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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十几年前,刚到北京的我,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圆明园。这次为编辑杂志,我又去了次圆明园。夜晚,万籁俱寂,月光洒在残缺的石柱上,一种深沉的废墟美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想,感受历史再没有比圆明园更好的去处了。

  月色如水,秋虫哀鸣,我在想,1860年10月18日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英法联军的士兵明火执仗放火焚烧圆明园的情景。我在猜想下令放火的指挥官的心理,他是怎么想的?

  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因为英法联军的指挥官事后撰写了许多回忆录。

  圆明园被毁,直接原因是英法联军的报复行动。1860年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攻陷大沽口炮台,占领天津,进军通州,直逼北京。当英法联军在天津和通州时,清政府与其有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

  通州谈判时,英方派代表巴夏礼率领39人参加,腐朽的清政府答应了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在枝节问题上却是寸步不让,譬如:在巴夏礼面见皇帝时“跪与不跪”这一点上争执不下,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恒说:“按中國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國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國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

  巴夏礼一行39人,实际是外交使节,扣押外交使节这本身就是一种落伍的、愚蠢的、不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扣押人质的行为导致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兵临北京城下。

  英法联军一方面催讨被扣人质,一方面进攻圆明园。炮火中皇帝和嫔妃仓皇出逃。圆明园落入侵略军之手,接着是连续两日的抢掠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但似乎还没有烧毁圆明园的企图。

  三日后,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生还的仅有18人,其余归还的全是尸骸,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尸体是七至八块。

  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见到人质和尸体后,决定以火烧圆明园作为报复。额尔金发表声明表示他之所以必须将圆明园焚毁的原因:

  “余可以要求巨款,以惩戒清政府,然其罪恶如此,岂区区金钱可以救赎……

  余未尝不可提议将陷害我国人及破坏休战局面之辈交出惩办。然所指过于笼统,清政府必交出下属,牺牲者徒为下属……”

  故反复衡量的结果,只有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 否则遇难诸君之仇永不可复,而且此举能给中國皇帝以极大的打击。

  清政府杀害人质的行为使本为强盗的侵略者似乎成了讨伐无道的义师。

  如今圆明园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这使我想起关于世界文化遗产高于主权,属于全人类这一思想。当年的英法联军统帅额尔金、格兰特不可能具有这种思想,他们把辉煌的皇家园林看作是中國皇帝的私有财产,是他们报复和发泄私愤的对象。

  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时,美军轰炸东京和奈良时,请清华的教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图上为其标出著名的文化古迹的位置,以免被炸。

  两相对比,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进步。

  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展还不止这些,圆明园遗址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战争从大的方面讲, 是国力的较量,从微观的角度讲,也是人性的较量。圆明园的悲哀在于她没有被毁于炮火,而是毁于人性的丑恶。

  抢掠被占之地,毁坏文物胜迹,虽处战争,亦属强盗之举;扣押使节,虐待俘虏,杀害人质,如今不仅为各种战争法所不容,也为文明人所不齿。

  在关于圆明园遗址是否重建和怎样重建这个问题上,也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思想的日趋成熟。譬如:1980年,在包括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各界名人在内的1583人发起的《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中,有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是不妥的。这一倡议的主旨在于重现圆明园,将圆明园建成一个游览性质的公园。今天,停留在这样层次的倡议,是不会有这么多人签名的。

  今天,人们意识到了圆明园作为一个废墟本身的历史遗迹价值,是否重修?怎样重修?不同的观点在激烈的争论,争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圆明园总体规划决定仅仅重修圆明园遗址的10% ,这显然是一个在重修与反对重修之中的一个折衷的选择。折衷比起争论来也是一个进步。

  圆明园遗址告诉我们的,还远远不止是这些……

原载:中國国家地理杂志 [ http://www.cng.com.cn/foreword200211.htm ]

  作者:单之蔷

2003年朝美对决与东亚地缘政治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1,朝鲜核危机的变量与可能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挑起第二次核危机的时机是非常微妙的:美国正忙于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攻击准备而无暇东顾。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美国的政治领导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对两面危机同步因应。

  与伊拉克和南联盟“被动”反美、惨遭收拾的历史不同,朝鲜政权是主动地向美国叫板。在危机背后,存在着让这个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并不感到体面的历史叙事。半个多世纪前,美国霸权在朝鲜遭受到第一次严重挫折,十几年后,它又在越南陷入更可怕的梦魇。在美国人有关“东亚的骨头不好啃”的历史记忆里,除了对于红色意识形态的进攻性的体验、对于前东方盟主中國复兴的实力的认知外,大约还有对于东亚诸民族硬朗的民风和儒家历史文化背景的感受。面对着这些迄今仍未丧失活力的历史变量,美国人应该表现得比在世界其他地区要更为审慎。

  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裸露了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中正在孕育的重大历史变动的迹象:在朝鲜半岛持续了50年之久的常规军事平衡,即将被朝鲜正在诞生或者业已诞生正在增长的核实力打破。金正日以核实力和核技术为基础谋求相应的国际地位和伸张意志的权力的努力,与美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和外交格局的实质掌控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美国人把金正日发动的核危机不仅视为对其主导的核不扩散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且主要地当作对于它在东亚地区军事霸权的挑战。

  随着危机的升级,在挑衅的朝鲜、不情愿的中國、左右为难的韩国之外,还有包藏祸心的日本、偏执的台獨势力正跃跃欲试,要加入这场纷纭的战略游戏。种种实力外交的机缘运作,以及国家哲学的深层推动,使这场危机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最大的国际关系危机。

  如果局势滑向失控的极致、演变成为金正日政府所宣称的2003年“大决战”的话,那么,朝鲜、韩国、日本、台湾必将作出重要的战略“异动”,而美国和中國作为战略平衡的两极,对危机和“异动”如何应对,攸关各自国势的消长。

  2,“军国”朝鲜对外挑衅的制度内因

  在长期和平时代,一个小国制造出如此紧张的国际局势,甚至敢与超级大国走向高度危险的对抗,似乎殊不可解。然而对于朝鲜来说,却有着内在的、几乎是命定的必然性。

  在共產体系中,朝鲜经验是独特的,它是唯一的一个对最高权力实行家族继承制的極權国家。共產世界曾经弥漫一时的个人崇拜,在原生地俄罗斯和中國业已沦为“灾难文物”,在朝鲜却成功地由“太阳家族”的第一代发展至第二代,今日朝鲜人民正身临其境。

  同所有“发作”个人崇拜时节的共產国家一样,皇权的朝鲜外向建构为“军国”——一个2200多万人口的国家,居然拥有120万的正规军队,不能不称之为“军国”。这支与其“身材”相比超级膨胀的军力,在政治生活中享有着绝对优先的地位(朝鲜称之为“先军政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它使得任何对于金正日的权力挑战和思想挑战都成为不可能。对外,它表现为穷兵黩武,“军国武功”被树为国家的主要目标。

  观诸历史,以共產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的“军国”,具有高度的节制特性,比如斯大林的“军国”从不孤注一掷,而是逐次扩张。毛澤東的“军国”则对军力的使用完全内敛,对外兼民族平等解放的精神领袖和物质支援者角色于一身,通过“输出革命”以打击敌国、提升国势。

  小国朝鲜地处于“四大国”之间,作为中美之间的缓冲地带,朝鲜国家的存在,得之于50多年前中國军队与美国军队的那场血腥战争。迄今为止,它的国家安全,也部分地有赖于中國国力的背景支持。所以“军国”朝鲜的对外冒险性,受到了实力和地理的巨大抑制。

  面对着并非由全部由自己支撑的军事平衡,朝鲜对“武功”的空前追求具有巨大的舞台感。它所显示的武力威胁,往往具有浓郁的真假相间的泡沫色彩。但是,它们对于朝鲜的極權体制却是必不可少的:能够满足民族复兴豪情和共產主义进攻性的心理预期,这一满足行为似乎赋予了“太阳家族”实施皇权统治和个人崇拜所需要的合法性。对于朝鲜来说,“武功”是对外部紧张局势的必要因应,而一定程度的外部紧张局势,可以用来证明对内采取超级“军国”建制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双向循环。所以,如果外部“暂时”没有紧张局势发生,那就干脆由自己主动地把它制造出来。一种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有节制的冒险”——对外不断实施挑衅而非战争行动,对于金正日来说,是比较合算的方式,比如,对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敌人不断地发出威胁,对邻居韩国、日本周期性发起边缘磨擦,制造出象东海沉船事件、朝韩黄海交战之类的小花絮,等等。在物质极为匮乏、主要靠虚幻的精神泡沫支撑的社會主義朝鲜,这些挑衅行动是紧张的见证,复兴的动力,武功的象征,荣耀的源泉,显示朝鲜的实力足以向周边施压,加重朝鲜在外交上的份量。它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出自于朝鲜国家战略的基本考量。

  3,导弹对粮食的吞噬和对民族复兴的推进

  同历史上所有的“军国”一样,“武功”追求必然耗费不赀,给内政造成极大的失衡,反过来,巨大的内部压力也使朝鲜更加趋向于“武功”追求。

  在共產乌托邦实验的历史进程中,仿佛童话或寓言一般,1930年代初斯大林治下的苏联、1960年代初毛澤東治下的中國、1990年代末金正日治下的朝鲜,相继掉进同一个陷阱:农业集体化运动催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浩劫。在苏联,有数百万农民死于人为的饥荒。在中國,这个数字至少在2500万以上。在朝鲜,据估计饿死的人口要超过200万,接近总人口的10% 。来自中國东北的消息告诉我们,前几年,鸭绿江以东实际上处于人间地狱状态。

  同苏联和中國一样,在朝鲜,大饥荒的惨局证明了極權制度的失败。同苏联和中國一样,在朝鲜,为了掩饰无与伦比的丑陋,铁腕强人金正日通过张扬“武功”,转移经济危机的压力。当大浦洞一号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当“人造卫星”升空的录像在到访的美国国务卿面前放映时,朝鲜人民的兴高采烈是真诚的。尽管,被统治者置于极度封闭的状态之下,饥寒交迫的人民依然高唱着“全世界都羡慕我们”的进行曲,其愚昧之状,犹如作家鲁迅笔下的“醉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獨立思考能力,但是,同任何世代一样,人民的常识理性没有丧失,也绝对不会丧失。对于民族自身的命运,悲情的朝鲜人民的常识理性仍然是最有发言权的:这个曾经在日寇的刺刀下做了50年亡国奴、“有哪个男人没有挨过耳光”的民族,这个身为殖民地却享受了侵略国的待遇、被美国中校铅笔一划从此两分的民族,这个数十年来被迫充当了大国缓冲地带在冷战威胁下一直活得战战兢兢的民族,太需要足够的实力来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当他们认为“大浦洞”导弹和劳动导弹的成功问世是划时代的骄傲、是民族复兴和崛起的伟大象征时,他们的判断是有充足理由的。他们的精神愉悦并非全属虚幻。不管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也许“只有天知道”的秘密,小国朝鲜能够制造高精确度的导弹,的确是惊人的成就。人总是要死亡的,但是导弹技术永世长存,它是“天下公器”,它对民族利益的捍卫和促进具有恒久的、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作为责任担当者,金氏父子的确为民族复兴大业立了功,有导弹为证。不幸的是,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惨重成本——导弹吞噬了粮食,片面追逐军工生产的经济战略加剧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灾难性——被偏执地忽略了。

  4,策略的不文明与实力战略的有效性

  导弹技术上的突破使朝鲜“军国武功”有了新型的实力基础。在一个小国舞台上可供演出的空间本来很小,但是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了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导弹在手。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霸独大,世界地缘政治的天平开始倾斜,中國由美国的潜盟友一举变为美国的潜对手,东亚地区开始感受到美国强大军力的压力。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國和美国之间,中國大陆和台湾之间,朝鲜和美国之间,开始了世界历史上一种新型的战略对抗——导弹对航母的虚拟攻防游戏,这一切绝非偶然。一旦台湾海峡或者朝鲜半岛有事,美国的航母舰队便汹汹然前来弹压,而中國或者朝鲜便以常规导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发射仪式,显示其拥有的反制力。每当中國的要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副总参谋长——出访美国本土或者与美国要人在某地会晤之时,中國人往往在本土发射一颗洲际导弹或人造卫星,遥遥地为己方打气。这背后的解说词不言而喻:美国人就信这个。

  1994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高潮时,针对抵前的美国航母舰队,金日成首创性地发射反舰导弹示威。这场危机以美国和朝鲜的相互妥协而告终。在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继续推动他父亲开创的外交政策调整进程,谋求结束朝鲜数十年来被西方孤立的困局。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漫长的调整进程是用军国运动尤其是“导弹戏剧”作为主要助推力的。1994年至1997年左右,朝鲜人不断地用研制导弹一事作为谈判筹码,与美国克林顿政府讨价还价。到1998年,模仿1996年台海危机时中國大陆发射掠过台北上空的“空包弹”形式,一颗大浦洞导弹掠过日本本州上空坠落在太平洋,使这一“导弹戏剧”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同样是倚重实力,文明的威慑和越界的挑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对于以发展经济为急务的中國来说,有着獨立倾向的台湾是被迫承受的对手,中國用导弹威慑表征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台獨倾向的必要的实力弹压。而对于朝鲜来说,昔日的敌国日本今日与它并无直接冲突,在风平浪静的局势中,朝鲜导弹掠空的行为,已越过威慑的界限,沦为向邻国主动发起的无端挑衅,即使对于其潜在威慑的主要目标——驻日美军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显然,金正日所玩耍的边缘磨擦游戏,是以擦出界外而非约束在界内,来制造紧张空气并张扬实力的。

  同样,在运用实力的方式上,在金正日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什么“雅”与“不雅”、“体面”与“不体面”的区分——1994年美朝之间的相互妥协,似乎被金正日片面地理解为单凭研制导弹和核武就可以提取“红利”的先例,而在后来一再援引:在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当口,金正日曾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朝鲜获得太空商业开发技术,就会停止开发导弹计划。美国认为金正日的行径迹近讹诈,可谓不无原委。

  但是,策略的不文明并不能抵消实力战略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美国与朝鲜的国家哲学不无共识,至少在双边关系上,双方都承认,朝鲜的导弹计划是美朝双方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实力因素。随着朝鲜开发导弹技术的前进步伐,美国逐渐扩大与朝鲜的对话渠道,提升对话级别。乘美朝缓和的东风,南部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主动访问北方,迈出了朝鲜半岛民族和解的第一步,后来竟因此一举获得了200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随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亲往平壤,与金正日相会。到2002年,连日本首相也把主动前往朝鲜一趟,作为挽回国内正在下降的民意测验支持率的有力招术。数年之间,中、俄、韩、日、美等国领袖或要人相继访问朝鲜,创下了多项“历史上的第一”。朝鲜半岛一时间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之一。这些外交成就不能不被金正日当作他所信奉的实力哲学的佐证。

  5,促使第二次核危机爆发的内政与外交考量

  在导弹拓展的外交舞台上,金正日的表演让世界舆论眼花缭乱,对于他的个人魅力扑面而来的赞扬增强了他的国内地位。从中饱尝了乐趣的金正日期待着美国总统重演毛澤東与尼克松的故事,首先前来平壤“拜见”,实现美朝和解,从而使整出戏剧在情节上达到高潮。对于小国朝鲜来说,那一幕的份量之重可想而知。

  外交调整的初步成功,使金正日更加勇于在国内政策上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受邻居中國威权政治+ 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的启迪,金正日开始了实施经济“松绑”的尝试。近年来,在朝鲜,物价和工资的改革业已初步展开,下面引进外资的步骤呼之欲出,它将导向严格限制的局部经济自由。这一变动虽然谨慎但属于实质性的,它非同小可,报出了朝鲜即将放弃乌托邦公有制的历史信号,灾难深重的朝鲜民族有可能沿着这一方向找出一条新生之路。

  但是,朝鲜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需要的亲和的国际环境和巨额的外来投资,都受制于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状况。在对朝关系上,世界主要经济国家日本、西欧,甚至包括同胞韩国,都要看美国的眼色决定事情的缓急。

  摆在金正日桌面的问题简单而又深刻:朝鲜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调整能否实现突破,在外部都受制于它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克林顿差点来了,却望而却步。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布什令金正日梦幻破灭。身为超级鹰派,布什对于世敌谋求和解的真实欲望毫不买账,对于朝鲜从外交到内政对美国的需求,故意地视而不见。仿佛在无端地使趋于和解的局面反转恶化,布什政府还将朝鲜宣布为七大“邪恶轴心”之一,与总在挨打、屈辱的伊拉克同列,这极大地伤害了朝鲜人的民族自尊心。在朝鲜人看来,布什政府的战略意图是典型的冷战式的——使美朝关系退回到1990年代以前水平,重新置朝鲜于被国际孤立的状态——这是朝鲜人无法接受的。假如布什还能取得连任,朝鲜苦心孤诣的外交和内政调整似乎至少要被冷冻八年。

  毫无疑问,布什政府拒绝给朝鲜颁发进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以及授朝鲜以“邪恶轴心”、“无赖国家”封号表现出的粗暴,必然地使金正日内心因外交内政调整受挫而生的巨大失落感和民族尊严上的巨大受侮感交织。在心理学上,狂人在受挫和受侮之后必然趋向于强力反弹。沉浸在颠狂的个人崇拜的“精神福海”之中的金正日,不可避免地拥有着绝对权力催生的狂人思维。个人崇拜的话语背景是英雄叙事。现在局势似乎是,世界需要反抗美国意志的英雄,民族需要反抗美国意志的英雄,那就让英雄应运而生吧。朝鲜的主体哲学,历来主张充分发挥精神意志的作用。朝鲜的英雄美学,不是以一当十,而是以一当百。国家小怕什么,只要有“21世纪的太阳”在领导。何况在导弹之上,还有更具威力的原子弹和氢弹正待出场——它具有弥补小国和大国之间巨大实力差距的终极威力,还有百万大军作后盾,为民族利益而从事必要的冒险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美国过分的冷漠、侮辱和恫吓,诱使偏执而狂野的朝鲜统治者越过了忍耐和等待的临界点,向外反弹发力,在不无节制的对外军国冒险之路上,由“用导弹牟取国家利益”的阶段,跃迁到“用核武器牟取国家利益”的阶段。他要向美国发起直接的挑战,用军国实力和可怕的核武器的威慑力,为国家打破内政和外交的困局。这一幕可以替代其它未能如愿的戏剧高潮,让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领“21世纪的太阳”的超凡英雄胆略。在强人金正日的思维中,对于国家利益上的理性算计与制度养育的非理性的个性狂妄混杂在一起,事态因此而充满了不确定的变数。

  6,金正日应对危机可打的“战略牌”

  选择美国人无暇东顾时节发动危机,表明金正日的战略设计的确精明而又大胆,也同时暴露出了金正日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美利坚帝国有着对于胆敢向它挑战的小国强人不留余地往死里打的丰富历史记录,在彻底摆平萨达姆之后,朝鲜很可能是布什政府下一个强力施压的对象。既然早晚都要摊牌,何不主动地利用宝贵的时间差挑起危机并设法驾驭,使未来可能发生的朝美对抗向着有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

  金正日政府提出的阶段性外交目标是审慎的:它要求美国放弃冷战思维,与朝鲜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这个目标设计得颇为巧妙,把朝鲜正当的国家利益与国际普适的和平价值观结合在一起,除了美国以外,估计很少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为逼迫美国人接受这一目标,朝鲜人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动作——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新启动宁边核反应堆,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扬言再次试射导弹,等等——这些步步升级的挑衅行动的特征,不是导向战争边缘,而是导向核试验边缘。朝鲜人在公开场合否认已制造出核武器,却闪烁其辞地暗示拥有使美国本土陷入“一片火海”的攻击力,这只能指的核武器。它证明,在本次实力外交中,金正日直接选择了核威慑作为主要的施压工具。如果人们从朝鲜人咋咋呼呼的戏剧幻相中清醒过来,就明白这次是真正的危机到来了。

  在堂而皇之的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诉求背后,朝鲜政府导向的深邃的战略目标,当然是借与美国和解,逼迫美国作出实质让步,给予朝鲜进入现代社会的入场券,为下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营造亲和的国际环境。与此附带的效应是,逼迫美国承认朝鲜的军事强国地位,并支付其拟制核武和导弹输出的补偿费,为朝鲜换取巨量的国际援助和资本输入。

  金正日应该知道,美国很少在威胁下作出实质妥协,帝国的体面不允许它这样做,况且它也不能开一个可能引发其它国家效仿的先例。所以,美国人选择以威胁反击威胁、以强力压倒强力的可能,要远大于它作出妥协的可能。眼下布什政府不断释放谈判烟幕,大施缓兵之计,一旦伊拉克事态结束,胜利回师的航母舰队,会在朝鲜半岛外海用它特有的语言,表达美国政府的强权意志和战略关切。

  现在金正日处于两种痛苦的夹击之中:一种是现实的被漠视和被孤立的痛苦,一种是可能遭受的美国施以超级军事和非军事重压的痛苦。金正日已显示,朝鲜再也无法在内政外交困局和不安全感增强的状态中继续生存下去,两害相较权其轻,它宁愿放手一搏,要么凭核实力和技术可能打开外交内政困局,以承担后一种痛苦的代价,取消前一种痛苦,要么就两种痛苦一道承担。

  可以预见,即使航母舰队大兵压境,美国人仍然会对朝先礼后兵。寻求以非军事方式解除危机,是美国人的优先选择,也是必走的程序。在布什所声称的将要实施的“超级遏制”中,最有力的一招还是联合国的制裁。朝鲜现在最大的国家利益走向之一就是谋求对外开放,所以它非常害怕联合国的制裁,强硬地宣称“制裁就意味着战争”。但是朝鲜的实力基础不足以支持这一恫吓。朝鲜人依然有信心,不让以联合国名义实施的全球性制裁加诸己身,因为它的天然盟友中國在联合国享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拥有着至关重要的否决权。以金正日对于朝鲜半岛五十年历史的领会,他有理由预想——除非中國领导人犯傻,否则中國是不可能同意美国或其伙伴的对朝制裁提案通过的。有中國这棵大树挡着,朝鲜人不会失去十年辛苦调整所取得的外交成就。所以,美国最大的无形资产——国际号召力,将无法化为对朝鲜最有效的压力。在反制美国的非军事手段方面,中國是朝鲜的主要砝码。

  目前,除了中國、俄罗斯——这些朝鲜的亲密朋友和美国的潜在对手——认为美国对于危机的爆发也负有一定责任,要求它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在美国的同盟阵营内部,也存在同样的呼声,这主要来自南方的韩国。金正日发动危机的一个重要思虑,即是当下南方的形势对北方非常有利——一场因美国驻军撞死两名女学生引发的大规模反美运动,一个愿意继续执行阳光政策的新总统,还有因为数年来南北和解而越来越增强的同胞情谊,都成了金正日可以利用的战略资源。韩国新总统卢武铉公开声称,如果美国与朝鲜交战,韩国将保持中立。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一句话,也是对韩国政府十年来一项重大国策的宣示:现代韩国人民已经觉醒和强大到不会让外人借用土地屠殺同胞的程度。如果美国人象在南联盟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样,即使是从海上对北朝鲜发动空中打击,韩国人也可能一怒之下把美军从朝鲜半岛赶走。作为前战败国的日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韩国有。

  韩国国内这一重大的国策宣示及其民意走向,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对朝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应地加强了金正日讨价还价的砝码。但是,促使这一走向发生的幕后力量,不仅有南方对同胞情和民族尊严的“善”的趋同,还有它对朝美交战祸及自身的“恶”的恐惧:朝鲜庞大的常规军力,可以通过在三八线发动地面拉锯战、延伸炮击和军机偷袭等形式,使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韩国首都汉城地区长期沦为战场。这是正汲汲于现代化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韩国无法承受的事态。现在看来,金正日滋养的120万正规军对于应对危机的确有用,至少是使南韩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严重牵制了美国超级军力的发挥。

  即使美国人不计一切外交后果地从海上对朝发起进攻,采取诸如袭击宁边核反应堆之类的打击行动,对于朝鲜的核能力也无实质性的损伤。而朝鲜采取的军事报复,还是要让南方和美军陷入长期的战争状态。美国军队即使避开与朝鲜的百万陆军进行地面交战,利用压倒性的海空优势实施空中绞杀,朝鲜依然能够长期承受,朝鲜在军事上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相当强的挨打能力。在三八线至平壤的辽阔山陵地带,当年的中國军人挖掘了相当于两倍于万里长城长度的地下工事,朝鲜的军工厂、飞机、坦克、大炮和百万陆军,都将躲在那里面。美国的超级打击力量并不能对金正日统治的基石——军队伤及筋骨,只有采取总体战法不断地摧毁朝鲜的城市和水电系统、不断地“误杀”无辜民众,以谋求削弱朝鲜的经济实力和战争意志,而这并不为冷酷的金正日所恐惧,恰可以作为他的道义武器。

  朝鲜的经济规模不大,对外依存度极小(除中國外),紧张和战争对它造成的损害,要远小于对韩国和美国造成的损害。挨打并不会导致金正日倒台,反而会加强其反美民族英雄的地位。

  打击的到来甚或是临近,都将可能成为金正日攀登历史高峰的最佳借口——进行核试验。

  7,核技术和公开的核试验

  金正日拥有的最重要的砝码,还是核技术。如果朝鲜的核武器象它所暗示的那样业已成型,那么它会在美国发出最后通牒之际公开亮相,那样,美国拥有的超级军力和非军力优势将无用武之地。

  当朝鲜人指责美国人首先进行核恫吓时,他们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就在去年,布什政府公开宣布,必要时可以动用核武先发制人对付“邪恶轴心”。作为被威胁的对象,朝鲜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展核武器。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仅就反制美国无端的核威吓、伸张自己发展核武器用以自卫的权利而言,并非犯下了滔天罪孽。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没有说出的理由——有印度开了打破《核不扩散条约》约束的先例,又有巴基斯坦继之而起,为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朝鲜就不可以?

  自从美国对印度突破《核不扩散条约》束缚的行径姑息迁就以来,真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诞生了。已经没有充足的理由阻止任何国家去效仿印度、巴基斯坦的作为,有的只是对强弱利弊的权衡。美国在它一霸独大的鼎盛时期露出了它没有能力为世界建立和维护恒久的游戏规则的败相。朝鲜半岛第二次核危机就是美国在印度核问题上的短视所得到的第一个报应。

  从朝鲜在打擦边球中对重回《核不扩散条约》给予有条件的保留来看,金正日发动危机的首要战略考量,还是以谋求朝鲜的外交和内政利益为主,用“核技术牌”逼美作出外交妥协。但是,如果美国对于朝鲜的“挑衅”和“讹诈”拒不让步,而是强硬回击,把事态导向制裁,战争,或者干脆故意报以长期的紧张、对峙和冷落的话,那么金正日将作出第二种应急选择:舞台化地启动核武器的制造工程。

  在双方大玩胡萝卜与大棒并用的游戏中,朝鲜人极有可能认为,如果不让原子弹、氢弹出面说话,不足以把危机升级到让美国人恐惧因而作出让步的地步。

  事态发展的危险性就在这里。但是天不会塌下来。没有证据表明,金正日会把可能拥有的有限的核武器,由自卫手段变为变为进攻手段,“承认拥有核武”与“要使用核武”,有天壤之别。在事关国家安危和个人安危问题上,金正日有着正常的人类理性。

  美国惯常的实力政治作为,总会加强金正日这样的强人的实力哲学取向:没有核武器会被美国人称为“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如果拥有核武器呢?人们业已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成为核国家后得到了美国人相当的亲睐。

  如果美国人不为朝鲜第二波段的施压所动,那么金正日很可能选择走向第三波段:把核技术由谈判施压工具变为事实上的核实力,公开进行核试验,放手发展核武器,依靠核实力建立永久的国家安全。如果事态发展到那种地步,走向核武化,对于朝鲜来说,只是能力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

  如果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对于朝鲜民族来说,布什的强硬僵化是天赐良机,是送上门的充足理由。如果有能力爆炸一颗原子弹或者氢弹的话,民族复兴事业将赢得大突破,这将是朝鲜旷古未有的伟大时刻。它意味着朝鲜将永远摆脱外来军事威胁,意味着朝鲜半岛五十年来业已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根本的转变。

  有了核武器,金正日就可以摆脱对中國的军事依赖,他的军力就成了在中美之间可能投机的砝码,这将更加增强中國对他的战略支持。北方拥有了核武器,南方也将寻求拥有,当南方拥有核武时,北方的军事威胁也就丧失了意义,那么,还要美国军队留在朝鲜半岛做什么?

  如果朝鲜和韩国都拥有了核武器,日本也将无法阻挡地进行核爆炸,当日本崛起为世界主要的核大国之一时,它就拥有了一反五十年来身为战败国夹着尾巴做人的状态、用实力赢得国家的完全主权并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投机的现实可能性。

  金正日为提取核实力和核技术的收益可能要付出的成本不会很小。但是对于捍卫国家安全来说它具有一劳永逸的效应。攀登民族历史高峰的诱惑,使得狂人金正日认为这种风险值得一冒。

  如果朝鲜进行印度式的核爆炸,东亚地区的局势将产生印——巴式的联动。受到最大考验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國。

  8,美国和韩国的历史性分化

  朝鲜核危机是美国布什政府推行单边外交引发的不可逆料的后果之一。布什政府为什么要改变克林顿政府行之有效的对朝接触政策?意识形态考虑显然是霸权考虑的一个掩护。真正引起美国超级鹰派强烈不安并悍然使时局反转的因素,是朝鲜半岛在1990年代末出现的两大动向:一个是南北双方出现的民族和解和地理统一的趋向,另一个是朝鲜的军事实力增长正朝着可以局部反制美国的军力优势的方向发展。美国的超级鹰派是不希望朝鲜民族的统一早日到来的,它能接受的统一,只是美国实力主导下的统一,而不是由朝鲜民族自身实力主导下的统一。如果任由朝韩两国自主统一进程,让北方的军力和南方的经济力自唱主角,那么,统一之后的朝鲜迟早会导向它最适当的外交位置——中立国地位。那时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就丧失了充足理由。五十年来,美日军事同盟一直是美国在东亚霸权的核心,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存在是对日本的战略掩护。如果朝鲜这道掩护墙消失,它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将受到来自外部的威慑和来自日本国内獨立自主呼声的动摇。美国霸权将是朝鲜统一的最大受损者。

  这是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即使朝鲜不那么军国,即使金正日比较温和,美国超级鹰派在执政后也要做如此选择。温和内敛的伊朗所遭受的待遇就是例证。

  朝鲜的極權统治者虽然对内犯下了深重罪孽,但是它既没有象萨达姆那样对外发动侵略,也没有和本- 拉登之流勾结,更没有象美国人那样向侵略者萨达姆输入炭疽菌苗,用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伊朗,最后反而被用在自己身上。虽然朝鲜惯常采取不文明的冒险手段牟取非份的影响力,但是根据其内在的节制和实力局限,人们很容易判断,它并没有对东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也没有对美国的本土安全和能源生命线构成直接威胁。受到威胁的只是美国对于朝鲜民族命运的主导权和为围堵中國超级影响力而设的战略格局——这是美国在东亚的霸权的主要内涵之一。但是,霸权不是基本的国家利益,而是非份的溢价。

  布什对于朝鲜的暴政和外交讹诈的批评表现出了一定的正义感。但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帮助朝鲜人民改变目前的困厄。近几年的历史进程已经显示,诱导朝鲜改革,比施压促使其崩溃,要更为可行。国际上的正面接纳,其实具有鼓励向善的积极意义。朝鲜已经从与世界交往中获得好处,大量的外界信息输入日久必将催生内变。公有制乌托邦大厦业已开始消融就是例证。美国鹰派企图通过超级遏制促使朝鲜崩溃以牟取地缘利益的做法不是人间正道。

  布什政府的施政初衷乃是意欲凭借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尽可能地削弱潜在的对手或敌人,但危机到来、真正需要作出实力较量之时,它才发现拥有的优势并非压倒性的,对方至少有两种战略力量其实无法逾越:一是朝鲜的核力量,二是中國对于朝鲜的背景支持。

  当前布什政府应对朝鲜核危机的主要策略,就是在大施缓兵之计的同时,制造舆论和外交态势,把朝鲜对《核不扩散条约》的破坏,宣扬为对世界和平的挑战,而非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其战略意图是借用其巨大的国际号召力,以联合国为平台,以对朝实施全球制裁作为压力逼朝鲜妥协。在美国的这一政策取向中,中國将承担着其中的主要压力。

  来自美国的盟友韩国的不同意见,也将削弱美国施压政策的实际效用。韩国人对于布什政府阻挠朝韩自主和解的进程业已感到厌倦,美国人几年来的作为,肯定让他们感受到在美—日—韩联盟中的地位卑微。对此,韩国越是走向强大,越是觉得无法容忍。出于自身安危所系,韩国现任总统和新当选总统都表示,韩国要在处理核危机中起主导作用,要以谈判而非军事威胁解决危机。美国断然拒绝韩国要唱主角的要求,为向韩国政府以及韩国内部汹涌的反美民情施压,美国甚至声称要削减驻韩美军。的确,韩国在国防上对美国具有巨大的依赖性,同日本一样,美国的军事保护曾经和经济联系一道构成为韩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外因之一。但过去不等于将来,当韩国民族力量兴起之际,美国的军事霸权已经越来越和朝韩人民谋求民族命运自主的努力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其实,美国人最害怕的,正是他装作不害怕的东西——韩国将美军驱逐出境,退出军事条约。美国人最无法接受的,既不是核武器,也不是朝韩统一,而是朝韩统一之后的中立。但所有这一切,似乎是美国人无法阻挡的。

  从朝鲜核危机的纷纭乱象中,我们听到了韩国民族兴起的脚步声,听到了南北民族认同的强劲呼声,听到了一些秉承常识理性的韩国人对导弹和核武正面体认的声音。民族本位价值正在崛起,正在向美国本位价值挑战。南韩经济文化的强势发展,反映出这个民族具有何等的活力。同样,北朝鲜也不可小觑,至少它把精确导弹甚至还有核武搞起来了。具有如此活性的民族是不会长期寄人篱下的,具有如此能量的民族是不会在未来的历史中没有份量的。韩国迟早会与美国、日本渐行渐远,在统一和中立之后,在朝鲜半岛将崛起一个精悍而且原创的地区强国,它将以实力成为日本与中國这一对立两极的协调者。

  这是可以预见的在21世纪上半叶必然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动。目前韩国的领导人似乎尚不愿正视它,韩国政府尚未确立真正的统一方略——它既想谋求地理统一,又不愿因完全实现民族自主而逆拂美国的霸权意志。甚至于对于统一后是否中立这一简单明了的问题,它都没有得出答案。韩国的历史叙事仍然在向后抒发民族悲情和对于四大国的激愤,而不是进取性地建设性地向前看。这次核危机中韩国政府和人民的獨立应对,表明韩国正面临着新的民族觉醒。只要美国以霸权作为行为主轴,无论它对危机作出怎样的应对,都不会令韩国人满意,因为韩国人所要求的正是美国人不能给予的——让霸权退出朝鲜半岛,让中美对峙的影响力退出朝鲜半岛,让四大国永远不再以朝鲜为战略缓冲地。不过毋须过虑,不久的将来,朝韩民族将以实力实现这一切。

  如果金正日巧妙地运用策略,可以隐秘地加速美韩联盟分化的趋势,但是需要他不仅把对韩放弃武力威慑当作应对危机离间韩国的策略,而且发展成为一种真诚的和长远的战略。需要他在这次危机过后,把他的外交导向,由美国第一,转为韩国第一。需要他放弃惯常的不文明的军国冒险行径,通过民族共同的精神诉求和利益趋同,象中國大陆争取港台和东南亚华人投资一样,主要从南韩谋求市场化改革所需要的外来投资。如果美国拒绝了,朝鲜可以先与韩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应该大胆裁军,转“先军政治”为“富强政治”,这是使南方摆脱对美军事依赖的主要操作路径。

  当朝韩双方因为天然的血缘、地理和文化因素而渐行渐近之时,美国人处境自然尴尬,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因为美国超级鹰派此时更容易选取战争冒险来阻挠朝韩的接近,增强韩国内部“亲美派”和“美国本位派”的地位。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应该严谨地考察一下,美国真的有能力长期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而不付出严峻的代价么?

  9,险恶的日本寻机暴起

  假如金正日的朝鲜把危机推进到核试验阶段,韩国也会寻求发展核武以作平衡。在它们的身旁潜伏着的那个尚未完全进化到文明社会的野兽——日本,必将把这一步作出它摆脱囚笼的天赐良机。

  中美长期对峙的存在,诱惑着其它国家从中渔利。印度已经成功地开了以对付“中國威胁”为幌子突破核不扩散条约束缚的先例。这次朝鲜核危机是日本人效仿“印度经验”的机会。面对美国,它似乎可以找到发展核武的双重理由,一是朝鲜的核威胁,一是中國的核威胁。不知美国人这次是否会上当。

  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决策者一直在东亚玩弄险恶的“均势”游戏,鼓励日本重振军备并走向国际舞台。日本当政者内心实际上赞成重振军备,但是,它所想走的军事化道路,不是美国为它所设定的那种——做古巴式的“枪手”或英国式的“跟班”角色。日本人明白,在核时代过度发展常规军力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庞大的常规军费开支对经济发展有着相当的负面作用。以日本人储存核原料的数量级来看,日本人谋求的是成为以强大的核力量为主导的军事大国。而这并不为美国人所乐意见到。

  自从1989年中國民间力量暂时退潮和日本社会黨阻挠自民黨在议会通过海外出兵法案失败以来,除了美国以外,已经没有人能够阻碍日本军事力量的兴起并向着不受文明界定的方向发展。日本如何运用它的力量,攸关亚洲的和平大局。

  日本是世界上最为片面发展的大国之一,它的超级经济实力与它的国家主权的不完整(因为美国的占领)和领土的不完整(因为俄罗斯的占领)畸形地并存。一直以来,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因应中國实力崛起的威胁,而是如何赢得民族獨立和领土回归。日本的军事化、核武化与獨立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它将建立在什么样的战略布局和道义理由上。

  历史上,日本人以贪婪著称,它总是想谋求同时达到两个宏大战略目标。民族獨立和领土回归至少比削弱中國更迫切、更具实质意义,日本的邪门就在于它企图二者得兼。日本人并非完全不敢走向核武化,而是寻求着最佳的核武化时机。日本需要的,是它核武化了,也没有引发美日关系的崩溃,这就需要嫁祸于中國。近期日本在钓鱼岛挑衅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是有计划的,似乎在有意制造中日关系紧张态势做给美国人看。一种极大的可能是,它在有意地扮演着中國和朝鲜的制衡者的角色,为利用朝鲜的核试验蒙骗美国、实现核武化做铺垫。

  美国比中國更害怕日本的核武化,毕竟美国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伤害者和现实中的主权侵犯者。如果美国人允许日本发展起庞大的核力量,那么日本完全可能把核力量运用来向两大占领者美国与俄罗斯施压,一个拥有足以把美国毁灭数次或者数十次的核实力的国家,是有资格终止履行1945年以来的国际条约,要求美国人从日本列岛撤军的。假如美国在利用日本制衡中國这一招上玩火太过,甚至让日本不用支付大的代价即实现了核武化,它可能重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旧套。诚然,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日本发动“珍珠港式的偷袭”已经没有可能了,受到打击的将是美国的战略地位。

  从近期来看,与美国联手在亚太地区为中國设套下夹,用中國的被削弱换取日本的崛起,是日本的隐秘国策。但是如果这一高风险的计划流产,日本完全有可能寻求其它的出路。从远程观照,如果统一后的韩国中立,对日本将是很大的诱惑,假如它与美国联合遏制中國不成,它还有着在中美两强之间中立投机的选择机会,也只有如此,日本才能提升在国际博弈中的价码,正如当年中國夹在美苏之间时的情景一样。如果日本沿着核武化——獨立——中立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美国将丧失它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霸权。使这一重大历史变动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乃是中國能够强劲地发展实力,巧妙地运用策略,成功地突破美日联盟在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区对中國实施的围堵,令日本人体认到与中國相互依存比阴暗地角力能够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

  10,中國的有限介入

  对于中國来说,朝鲜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正当的民族利益与过时的军国冒险交织。由于在经贸上对美国市场有着巨大的依赖,中國害怕被金正日拖下水是很自然的。但是巨大的战略考验依然降临到中國身上——中國是否会上美国的当,主动帮美国灭火,从而失去不用结盟的战略盟友?

  不管承认不承认,朝鲜是中國用来制衡美国在东亚霸权的一张牌,正如中國同样是朝鲜反制美国的一张牌。打牌战术不是建立在一时的意志基础上,而是地缘结构使然,否则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在朝鲜进行过三次大的国际战争。

  古人云,不爱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如果让朝鲜屏障消失, 实际上是帮美国人加强对中國的囚笼,把业已动摇的美—日—韩军事联盟变得更加巩固,鼓励他们更加深入地介入台湾问题。

  由于911以后的一系列事件,美国军力重心向东亚转移的计划一时搁置,暂时性地减缓了中國的压力,有人居然因此而鼓吹中美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无视其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和第三者台獨、日本之流要利用这一矛盾渔利的必然性。美国不会放弃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國设绊的机会,就在主要致力于反恐战争期间,促进中國人提升自相残杀的数量级的动作(比如美台军火交易)一直没有停止。可以预见,一旦美国从中东腾出手来,中美危险的战略对抗会照常进行。

  在处理朝鲜核危机中,如果中國执政者象绥靖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与美联手对朝实施经济制裁,甚至进而如美国人之所期望,在联合国制裁朝鲜时投弃权票,中國的国家利益就要受到巨大伤害了。

  朝鲜的核武器不是用来对付中國的,中國与朝鲜也没有象与日本、美国那样所积下的宿怨,使得朝鲜要把可能的威慑压力主要施予中國。除了美国,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核武器作为进攻的工具。核武器的负面作用并非象美国及其追随者所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自从原子弹诞生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核武器一直是制止战争的最有效的武器。几十年来,是核武器而非人类的良好愿望支撑了世界长期和平大局。

  与美国相反,中國在朝鲜半岛没有不正当的国家利益,历史上它把朝鲜当作缓冲地带的行为都是被迫的,无不出于自卫的目的和中朝互利的需要。中國应该尊重朝鲜人民谋求主宰自己命运的想法,对于朝鲜政府依靠导弹和核力量发展主宰命运的实力的具体行为,应该既不口头支持,也不实质阻挠。在这次核危机中,中國不会被朝鲜拖下水,但也不应该抛弃它。假如美国谋求以联合国为平台对朝实施制裁,中國应该坚决地行使否决权,并在此之前令美国知难而退。万一发生美朝战争,只要美国不从陆地上对朝发动军事入侵,中國应该坚决地不介入,但决不放弃粮食、医药及其它人道主义支援,如果美国人胆敢象数十年前那样对平民实施大规模的空中绞杀,中國应该坚决地对朝实施必要的用于自卫的武器弹药供应,为此可以承受中美关系严重降格的代价。中國应该为美国在可能的美朝战争中设定“道义上的三八线”不容逾越,中國已经有实力这样做了,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中國自己:今日的朝鲜半岛就是明日的台湾海峡。当然,中國对朝鲜的支持越坚决,台獨势力异动的幅度就越小。

  中國对朝鲜的最好选择就是多积德,同时必须正面缓和地劝告朝鲜的领袖尊重世界潮流,学习使用实力威慑的文明游戏规则,正如当年毛澤東与彭德怀在不杀俘虏问题上对金日成所做的那样。中國有义务帮助朝鲜人民对内消解極權主义,对外消除不安全的感觉,帮助他们赢得把握自身命运的权利,然后悄然退却。对于南韩,中國必须正面劝告它放弃既想谋求统一、又想把统一后的南北方留在美国的军事联盟之内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國应该告诉朝韩双方,我们并不反对朝韩民族凭借实力赢得统一与复兴。我们对于朝鲜的统一乐观其成,对于朝鲜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乐观其成。当然同时对于朝韩统一后美军退出朝鲜半岛也乐观其成。不管怎样,这个和我们有着共同对手——日本的邻居的崛起,实际上加大了中國在战略上的份量。这一系列的历史变动,乃是东亚地区在21世纪前半叶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主题。

  一个大国兴起的航船是在波浪中前进的。每隔2- 3年来都要到来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考验考验你。911以来的反恐战争让中國人幸运地拥有了三五年的喘息时间,这段时间应该留给中國作迅速壮大实力之用。中國的军事实力——主要是核实力和导弹实力——越强大,在台湾和其它地区避免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彻底制衡美国、日本的战略图谋因而促使其分化的机率就越大。

  美国可能无法理解,它在1950年6月30日出兵封锁台湾海峡的行为,为它换来了两次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过去如是,将来亦如是。你现在用台湾牵制我,不断提升我自相残杀的层级,如果我将来能够和平解决,这笔账可以算了。但万一我要使用武力并付出巨大伤亡,我也要毫不客气地为你谋一堆“台湾”、“朝鲜”或者“越南”,让你陷进去。

  但是,玩这种游戏有意义么?在这中间,中國是被迫的,只有让发起人吃点苦头,才能令这种互设陷阱的阴暗游戏终结。你以机心待我,我亦以机心回报你。你把我当真正的朋友,我怎忍心让你不高兴?

  2003年2月6日

  作者:郭飞熊

小泉再三冒犯中国究竟为什么?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元月15日,日相小泉纯一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是他自去年4月之后第三次去靖国神社参拜。此事,当然“依例”又引起中國当局强烈抗议。中國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在元月16日也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提出强烈抗议。

  小泉在元月15日到靖国神社拜祭过后曾向媒体表示,他“今年”不会再去靖国神社,而且,日本外务省也传出,为了“安抚”中國政府,小泉准备在近期内派其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前往北京。

  然而,元月28日,小泉在日本国会答复一名自民黨议员的质询时,却毫无悔意地表示:“只要我当首相,我不在意改变参拜的日期。但是,绝不改变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想法”。换句话说,他明年将会再去靖国神社参拜。

  小泉不在意中韩

  很明显,小泉对中國乃至于南韩立场一点都不在意,尤其对中國,小泉在此事上所持的态度几乎是打一记耳光、摸一下头的作法。

  2001年年初,小泉曾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当时十分光火的北京当局曾暗示,那年10月底在上海召开的APEC首脑峰会中,江澤民将不会与小泉进行双边会晤,果真如此,小泉届时会相当难堪。几经交涉,中方本来希望小泉前往南京大屠殺纪念馆一鞠躬表示悔意,但小泉坚决拒往。最后,双方妥协,由小泉在8月份前往北京卢沟桥“一游”,中方也就安排了江澤民在APEC峰会期间和小泉短暂一晤。

  如今,各方周知,小泉计划在今年5月访华,既有此计划,小泉竟然还事先宣布,他在明年仍然会去靖国神社参拜,如此不在乎中方对此事多次愤怒反应,究竟小泉何以如此有恃无恐?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今年1月22日适逢德国与法国为了消除双方“世仇”而互签友好条约40周年。经由此和约,经由德国历任政府对于二战期间战争罪行的真实悔意,不止德、法两国中止了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世仇”状态,欧洲各国也至此原谅了德国的战争行为。因此,在德、法两国的主导下,欧洲才从共同市场发展成今天的欧盟。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德国能,日本何以不能?

  德国驻华大使薄德磊和法国驻华大使蓝峰在元月14日连袂邀请笔者赴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参加他们所举行的两国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纪念招待会。

  日本为何不能?

  薄德磊告诉笔者:“历史的伤痕必须治愈,人类才能往前走,想治愈,平抚历史伤痕不能故意去忽略它,而必须正视它,想办法去找出治疗的方法。”他说:“过去,德国一直以负责的态度,面对战争的罪行,作出道歉和赔偿,从无借口,你要有悔意,别人才能原谅你。”

  这天,参与这项盛会的一名欧洲外交官甚至于以不屑的语气告诉笔者:“我认为日本人很愚蠢,哪怕只是口是心非的道个歉,日本在亚洲各国所获的利益必然更多。”

  一名西方学者在分析德国在此问题上能道歉,日本却迟迟不愿认错的原因时称,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教义劝人有过要忏悔,因此,在此文化熏陶之下,德国人自然而然就认错了。反之,具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在心态上,并不认为二次大战时的行为有错,他们内心深处是“千不该,万不该,只怪我们战败了”。因此,日本人并不认为他们有错,自然不愿道歉。这位欧洲学者这种分析,看上去也言之成理。

  不过,日本官员乃至于小泉纯一郎如何去阐释本人的心态,那是他们的事;从中國人,从全球华人的出发点去看,如何看历史大是大非问题,又是另一回事,我们总不能从日本人的观点去为他们着想。

  不能和稀泥

  笔者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去年年底,中國大陆《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主张不应再要求日本政要为二次大战行为道歉,要面向未来,要忘掉过去。如果只是一般人的言论,自然不必在意,但是,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若反映中國官方态度,我们就觉得兹事体大,因为:

  一、历史不能和稀泥,日本既无悔意,我们岂能以糊涂账糊涂销的心态和方式去漠视这段历史?在一般法庭、法官在量刑时要视罪犯是否有悔意才决定量刑轻重,否则岂不姑息养奸?

  二、即使为顾及国家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现在的中國已非吴下阿蒙,非靠日本不可,何况现在的日本在经济上已不足以忽视中國。因此,掌握时机和日本作个历史性了结,可能不容再漠视。

  许多时候,碰到棘手的外交问题,北京方面常以“为大局着想”或“为求周边局势安定”为借口,拘泥于韬光养诲的框框。其实,1962年,毛澤東和苏联翻脸时,中國的情势之恶劣,需要委屈求全和苏联交往的情况,远超过现在,当时为了国家尊严,为了民族大义,毛澤東决然和苏联决裂,这就是魄力。

  其实,小泉之所以敢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中國,说白了,就是他看穿了中國当局在对日本、对美国的态度上,不愿“引起周边势态不安定”的底线。小泉看中了北京当局的顾忌,才会再三冒犯中國的尊严。

  也许,小泉错估了中國当局的态度,但中國当局如果没有适当反应,也许日本社会、民众、乃至其它国家可能会感受到日本所传出的错误信息。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阮次山

宪法的灵魂在于它的两个基本点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12月4 日,胡錦濤在接任仲共中央總書記的第20天,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20周年的大会上做了“树立宪法权威、保障贯彻实施”的讲话, 12 月26日,胡錦濤又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首先请法学专家讲解了宪法的有关知识,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央最高层对宪法异乎寻常的这样两个举动,使我的眼前不由一亮,也使我对新一届中央产生了极大的期望。

  我不知道中央高层领导在谈到宪法时是否清楚下面这样一个问题,也不知道在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法学专家是否讲清了这个问题。

  宪法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的、同时也是根本的大法,它的全部的生命、整个的灵魂实际上在于它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一是对权力的限制;一是对权利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两个基本点,或者虽有但却不能将这两个基本点落在实处,那么宪法的生命力实际上也就没有了,这样的宪法形式上即使有,实际也必然等于无,只能以“假、虚、空”三字论之。

  从八百年前英国的《大宪章》到现代各民主法治国家的宪法,作为宪法的第一个基本点,它对权力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它对国家最高和最有权力者的限制上,从这一点上来说,宪法的精神是和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都绝不相容的,在完善的宪法中容不得一丝半点个人崇拜的痕迹。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限制和制约不了最高和最有权力者,那么它必然也就将限制和制约不了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级各类权力者。完善的宪法必须明确界定权力者们的任职期限、职权范围以及权力的运行程序和规则。

  作为宪法的第二个基本点,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对最弱小、最无助者、甚至是被告和囚犯的权利的保护上,如果宪法保护不了最弱小无助者,它也就必然保护不了那些曾经是权力者、但却在正常或非正常状态下离开或失去了权力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虽然新中國1954年就有了正式宪法,但在第二年它却没有能够保护住受到冤屈的胡风,后来也没有保护住张志新、遇罗克等许许多多因言获罪的普通公民,宪法保护不了这些小人物,它当然也就保护不了59年在庐山上蒙冤的元帅、保护不了在纹革中受难的国家主席、保护不了其他许许多多受冤屈的原本显赫的权力者。

  从我国的现行宪法来看,作为宪法全部生命力和整个灵魂的这两个基本点都是不完善的,规定都不够明确清晰。最近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明年人大开会时的修宪问题,我想,要修宪首先应着眼于对宪法这两个基本点的完善和修订上,顺便说一句,保护私有财产是宪法对权利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人是完全赞同将它写入宪法的,但必须明确规定,宪法要保护的只是合法的私产,对那些通过权力出租获取的私产,以及在股市、汇市等金融行业以及其他行业通过不对称、不透明的信息而上下其手获取的私产都绝不应在保护之列。

  在宪法条文中完善了这两个基本点之后,还必须建立和完善这两个基本点的落实机制。从世界各宪政国家数百年的成功经验和我国几十年来的深刻教训来看,这两个基本点要落在实处,必须要建立起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分权制的国家管理体制,只有这样一种真正分权的体制,才有可能实现对最高和最有权力者的有力的限制和约束,也才有可能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有效的保护,否则,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或表面上分权,实际上进行“一元化”领导,宪法的这两个基本点是不可能落实的,必然会使宪法处于“虛、空”的尴尬境地。

  中國共產黨作为我国的执政黨,它的执政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但黨的领导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必须受宪法的约束,绝不应该凌驾于宪法之上。为了树立宪法的权威,使我国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必须全方位地深入改革黨的领导,就目前来说,当务之急必须首先尽快重新启动1987年黨的十三大就已经确定的、但却令人惋惜地被搁置了十几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陕西 王青汉 2002.12.27 Email:hzwqh@yahoo.com.cn

  作者:王青汉

透过春节审视“假日经济”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仔细盘点今年春节消费大餐,记者发现节前节后都是金光闪闪。各地旅游景点游人爆棚,商家们卖得“钵满盆溢”,消费市场狠狠“火”上一把。据媒体报道,像春节这样的消费高峰期出现的“假日经济”,会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经济中的“过剩”现象。不过,对“假日经济”这头狂牛,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却是疑虑并恐惧着。仔细想来,确有很多消费者是死死被“假日经济”的狂牛的尾巴给拖着,甚至有的消费者还会被牛腿给伤着呢。所以,实在有必要给“假日经济”注射一支冷静剂,好让商家和消费者都能冷眼视之,做“假日经济”的牵牛鼻者。

  一、“春节”出行叹息不止

  这两年,我国在“五一”和“十一”和传统的条“春节”都实行了“七日休假”,其中尤以春节长假的影响和辐射最广。长假一方面提高生活质量,给人们创造更多的休息机会,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因此这些长假也被商家和消费者称为“黄金周”,同样,在这样特定的背离下产生的经济形式也被人们称为“假日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依附于社会整体的经济背景。今天,传统经济所设定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度在增快,社会整体经济的供求能力和市场规模都得以拓深,特别是经济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已渗透到或影响到我国各种经济体中,使我国经济具备了一定的适应新市场消费模式的能力,包括集中消费形式。另外,节假日以及传统风俗习惯所形成的需求推动了独具特色的节日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富裕阶层的崛起使之成了一种与日常消费群体相区别的消费群,他们对消费的需求也从经济需求拓深到文化等各个层面上。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消费的时间。这样,“假日经济”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要知道,全国整齐划一的休假制度,形成了集中式的消费,也由此导致服务业供求矛盾更加突出。由于大多数的经营者还是宥于旧有的经营路子,而消费者却盲目地随潮而动,这势必形成一种供求矛盾。这在实践中已得到充分证明。今年春节,记者到杭州等地去旅游、购物、观光,最后身上是给“观光”了,带回来的却是一肚子光火。首先,作为消费者获取的旅游信息是不完整的,要看的,要买的,并不是原先所获取的那些信息。更重要的是经营者死死盯住的是咱的腰包,却不是需求。今年春节,就有很多商家将假日当作抛售库存和滞销品、过季品、换代品的时机。另外,吃不上饭,住不上店,也就成了假日的一大特色了。如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大多数酒店宾馆在春节期间都关着门。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那种“度假就是出门旅游”的传统观念也有所淡化,虽然人们已经开始要求在假日里去享受一顿“文化大餐”。但从目前看,大家都还只能顾上“经济”,“文化”还远未被提上日程。

  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这“春节”长假还是得过呀。要知道,对于如此长假,作为消费者,是难得的,谁不想借此提升假日附加值,拓深假日的生活品位呢?但是往往最后都落得一声叹息。

  二、商家促销“寅吃卯粮”

  上述的这些情况说明“假日经济”还未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不仅源于我们的经济体还不成熟,更重要的还要回归到集中休假这一模式上来。当前我国实行周末双休日为主的短假,对此商家和消费者显然关注不够。其实平时的双休日,也是人们作为一种休闲重要时间,它同样有其经济价值意义。但对此商家和消费者都比较短视,未做出经济性安排。比如商家应着眼于短期假日中产品供求双方成本的细致核算,从而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一下子都集中到所谓的“假日黄金周”,商家是很不容易应付其经济行为中出现的突然性因素的。比如这两年,商家面对这假日狂牛,也是前忧后怕,缺少前瞻性和解决应变的能力。牵牛鼻吧,怕牛角给顶着,拽牛尾巴,又怕给拖出少了胳膊缺了腿。

  “假日经济”虽说火爆,可它又会成了“七日经济”、“急卖经济”。对商家而言,这是在“寅吃卯粮”,最近,很多城市都在举行大抛售,特别是我所在的这坐城市,商家打折都要“打疯了”。说到底,不过是诱使消费者提前支出购物的手段而已,它根本就没挖掘出潜在的消费市场。那种即将来临的淡季让他们领略着丝丝凉意,毕竟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而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假日经济”带来的疯狂购物,其实是种“消费透支”。更何况那种背离价值规律的“降价、特价、打折、赠送”等促销行为的短暂性足以使因冲动而购物的消费者在长假后的一段时间内产生购物抵制情绪。商家们就只好在“赔本赚吆喝”中长叹“过完节,我们还卖什么﹖”有人称“假日经济”是“井喷”经济,这说法我觉得倒是很有意思,喷完了,就得干涸了,到那会儿挨饿受喝的可就是买卖双方呀。看来市场经济用看不见的手将沉醉于假日狂欢的人们狠狠地耍了一道。难怪很多人士说假日商机好像兴奋剂,商场过一把销售额猛增的瘾后,取而代之的将是疲软甚至是衰亡。

  三、“假日经济”应着眼全局

  应该说,“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利用假日集中购物、集中消费的行为带动供给、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性强、牵扯面大、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经济模式。但从今年春节来看,假日经济这块“蛋糕”做得不太好吃。这主要是因为,面对“假日经济”这头狂牛,大家做不了牵牛鼻者,大多数是拽着牛尾巴。

  “假日经济”让商家和消费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各种综合因素来加以改进。其实,如何去增强假日娱乐性,突出参与性,从而提升假日附加值,这还是个很有探讨的空间。用“假日经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对此还要冷静待之。因为当前我国“假日经济”还没有得到社会整体经济的有力支撑,人们对假日经济的引导还存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没能按照市场经济思维行事大有关系。

  据说,以后可能出现的带薪休假会对改变当前“假日经济”中的负面问题很有好处,改变假日以外有些商品或消费场所的闲置,从市场和消费者方面都得到缓冲。从经济学考虑,“假日消费”作为社会总消费的一部分,它还必须以老百姓的总体消费能力为依据。对此,商家得借用市场手段,合理配置,提高服务质量,拓宽商业行为的前景。而消费者更是要审时度势,冷静对待。这些都要靠国家行使宏观调控职能,采取诸如加薪、银行降息、发展消费贷款、完善和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等多种措施,做好引导宣传,成为“假日经济”的牵牛鼻者。也只有这样,“假日经济”才能不断拓展消费领域,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最终成为大家的经济,真正“经济”起来。

  作者单位:《新华日报》记者处.驻淮安

  作者:单士兵

“西部大开发”的代价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如今很多中國人正在为“西部大开发”神魂颠倒,似乎终于等来了可以实现“腾飞”梦的时机。其实西部开发不是今天才开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人简称其为“兵团”)就是五、六十年代开发新疆的典型。

  ◎上一次西部开发

  那次开发也可以被冠以“大”字,所谓“力度”不亚于今天。资金投入以今天概念衡量可能不算多,但那时社会的最大资源是人力,从这种资源衡量,投入是相当巨大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初由十几万解放軍官兵就地转业组成,随后由政府组织内地劳动力迁入而不断扩大。1956年仅河南一省就有5万青年被送到兵团。从1957年到1966年,兵团职工人数由17. 8万人增长到80. 8万人。其中國家有组织地大批调入的有:1959- 1960年,安徽、江苏、湖北三省的青壮劳动力近10万人;1963- 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浙江、江苏的青年学生12万人;还有复员士兵和转业军官8万人;饥荒时期“自流”入疆的21万人;职工子女9万人;以及12万名交由兵团“劳动改造”的犯人,刑满后大部分留在兵团。到1966年,兵团的职工加上家属,人口总数已达到148. 5万人。

  这一百多万的移民是什么概念呢?当今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移民数量是114万,大部分是就地安置,需要的资金在1000亿元以上,占三峡工程经费总数近一半。移民新疆比三峡移民路途远得多,当年的交通比现在又差得多,相对而言,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今天小。包括一些现在难以想象的问题,如为了给最初留在新疆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十几万军人成家,曾组织大批内地妇女进疆。仅1954年一年,山东就在“建国立家”名义下送进兵团6531名妇女。那些妇女的故事是什么,后来的命运如何,足以让人遐想。但仅从当时政府对西部的“投入”来衡量,“力度”由此可见。

  再从所谓“政策倾斜”的角度看,虽然政府对兵团从人力物力上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是并不要求回报。在兵团建成并且已经可以自给之后,政府每年仍然给兵团拨款而不要求兵团上缴利润。每年拨款的节余和兵团自己的赢利都留给兵团扩大再生产。从1958年到1966年,政府给兵团拨款9. 89亿元,兵团自己赢利9. 77亿元。以当时的货币价值算,兵团得到的近20亿元超过现在的200亿元。政策的“倾斜”程度未必今天能够达到。

  那一次开发,经济成果十分突出。这样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今日兵团总人口240万,职工90万6千人,现有耕地、果园102万公顷,这占今日新疆百分之三十的耕地和果园,完全是兵团在沙漠戈壁上开垦出来的;1997年,兵团生产出整个新疆粮食产量的19. 3% 、棉花产量的41. 2% 、油料产量的28% 、甜菜产量的43% ;同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20多亿元;年出口7000多万美元;兵团有2800多个工业企业,拥有两万多辆汽车。它还在原本一无所有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系列新兴城市,其中一些已进入新疆最重要的城市之列。

  ◎绿洲与水

  那次西部开发集中体现在出现大片“绿洲”——即沙漠地区适于农业和人类居住之地。1949年,新疆的绿洲只有1. 3万平方公里,今天则达到5. 87万平方公里。增加的绿洲全是人造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兵团。兵团人爱夸耀自己“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用一双手在大漠戈壁上开辟出绿洲”。不错,勤劳的手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比手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条件——水。

  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只是一些源远流长的大河两岸那些念珠状、条带状的绿洲内可以从事农业。不过天然绿洲一般早为土著居民占据,且人口密度相当高,不可能再有外来人插足之地,所以兵团要想开发新疆,只能靠自己从无到有造出新的绿洲。

  造绿洲首先要做的是开河挖渠,把水引到适合开垦的地区,那里才能成为耕地和人的定居点。在渠道引水的过程中,一般仅沿途渗漏就得损失一半水量。引了水并不能马上种庄稼,还要改良土质。新疆的土地多为盐碱地,农作物无法生长,因此首先要去掉土壤中的盐碱。兵团用的方法称为“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使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将耕种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这种方法的用水量可想而知,每亩地仅洗盐用水就得数千立方米。土质改好后进行种植,所有农作物生长需要的水只能靠灌溉。那时的灌溉实行所谓“大水漫灌”,即靠毛细渠道把水引进农田每一条田垄。这种灌溉方式每亩耗水至少也得上千立方米。

  这样一种大量耗水的引水、洗盐和灌溉方式,造成耕作区地下水位上升,在一定时间以后,又会把洗盐时压到土壤深层的盐碱顶托上来,使其随地面蒸发回升到土壤表层,造成“次生盐渍化”。这种时间有时短到2-3年,被开垦的土地就无法再用,不得不弃耕搬迁。于是又重新找地方开渠引水、淹灌洗盐、大水灌溉,开始一个新的轮回。仅50年代,兵团由于次生盐渍化而弃耕的土地面积就累计近200万亩。那些弃耕土地开垦前本是有植被的,开垦过程把植被铲除一光,弃耕后就只能变成沙漠。不过那时的兵团人并不在乎,地有的是,水有的是,只要有勤劳的手,似乎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开垦,至于沙漠化,反正新疆就是个沙漠之地,再多一点算得了什么。

  后来也想了一些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围绕着如何阻止地下水位上升,用的办法如打井抽水,挖沟排水,靠种树吸收蒸腾等,总之是把多余的水排走,仍然是耗水而不是节水。虽然那时也有通过控制用水量控制地下水位的想法,但有效的节水是需要高投资和高技术的(如喷灌、滴灌、暗管等),而那时的兵团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兵团最大的能力就是开渠建坝。到1994年,兵团40年时间共修建水库105座,开渠8万多公里。全新疆238条年径流量3000万立方米以上的河流,兵团在其中92条河上引水蓄水,年用水95亿立方米(1994年),占新疆地表水径流量的10. 75%。

  ◎开发的代价

  新疆的土地面积占中國面积的六分之一,却仅占中國地表水径流量的3%。水是新疆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新疆生态最重要的砝码。表面看,水不管怎么用都不会消失,只是改变了水体的分布和循环路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环境是一个千万年形成的平衡系统,其中水的分布与路径被打乱,整个系统就会随之产生连锁反应,失去平衡。我们仅举北疆的艾比湖和南疆的塔里木河为例。

  艾比湖是个内陆湖,流域面积5万平方公里,流入的大小河流23条。兵团的“农业五师”与“农业七师”垦区分布在其流域内。从50年代初至今,艾比湖流域人口增长近40倍,耕地增长8倍多,大片胡杨林、芦苇、梭梭林和河谷林由于开垦而被毁。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业用水造成艾比湖的入水量减少7成以上(奎屯河在入湖前彻底断流),导致艾比湖出现快速干缩。50年代初期,艾比湖的面积有1200平方公里,到80年代只剩530平方公里。其中从1957年到1977年的“大开发”期间干缩程度最烈,每年平均干缩25. 9平方公里。而在此之前,年平均干缩量不足其千分之三,只有0. 077平方公里。

  湖水干缩造成了艾比湖地区地下水位降低,围绕湖畔的植被因此而衰败死亡。一方面野生动物失去栖息繁衍的条件而数量锐减甚至绝迹;一方面原本被植被固定的沙丘活化。而艾比湖干涸在大地上暴露出一个670多平方公里的沉积泥沙湖底。这片厚达百米以上的新沙源正好处在世界著名的阿拉山风口通道上。在年平均164天的8级大风的吹蚀下,每年约有100万立方米的泥沙被搬运。较粗的沙粒形成沙垄,促进沙丘活化,带动沙漠迁移,侵吞耕地,淤塞水渠,埋没树林,中断公路交通。北疆铁路自1992年通车到1997年,有64次因沙埋线路中断行车。目前一处几十公里宽的流沙带正在以每年13- 16公里的速度向铁路逼近。而细微的沙土被风带到极远的地方,浮游于大气中,形成沙尘暴和浮尘天气。那些含有盐分的浮尘除了影响人的健康,最终降落在植物叶面上,阻碍植物的光合与呼吸,影响庄稼产量和质量,还会造成食草的牲畜拉痢死亡。

  塔里木河被称为中國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最大的胡杨林生长区。50年代以来其两岸进行了大规模农业开发,仅兵团就有三个农业师沿其河岸进行开垦。到1996年为止,两岸共开荒300万亩,其中的60%以上是原本的胡杨林或灌木林地带,造成原始植被的大幅度减少。同时上游的大量引水造成了塔里木河水量减少,使其长度从1200公里缩短为今天的800公里。下游干涸的400公里河道两岸,原本繁茂的胡杨林带因为无水而枯死。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胡杨林面积比50年代减少了58%。我自己多次穿越塔里木河两岸,亲眼目睹已在那里生息了万年以上的胡杨林大片枯死绝迹的悲壮景象。

  我曾与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年的老首长谈话,他非常反感兵团垦荒破坏了新疆生态的说法,对此愤怒地斥责:“我们是在一无所有沙漠戈壁上造出遍地粮棉水果的绿洲,明明是对生态最大的建设,怎么是破坏生态?!”然而生态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恰恰不能从局部衡量。只要大量引水,即使是最大沙漠的腹地也可以造出良田。问题就在于如果没有那么多水,上游把水用光了,下游的植物、动物和人类就会无法生存。上游出现绿洲,下游就会相应地出现沙漠,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不就是在七十年代干涸的吗?而且那绝非一比一的关系,生态系统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沿着因果关系的链条,蝴蝶翅膀的扇动最终可能变成大洋上的风暴。那代价是需要在今后漫长岁月里千百倍地偿付的。

  ◎可能付不起的代价

  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的生态代价如今刚露端倪,第二次西部大开发又带着当年一样的野心与傲慢开始启动了。

  表面看,这次开发似乎和上次不同,这次不再靠人力而是靠资本,开发领域从农业转到了资源和工业,因此不会再像当年那么大规模地毁林开荒。人们已经明白水的有限,不但要节水,还要从别的地方调水,以往的错误似乎不会重复,一切万事大吉。然而在自然面前我们最好永远保持面对不可知的谦卑。以人类的局限和浅陋不可能了然自然的全部奥秘。半个世纪的距离刚刚使我们悟到上次开发的些许局部因果。上面谈的艾比湖也好,塔里木河也好,仅仅是局部中的局部。兵团是新疆的局部,新疆是西部的局部,西部是中國的局部,中國是地球的局部……在不断扩展的更大范围里,因果互动的链条最终会通向哪,还需要更长时间和进一步提高的认识才能显现。

  ——而我们需要汲取教训的正是这一点,人的认识总是在开端时看到近在眼前的好处,并为能捞到好处趾高气扬,然而世上事总是好坏并举,坏的一面往往潜伏长远,要等晚得多才会从幕后走出向我们索债。随着人类能力不断增长,眼前的好处可能会捞得更多更大,代价则会潜伏得更加深远,需要未来所做的偿付悄然以指数规模增长,直至有一天,将成为付不起的代价显现在我们眼前。

原载:http://www.dijin-democracy.net/

  作者:王力雄

中国应走出低利率时代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如果刻意用低利率政策去刺激总需求,短期内过度供给会因为需求的扩大而消失,经济也出现暂时繁荣。这样做,实际是创造一个更大的泡沫来替代一个正在破灭的泡沫

  全球低利息风潮

  近一二年来,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低利率政策,为的是维持宽松货币环境以便促进经济增长。如从2001年1 月以来,美国连续12次降低利息,以至美国利息降到40年以来最低水平。在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率屡创新低,日本央行被迫于1999年4 月正式宣布实行零利率政策,以刺激疲弱的本土经济。

  欧洲各国利率也随之连创新低。无论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近两年来其利率都呈下调趋势。如英国从2001年以来已降息7 次。而且这股降息的热潮也蔓延到了中國。自1996年以来,中國连续8 次降息,中國的利息水平早已跌落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可以说,随着美国不断降低利息,全球许多国家进入了一个所谓“低利息时代”。而1990年笼罩日本挥之不去的低利率到了21世纪则成了全球货币的主流政策。

  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利息时代”,这与刚落下帷幕的2002年世界经济状况是一致的。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都处于经济低迷、裁员不绝、通货紧缩、资产缩水、投资呆滞的状况中,而且这种经济不景气几乎成为横扫全球的传染通病,其影响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特别是世界金融市场,情况更糟糕,美国股市连续第三年下跌,其三大指数:道琼斯指数、标普500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了17%、23%和32%。其他股市如日本和欧洲,跌幅由20%至40%不等。香港股市全年跌了18%,即使是一向与世界市场潮流逆流而上的中國股市亦未能幸免,共跌了17%。面对着这样的一种状况,世界上的资金找不到一个高回报的地方,资金价格下跌也属正常。

  国内为何经济繁荣、利率走低?

  但是,尽管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国内经济仍然是一枝独秀。可以说,中國经济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政府公布的数据(如GDP 增长、投资、个人储蓄、个人消费等)上,更表现在民众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上(就拿我自己来说,去年所增加的耐用品及生活质量改善都是以往任何年份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民众的财富快速增长上(很简单的一个数据,光是国内个人储蓄存款去年就增长了1.7 多万亿元)。

  尽管中國经济如此繁荣,投资机会又如此之多,中國的金融市场为什么会进入一个“低利率时代”呢?国内“低利率时代”是市场自然生发的,还是政府管制下人为而成?如果是后者,那么其利弊如何呢?它对中國经济持续发展影响又如何呢?这种低利率时代是否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错误配置呢?特别是目前以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存贷差巨大,而广大的中小企业融资无门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大量的稀缺资金闲置,另一方面是许多中小企业只能通过高利贷才能获得资金。可以说,这些问题都与政府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密切关联。

  在市场体制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当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发生变化时,利率自然是随之变动了。当中央银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时,为的是增长市场的货币供给,降低资金市场的利率,减少资金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意愿,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也是凯恩斯货币政策的传统,即希望借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由利率的降低而刺激投资,再由投资及总需求的扩张达到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扩张性的利率(货币)政策可以产生效果的前提在于经济紧缩是由总需求的衰退所造成,这时的解决之道是运用较低的利率刺激企业的投资及民众增加耐用性消费品的消费,借投资和投资的增加促使社会经济复苏和经济成长。如果条件不是这样,其效应也不同。

  但目前全球的经济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并非是需求不足,而是整个世界产量过剩导致的供给过多。有人会认为解决产能过剩的方法也是刺激个人需求,用增加了的需求来消费过剩了的产能,这也正是目前不少政府连续降息或以低利率政策来应付这次全球经济不景气之思考逻辑。

  但是,人们是否想过,我们现在的过剩的产能实际上是过去几年来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膨胀的股票价格交相作用,使资金价格极度便宜,过多的资金追求有限的投资机会,正如同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一样,不同的是后者导致物价的上涨,前者则导致盲目的股票投资、盲目的实质投资、盲目的创业等,终于形成了股票泡沫、高科技业等泡沫和整体性的经济泡沫。在企业部门产能过剩、个人部门负债过重的情况下,希望以降低利率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个人部门扩大举债增加其消费,不啻于缘木求鱼。

  小心走上日本经济之路

  可以说,利率政策作为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好,一定会后患无穷。事实上,世界各国低利率政策都屡战屡败,其负影响更是不可低估。首先,中國股市投资风险大,其他投资渠道少,利息成了国内民众资本收益的最主要来源。如果利率过低一定使得民众的利息收入减少,从而降低他们的消费意愿和能力。近几年,利率越降越低,再加上征收利息税,按理说政府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民众的储蓄赶出来消费或赶入股市,但适得其反,不仅个人储蓄没有被赶出来,反之,个人储蓄在去年以近18%速度增长。对退休的老人来说,利息收入是其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也是其颐养天年之本,一旦利率过低,退休人士消费衰减最为明显,日本经济就是最好的明证。即使对大多数在职人士来说,低利率也会阻滞他们消费的增加。因为,利率的高低明显地影响个人财富累积的速度,若利率水准接近于零,个人财富的累积则完全依赖每年的储蓄,而非财富的利息。这种负财富效应加上退休人士的负收入效应,恐怕要比低利率政策刺激个人耐用品消费的替代效应要大。

  低利率政策容易导致错误的投资。传统的投资决策是只要投资项目的内在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该项目的净现值即大于零,那么该投资项目就会有利可图。而政府采取降低利率政策可使资金成本降低,使原本不应该进行投资的项目在利率降低后变得有利可图。但这样的投资决策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投资决策与投资执行是不可逆转的,即一个项目一旦进行,是无法再返回不进行了;二是投资所需资金不一定会在固定利率下一次融集到;三是利率并非固定,未来的利率也可能会上升。如果一个无利可图完全是因利率降低而执行的投资项目,一旦利率上升,使得未来的资金须以更高成本融集资金。这就可能使这个项目变成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在这意义上,国内人为的低利率政策是目前许多错误投资及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在市场条件下,其价格是自然形成的。但是,当这种价格是人为管制下形成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了。因为,在人为的管制下,政府能够通过管制的方式把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目前,政府过度压低利率,使得资金使用者的成本大幅降低,资金提供者的利息收入大幅减少,从而使利息收入从资金提供者手中移转至资金需求者。一般而言,国内资金的提供者多为社会储蓄大众,而资金使用者多为国有企业。低利率政策使利息收入由一般储蓄大众移转至国有企业,加上政府采取高利差政策,这样一块大利就流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那里。这样不仅使得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让这些国有企业不思进取,总希望从政府的政策上获利。

  而且,尽管国内低利率政策短期内刺激经济繁荣,但其长远负面效应不可小视。因为,产能本来早已过剩,并不是现有资源条件下总需求可以支撑的。如果刻意用低利率政策去刺激总需求,短期内过度供给会因为需求的扩大而消失,经济也出现暂时繁荣。但这样的需求是短期政策刺激的结果,它是难以为继的。这样做,实际是创造一个更大的泡沫来替代一个正在破灭的泡沫。而更大泡沫的破灭,则是经济萧条的到来。

  可见,从供需关系来看,在目前国内产品过剩及产能过剩基础上,如果以低利率政策来创造短期的经济繁荣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会再累积成更多的产能,一旦国内需求难以为继,下一次的产能过剩将会比前一次更为严重,这时,整体经济将严重地偏离经济持续发展轨道。

  总之,在中國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国内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是否有利国内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应该对此反思了。而且,如果仅是跟随世界低利率政策潮流,恐怕不见其利,其弊早已露端倪了。还有,从上面分析来看,国内近几年来的低利率政策的弊端早显露出来,如果国人不早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警惕,国内银行业不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或不加大国内金融业利率市场化进程,那么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负效应会更严重。政府希望这种低利率政策为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解困,希望以此把民众的储蓄赶入股市,这样做弊多利少。因此,目前该是国内走出低利率时代的时候了,否则步日本经济后尘也就为期不远了!

作者单位是中國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

原载:南方周末 2003-02-13

  作者:易宪容

失业问题最可能成为动乱的导火索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当前中國最大的问题,就是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连续27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可以称作全世界之最(可上吉尼斯记录)。这些情况,都表明已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

  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样多面临着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中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

  你看香港报纸,香港失业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个点,香港舆论就会大吵大闹,指责政府無能。但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麻木不仁,海外则喝彩叫好,讲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极!

  我曾经研究中國秦汉以下两千年的中國历史,研究中國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國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从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直到李自成、太平天国,无不如此。以至共產黨领导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成份也是靠无业、失业的农民。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國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所以当前的社会犯罪问题如此严重。听说两会代表对高法高检的报告不满意,抱怨治安不好,执法力度不够。其实问题在社会,光抱怨两院有什么用?仅靠严刑苛法有什么用?杀头能治国吗?不治本,贼愈杀愈多(曾国藩语)。为什么老子会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个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什么我们的增长率多少,哪些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國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1979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法国有一个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厄,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階級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共產黨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國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作者:何新

渐进改革之后——从改革到改制

星期六, 02月 15th, 2003

  自十六大之后,中國的改革与中國社会已经来到了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过去2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渐进改革的发展战略将无可避免地面临重大的抉择。1978年的问题是,中國的改革如何起步?是渐进还是激进?不论是官方、民间的学者,还是海内外的观察家通常都认为仲共的改革是渐进改革的典范。渐进改革的战略是相对于一步到位的、激进的休克疗法而言的。俄国是激进改革的典型。渐进改革从最容易的地方下手,把困难的问题(如大型国企改革、金融自由化、土地私有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搁到一边,从旧体制的外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去触动旧体制的关键部位。渐进改革有两大特点:尽量避免对旧体制伤筋动骨,二是只涉及经济改革,不启动政治改革。它具有在社会秩序大体平稳和政治权力框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重塑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的特点,基本上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地发生和推动的。

  现在的问题是,渐进改革走到尽头之后怎么办?以中國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國已经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施之后,渐进改革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特别是渐进改革中比较容易的部分都已经完全或大致完成,剩下的都是渐进改革啃不动的“硬骨头”。由于渐进改革战略能够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而渐进改革无法解决的问题却越积累越多。一旦中國经济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会日益受到质疑。失去经济增长势头的中國社会也将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资源来调和日益激烈的矛盾而面临危机。中國的新任领导人恐怕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余地来回避这些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枝节上的修修补补都已经远远不足以应对严重的挑战了,真正要做的是在根本的体制与统治方式上进行实质性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渐进改革,准确地说,是渐进的经济改革。前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在靠体制增量部分来推动的。而对体制的存量部分,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未有根本的触动。从改革到改制,就是要求把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

  所谓的渐进改革,事实上具有两种意涵:即速度上的渐进改革与数量上的增量改革。就是说,从速度上看,在中國已经发生的改革是属于部分的、缓慢的(分步走的)改革,从量的变化的角度看,渐进改革是指在旧体制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时,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如市场定价制度、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完善,逐步改革旧体制。为渐进改革辩护的人士认为:相对于苏联的改革是从一开始就直接对旧体制进行快速改革,中國的改革则从实际出发,不但采取缓进的改革,同时常常是绕过旧体制,另寻新的生长点,建立新的制度,从而可以避免改革时遭到阻力与困难,使改革顺利进行。在渐进改革派看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渐进改革不是以削弱国家能力的形式实现,因此国家能主导改革的进行,改革虽然可能会比较缓慢,但却走得比较稳健。

  渐进改革有多样的思想来源。其中之一是对激进主义的抵制。渐进改革派认为二十世纪的种种激进主义给中國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中國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国家或社会在政治改革中扮演的角色来说明政治改革的路径。同时渐进改革也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背景。渐进改革与以下的观点十分密切:在过去计划经济和集權政治体制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转型时期,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十分重要,因此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中國政治发展,靠树立国家的意志和权威强制地积累资本、有效地配置资源来加快渐进改革的进程。

  然而,渐进改革毕竟是靠回避制度存量来展开的。只要中國的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触动制度的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回避的时间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耽误的时间越多。不触动为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就不可建立起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而当今的现实是,市场化改革与政体改革首先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诉求。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中國的落实要求保障个人自由,阻止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不受节制的限制与干预,需求限制国家权力,而不是进一步扩大国家权力。况且,不触及制度存量的渐进改革将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的重塑

  渐进改革的终结带来的是合法性危机的深化。这里所说的合法性(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程度,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中國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与总体合法性基础的不断瓦解是分不开的。

  在中國思想发展的内部脉络中,当初十分务实的“不争论”战略或“只做不说”的实践方式,已经接近极限。统治的合法性开始在三个领域显露出危机。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危机。正统的意识形态已在早期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后来席卷中國的市场化浪潮中彻底丧失了感召力。自1978年以降,不论改革的步伐迈得多么快、多么大,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任何一届的领导人要放弃正统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合法性根本基础,但是并不拒绝对这一意识形态作局部的修补。“不争论”的提出证明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的存在,但是“不争论”只是暂时的回避,而不是解决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叁個代表”的提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正统意识形态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叁個代表”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调整。如果正统的意识形态高枕无忧,何必去作重大的调整?

  转型社会与改制的必要性可以从“政体改革”议题的挥之不去中得到证明。一个成熟的、程序合法性健全的社会是不存在大规模的“政体改革”的必要性的。为什么朝野都认为中國的政体改革有必要?这意味着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旧制度,的确有问题,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在政治方面改革的工作没有完成。民间对各个层级的直接选举的要求、呼吁与尝试也反映了政治程序上的改革的必要性。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对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做相应的、实质性的改革,这两个方面的合法性危机就会加剧。这时政绩的合法性就成了政治权力的主要依托,因为表现为“发展经济”的政绩合法性可以暂时和局部地缓解意识形态与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保持高速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与“小康社会”的提出显然是出自这方面的考虑。

  迄今的渐进改革靠的是政府而不是民间来主导经济增长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便是一个颇说明问题的注脚。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的。一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民间社会将难以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长期而不是短期的衰退。日本陷入这样的危机已达十年之久。经济增长越缓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彻底。

  就算是对政绩合法性的追求能够产生积极的后果,或者说,不论政绩的合法性多么牢固,都不能永久遮盖和弥补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经济增长不能代替合法性其他方面的缺失,正如人们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体改革来配套”。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带来短期政绩合法性的改革虽解决了一些旧问题,但是却在同时又在累积新问题。一旦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努力失灵,其统治的合法性将陷入总体的危机。当合法性的危机是立体的、根本的,那些治表的解决方案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合法性危机的。感受到合法性危机,不等于就自动找到了重建合法性的办法。合法性能否重建,关键要看其合法性自身是否有重建的可能。

  仅靠政绩合法性,就可以弥补乃至消除其它方面的合法性危机吗?显然不能。经验与常识都表明,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即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建立在政绩合法性一条腿上的政权,远不如建立在三足合法性之上的政权稳定。建立在政绩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旦政绩出现问题,民众就会质疑这个政权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和这个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依据的程序。比较政治的研究也表明,当一个政权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是威权政权跨不过去的政治门槛。印尼的苏哈托政权是最近一个在这道门槛上摔跟头的。

  从改革到改制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要不然渐进改革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改制毕竟要触动体制与制度的存量部分。如果改革存量的制度部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改革的任务早就完成了。当渐进改革走到尽头的时候,各种试图延缓改制的理论尝试也就陆续出炉了。例如,以黨内民主取代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黨内民主论”,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的“增量政改论”,以“吏治改革”代替政制改革的“吏治改革论”,以“政治行政化”代替“政治民主化”的“仁慈威权论”,要法治不要民主的“法治先行论”。所有这些替代论的出现,从相反的方面说明了从改革到改制早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联邦主义的趋向:地方的崛起

  从实际状况来看,中國经济的增长将从原来的由一两个政治经济中心来驱动逐渐演变为由若干个超级都市群来驱动,每个都市群将构成一个经济圈。这一变化将对中國的政治秩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与深入,政治权力的重心将不可避免由中央向地方转移。中國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在北京、上海或者其它几个少数沿海城市。地方对自身的事务将取得更大的支配权。中國未来若想成为超级经济大国,必须具备若干个人口在千万以上的超大都市群。现各种各样的都市中心已经显现出初步的轮廓。新的经济中心的出现、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加在未来的政治地图上一定会反映出来。在经济上,中國各个省市的重要都市中心的发展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随着政治权力重心的结构性下移和新经济中心的出现,中國的国家体制将会更加偏移有数千年之久的大一统中央集權模式。

  后渐进改革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将是地方的崛起与政治经济的多中心。渐进改革本身也是一个权力从不断高度集中的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虽然中间有程度不同的反复。在后渐进改革时代,中國将很可能再次进入一个由上至下的分权的时代。随着高度一统的中央集權的衰落和地方的崛起,在宪法意义上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今后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联邦主义话题近来在中國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示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中心时代的到来这一中國未来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國面临着政治制度、经济能力、生态环境和道德规范等各个方面的挑战。中國是否能够成功地应付这些挑战,避免发展的断裂和偏差,很重要的一点将取决于能否顺利地实现从渐进改革到改制的转变。当渐进改革退场之后,建设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改制性转型必然要登上历史舞台。

  转载自: 《思想评论》网站

  作者:刘军宁

中美冲突缘于彼此误读

星期六, 02月 8th, 2003

  好莱坞哗众取宠的风格为世人所熟悉,不过从观众的角度上来说,娱乐是第一位的,所以其中种种谬误可以置之一笑。不过好莱坞的诸多编剧,有时候倒真是有些有意思的观点。

  最近的大片《惊天核网》(theSumofallFears)叙说的故事,拿的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原型。说的是恐怖分子购买了一枚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遗落民间的小型核弹头,在美国制造了一次爆炸。美国方面立即怀疑到刚刚上台,一向以强硬著称的俄罗斯新总统头上。一场相互毁灭的全面核战眼见着就要爆发。这时,美国CIA的一位底层官员置生死于不顾,通过不那么正当的手段直接和俄罗斯总统对话,将灾难遏制住了。

  故事老套,不过其中所表达的彼此的政治误读可能导致的灾难,却令人印象深刻。假如这是真的,又假如没有这么一个神勇的CIA(当然,好莱坞的CIA永远是那么神勇的),世界将会怎样?

  江澤民来到了德州的牧场,在轻松的环境里与美国总统布什把酒言欢,对于两个大型国家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福音,因为这两个一个在磕磕绊绊中发展关系的国家,彼此又亲近了一些。但德州牧场的一场烤肉晚宴,是否能够解决掉所有的问题?如果这么想,也未免太天真了,撇开两国之间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争端不说,两国对彼此的政治误读的消除,就并非一日之功。

  美国今年虽然反恐任务繁重,但是间中还不断地发表报告来“恶心”中國一下,例如中國军力报告、参议院的中國报告等,其中当然并不乏大量地所谓“妖魔化中國”和“中國威胁论”的论调。包括资深军事专家费希尔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许多专业国际问题专家,都无不对中國的实力增长忧心忡忡。

  我当然丝毫不怀疑这些专家在写作这些报告时的诚意,也并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或者部分别有用心的政客在搞的一些政治把戏——在美国,任何一份严肃的报告,都要掏出纳税人或者公司老板的很多钱,没人敢拿这个随便开玩笑。但是恰恰因为他们的真诚,才使得事态显得格外地令人担忧。

  虽然中美两国从1972年初步接触到1979年正式建交,直到现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交流,但是双方对彼此的政治文化基本并不了解。无论在美国出台的任何一份官方文件中,对中國的意识形态担忧从来没有减少过,但是反而对中國政治文化的传统却失之阙然。

  我们当然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经过怎样可怕的变故,政治文化传统是无法在短期之内消失的,如果说上层结构的确有了一些明确的变化的话,要改变下层的政治治理结构,仍然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只有时间才能真正的消除这些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力。

  在美国人的眼里,有两个有关中國的思维使他们寝食难安:一是意识形态,二是地区称霸。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说,中國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基本上打破了以往的以计划指导为政策导向,以社会运动为行动方式的行为模式,市场的力量已经在国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一种变化下,国家希望以全民动员的方式来推行意识形态的政治行动,在民间无疑会遭到巨大的压力(尤其如果如今谈到所谓的解放全人类,只会沦为民间谈笑的话柄,而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理想)。更何况中國领导人的现代治理思维早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观念,如今所强调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而冷战的结束,已经使意识形态斗争退化到了国际领域一个非常次要的畛域,美国政治层对这些信号的置若罔闻,显然与前代紧随国际形式变化而调整政策导向的一贯作风,有所背离。

  再从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政治文化传统,虽然在建国的前数十年,政府强力推行意识形态教育,但在民间层面和低层政治治理结构上,这些政府主导的教育实际上仅止于表皮,中低层官员依靠推行这些政策来实现个人或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普通民众则以皮里阳秋的方式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所以,在农村和市民阶层里,他们的政治文化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社会,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农村家庭中供奉领袖像。底层的政治治理结构仍然保留着家族式、幕僚式的政治文化。

  所谓地区霸权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无稽之谈,而且更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國的政治文化的一窍不通。在中國的历史上,的确曾经有过入主部分朝鲜半岛土地和部分越南土地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统治者,或言皇帝看来,“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尊重邻国的主权,根本就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国土的一部分——这些军事战争,往往是发生在邻国变乱,群雄无主时。相反地,对待那些主权十分明确的国家,比如日本、印度、阿富汗、俄罗斯,中國往往就会以派出使节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蒙古时期的中國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