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由于涉及朝鲜战争的各国战争档案还没有完全解密。关于究竟是谁打响了朝鲜战争的第一枪这个问题，至今还在战史学家那里争论不休。至今韩朝双方仍各自指责是对方首先发起了战争。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是否有人思考过为什么每年的6 月25日被定为北朝鲜的“祖国解放日”，而不是南朝鲜的“祖国统一日”？再看战争爆发时各方的一些反映：斯大林“不以为然”，毛澤東“不觉奇怪”，杜鲁门“慌了神”，这些都是在权威报道中可以找到的字眼。这说明了什么呢？中苏至少是有心理准备的，而美国人直到战争爆发时仍未采取真正的有效措施！既然我们认为美国人必然是支持南朝鲜的，但是谁有见过美国人打过没有准备的进攻性战争吗？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都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现在的很多报道称当时美国驻日本的第八集团军已做好了战争准备，可是你认为以当时美军的实力，可以仅仅用一个负责占领日本的集团军来和有苏联为靠山的整个朝鲜人民军抗衡吗？

　　让我们再来看看朝鲜半岛开战以前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朝鲜人民军几乎是中國和苏联的完美杰作。翻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 野战兵团军史，你是否会发现大量的干部（特别是朝鲜族干部）在解放战争之后便没有了下文，或者只是草草一笔代过。事实上，这些优秀的干部被派去了北朝鲜，准备参加“社會主義阵营的解放战争”。这些干部刚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解放軍中的优秀指战员，有着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毛主席所说的：人是战争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事实上，超过两个解放軍的整编师被移交给了北朝鲜，使朝鲜人民军的作战实力大大增强。

　　再看苏联方面，1945年苏联同日本宣战，进攻驻中國东北和朝鲜的关东军集团。金日成率领一个师的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军第1 步兵师）随同进攻，直至38线才停止。（这里介绍一下38线，它最初是1896年由日、俄划定的。1945年苏联进攻朝鲜半岛的时候，美国人在朝鲜的兵力部署几乎等于零。为了和苏联人争夺并瓜分朝鲜半岛，美国人继承了19世纪瓜分非洲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即直线方式），一位名为迪安. 勒斯克的美军上校重新提出了38度线。这条著名的线并不是平分朝鲜半岛，而是北方所管辖的范围略大于南方，这是当时美军在朝鲜半岛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为了使苏联认同这条线而不得不采取得妥协性措施。就在苏军占领平壤的这一天，美军第七步兵师才在朝鲜南部的仁川港登陆。杜鲁门在事后知道斯大林并不反对，这才后悔没有把分界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北纬三十九度线上，因为这样的话中國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范围之内了。）战后，朝鲜人民军扩编为10个师加若干个獨立装甲旅、团，共有13.5万人，仅从苏联方面就接收了150 辆T34 坦克（其中有30辆为T34 －85，美南在交战初期始终无法击毁这些重型坦克），600 门火炮，196 架飞机。这些武器绝大部分是苏联在远东的军工厂制造出来的，在当时属于极其先进的武器。1950年3 月金日成再次秘访莫斯科时，换取了苏联对北朝鲜的有偿援助：北朝鲜以9 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 万吨其他矿物，换取苏联价值1.38亿卢布的足以武装三个重步兵师的武器装备。

　　南朝鲜军则是由朝鲜警备队（相当于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发展而成，编制8 个师，共计9 ﹒8 万人，27辆装甲车，89门火炮，32架飞机。在美军撤退后（见后文介绍），留给了南朝鲜15万支步枪和近2000门各式火炮及装甲车用以抵挡北朝鲜可能的进攻，但其中大部分是日式步枪、速射炮和掷弹筒。南朝鲜军不仅装备低劣，士气也十分低落，先前大部分军官连坦克都没有见过。光看李承晚为了使南朝鲜军总兵力达到15万人而颁布的《兵役法》中规定的年满17至60岁的男性必须入伍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南朝鲜兵源并不是十分的充足。各地都不断有叛逃事件发生，丽水叛乱中曾发生过近一个步兵旅的士兵集体起义，投奔朝鲜人民军的事件。可见，北朝鲜不仅在武器装备上占了较大的优势，还在军心稳定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

　　再看民心掌握度方面，1946年，北朝鲜的土地改革开始，约70万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一心跟随金日成恢复北朝鲜的经济建设。而在南朝鲜，麦克阿瑟将占领日本时所用的一套强加在南朝鲜人身上，导致原本已经贫困潦倒的南朝鲜人在民族反抗意识的作用下不断爆发示威、游行等形式的抗争，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十月抗争”（即大丘起义）。

　　1948年，金日成建议“召开一个由南、北朝鲜所有民主政黨、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当前措施之一”。会议反对南朝鲜单独举行选举，致电美苏两国撤走军队，让朝鲜人民在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在美国人的操纵下，南朝鲜的选举终于举行了。此后不久，苏军完全撤回至苏联境内，而美军至少还有两个陆战营（包括后来几乎全军覆没的史密斯营）驻扎在南朝鲜。朝鲜半岛的统一终究没有实现，这也正是导致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面是一段节选自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中的描述朝鲜战争爆发一瞬间的片段。

　　“三八线的最西端位于朝鲜半岛海州湾的最深处，这是一块盛产粮食的湿润洼地。从这里一直向北，在三八线两侧对峙的是北朝鲜的第七警备旅和南朝鲜的陆军第十七团。

　　1950年6 月25日（星期日）凌晨4 时，夜色漆黑，大雨滂泪。

　　突然，一道比霓虹灯还明亮的橘红色的光线穿透雨夜升起来了。

　　炮火！坦克！湿淋淋的士兵！

　　紧接着，从三八线最西端开始，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像燃烧的导火索沿着南北朝鲜300 多公里的分界线向东飞速蔓延，一个小时后便抵达东部海岸。5 时，三八线上数千门火炮开始射击。在炮火的映照下，稻田里翠绿的稻苗被裹在泥水里在夜空中腾飞，而上千辆坦克冒出的尾烟蜿蜒在朝鲜半岛的中部，犹如扑上整个半岛的惊涛骇浪。“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进攻的一方在进行火力准备。虽然战前双方都有一半以上的兵力部署在三八线上，可是当上千门火炮及坦克出现在三八线上的时候，谁会认为那是南朝鲜军的武装呢？没有人愿意挑衅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去占领他们的土地！根据朝鲜战争中的记录来看，北朝鲜军队从一开始就“据敌于国门之外”，没有半寸土地被南朝鲜占领过，朝鲜人民军于战争爆发三天后开始进攻南朝鲜首府汉城，四天后便攻克了这座象征着南朝鲜政权的都市。试想一下，在战争初期，如果南朝鲜军处于攻击状态，怎么会在进攻失败的情况下反而在短短一星期内丢掉自己的首府呢？汉城战役后，南朝鲜军的主力大部被歼，大量装备被遗弃在汉江以北，残余的2 万余败兵逃过汉江，北朝鲜的“无敌坦克”将可怜的南朝鲜士兵从汉城赶到了釜山！然而由于部分南朝鲜军的顽强抵抗，一个月后朝鲜人民军仍然没有攻占整个朝鲜半岛，双方在釜山一线展开了较为激烈的拉锯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

　　由此可见，朝鲜战争的真实情况是：由于各种内因和外因，北朝鲜首先打响了进攻南朝鲜的战斗，其实质是经中苏武装之后的朝鲜人民军进行的“统一祖国的战争”。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战争，从此东西方两大阵营在这个狭长的半岛上展开了铁与血的较量。

　　作者电子邮件：cwav@etang.com

　　作者:陈威

　　背景

　　1974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揭开中美关系新的篇章。中美两国从此开始酝酿关系正常化。这对当时仍与中國和好而与美军交战的越南来说，却无疑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将意味这中國将有可能减少甚至终止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

　　越南心中不满，转而全面投向苏联。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苏联来说，也是一大坏消息。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中苏自六十年代交恶，从此成为死敌。中國也从此成为孤家寡人，环顾四周，并无一个朋友。苏联原本想利用越南达到对中國在战略上实行全面包围，形势对中國极其险恶。

　　老一代中國领导人当然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同越南关系逐渐恶化，越南投靠苏联倾向逐渐明显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战略上的不利形势以达到对抗苏联的目的，就日益成为中國的迫切需要了。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中日益不利，失败已成定局，心虽不快，也数无奈。通过韩战和越战，使美国了解到了新中國的力量和在地区事务的分量，美国国内开始有人主张同中國全面发展关系，以谋求在亚洲地区实现和平，同时对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展进行遏制。而这一点，竟然同中國的利益惊人的一致，因为中國就是需要寻求这样的战略“盟友”。

　　共同利益使中美一拍即和，接下来季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及建交谈判，不一而足。中美接近对越，苏无疑构成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華的举动。对内大加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搔扰我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及边防军，入侵我国土拆毁我界碑。中國政府一向以和为贵的主观愿望对其所行尽力忍让，更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

　　然而，中國并非无能之辈，暂时忍让仅仅是由于时机未近成熟，不便大动干戈。当时机来到，便给与越南狠狠教训，这是后话。总之这印证了这样的话：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1979年中美建交，鄧小平随后立即访美，被问及对越政策时，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其实大军早就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了！

　　1979年对越反击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广州军区各单位完成一切行动准备，等待行动命令。十二月八日，仲共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十二月十三日，下达开进命令。次日，广州军区参战各单位一边开进，一边编组，十二月底到达集结地域。中國边境一线十二月二十五日封锁边境。

　　当面敌情

　　解放軍东线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部署有陆军11个师另9 个旅/ 团。成两线配置。

　　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6 个师另6 个团。

　　其中，325B师位于先安地区，338 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3 师和473

　　师位于谅山地区，304 师位于北山地区，346 师位于高平地区，广宁省43团位于芒街地区，244 团位于河浍县地区，576 团位于茶灵地区，49团位于保乐地区，另外在边境各县各有一个獨立营。

　　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区，部署5 个师另3 个旅/ 团。其中312 师位于太原地区，431 师位于慈山地区，327 师位于东潮地区，329 师位于鸿基地区，242 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河北省196 团位于谅江地区，38旅位于东幕地区，98团位于陆岸地区。

　　中越边境一线越军有27个公安屯，我钦州地区防城当面6 个，南宁方向13个，百色当面8 个。公安屯小的几十人，大的百余人，下辖1-4 个机动班及侦察组，群众工作组，后勤组等。

　　越战略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军在河内地区。

　　东线战斗第一步战斗重点为高平地区的越346 师和位于谅山，同登的3 师。

　　346 师又称“高北师”，师部驻高平南俊，下辖步兵246 团，677 团，851团，炮兵188 团。其中246 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9 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

　　3 师又称“金星师”，师部驻谅山及以南，下辖2 团，12团，141 团，炮兵68团，该师原驻南方，76年6 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141 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12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

　　浴血穿插

　　反击战在东西两线同时展开，东线指挥许世友，西线指挥杨得志。

　　我军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东线兵团编为北集团张、刘首长，南集团杨、陈首长，东集团朱、郭首长，机动集团诸、赵首长。12月25日封锁边境，26日大军云集广西中越边境，箭在弦上。次前一周，许视察了凭祥部队，该部首长为边贵祥，时任55军军长，原55军163 师师长，军区参谋长周德礼原为55军军长。

　　1979年2 月17日，我东线5 个军10余万人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3 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獨立营，向通农前进，助攻部队正在茶灵方向与敌激战，呈胶着状态，一线尖刀部队陷入苦战。

　　同日，我军西线5 个军约10万余人在杨得志指挥下，从云南边境攻入越南南集团突破布局关，歼敌獨立营，43军坦克团3 小时(11 时) 进至东溪，14时48分42军126 师378 团杀到，18时376 团也与坦克团汇合，巩固了东溪防御，43军坦克团脱离步兵掩护，单独防御东溪3 小时，显示我军步坦协同问题较大，如果不是越军处于被突破初期的混乱中，该团处境堪忧。水口方向已夺占大桥，并架好骡马桥。东集团突破同登。空军部份战机起飞，沿边境我方一侧巡逻，海军部份战舰进入北部湾保卫石油平台。

　　当我主力穿插部队通过那冈河逼近东溪时，越军17日下午扒开东溪以东山区水库，造成纵长800 米，宽约70米，泥水深1 米左右的泛滥区，这是南集团、军区前指没有料到的( 这反映我军对越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部队是一边向前进攻，一边侦察敌情) ，军区急调工兵2 团三个连，两个民兵营和700 民工紧急抢修。

　　另决定部队改由水口大桥通过，经过复和县城，上靠松山，进入四号公路，追赶徒步进攻的步兵部队。但事实上水口作战部队并未打下复和县城，穿插路线上的要点还控制在越军手中，原担任该地区作战的部队无法继续攻击上述地区和要点，一部份部队被越军击退，军区前指果断命令19日到达龙州的机动部队在水口、复和地区加入战斗，机动兵团体力充沛，战斗作风顽强，乘汽车成两路纵队边打边进，立即攻打平江架桥地区周围要点，舟桥84团1 个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作业，先后付出20余人的代价后架起了浮桥。

　　此时被堵在班翁水障的部队迅速沿水口、复和、靠松山、四号公路向高平城开进，然而临时改变进攻路线，曲折迂回，一路白白浪费一昼夜时间，使用机动兵团，在打通四号公路的强攻中，部队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特别是搭乘坦克的步兵部队，一路上更是横遭惨祸。一些部队为了让搭乘步兵不被甩下坦克，竟用背包带将士兵固定在坦克上，结果导致穿插部队遭袭击时步兵不能及时下车作战，几乎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些士兵至死还捆在坦克上，惨不忍睹。笔者在军区内部记录片上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我军搭乘步兵的坦克部队在一个山口处遭敌反坦克混合部队伏击，狭路相缝，首车被击毁，第二辆坦克接着上，前仆后继，路边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上四名战死的战士临死尚不瞑目，姿势几乎一样，一根背包带将他们的身体紧紧帮在坦克上。

　　在高平战区执行穿插的两个部队展开了异常艰苦的挺进，“高山下的花环”已经非常形像的为大家展现了其中的艰苦，事实上，穿插部队饱受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定一昼夜穿插到位，合围高平越军，实际上穿插四昼夜。期间穿插部队首长为了按时穿插到位，一路不与军区电台联系，以至于许和尚大发脾气，战后全军通报批评。其实许和尚并不了解四野部队的战斗作风，其实即便与军区联系上了，军区又能给他们什么支援，为什么战前不仔细勘测地形，精选突破地域，为什么战前竟想不到敌人可能破坏道路，扒开水库？为什么因循守旧，拼死去强攻敌重兵守卫的水口布局关，而不迂回绕过？就好像西线杨得志避开老街正面从两侧插入敌后，虽然夺取时间较晚，但伤亡小，为什么战前对敌情的了解往往与事实不符？为什么没有料到敌人会在我军迂回穿插道路上大量布雷，标定火力打击诸元？事实上一些穿插部队是被越军火力打垮的。一句话，打仗想当然，用老经验套新情况，参谋军官老化，不知己知彼。

　　扫荡越北

　　2 月18日，越军发现我穿插部队，急调346 团，851 团2 营、3 营9 连，特工20营和一个冰雹“反坦克火箭炮兵连”进占高平以南博山之651 、526 、490高地，企图阻挡我军南集团穿插部队，掩护主力撤退，19日我南集团先后战穿插路线上的地雷阵、竹签阵、人工断壁，突破层层阻击，歼灭了上述越精锐阻击部队，其中缴获的越军苏制冰雹反坦克火箭弹现在还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2 月20日，南集团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高平市区，至此南集团穿插部队基本到位。

　　就在南集团穿插企图被越军发现的同时，我北集团的行动也同时被越战区指挥官判定为是穿插迂回，客观的讲越军对我传统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抄战术的理解决不亚于我军。越346 师急调一个连乘汽车抢占天险安乐，企图迟滞我北集团快速穿插部队推进速度，我北集团快速部队由坦克团1 营及搭乘的67团2 营组成，从通农出发，向河安方向前进，直插扣屯，控制扣屯要点，造成尖刀突破的有利态势，67团主力随后跟进，2 营主力当日在安乐地区与越军乘汽车阻击的一个连遭遇，该营及时请示，越级上报军区前指，许司令下令歼灭之。

　　但由于当时三军不佳的通讯指挥系统以及业务人员缺乏训练，传到下面走了样，竟成了原地组织防御。结果尖刀部队没有及时完全占领扣屯地区，我北集团第一歼灭目标越852 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而当时由于情报不准，以为越852 团在班庄，这支部队劳师费时，翻越重重大山，进入天奉大岭时遭敌阻击，道路被毁，前进受阻。

　　至此，我北集团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高平敌军只有由南集团歼击之。军区前指另调机动集团龙州旅从西面避开越军阻击，会攻高平城，此时班翁水障经过我工兵、民兵抢修排水，终于在31小时后能够通行，前运后调趋于正常，后勤供给重新畅通。

　　2 月24日，龙州旅，南集团准备就绪，东西南三面会攻高平，由军区吴忠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前后7 小时激战，25日0 时25分占领高平省城，但歼灭之敌只是掩护部队，越346 师下落不明，25日前指下令各部份段清剿扫荡，由南北集团组成铁臂来回搜索清剿，机动集团寻歼346 师师直及指挥所，2 月26日至3 月上旬，346 师及地方残余部队基本被歼灭，但没有发现346 师指挥机关，估计已经逃出合围圈。

　　东集团2 月17日-2月23日奋战同登，发扬我炮兵火力优势，全歼当地越军全部，创造东线第一个歼灭战范例。2 月27日东集团加强部份师团，进至谅山外围，7 时50分进行10分钟炮火急袭，8 时各步兵分队展开，29日扫清外围，3 月1 日9 时30分集中300 门火炮，30分钟落弹几万发，当时许和尚已经打红了眼，亲自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事实上何止许和尚打红了眼，东线饱经磨难、血染征衣的各参战部队早就已经是地煞星附体，怒火三万丈了，命令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

　　越军自河内增援最精锐之第308 师向谅山展开逆袭，并使用化学武器。3 月4 日，308 师被我军击退，我军攻克谅山。我西线大军2 月20日攻陷老街，经朗多、封上、3 月4 日攻克沙巴。

　　至此，越北各重镇被我军控制。自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國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大军云集，千钧一发，威逼河内的态势已经形成，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3 月5 日军委下达撤军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途中一路实行焦土政策，能拿走的机器设备全部拿走，能破坏的公产全部破坏，是为惩罚。东线部份伤亡惨重的部队撤退时，拼命盲目扫射放炮，发泄愤懑。3 月16日撤回国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告一段落。

　　79年对越之战对我影响之大，超过历次卫国战争。众所周知的原因就不多讲，光就其惨烈程度就直逼朝鲜战争。尽管韩战我军伤亡将近60万人，对越只伤亡2万6 千，但60万人多半伤亡于美军优良装备之手。我军对美步兵作战素质向来蔑视，对其战法也呈批判态度。事实上，志愿军当年赢得韩战胜利，一半靠志愿军优良的战斗素质、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半靠志愿军高对手一筹的战法。美军始终没有很好的应对战术，更不要说从战法上超过志愿军。但对越作战，使得我军首次面对一个与自己曾经如此相似，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论是军事作风还是战斗素养，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人文思想。

　　有人说两个社會主義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无法理解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中越在79年的战争中让双方更真实的认识了对方，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正规军付出3 万9 千的伤亡，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伤亡多少，还是未知之数，双方合计伤亡绝对在10万以上，从2 月17日到3 月5 日，短短19天伤亡10万，日均5000人。

　　不必忌惮自己的缺点，从那时起，我军建军思想得以拨乱反正，从政治运动时期一味强调人的精神力量第一，转到了并重的正常轨道。79年之战告诉中國军人，光不怕死并不能战胜敌人，精神原子弹炸不死人，正规化建设应当包括优秀的训练素质，出色的指挥艺术( 当时中國军队实际上只重视培养士兵，缺乏知识的士兵很难适应现代军官的指挥要求) ，精良的装备。

　　应该感谢越军，它就好像中國军队的影子。跟自己的影子作战是痛苦的，但只有从影子身上才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明白提升的必要。大家可以看到79年之后解放軍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军校成了吃香的地方，教师政策得到落实，军事思想研讨空前活跃，军事理论成就众多，战法思想研讨更加贴近实战，开始摆脱纹革时期僵硬的人民战争理论。这里应当感谢粟裕将军。他在生命的黄昏时期再次大放光芒，首先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并多次用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作为理论依据。

　　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解放軍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軍的面貌出现了惊人的变化，这从81年、84年、87年历次边境战争中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一支有知识的部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特殊的军人气质，相比之下，对面的越军不论从精神力量、战斗素质、指挥艺术、战法到武器装备都开始走下坡路，而这就是对越作战的最好回报。

　　两山轮战

　　1984年4 月28日，昆明军区( 后并入成都军区) 第14军40师和49师分别对老山、者阴山一线越军展开大规模拔点战斗。经一日激战，40师一部7 分钟占领662.6高地，5 小时20分攻上老山主峰。下午，两个主力营向船头、八河里东山方向推进，占领敌10余个高地。

　　49师在师长廖锡龙带领下，以阵亡不到百人的辉煌战绩，占领者阴山全线，前推松毛岭一线，全歼敌两个连，毁灭性打击敌两个营，击溃敌三个团，敌伤亡数字不详。这是因为我纵深重炮部队对敌纵深增援团队( 如者阴山之战中，越增援一个团被我一个排阻击时，被我两个重炮团集火密集炮击，敌尚未下车) 炮击，使敌伤亡重大，但伤亡数字不详。

　　两山血战，以老山战场最激烈，最残酷，以者阴山之战打得最有魅力。廖锡龙不愧将才，大战之前，亲自侦察敌情，勘察道路，为迂回部队选择最佳迂回道路，总攻之前，两度推迟总攻时间，在老山之战开战后40分钟才发起攻击，使得迂回掉队部队得以及时到位，匆忙赶到的部队指战员得以利用宝贵时间调整部署，休整部队。

　　事实证明，两次调整总攻时间十分必要。部队战前准备了200 口棺材，战后，100 口都多。此战之战果，不仅14军军长，军区首长没想到，许多参战官兵都没想到。须知，当时越军炮兵还是有对等还击的气概的，双方炮弹空中相撞的事情并不罕见。战后，廖锡龙升任14集团军军长，当选84年十大风云人物，数年后，晋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老山之战则打得十分艰苦，你来我往，拉锯战频繁。比较有名的战事有84年“4.28”之战，“6.12”之战，“7.12”之战，其中“7.12”之战规模最大，越军313 师两个团，316 师一个团，312 师一个团，345 师一个团，一个特工团，共计六个团的部队对我14军40师一个团的阵地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松毛岭大战打得惊心动魄，7.12敌反扑情况战前我已掌握。

　　凌晨，我以两个炮连在阵地前300 米处进行火力侦察，两轮炮击，击毙敌两名营长，敌伤亡重大，但敌军轻伤员无一呻吟，重伤员致死不动，失去指挥的部队蛰伏如前，不慌乱，不暴露，无线电静默，纪律和素质令人敬佩，颇有志愿军邱少云之精神传统。前指见没有情况，下令除一线保持警惕外，其余睡觉，凌晨越军扑上我军一线阵地，来势十分凶猛，我军集中老山地区所有炮群，甚至师属坦克营也一字排开，展开火力封锁，打敌后续梯队，封锁我阵地前沿300 米一线，打成3 道火墙，整整一个上午，敌军主力没有接近我主阵地，下午，2.5 个基数的炮弹全部打光。

　　越军一个营趁机抢占我一个高地。下午，我军一个榴弹炮营配合进攻，一个排45人15分钟夺回，当我军攻上高地时，敌军一个营几百人，只剩下6 个活人。越军十分顽强，六个团轮番冲锋，少有地发动了营团级集团冲锋。事后证明，这是本此战斗中最愚蠢的举动。白白遭受灭顶之炮火覆盖。一整天，敌被阻于松毛岭一线寸步难进，阵地前留下了3000余尸体，占整个两山之战越军伤亡总数的43%.

　　84年至89年，七大军区轮番派部队参战，兰州军区47军，沈阳军区16军23军，北京军区27军，38军( 侦察部队) ，南京军区12军，1 军，广州军区42军，41军，济南军区67军，26军，20军，成都军区13军均分别参战。

　　其中27军，38军，67军侦察部队表现出色。67军199 师担任老山防御作战，取得重大战果，是轮战部队中表现十分出色的部队，14军是参战最久的部队，战斗中先后涌现了“李海欣高地”，孤单英雄陈洪远，史光柱，英勇无畏九战士等光荣集体和个人，老山对越轮战，对我军建设影响深远，众多新星从中涌现，大批部队得到锻炼。

　　更重要的是，越南长期被我牵制，无法修养生息，30年的战争经历，并不是值得夸耀的历史，越南的国力日见空虚，更重要的是浪费了10年的大好时机，错过了起飞的大好机遇，同时越南也拖住了苏联的后腿，每年的大量援助和阿富汗极大的削弱了苏联，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完)

原载：军事纵横

　　作者:军事纵横

　　随着美军大兵压境，侵伊战争一触即发，国际政治舞台上平常那些彬彬有礼、枯燥乏味的外交活动也变得火药味十足而且充满戏剧性。美国总统小布什越来越频繁地自称为“国际社会”，加拿大的官员们却称小布什为“白痴”。美国昔日的欧洲盟友法、德两国公开反对美国对伊动武，而一些非洲小国竟成了美国外交官们讨好的对象。尽管美国人一向以“民主专业户”自居，但是民主的土耳其却成了美国发动侵伊战争的独木桥，而封建、獨裁的海湾诸国却成了美国的通向战争的阳关大道。

　　上述纷乱复杂的现实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或地理位置等某一个理由来解释，如果我们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行动，有助于理解其发动战争的深层次原因，了解美国指导战争的思想方法和规律。

　　美国战略思维来源于英国

　　虽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早已经没落，但是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很大部分来源于英国。首先，由于美国历史很短，不得不借助别国的历史经验。其次，历史上北美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美国统治集团的核心，仍然由是信奉新教的英国后裔组成的，所以美国学习英国的经验最方便。第三，19世纪90年代美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学习强国的经验是最自然的选择。第四，美国在北美大陆上没有强敌，又有两大洋与欧亚大陆隔开，其战略地理环境与英国有相似之处。美国的战略思维在学习英国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英国战略思维

　　英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度曾经是世界头号强国，其战略思维最主要的有三点：第一、对亚、非弱小国家采取殖民主义以养肥自己。第二、对欧洲国家采取的分裂手段和均衡政策以从中渔利。第三、采取间接路线战略达成目的(见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上述三点贯穿于整个大英帝国的历史，英国的强大与衰败，都与这些战略思维有关，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英国对亚洲、非洲的殖民历史是尽人皆知的，在此不复赘述。广阔的海外殖民地是英国的产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是大英帝国的金库。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英国的殖民地相继獨立，英国丧失了大量财源，逐步由一个日不落帝国萎缩为一个欧洲岛国。

　　英国对欧洲国家的分裂和均衡政策则可以在欧洲历史中找到证明。随着英国国力的消长，其不同时期对欧洲的分裂和均衡政策有不同的手段。早期的规律是，英国总是联合欧陆上相对弱小的国家打击相对强大的国家。比如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盛的，英国联合普、奥、俄等国，组织了多次反法同盟，虽然经过多次失败，但是由于英国本土始终未受战火摧残，所以每次都能卷土重来，最终把法国打得油尽灯枯，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同理，当德国强大时，英国又联合法国和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使德国从此一蹶不振。二战结束后，英国虽然已经无力左右欧洲的局势，但是英国根据其分裂和均衡政策，竭尽全力阻挠欧洲的统一，英国在欧盟、欧圆等问题上一向持消极态度。当英国的力量再也无法阻止欧洲统一进程，特别是德、法越走越近的时候，英国转而采取靠拢美国的手段，借助强大的美国以平衡欧洲大陆的力量。手段虽然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分裂、均衡的老把戏。另外，当英国无力统治其殖民地时，也经常用分裂手段埋下祸根，以期卷土重来。当今世界很多热点问题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伊拉克和科威特边界等问题，都是英国分裂政策埋下的祸根。

　　今天英国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最积极的支持者。美国的盟友中，不少国家提供了赞成票、宣传机器和军事基地，但向英国这样实实在在出兵助战的国家并不多。每当小布什宣布要“率领盟国……”，其实就是“率领英国……”而已。尽管国际反战人士对英国和布莱尔有种种非议( 纳尔逊·曼德拉甚至把英国首相布莱尔称为美国的“外交部长”) ，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英国完全成了美国的附庸，客观的说英国仍然是个有獨立意志和利益的国家，英国的统治集团只是按照自己的战略思维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现在，法、德两国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政策，与美国矛盾加深，美国提出“新、老欧洲”说，正好符合英国的利益，唯一遗憾的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演技太差。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演技有时比剧本还重要。即使在英国议会下院，布莱尔古怪的乡下口音也只能给他赢得倒彩。如果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那样纯正的英国口音说同样的意思，效果会好得多。

　　所谓“间接路线”战略，是指英国在欧洲爆发战争时，不直接参加战争，而是利用海上力量的优势，夺取制海权，切断敌方的海上贸易。然后夺取和控制大陆边缘，最后在大陆国家两败俱伤之后，英国再出来夺取胜利果实，这样风险最小，而且一举多得：不但削弱了现在的对手，而且还削弱了现在的盟友( 下一场战争的潜在对手) 。这种“间接路线”战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成功的，英国可以集中资金发展海军，强大的皇家海军保护了英国的本土、海上交通线和海外殖民地，使英国从殖民地源源不断获得财富，在欧洲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并能伺机击败对手。直到第1 次世界大战，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德国大规模使用潜艇，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受到沉重打击。第2 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轰炸机使英国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德国潜艇几乎扼死英国。为了击败德国，英国不得不用黄金和海外殖民地向美国换取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英吉利海峡不再成为保护英国的屏障，两次世界大战最终英国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帝国。

　　美国对英国战略思维的继承

　　美国是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赶上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仅搭上了末班车，在美西战争中夺取了菲律宾。但美国的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挥之不去的“殖民地情节”，所以，当奠边府战役之后，法国殖民者被迫撤出越南，美国认为自己填补法国人的空缺是天经地义的，唯一没想到的是，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竟在小小的越南一败涂地。

　　在制造分裂方面，美国同样继承了英国的战略思维。对中國，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进行分裂活动，美国曾长期出钱、出枪支持西藏叛匪，甚至在美国国内设有训练基地，还利用美国飞机空投物资、人员，对中國边境地区展开恐怖活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支持台獨势力，从资助、包庇流亡的台獨势力开始，一直发展到出售先进武器，甚至于开展美军和台军的联合训练。美国上述行动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利用分裂势力遏制中國的发展。在朝鲜半岛，每当南北双方出现和解的迹象时，美国就挑起事端，制造紧张空气，特别是针对金大中的阳光政策，美国更是不遗余力的加以破坏，否则，如果朝韩关系缓和，美国军队将很难有理由继续赖在当地。美国对南联盟的分裂行动取得了成功，南斯拉夫被肢解成多个小国，而且互相仇杀，美国因此打掉了俄罗斯重返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桥头堡。在中东，美国利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牵制和削弱阿拉伯国家。在海湾地区，美国先出售大量武器( 包括生化武器) 支持伊拉克对伊朗作战，然后又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最终的目的是避免盛产优质石油的海湾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和美国抗衡。在伊拉克内部，美国又扶植南部的什叶派、北部的库尔德人。目前美国正准备把伊拉克肢解为南、北、中三个国家，以便长期控制。唯一出乎美国意料的是，美国扶植库尔德人的计划引起了土耳其的警惕，反而损害了美国的侵伊计划。

　　“间接路线”方面，美国是英国最好的学生，从地理环境看，太平洋和大西洋仍然能为美国提供保护。第1 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最后参战，摘取胜利果实的做法完全出于英国人的教育。传统的“大陆边缘”战略认为只要控制了大陆边缘地带，就可以控制整个大陆。主要指导思想是：在经济方面，通过控制大陆边缘地带来控制海洋、进而控制海上贸易，进而在综合国力竞争上占优势。在军事方面，这些基地平时主要用于侦察、监视、巡逻，临战时可以保证美军迅速部署，进攻时可以从这些基地起飞轰炸机攻击大陆上的纵深目标。防御时可以通过海上封锁来削弱并最终击败对方。这个学说对于海上强国有利，比维持庞大的陆军直接占领大量土地的成本要低。100 多年来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这个“大陆边缘”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沿大陆边缘：南朝鲜、日本、新加坡( 以前还包括台湾、南越和菲律宾) 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部署了陆海空军，目的是围堵前苏联和中國。特别是执行美国遏制中國发展的战略，在海湾地区，美军从1991年开始在科威特、沙特、巴林、卡塔尔等几个海湾国家驻军，通过多年的海上封锁，美国成功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国力和军力。通过建立“禁飞区”，美国不但从军事上压缩了伊拉克的防御纵深，保持对伊拉克腹地的侦察，而且还为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反对派在伊拉克境内活动提供了保护伞。从去年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开始，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成为美国大举调兵的跳板。特别是美国在当地的大批预置装备，为提高美军装甲部队的调动速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风帆时代创立的传统海上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能源问题，在传统的原料——产品链条里，能源只是众多原料的一种。但在现在世界工业日益发达，能源日益紧缺，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能源制约，能源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资源，特别是石油。所以在今天，争夺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比控制传统的原料产地和贸易航线更加重要。由于一些重要的石油产区如里海地区是远离大陆边缘的，一些重要的贸易通道如输油管线和铁路运输线同样位于内陆。苏联的解体后，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失衡，很多地方出现了力量真空，也给美国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动提供了可能。因此美国及时修正了以往的“大陆边缘”学说，美国在海湾和中亚和高加索的军事行动表明，美国未来国家战略的着眼点落在控制能源上，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继承和发展了萨达姆发动海湾战争时的战略思想，美国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世界的能源来控制世界，并准备逐步把地面作战行动深入到内陆地区，特别是在中亚和伊拉克腹地。美军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一方面可以控制当地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切断中國西部通向中东地区的陆上交通线。

　　“间接路线”的思想也被美军用于城市战上，为避免伤亡，美军一些高级将领主张不直接进攻城市，而是采取围城的办法，切断能源、水源、食物等“让城市自己崩溃”。

　　美国从英国那里继承了一整套战略思维，并且不断发展、完善。正是在这套战略思维指导下，美国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事力量编布世界各地。但是应该看到，也正是在这套战略思维指导下，英国由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变成一个二流国家。可见，美、英的战略思维仍然有局限和不足之处。首先，美、英建立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所以当这些老牌帝国遇到新兴国家挑战时，他们往往会面临着胃口与能力之间的矛盾。即使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正当它紧锣密鼓地准备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在远东地区突遭朝鲜挑战，于是立即陷入兵力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美、英式帝国体系的脆弱之处。其次，面对世界各民族的觉醒，传统的帝国主义思维方式无法应付。二战结束后，美、英和世界民族解放浪潮徒劳地作战过，他们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亚洲、非洲很多地方疲于奔命，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能阻止越南、马来西亚、埃及等等前殖民地国家的獨立和收复主权。也没能阻止伊朗等国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封建王朝。而且，美国还在越南输的一败涂地。

　　今天，美国在全球化的包装下把自己的战略目标定位为遏制别国发展，阻碍别国统一。虽然美国可以长期对某个国家进行打击和封锁，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最终是无法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相抗衡的。

　　摘自: 军事天地

　　作者:严冬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俄罗斯不再是欧洲强国，尽管它仍然是欧洲大国。另一个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变化是，俄罗斯作为亚洲强国的地位降低。莫斯科曾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拥有这一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国力的衰微。中國摆脱外部控制，实现民族复兴，为发展成经济强国和地区政治强国做好了准备。如今，中國正从俄罗斯那里讨回自己作为亚洲大陆头号强国——一个别的国家必须时刻考虑在内的国家——的地位。这是亚洲事务出现的一个重大转变，对于美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过去，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度感到自己或者依赖俄罗斯，或者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如今，除中亚国家以外，没有哪个亚洲国家视俄罗斯为良师益友，也没有哪个国家视其为威胁。俄罗斯仍对亚洲施加影响，但这一优势正逐渐减弱，俄罗斯只能靠残余的军事和海军力量、向各国在本地区的敌对国出口先进武器的能力以及广袤的领土来勉强支撑。另外两个与俄罗斯实力不相干的因素使它仍在亚洲地区占据重要地位。首先，亚洲国家彼此间的敌意——日本和中國、朝韩之间、中國和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使得莫斯科发挥了作用，因为各方都要寻求外部支持，哪怕是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日趋衰落的国家的支持。其次，对于许多亚洲国家来说，莫斯科可以发挥有限的抗衡美国的作用。就连欢迎美国在亚洲驻军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在控制自己对华盛顿的依赖程度，中國和印度则共同反对美国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俄罗斯虽然国力衰落，但它作为美国的陪衬，仍会发挥作用。最近发生的事件肯定会提醒北京和莫斯科，如今的世界形势是多么有利于美国。在一个几乎囊括所有发达国家的联盟中，美国稳居中心。虽然在武装冲突中，美国的大多数盟国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持，但由盟国组成的这张大网——从澳大利亚到挪威——有着雄厚的实力，它使得莫斯科和北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相对而言的无遮无拦。美国新近向南亚和中亚渗透力量和影响，包括在从波斯湾到新加坡的多个地区建立军事设施，这些都是明确的表示，必然会促使中國和俄罗斯提防、迁就，或者参与竞争。

　　不论是好是坏，俄罗斯这个欧洲最后一个参与亚洲事务的帝国正在退却。就它与中國的关系来说，俄罗斯不再发挥主导作用，甚至不再是影响北京世界观的主要因素。确切地说，在中國对外关系的许多方面，俄罗斯是中國的重要伙伴；一旦将来在台湾或朝鲜半岛问题上爆发危机，俄罗斯是中國安全的腹地。对于中國来说，俄罗斯还是一个大课堂，可以从这里学到它认为失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幸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领导人看来，俄罗斯还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教训。只有与印度在一起时，俄罗斯才可能看到相对平等的关系，而这恰恰表明，俄罗斯从冷战时期的强大迅速衰落。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亚洲每个政府和参与亚洲事务的其他地区政府在策划自己的政策时，都要将俄罗斯的意图和实力考虑在内。如今，这个位置被中國占据，它凭的是其经济实力及其决策者日益增长的自信和野心。俄罗斯仍将是一个亚洲（欧亚）国家和社会，但只是一个二流的亚洲国家，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广袤的领土。如今，中國率先对俄罗斯在亚洲的强国地位进行清算，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在亚洲，俄罗斯的退却所制造的难题和它解决的难题一样多，它使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就是：中國未来的作用。

作者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资深研究员韦恩·梅里

来源：美国《国家利益》周刊网络版2 月5 日

　　作者:韦恩·梅里

　　国家关系即国家利益关系，国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但最为重要的是战略利益关系。与经济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则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

　　国家安全利益是双边战略关系的首要基础，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国防力量，其次才是经济力量；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加强双边战略关系，也有增加战略摩擦的可能。

　　2002年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国际社会对安全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经济问题的关心。这一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家的战略关系中，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何者更重要呢？经济实力与安全实力是什么关系呢？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是否一致呢？笔者想就国家战略关系中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谈谈管窥之见。

　　安全利益对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利益

　　国家关系即国家利益关系，国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但最为重要的是战略利益关系。与经济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则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根据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我们可以将国家关系分为三种最有代表性的类型：安全利益共同性大于冲突；安全利益冲突大于共同性；安全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冷战后的美日关系、美俄关系和中德关系分别属于这三类。

　　有较多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关系如何，它们的战略关系性质是合作。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日关系。美日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经济利益竞争最为严重，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经济冲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双方仍保持了盟友关系。从反面证明这一点的是冷战后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俄之间的贸易额远远小于中美、中日和俄欧的贸易额，但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比这两国与其他几大力量的关系都紧密。

　　安全利益冲突较大的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关系如何，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都是相互防范甚至对抗。以20世纪80年代和冷战后两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例，我们会发现1979—1988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4 倍，1990—1999年期间增长了5.2倍，这两个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情况差不太多，但中美战略关系在前一时期是加强合作，而后一时期是增强相互防范。其原因是中美在前一个时期共同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而后一个时期双方缺少重大的共同安全利益。当安全利益是冲突时，两国如果没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双方的敌对程度有可能更高，如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但共同经济关系的有无对双边战略关系的影响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

　　没有直接安全利益关系的国家，它们的战略关系性质至少不是对抗性的，最多是和平竞争性关系。这时的国家战略关系是在和平关系的范畴之内，经济利益关系才有可能决定战略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为主还是竞争为主。例如，地理上的距离使中國与欧洲国家没有直接的安全利益关系，因此德国作为中國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与中國发展了合作为主的关系，较多的共同政治利益使中法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冷战后日本与西欧国家也无直接安全利益关系，但日本技术的先进性使得日本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参半。

　　安全实力与经济实力难以相互替代

　　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因此就存在着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原则上讲，维护国家利益需要依靠综合国力，但这并不等于说维护具体国家利益时对各种国力要素的需求都一样。一般讲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主要依靠的是军事力量，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则主要靠经济实力。我国古代历史多次出现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受到经济落后但军事实力强大的北方民族侵入，经济实力并不能有效用于维护国家安全。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它却需要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美国维护其国家安全是靠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最大的经济实力。如果美国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其国家安全是得不到现有的保障的。同样的原理，以军事力量来维护经济利益也不是最有效的。

　　安全实力与经济实力不但难以相互替代，而且相互之间的转换也绝非短期内所能做到的。由于一些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于是有人认为有了经济实力发展军事实力只是一个意愿问题，即愿意将多少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军事实力包括了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主要是装备，软件则主要是作战经验基础上的策略。经济实力不仅无法直接转化成为作战经验而且也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军事技术。作战经验主要来自于战争实践，这不是有资金投入就能得到的。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军费开支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由于自1945年以来没有任何战争实践，所以日本自卫队缺少实战经验，如果没有日美同盟的保护，日本是没有可靠的防务能力的。此外，高科技军事技术是以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为基础的，也不是投入经济资源就能获取的。我国防建设面临的技术封锁困难是典型例证。我国没有外部的军事保护，国家安全只能依赖自己的国防力量。然而1999年我国开始加大国防建设的投入后，面临的困难是无法在国际上购买到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而自行开发军事技术需要长期的科研与生产经验积累，绝非短期投入可以见效的。

　　经济实力的增长还可能引发军事实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家经济利益的总量也随之扩大，这可能使原有的军事实力不足以维护随着经济利益扩大而增长的安全利益。例如，中國一穷二白时，我们可采取对军事能力要求不高的诱敌深入的安全战略，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大经济成果则要求我们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能力才行。我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断扩大，特别是对海外资源运输的依赖，使我海军力量明显不能满足新的安全利益要求。

　　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可逆向发展

　　国家关系中的战略关系与经济关系并不必然有相关联系。冷战结束后，中美经济关系一直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中美战略关系却出现过两落两起的变化。克林顿第一任期时，中美战略关系不断恶化，1996年在台海地区发生中美军事对峙；而后克林顿政府出台对华全面接触的政策，中美战略关系出现缓和，1997年中美领导人达成共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2000年上台后将中國当作“战略竞争者”加以防范，说无论如何都要保卫台湾，双边安全关系再次倒退；“9 ·11”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寻求中國的合作，于是双边战略关系又开始改善。然而自1990年以来中美贸易额一直呈上升趋势，由1990年118 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428 亿美元，此后又增至2000年的744 亿美元，布什执政后，中美贸易额在2002年增长至约900 亿美元。这个事例表明冷战后的11年里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而在战略关系倒退时期，两种关系还表现为是逆向发展。

　　经济关系紧密还有可能影响安全合作关系。两国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增加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增加双边经济利益的摩擦，这些摩擦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双边安全关系。冷战后中日经济相互依附关系不断加深，随着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和中國对日出口的增加，日本国内“中國威胁论”的舆论越来越热。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对华投资导致日本经济空心化，这对日本构成严重的战略威胁。这种思想的蔓延加强了日本防范中國的心理，日本政府甚至不惜引发领土争端，以向私人租借钓鱼岛为名巩固其对该岛的非法占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即国家安全利益是双边战略关系的首要基础，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国防力量，其次才是经济力量；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加强双边战略关系，也有增加战略摩擦的可能。

　　《环球时报》 (2003年02月14日第五版)

　　作者:阎学通

　　21世纪才刚刚过去了两年，但是国际形势在这个新世纪初出现的急剧变化，几乎使人难以想像。变化中的最大变化，是恐怖主义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共同威胁，反恐成为各国共同任务，以及布什“挟反恐以令天下”的“单边主义”强势作为，适得其反地激发和推进了欧洲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多极化”趋势。

　　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接下来东欧变色，苏联垮台，一直到波斯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欧洲与美国一路走来，都是相互合作，携手并进的。但是当美国领头的反恐战车要加足马力向伊拉克冲击时，巴黎、柏林、布鲁塞尔以至渥太华的乘客却说，我们不跟你走，要下车了。

　　九一一之后，布什威风八面地警告谁不站在美国这一边，就是站在敌人那一边。但曾几何时，想不到这位美国总统的一呼百诺未能实现，反恐队伍里居然有人胆敢既不站在那边，也不站在这边，而是站在自己的一边。

　　欧美矛盾的深层背景

　　联合国安理会多次投票，由于法德俄中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反对，美国就是得不到联合国的授权去发动进攻伊拉克的战争。多少年来，法德两国争霸西欧不休，想不到这回竟然在关键的问题和关键场合结成了反美同盟军。布什要打伊拉克，甚至在北约组织内部也得不到多数的支持。

　　当然，欧洲与美国有矛盾，决非因为袒护萨达姆，也不是仅仅由于伊拉克战争，而是有更为深层的背景原因。最近美国出了一本名为《天堂与强权》（Paradiseand Power ）的书，从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欧美关系的矛盾分歧作了深度分析。该书的作者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今年44岁，80年代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任职，后来担任过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学者。笔者和他曾在有不同见解交流的讨论会上分别发言，对其观点略有了解。

　　凯甘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刊物《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 的撰稿人，与该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两人是当前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台柱。《天堂与强权》这本书，是由他去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刊物《政策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扩充而成的。

　　凯根认为，从历史上看，本来欧洲是强权，美国则是着眼于本土的国家。由于二次大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纷纷瓦解，靠美国的援助恢复经济，而美国的核保护伞又使欧洲国家可以节省很多军费，免除了建立军事强权的必要。在后冷战时代，欧洲国家所追求的是一种平息国际冲突的“和平与相对稳定的天堂”，也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而作为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强权美国，却抱有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观点，认为在后冷战时期这种纷纷扰扰的无政府主义盛行的世界上，光凭国际法律和规则不足以维持和平稳定，唯有实力和强权才能起到维护安全与和平的作用。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过去主张使用暴力的欧洲，与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总统提倡“天下一家”，呼吁国际社会要以国际法治和舆论来制约暴力的美国，现在正好互换角色。凯根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就好比“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欧洲的“天堂”只是梦想，美国的强权才能管用。

　　世界的格局和力量对比变了

　　谈到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凯根认为，欧洲之所以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根本原因是由于它的相对软弱（weakness），担心引起恐怖主义的全面报复。他举个比方说，一个手里只有小刀作为防身武器的人，看到一头在森林里徘回的大熊时，但愿自己躲起来，而不想去惹那只熊。但如果换成一个拿枪的人，他就不会容忍这种危险，而要对熊开枪。

　　总体来说，凯根认为，欧洲想使它成为“既没有民族主义纷争和血腥世仇，又不卷入军备竞赛”的大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就是“干涉主义”，也就是必须用美国的实力来打击各种捣乱势力，维护世界秩序和推行美国的价值标准。

　　据《华盛顿邮报》介绍，由于作者对当前欧美关系的变化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他的著作被认为是与弗兰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1989）与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齐名的著作。

　　但依笔者看来，欧美关系变化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世界的格局和力量对比变了。美国对欧洲之所以这么神气，与法德之所以敢于如此顶撞美国，是因为从前大敌当前，共同利益至上；现在则是维护自身利益更重于屈从盟主的利益，不听你美国又能怎样。从19世纪到21世纪，世界局势变来变去，还是离不开英国首相Viscount Palmerston 那句老话：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联盟，只有永久的利益。

　　作者是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司马达

　　美国在对中國实施控制中有很多技术，其中“指责——否认”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技术。下面介绍这种技术。

　　某甲和某乙处于某种敌对状态，可是某甲希望某乙接受他的规则，他的价值观，怎么办呢？采用指责的办法。比如某甲指责某乙说：“你看你！居然抠鼻子！”，那么某乙处于一种敌对心理，立即声嘶立竭地否认说：“我没有！我没有！我从来就不抠鼻子！某甲是对我的造谣，在对我进行诬蔑！”那么，在这种否认声中，潜在地认同了某甲的规则，就是抠鼻子属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有可能某乙确实没有抠鼻子，某甲其实也不在乎某乙是不是真的抠了抠了鼻子，他只不过要在某甲和某乙之间潜在地建立一种规则：“抠鼻子是不道德的。”那么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他就成功地实施了控制。

　　那么看中美关系近二十年来的发展，美国非常高兴地找到了这样一种“指责——否认”模式成功地对中國实施了控制。基本的技术就是这样，美国按自己的价值观谴责中國做某一件事不道德，其实在谴责时也拿不准中國有没有做这件事，或者其实内心已经知道中國没有做过这件事，但美国的目的不在于此，美国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指责在中國建立起观念：“做这样的事情是不道德的”，一旦建立起观念，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因为，作为一种潜在的对美国有敌对意识的国家，美国对中國的一切指责，潜在地都会使中國本能地否认说：“我没有！我没有那么做。你那样指责是造谣污蔑！”这时候美国心里已经乐死了。

　　而反控制的技术则是，虽然我可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但即使做了，这样的事属于不道德吗？如果不属于不道德，那么做不做这样的事是我的自由选择，我也许将来会做这样的事，也许不会，你管不着，你多管闲事多吃屁。

　　可是我已经观察到，中國方面这些年不懂这样的反控制技术，而是一步一步地走进美国的圈套，可以说是做茧自缚。

　　比如最近，美国指责中國的一个公司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技术而制裁这家公司，那么做为一种本能的反应，国内各家报纸都以大标题登出“美国污蔑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技术”，这里用了污蔑这个词，看起来很反美，很民族主义的样子，但潜在地已经承认了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技术的事如果存在，则不道德，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成功地扎根在中國人的心中了。

　　再打个比方说明这件事，某甲指责某乙说：“你居然早上刷牙”，但事实上某乙是个懒人，早上从来不刷牙，那么他反驳说“你污蔑我，我早上从来就不刷牙！”就已经上了某甲的当。因为，即使自己过去从不刷牙，却保留着一个刷牙的权利。而现在可好，以后则产生了不能刷牙的禁区。

　　那么，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技术是不是不道德，或者根本就是一件无可谴责的事？如果根本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那么中國又何必用污蔑这个词呢？实际上世界上的军火大国们都在出售武器，比如俄罗斯向中國向印度都卖了不少武器，许多这些武器上都装有导弹，那么这是否是一件可谴责的事呢？以色列更是通过军火交易大发横财，可以说如果没有军火交易，以色列的经济就垮了，怎么就没有看到美国谴责和制裁以色列呢？美国自己就不在做军火生意么？那么中國能不能经济制裁美国呢？

　　就看这些年美国对中國的其它指责吧。指责中國的银河号向伊拉克卖导弹，指责中國将监狱里的犯人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指责中國用死刑犯的器官来抢救危重病人，指责中國搞间谍活动偷美国的技术。

　　而中國方面则不去研究这些指责的内容是否就真的不道德，先就否认，可这一否认就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接受了美国的规则，就已经上了当。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是否不道德，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中國为什么就不能够向伊拉克卖导弹，中國签署了什么样的不能够卖导弹的协议？有生意为什么不做？再比如说，中國对犯人实现劳动改造的政策，让他们生产出一些产品供社会享用，那么有没有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者书籍认为犯人生产的产品就不能够使用？在这方面能不能有一个争论的学术自由？是不是说犯人生产的衣服，上面就已经给犯人们涂上了各种致癌物质？犯人生产的食品，就一定是其中有毒，一吃就会丧命？那么犯人修的铁路，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个大陷坑，会导致火车翻车？至少，这是一件需要争论或者讨论的事，而不是一件急于否认的事。

　　再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恶贯满盈的犯人受到处决，而那边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少年需要换肾，我看不出任何道德上的理由不能够将这个犯人的器官移值到那个病人身上，这难道不正是体现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吗？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坚持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当然不会认为人体是什么具有某种宗教化色彩的东西。当然，也许会有某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会向我表示人体是如何的神圣，犯人的器官为什么就用不得，但这不还是一个正处于学术讨论的问题，而非一个已成定论的问题吗？

　　再比如说，中美之间仍然是一种具有某种敌对性质的国家，美国至今还公然地养着一大批试图颠覆中國的国家制度的人，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还有可能开战，美国已经公然表明态度要保卫台湾，那么相互之间派谴间谍侦察对方的情报就真的是那么的不道德吗？

　　在过去国内的一些艺术作品中，那些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的人都是一些中华民族的英雄，而现在难道对美国实施侦察就成了一种值得谴责的事儿吗？美国有没有放弃对中國的侦察？有没有放弃对中國不断派遣间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中國向美国派谴间谍，以及在美国发展间谍，就是无可非议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参加过克格勃的经历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反而以这段经历而自豪。

　　而现在更令人奇怪的是，如果一个人犯了间谍罪被抓了，要看他的国籍是中國还是美国，如果是中國人，那么就判上几十年，而如果是美国人，则礼送出境，而且那个所谓的美国人其实是获得美国国籍的原中國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抗日战争期间那些大大小小的汉奸赶紧加入日本籍，就能够逃脱汉奸罪的惩罚了？

　　我认为，如果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就不要理睬美国对中國的任何指责。不理睬是最好的办法。即使自己没有做，如果这件事谈不上什么不道德，也没有必要急于否认。或者即使在否认的同时也发表一个声明说明自己过去虽然没有做过，但不排除今后会这样做的可能，不认为这是一件什么不道德的事。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

　　有人会认为，如果不反驳，有损于中國的形象。可是你那么注意形象干什么？中國的形象好了就会有任何好处吧？其实一个国家的好处同它的形象无关。美国的形象世界上最差，今年都被赶出了联合国人權委员会，可是它仍然活得很滋润，原因就在于它其实并不在乎什么形象，而更在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中國应当向美国学习。比如美国要搞NMD ，要拒绝京都议定书，它高兴这样干就这样干了，形象很差，但它不在乎。而中國嘛，现在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作者:数学

　　治乱循环的历史

　　两千多年来，中國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商鞅、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高度集權專制的官僚制度，影响至深。在其金字塔结构的权力体系中，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民贱，官员们尽管对上是奴才，是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可他们对下、对所管辖地域的老百姓则是主子，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國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如此，中國的传统政治陷入了暴力、暴政的灾难之中。

　　近代以来，中國试图改变命运。洋务运动主张进行经济领域的变革，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搞了个“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其吨位和战斗力在日本舰队之上。可是，甲午战争之时，北洋水师虽然多次击中日舰，但因为清朝官员的腐败，炮弹皆是假冒伪劣产品，里面填的是石灰、泥沙，炸药极少，有的干脆空空如也，所以命中敌舰后炮弹不爆炸，或者爆炸了威力很小，有的炮弹甚至太大了，挫小了方能塞进炮膛。由此，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它是当时中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中体西用”运用的后果——只学习西方的皮毛，拒绝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把整个国家弄得腐败不堪。日本与中國几乎同时开始近代化，可与中國不同的是，当时的日本“求知识于世界”，进行政治制度的创新，所以能够最终战胜中國。

　　由于制度落后、腐败无能，清王朝还是没有避免被暴力推翻的命运。

　　治乱循环的根源

　　中國传统社会陷入一治一乱的王朝循环和普遍腐败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合理，即我们几千年沿袭的是人治的、專制的制度。这种制度看似强大有效，实质却很脆弱，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的理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皇帝是英明的、高尚的，官员们也是能够好好进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监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们能够自觉廉政，或者通过树立榜样，激发良知，提高觉悟，就可以达到儒家的德政。德政与專制两者不管是否强调道德，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道德滑坡，国家趋于动乱。

　　为什么德政之国、專制之国必然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政只能逼迫着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所以，德政社会必然形成虚伪、阴谋之风，必然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再加上对权力没有刚性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官员们不可能不腐化堕落，不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结果自然就造成了堕落的社会风气、紧张的官民关系，社会不稳，甚至趋于动乱。于是，德政社会走向了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

　　现代治国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人的自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哲学基础即是人性恶、人性自私的理论。正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谋取正当的利益，同时在公共领域必须对官员、民众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结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共领域收敛私心，遵守规范，久而久之，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获得空前的提高。于是，法治之国成为道德之国、稳定之国。

　　从上可见，人治的專制的制度是古代中國治乱循环、近代中國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國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能够振兴中國

　　当前，中國社会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一些地方贪污腐败比较猖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治安形势不稳；农民没有享受到全部的国民待遇，部分工人的权益受损；一些地方的干群矛盾突出，官黑势力勾结，弱势群体遭受形形色色的权力侵害；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我们的市场经济畸形化，资源分配权力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所有制改革没有到位；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十分严重，环境问题整体恶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淡薄，价值观比较混乱；文化出现断层，精神文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等等，欲解决这些问题，惟有民主与法治才能做到。

　　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也就是说，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以符合中國国情的方式选择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各级官员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必须保障公民权利，落实言论自由，让新闻反映民意而不是官意；权力必须相互制约，司法獨立于行政；必须落实地方自治、民间自治的制度。

　　社會主義法治根本不同于專制社会的鎮壓人民、制御百姓的法制。社會主義法治，第一要确保人民的主权，制御、约束各级政府和官员；第二要保护人權，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第三要制裁违规者，打击违法犯罪者。社會主義法治要求：宪法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法规制度不得违背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各级官员要模范守法；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保证司法实体正义、程序合法。

　　现在，中國的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也有10余年，人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的组织状况、利益分化等等都发生了有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巨大变化；中國加入WTO ，也标志着中國正在融入现代人类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入世”，是1840年以来中國从激进转向渐进、从浪漫转向理性、从一味的革命转向改革、从闭关锁国转向主动开放、从官控资源转向市场化民间化资源、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转折点。在此转折的关头，在全社会推进社會主義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将极大地促进中國融入现代文明，促进祖国实现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

　　推进民主法治必须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

　　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并且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发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江澤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论，特别是“叁個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有大的作为，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如此，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的内容是：

　　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平衡者，而不再只是暴力鎮壓的机器；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影响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政黨规范化，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动；进行横向分权，人民代表大会、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分权和授权，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实行地方自治制度。

　　切实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權；逐步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

　　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开放政府记录，建立“阳光下”的政府；政府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应律师的请求根据法律许可而举行的秘密会议除外；媒体应当根据事实无限度地报道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宪法至上，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各级官员要带头守法；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废除劳改、收容制度；保障司法獨立，从财政上、组织上、行为上不受行政的干预。

　　确保人民代表大会以立法权、重大决策审批权等对行政进行监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监察专员制度，对政府的不良行政进行纠正。

　　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得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不得歧视农民；建设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和农村社会。

　　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弘扬公民意识；实行新闻獨立，搞好新闻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综上所述，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通过民主监督、法治分权、言论自由、新闻自主、司法獨立、保护私有财产、保障公民权利等多种方式建立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避免发生全局性的动乱。

　　上述也清楚地说明，中國唯有通过改革，向现代社会转型，渐进地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建立起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中國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世界上享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铸造现代中华文明

　　我们认为，中國应当实行三个转变：既要从计划经济向社會主義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向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转变，还要从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状态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变。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社會主義思想、中华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融入社會主義的民主公正思想，三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现代中华文明就是，将现代人类文明与社會主義思想、古代中华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既有寻根意识又有全球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諧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崇尚法治、科学的权威，又充分尊重民主、人權，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

　　现代中华文明的原则是高举社會主義、爱国主义旗帜，宣传社会正义，实现民主法治，保护人權，维护人民的利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公平与效率兼顾，共富、平等、正义与小政府、大社会、高效率兼顾；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民族统一。

　　现代中华文明的要素是法治、科学、民主、人權、自由、监督、公平、公正、公开、自主、负责、高效、共富、民本、人道、守信、自治、互助、和平、统一、爱国。

　　现代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现代中华文明的关键是建立现代政治制度。

　　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中华文明

　　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扩大民主、完善法治、稳定社会、重铸文明”，它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社會主義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并列。

　　实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中华文明的行动指南是，利用一切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主、法治的知识，宣传现代中华文明；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制度建设；确保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重视中國共產黨的领导作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遵循上述基本方针和行动指南，我们要进行广泛的媒体宣传。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黑板报、标语口号等一切可用的资源，宣传社會主義民主与法治，宣传中國共產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宣传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宣传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同时，要实施现代中华文明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意识，让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社會主義、现代文明等内容进大中小学、进课堂、进书本、进头脑；开展“建现代社会”、“做现代公民”的活动，培养公民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健康的心理、科学的精神以及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平等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意识。

　　具体地说，在实行社會主義民主方面，鉴于中國是个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候选人、黨代会代表候选人、官职竞选者等一律不准在街头、广场等公众场合发表演讲、进行竞选活动，废除“街头政治”，只保护合法的游行、示威等；只允许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体，或者在各级黨组织的组织下（黨的选举则在行政机构的组织下）利用礼堂、教室、媒体等，在室内发表演讲，让选民充分了解候选人。

　　民主选举应从乡镇、县级、企事业单位开始逐渐扩大到市级、省级、国家级，共4 级选举，10年初步到位，20年内建立比较完善的民选制度，50年内完全实现政治现代化。

　　应当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实行直选；各级政务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务官包括国家、省（区）、市、县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领导人、次一级（部、厅局、处、科局）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领导人；事业单位的正副行政领导人、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村长亦实行直选；各级黨组织的正副领导人由同级黨代会选出，黨代会代表由黨员直选；实行透明政治，除依法并且在律师的要求下召开闭门会议的除外，一切行政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民皆有权旁听，但无权当场质询，以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黨代会、黨委会则黨员有权旁听，亦无权当场质询；实行经济民主，企业的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中依法应有职工代表，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厂长、副经理应由工会派出；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组织工会，工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权益，并且可代表全体职工与政府、集体或资方就工资总额进行谈判；农村应组织农会，农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农民的权益；政府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民间组织不得进行非经法律允许的游行示威、户外演讲等街头政治行为，不得破坏社会稳定。

　　在实行社會主義法治方面，应设立宪法法院，维护宪法至上的地位；司法系统在财政上、组织上獨立于各级政府；检察院、法院的正副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其工作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取消违宪的歧视农民、损害公民权利的一切法律、制度和政策；严禁私设刑堂，严厉追究徇私枉法、任意拘捕公民的违法行为，保证程序的合法性；司法权责应明确，保证法官的权威，逐步实行陪审员制度，取消审判委员会，废除集体负责制，禁止司法暗箱操作；实行无罪推定、口供无效的制度，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保护弱势群体，进一步开展司法援助工作；完善有关政黨、组织、社团的法律制度，制定权力交接、权力和平转移的法律；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实行地方自治，等等。

　　为了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社會主義民主与法治，在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中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我们必须重视中國共產黨在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中华文明中的领导作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我们相信，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领导和全体中國人民的奋斗，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走出传统社会的阴影，走上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E-mail:huxingdou@sohu.com ，　　“胡星斗中國问题学”网页最新地址：http://www.huxingdou.com）

　　作者:胡星斗

　　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中國进行经济领域的变革，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搞了个“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其吨位和战斗力在日本舰队之上。可是，甲午战争之时，北洋水师虽然多次击中日舰，但因为清朝官员的腐败，炮弹皆是假冒伪劣产品，里面填的是石灰、泥沙，炸药极少，有的干脆空空如也，所以命中敌舰后炮弹不爆炸，或者爆炸了威力很小，有的炮弹甚至太大了，挫小了方能塞进炮膛。由此，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它是当时中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中体西用”运用的后果——只学习西方的皮毛，拒绝进行国家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把整个国家弄得腐败不堪。日本与中國几乎同时开始近代化，当时的日本“脱亚入欧”，“求知识于世界”，进行国家制度的创新，所以最终赢了中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中國能否铲除腐败，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仍然在于进行国家制度的变革，即能否推动全方位的制度变迁，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现代国家制度。

　　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并且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发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江澤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进行国家制度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论，特别是江澤民同志的“叁個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指导思想，按照“扩大民主、完善法治、稳定社会、重铸文明”的政治现代化基本方针，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有大的作为，如此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會主義现代国家制度包括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其核心是现代经济制度，其症结和难点是现代政治制度，因此，中國要特别强调和注重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的建设。

　　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就是要确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形成现代政府制度、现代司法制度等。即确立人民主权、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的原则；国家是公民利益的维护者，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维护社會主義法治的原则，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级领导者尤其要守法；政（政府）法（司法）分开，司法系统在财政上、组织上獨立于各级政府。

　　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就是要实行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民有体制。塑造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民众主导、为公民服务的开放、高效、廉洁的政府，通过共有制、社会保障体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现代均富制度。

　　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就是要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再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不得歧视农民。建立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建立民主监督、权力制衡、司法獨立、舆论自由的现代反腐败制度。

　　建立现代文化制度就是要确立现代舆论制度、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等，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形成文化创新机制，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弘扬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

　　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为了适应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黨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黨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现代国家制度正是制约坏人保障好人的制度设计。只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着力于制度创新，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E-mail:huxingdou@sohu.com。“胡星斗中國问题学”网页最新地址：http://www.huxingdou.com）

　　作者:胡星斗

　　一般来说，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制度性的系统腐败。虽然那儿腐败丑闻也屡有披露，但就如一筐桃子，由于能够将烂桃子挑出来，扔掉，所以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鲜。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进行全球范围的国家廉洁度和腐败排名，最廉洁的十几个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该国已有30年无重大犯罪事件。冰岛自1918年以后只有4 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西方国家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特别是，像美国有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1960年3 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 金对包括蒙哥马利市在内的一些地方鎮壓黑人的谴责，蒙哥马利市官员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构成“诽谤”，一审二审皆裁定诽谤罪成立，但最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为美国媒体此后更大胆、更无所顾忌地批评官员和政府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维护了新闻自由和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1972年6 月17日，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在任总统尼克松的5 名亲信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黨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和安置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其后，尼克松极力阻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报纸不为其所阻吓，彻底揭开了丑闻。1974年7 月30日，美国国会给尼克松定了三项罪状：妨碍司法；滥用总统职权；蔑视国会。最终，尼克松被迫下台。如果不是继任总统的“赦免”，他还逃不了被判刑的命运。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政绩颇佳，但也栽在了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桃色“小事”上。獨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不留情面，“穷追猛打”，终于使得大总统因为“作伪证”、“妨碍司法”，险些被弹劾。

　　德国总理施罗德没有白头发，于是有报纸说他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施罗德虽然是大国总理，但不富有，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他从别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 美元的两室公寓里，女儿来度周末只能支临时床。德国规定，总理的豪华防弹公车周末使用必须付费，于是，施罗德届时只好开着自己破旧的私家车出门。

　　英国首相布莱尔2002年去埃及度假，本可以公私兼顾，公费旅游一番——他要与埃及总统就伊拉克问题进行协商，但他自掏腰包，住进了埃及的一套普通公寓里。而2001年的他受埃及政府的邀请，也是来埃及度的假，花了埃及纳税人的钱，结果引起舆论大哗，布莱尔只好给埃及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瑞典实行所谓的“民主社會主義”，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决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周末时，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车，包括首相的。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有两个女儿，很喜欢中國玩具，巴氏来北京就中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乘机买了43个，想带回美国，可海关截住了她——除一个玩具之外，其余42个属逃税！于是，报纸就此大做文章，攻击她假公济私，巴氏不得不多次向国民道歉。

　　上述西方官员的处境对我国反腐败有很大的启示。反腐败重在塑造阳光下的政府、透明的行政，重在发挥新闻、舆论、公众的监督作用，重在健全法治、完善制度。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E-mail:huxingdou@sohu.com 。“胡星斗中國问题学”网页最新地址：http://www.huxingdou.com）

　　作者:胡星斗

　　腐败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对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腐败的实质和反腐败的重点所在。

　　腐败理论之一是“经济人”理论。斯密最早阐述了“经济人”思想，帕累托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看怎样才能使自己获益最大。可见，“经济人”就是自利人，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或社会的利益；“经济人”也是理性人，他要考虑以最小的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的生产或利益。腐败产生的基础就是“经济人”行为，“经济人”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利用制度、法律、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

　　20世纪70年代，关于腐败的寻租理论问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响，布坎南因寻租理论及公共选择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提出“寻租”概念的是克鲁格。所谓“寻租”就是追求非生产性的利益，或者追求管制带来的价格差。斯蒂格里兹认为，寻租就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的好处；布坎南认为，寻租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在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了。也就是说，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形成了差价收入——租金。可见，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有租金。贝克尔说：“腐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外在产物，对经济的控制越多，腐败也就越严重。”

　　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提出了腐败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经理人员是“内部人”，他们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倘若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极有可能侵害出资人的利益，形成腐败。因为内部人控制的资产往往属于“无保障资产”，如国有资产。

　　斯蒂格里兹、墨利斯、斯彭斯、阿克洛夫、维克里等人则研究了委托——代理理论，形成了信息经济学，成为观察腐败的又一视角。由于委托人、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权责不明，缺乏监督，以及存在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和侵犯委托人權利的“道德风险”，会使得市场效率损失和公有资产流失。

　　布坎南、塔洛克、当斯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政治交易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政治交易理论认为，在政治市场上也有供给者——政府、政黨和官员，也有需求者——利益集团、选民，后者以选票“采购”前者的政纲和政策。他们两者都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所以，政策是“交易”的结果，是力量“博弈”的均衡。此交易中，总会出现不守规则者，即腐败分子。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政府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进行有效地分配。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在进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于是构成了官员的寻租动机。他会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以“看不见的脚”踩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则提出了管制理论。认为在管制市场上，官员成为管制政策的供给者，企业成为需求者；如果预期的租金大于寻求管制的成本，企业将购买管制（政策）。于是，政府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获物”，也可能成为腐败的名利场。

　　除了上述之外，权力资本理论也颇为流行。该理论认为，一旦公共权利进入市场，就会转化为资本，攫取经济剩余。权力资本就是权力主体对资产直接分割、占有的超经济资本，是正当权力掩盖下的“内盗”。权力资本可分为经营性权力资本——权力经商，自己设租，自己寻租；征敛型权力资本——实行超经济强制，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

　　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腐败主要是人性的弱点和政府的过大权力造成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进行“机制设计”，健全制度、法治。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E-mail:huxingdou@sohu.com。“胡星斗中國问题学”网页最新地址：http://www.huxingdou.com）

　　作者:胡星斗

　　2001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华盛顿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一致确认和共同捍卫“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整整一年后的2002年11月，举世瞩目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江澤民在报告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论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黨治黨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顺应了时代进步的潮流，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物质文明进步的基础上，开始理性地扬起走向政治文明的世纪风帆。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中，所构成的社会结构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相应地，人类文明的结构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体。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是人类社会文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物质文明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集中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没有政治文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现代进步的文明社会。

　　现在学术理论界一般认为，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属于价值层面的政治理念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属于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理念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化；属于实践层面的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政治文明。民主政治与專制政治相对立，專制政治属于政治黑暗，民主政治属于政治文明。

　　美国尼布尔认为，“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在与專制制度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和宝贵财富，具有普世性和全球性价值。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绕开“民主”而求得可持续发展。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说过一句闻名于世的话：“在民主制度中遭受贫穷，也远比在專制统治下享受所谓的幸福要好，这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中國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向往，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艰难历程。孙中山当年面对席卷世界的民主潮流，欣然写下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警世名言；毛澤東说“中國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并指出共產黨找到了“民主”这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鄧小平则干脆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就没有社會主義的现代化”。今天，在共產黨最高文献中正式提出建设“政治文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建设政治理念文明，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爱等政治理念文明，是人类社会充满智慧的结晶和最可珍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在建设政治文明中大胆吸收和借鉴。这就迫切需要人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一要突破狭隘的国情论情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区别于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宗教、人口及自然地理国情。但像在中國一些人中盛行以“国情”为由排斥人类政治文明以及拒绝政治革新的“国情崇拜”情结者却世所罕见。自从天朝大国遭遇西方文明以来，祭起国情之旗只学西方物质文明而拒绝西方政治文明的“洋务派思想”就代代相传。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大致可分为民主原生型国家和民主后发型国家。所谓民主原生型国家，是指在与本国的專制主义斗争中自我实现民主政治的欧美等国；民主后发型国家，是指本国專制主义异常强大而无法自我生成民主政治的亚非拉等国。作为“亚细亚專制主义”典型代表的中國显然属于民主后发型国家。民主后发型国家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除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外，别无他途。，对于国情，要作具体分析，它既有静态性也有动态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人文因素，既有不可改变或难以改变性也有必须改变性。从自然状况来说，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居世界之最；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國“贫穷落后”，至今在世界上属中下收入国家；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说，中國是世界上封建專制主义时间最长的国家。对于一个正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的古老大国，只有彻底打破几千年盛行的“專制主义国情”，才能成功建设现代政治文明。

　　二是突破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禁锢。苏联以其自掘坟墓葬送在二十世纪末而宣告苏联社會主義模式的彻底破产。建国后，当中國本土强大的專制主义与苏联输入的極權主义联姻后，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國政治现代化进程就遭到了最致命的扼杀。在封建主义和極權主义双重奴役下，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难只有中國人自己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改革开放以来，鄧小平倡导建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走出一条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式社會主義的新路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不断突破传统苏联模式严重禁锢、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过程。这在经济改革上十分明显，已经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但不可否认，以政治高度集權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極權主义政治对我国有着最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虽然毛澤東、鄧小平都认识到苏联極權政治模式的严重弊端，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極權政治模式对我国政治的严重影响远未得到全面清理。

　　三是突破僵化的冷战思维的局限。作为曾经毫不犹豫“倒向苏联一边”几十年的中國，在与西方全面对抗的冷战中，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陷入了冷战思维的泥淖之中，其突出表现在姓“资”姓“社”的主观偏见上。在资本主义母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社會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运动，是对资本主义辩证的否定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对此，馬克思主义老祖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产階級在创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伟大历史作用。馬克思高度称赞美国的《獨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權宣言”。当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时，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专门发出贺信：“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階級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馬克思还由衷地称赞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建国前，中國共產黨对美国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称赞有加，毛澤東对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客人明确说过：“每一个在中國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们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國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國官员谈论民主”。但后来，囿于冷战思维的局限，一些人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演变成对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以全面仇视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患上了严重的“恐资病”。这就使得人们在对发达国家创造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上长期“裹足不前”。

　　建设政治制度文明，就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对于斯大林的暴政，毛澤東曾感叹地说这在欧美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对于“纹化大革命”，鄧小平总结说这固然与领导个人的品质和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前苏联高级官员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竞还有没有未来。”无独有偶，中國《求是》杂志总编辑王天玺在其总撰稿的《东方之光——“叁個代表”与理论创新》中说：“没有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即使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成就，也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恒久的力量。这是铁的历史法则。”任何在价值层面极好的东西，只有经过相应的制度层面路径，才能在实践层面得到较好的体现。政治制度建设对于建设政治文明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政治制度源于国家的诞生。国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共同意志的体现，却是个人无奈的选择。一旦诞生了国家，就产生了公共权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公共权力被当作“私器”追逐和独家垄断，统治階級无不用人民的鲜血铺就一条通向权力巅峰的“红地毯”。面对政治愚昧时期的“丛林法则”，柏拉图向我们描绘了他心中的“理想国”：“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階級，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世界文明史充分说明，要确保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实行法治。实行法治，是人类迄今为止最耀眼的政治文明成果。

　　宪法是实行法治的依据。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基本职能在于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不但使美国获得了民主实践的巨大成功，而且使后来的世界各国争相效尤。但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不少国家仅仅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法之实。为此，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60 多年前就不无感叹地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但同时，托克维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民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回顾中國近百年的宪制史，一个共同点就是宪法形同虚设。从1905年起，古老的中國就开始有了制宪的历史。从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民国约法，从中华民国宪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谓百年宪法无间断。新中國成立后，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现行宪法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宪法能否真正实行，实行的宪法是不是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良法”，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法治程度。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实行宪政的前提在于除了宪法，就没有任何别的权威，也就是说，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凌驾于宪法之上。鉴于纹革的沉痛教训，改革开放以来，鄧小平就特别强调树立宪法权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十二大就明确规定“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會主義法治国家”。十六大重申“依法治国”。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必须在宪政视野下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法治的真谛是人權。“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是二百多年前法国《人權宣言》的庄严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定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在纹革中，面对汹涌如潮的红卫兵抄家、批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手捧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公民权利，最终惨死在自己与战友们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手里，更遑论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保障了。绕了一个大弯以后，1997年9 月，江澤民在十五大上正式提出共產黨执政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中國政府历史性地向世界公开声明尊重《世界人權宣言》和履行《国际人權宪章》，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 日中國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 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中國建设政治文明的重大举措，它迫切需要相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