当然,在搬迁问题上在深圳发展起来的招行、平保似乎颇多顾忌,不能像外资企业那样来得直接了当。实际上,真正关系到企业发展壮大的问题,谁还有那么多所谓的“深圳情结”?对于沃尔玛来说,上海在地理、商业地位等方面均居主导,对其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们一定要攻克上海。外资撤出的事例并非个别现象,一些在深圳的外资金融机构,在重新评价中國市场之后,也在逐渐从深圳撤出,如德国德累斯顿银行较早前就由深圳撤出,迁往他们认为更有希望的上海市。作为国内企业的佼佼者,招行、平保以及中兴、华为难道不会明白这一点?

  此外,上海市政府在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中也展开了主动攻势,有意向让一些商业银行总行逐步聚集上海,并出面与一些银行高层进行过实质性商谈。其中,招商银行即是上海市政府力邀对象之一。郎有情,妾有意,在这个崇尚自由恋爱的时代,谁能阻止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也许在金融业的发展上深圳不会再向上海叫板了,但现在问题在于,深圳是否必要成为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在这个问题上,国内金融界有人认为,深圳的资源有限,长远来说不可能靠房地产和制造业去跟其他城市竞争,深圳的未来必须走服务业,与香港携手构建服务华南和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是最佳选择之一(深圳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骥就持这种观点),但是作为国内的区域金融中心,深圳的条件显然不如广州,如果与香港携手似乎没有必要。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深圳金融业的实际上折射出了深圳经济的尴尬,即地缘经济的局限性——夹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香港是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广州则是华南的门户,珠三角的枢纽,而深圳呢?因此,尽管特区光环笼罩下的深圳踌躇满志,但拔剑四顾却一脸茫然:何去何从?

  时空的轮回

  谁抛弃了深圳?深圳人可能会有满腹的牢骚,认为是中央抛弃了深圳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以来,人们似乎觉得上海在发展上总能得到政策上的“照顾”和“扶持”,而作为特区的深圳却被“忽视”甚至被“限制”。的确,上海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在“九五”期间(1996-2000 ),上海市的基建资金达到2274亿元,超过前40年总和的两倍。这是极惊人的数字,钱哪来呢?上海市政府2001年全年收入只有1300亿元,若仅靠市政府的资金,没有中央政府拨款及其他优惠政策,根本不可能连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吸引外商投资。但是,在深圳特区已经享受了十几年的特殊政策后,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基础和规模,深圳继续享有特殊政策却是不合理的。因此深圳人自己也明白,给予特区的政策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谁抛弃了深圳?从地缘条件和时代背景来看,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所在,因为时空因素的限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深圳特区却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却是有更深层次原因的,那就是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1.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据有关统计,到去年底,深圳市仍有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放活。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政策障碍,一些政府部门一遇到政策障碍就束手无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和政府不敢冒改革的风险,或者担心改革成本太高,有的政府官员甚至顾及自己的“位子”而不愿“惹麻烦”。在以改革著称的深圳特区,在政府和企业阶层出现改革迟缓、改革心态减弱的现状,这是深圳市的开放出现弱化的明显迹象。

  2.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无论是投资方还是普通市民都对目前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颇有埋怨。各部门配合衔接也经常出问题,增加了投资的成本。相比之下,内地城市为吸引投资而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却卓有成效。比如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将贸易企业办理进区手续时间由1 个多月缩短到1 天,把空运货物通关速度由7 天缩短到10小时以内;到漕河泾开发区投资的企业,只要对有关部门的告知作出承诺,即可获前置审批许可证,3 个工作日内就能拿到工商执照。深圳政府部门改革难以推动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许多政府部门官员都是当年特区建设的功臣,这是不能不考虑的感情问题。但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少部门和人员因为特区特权而养成的“特性”——对于部门来说,因为特权而获得额外利益,比如前不久的暂住证问题,尽管中央已经规定取消暂住证收费,但深圳有关部门却要挖空心思来弥补这个利益黑洞。2001年10月30日,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主要内容是:除最高不超过5 元的证书工本费外,各地对外来人口所征收的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7 种收费一律取消。今年6 月3 日深圳开始恢复办理暂住证,但人们发现暂住证比以前难办了。办证难的一个原因在于手续繁琐,“门槛”太高。按照规定,办理暂住证时必须提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计划生育、就业证、人事手册等有关证明材料,手续极为繁琐。有人统计,办一个暂住证要盖11个公章:签订流动人口合同要盖2 个章,查验流动人口生育证明盖2 个章,就业证盖2 个章,深圳特区劳务工指标登记本盖2 个章,暂住户口登记盖1 个章,深圳市暂住人口登记表盖2 个章,少一个都不行。到后来,办证手续终于简化了,但2002年7 月9 日,深圳市人口管理工作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将对出租屋开征综合治安管理费。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在会上坦承,开征治安管理费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今年深圳暂住证收费大幅下降后的亏空(《南方周末》2002.7.25 )。另外,企业前往劳动局办理暂住证事宜,劳动局提出要收取培训费500 元,对于急于办证的人员可以先交费,凭发票可以先办证……总之,围绕暂住证的故事没完没了。对于一个财政收入在全国位于前列的经济发达城市,却一直斤斤计较于暂住证费用不放,难怪网上有人为深圳感到“脸红”。在深圳,暂住证收费不但关系到深圳市公安、劳动、财政、人事、计生、物价、社保等7 个部门,而且还围绕“暂住证”和边境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比如代办证件、出入关口的“带路”、派出所“查证”、收容所“收留”以及从收容所“赎人”等(见人民网强国论坛):2000年八旬老人袁文散步被收容,当事人愤而起诉但一审判决败诉(《民主与法制时报》2002.3.19 );2001年10月19岁一少女到深圳求职因没有暂住证而被送进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却被陌生人冒领成了“人质”,惨遭凌辱(《北京青年报》 2001年10月31日,)……所以人们说,这两年内地正在补改革开放的“课”,而深圳的政府和企业却在补内地过去的“课”。这所有这些,不但已经严重损害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同时使其投资环境趋于低劣。

  3.治安环境日趋恶劣。离开深圳到外地工作的人,每每说到深圳的治安都会带着一份恐惧。只要去东门步行街走走,或去深南中路天虹商场的天桥看看,可以叫你大吃一惊。这样在深圳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路上不断有查暂住证或边境证的,不断有“三无”人员被车押走,而另一方面却是小偷横行,砖头黨、摩托黨肆虐。2002年7 月19日上午九时,在国贸大厦对面的深房广场发生持枪抢劫血案(南方都市报),这时深圳打“两抢”战役刚受到表彰和嘉奖不久。没有良好的治安环境,如何能吸引投资和人才呢?

  4.城市环境捉襟见肘。近年来深圳先后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多项荣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获得了国际建协“艾伯克隆比爵士荣誉奖”,这是一个含金量颇高的奖项,它不是对某一单项的奖励,而是对深圳20年城市建设成就的一个充分的肯定。但是,对深圳比较了解的人却会感到迷惑:人民河及深圳河位于深圳市中心,但多年来一直臭气熏天;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深圳交通却非常拥挤,“未老先衰”(不能说这个新兴城市没有规划好。深圳城市规划与道路设计从一开始就从行车角度考虑的,因此各大宾馆、会议场所以及写字楼等开车进出都很方便,但要步行过去却是难以摸着门的,所以深圳适合有车一族而不适合步行一族,但没有想到的是深圳现在车满为患。据说现在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即把深南大道上的公交大巴数量减少,与其他城市优先发展公交相比,深圳此举让人大跌眼镜,着已经不是“头疼医头,脚痛治脚”了,而是“头疼医脚”);深圳文化休闲场所有限,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深圳书城人满为患,但书城居然因此被评入深圳十景,这只能更被外人一哂了;名为濒海城市,但全市只有一个免费的开放型海滩大梅沙,而且距离市区遥远……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违章建筑在这个国际化花园城市几乎无所不在!目前深圳有四十多万栋农民违章建筑房屋,而且有些地方还在抢建。这些主要用于对外出租的农民房楼挨楼,形成有深圳特色的“握手楼”“接吻楼”奇观。这些农民房就像从深圳靓丽外衣中露出来的内衣,十分不雅。因此有人说,深圳既是城市,又是一个农村。目前有关部门正督促其登记,似乎不想拆除,想对此四十多万栋违章建筑一罚了事(每平方米补地价几百元),若如此必将进一步纵容抢建风潮,深圳城市环境那就真没有改善的一天了。

  5.城市精神空洞虚化。作为一个城市,深圳几乎没有历史人文的沉淀,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却难以凝聚成城市精神。建立之初,特区精神曾经响亮一时,但现在似乎若有若无。至今深圳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城市象征标志(比如中心广场、代表性建筑或城市雕塑),作为城市精神的载体。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几乎没有广场的高楼)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但两个大楼却为谁是深圳最高而争论不休。国贸大厦似乎可以作为深圳精神的载体,80年代一度是特区精神和深圳奇迹的代表,90年代则有一大批深圳企业从这里起步发展,另外深圳交易所、人民银行等单位最早也在这里办公。如果要评选深圳市的历史优秀建筑,第一个应该非国贸大厦莫属,只是现在国贸大厦逐渐被人淡忘,而且周围也有不少违章建筑,体现不出应有的地位。

  6.城市发展短视频现。无论从深圳的城市发展战略上还是各部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的倾向十分明显,而从未能从根本上来着手解决问题,这是深圳一再处于被动地位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操作上,前期暂住证收费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又如花费巨资的地王公园最终被拆掉、1999年深南大道人行道翻来覆去折腾好几次,违章建筑屡禁不止,提高借读费(暂住人员似乎没有说话权),以及拟对大梅沙收费等。在发展战略上,引进人才的户籍政策很能说明问题。在每年的深圳人才交流会上,招聘单位都会拿着一个名单,上面是深圳人事局列出的所谓“名校”或“重点院校”,只有以上学校深圳市人事局才予以接纳。对于在深圳工作过好几年的人也一样,没有重点院校的本科文凭,户口进深圳则非常难。深圳这种户口政策导致了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深圳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人口数量已达700 万,但其中户籍人口只有132 万,暂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高达72% 。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现在开始制约深圳的发展:1.高级职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由于学历等方面的原因,这些高级技工工很难取得深圳户口。一家港资企业的人事经理诉苦,他们工厂共有200 多名员工,但只有3 个人有深圳户口,人员很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工厂就空了。目前深圳高级技工的薪资水平已经超过研究生,但短缺情况毫无改观。2.暂住人员没有消费动力。由于户口不在深圳,暂住人员买车买房都不方便,因此很多人在深圳挣钱不花钱,其资金大多流回内地。仅今年“五一”期间,深圳外来人员向全国各地汇款的数额就高达11.6亿元。而据统计,2000年深圳通过邮局寄出的汇款总数达164 亿元,平均每天汇出的款项高达4500万元。流动人口在深圳以外消费,严重影响了深圳经济的滚动发展和第三产业的提升。目前深圳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但现在还能挽留得住吗?

  7.固步自封缺乏反省。媒体是一个城市的声音,但在深圳听不到自我批评与反省的声音。比如上面谈到的诸多例子,几乎都不是深圳媒体曝光的,而且深圳媒体在这些事情的报道和评论上表现出一致沉默(无论深圳报纸还是电视广播,除了不痛不痒的新闻外,就是卖狗皮膏药的性病、肝病、美容、减肥等劣质广告,没有一点大都市媒体的气概),而不断报道此类事件的南方都市报终于被深圳方面禁止上摊。尽管禁报事件最后以南方都市报的公开道歉而告结束,但谁胜谁负从一开始就已决出。现在,深圳特区报社和深圳商报社已经合并,其规模据说位居全国第三,但愿其整体实力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看来,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人心犹狃于故见,天意已另换新局”。《汉书-艺文志》的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年深圳以特区自居的心态,但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而深圳却固步自封,如何与时俱进?

  今后5 年将是深圳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但是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深圳目前的困境将会更明显表现出来,五大矛盾会深化: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与制造业日渐空洞的矛盾。高新技术产业从培育到成熟一般需要5-10年的时间,而且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效果也不显著,尽管高交会年年在搞,主要原因在于创业板迟迟不能推出。深圳目前打算退出产权交易市场,但这与创业板不能同日而语。在制造业上,随着中兴、华为两大巨头的战略转移,深圳的实力要大打折扣。90年代以来深圳大力发展金融业,而把电子制造等产业拱手相让给周边的东莞、惠州等地区,目前东莞、惠州的制造业已成气候,深圳不可能获得更多发展空间。此外,由于内地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廉,一些制造业已经开始从深圳迁往内地。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又没有新的产业建立起来,深圳可能出现制造业空洞化的危险。2.房地产泡沫与深圳经济稳定的矛盾。房地产与金融业一样,在深圳经济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深圳金融业走下坡路的这两年。但是近年来深圳房地产泡沫化非常明显,最近就有中央领导提醒深圳不要蹈香港的覆辙。因此,深圳房地产不降温不行,但房地产价格下调就会降低消费需求,从而拖累深圳经济发展。3.建立物流中心与其他城市竞争的矛盾。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外,深圳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建立国际物流中心和采购中心,除上海已有建立国际物流中心的宏伟蓝图外,广州打算在南沙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物流心脏”,香港在发展物流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而深圳夹在中间的,竞争劣势是非常明显的。如今年家乐福再度在深圳申请开店,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深圳市政府提出:家乐福在深圳开设新店的前提是,将其全球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设在深圳。但是,由于家乐福已将中國总部设在上海,其在中國发展的重心显而易见,面对深圳市政府的要求,家乐福感到很难选择。4.长远发展与短期利益的矛盾。如前所说,深圳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短期行为,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善。5.建立人才高地与人才吸引力逐渐下降的矛盾。

  迟到的觉醒

  『如果说,前20年深圳在建设和发展方面处于领跑者的位置,那么,今天深圳面临的是群雄环伺、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局面。如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黄丽满所指出的,深圳不可能再有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也有很大的弱化,生活指数、商务成本都比较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

  『放眼国内外,且不说远处的“京津唐”和“长江三角洲”,就在周边,新一轮城市竞争已经打响。与深圳毗邻的东莞飞速发展,由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加上外来人口几近数百万的大城市。不用说广州,要不了多久,有人预测东莞就有可能与深圳并驾齐驱。』

  上面两段文字出自2002年11月01日深圳特区报“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会议精神系列述评之五”,显示深圳现在已经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十几年来深圳一直笼罩在特区的光环下,一直认为自己扛着“特区”的大旗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但到现在危机来临时才发现周围已是“群雄环伺”。显然,深圳现在已经不再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看齐了,而开始与苏州、青岛、大连等城市相比较。显然,与前几年好高骛远的目标和口号相比,现在的定位要实际得多。最近,深圳市领导考察江苏、上海等地之后,开始借鉴上海、苏州的发展经验,但深圳市在宣传上显得比较低调,这是深圳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特色。

  苏州,江南历史名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一直乏善可陈,但近几年却发展迅猛,GDP 已经超过重庆,位居全国前十,城市竞争力也排在全国前列,引进外资数量还一度超过深圳……而这一切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实现的,到现在我们都很少看到有关苏州的宣传报道。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深圳和苏州非常相似:面向国外时,它们都被一个超级大都市阻碍,上海和香港;面向国内时,它们邻近还有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南京和广州……与此相似的还有杭州。现在苏州的工业园搞得有声有色,杭州也在逐步发展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它们没有被上海的光芒刺伤,反而却显出异样的光彩。深圳,是成为香港的后花园,还是又一个“苏州”?也许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深圳的未来。

  遗憾的是,神女有情,楚王无意,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对深圳警惕心有余,而合作力不足。例如当年香港要搞创业板,深圳方面提出可以把香港的创业板设在深圳,以节约资源,合作发展,但是香港方面不置可否。其他如24小时通关问题,西部大通道等问题也是如此。不过,现在情况好一点,因为香港的竞争力也在下降,经济持续不振,如果不与深圳扩大合作则其优势将丧失殆尽。

  总之,香港与深圳,交则泰,不交则否。

  深圳,今夜我把你抛弃

  2002年11月10日下午,深圳体育馆。中國足球甲A 联赛深圳主场,深圳平安队在这里迎接天津泰达队的挑战。

  我向来认为中國足球没什么看头,但那天还是去看了比赛,主要是为了球场放松一下,适当发泄一下。在深圳去看球赛的人多数也报有这种目的,毕竟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

  然而,那天的比赛比较沉闷。深圳平安队虽然占据主动,但几次射门都无功而返。对于我来说,哪边进球都可以,尽管我一开始为看球赛选了一个立场,站在深圳平安队一边。不少人看球也是这样的做法,但也有为难的时候,比如,来自天津的深圳人看这场比赛,就可能不知道自己该为哪一方加油。深圳是个年轻的移民城市,这些移民远未形成对深圳的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深圳人的失落和迷茫更是显而易见的,大家更愿意以原籍来表明自己是哪里人。对于那些没有深圳户籍的人群来说,对深圳更没有归属感,在球场上的茫然就很自然了。在生活与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人情味之缺乏使初来乍到的人无法忍受。写字楼里大家各忙各,下班各顾各,所谓“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深圳人写,写深圳人”的小说,上市时在深圳卖得很火爆。深圳人在宣布“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时,同时也承认“你的生活与我无关”,这种现代意识显然很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但在深圳表现出一种极端却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残酷与冷漠,比如你到一家公司给他们装机,忙一天也不会有人管你是否喝水吃饭,同事之间不是公司组织活动极少可能一起出去培养感情的。大概是可以经常公费消费的原因,大公司大企业的集体活动会多一点,但人情关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这个社会里,孤独与落寞随时会向你袭来,轻则如浮萍流水,不知何所踪,深则如孤魂梦游,游荡在一个欲望的空间……这就是深圳人对深圳的距离感,从上到下几乎都存在。这种感觉有如深圳市政府门前的那头老牛,拼命向前拉,拉的却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大树墩——恐怕雕塑者没有想到,这座暗含深圳精神的“孺子牛”雕塑竟然成了今日深圳心态的真实写照。

  深圳平安队终于在伤停补时阶段获得一个点球,平安队在最后一分钟灌进对方一个球,全场欢呼雷动。深圳平安队今年表现神勇,竞技状态处于颠峰状态,有望问鼎冠军宝座,然而随着平安保险的战略转移,深圳平安队也即将易主……为此,球场那头打出了“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离开深圳不爱你”的巨型横幅,是失落?是伤感?据说,健力宝可能入主深圳队,但主场还会在深圳吗?对此,深圳球迷一脸茫然。因此,即使深圳队夺冠,对于一个深圳球迷来说,其兴奋会达到极点,但其痛苦也将如堕深渊——如果平安队抛弃深圳!

  与球迷比起来,一般深圳人的失落与迷茫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却随时溢于言表。在上下班拥塞的路上他们会这么想,在密匝匝的接吻楼里他们会这么想,在繁忙的泄漏里他们会这么想,在视野开阔的莲花山上他们更会这么想……当去上海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描述浦东时,我在这么想;当有朋友要去西安发展时,我在这么想;当在深圳的同学朋友聚会热烈谈论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时,我不再这么想。深圳,难道今夜我要把你抛弃?

  莲花山下,依旧的车水马龙,流光异彩。

  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目光如炬,健步如飞。

  (后记:心血来潮之际一时泼墨如水,仓促之余数据事实等未详加考证,激动之余文辞难免晦涩不畅,还望见谅。行文至后,身心俱疲——为何而作?作亦何益?遂草草作结,收笔作罢。虎头蛇尾,不能始终,自身亦不能相恕也。)

  2002年11月16日

原载:新华网论坛 http://forum.xinhuanet.com

  作者:我为伊狂

谁正在搞衰中国?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有了互联网,国人的人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网络谣言,攻击,谩骂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只要打开任何一个中文论坛,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程度上的相互攻击的文章,讽刺挖苦算是比较文明的.正是因为网络上可以隐藏真实身份,国人就充分利用了这点,将人类的劣根性充分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人身攻击就更成了家常便饭.变换网络ID造成人多势众的印象是常用的手段,断章取义,修改作者原文更是普遍.

  有读者来信询问我:"你为什么不对攻击你的人反击?"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中文网络成百上千,世界上的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和位置不同,对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解读很正常,如果全部是赞同反倒是奇怪了.世界上没有圣人,没有人的观点和思想会全部正确.有人反对,我何必要反击呢?正确的我接受,不正确的哈哈一笑而已,况且我又从来没有想过要世界上所有人都接受我的思想.再者,我写文章能有数以万计的读者在读,能累计收到近九千多封支持者的信件,这已经让我感到很知足,已经很欣慰了.

  也有读者来信这样问:"网络上攻击你的人是不是你自己故意装的?".坦率地讲,我从来不使用其他的名字,更不会变换名字去骂人,更不会自己骂自己.有人不喜欢我,但我知道他们也是我的Fan ,他们仔细阅读我的文章,研究我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呢?只是最近接连不断地遭受病毒信件攻击,很多信件无法打开,无法给读者回信.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因为写了一篇名为<中國不亡,天理难容>的文章,结果在网络上和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争论.我也接到了很多来信,很多读者对我说:"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句话做文章名字?"更有一些读者说:"你是在搞衰中國,帮美国灭亡中國".

  面对网络上众多的Fan 对我身份的猜测或一些人的谩骂攻击,我都是一笑置之,我没有时间在漫无边际的网络上澄清每个质疑,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某些人争论,你可以不接受我的观点,同样,我也有不理会你的权利.但对有读者质疑我"有意搞衰中國",我不得不出来澄清.暂且不说我这个小商人是否有能力去"搞衰中國",就算是的我的一篇文章表达的激烈一些,但如果一篇文章能"搞衰中國",我相信这个国家也真的是衰到底了,至少也是病的不轻.

  国人一向自信的漫无边际,盲目自大的有些离奇.总以为世界还是以中國为中心,世界上离开了中國话题,其他国家就没有了生活目标.以本居士的观点看,尽管中國仍在不断进步,但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今日的中國不过是一个发展比较快的落后国家而已,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现代文化上,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上,中國都无法和美国,欧盟,甚至是日本相比.这样的论点不是要贬低国人,而是一种事实求实的认真负责的认识.

  最近海外和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中國的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中國的未来发展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从某种程度上看,我觉得这些学者和企业家是非常的爱中國,也是非常的负责.根据我的观察,海外研究中國问题的只是极少数的学者,这些学者因为研究的问题不是国际上主流问题,在学术上甚至会遭到很多同行内的排斥.这些研究中國问题的学者和企业家大部分是对中國问题非常感兴趣的人,更多的人热爱中國,热爱中國文化.作为中國百姓和政府对待这些人不应是排斥,而更应该是接受,认真地反省自己的问题.

  中國和美国,在未来是个对世界影响都会越来越大的国家.随着中國的开放和变革,研究中國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多,相对随着世界分工,中國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可能性越来越强.中國由于人口问题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各国对中國的关心也越来越多.关心中國,了解真实的中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研究美国的问题也不能像以往一样可以抛开中國而单独研究.

  在学者们"唱衰"中國的之后,开始有了很多中國学者"唱衰"美国,似乎不"唱衰"美国就无法说明美国如何走向衰败.针对这些海外研究学者和观察家的文章,仲共首先是反驳,然后是由一些御用的学者写文章反驳.相对于以往,中國政府的做法进步了很多,至少没有谩骂这些人是反共分子.仲共某新闻发言人也在答记者问中这样说:"美国经济也同样遇到了很多问题,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中國才有,有人对中國经济问题小题大做,是别有用心,想搞衰中國".

  是海外学者在"搞衰中國"吗?美国经济经过911事件后的短期衰落后,正在逐步恢复,尽管过程很反复,但他正在逐步向健康性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很多中國经济学者对美国经济数据感到迷惑,对美国如此快速地恢复经济发展感到困惑,这也很正常,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新经济制度的实验者,一个尚未完全成型建立的新经济制度的创立者,新的经济奇迹出现有什么奇怪的呢?正如中國,中國同样是个新的制度和经济的创立者,尽管这个混合了资本主义,共產主义,新经济制度,封建獨裁制度的混血儿并不被世界看还,但中國最近二十年的奇迹性发展不也让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迷惑吗?

  国人比较喜欢找个对手,同时利用对手来解脱自己的责任.讲到"搞衰中國",我更相信是国人自己在搞衰中國,从世界整体新经济角度上看,更是仲共自己在搞衰中國.我曾对一位频繁攻击我的人在论坛上留言:"不敢正视自己问题的人不会成为成功者,不敢接受意见的人同样不会战胜自己.一个人最大的困难是战胜自己,从心理上战胜自己"相对于一个政府也是同样如此,与其为自己辩护,不如让事实来说明问题.

  对于美国使用强势美元政策,中國的很多学者认为美元强势对美国经济有利,但不会长久.相对于美国的新经济理论,我更相信美国政府会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护美元强势发展,并保证美国国民的利益.最近,美元相对于主要兑换货币就是小幅度上升的趋势.美元对日元从127.01上升到了127.40,对欧元从0.9175上升到了1.5901,对瑞士法郎也从1.586上升到了1.5901.为什么美元会上升呢?其实这主要是世界对美国未来经济回升的信心表现.如果从美国的实际情况看,美国的经济并非一团景气,企业获利也没有,明显提升.相对而言,美元资产的赢利吸引力也不是很好,甚至是下降.各位可以看到,美国的Fed是四十年来最低的1.75%.相对于欧元基准利率是3.25%,英国是4%,中國最高.而公债方面,美国十年期的回报只有本5.09%,与数月前下降0.44个百分点.按照这个理论,美国经济应该是下降,中國经济蓬勃发展,世界资本应该蜂拥而去中國.

  为什么中國政府反复强调本国经济发展非同寻常,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世界资本不去中國反而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复苏前景未明的美国呢?难道是真的有人要搞衰国吗?

  作者:草庵居士

台币贬值——势在必行

星期三, 11月 20th, 2002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國大陆人民币的贬值问题,结果引来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其实,不光是中國大陆的人民币面临着贬值的问题,号称亚洲4 小龙之首的台湾也面临着台币的贬值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台币面临着长期的,持久性的贬值压力。而这个严重的压力,将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持续地笼罩在惶恐不安的台湾百姓及经济界头上。

  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政府兴致冲冲的宣布:台湾已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民进黨在政黨和总统竞选当中自以为是的认为台湾已经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对选民们提出的施政方案也大多是哗众取宠讨好选民的没有实践基础的社会福利政策。事实上,民进黨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方针,选举时提出的政策更多的是竞选策略的政策而不是长久的执政方针。自从民进黨执政两年以来,由于民进黨缺乏国民黨拥有的社会及黨产资源,执行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对大陆的经济与政治的决策更是无头苍蝇,对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形势不能够正确评判,采取的决策号称“中间政策”,但实际上是新型的“假、大、空”。民进黨政府在台湾经济及世界经济转型期间的施政表现,实际上已经给台湾整体经济及未来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在未来的两年内,台湾百姓不仅要承担股市整体财富大幅缩水一半,还要继续承担台币大幅度贬值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更大损失。如果台湾执政当局不能够认真地检讨自己,宏观地看待世界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或者不能在未来采取有效的经济手段和政治策略,台湾就会在短期内陷入经济的萎缩时期,从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佳被动。

  在去年,美国发生911 事件,在数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预测了日本将会借此时机采取货币贬值的手段来挽救日本十年不振的经济。果然不出我所料,就在美国911 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口是心非地放任日元大幅度贬值。对于日元的贬值各国争论不一,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日元贬值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给日本经济复苏添加了强心剂,根据最新有关资料显示,日本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已经高达8%,创下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又一个奇迹。也许有人会说:8%的经济增长率不算很高,但是,我们要知道日本是一个经济量很大的发达国家,8%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绝对是非同寻常,这样高的经济增长足以引起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及政府经济决策官员的高度重视,或者说,经济学家应该重新深入研究一下货币贬值对整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到底有多大。或许有人会说,你说的日本和台湾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经济停滞已经有十年之久,台湾经济在最近十年一直是蓬勃向上,台湾与日本经济怎么可能会相同?

  讲台湾的经济,就要从台湾的产业结构谈起。近年来台湾的整体经济开始向高级产业也发展,主要是代工方式的IT生产,但支持台湾整体经济的还只是外销型的轻工业产品。在近20年,中國大陆经济发展迅速,产品加工业的蓬勃发展,技术提升非常的快,几乎到了日新月异的时候,随着中國大陆更加开放,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劳工成本更让中國大陆的轻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将台湾制造转换为中國制造,放眼各国企业必争的美国市场,中國制造早已取代台湾制造称为各个大型连锁商业的新宠。特别是中、低档产品,几乎全部由台湾制造改成中國制造,台湾生产的高档产品也同样遭到中國大陆新兴企业的日益蚕食。可怕的是,由于台湾企业的短视,长期以来不重视品牌战略,到目前为止,台湾企业尽管资本充裕,但却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产品品牌。相反,中國大陆企业却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商业品牌,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國大陆产品将逐步将台湾产品驱逐出世界商品制造市场。在产品结构中,台湾产品原来是处于日本及中國之间,中國的企业技术上的发展及对中档产品的竞争本身对台湾企业就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而目前,日元的贬值又对台湾正努力提升技术品质,与日本竞争的高档产品市场形成了一个新的威胁。日元贬值对日本产品的出口销售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同样也将台湾高档产品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使台湾不振的企业受到了双重的夹击。

  对台湾而言,大陆市场日益重要。台湾近年来经济增长趋缓,2002年第一季度台湾对外出口销售增长只有百分之零点三,这主要是对大陆出口所造成的,台湾对香港的出口的也增加7%,增长的部分主要是转口向中國大陆,事实上也是等于是对中國大陆的出口。香港和中國大陆整体的出口市场,已经占据了台湾对外出口总额的40% 以上。相对于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却是日趋减少,今年第一季度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六点四,而台湾对日本进出口多年来一直是逆差,台湾出口贸易顺差的国家只有中國大陆。中國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盈利的主要地区,台湾对大陆进出口贸易更是台湾的生命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國大陆的养活了台湾。在未来的可以预期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失去了中國大陆市场的台湾,经济就会一蹶不振,逐步边缘化。

  由于台湾的经济体系和结构上的问题,台湾对国际贸易及全球经济的依赖度超过了80% 。全球经济衰退对台湾的打击很大。最近两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失业率反而增长到了台湾数十年来最高的百分之五点三。由于海峡对岸中國大陆的竞争及台湾政黨内斗所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使得台湾在吸引外国资金投资和高附加值产业方面的速度迅速下降,银行系统也是问题重重。日本银行企业面临着高达百分之十二的坏帐比率,中國大陆银行面临着高达27%的坏帐比率,台湾民营银行系统的情况同样不可乐观,尽管台湾有关方面公开承认的坏帐比率只有百分之十六,但实际上,各个方面证据显示,台湾银行系统坏帐比率可能高达18% - 22% ,银行倒闭的情况随时会发生,情况非常危急。庞大的银行坏帐势必要对台湾企业和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小企业倒闭也会突发性的产生,民心一旦失去稳定,台湾整个社会就会万复不劫,多年的民主进程和实践就会毁之于一旦。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大陆的“三通”,放手企业进军中國大陆却是台湾转移危机,死里逃生的一个机会。

  在政治上,民进黨政府固守台獨的政治教条,目光短浅,阻止台商前进中國大陆固然可以在短期内维持台湾经济,但是,由于台湾资本的情况及技术上的问题,如果台商不能够在欧美企业抢占大陆市场之前进驻中國大陆,台湾企业就等于自绝于世界。失去了中國大陆,也就等于台湾自己失去了自己,台湾一旦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獨立,民进黨梦想的台湾獨立就会成为旧日回忆。

  商人的本性是谋利,那里有利益就要到哪理去。早期台商进入大陆是为了挽救自己的中小商人,当大陆开放之后,整体经济环境好转,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台湾形成巨大压力的时候。台湾的中,大企业就不得不面对海峡对岸的这个强大对手,进入大陆寻求发展避免失败就成了企业家心中的主要课题。长期支持台獨政策的长荣公司张荣发的转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台商进入大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