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國入世已近一年半，这年余的发展事实不仅使中國自己、也使世界对中國经济的前景从担忧转为乐观。简单归纳一下，这些事实主要有：GDP 将首破10万亿元大关，年均增长率达到8%；贸易规模突破6000亿美元，年增近1000亿，几乎所有与中國贸易的对象国因此而得到实惠，特别是其中的美欧日以及亚太的韩国、东盟；引资规模超过500 亿美元，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引资国中一举跃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外汇储备接近3000亿美元且增幅有加快的趋势；几近GDP 规模的10万亿余元民间储蓄意味着在中國加大引资步伐的同时，充裕的国内发展资金已开始吸引世界关注中國如何加快开放资本市场的目光。

　　面对一系列原以为能看笑话、如今却满眼晕眩的现实，在东亚地区早已把中國看作是与己进行角逐竞争之主要对手的日本又在思考些什么呢？以下拟从市场价格主导权和对中國市场依存度两个方面作一简述。

　　价格主导权

　　据媒体报道，在木材、钢铁、谷物等主要商品的国际市场上，中國已开始掌握价格的主动权，原因在于为满足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断扩大的内需导致中國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的数量急剧增加。

　　以造纸原料的纸浆为例，直至数年前日本在该商品的世界需求市场上还始终保持着10% 的份额，这两年下降到7%-8% 左右。2001年中國的进口已达490 万吨，超过长期来在亚洲稳居第一位的日本。有报道说，加、澳等世界主要纸浆生产国在价格成交中已开始忽视日本而优先着重考虑中國的意见。

　　另外，在建材主力的热轧线材以及天然橡胶市场上，中國的旺盛需求也开始出现左右亚洲市场交易价格的迹象。在谷物方面尽管芝加哥依然主宰着世界的价格走向，但去年因中國从美一次购买千余万吨大豆而致使市场行情着实波动一番。若将注意力再转向能源市场，以每年近30% 的递增速度扩大着石油进口、1.7 亿吨且仍在大幅上升的年需求量（近50% 依赖从国际市场进口）、以及汽车文化的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國作为举足轻重的一大消费国形象已清晰地展现在国际能源市场上。

　　业内人士一定还能记得，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前，自恃在亚洲原材料市场上具有最大购买力的日本只要人为有意控制进口，商品价格便会自然而然下降，如今，即便需求萎缩进口减少，原材料价格却依然居高不下，由此直接影响到生产企业的成本核算，这一来自市场的直觉使日本强烈感到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入世时对开放市场的许诺正在不断兑现的中國在世界需求市场上的高大身影。可以断言，随着该趋势的继续加强，价格主导权的易主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市场依存度

　　在从一般到主要等诸多商品领域逐渐丧失价格主导权的同时，日本对中國的市场依赖程度也在逐步加深。不久前由日本钢铁钢管（NKK ）和川崎制铁合并而成、在当前的日本钢铁界位居第二的JFE 集团认为，能否维持和提高国内设备的开工率关键在于提升在中國市场上的占有率。

　　日本抓住中國虽然近年来自身年粗钢生产量已迅速跃升到居世界首位的1.5亿吨但仍然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的这一良机，适时适量地恢复运转曾一度因市场萎缩而将产量控制在0.9 亿吨的生产能力，使产量重新回复到1.1 亿吨水平，2001年对中國出口已占日本钢铁出口总量的15% ，仅次于占20% 的韩国。

　　另外，钢铁方面步步加深对中國市场依赖程度的状况同样也表现在石化产品上。因为求大于供这一几乎相同的原因，2001年日本对中國的出口额达到2830亿日元，比上一年增长4%，占同类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已高达40% 。石化业界如下一段袒露心境的表白———“和钢铁界一样，正当苦恼于过剩设备如何利用的时候，来自中國的追加需求使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因此，想方设法维持出口、特别是对中出口确实是我们目前惟一能努力的希望所在”———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日本企业无奈的心态。

　　当然，对中國的市场依赖还不仅仅只限于基本原材料这一方面，继上世纪末中國生产机械市场规模凌驾于日本之上后，根据日本机械协会的预测，2003年中國建筑机械市场规模也将超越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意味着大兴土木的时代不仅将持续下去而且将更加轰轰烈烈，在世界一片看好中國的大环境下，近在咫尺的日本也在想着捞取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更大实利。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摘自: 《国际金融报》

　　作者:钟乃仪

　　日本的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后诞生的。明治２年（１８６９年）为了纪念在维新运动中死难的烈士，在东京九段建立了“招魂社”，因为在日本独有的宗教“神道”中，相信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神社就是死人灵魂的住所。明治１２年改称“招魂社”正式命名为“靖国神社”，从此靖国神社成为日本为国家牺牲殉难者，即所谓“护国英灵”的灵魂聚集地，每年接受以天皇为首的政府官员的祭拜。

　　在另一方面，靖国神社也成为日本老百姓尊崇敬仰的圣地。那时日本人从军出征时，总要说：“让我们到靖国神社再见吧。”此后日本历次战争的战死者，都要在靖国神社中放一个牌位，接受后世的祭拜。但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靖国神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后，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宗教“神道”。盟军最高司令部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发布了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獨立的民间宗教处理。在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生效前的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进行了最后的临时大招魂仪式。昭和天皇亲自出席，同时币原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各级官员，以及原陆海空军代表等共一千余人参加了招魂仪式。

　　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原准备烧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皇派来的特使让麦克阿瑟打消了烧掉神社的主意。罗马教皇特使比特鲁神父对麦克阿瑟说：“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向为国家牺牲捐躯的人们表示敬意是人类的‘自然法’。如果烧毁靖国神社的话，那将是一种犯罪行为，也会在美军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名誉的污点。”麦克阿瑟听从了比特鲁神父的劝告，保留了靖国神社。但麦克阿瑟要求改变靖国神社“庙宇”的地位，把靖国神社变成一个西洋式的纪念碑。

　　禁止政教合一的政令生效后，靖国神社脱离了与国家的关系，成为一个獨立的私营团体。没有了国家的资金来源，靖国神社只得靠募集捐款维持，然而日本民间各方却对靖国神社积极捐款，靖国神社并没有遇到资金难的问题。但靖国神社方面拒绝采用西洋的纪念碑祭典方式，坚持死守传统的靖国神社祭拜方式。

　　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签署后，盟国恢复了日本的獨立主权。日本在恢复主权后发起了两项大运动：战犯释放运动和靖国神社祭祀运动。释放战犯的背景是日本政府在恢复主权时做出的承诺（第１１条）：“日本承认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它同盟国国内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结果，日本政府无权对在日本国内服刑的战犯赦免、减刑和假释。”

　　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它同盟国国内法庭，对５０００多名旧日本军人和政府关系者进行了起诉，分为Ａ、Ｂ、Ｃ三级战犯。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发动战争的Ａ级战犯２８人，其中７名死刑，２１名有期无期徒刑，其余则是在战争中虐待战俘屠殺平民的Ｂ、Ｃ级战犯。到１９５１年旧金山条约生效时，在日本国内有１５０３名战犯，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有５５７名战犯在狱中服刑，其余战犯在共產圈的中國和苏联服刑。

　　１９５２年日本发起了全国规模的战犯赦免运动，在日本律师联合会提交政府的“战犯赦免意见书”上，有４０００多万人签名。战犯赦免的要求有三个：判死刑的战犯减刑；在国外的战犯归国；在国内的战犯释放。日本政府也积极支持战犯释放运动，１９５２年８月，日本政府对同盟国各国提出了释放Ｂ、Ｃ级战犯的请求，同年１０月又向各国提出释放Ａ级战犯的请求。

　　日本战犯释放运动达到了预定的目标。１９５３年７月菲律宾在狱的全部战犯、１９５４年８月澳大利亚在狱的全部战犯归国，死刑的战犯减刑。１９５５年日本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战犯释放问题》决议案，１９５６年３月Ａ级战犯释放，到１９５８年５月，所有Ｂ、Ｃ级战犯全部释放。１９５３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战争死伤残者护援法，把东条英机等已经处死的战犯确定为“公务死亡”（即中國的因公殉职），给他们的遗族发放抚恤金。

　　在释放战犯的同时，日本也开始恢复战前每年举行的靖国神社参拜仪式，追悼战死的“护国英灵”。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签署旧金山讲和条约的吉田茂首相成为战后首先到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首相，不过当时并没有成为重大新闻。到１９７５年为止，各届日本首相每年春秋两次到靖国神社参拜，虽然日本社民黨和共產黨反对到靖国神社参拜，但并没有引起强烈争论和非议。

　　１９７５年三木首相到靖国神社参拜时，首次提出了“私人身份参拜”的说法，在日本政界引起了首相到神社参拜是否违宪的大讨论。根据日本宪法第二十条政教分离的条款，政府不得直接参与宗教活动。社民黨和共產黨声称日本首相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参加靖国神社参拜这样宗教气氛浓厚的仪式，违反宪法政教分离条款，要求首相停止到靖国神社参拜。面对社民黨和共產黨等反对派的指责，三木首相提出他是以私人身份到靖国神社参拜的，他到靖国神社参拜并不代表政府，这样就绕开了首相参拜违宪的指责。

　　三木首相提出了“私人身份参拜”的说法后，引起了很多争议，首先怎样区分代表政府的“公式参拜”，还是代表自己的“私人参拜”呢？为此日本政府在１９７８年发表了一个“统一见解”：“政府官员到神社、佛寺等宗教场所参拜时，只要香火费是自费而不是使用公费，就视为私人性质的参拜。”日本政府并推论１９５３年吉田茂为首的历届首相参拜均为私人参拜。

　　但日本民间要求政府出面公式参拜，追悼战死者的呼声却相当高涨。据ＮＫＨ、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主办的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日本人希望政府到靖国神社公式参拜。在日本参众两议院也出现了“告慰英灵协议会”、“靖国神社公式参拜委员会”和“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委员会”等政治组织，要求政府出面到靖国神社正式参拜。１９８２年“告慰英灵协议会”发起了１０００万人签名运动，到８月４日，有１０００万以上的日本国民签名要求政府到靖国神社正式参拜。

　　在此情况下，１９８２年日本政府做出决议，把日本投降的８月１５日定为“追悼战没者和祈祷和平日”，在每年的８月１５日由政府主办“全国战没者追悼大会”。日本政府对此做出如下说明：“日本在大战中损失了３３０万人的宝贵生命。追悼那些为了国家和社会奉献生命的同胞，是基于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的人类自然普遍的感情。基于这种想法的追悼活动，在诸多外国也可以见到。”从此日本政府每年８月１５日在日本武道馆举办数千人参加的全国战没者追悼式，天皇亲自出席大会。

　　尽管自民黨执政的日本政府决议把８月１５日定为“战没者追悼日”，社民黨、共產黨等在野反对黨派还是强烈反对。社民黨的发言人说：“现在，军国主义的危险阴影又再度在日本出现，我们已经隐约听到军靴的响声，闻到火药的气味。日本政府、自民黨和金融界屈服于美国的要求，强化和推进军备，甚至出现了政府准备出口武器和征兵制的传说。我们坚决反对把战败日定为”战没者追悼日“，以及强行到靖国神社公式参拜的军国主义化行径。”

　　但支持日本政府的势力还是强势，大多数日本人还是欢迎政府主办“战没者追悼日”仪式。不过日本武道馆举行的追悼仪式，毕竟与到神社参拜有所不同。特别信奉神道的日本人相信战争中牺牲的亡灵将聚集在靖国神社，所以要求首相到靖国神社正式参拜的呼声依然很高。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辞职的铃木首相到靖国神社参拜过８次，但其性质仍是私人参拜。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中曾根新内阁诞生，中曾根首相开始挑战靖国神社公式参拜。

　　１９８３年１月，中曾根首次到靖国神社参拜。但记者问他作为首相参拜还是作为私人参拜，中曾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向靖国神社的英灵感谢参拜。”中曾根虽然没有明言公式参拜，却向公式参拜迈出了一大步。为了促成政府的公式参拜，日本战没者遗族会发起了绝食请愿活动，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５日，一百余名日本战没者遗孤在靖国神社前绝食５０小时，请求政府公式参拜靖国神社。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是二次大战结束４０周年，也是日本战败４０周年的日子。为了在这个日子实现公式参拜，日本的政界异常活跃起来。自民黨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的小委员会，负责处理靖国神社的参拜诸问题。由于公式参拜的最大问题是宪法规定的“政府不得直接参与宗教活动”，为了不违宪，自民黨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案：首相到靖国神社只是追悼纪念，只对英灵牌位行一鞠躬之礼，而不参加靖国神社传统的、宗教气味浓厚的参拜仪式。这样就避开了违宪的问题。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中曾根在日本武道馆的“战没者追悼日”仪式完成后，直接到靖国神社参拜。中曾根在靖国神社参拜堂深深鞠了一躬，献上用公费购置的鲜花，然后退出。在记者提问时中曾根说：“我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当然是公式参拜。”

　　中曾根康弘到靖国神社的公式参拜，引起日本各反对黨派的强烈批评，社民黨石桥委员长声称中曾根作为法制国家的首相，却不顾宪法强行到靖国神社参拜，是非常可耻的行为；朝日新闻等左派报刊也连日批评中曾根到靖国神社公式参拜有违宪的嫌疑，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外国的压力，特别是中國的压力。

　　中曾根正式参拜后，中國中央电视台当天就报道了该新闻，并且详细介绍了社会黨、公民黨等反对靖国神社参拜的言论。８月２２日，新华社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绝不允许混淆侵略战争的性质》，文章批评日本政府试图用追悼“为国家和社会奉献了生命的同胞”，来混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大大伤害了中國和亚洲各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８月２６日，日本社会黨代表团访华，姚依林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姚在赞扬日本社会黨严正立场的同时，激烈批评了中曾根政权。８月２９日，鄧小平（当时顾委会主任）会见了日本社会黨代表团，鄧小平谈了维护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后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让人担心，要注意日本政界，特别是个人的所作所为。”不点名的批评了中曾根。

　　在仲共诸领导人中，總書記胡耀邦表示了比较低的姿态。９月１３日，胡耀邦会见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伊东，中曾根托伊东捎话给胡耀邦：“日中友好不变” ，胡耀邦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最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训。”胡耀邦会见伊东后，日本一些新闻媒体报道说：“胡耀邦總書記的谈话显示中國不准备深纠靖国神社问题。”

　　但９月１８日“九一八事件”的日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千多名学生到天安門广场游行，打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中曾根”的口号和标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内也贴满了批判中曾根的大字报。９月２０日，中國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曾根内阁到靖国神社正式参拜，声称靖国神社参拜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严重政治问题。

　　中曾根原以为正式参拜的阻力主要在国内，没有预料到中國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１０月１０日，日本外相安培访华，鄧小平在会见安培时说：“不希望看到出现伤害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希望日方慎重处理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安培表示出日方准备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让步的意思，中方也表示出将不再继续追究中曾根内阁的责任。

　　中曾根听了安培访华的汇报后，决定中止参加１０月举行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中曾根说：“中國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威胁。如果我再去参拜，就会使中國学生的游行活动激化，胡耀邦總書記说不定会因此而下台。日中关系恶化，中國的亲日政府倒台是违反日本国家利益的事，这恐怕也是神社的英灵们不愿看到的事。因此我决定中止这次靖国神社参拜，在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前进一步，后退两步。”

　　１０月，日本各大报纸纷纷登出中曾根因为顾虑中國反应，停止到靖国神社参拜的新闻。此后中曾根在首相任职期间，再也没有去过靖国神社参拜，日本新闻界把中曾根的靖国神社参拜形容为“龙头蛇尾”。中曾根后来在回忆录《天地友情》中说：“我中止到靖国神社参拜的理由，是担心胡耀邦先生会因为我的参拜而遭到弹劾。”（《天地友情》第４６２页）。

　　中曾根１９８５年正式参拜以后，到目前为止再没有一个首相到靖国神社正式参拜（桥本等人进行过私人参拜），这主要考虑的是中國和亚洲诸国的反应。不过新上任的小泉总理多次表示今年８月１５日要去靖国神社公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有再次燃起的可能性。

　　靖国神社参拜的另一个问题是靖国神社中祭有东条英机等１４名Ａ级战犯的牌位，鄧小平曾说：“如果从靖国神社中拿走东条英机的牌位，我也要到靖国神社去献花。”这表面中國并不反对日本到靖国神社参拜本身，而是靖国神社中供有东条英机等Ａ级战犯的牌位。日本政府也有不少人赞成从靖国神社中取走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为他们另建一个庙。这样就可以解决外国反对靖国神社参拜的问题，又能使靖国神社成为可让来访外国元首献花的纪念堂，可谓一举两得。但靖国神社是獨立于政府的宗教团体，日本政府多次向靖国神社表示过移走东条英机等人牌位的意愿，但都被神社方面拒绝。现在靖国神社共祭有从明治维新开始为国殉职战死的２４６万１５８４人的牌位，包括１４名Ａ级战犯，一千多Ｂ、Ｃ级战犯的牌位。

　　当年美军保留靖国神社时，并没有料想到日本人对靖国神社抱有这样大的执着。尽管中曾根以后的历届首相没有去靖国神社参拜，但他们都表示自己想去靖国神社参拜，只是顾虑到中國等国的外交问题才中止参拜，没有一个人认为到靖国神社参拜是一件不应该做的错事。战后５０多年的今天，日本人还念念不忘要到靖国神社参拜，这不应简单地归结于日本右派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而是反应了日本人的民族性。中國与日本打交道时，不应该忽视日本人的这个民族性。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什么是权利？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做”或者“不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说该人享有某种权利。比如一个人有赞美共產黨的自由，也有不赞美共產黨的自由，那么该人就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果一个人只有赞美共產黨的自由，没有不赞美共產黨的自由，那么该人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什么是爱国的权利？一个人有选择爱国的自由，也有选择不爱国的自由，那么该人就享有爱国的权利。如果当一个人只有选择“爱国”的自由，而没有选择“不爱国”的自由，那么该人就没有爱国的权利。

　　在大陆的中國人，只能选择在国内“爱国”，所以他们没有爱国的权利。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在国内的人就是爱国，在国外的人就是不爱国”，这种观点其实非常荒谬。留在国内的人，很可能他早就想出国“卖国”了，但可惜“考Ｇ考托”不合格，没有考取卖国的资格。他的心中可能比在海外的诸位更想卖国，只不过没有搞到卖国的权利，只好留在国内“爱国”了。

　　一个无权无势的人，当然可以自豪地宣布他从来没有贪污过公款。无权无势的人没有贪污公款是事实，但他不贪污仅仅是由于他没有贪污的权利，并不等于他的思想比贪官更高尚，因为如果他当了官可能比现在的贪官更贪。以前毛澤東说：穷人的思想最好，因为他们不象富人那样吃喝嫖赌。这其实也是非常荒谬的推论。虽然穷人不吃喝嫖赌是事实，但穷人不吃喝漂赌仅仅是由于他没有吃喝嫖赌的钱而已，绝不能因此得出穷人比富人思想好的结论。穷人如果有了钱，可能比富人吃喝嫖赌得更疯狂。

　　在国内的中國人，由于没有爱国权利，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对爱国的话题感兴趣。当中國人出了国，有了“不爱国”的权利以后，“爱国”才成为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所以“爱国”对于在海外的中國人来说，是一大热门话题。

　　如果一个人有选择中國国籍的自由，也有选择外国国籍的自由。他选择了中國国籍，是爱国的行为；他选择了外国国籍，是不爱国的行为。但如果我们因此而谴责那些选择外国国籍的人是叛国者，也还为时太早，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相信“爱国神话”的民族。

　　如果一个人抛弃美国国籍回国工作，可以算得上是标准的爱国者。但是在国内的中國人，绝不会相信该爱国者是真的出于“爱国”目的而回国，认为该人一定是在国外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已回国。在国内的中國人心目中，有本事的一流人才全留在国外，没本事的三流人才才不得已回国发展。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在国外的中國人也绝对不会相信该爱国者是出于“爱国”目的而回国，认为该人一定是出于想回国当官的个人野心，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如果有人选择了回国“爱国”的道路，一定会搞得里外不是人，被大伙看成是心口不一的伪君子。在中國的土地上，“回国爱国者”的地位，远远不如“不回国不爱国者”的地位高。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中國国籍是世界上最低等的国籍，只要你持有一本外国护照，你就会在中國的大地上，享受到你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尊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责怪那些选择外国国籍的人呢？

　　尽管中國人嘴上最爱谈爱国，中國人心里却从来不相信真的会有人去爱国。中國的爱国者都是在历史上或在传说中，在现实社会中几乎找不出一个活着的爱国者。中國人可以听到很多爱国者的故事，却不能从自己身边的人当中找出一个“现役爱国者”。

　　请问大家，现在活着的爱国者是谁？如果我们冥思苦想，也想不出几个可以称之为爱国者的“活人”，那么中國人的爱国又表现在哪里？

　　很多外国人评论说：中國人没有爱国心。我想中國人倒未必是真的没有爱国心，而是中國没有爱国的土壤。

　　作者:林思云

　　一、过分强调发展外向型经济

　　90年代开始，中國政府开始提倡大力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但现在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弊病已经显露出来，中國政府不得不对经济发展的方针作重大的调整。

　　下面是1997年中國、美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国民总产值的数据

　　　　　　　国民总产值　　　　　对外贸易

　　中國　　　7000亿美元　　　　　2400亿美元

　　日本　　 51000亿美元　　　　　6700亿美元

　　美国　　 73000亿美元　　　　 14000亿美元

　　美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额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20％以下，说明美国和日本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外国经济情况的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并不严重。而中國的对外贸易额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35％，和东南亚国家相类似，是一种对外依赖型经济。在对外依赖型经济中，外国的经济危机会直接影响国内经济，所以难于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

　　这次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國政府虽然使用强制的行政手段保持了人民币的不贬值，但也还是没有能够消除东南亚国家经济危机对中國经济的影响。中國的经济发展速度在1998年已下降为不到8 ％，预计1999年经济发展速度还将进一步下降。

　　现在中國政府也发现这种对外依赖的外向型经济，虽然能迅速促成一时的繁荣，但却难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去年开始中國政府宣布今后的经济发展要走以内需为主的道路，准备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个人消费都占国民总产值比例的70％以上，中國要搞以内需为主的内向型经济也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个人消费市场。但由于中國政府长期以来对国内市场不够重视，特别是一些经济改革政策，还对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障碍。

　　二、在发展内向型经济方面存在的政策性失误

　　目前中國政府的最大任务是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市场又在国内，所以搞活国内市场其实成为了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前提。但目前中國却面临国内个人消费市场的严重萧条和低迷。造成个人消费市场低迷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急剧的通货膨胀造成个人财产的急剧贬值，使购买力严重衰减而引起的结构型消费低迷，俄罗斯等国就是属于结构型消费低迷。另一种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不敢轻易动用银行存款进行消费，从而导致个人消费减少的信心型消费低迷。

　　1990年，中國的个人储蓄额为7 千亿人民币，而到1996年就增加了4 倍多，达到3 万亿以上。但在此期间个人消费的增加却少得多。尽管物价一再下降，银行的利息也一再下调，可是银行的个人存款额还在不断增加，人们不愿意拿出钱来购物消费。人们不愿购物造成了企业的产品滞销，使企业减利和亏损。而企业的减利和亏损又造成企业雇员的收入减少，甚至失业。企业雇员的减收和失业又使人们进一步不敢轻易化钱消费，造成市场的进一步萧条。所以中國目前的消费市场萧条应属于信心型消费低迷。

　　信心型消费低迷使中國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造成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國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中國政府在制定经济改革政策时，单纯从减少国家财政负担的角度考虑，进行了就业体制改革，公费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但却忽视了这些改革措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國经济改革政策对国内经济，特别是对个人消费市场影响最大的是就业体制改革，打破了社會主義保证就业和终身雇佣制的铁饭碗。可是一个人下岗失业，就会对其它并没有下岗失业的人的消费信心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人们害怕将来也会遇到同样的下岗失业命运，为了预防万一，人们不得不减少消费，把一部分钱贮存起来作为自己的失业保险金。这是造成银行存款增加但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公费医疗的改革。由于公费医疗改革使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不得不面临自己掏腰包看病的情况，而遇到需要住院动手术的大病，至少需要数千到一万人民币以上的开销。一个三口人的家庭，为了应付万一的疾病，至少要为家庭准备二、三万人民币的医疗保险金才能比较安心。另外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子女的教育费用成为家庭的重要支出，一个子女上高中和上大学的费用少说也需一万人民币以上。所以为了子女将来升学的准备，需要预备一万人民币以上的教育基金。

　　80年代初，中國人的存款总额和存款率都远低于现在。但那时的人们愿意拿出大部分的积蓄来购买冰箱、彩电等高档耐用家用电器，促成了个人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和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那时人们敢于化钱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未来没有太多的顾虑，无需害怕失业的危险，没有自费看病的忧虑，也无需为子女准备巨额的教育资金。所以当时人们的银行存款基本上全是用于消费的，几乎不包含保险金的成分。

　　现在中國人的银行存款比例远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这并不是由于中國人更喜欢存钱，而是由于中國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得不用存款的方式来自己为自己保险。但巨额存款放在银行里静止不流动对于国民经济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以中國政府想引导中國老百姓动用存在银行的三万亿人民币进行消费，搞活市场，促使经济发展。

　　中國政府看中了住房这个大商品，想通过住房的商品化来消化掉一部分个人存款，达到促活经济的目的。可是中國政府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國老百姓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是含有保险性质的个人保险金。在没有完备社会保险制度的情况下，让老百姓动用自己的保险金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就业体制改革和公费医疗的改革，明显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安全感，更促使人们用增加存款的方式来提高自我保险能力。所以中國的住房商品化很快就遇到了难关，除了少数富翁，大多数工薪阶层对商品住房并不感兴趣，人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保险金拿去改善住房条件。

　　于是中國政府又想出一个强制性的出售公房的计划，但由于遭到了极大的反对已不得不暂停执行。可是中國政府的住房商品化改革方案又使老百姓增加了新的不安全感，不得不为了将来解决住房而准备一部分存款。这种存款计划又迫使人们削减其它开支来确保住房基金，从而导致消费市场的进一步萧条。

　　可以说近来中國政府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是一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改革，对于在中國建立起以内需为主的健全经济的发展，起了消极和阻碍的作用，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

　　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经济，就要培养起一个强有力的个人消费市场。只有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人们的生活安全感，人们才会放心花钱消费，这是强大个人消费市场的基础。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强大国内经济也都是建立在良好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希望中國政府把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在优先的位置，提高人们的生活安全感，从而为建立一个内需为主的强大国家经济打好必要的基础。

1999年5月24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一布朗的挑战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 —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國？》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國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國？》。

　　1 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國？》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國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國”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國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國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國和国际上某些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國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國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國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 ／5 ，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國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 亿吨）的1 至2 倍。中國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國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國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國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國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國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國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國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國的人口对中國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國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國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國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國”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 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 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

　　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獨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 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國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國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 中國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國做为独存的社會主義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國身上，把中國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國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國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國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國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國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 ／5 的中國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國？》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國威胁论”，即“中國粮食威胁论”和“中國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國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國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國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國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國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國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國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國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國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國？》代表了“中國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國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國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 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國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 中國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 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 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 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 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 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會主義国家或前社會主義国家与人均GNP 相当的非社會主義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 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 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國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 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 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 （370 美元）的10.5倍。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會主義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會主義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國，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國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國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國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 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國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國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國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國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國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國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 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 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 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 公斤。1978—1984年是中國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 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 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國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國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國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國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 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 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 （1985—1994年），下降了96％。

　　中國1985—1994年的经验证实了我根据国际比较提出的猜测：社會主義国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会大大减缓它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

　　社會主義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能够降低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此前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使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合理地反映出较真实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价格的上升自然减少了需求。二、市场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费多样化，而且非食品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以及补贴的减少也相应地压低了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三、市场化改革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粮食消费有所下降。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动物性产品的饲料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结构向减少使用稀缺资源（如粮食）的方向转变。

　　1990—2050年中國粮食需求预测：中國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在广泛地比较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深入地研究了中國的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对1990—2050年期间中國的人口和GNP 的增长情况做了预测，预测结果列于表1 中。目前，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國的人均GNP 被低估了，为了更加充分地估计中國未来的人均谷物和粮食需求量，将1990年中國的人均GNP 提高一倍，上调到740美元，以此为基数进行预测分析。将各预测年份的人均GNP 预测值带入前面从国际经验分析中得到的经验公式，就可以得到对应年份的人均谷物需求量的推测值。当人均谷物需求量推测值小于1990年的实际值时，预测值取两者中较大的数值。假定谷物占粮食的比例不变，由人均谷物需求量预测值可以推出人均粮食需求量的预测值。由此方法得到的全部预测结果列于表2 中。

　　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國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國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國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 中。

　　2 中國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國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國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國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 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國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國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國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國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國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國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

　　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國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國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 ）3 中國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國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國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國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 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國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國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國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國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國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 ”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國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 ”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國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國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國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國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國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國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國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國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國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國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國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國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國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國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國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國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 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 ％，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 ％，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 ％，人均产量提高了6 ％，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 ％。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

　　世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 年或不到3 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 倍，即104 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 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 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 中國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國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 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國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國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國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國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 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國买得起粮食，中國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國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

　　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國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 ／5 的中國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國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國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國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 中國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

　　目前，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消费者付费原则”，而这一原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环境管理能力是否是足够强大以及市场的所有权结构是否足够完善。政府的管理能力越强、市场的所有权结构越完善，则消费者付费原则得到的保障就越大；反之，则这一原则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就越小。粮食贸易的环境影响特征：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粮食或谷物出口国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它们都有足够的能力保证让进口国负担粮食生产的环境成本，并且利用进口国支付的环境保护费用消除粮食生产中的环境负效应，而且对于今天的环保技术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关键是能否得到足够的投资。粮食生产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因此，对于今日世界上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来说，只要进口国按完全成本支付价格，它们就能获得足够的环保资金，从而能有效地消除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幸运的是，这些发达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由于有较强的政府管理能力和较完善的市场组织，所以能够确保“消费者付费原则”的有效实施。这说明，中國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國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它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所以布朗的分析和预言是不科学的。环境与贸易问题中的帝国主义逻辑：布朗在指责中國进口谷物会向国外转移或输出生态压力的同时，对美国大量进口石油的问题却不置一词。要知道谷物生产使用的主要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灌水；而石油却是地地道道的不可更新资源。中國进口谷物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美国进口石油是为了支撑自己的奢侈生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石油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但它同时也是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它把自己的油井封起来，号称“战略储备”，以备其他国家的石油储量耗尽之后自己使用。与此同时，却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石油。而那些出口石油的国家除了地下有限的石油，就是寸草不生的炎炎沙漠。请问布朗：你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通过国际贸易损害别国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呢？你自己的国家在大量进口石油的时候是不是也抬高了国际市场石油的价格，从而剥夺了穷国——包括中國——的发展机会了呢？你为什么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省下一点时间用来扪心自问？你真的是一位关心全人类、关心我们这颗星球的公正的学者吗？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你就不要以穷人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以地球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来谴责中國。

　　（作者单位：中國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摘自中青在线

　　作者:康晓光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國经济社会形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过去20多年中國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國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國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当前，中國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國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國社会治理的‘测量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我们发现，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 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 ％，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3600 万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以及不同利益受损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國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在过去几年，各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连续对我国城市居民进行了社会形势问卷调查，调查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没有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反倒愈来愈强化。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國共產黨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會主義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中國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过去的20多年中，中國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呢？如果存在，是否能保证中國今后5 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呢？决策者应当是‘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见《易经》）。这是中國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國经济社会态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我们宁可把困难与挑战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应对预案与对策准备得严重一点，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决策者们仍然过低地估计各种国内的挑战（这里还不包括台湾与国际挑战），又过高估计处理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在重要的文献中对中國当前社会形势的估计是‘轻描淡写’，例如，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就业压力增大，企业改革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整体素质不高。

　　我们认为，当前中國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 ；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國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國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國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1999年4 月爆发了鍅耣功组织冲击中南海事件，被江澤民總書記称为‘神不知，鬼不觉’，震惊了中央，也震惊了全世界。迄今为止，这个政治事件给中國及其领导人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远没有消除。

　　1999年5 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级联放大’效应，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3 我们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的话，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爆发，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为了防止中國再次出现1989年的事件，防止中國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这是作者向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从最高国家利益出发，主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靠经济增长能够自动地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欺上（指欺骗中央领导人）瞒下（指对社会公众隐瞒）’十分盛行，从电视上所看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极大地掩盖了经济繁荣下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本文研究结论来自于基本事实，主要参考了中國社会科学院公开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中國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1年和2002年）和各类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对城市居民社会形势的问卷调查资料（见表1 ），这些调查的方法有所不同，调查的对象不同，调查的问题设计不同，但是均可以比较翔实地反映老百姓的心态，还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作相关分析。此外，作者还根据近年《中國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各种计算，以便进一步分析了解社会不稳定的宏观背景。

　　本文分为5 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宗旨，明确指出中國已经进入新的社会不稳定不公平时期。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各类调查不同人群对社会稳定及其影响因素的看法，当前最突出的社会不稳定是：日益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农民收入下降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

　　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研究分析理论框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地位影响满意程度’，为此提出了4 点基本判断，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满意，有的人则不满意。

　　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哪些人对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满意，哪些人比较满意或者很满意；社会的低收入人群、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 －2 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

　　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结果和社会含义，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政府缺乏在全社会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不能及时和主动解决公开的和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即可能出现‘倒 J’现象，就像印度尼西亚一样，持续的经济增长突然出现‘逆转’，由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动荡。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國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黨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國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见表2 ）。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 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见表3 ）。

　　4 黨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國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黨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黨政干部对影响中國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见表4 ）；2001年黨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5 。腐败问题连续3 年位居榜首。黨内中高级黨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國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黨政干部，他们对中國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

　　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6 。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

　　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 年下降（累计下降22%）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 －4000亿元7 ；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

　　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國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 的比重在13.3-16.9%之间8 ；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 的14.5-14.9%9 。

　　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10，三是中國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國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见表5 ）11。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 ，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中國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12，但是我国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份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黨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始终主张坚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國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公正，甚至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台湾还不平等；

　　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其他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13

　　研究分析框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國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國社会治理的‘温度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國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國日益开放时期，哪些人是输家，哪些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國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 ：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國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國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 、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不满意。

　　2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3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4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它受人们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客观社会稳定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调查结果：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又有多大人口规模呢？为什么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呢？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澤東，1926年）14。那么在社會主義建设时期，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的首要问题是‘谁拥护政府？谁反对政府？’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國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而言这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和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资料提供了详细的、比较权威的重要信息。我们在上述资料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试图寻找影响人们主观看法的原因，了解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人群和重要因素。

　　4.1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比例明显增加

　　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2000年对城市居民调查，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者（包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达到22%15 ，即超过城市居民的1/5 ，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 亿人。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0年对10个城市居民调查，对市民生活不满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达到26.7% ，2001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3.6% ，即有1/3 的城市居民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5 亿人。与此同时，对市民生活满意者（指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由55.5% 提高到63.4% ，出现‘两极同化’趋势，即不满意者与满意者的比例都在增加。

　　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过去三年的调查中16，总的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变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约55% 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 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2 亿人。

　　由此可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 －2 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

　　那么哪些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哪些人不满自己的状况呢？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4.2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中國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指相对地位：一方面是相对社会其它阶层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是相对自己过去的地位进行比较。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國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1995－2000年仅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减少了4800万人，同时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我们用三项指标衡量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即是否下岗失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变动情况。下岗失业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在岗就业的人来说，收入水平则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如果说前几年还存在过‘脑体倒挂’现象的话，现在中國社会已变成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准等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已充分反映到其收入水平上。‘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下降？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上升？

　　下岗职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岗人员收入水平增加的比例较高。表5 证实了人们普遍的生活感受，下岗职工是城镇人口中的主要‘输家’。1999年，在调查的城市里，有38.5% 的居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下岗失业工人中，收入下降的比重却高达72.4% ，比平均数高出34个百分点。同年收入有所增加的居民占被调查对象的16.9% 。但在下岗失业工人中，这一比例不到5%。2000年被调查城市的情况总的来说要好一些。下岗失业工人仍然是严重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比在岗人员要高出一倍，分别为42.7% 和21.3% ；而下岗失业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只有4.9%，在岗人员要高出近4 倍，为19.1%(表6)。作者从当年一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了解到，大部分人已经下岗或提前退养，他们讲‘毛澤東让我们下乡务农，鄧小平让我们回城务工17，江澤民让我们下岗失业’。这反映了1500－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心态，纹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大多数又失去了就业劳动的机会，‘上有老，下有小’，当他们加入退休大军时，成为低收入人群或社会边缘化人群，显然让他们一生中多次承担政治决策失误和社会改革成本是不公平的。

　　下岗失业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还包括很多在岗就业的人。如果把城市居民按收入分成以下八档，一种相关关系便凸现出来( 见表7)：即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 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但这样的低收入群体中，有61% 的人在1999年收入下降，有38% 的人在2000年收入下降。反观年收入在20000 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國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 年中國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 ％，人数达到1850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 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96 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包括了最低收入困难户），人数达到359 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 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223元。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表8 ）。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 年的增长趋势，5 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 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 个百分点。

　　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 ％，月人均收入为200 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 ％，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 元（2000年为58元）。这还不包括大量在岗职工和民工拖欠工资和报酬（约有1400－1500万人），大量退休离休人员拖欠养老金。

　　以上微观抽样调查与宏观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國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最令人担忧的是连最高领导人也在否认中國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活生生的现实。18长此下去，中國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4.3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有如下结果。

　　下岗失业人员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就业角度看，绝大多数在岗人员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而下岗失业人员中1999年有70% 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2000年这一比例近占一半( 见表9)。

　　低收入人群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水平看，虽然在不同年份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有所变化，但明显存在一种相关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对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收入水平越低，对生活状况越不满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群体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最不满意( 见表10) 。

　　收入水平下降的人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增减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收入增加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而绝大多数收入下降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1999年这一比例占2/3,2000年占1/2(见表11) 。

　　若以1 分表示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用5 分表示很满意来反映不同收入组或不同类型人群的满意程度。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资料19，从不同年龄组比较，31-50 岁之间的4 个年龄组满意程度最低，在3.02-3.15 分之间；从不同收入组比较，最低收入满意度最低，只有2.82分，而最高收入组满意度最高，为3.69分；从不同职业分类比较，下岗失业和非技术工人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67分和2.97分，离退休、干部或经理、高级技术人员满意度最高，分别为3.48分，3.47分和3.46分；从不同文化程度比较，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低，分别为3.14分和3.16分，而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高，为3.90分，其次是大学文化程度者，为3.46分；从不同城市比较，上海和贵阳居民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98分和3.00分，而厦门居民满意度最高，为3.53分（见表12）。

　　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國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4.4 不满者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见表13) 。20但是，勿庸置疑，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么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倾向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看到了其他人忽略了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满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从表7 可以看出来。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表14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好征兆。

　　表14：满意程度与行为激烈程度

　　您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吗？

　　1999年满意不满意 2000 年满意不满意 2001 年满意不满意 3.7 9.3 5.2 7.110.2 16.2

　　是否会采取以下方式解决问题：聚众游行请愿罢工罢课， 1.6 4.8 0.7 1.61.5 5.1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國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國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过去24年里，中國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 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 以上，几乎每3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 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 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 万人。232002年1 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國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安全，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 growth）、‘不公平增长’(unequal growth)。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階級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是优惠一部分人或地区，歧视其他人和地区，而是维持和保证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階級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階級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階級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 ’假设( 图四) 。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 ’假设正确的证据。

　　为什么发展中國家在经济全球化或对外开放过程中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得瑞克（Dani Rodrik ）在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公式：经济增长＝－外部冲击×（潜在社会冲突+ 冲突管理机构）。该公式表明：（1 ）外部冲击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或世界经济衰退均属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随机事件；（2 ）潜在地社会矛盾越多，冲突越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民族矛盾越剧烈，那么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3 ）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现存的社会矛盾状况下，社会管理机构越脆弱，其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会进行公平分配的意愿越小，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民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越少，弱势群体越容易受到忽视，那么，一旦遇到经济动荡和外部冲击，就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國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止、政府不断更迭的原因。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社会却越来越不平等、政治越来越腐败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垮台了，这个民族国家在危机中走向混乱，GDP 下降了20% 以上。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如表15所示，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者外部挑战强烈冲击，就很容易引起中國内部社会矛盾冲突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受外部干预，就会形成全局性的突发性事件，不排除1989年的政治風波事件或者类似印度尼西亚事件的出现。

　　已经有学者强烈意识到，中國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例如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1999年就发出严重警告，未来10年，中國发生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要比过去20年大得多，国民经济因社会失稳而突然陷入负增长的概率也较高。他指出，当金融体系崩溃，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太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将因负增长而蒙受巨大损失。可惜这种‘真知灼见’都被社会广为流行的‘歌舞升平’所淹没，被决策者所忽视。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國共產黨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會主義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表15：社会稳定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本表格比较复杂，删略）

　　注释：

　　1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中國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81 上升为1995年的0.388 ，是世界上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见世界银行：《中國收入分配差异》，中文版，中國财经出版社，1998年。)

　　3 沈致远、李训经、雍炯敏：‘研究突发事件：数学金融学的重要课题’，《科学》，1999年，第51期，第2 期，第6-9 页。

　　4 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目前最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城市是由于企业不景气、收入减少、下岗、养老和医疗得不到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而且这个贫困人口群在增加，又集中在城市，城市中许多支出费用又是固定的，收入减少很容易使他们陷入困境；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缩小，各种税费负担由于吃皇粮的人数比率太高而加重，如果再加上外出受限制，向外流动的成本加大，以及一些农村的合作基金会、股金会和互助基金会不能兑付，也很容易引发农村的社会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