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原著：爱丽丝·米勒（ＡＬＩＣＥ　ＭＩＬＬＥＲ）博士

　　　　　　　　　　“不思考的民众是弄权者之大幸”

　　　　　　　　　　　　　——阿道夫·希特勒

　　不知道今天的德国是否还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要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被虐待，不在暴力威胁下灌输盲目服从，也许就没有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因此也就没有数百万人惨遭屠戮。战后愿意思考的人们可能依然会对此感到茫然，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疯人设计了一个死亡机器，而后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那架机器的驱动力。

　　希特勒无疑是谋命数百万的罪魁祸首、制造毁灭和疯狂的天才。然而他并非生来就是这样的禽兽。并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样，希特勒是魔鬼送他来世；也不是至今仍然有人相信得那样，他是上天降之于德国来“维护秩序”，铺设高速公路，拯救德国的经济危机。他自然也不是生来就具备“毁灭之动力”，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回事。我们的生物本能是活下去，而不是毁灭之。人类的自毁倾向不是命中注定的，生而继承的品性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人的品格是在一生的历程中朔造成形的，其走向取决于人生经历，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当然，成人后的自我选择也至关重要。

　　希特勒和其他儿童没有什么两样，生来也都是天真无邪。但是，他跟那个时期的许许多多的儿童一样，被其父母按毁灭性的方式养育，最终自己也成为害人魔王。在上世纪交接的德国，“养育子女”的过程像是打造毁灭机器。孩子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童年集中营”里。时至今日，我们还不愿坦诚相对哪个“集中营”的本来面目。希特勒就是哪个“童年集中营”里的生还者。

　　我在我《为了你自己的福祉：育儿中潜在的残忍和暴力之源》（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ＡＲＵＳ　ＧＩＲＯＵＸ，１９８３）一书里和我其他的著作中，如《逝去的经历》和《未启之灵》（均由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出版），对希特勒在《第三帝国》一书里展露他心中隐藏的恐惧有详尽的描述。限于篇幅，我只能在这里对那些描述一带而过。不过读者可从我那些书里看到详尽的论证和解释。

　　活下去的本能让受虐待的儿童暗自吞食所经受的虐待、剥夺和极端困扰，因为孩童的生物机体无法应对那样的巨大痛楚。只有当他们长大成人后，才有可能用其他途径来消化这些积累起来的情感损伤。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曾经被用来救命的自我抑制就会转换为毁人、毁己的力量。暴君希特勒、斯大林们在当政期间，其内心被压抑的复仇妄想引发了难以言表的残忍。不过，这种现象只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不见于其他动物王国。因为，动物的幼仔不会被其父母强制剥夺天性而训练成为“驯服”的动物，只有人类有这种自毁的行为。根据纳粹分子的回忆报告（还有越战志愿兵报告），这些人潜意识里的暴力倾向无一不和其童年经历有关。他们小时候均被强制绝对服从，均被无端蔑视。我还从没有见过如此记载完整的报告。这些报告清楚地表明，对孩童心理谋杀会导致的恶果——先是产生集体盲目，然后就是希特勒那样的屠殺人类的成功。

　　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经告诉他的秘书说，他经常遭受其父的殴打。有一次，他终于可以忍住哭泣，也不再感到疼痛了，他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他父亲那次一共给了他三十二个拳头。

　　就这样，童年希特勒学会了彻底忘记疼痛；学会了压抑自己孤立无助的情感；也懂得隐藏心中的绝望。换句话说，通过否认自己的真实感受，希特勒把自己变成了行使暴力，蔑视人类的设计大师。希特勒因此成为一个品性原始、不能感受他人情感的人。他被内心深处潜伏的怨恨和复仇驱动，一波接一波地实施毫无人性的毁灭计划。在数百万人被其谋杀后，希特勒那些受虐待的情感依然阴魂不散。澳斯切林（ＨＥＲＭＡＮＮＲ　ＡＵＳＣＨＩＮＩＮＧ）记载说希特勒常在夜间惊叫，并伴有含混不清的数数行为。我想这可以追朔到他小时被其父殴打时的记数经历。希特勒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他不过是发现了它而已。在他时代的前前后后，在所有那些獨裁專制的国度里，都可以找到和他类似的暴君。从以国家社會主義面目出现的法西斯主义里，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其童年经历的阴影。但是，希特勒的早期经历并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看到希特勒同时代的著名知识分子赫普曼（ＧＥＲＨＡＲＴ　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和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知识分子，都未能看穿希特勒的病态心理。要做到这一点，这些知识分子必须首先看透他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病态。

　　因为在哪个时候的德国，有著与希特勒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成千上万，所以希特勒才能够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拖入他自己不幸童年的战场。这些人并不一定都对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有明确的认知，但他们把下面的原则看成是天经地义的：

　　１．秩序和服从高于生命的价值

　　２．产生和维护秩序的唯一途径是暴力

　　３．创造性（寓于儿童之天性之中）预示危险，因此必须予以毁灭

　　４．服从父亲是最高的法律

　　５．违抗行为和批判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行为，因为这样做意味著殴打甚至死亡威胁

　　６．一个活泼、充满生命力的孩童必须尽早地教导成一个服从的机器，或奴隶

　　７．不合时宜的感受和切实的需要都应该尽量地压制

　　８．母亲绝不能在孩子受父亲惩罚是加以袒护；相反，在惩罚完后，母亲还要教导孩子

　　尊重和爱戴父母

　　幸运的是，即使在极端專制社会里，也总还是有人为孩童提供某种形式的庇护机会，或许还会让这些孩子感受到爱、尊重和呵护。这样一些经历本身或它们提供的对比参照，会让一个孩子至少能省视自己承受的残忍现实并决定不在后来的生活中进一步自我折磨。如果受虐待的儿童没有遇到国这样的庇护人，孩子在荒诞之中别无选择，只好抑制生命过程中的自然情素，如愤怒或喜悦；他们只好日复一日练习绝对服从，并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止让父亲的恐怖行为保持在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内。希特勒后来得以充分利用的正是人们早期这种人格训练之恶果。严格遵从如此养育下一代的模式，希特勒把它它发展成纳粹的意识形态。纳粹意识形态具如下实践特征：

　　１．元首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

　　２．元首将强行维持秩序并把德国变成日尔曼人占统治地位的帝国

　　３．那些像机器人一样服从他命令的人将获得奖赏

　　４．任何胆敢批评的人将被送往集中营

　　５．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消灭

　　６．残疾人和精神病人也同样处决

　　７．波澜人和俄国人适合作有用的奴隶

　　８．自由艺术是危险和堕落的，因此必须像所有其他自由创造一样予以毁灭

　　如果不是那些无数的纪实影片见证希特勒所受到的狂热欢呼，我们今天无法去相信一个疯子借用蔑视人类的意识形态居然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热情。希特勒究竟是怎么聚集起人数如此众多的拥戴者？他当然靠许诺人民解决德国社会所有问题，他并为这些问题找一个替罪羔羊。这诚然不错，但是还不够。要想支配无以计数的活动木偶，希特勒还必须以其父那种飞扬跋扈和残暴的风格来实现他的计划。这样的风格正是他的追随者们晓其厉害，内心恐惧，并加以敬畏的。

　　从吃人肉的习俗到墨西哥印第安纳人献婴为祭的传统，我们可以追溯人类辛酸史的脉路。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为了抹去父母残害幼子的罪责，某些宗教是如何将这样的同类相残行为神圣化。任何人睁开眼睛去重读那段历史，无不对那一再重复的模式感到震撼：“如果我用对我之道还之于他人，我就不用独自一人去承受我曾经历的痛苦；如果我用意识形态或宗教来包装一切并一再重复曾经要我相信的谎言，我就会有人跟随；除此之外，若能像希特勒那样利自己的用表演天才，模仿我们都曾深信不疑又深感恐惧的如父般的恐怖行为方式，我就会找到无以计数的帮手来完成任何可以想像的罪恶。如此这般，犯罪就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离谱。”

　　著名的（ＭＩＬＧＲＡＮ）米高栏试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的观察。在哪个试验里，参与者按照某个权威人物的指示对另一组参与者施加逐渐增强的电极。对于很多小时候顺从的成人，他们似乎在等待合法的时机来释放曾积郁了数十年的愤怒——以“管教”为名来虐待自己的子女，通过战争或种族灭绝的方式。社会就以这样的集体名义为他们提供了释放愤怒的藉口。这样的借口往往被贴上特殊文化的标签。

　　今天我们来重温历史，重新审视希特勒，目的在哪呢？对我本人而言，关键点在于历史应当警告我们自身的盲目，应当鼓励我们去反对集体压制，从而使历史不再重现。我在我所有的书里都试图表达以上的观点。我希望能帮助人们了解虐待儿童的心理动力学方面的知识；以希特勒为例，帮助人们认知虐待儿童会为社会带来无法计量的危险。然而，我的解释绝非是对惨无人道的希特勒施以恻隐之心。

　　在很大程度上，我正是由于对希特勒和其历史的了解，才认识到我们传统教育道德的危险。于这样的传统里，我们被训戒去尊敬我们的父母，对父母的所作所为从不置疑。希特勒为抑制自己的童年创伤，为使自己的童年羞辱永沉心底，把数百万其他人投入集中营来转移其内心的痛殇。可是，我觉得我们并没有清晰地指明如此的关联性，也没有足够经常地提醒我们认知那样一个无意识制造恶魔的过程。如果我们继续掩饰历史而不是尽量把历史变成通俗易懂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年轻一代能干判断并拒绝反人类的罪恶？只有当年轻人有机会知道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及历史将可能会以何种方式再次重演时，只有他们自己不容许任何外在因素来扼杀他们的好奇心并有勇气面对真实时，他们才可以摆脱上一代盲目给他们平添的负担。

　　要是希特勒不在德国成为讳疾之事，有关他的研究会丰富我们的知识，加深我们对人类历史的了解。我们一方面对童年遭受的虐待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在别人身上来转移自己的痛楚：子女、下级，或者是投票人。这是我们了解自身真相的最大障碍。近至１９９７年，在努力推动儿童保护多年后，西德仍有过半的人喜欢用体罚来教育儿童。这样的顽固习性究竟来自何处？这些父母为什么至今还不了解，肉体惩罚——进而形成心理惩罚实际导致儿童自尊损害并构成虐待？毫无例外地，这样的儿童迟早会展示破坏性的后果。有些后果是显而易见，有些却不那么明显。“殴打儿童是绝对必要和完全无害”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继续如此就是在强化、保持和永久化毁灭性育儿传统，这些父母为什么依然执迷不悟呢？

　　父母对此缺乏认知，是因为打骂儿童是他们唯一熟悉、和他们自身经历相吻合的“育儿术”。他们在幼年阶段就把打骂看成是正常和无害的了。在他们眼里，暴力手段是矫正儿童行为的唯一有效方式。正基于此，德国一些人构造各种复杂的理论来解释纳粹德国大屠殺的原因。与其自己去承受他们儿时被虐待的痛苦和自尊的伤害，将其转移出去也许对他们更容易一点。但是，这种回避却把觉醒的大门关上了。然而，只有自我觉醒才能够让他们懂得保护自己的子女不受虐待；才能够保护他们自己作为父母或选民不再上盲目的当。如果他们就职于政府，这样的醒悟也许会使整个国家免于战争或其他无味的牺牲。战场上陨去的人类已是数不清了。那些战争的煽动者们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弥合那陈旧的自我内心创伤，他们手持炸弹以牺牲他人来换取自己的平衡。虽然核战争只是我们面临的一种可能性，我们也绝不能容许我们自己再继续对虐待儿童现象熟视无睹了。不幸的是我们还真是对此熟视无睹：无数的专家和官员们无时无刻不被虐待儿童的后果手忙脚乱，但他们却不能够认清这些后果背后的本源。

　　即使一个人有著最令人发指的童年经历，作为一个毁灭生命的罪犯，其罪过也不能因此一笔购销。作为一个成人，他有机会面对自己的童年，不去试图否认所承受的恐怖，而是体验那曾被压抑的怨恨，进而理解导致怨恨的因源。有意识地体验恨还只是一种情感，而情感却不会杀人。但是，寻找替罪羊并盲目予以毁灭却是切实的残害他人生命的行动，造孽者必须承担罪责。

　　也许我们的孙辈们可以这样说：“真幸运，我们没有像我们的祖父母那样被殴打；我们现在看问题要比他们透彻多了。”如果童年时遭受的打骂是无害的话，他们就不会对希特勒蔑视人类的行为毫无觉察；他们会像今天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在面对残忍之举时，能立即识破其野蛮而拒绝同流合污。我相信毁灭性格并不是人类必然的俗命，因为沐浴于爱之中的儿童会使那样的性格从世界上消失。“毁灭之性格”潜伏于这样的人心之中：他们曾被虐待，长大后，他们又不愿去搞清楚在他们的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我们乏累，即便我们对孩子的问题失去耐心，我们也不必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孩子拳打脚踢；我们甚至不能想像那样去做。毕竟有那么多真正富有成效、体现尊重，而又不具破坏性的教育儿童的方法。

　　我无法想像我们自己为希特勒发疯的情景。那些小时候被尊重的孩子，没有在虐待之下而被训练成机器人的孩子，他们从不想为什么“忠于元首”而献身；或者，仅仅为实现一个疯子的计划，违背所有的理智，就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到斯大林格勒。但在元首总部，那些将军们毕恭毕敬站在希特勒面前，所有的异见都融化于恐惧之中，消遁在精神残废的大脑里；当然，也会融化在他们聆听元首训话时的热情里。这种灾难性的、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的政治盲从雄辩地证明：肉体和精神虐待儿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这不仅会导致一个个体的悲剧，而且在特定情形下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这一事实正是我们的长辈们曾拼命否认的。

　　叶华实翻译

　　寄自美国

　　作者:叶华实

　　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行了十余年之后，在俄罗斯还没有正式加入WTO 之前，欧盟就决定承认俄罗斯已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國已经进行了2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经加入了WTO ，美国仍将中國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这种待遇将延续至中國加入WTO 之后15年。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人们不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政治决定

　　今年５月２９日，在第九届欧盟－俄罗斯首脑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表示，欧盟将为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进行法律方面的准备工作。欧盟承诺给予俄罗斯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使俄罗斯获得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平等地位。

　　６月６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说，美国商务部已决定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

　　到８月２０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已经为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修改了《反倾销法》。有关修正案于今年秋季经成员国通过后，欧盟将成为第一个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集团。

　　欧盟新的反倾销法规定，欧盟认为俄罗斯不断致力于营造市场经济环境，因而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欧盟今后在确定与俄罗斯有关的倾销个案时将不再依据第三国的成本和价格，而是根据俄罗斯公司自身的成本和价格进行计算。

　　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一法律修订“在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这一法律地位的变化，将给俄罗斯企业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实惠。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欧盟和美国积极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固然是对俄罗斯多年来进行的激进改革（或者说休克疗法）努力的肯定，但如果从近年来的国际战略背景下观察，这更多地是一个政治性决定。

　　过去10余年来，俄罗斯基本上按照西方开出的药方进行了痛苦的制度变革，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转轨过程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而在国际战略方面，俄罗斯也作出了深刻的调整。尤其是自911 事件以来，俄罗斯大幅度调整了与美国的关系。俄罗斯选择了融入西方，俄罗斯与北约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是一切好商量的朋友。正是这些战略调整，使俄罗斯换来了西方在经济上给予的宽容待遇。

　　模糊的标准

　　一个国家是否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影响到成员国企业在WTO 框架中解决贸易纠纷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对市场经济标准的认定，经常被欧、美等发达国家用来实施贸易保护并实施其政治战略。而欧盟和美国之所以能够一直坚持中國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由于国际贸易规则中相关条文相当模糊。

　　其实，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只是简单而模糊的出现在关贸总协定（GATT）附件9 关于第七条的注释和补充的规定：“应当承认，对于一个完全或事实上完全由国家实行贸易垄断，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政府决定的国家的出口商品而言，在为第一款的目的（确定正常价值）而确定可比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国发现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性，即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作严格的比较并不总是适当的”。

　　可见，对于什么是非市场经济，确切标准到底是什么，GATT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欧盟在其反倾销法中只简单的列举了中國、俄罗斯、蒙古等15个国家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在实施反倾销法时给予特别处理。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不以这些国家的正常价值为准，而选择另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为“替代国”，并把这些“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价格与“替代国”的正常价值进行对比来确定其倾销是否成立及对其征收反倾销税的水平。而且倾销一旦成立，这些“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所有出口商都会被征收单一的反倾销税，而不考虑这些不同企业的不同的出口价格，不同的倾销幅度。

　　直到1998年4 月17日，欧盟在第905/98号条例中，才出台了对中國、俄罗斯市场经济问题的反倾销法修正案。该法将中國、俄罗斯等国中“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勾掉，但企业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因为该修正案规定，市场经济地位不是自动给予的，而需要遭遇反倾销起诉的企业主动申请并举证，再由欧委会在个案处理基础上来审查该应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企业进入市场的规则成本并没有降低。

　　欧委会有关部门进行的审查以修正案规定的五条市场经济标准为依据，这五条标准倒是比较详尽的，具体内容是：1 、生产投入、销售。投资方面的价格成本是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下形成的且其中没有国家干预；2 、企业的财会帐薄符合国际会计标准且适用于所有场合；3 、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公正的反映生产成本、财务状况，包括资产的折旧、债务的偿还等，且生产成本构成，财务收支状况方面的详细说明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关系。企业的财务管理从记录、分类、合并、调整的原则到赊账冲抵、债务等偿还及平衡、制表、数据处理都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动作原则，不得有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转换机制过程中遗留的财产问题；4 、企业的经营受法律保护，企业的成立与关闭受制于破产法和企业财产法的约束，而不受政府干预；5 、汇率方面遵从市场汇率。

　　对于上述五条标准，大多数中國企业特别是三资企业、甚至部分民营企业基本上是能达到的。不过，国内贸易专家一般认为，欧盟在具体审核上往往过于荷刻。一个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欧盟实行新的反倾销机制后至2000年5 月底，共有27家中國企业向欧委会提交了“市场经济”地位申请，但是获得该地位的仅有3 家。

　　在美国方面，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的关于中國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中含有把中國当作“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而且，这两个条款在中國“入世”后的有效期分别长达为15年和12年。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國加入WTO 后，美国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法在15年内对中國进口产品仍然适用，美国用来判断中國产品是否倾销的办法( 即第三国参照) 仍保持不变。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近十年来，中國企业被指控倾销的频率大大提高，使中國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而对中國反倾销位居前列的国家是欧盟（截止2001年1 月共计87起）、美国（截止2001年1 月共计72起）。

　　中國离市场经济有多远

　　那么，中國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问法：一种是从我们应对反倾销的角度问，一种是从自身市场化改革发展的角度问。

　　从反倾销的角度看，由于WTO （和GATT）有关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过于模糊，所以，具有可执行性的法律解释，只能是欧盟和美国自行制订的反倾销法，而根据这些法律，中國企业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自身改革的渐进性，也使外人难以认定中國的经济性质。事实上，从1987年中國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起，中國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就是一个困扰着中國谈判代表的问题。入关的第一阶段是对中國贸易体制进行审查，即看中國的经济体制是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总协定官方提出问题：在中國的企业中，究竟是厂长说了算，还是黨委书记说了算？那时，这些问题常常让人无法回答，也没有人敢回答。因此，多年从事谈判生涯的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仅仅为“市场经济”这4 个字，就整整谈了6 年的时间[1] 。这6 年就是从1987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國正式宣布要建设“社會主義的市场经济体制”的6 年。此后，这一目标陆续被载入各项法规之中。例如，专门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外贸法》第一条就规定，制定本法乃是为了促进“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國给“市场经济”加上一个限定词，等于自己承认中國的体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何谓“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干预，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理想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但是，即便是根据常识，我们也可以判断，某种混合经济模式是更接近于计划经济，还是接近于“市场经济”。

　　这种常识当然不甚可靠。因此，国内学者试图用数量指标来测度中國经济市场化的水平，其结果五花八门。比较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卢中原和胡鞍钢根据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以及商业市场化指数等四种单项的市场化指数进行测算，然后通过加权计算出一个综合的（总）的市场化指数，得出结论，1992年我国市场化程度已达到63.23%；还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由于全国85% 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90% 以上的工业产成品价格，95% 以上的生活资料价格已由市场调节，国家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降到目前仅有的30多种，国家控制的社会零售价格仅为7.2%，因此，到1990年代代后期，中國经济总量的90% 已经“市场化”。这属于比较乐观的结论。[2]

　　另一方面，高辉清的研究则说，在所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中國的市场化里程相对成功。目前，中國的市场化水平已由改革开放前的不足5％升至55％左右。他预计，“十五”末，我国市场化率将超过65％。届时，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将升至65％，资金的市场化程度升至60％，生产和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将同升至70％。市场化水平迅速提高标志着中國已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速度加快[3]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國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还不彻底，我国的市场化程度目前只有60％左右[4] 。另外，樊纲、王小鲁、张立文等人则测量了各省市市场化进度相对指数。

　　上述这些研究都是为了揭示中國国内完成体制转轨的进度，从研究结果看，中國市场化水平还大有提高的潜力。

　　制度基础是否稳固？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番横向比较，观察一下中國在全球经济体中的相对市场化水平，尤其是比较一下中國与俄罗斯的市场化水平。

　　美、加几个经济研究机构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编制《全球经济自由指数》。作者所说的“经济自由”，大体上可以表示一国的市场化水平。在2000年的《经济自由指数》中，中國的得分为5.3 ，在123 个被测评的国家中，名列第101 位。而俄罗斯比中國更差劲，仅得4.7 ，名列116 分。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明，欧盟和美国拒绝承认中國为市场经济国家是不恰当的。

　　而另一个跟中國有一定可比性的国家——印度的得分是6.1 ，名列第73位，经济自由度，也即市场化水平比中國要高，尽管印度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表现一直不如中國。

　　从该指数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经济的自由度一直在提高，但名次却徘徊不定，1980年3.7 分，96名；1985年是4.9 分，74名；1990年，4.6 分，92名；1995年，5.1 分，93名。这是否能说明中國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作者系根据五项指标来确定“经济自由指数”：政府的规模，法律结构与财产权保障，健全的货币，外贸自由，对信贷劳动力和企业的管制。由此我们看出，市场化更多涉及的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市场的运转能否令所有参与者受益，取决于其制度框架。创造一种”经济宪法“（economic constitution ），把政治对关键性经济功能的干预控制在最低水平，是确保市场公平和自由运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种框架所能提供的范围之广狭，取决于政治过程的性质，取决于政治舞台上的明晰的游戏规则，也取决于是否形成对政府——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约束，从而防范政治家和官僚的掠夺性行为。”[6]

　　据此，尽管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度总的来说不如中國，但这里有一个特殊因素，俄罗斯在健全货币方面表现太差，丢分太多，而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法律框架方面，俄罗斯略胜中國一筹（见下表1 ）。苏联解体之前，政府的规模及对经济的控制力明显大于中國，这也验证了秦晖、金雁的大量研究结论；但在俄罗斯进行改革之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急剧萎缩，政府规模一项得分明显高于中國。在法律结构和保障财产权方面，可以看出，90年代后期以来，俄罗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中國则出现了倒退。

　　来源：刊《国际经济评论》2002，第六期

　　作者:秋风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2年12月17日一期文章：中國真的通货紧缩吗？（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

　　现在，中國经济持续景气。据可靠预测，2002年全年的GDP 增长率为8%，人均GDP 突破1000美元，进出口总额将达到600 亿美元，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金额）也将达到500 亿美元，均将创历史最高记录。但在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國也面临着成堆难题，其中之一就是通货紧缩问题。

　　据中國统计，2002年1 —6 月零售商品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6%，但增长率却下降了1.5%。02年1 —7 月的零售商品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9%和0.8%，尤其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到02年10月已经连续14个月下落，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紧缩状况正在持续。

　　此外，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也在不断下跌。2001年12月的生产资料价格比同年1 月下降了7.2%，2002年1 —4 月又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6.3%、5.4%、4.7%和4.4%。原材料价格也在持续下滑，02年1 —4 月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4.8%、4.6%、4.7%和3.8%。今年4 月以后，两者也未能呈现止跌的迹象。

　　这种通货紧缩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生产过剩。根据1999年对全国600 种商品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 以上的商品的生产能力都超过了居民的需求，没有一种商品无法满足需求。在44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约有90% 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城市地区，许多商品已经处于需求饱和状态。

　　这种供需失衡的状况使企业间陷入了严酷的价格战争。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参与进降价竞争。而且，“价格破坏”蔓延的结果是许多中國企业陷于“无利润的繁忙状态”之中，企业收益降低。企业业绩的恶化又导致职工收入减少，研究开发能力下降，企业投资热情降低等反应。

　　此外，就业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股价下跌引发的逆资产效应以及关税下调等也加重了通货紧缩现象。由于国民消费占中國GDP 全体的60% 以上，通货紧缩的再度出现可能引发企业减产、员工减收、个人购买力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就经济整体而言，虽然高速增长仍在持续，但通货紧缩现象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1988年和1993年，中國政府曾两次成功战胜通货膨胀现象，但在对付通货紧缩方面尚缺乏经验。当前，中央政府以公共投资为中心，实行了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但这种政策本身也有限度，许多人对其是否应该坚持下去已经抱有了疑问。

　　在“西进”中找活路

　　从近10年中日两国的GDP 和进出口的发展轨迹来看，飞跃式前进的中國和停滞不前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91年到2001年的11年间，中國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9.9%（相当于日本的7.5 倍），经济规模扩大了3.1 倍。中國的经济总量也从世界第10位（3792亿美元）上升到了第6 位（11590 亿美元）。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进出口也在不断膨胀，2001年的出口总额是1991年的3.7 倍，进口为3.8 倍。与此相比，同期日本的GDP 仅上升了1.3 倍，出口和进口分别提高了1. 3倍和1.5 倍。

　　为了使这种发展势头能够保持下去，11月份召开的中國共產黨第16届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出了“GDP 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说，GDP 要从2000年的1 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4 万亿美元。如果能充分利用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 的差距、沿海和内陆的地区差距、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等“三个落差力”的话，今后20年里中國年均GDP 增长率达到7%、“GDP 翻两番”的目标将很可能实现。如果再考虑人民币升值等因素，2020年中國的GDP 将达到5 万亿美元左右，经济规模将与日本相当。

　　但要实现该目标，第一大难关就是如何应对严峻的通货紧缩状况。这对刚刚起步的胡錦濤体制将是一大挑战。

　　在胡錦濤为首的中國共產黨新领导核心中，新疆（王乐泉）、四川（周永康）、重庆（贺国强）、湖北（俞正声）等内陆省市的第一把手都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胡錦濤總書記和下任总理的有力竞争者溫家寶都拥有内陆地区的工作经验，这种现象是一个重要信号。今后，中央政府在经济运营方面，内陆地区的影响力将超过江澤民时代。新的黨中央将更将重视开发内陆地区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

　　这种“西进”（拉动内需）方针如果能够有效地与开拓内陆市场相结合起来的话，国家的内需将得到新的调动，有助于缓解现在供需不平衡的状况，同时内陆地区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能挖掘出新的需求，就能防止中國滑入真正的通货紧缩之中。不仅如此，对于担心中國“东进”（扩大出口）威胁的亚洲各国来说，甚至对于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

　　“中國在牵引着世界经济”——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中國经济的过大评价。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國经济中潜在的风险因素。

　　中國加入WTO 已经一年。从2000年的GDP 来看，如今中國的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7 位。有观点认为，从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國已经超过日本。从贸易规模上看，中國虽然尚无法与日美相比，但也占全球贸易的4%，排名全球第6 位。回想20年前第26位的排名，进步是显著的。在接受外资方面，UNCTAD（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预测：“2002年中國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再从双边关系来分析。中國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2000年中日贸易总额为877 亿美元，中美贸易略逊于中日，也达到800 亿美元。但是，虽然中美贸易的规模在扩大，贸易的不均衡也在不断扩大，甚至有超过日美贸易不均衡局面的趋势。在相互依存不断提高的同时，双边贸易摩擦也在加剧。除对日、对美之外，中國对韩国的贸易为360 亿美元，对东盟为380 亿美元规模。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为320 亿美元。

　　从投资面来看，中國大陆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488 亿美元，最大的投资国（地区）是香港（含澳门），其次是美国（44亿美元）、日本（43亿），以下依次为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中國之所以热心于与东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牵制日本，但更大的目的是要通过贸易，进一步提高区域内的相互依存度。

　　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虽然反映了双边关系的紧密化，但这未必一定能给中國的贸易伙伴带来经济的复苏。也就是说，虽然贸易和投资规模不小，但中國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并不密切。本来，中國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复苏，对日本也产生了间接的波及效应，这是事实。但是，由于中國的发展依赖出口主导型经济，廉价的中國产品大量流入他国，导致市场物价下跌，加重了通货紧缩现象，也可以说是减缓了经济复苏的步伐。

　　“世界工厂”的实际状况

　　“中國= 世界工厂”——如今这种论调十分盛行。从主要产品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来看，这一评价似乎并不言过其实。

　　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中國在原材料、高科技产品、IT产品中的许多领域中，产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在出口商品领域，中國也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鱼、蔬菜、生丝、纺织品、旅行用品、服装等几乎所有的轻工业产品都可能产自中國。

　　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國真正号称世界第一的产品中，多数是家电类的组装型产品。从零部件数量来看，多不超过数千件。而在汽车、工业机械、船舶等零部件数量在10万以上，在飞机、火箭等拥有30万以上零部件的产品领域，在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极为精密和附加值高的产品领域，中國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很低，而且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换而言之，从“产业实力”的角度来看，说中國是“世界工厂”为时尚早。

　　即使在家电产品和影像仪器方面，彩电显像管、空调压缩机等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比例尚较为低下。中國独自研制生产的产品还很少。“Made in China ”固然没错，但实际上却是“Made by 外资”。

　　但是，随着加入WTO ，中國经过国内产业的重组，产品也会从原材料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中國货在世界中的地位必将不断上升。

　　就未来而言，亚洲自由贸易区域一旦实现，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何谓真正的消费结构

　　在最近的中國，随着经济发展和各种限制的放宽，出现了新的阶层，这给经济和消费结构带来了很大变化。

　　根据对现地的调查，汽车、住宅、高级家电等商品最近在中國极为畅销，这反映了中國生产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调查也显示了政府限制的放宽和中國的“小政府化”（财政负担减轻）。

　　但是，国民全体的购买力是否有了很大提高呢？调查显示未必如此。

　　尽管人们都在惊呼中國“私车时代”的来临，但最受欢迎的本田“雅阁”型轿车（广州产）售价29万元，对私营企业家来说不过是两年的收入，但对一般工人来说却相当于30年的工资，可望而不可及。“10万元轿车”虽然有普及趋势，但同样的情况仍然存在。

　　住宅市场也是最近中國的一大热点。以大连为例，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3560元。但上海、北京一等地段的房价在每平方米8000到12000 元。一套100 平方米的高级住宅在北京需要80万—120 万。

　　再看大型彩电，大连产的东芝彩电将顾客定位在只占沿海地区1%人口的“富裕阶层”身上。把目标定在“富裕人群”身上的在华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國迈向“世界市场”的步伐。可是，这又在另一方面加剧了外资企业之间、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成为了通货紧缩的又一个原因。

　　离“世界市场”还较为遥远

　　近20年来，依靠外需主导型（出口与外资）经济结构，中國经济而获得了高速发展，并凭借此树立起“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在利用极为廉价而丰富的农村劳动力的同时，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支撑起来的超群价格竞争力已经成为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元凶。

　　即使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中國经济今后也必须保持住7%左右的增长率。为此，今后的中國经济有必要向“内需指向型”转移。此外，为创造就业机会、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差距，国内资本投资必须得到充实。明年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所面临的课题还很多。只有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中國才能对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经济学人

　　在河南农村换届选举工作中，出现了“拉票”现象，候选人只需要１０元钱就能“买”走农民的神圣权利，在大量“拉票”、“贿选”中，一些农民渐然漠视其民主权利了。（12月10日的《中國青年报》）

　　面对农民对自己的民主权利表现出来的“冷”，我有种难言的痛苦。“卖掉”了民主权利，我知道，他们也就失去了当家做主的权利了。可是，是谁将农民对民主变得如此冷漠的呢？过去，村委会干部是由上级指派、任命的，而如今，随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当前农村干部基本上是由村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按说，农民希望能为自己选出真正的“当家人”了。可是，农民却将这一本来可以给他们带来真正利益的选举说成是“热闹一通，民主架空”，发展到“谁给好处选谁”，也许我们会为农民们悲哀，但是，只要我们冷眼视之，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当前农村民主选举缺乏相应的管理监督体系，加上基层政府不愿真正“还权于民”，才造成了这种农民的民主权利被架空的现象。

　　农民是渴望选出了自己信赖的“领头人”的，特别是需要那些素质高、年纪轻、能力强的村干部带领他们走上富裕之路。但是，由于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低下，他们既不能很好对有关民主制度宣传到位，也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将这些民主制度和政策落实到位。在我国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大多都还带着强制色彩，凭主观意识办事，甚至是滥用暴力。体现在选举中，许多地方是“选举时有民主，选举完没民主”。特别是在一些族权制度比较明显的地方，一些大户因为自己家族人口优势、经济实力的原因，他们在选举中，大都由“后台”走到“前台”，变“指导”为“干预”。我就听说在一些农村选举中，一些大户人家凭借自己势力，用武力干涉选举。这样，农民对选举由怀疑到失望，由失望到冷漠。很多人就抱着“反正谁上台都要占群众便宜，不如先占他点便宜”，于是，就出现10元钱可以买一张选票的可怕现象。

　　其实，农民知道，那些拉选票的人，只是希望当选后，去多“捞好处”的。在农村，一些干部为谋取个人私利，常常侵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贪污受贿，虚报成绩，基层的腐败现象也已不容忽视。“群众心里有杆秤”，谁是“好人”他们是很清楚的，关键是由于他们自身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力管住一些人的“小动作”。比如在汝阳县小店镇小店村，一个有经济问题、且受到黨纪处分的人当选“村长”，村民纷纷到小店镇、河南省民政厅上访。河南省民政厅发函要求纠正推选中的违法行为，可镇里说上访农民拿回的信函是假的，不作处理。另外，由村支书授意推出的另一候选人群众基础也很差。这些都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绊脚石。农民本身是无力改变这一情况的。这说明，当前农村，民主制度还不能很好得到贯彻，政府和农民之间联系纽带脆弱。只是通过“上访”的形式，是很难真正及时解决农村发生种种困难情况。

　　我想，农村的基层民主，是关乎着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农民将“民主权利”当成了“商品”，就不可能选出好的农村的“一线工作的从政者”，也就不能改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些可怕的三农问题。同时，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加上很多农村较为偏僻，天高皇帝远，那些靠“拉选票”成为村官的人，就有了更大的滋生腐败的空间。所以，我们各级黨委、政府要在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同时，教会农民正确使用其民主权利，从面不断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最终在农村实现公开、公正、透明的民主选举制度。

　　作者简介：单士兵，做过高中、大学教师。多写时评，文章刊发于各类刊物，现为《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处记者。驻淮安。

　　通联：223001江苏淮安市健康西路名流花苑9 幢503 室单士兵

　　作者:单士兵

　　收到11月22日的《中國报道周刊》，看到了晓明先生的《中國人为什么好吃？》一文，觉得非常好，晓明先生实际上从中國的吃文化出发，透彻地分析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对人很有启发，尤其是最后，晓明先生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作结语，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读了晓明先生的文章，也不由勾起了我对吃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晓明先生虽然对吃文化的分析很透彻，但在饥饿的感觉上，他却远远不如我。从他的文章中得知，他的家庭当年的总收入120 元，每人平均生活费30元，应该说，这在当年的城里，应该属于高水准的生活水平了。因为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全家五口人（父母，我及一弟一妹），仅靠父亲一人工作的工资47.50 元生活（父亲在机关工作，行政23级），平均摊在每个人的头上，每人十元都不到，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对饥饿的感觉应该比晓明先生深刻的多。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國社会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了神州大地，当年具体的死亡人数至今仍被一些专家学者争论不休，我当年年龄虽然还小，一九六O 年正读小学三年级，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我不但在印象中，而且在实际的生活中，都对饥饿有着极深的印象。我最深的印象是，在那几年，我的家中一天三顿都是喝稀粥，因为当年的城市居民都按计划配给粮食，按人头供应粮食，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在机关工作的父亲每月口粮28斤，妈妈是家庭妇女，好像是25斤，小学生好像也是25斤，没有上学的弟弟妹妹，具体的口粮计划是多少就不太清楚了，大概十五、六斤。那时的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居民买粮食都要凭粮证和粮票，多买一两的可能性都没有，哪里像现在城里满大街都有卖大米的个体小商店，在小区门口，还经常能看到农民拖来的一袋袋粮食，向居民兜售。

　　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变化，但因为席卷全国的饥荒，肉类、蛋类等食品基本看不到，大家的肚子里普遍没有油水，所以那时的人普遍非常能吃，肚子总感到空空的，填不饱。记得当年我的家中，有一搪瓷缸用猪的肥膘熬制的猪油，大人很珍惜地将它放在高高的大橱顶上，小孩子看不到、够不着的地方，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后，趁大人不在家，摞上两张凳子，终于爬上橱顶，将搪瓷缸拿了下来，用手指刮里面的荤油吃（熬制出来的猪油是白色凝固状态的），居然吃得津津有味，而且，由于大人不知道，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一大搪瓷缸猪油已被我吃得干干净净，当然，父母后来还是知道了，也仅仅把我骂一顿了事。

　　那时候，东西特别难买到，尤其是食品方面，几乎样样东西都要排队才能买到，在我的印象中，小小年纪的我，经常会在夜里三点钟就会被父母喊醒，让我挎一个破菜篮子，到离家不算太远的菜场去排队买菜，当然，夜里三点钟菜场的工人还没有上班，排队的人主要是排在菜场的门口，安静地等待，因为去迟了只能排在后面，而菜场的菜数量太少，很快就会卖完，还有，排一个队只能买一次菜，数量也有限制，只有排队的人越多，才能买到更多数量的菜，大人因为要排别的队，所以把小小的我也喊起来，共同排队，这样就可以多买一份菜。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年头的菜也很怪，总是长不好，马铃薯、西红柿等等，个头都非常小，哪像现在的一个个都非常大，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卷心菜，南京人称之为包菜，那个年头，卷心菜却不知什么原因，叶子都向外伸展，一点也不卷心，被我们称之为“飞机包菜”，吃到嘴里也是木喳喳的，味同嚼蜡。虽然如此，这也是抢手货，去迟了就买不到了，因为菜叶子也可充点饥。

　　因为总是吃不饱，总是有饥饿的感觉，所以，那时的我，除了上课时肚子经常咕咕叫外，放学回家，就总是想找点什么吃的，可惜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吃的，早就坚壁清野了，我那时能找到一罐猪油，将其偷偷吃掉，实在是一种偶然，更多的时候，只有等到一日三餐的吃饭时间，捧起碗来喝稀饭。即使是吃稀饭，也并不能放开肚皮吃，父亲都提我们规定好了，每人一碗，这是因为只有那么一点粮食，要把它平均成一个月的份额，每天每顿只能吃这么一点。为了将这一碗仅有的营养吸收，父亲还教了我们几个孩子的舔碗技巧，即稀饭喝完之后，因为碗里面还有一点残留，为了不至于被洗掉，我们每个人都要将碗举起靠近嘴边，用自己的舌头将碗里余下的一点残留舔掉。

　　为了填饱饥饿的肚子，为了给饥饿的孩子多一点吃的；当时的大人一定是想方设法的，不管怎么说，城里面总归比农村好的多，如果有钱的话，城里面的饭店还是开门的，虽然里面的饭菜价格奇贵，有钱人仍可以时不时到这种饭店里打打牙祭。我们家里穷，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可能带我们去饭店。但父亲依然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为我们搞吃的。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秋天父亲总有几次，要去很远很远的农村，买回一大麻袋红薯回来，那几天就像过节一样，肚子终于能填饱了。但好日子没有几天，因为为了备荒，红薯也不可能让我们尽量吃，父母会把红薯切成片，晒干，收藏起来，细水常流地放在稀饭里，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肚子感觉饱一点。此外，父亲也会直接买回一些山芋干给我们充饥，虽然这些山芋干上粘着泥土、灰尘，我们也嚼得津津有味，好像也没有因不卫生而生病。

　　在我的印象中，还有过几次吃昆虫的经历，那是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到城郊去捉树上鸣叫的知了( 蝉），我们带着一支长竹竿，竹竿梢上粘着面筋（有粘性），然后爬到有知了鸣叫的树上，把竹竿伸过去粘它的翅膀，往往能粘住，就成功了。当然，那时候的知了也不多，出去一趟最多只能逮着七八只，回来后，就用铁丝穿上知了的身子，用煤炉火把它们烤熟吃。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知了脊背处的瘦肉最好吃。

　　此外，还有一些我所听说的真事，比如像邻居王大妈到街上买了一块烧饼，拿在手上才咬了一口，就被一个讨饭的一把从手上抢去，吐了一大口唾沫到烧饼上，跑都不跑，立即狼吞虎咽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没有了，王大妈也只能目瞪口呆看着他。还有一次，邻居张大伯在街上掏出一根烟抽，也是被人抢去，追都追不上。总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中國都处在饥馑中，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印象深刻的年代。而且，因为我们住在城里，有城市户口，有国家配给的每月粮食计划，其生活条件无疑要比农村优越得多，所以可想而知，当年的没有粮食计划，没有工资可拿的农村农民所面临的饥馑一定是非常严峻和残酷的。

　　果然，我最近看到了一些当年生活在农村的作家对当年大饥荒的回忆，如陕西作家高建群的《西地平线》一书中的一篇《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中，就讲到生活在农村的他当年吃过观音土，吃过糠，他的奶奶因为将一只装有一点玉米粥的瓦罐打碎了，遭到他爷爷的一顿暴打，他的爷爷并且随后蹲下身子，在田埂上搜寻瓦罐碎片，捡起来舔食上面残留的玉米粥……。写《红高粱》出名山东作家莫言也对当年的大饥荒有着自己的回忆，他在《吃事三篇》中回忆说：“一九六０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光，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据说马四从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没有确凿证据，因为很快马四也死了。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扛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块，亮晶晶，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莫言还在文中回忆了他的母亲因为饥饿难忍，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保管员吊起来打的事……等等（此文被收入《莫言散文选》，欲知详细内容可看该书）。由此可见，当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我写下这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到网上一些“左派”，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至今否认当年大饥荒的事实，在为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唱赞歌，招魂。别人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却依然振振有辞地说：“历史的记忆因人而异，可以有不同的版本。”那么，今天，我就把自己的历史记忆如实地写下来（那种饥饿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我也希望现今五十岁左右，或者五十岁以上的人，能够回忆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生活，尤其是关于吃的回忆，为中國人保存一份真实的资料，也让我们的下一代——这些从来不知饥饿是何的感觉的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辈，当年是如何生活过来的。当年那个“跑步进入共產主义”的时代，绝对不是人间天堂，而是恰恰相反。

作者电子邮件：zhilin888@163.com

　　作者:许志林

　　中國共產黨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江澤民同志在仲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江澤民同志的上述思想为我们进行反腐败制度创新、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

　　反腐败的治本之举即是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

　　什么是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就是为现代世界各国的实践所证明行之有效的从机制源头上解决腐败的制度集合。

　　现代反腐败制度主要包括：

　　居民收入申报制度：所有的公民或者家庭必须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据实申报其年度收入或者财产，并且依此自觉缴纳个人所得税或者财产税。有关部门有义务为居民的财富多少保密。对于申报的真实性，税务部门事后稽查。一般，允许的误差率不得超过10% ，否则构成犯罪。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科级以上的官员必须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报告并且公开其年度收入或者财产，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各种有效的形式将各级官员的财产情况公之于众，高级官员（比如厅级以上官员）的情况则公之于报纸媒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公民有权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与纳税状况。

　　金融实名制度：存款、取款和一切金融往来都必须使用真实姓名和单位名称，违者严厉处罚；同时，清查匿名存款，打击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

　　集中采购制度：各级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国有生产资料、集体消费用品、军工产品等使用公共财政支出的事项，实行年度集中采购的制度。

　　招标投标制度：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市政建设等皆实行公开招标和竞争投标的制度。

　　獨立审计制度：审计部门应当与黨政系统脱钩，或者完全獨立，或者隶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抑或司法机构，以便它能公正、獨立地进行审计稽查工作。

　　政治透明制度：建立阳光下的政府，实行程序化政治。决策过程公开，行政依程序而行。各类文件、条例、法规、决定必须公之于众。行政会议、人大会议、司法审判都必须公开举行，除非应律师的请求并根据法律许可而举行秘密会议。实行信息自由，媒体有权据实报道所有的人物和事件，民众有权查询一切政府记录，法定的国家机密除外。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就重大投资、决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下级政府、官员有责任及时向上级汇报，厂长、经理、乡长、村长有责任及时向职工大会、股东大会、乡民大会、村民大会汇报。

　　质询制度：通过适当的形式，职工、村民有权就重大决策、财务问题向领导干部质询、查账，有权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

　　述职述廉制度：官员定期述职述廉，就决策过程、资金往来等事项向民众或者审计、监察部门汇报，有关部门随时进行审计、稽查。

　　民主评议制度：对于领导干部的人品、业绩、廉洁情况，群众定期进行民主评议，以投票的方式确定评议结果。对于评议不合格的，一律免职。

　　民主选举制度：选民投票选举出政务官。如果政黨和官员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解决民众的困难，那么他就会在选举中失败。

　　弹劾制度：对于选民不满意、出现道德偏差、失职、违法的官员，通过弹劾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给予处分，甚至迫其下台。

　　现代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黨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这样可以有力地遏止官员的结黨营私。

　　组织监督制度：发挥黨组织、纪委等的监督作用，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谈话、考核、测评，对之随时提醒、严格教育、及时挽救。

　　新闻监督制度：以新闻报道、调查、评论等方式，将各级官员置于社会媒体的监督之下。

　　司法监督制度：司法系统从组织、人事、财政上獨立于行政部门，自主地开展工作，对腐败案件进行检控、审判，不受各级行政官员的干预。

　　立法监督制度：立法机关以立法权、重大决策审批权对行政进行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都有权规范地行使监督权力。

　　内部监督制度：以行政监察、纪律处分、道德警告、司法记过等方式纠正官员的偏差。

　　公众监督制度：公众通过舆论、举报和合法的游行、示威等形式对腐败加以揭露、反映和抗议，以调整政府的行为，督促对官员的查处。

　　从上述现代反腐败制度可以看出，反腐败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建设诸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长期的扎实的艰苦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努力。

　　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的关键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现代反腐败制度的建立。因此，必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必须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争取早日实现县乡两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选举；必须推行公开办事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扩大黨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加强法治，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必须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审计等的监督作用。

　　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迫在眉睫。正如江澤民同志在仲共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黨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黨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而要从源头上遏止腐败蔓延的趋势，从根本上逐渐消除腐败，我们认为，就必须着手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电话：010-68946812（宅），邮编：100081，通信地址：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中國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E-mail:huxingdou@21cn.com ；huxingdou@sohu.com）

　　作者:胡星斗

　　我们赢了！当中國取得了奥运会主办权以后，第一句喊出的话是“我们赢了！”。北京城里，大街小巷欢欣鼓舞，那份心情是由衷的，从心底发出的欢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太需要赢了，我们要在世界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实力，中國人不再默默无闻了。在欣喜之余我体味着这赢的感觉，这是真正的愉悦，在不堪忍受长久的失败后更加强烈。这爆发的欢乐，也折射着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我们是一个不能认输的民族。中國人的传统和文化对失败是毫不留情的否定。

　　中國人不能够承认失败。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认输的位置。每一朝皇帝，无不是以其智慧谋略夺得政权。每一个英雄，无不是因打败了对手而获得尊敬。失败了要像屈原一样投河自尽才能留名青史，而阿斗真心地投降于敌营则在历史中永不能被宽容。即使表面降服了，也要卧薪尝胆，准备着十年以后的报仇雪恨。在正面的冲突中不能取胜，则不论使用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只要在最后能够取胜就是好汉。在这样的传统中，取胜在不断的歌颂中，被拔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度，可以说战不败，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的神经变得异常地坚韧，我们的精力变得不可思议的超人。它使得中國人变得灵活、勤奋和进取，同时也在我们的血液里溶入了追求成就和功名的心态。

　　张朝阳先生对于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间有一段很精辟的描述：“西方人谦和礼让，却理所当然不容质疑，有优越感；中國人躁动不安，勤奋坚韧，追求简单生存意义上的成就感和功名心”。张先生给出了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事实，就是西方人看起来比中國人更谦和礼让，但是他们却有不容质疑的优越感。中國人更勤奋，也许更能取得成就，然而却不具有普遍的优越感。细想之下，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为什么优越感会出现在谦和的西方人身上，而很有成绩的中國人却在取得了很多成绩之后仍然没有优越感呢？是因为别人看不起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呢？

　　中國人常常认为自己不被别人尊重，而且认为取胜是获得别人的尊重的唯一途径。因此中國人在表面上表现了很强的民族意识，是自视很高的民族。其实在这表面上的自信后面，真正隐藏的是对自己的不满意，是需要时时维护自己的危机意识，是本质上的不自信。如果真的是一个自信的民族，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胜利，和别人的夸赞来证明呢？

　　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用取胜来证明自己的地位的。一个自信的人首先是对自己满意的人。不但是对自己的成就表示满意，在失败的时候同样能够对自己满意。西方人之所以谦和礼让，但是却表现出不容质疑的优越感，是因为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优越性，他们不要求自己与别人相比，只看重自己的努力。我在美国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常看到美国同学因为自己平均成绩是扎扎实实的Ｂ而很自豪。他会说及格线是Ｃ，Ｂ说明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平了。而我们中國的学生，门门课程都得了Ａ，却为自己偶然出现了一个Ｂ而沮丧。因为他认为在那一次的考试中自己输给了别人。结果就是，美国同学很开心地庆祝自己得了好成绩，在亲友和朋友的一片赞扬声中毕业。而中國学生却怀着失望，为自己没能成为全班的第一名而遗憾。如果此时两名同学在一起合影，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意气风发，充满了优越感的美国人，和一个有些失望，脸上看不到自信的中國人。美国人的自信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肯定，而中國人的不自信来自于他那不能失败的心态。

　　其实成功是相对的，它在别人的眼中比你自己的需要更有意义。在我工作的公司里，有一些试验技术员，他们没有上过大学，工作了几十年工资还不高。而我们一进公司就成为他们的老板，拿比他们高得多的薪水。看起来我们似乎比他们成功。但是，我却注意到他们的生活其实比我们更有情趣。首先，他们从不需要为了课题的成败而忧虑，在下班以后，可以去打球和作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而我们却常常需要加班或者思考自己的工作。他们很容易满足，一点额外的加班费会让他们快乐地找到去消费的理由，而我们即使到了迪斯尼乐园，也并未觉得比自己家附近的那个海滩有更多的乐趣。

　　人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都成为胜利者，也不应该在所有的时候都想成为胜利者。一个人人都为了战胜别人而活着的社会，是一个不平和，不稳定的社会。在竞争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很难不以批评的眼光看别人，也很难做到谦和。我的女儿与其他四个孩子一起学画，老师会让他们把各自的作业放到一起评比。令我奇怪的是，不论别人的画看起来怎么不足，我很少听到这些孩子互相批评，而是不停地互相由衷地称赞。他们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在美国的教育中是很注重鼓励的，因此在他们的目光中很少去找别人的不足，而是力求发现别人好的地方。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和我现在在国内常常见到的情景，中國的儿童在互相观摩的时候似乎总是能够发现别人的不足。对于他们自己也总是用批评的眼光审视。因为，我们在竞争性的文化中，养成了批评、好胜和进取的性格。这种性格会督促个人取得成功，然而却很难使人成为谦和有涵养的人。如果社会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性格，那么社会的动荡经常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國的父母对于孩子的今后是非常负责的。他们很关心孩子的将来是否能够成功，因此也很注意培养孩子的进取性格。我曾经看到一个中國母亲对自己的儿子与别的孩子的争斗中主动停止退后不满。她不是为了孩子在这争执中不能占上风而失望，而是耽心自己的孩子以后在所有的争执中都会以这种方式处理。她说：“他长大了以后会吃亏一辈子的。”她要求孩子在别人面前决不轻易示弱。目前中國的许多父母对孩子都有这样的教育。特别是现在独生子女很多，他们的今后没有兄弟姐妹互相照应，取胜似乎是成为强者的唯一的选择了。其实，真正的强者并不一定是胜利者。心理上的自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者。在培养孩子永不示弱性格的同时，父母也许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一条永远充满了挑战和争斗的道路，也为孩子种下了不满足和不幸福的种子。在永无止境的追求中，他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在不满足的心态里，他们将自己的自信踩在了脚下。

　　中國人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怎样取得成功，而是要先学会怎样坦然面对失败。只有放下求胜的心态，才能够成为谦和有礼，而又具有不可质疑的优越感的民族。只有成为谦和有礼，有自信的民族，才能造就一个平和稳定的社会。

　　寄自美国

　　作者:茹月

　　“这些跟头翻得很漂亮”，这是我看完据说在大陆正热播的电影《英雄》之后得出的唯一正面结论。这也是我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如果电影艺术就是翻跟头的话。但由于这些年翻跟头的“艺术”实在太多了，也在香港翻了几十年，、又在世界上“卧虎藏龙”的一次，所以也不能说这次就比以前的“把式”更精彩。导演张先生艺谋可能还是要同时以“摄影”取胜，不过这些“图片”在互联网上早已泛滥成灾了。要之，上述“正面评价”也许还是过于奢侈了。

　　这是一部武打影片。导演从取材到形式上可谓确有“世界性眼光”──不能看出，这几乎是专门为外国人拍的：从第一声“CUT ”就开始等著金发碧眼们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眼花缭乱、在眼花缭乱中送来奖杯。问题是什么样的中华文化笑傲四夷、惟我独尊呢？总结来说，一是打架，一是“大一统”。前者“艺术家”们称之为“武术”，后者学者们称之为“天下”。二者的结合即“用武力统一”，或即“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这里没有“政治”和“自治”什么事儿。在这种意义上，影片却是对中國文化的高度概括，此谓“深刻”。然而，这种“深刻”却以极端反讽的形式出现的，这个形式、这个内容，成了影片苦心经营的正面主题。

　　我不想彻底否定“武打”类的文学和影视艺术，香港的相关文化产品至少比“样板戏”更有人情味，至少更容易使人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但也就到此为止，至于说这类艺术有多大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就谈不上了。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总是有人一定要把这类文化快餐上升的“精神文化”的高度，但一旦到了这个高度就会发现，这种“文化”事实上正是精神的敌人。

　　我仍然高度评价两年前王朔对金庸的批评。遗憾的是不仅没有更多的人真正理解王朔批评的意义所在，而且这场争论被网络口水搞得面目全非。现在更有必要进一步在学术上对“武打”艺术（从文学到影视）进行讨论，因为它不仅确实是中國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至今影响甚巨。那么“武打”究竟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比较讲究“形式”的“打架”，严重说是比较讲究形式的“杀人”。这种“身体武力”之所以上升为“艺术”并形成传统，显然产生于社会对“武术”的需求。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有这种稳定的“市场需求”呢？那就是一个充满灾变并以肉体力量为冲突的主要解决之道的社会。由于灾变的频繁导致的生活紧张，科学和技术无从在精神自由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军事力量限制在手脚和物理兵器方面。当然，人和人的肉体上的力量相差并不悬殊，比如这些“武术”不可能达到“一道白光不见了”、“力拔山兮”等等演义的程度，但民间愿意相信这种夸张。这种意愿不仅受传统的影响，也来自现实的需要：今天中國生活的解决之道仍以力量为主体，而在生活中往往受压抑的普通人愿意向艺术中的武术英雄移情，以象征性地转移生活加诸的不幸或屈辱。至于今天强调“武术”主要是“强身健体”而非打架之用，显然是进一步“演义”了。

　　在上述意义上，“武打”与其说是一种“精神文明”，还不如说仅仅是一种生存之道，而这种生存之道在今天的视野中并非民族的荣光，毋宁说是一种民族缺陷。也许金庸张艺谋等先生知道“打架”再“文化”也“文化”不到哪里去，因此又苦心孤诣地为打架安排了一些“文化”的理由。首先是“用形式压倒内容”──怎么打比打更重要，怎么杀人比杀人更重要。然而问题是：姿势再潇洒的打架仍然是打架，动作再审美的杀人仍然是杀人。这一点是也无法改变的。进一步说，这种暴力审美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精神缺陷。对生活敏感的人不难发现，总有一种蛮不讲理的力量，它不仅对自己的暴力理直气壮，而且特别邀请人们欣赏他的“姿势”或各种杀人“仪式”。这种审美意识是反宗教也反伦理的，它没有忏悔，只有艺术的暴政和暴政的艺术。

　　对“武打”进行“文化革命”的第二个办法是为之安排些“文凭”，如同今天为官僚安排些学历一样。这些理由首先是“音乐”，其次是“书法”。如蕴“武功”于音乐和书法之中即是。不过这显然近于说梦。看来这主要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中國人自己确实应该知道这二者根本不沾边，如果沾边那么除非是在“普遍联系”的“哲学”意义上。至于“书法”本身，也完全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就是字写得漂亮一点而已。我承认字写得漂亮比字写得丑更值得赞赏，但如果说字写得好就是一门艺术并且还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那只能说这种文化传统在精神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沾了象形文字的光。

　　当然，这部电影最令人反感的不是因为它是“武打”电影或对“武打”的故作深沉，娱乐有时候要迎合市场，对于这类“市场需求”进行学术反思是一方面，但也可以暂时对上述现状表示理解。这部影片最愚昧落后之处是它对“天下”观念的审美和讴歌。事实上，“天下”观念是中國文化中最野蛮也最恐怖的力量。大致说来它由四方面内容构成：第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第二、“定万姓于一尊”的“家天下”观念。第三、四夷臣服、百越来朝的“中央帝国”观念。第四点更重要，它是前三者的“意识形态”或“象征”，即“以天下苍生为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等“为天下”观念。

　　这些观念不仅滋养了中國5000年的專制暴政，而且制约了200 年来中國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详细讨论这三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地对此谈一些结论。中國历史的“统一”和“分裂”对中國社会的意义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不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是“分治”而不是“统一”更有利于繁荣。欧洲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例子，我相信如果有一位“欧始皇”（想象一下成吉斯汗吧）统一了欧洲，那么人类到今天将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家天下”观念使中國自秦以降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国家和政府，有的仅仅是家族统治。“国”就是“家”，王就是家长，国就是一姓之私产，这事实上是“统一”的真正动机。此外，家天下及其衍生的各种观念对中國政治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至深，制约了理性主义的发生和确立。最后，“中央帝国”观念是得“天下”以后产生的一种狂妄，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了。这种“天下观念”先造成了“玛嘎尔尼”在中國的外交失败，今天又鼓舞一些文学青年宣称21世纪将是中國人的“天下”。张艺谋也算中國的文化精英了吧，连他都如此糊涂，再出几个“天下英雄”或文学青年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也许我们应该重点谈一谈“为天下”这一观念，这也是影片和“中國精神”的文化图腾，是一种精神拜物教。基督教理性确立了这样一种理性观念：没有人是圣人。而经济学理性把这种观念进一步规范化，它确认个人利益是行为选择的根据，而个人是人存在的基本真相。我们确信，总体来说这些理性观念是更为诚实的。它导致了思想中的个人本位主义、伦理中的尊重少数的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限制政府等。在这种意义上，“为天下”在最高的价值意义是道德乌托邦，而在普遍意义上就是政治谎言或意识形态谎言。如果“国王”也是“经济人”，那么“家天下”的目的在于“得天下”而非为“为天下”，“为天下”的目的是为“得天下”而已，至于知识分子的“天下”说教，往好了说是文学抒情，自我感动，它产生一种道德救世主般的权力幻觉（清官人格）。往坏了说不过是一种特别的交易行为，通过为王辩护而“为王前驱”。“大义名份”给暴政增添了合法性，它是一切政治自私和罪恶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动。20世纪，这类“大义名份”的政治合法性谎言导致了空前的人类浩劫或“乌托邦暴政”，但事实上这种传统至少在东方由来已久。如果说，秦王“为天下而征服天下”这一谎言旨在说明天下人可杀的理由，那么知识分子为之辩护就是倾诉些“可被杀”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维。这类辩护早已司空见惯且蔚为大观，如杀“某些人”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專制是为了全社会的稳定，等等。然而秦王这位活埋了几十万人的野兽究竟是为何而战呢？真是为天下人福利还是为了夺取天下人的福利？这本来是近代政治思想视为常识的问题在这部电影里完全颠倒过来了。我不知道这是无知还是献媚。事实上这套假道理是这样“自圆其说”或“自相反驳”的：如果没有人拿鞭子管制著我们，我们就会互相残杀──因此，权力对社会的绝对征服是必要的。说它自相反驳是因为那些“为天下”的圣人们从来不尊重“天下”，天下只是百姓、暴民、刍狗、动乱分子和敌人。难道中國人就这么贱，没有棍棒统治就必然是暴民？这是对个人的侮辱，这种侮辱也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人格：只有“编剧”们才不是等而下之的暴民。对秦统一六国的这一“学理阐释”，也说明在中國專制主义往往是知识分子和军事权力的共谋。谈到这里我想起前两天香港影星梁朝伟关于天安門鎮壓有理的新闻了。当时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倒愿意相信了──他和影片讲述的是完全相同的“杀人”的“道理”。

　　“为天下”最普遍的恶果是个人的消灭──中國历史没有个人，只有“天下”，个人仅仅是“天下”的手段、是牺牲。这是法家和儒家不约而同为皇帝铺张的道德理由。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无名英雄”被秦王“大义灭友”，这就是个人必须为“天下”牺牲的绝好写照，而秦王这样做竟然还是不得已的！但由于个人是人存在的第一真相，而“大多数人”和“天下”是不真的。一言以蔽之，“天下为公”永远是“天下为私”的意识形态谎言。

　　我不奇怪，仅仅是有点悲哀。电影快结束的时候，秦王正深沉地在看“剑”字，并看出了三套大道理。这时候我身边的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孩子问妈妈：我看了两遍了，咋还是看不出来呢？妈妈你告诉我好吗？这时候我突然笑起来了，特别是再去看那些“亮相”、“语重心长”、“特深沉”、“特潇洒”之类，我觉得这真是一部古装的样板戏──那些古代红卫兵和黑压压的蚂蚁人群以及铺天盖地的黑翦，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喜剧效果。就象这样，你仰慕著一个高大全的人，低头却看见它穿著开裆裤。不过这个孩子要以后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能在一个字里面“看”出那么深刻的道理来，这需要得一种精神病：无病呻吟。诸如要莫名其妙地慷慨赴死、诸如能用文学抒情和“酷”的造型来救济思想的贫困，等等。有趣的是，这种“深沉”不乏鉴赏家，我刚刚看到一个叫张广天的作者从混乱的观众席上站起来鼓掌，并对这个“弱智”的孩子的“缺乏想象力”深感“揪心”，对“思想”们之无限上纲深恶痛绝。其实张先生可能忘记了，“思想们”无限上纲的前提是影片“炒作”者自己先给自己“无限上纲”了──如果你当初就说自己就是要“好看”，就是要热闹，就是庸俗怎么啦，那又何至于呢？最后，谁规定影片不能从思想层面或社会心理层面进行评论呢？不过我倒想请求张先生饶了我们，别为我们“心软”，还浪费了“怜悯恻隐之念”。我其实也缺乏那种想象力。不过下面这样一种低级的想象力我还是有的，那就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在铁器从头至尾的叮当撞击声中，我将感慨：随著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建立，这家铁匠铺的生意真好──但幸好我们家离它很远……

　　2002年12月22日星期日

　　作者:任不寐

　　　　　　　　　　　　　新世纪国际关系学社

　　随着沉闷的岩石碎裂声，大地被拉出一道道裂缝。稠厚的原油象泉水一般喷涌而出，渐渐汇成一片黑色的海洋。海面上突然浮起无数旋涡，漆黑的旋涡。旋涡互相聚集，越来越大，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黑洞，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城市还是村庄，是男人还是妇孺，是铁路还是马车。一团通红的火焰忽然出现在海洋上空。黑洞在瞬间升腾为巨大的火球，把自己和被吸纳的一切焚为灰烬。死神在红色的火舌与黑色的旋涡间狰狞的狂笑。高高的烟柱把灾难的降临传向远方。

　　不，这并不是只有在梦幻中才能看到的场景。在那个遍地油源而又战祸连连的遥远的地方，这不过是人类文明史的快镜头罢了。

　　播种的是黄金，收获的却是杀戮

　　摊开世界地图，沿着欧洲巴尔干半岛到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然后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再至伊朗、阿富汗，随后折向西北，经里海两岸前苏联境内诸国至土耳其划一个大圈。这就是国际大博弈的主战场。

　　这里似乎理应格外的繁荣富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大的咸水湖里海；这里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这里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汇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巴格达曾经是古巴比伦和阿拉伯帝国的都城。可是这块土地却仿佛受到了诅咒一般。尤其是自从这里发掘出了黑色的金子之后，各大强国的冒险家们便云集此间，勾心斗角。他们带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战火、饥荒、哭泣、流浪、葬礼，还有不灭的仇恨。真可谓播种的是黄金，收获的却是杀戮。

　　大博弈（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一词出自十九世纪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控制权的殊死较量。当时英国已经把印度纳入版图，俄国则在远东和蒙古大肆扩张。伊朗、阿富汗和中國的西藏与新疆遂成为两大强国势力范围冲突的焦点。这场极为惨烈的大博弈历时一个世纪，对弈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英国在阿富汗打了两场大战，而伊朗直到二战期间还遭到苏联和英国的军事占领。晚清时期左宗棠进军新疆平叛与十三世達賴喇麻遭到废黜和大博弈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的历史惊心动魄而又扑朔迷离，如今多已是晦莫若深，不为世人所知了。

　　二次大战摧毁了英帝国的实力，但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在撤退之际做下了印巴分治、犹太复国等一系列的“局”。苏联则挟攻克柏林的余威，借反殖民主义的东风，大举向南扩张。接替了伦敦的华盛顿遂与莫斯科爆发一系列的激烈冲突。

　　由于较量的主战场一度南移到了埃及、以色列和叙利亚，传统的观点并未将其包含在大博弈之内。但是从实质上看，这毫无疑问是当年大博弈的继续。当然，这一轮大博弈是美苏在全球展开冷战的一部份。或者说是一场规模更大的对弈的子集。第二轮大博弈搏杀之惨烈远比第一次更甚，不到五十年间中东就爆发了六次大战，小规模的摩擦冲突更是不计其数。

　　一九七四年，基辛格以穿梭外交打开埃以僵局，美国赢得继尼克松访华后的又一项重大外交胜利。以色列在一九七九年和埃及达成戴维营和约，又于一九八二年在贝卡谷地大败叙利亚。几乎同时爆发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和苏军入侵阿富汗使得大博弈的主战场再度北移。美国联合中國和巴基斯坦展开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秘密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出资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支持穆斯林圣战者，使苏联遭到深重打击。一九九一年，随着老布什在波斯湾大胜伊拉克和八一九政变导致苏联解体，第二轮大博弈以美国大获全胜而告终。

　　然而，历史不知多少次这样重复：战争终于结束了，和平却没有继续。

　　“游戏已经开始”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隶属于华盛顿邮报集团的新闻周刊上出现了一篇相当醒目的文章：“游戏已经开始”〔１〕。

　　就在此文发稿的四天前，时任美国能源部长佩纳在阿塞拜疆出席了一口新油井的落成仪式。与会者还包括俄国副总理兼能源部长纳姆佐夫、土耳其总理伊尔马、阿塞拜疆总统阿利叶夫，还有一群大石油公司的总裁董事长们。按照阿塞拜疆的传统，他们把新采出的原油涂在脸上以示庆祝。新闻周刊辛辣的写道：“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方扔进冰冻的里海。无论在镜头下如何装模作样，上周聚集在钻井平台上的人几乎都不是朋友。他们是对手，是争夺里海庞大石油资源的对手。”油井上的仪式刚结束，佩纳就宣布美国全力支持修建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输油管。纳姆佐夫反唇相讥，宣称里海石油的外运要“百分之百通过俄国”。幸亏这两位先生回到巴库之后才开始吵架，否则没准哪一位真的会在里海泡上一阵子。不过，他们恐怕还得感谢那天没有来自伊朗和中國的代表在钻井平台上。要不然，给扔进里海的恐怕就不止是一位“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了。

　　一九九七年是美国新闻界朝中國投下相当多注意力的一年。在一片关于鄧小平逝世、香港交接、十五大、中美首脑互访等等话题的报导中，却也没忘了大博弈。十二月二十六日，华盛顿邮报也在头版报导了中國取得哈萨克斯坦油田开采权并准备修建通往中國的输油管的消息，并评论道：“这是中國采取的战略性行动，标志着中亚将成为中國的新后院”。〔２〕

　　曾经有人说：“我们的世纪是石油的世纪”。那漆黑而稠厚的原油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血液。谁拥有了它就拥有了财富、权力和地位。里海盆地下的原油储量保守估计九百亿桶，多则高达两千余亿桶。谁控制了里海盆地，谁就控制了巨额的石油金元和决定性的地缘政治优势。一九九四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宣布里海是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二○○一年，中俄又联合中亚四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就连零零七电影的新系列也是以里海石油争夺战为背景的。

　　第二轮大博弈刚刚收场，第三轮大博弈又拉开了序幕。游戏已经开始，事实上，游戏从未停止过。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３〕

　　可是要想控制这块不宁静的土地又谈何容易！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把这里称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九国种族宗教成份极为复杂，内部矛盾重重，边界冲突、恐怖活动甚至于内战此起彼伏。在地缘政治上，西面的土耳其支持泛突厥势力；南面的伊朗代表什叶派穆斯林势力；北面的俄国长期把这里视为后院；东面的中國早在唐朝就曾在中亚安过营、扎过寨。再加上逊尼派穆斯林势力和无孔不入的以色列犹太势力－－当然我们可不能忘了美国人－－这一股股强大的势力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纵横交错，其结果只能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旋涡。

　　欧亚巴尔干东部的地理环境对美国相当不利。中亚的几个斯坦都在内陆深处，美国的海上优势也好，空中优势也罢，都架不住鞭长莫及这四个字。一九九七年北约东扩之后，莫名其妙的冒出一片“北约东扩意在中國”的“警世明言”。

　　其实，把北约扩到中亚，结果是把长长的南翼暴露在俄国人面前，而其前哨又在中國鼻子底下。一旦中俄对这一共同威胁达成默契，出动大军两面夹击，北约在中亚的一字长蛇阵用不了几个礼拜就会被一网打尽。作为欧洲防务组织的北约根本不会到中亚自找麻烦。就算美国人昏了头，法国人和德国人也是绝不会答应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真正着力的重点是欧亚巴尔干西翼的高加索，也就是里海和土耳其之间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是里海石油外运的战略通道，也是俄国、伊朗和土耳其的三角地带。美国大力推动修建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输油管，就是争夺里海石油的关键一步。俄国和伊朗对高加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也是极为有力的反击。土耳其在美国支持下大力输出泛突厥主义；俄国则武力攻占车臣，并修建绕过车臣的第二条输油管。可谓是针锋相对。

　　笔者看来，美国和土耳其占着天时－－美国处于后冷战的巅峰时期；还有人和－－泛突厥主义在高加索和中亚的突厥语系地区有天然的土壤。但是俄国和伊朗在地利上占了极大的便宜－－只要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小小的阿塞拜疆被俄伊夹在中间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而且，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并不接壤。西面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了领土纠纷狠狠打了一仗，成了死对头。格鲁吉亚则是个骑墙派，一面接受美国的输油管计划，一面同意俄国在领土上驻军－－这边是强大的西方世界，那边是在车臣狂轰滥炸的军事强权，谁都不敢得罪。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的判断是如此对峙必然是僵持局面。美国的手伸到里海是可以办到的，但要控制中亚却是相当勉强。没有军事力量和输油管，光凭泛突厥主义和经济援助是扎不了根的。中國的手伸不到高加索那么远，也没有必要。俄伊联手和美土同盟在高加索正面较量，中國就可以充当相对超然的“第三者”角色。这对中國显然是最有利的。中亚的事情，中國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但这个黑色旋涡，卷进去得太深绝没有好处。中國应在幕后支持俄国和伊朗，而不宜跳出来扛大旗。这和当年斯大林在幕后支持中國打朝鲜战争是异曲同工。更何况，中國直接出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隐患。那就是伊朗倒向美国的可能性。

　　伊朗门事件真的那么简单吗？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的结果一是美军大举进驻“温和派”阿拉伯国家，二是巴解组织穷途末路，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和平进程。从埃及到科威特纷纷向美国示好；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也不敢向美国和以色列叫板；伊拉克更成了美国的受气包。由基辛格穿梭外交以降的美国中东战略取得辉煌胜利，布热津斯基得意地宣称美国已成为中东和波斯湾的主宰者。这个地区只有一个国家使美国遭到灰头土脸的惨败，那就是伊朗。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里根不得不向选民和国会做出费劲的解释，试图让他们相信，作为美国总统，他并不知道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以及把货款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秘密计划。他费劲的解释了好几个月，但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谁会相信这种胆大包天的事情没有总统授权就可以发生？可是，另一个更大的谎言却被不知不觉的接受了：里根政府向伊朗提供武器是为了换取在黎巴嫩被绑架的美国人质。

　　真的那么简单吗？看看里根的白宫传记披露的记者招待会预演吧：气氛紧张得几乎要爆炸，海军少将的脑袋上青筋暴跳。他清楚的知道，伊朗接收了２００４枚陶式导弹、１８枚霍克式导弹、两百多件霍克式配件。里根先是回答说提供给伊朗的武器大约是十亿美元，“太多了！总统先生。不要过多的牵涉细节。”接着里根又回答说中央情报局没有介入此事，“不！总统先生。他们参与了！”

　　规模这么大的秘密行动只是为了几名人质？里根的人權记录可真够慈祥的！〔４〕

　　当时担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后来在回忆录中含糊其辞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伊朗的倡议始于这样的想法…当霍梅尼去世时，各宗派集团会发生一场权力斗争。我们的估计是这场斗争已经开始…霍梅尼死后还有其他的伊朗人，他们会注意到集中在伊朗边境上的苏联军队，会看到十万多俄国人占领着他们的伊斯兰邻邦阿富汗。他们对北方的邻国怀有传统的疑惧和不信任…培养这一派人会使将来的德黑兰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另一个选择是无所作为…这是有风险的…　有时总统们在涉及国家利益时不得不冒些风险…总统决定冒些风险是值得的…我同意总统的判断，我们需要从长计议，同霍梅尼之后的伊朗发展一种不太敌对的关系…但有时甚至以色列人都表示，他们也弄不清伊朗反复无常的政治形势…　”　〔５〕

　　即使从表面上看，武器换人质的逻辑也是讲不通的，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敲诈勒索。而通过提供武器拉拢伊朗倒向美国才是合理的目标。麦克法兰是在学他的老师基辛格。所不同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北京成功了，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却在德黑兰失败了。不仅是地缘政治目标没有达到，在此期间有三名人质获释，六人被绑架，一人被杀。净赔进去四名人质、价值三千多万美元的军火和里根的名誉。被霍梅尼当猴耍了的里根政府恼羞成怒，把舰队开进波斯湾向伊朗发动了一场大报复。直到现在美国保守派对伊朗还是耿耿于怀，大概和当年他们的英雄落难不无关系。不过，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德黑兰大使馆人质危机直接导致卡特下台才过几年，里根政府就冒着风险试图重新接近伊朗，足可见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

　　伊朗南临波斯湾，西接伊拉克，北靠里海、高加索和中亚，东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扼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冲，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乃兵家必争之地也。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年，在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先后策划下，美国外交政策几乎完全被地缘战略所左右。在中國、欧洲、中东、拉美，美国连连出击，屡获大胜。可是在伊朗却打了个大败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使得美国损失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印度洋舰队的补给基地、牵制伊拉克的军事策应、摆脱石油危机的避风港和监视苏联的情报前沿在一夜之间全部荡然无存。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通道却面临随时可能被封锁的危险。美国遭受的打击用损失惨重这四个字恐怕都难以形容。美国和中國建交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中國允许在新疆天山设立了针对苏联的监听站，从而弥补了在伊朗的损失。〔６〕

　　第三轮大博弈开始之后，伊朗的地理位置越发显得重要。只要修建一条不太长的输油管，里海和中亚的原油和天然气就可以通过伊朗的哈尔克岛源源外运，远比通过俄国或者土耳其经济得多。尽管美国国会通过了加强制裁伊朗的托马达法，各国的石油公司还是络绎不绝的到伊朗拜访。美国自己的石油商人也一个劲儿的抱怨托马达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需要从长计议，同霍梅尼之后的伊朗发展一种不太敌对的关系”早已是美国外交精英们的共识，只是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没有活动余地而已。随着赫尔姆斯为首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相继引退，美国再次向伊朗“伸出手去”只是时间问题。打头阵的很可能就是布什家族在石油界的那些铁哥们。

　　问题是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回答还是那句话：谁也弄不清伊朗反复无常的政治形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四年前现任伊朗总统哈塔米上台后，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原先一边倒宣传伊朗“输出革命、恐怖主义、恶棍国家”的美国舆论界似乎把哈塔米看作“坏国家里的好人”；美国国务院则连续导演了“摔跤外交”和“足球外交”，鲍威尔当上国务卿不久就向伊朗人民祝贺新年。今年到期的托马达法在国会延长时，布什政府极力游说把五年的期限改为两年。这一系列的举动背后肯定有相当大的文章。今年初的哈塔米访俄无疑让美国人大为扫兴，但因此就打包票美伊敌对关系将会长期持续却未免下结论太早了些。大博弈的历史已经表明，各国间的亲疏冷热分离聚合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既然中美能闪电般的相互接近，谁能保证美伊关系突破是绝无可能的呢？

　　总结

　　一、新一轮大博弈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土耳其泛突厥势力、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势力、以色列犹太势力、逊尼派穆斯林势力（包括温和派和极端派）、还有美国、俄国和中國三个大国。所有的势力之间都互不信任。什么誓言和承诺也斗不过大把的石油金元。

　　二、对于泛突厥主义的威胁（疆獨分子自称“东土耳其斯坦”），中國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但对于“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國长城”的梦讫，我看却也不必过于担忧。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有中华儿女在，不教突厥过天山。

　　三、美国和伊朗接近才能真正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國构成重大冲击。鉴于伊朗国内政局的反复无常，除了做两手准备别无选择。一方面中國应通过购买伊朗原油、提供军事装备等方式拉拢伊朗；另一方面不宜在提供尖端武器上走得过远，更不能站出来扛大旗。我们既要避免无谓的遭到美国的制裁，又要便于一旦局势大变时全身而退。至于担风险得罪美国人的事，让俄国人挑头去干好了。

　　四、兵法云：“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在无人可以信任的大博弈当中就更是如此。连接中亚的战略输油管要加紧建设，在中亚多进行投资贸易大有好处，而最要紧是西北必屯重兵以为后援。

　　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于美国加州

　　[1] The Game Gets Serious —— China jumps into the scramble for theCaspi an region’s oil treatures. NEWSWEEK, November 24,1997

　　[2] “This is a strategic move on China’s part. It symbolizes thatCentra l Asia is China’s new backyard.”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6,1997

　　[3]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Impera tives. Zbigniew Brzezinski, 1997.

　　[4] Dutch, a memoir of Ronald Reagon. Edmund Morris, page 612.

　　[5] Looking Forward. George Bush

　　[6]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Patrick Tyler, 1999 　The cod ename of the operation in Iran was Tacksman, and the joint U.S.-Chinali stening base was given the codename Chestnut.

　　作者:黄光锐

　　没有人怀疑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用怎样的眼光来关注中國与世界，才能让它更健康、更积极地成长。

　　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的一个重要国际现象，是中國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國在国际社会希望有所作为的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倡建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國－东盟自由贸易区、派遣中东事务特使斡旋中东、积极对待伊拉克与朝鲜半岛问题、主动同北约接触……中國这一系列的举动展现了某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外交姿态。及至仲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事实上更是自觉地宣示了中國要建设自己大国地位的方向。

　　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世界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上升的中國？中國人自己如何看待中國的国际地位？事实上后一问题更为重要，它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前者的答案。

　　以学习心态去除自大

　　准确地说，多数中國人还没有做好“中國强大了将如何对世界”的心理准备。许多人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是一些不健康的心态。这些不正常的心态来自中國独特的历史遭遇。

　　《剑桥中國史。晚清卷》指出：“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中國在战争中占优势、中國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中國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嘉庆帝甚至认为，西欧各国是由于有了中國物品才强盛，若中國与之断绝往来，则西欧各国无法生存，而西欧商品对中國均为可有可无之物。结果，清政府在危机中彻底崩溃。

　　西方列强对中國怀有野心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是自大心态使中國丧失了与当时西欧强国发展贸易关系进而迅速促变自己的可能性。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中國面对列强的“自大”，并非仅为统治者所有，大量的国民也同样视西方国家为蛮夷之邦而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能承认“华夷之势大变”而将眼光放诸四海如魏源者，毕竟是少数。

　　自大心态并没有随着中國封建社会的覆灭而终结，它在中國此后步向现代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时时浮现，“纹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另一个高潮。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國某位驻外使节在国庆招待会上点名对驻在国的内政进行批评，引起驻在国官员的不满并退席。毛澤東知道后，严厉批评该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心态。

　　现在，中國国力有了很大提升，又有不少人不能清醒地认识中國，盲目乐观，进而夸大中國的成就而忽视中國存在的问题，甚至只去看发达国家的问题而看不到中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网络上还出现了要建立所谓中國的“势力范围”的“高论”。

　　虽然自晚清以来，中國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几度沉浮，但在某种程度上，中國人一直都保存着“大国心态”，“地大物博”的自豪感如影相随，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不忘憧憬民族复兴后的盛况。这样的心态自然是一种不绝望、不放弃的民族精神，但也常常妨碍了中國正常地看待自己成长力量的来源。

　　所以，今天中國要构建自己健康的国家心态，首先就必须客观地评价自己。中國目前还不是世界大国：在经济上，同美欧日等国有相当差距；在军事上同美俄的差距也不小；在综合国力上跟美国相比，并不在一个级别上，有研究机构量化后指出，中國目前的综合国力仅为美国的１／４。

　　中國为自己未来２０年描绘的蓝图，固然令人振奋，但这还只是建立在国际环境不发生大变化、中國的对内对外战略不出现失误前提之下的最佳前景。退一步来讲，中國过去２０多年取得的建设成果，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国策，而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外面的世界学习。

　　去除自大，正视差距，依然强调学习，这是中國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需要的第一种心态。

　　以自信心态乐观前瞻

　　在西方列强的进攻下，清朝统治者继而丧失了信心，由自大变为自卑，对列强采取投降妥协的立场；许多民众也由此认定中國什么都不行，对中國的未来总报以怀疑甚至悲观的心态。

　　在中國历史上曾经多次流行“全盘西化”的观点与理论，有极端者甚至提出要改汉字为拼音、奉基督教为国教，以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种属，好跟世界“接轨”。

　　在这种心态下，中國的国内问题被看得过于严重，甚至有人认为，中國没有资格做一个世界大国，并且应当永远放弃这种民族的诉求。

　　因此，对于中國来说，急需建树起来的，还有坚固的自信心态。

　　一个国家能否成长为大国，有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要素。从硬件上说，一定面积的国土与一定数量的人口，中國都是具备的。因此，与世界上许多放弃大国追求的小国不同，中國存在成为大国的物理基础。这个认识应当成为进一步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与起点。

　　从国际力量对比来看，虽然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这种强大显然不可能永续，至多也只是相对的；俄罗斯、欧洲、印度以及东亚一些中小国家的力量正在增长。

　　而从中國崛起的国际环境来说，应当现实地看到国际上确实有一股力量试图阻止中國的成长，但如果中國对自己有信心，实行正确的内政与外交战略，小心谨慎地处理国际问题，外力是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这一进程的。

　　中國内部的发展当然也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其中最迫切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建设、反贪以及建立法治社会，在经济上则是解决国企和失业问题。但这些困难本质上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只要主观上认识到了，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决和克服的。

　　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國发展的重大因素。现在台獨势力比较嚣张，但自１９９６年大陆强硬地表态将对台獨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后，台湾民众充分意识到台獨就意味着战争。仅此一点，台獨力量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

　　最后，对中國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能力也应持有信心。经过近半个世纪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國政府和领导人在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中國在亚洲金融危机、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的外交举动，已经显示了中國的大国作用和气质。

　　与自信心态相关联的，是乐观主义精神。现在不少人一讲中國的国际环境，总喜欢强调所谓的“两难困境”，如中國加入世界体系会被西方束缚手脚，会钻入西方陷阱，迟早会被西方化掉；中國不加入世界体系，又会陷于孤立，可能会重新回到封闭之路上去。

　　而用乐观心态来看中國的外交问题，就会承认中國面临许多困难，但决不是没有出路和前景。比如，中美关系的确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但中美之间没有对抗的必然性。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既取决于美国如何对待中國，也取决于中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和变化性，就没有必要因某人、某报、某议员发表了某种反華的观点而认定它已经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一贯的摇摆性和矛盾性，也没有必要因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反華的政策就认定美国将长期实行这种政策。

　　退一步讲，即使以同样的力量面对同样的问题，采用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对待，可能也会有大不同的结果。

　　以正常心态走出历史

　　１００多年屈辱外交的历史，使中國在１９４９年后形成了自尊心态。这种自尊心态有两种表现，一表现为自强不息和奋斗精神，另一则表现为过分自尊，对国与国交往中出现的一些冲突、矛盾和摩擦，不能冷静面对，往往作出超出需要的强烈反应。

　　长时期以来，中國对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多边合作相当敏感，总有一种谨防再次受西方列强包围与控制的心态。特别是在与西方大国的交往中，一有问题，就会联想到八国联军，联想到晚清时列强对中國的凌辱。

　　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國提出产品倾销的指控，不少人想到的，首先是西方国家又在歧视中國，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其实，许多这样的贸易纠纷是正常现象，多数是能通过现有的贸易机制得到妥善解决的。

　　这种过分自尊的心态在民间也有相当反映。许多人在观察中國的外交问题时，一有风吹草动就怀疑外国是否要重新侵略中國。

　　所以，大国外交的心态必须是正常心，要以现实、发展的心态面对世界。对中國来说，这也是一个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与面对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

　　中國要成长为大国，记住历史教训是必要的，但也要学会自我疗伤，走出阴影，恢复正常心态。否则，就容易走进中國越发展、西方各国越防范的怪圈。

　　作为对苦难历史的另一种记忆，中國社会还存在着报复心态———既然中國贫穷落后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所以中國应当对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加以拒绝，这演变成以义和团运动为典型的排外心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的复仇心态。这种心态将那些曾经侵略过中國的国家视为中國永远的敌人，要求寻找一切机会给予惩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每当中國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一些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抵制外货”、“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或者“打到某某地方去”的话语。殊不知这样的“爱国”言行，正好为西方许多反華人士提供了“遏制中國”的口实，同时也让周边国家更倾向于接受“中國威胁论”。

　　以责任心态贡献世界

　　中國将来强大了，不应该带着历史的仇恨往后看，而应带着对世界的责任感向前看。责任心和主动心是中國目前需要的对待世界的正常、积极心态。

　　“中國强大了也不称霸。”这句话不只是外交上的口号。事实上，中國成为大国，也只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责任心与主动心，也不是像前苏联那样，要带着“弥赛亚”（上帝的选民）的情结去“挽救”全世界，而是要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主动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集体安全、促进经贸文化交流的相当责任，作为世界文明的守护者和推进者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在外交方面，激进盲动给中國带来的灾难余痛犹存，韬光养晦的告诫言犹在耳。但“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在特定国际形势背景下提出来的，体现了鄧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沉着冷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历史大变动下的对外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今天，中國在国际国内都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和压力，但鄧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西方社会准备继对前苏联和平演变之后，把和平演变的重心转移到中國来，把中國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今天，就总体而言，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包括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对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与改革开放的中國交往有了广泛的共识，中國也应当充满自信地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更何况“韬光养晦”后面还有“有所作为”四字。应该说，中國的外交决策者对“有所作为”有了越来越积极的理解。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朝鲜核问题、南亚核危机中，中國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國稳定人民币汇率提供外援，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所作为，还包括中國参与、修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导创立国际规则。近年来，中國改变了过去在军控问题上过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立场，有选择有条件地参加主要由西方主导的防扩散和军控外交，以防止其蜕变成强权政治的工具，这是在参与国际规则中求转变的较好做法。中國在２０００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还首次倡议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

　　总之，中國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也要积极建设中國的国家心态。大国主义不可有，自信的、不亢不卑的、开放的、坦荡的、主动的、乐观的、负责任的大国心态不可无。如何构建这种积极的大国心态，不仅是中國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将是中國国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方周末　　２００２- １２- ０５

　　作者:叶自成

　　中科院院士陈述澎向记者提起大上海地区的区域利益之争时大摇其头：完全是“蜗角争利”嘛。

　　据陈述澎介绍，国家对长江三角洲是多管齐下的倾斜：双轨铁路、西气东送、泛亚铁路等。特别是修建中的泛亚铁路，仅剩下２００公里，上海就可直达缅甸和越南。

　　中國尽国家力量扶助长三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