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06月, 2003

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样的“知识”?!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报道,说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竟然答不了他孙子的语文试卷。起初我还有些不相信,现在轮到我了,看着儿子《思想政治》的试卷,让我有了学校到底要教孩子什么样知识的疑问。

  有一道多项选择题,问下列那些行为应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A. 张某纠集群众集体上访,扰乱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

  B. 李某不买站台票强行进站,辱骂工作人员

  C. 牛、李二人因抢座位,造成公共汽车内秩序混乱

  D. 赵某贪图便宜,购买他人偷盗的自行车

  考题的标准答案是四项全选,儿子没得上分。问其原因,答曰没有选C 项;其理由是每天不挤车就到不了校,故以为“抢座位”不会“治安处罚”,我是哭笑不得。

  如今学校里兴说“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考试题也活了许多。但用“分数”来衡量学生“成绩”的方法并没有改变,而且“考”学生的法子是不断地“出新”;这不就有了试题中的标准答案,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这样的荒唐事。

  有一则小幽默,说的是一位中國留学生在国外与女朋友上街,见了红灯照常走,结果女朋友跟他吹了,理由是“这种人连红灯都敢闯,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与国内新的女朋友一道上街,见了红灯自然停了下来,结果女朋友还是与他吹了,理由是“这种人见了红灯都停下等,他还能干成什么事情”。

  其实,只要把这位留学生“闯红灯”的地点调换一下,那里还会有什么“幽默”可言。

  回到上述“试题”,那四个选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可当学校仅用这些“标准答案”来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先说“自行车”。有多少学生的自行车是父母新买的,又有多少辆自行车就是因为“贪图便宜,购买他人偷盗的自行车”,怕只有答题的学生自己最清楚。

  再说“集体上访”。大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体上访”,都是由于我们政府里的“老爷”们,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本来该抓、该管的事情没有做好,群众反映了还是不好好解决才引起群众的集体上访。不正视产生“集体上访”的原因,反而对“集体上访”的人员进行“治安处罚”,是“叁個代表”中的那条、那款规定的,它又“代表”着什么?!

  化学教课书中有“纯水不导电”的知识,可现实生活中我们饮用的纯净水,虽经“27层过滤”依然是“农夫山泉有点甜”。

  科学实验可以假设条件,现实生活却不能脱离社会。当我们在课堂里给孩子们教一套、讲一套,而在现实生活中又行的另一套、做的另一套的时候,这些与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标准答案,是不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教孩子“指鹿为马”的“粉饰太平”;久而久之,碰过壁的孩子有了课堂上老师教的都是“错”的时候,学校所教授的“知识”与“混淆是非”有什么区别?!

  面对封建礼教,鲁迅先生曾经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呐喊,面对如此的“思想政治”,我不由得想喊出“救救教育”的声音。只可惜,我不知道我该向谁去喊?!也不知道这样喊了又有谁会听?!

  其实,我只是希望不要让“谎言说上100遍就成真理”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作者:李盾

女皇的“担心”与不熄火的“炉灶”……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两百多年前,英国有一个能工巧匠发明了“机器织袜”的技术,于是他将这个技术奉献给了女皇陛下。当女皇看到由机器加工出来的袜子时,甚是喜爱(犹如我们当年穿着“千层袜”见到“尼龙袜”一般)。

  但女皇毕竟是女皇,她马上有了另外一种“担心”。因为当时绝大多数英国妇女都在手工织袜,女皇担心有了这种能够“织袜子”的机器,绝大多数的英国妇女将失去“养家糊口”的工作(犹如担心今天的工人“下岗”一般)。出于这种考虑,女皇陛下并没有在国内推广这种织袜技术。

  两百多年过去了,女皇陛下当年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今再没有哪个英国妇女还靠手工织袜来补贴家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我的一位在俄罗斯留学六年的朋友讲,他的俄罗斯房东为了节省一盒价值50卢布的火柴,常年不熄灭她家哪个有着四个灶头的天然气炉灶。朋友的妻子去俄罗斯探亲,自然会以我们每方壹块多钱的天然气价格来考虑问题,所以经常在饭后关闭天然气炉灶;为此还与俄罗斯房东闹出些不愉快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实施,我国在生产资料方面属于国家定价的项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天然气价格和电价仍然属于国家定价。而同属于国家定价范畴,国内天然气的开发和经营单位参照国际上天然气的经营模式,要求天然气用户“照付不议”,以保证天然气开发和经营单位的利益;而电网经营单位又要求电厂“竞价上网”,这样以来所有的经营风险都集中在天然气电厂身上,给电厂投资和经营单位增加很大压力,不利于燃气电厂项目的开发。

  与俄罗斯每方0. 05元(人民币)的天然气价格和我们每方0. 66元的井口价(国家定价)来比较,我们的天然气价格高出10倍以上。而以此价格用于天然气发电,其电价不要说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就是与那些能耗高、污染大的小火电都比不过,致使国家经贸委从1997开始关停的小火电的计划迟迟得不到落实。

  天然气发电技术,是被世界广泛应用的具有环境保护特点,高效节能和具有很强的调峰功能的一项成熟技术;但是与相对低廉的煤炭相比,应用该技术发电成本会较高。但因使用天然气发电技术而形成的环保效应,也是用煤发电造成污染所无法弥补的。

  问题是明知道这些“道理”,却因为有类似于女皇的“担心”——诸如“稳定”、“职工下岗”等原因,国家明令禁止和要求关停的“小火电”依然是浓烟滚滚,甚至国家计委发专文禁止建设的小机组,依然被抱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心理的有关领导,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大上、快上”之中。一位有着经济学硕士文凭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曾经就这个话题直接对我说:从只有一个地球的角度说,英国能够先把伦敦建成“雾都”再治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先污染再治理呢?

  好一个先污染再治理。其实,自建国以来为了追求“低电价”,国家在黄河中上游梯级开发了许多大型水电站,使得黄河下游每年断流上百天;因为“缺水”造成下游数省每年的工农业损失,哪里是什么“低电价”可以比拟的。而国家目前正在实施的投资上百亿的“南水北调”工程,是否就是大自然对我们曾经追求“低电价”的最好惩罚。

  我们的官员也可以不讲“民主”,但万万不能不讲“科学”。从女皇的“担心”到不熄火的“炉灶”,不是我们的官员有“妇人之仁”,就是“国家定价”的政策有误,在这样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面前,我们的“父母官”的决策中必定会有一个错误。

  大自然惩罚的对象一般都是愚昧和无知者,而愚昧和无知者往往都是不讲科学的人。奉劝我们的有关领导,别一不留神在“兴国”之时,却干出些“误国”的事情来……

  作者:李盾

不要让“闲人执法”玷污了法律……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溫家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经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的第十八条中规定:本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此时此刻让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孙志刚,一名在广州“打工”的普通大学生。三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就是因为缺少一张“暂住证”的他被广州警方以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三天后含冤死在了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里。而孙志刚绝对不是就这样冤死在收容遣送站里的第一人。

  1999年10月4日夜里,长期在广州从事装修工作的广西青年农民张森,在路经广州市白云区松州街地段时,因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而被该街道派出所警察带回所里留置,半个月后,这位健壮青年离奇死亡;2001年6月19日晚,在沈阳开小饭店的抚顺市农民朴永根,因没办暂住证被沈河区团结路派出所民警带回所里留置。随后,朴永根在收容遣送站里遭到7名暴徒数次殴打,经抢救无效死亡……

  当孙志刚们用性命换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迎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到来的时刻,我们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和喜悦起来。

  “階級斗争”虽早已离我们而去,但在部分公安人员眼中把人看作像“疑犯”的“职业病”依然普遍;打“犯人”就是打“坏人”观念和意识仍然存在。知法、遵法、守法这些“名词”似乎与“执法者”无关,这才使得像孙志刚这样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愿随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孙志刚能够成为因此而丧命的最后一人?!

  话说到这里,我还想罗嗦几句。从孙志刚等人的悲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雇佣“闲人执法”的问题。现在各机关部门都实行了“精简”,因此难免在一些执法活动中聘请了一些“临时人员”来配合工作。按说在这些“委托执法”活动中,对委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法律意识都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就有了诸如此类的“执法者犯法”的事件发生,“处女卖淫案”、“夫妻看黄碟”等违法侵犯人權的事件连连出现……

  现在的行政法规也比较多,“大盖帽”也比较杂,许多“杂牌军”在执法中态度粗暴,执法像專政。按说專政是针对少数违法犯罪分子,是保护老百姓的;可是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老百姓对受到保护的感觉不强烈,反倒是常常感到有被專政的味道。慢慢地,老百姓对执法人员“先入为主”地产生了抵触情绪,见了这些执法的“杂牌军”不是“躲”就是“逃”,甚至由此产生了一些“智慧”的应对办法。

  雇“闲人执法”的问题,往小处说是用人不当,可往大处说就是“公共权利的随意转让”,最终丧失的还是法律的神圣感。对于那些具体的“闲人”,老百姓可以骂几句;可对于雇佣“闲人”来执法的单位和个人,我们又该怎么“骂”和“骂”些什么呢?!

  再好的法律法规也要靠人来执行,执法者出了错,不仅降低执法人员的威信,没准还会把法律给“贴赔”进去。

  法律的公正与神圣,不仅要靠公民自觉遵守来维护,更要靠执法者的公正文明的行为来体现。愿知法、遵法、守法能够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行为准则……

  2003、6、24

  作者:李盾

粤港澳观察:“大珠三角”变局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充斥在整个2002年下半年香港报章上的,是香港急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呼声,香港特区政府似乎要真的动起来了。

  其实,早在2000年,香港学者就提出了“珠江口湾区”或“香港湾区”的概念,借用“旧金山湾区”一词,来类比以香港为龙头的珠江口经济区;更早的1997、1998年,广州、深圳的学者都一直在使用“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这个概念,小珠三角加上香港和澳门,整个经济体的总量相当于京津唐地区与长三角经济区之和。

  等到香港政府要有所动作的时候,时空已经转换了,盘旋在珠江口湾区上空的疑问现在已经不是珠港要不要经济一体化了,而是:谁是“珠江口湾区”的龙头?

  也许本不应有此疑问,然而在整个2002年,在珠三角经济生态格局里,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香港,连同拱卫着香港的两个城市深圳和珠海(可视为香港的两个卫星城),都陷入了迷茫之中,而广州,包括拱卫着广州的佛山和东莞两个城市(亦可视为广州的两个卫星城)却都有要大放异彩的感觉。最起码在气势(制造热点效应)上,北强南弱是2002年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最大特点。

  是什么在背后起了作用?

  佛山:统一值得品味

  除了香港向内转之外,2002年珠三角城市生态变局中最值得玩味的两件事就是:东莞定位为广东省的区域中心城市,以及佛山要做广东省第三大城市。

  2002年12月19日,佛山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佛山市正式宣布将其原来的四个代管市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撤市设区,大佛山市由原来的二区四市变成了五个区。这样,整个佛山市去年的GDP 高达1068.36亿元,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千亿俱乐部成员。

  尽管在10月份,合并的消息就已在珠三角流传,但是“佛山统一”进程操作得如此之快还是让人瞠目结舌。

  而佛山市的动作也相当地生猛。尽管佛山市市长梁绍棠在与五位区长合影留念之前,承诺佛山市只管规划和协调,权力尽可能多地下放到区里,但整合的手段却是陆续而来。

  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点,一是决定投资60亿元建设大佛山市统一的城市道路网,这个包括“四纵九横两环”的路网确保从佛山市区到各区30分钟到达,以此确保“佛山核心”的形成;二是决定未来10年投资100 亿元用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通信业务方面整合网络资源,并且提出了长途电话区号统一的时间表;其三,在宣布撤市设区之后不到一周时间内,《佛山市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佛山市工业发展规划纲要》和《佛山市服务业发展规划纲要》出台。

  “撤市设区”争议

  在十六大之前,广东省就已定下了把佛山市建设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的战略部署,当时兼任广东省委常委的珠海市委书记黄龙云调往佛山任市委书记,其实就已预示了佛山市将升格为副省级城市,同时让副省级的官员出任书记,亦含有强力推行“佛山统一”的信号,四市领导者也是积极地打报告要求撤市设区。

  在四市民间,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顺德、南海两市,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撤市设区,这情形一如番禺被广州吞并、锡山被无锡市吞并、吴县被苏州吞并时那样。

  但是,政经评论家王志纲先生撰文指出,“……10年前,当时伴随顺德、南海撤县设市,各自为政的趋势愈来愈烈,佛山市显得日益窘迫,说严重点,其实它的号令范围也就是一个佛山城区。佛山的发展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承认诸侯割据的现实,自断羽翼,要么逆势而为,削藩整合……后者是一条积极的出路。”

  除了城市建设、公益设施等许多方面重复建设为人诟病外,佛山市及其辖下四市的产业结构倒也各有特色,尤其是南海、顺德两市,一直都是全国十强县市之一。但是以佛山为代表的珠江口西岸在家电业陷入低潮时,经济有不振的迹象,而与此同时,珠江口东岸的三市却因IT制造业的兴起而超越了西岸,如何提升西岸的产业升级一直是地方政府较为头疼的事项之一。

  佛山整合当然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在前年,广东省刚刚将顺德市列为改革试点城市,当时已有不少信号暗示顺德将和同为广东四小虎的中山和东莞一样,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今年1 月29日,广东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在回答佛山代表关于佛山定位问题时,还明确告诫说,“佛山要摆正位置,做广州的卫星城……不要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要做好自己最能做的事情。”

  “佛山统一”的理由

  短短一年时间,就发生了如此的逆转。官方的解释之一是佛山的做大有利于粤西的开发。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佛山能对粤西地区产业多大的经济辐射力,现在还看不清楚。问题在于,佛山市区基本与广州市区连成一片,如果佛山市能对粤西产生足够大的辐射力的话,稍稍偏远了十几公里但经济辐射力远较佛山为大的华南中心城市广州更应做得到,有什么必要由佛山来辐射?

  有观察家解释为,在珠海扶不起来之后,有必要扶持佛山成为第三大城市,以维持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平衡;也有人认为,广东省强力塑造佛山成为第三大城市,其意在增加几个在全国有分量的城市,加快都市圈的形成,以此和长三角城市群进行抗衡。扶持东莞成为中心城市的用意也在于此。

  如果香港的作用相当于上海的话,那么广州、深圳的角色就相当于南京、杭州,但长三角除了沪宁杭之外,还有苏州、无锡、宁波、常州等一大批在全国都有相当地位的城市,与它们相比,佛山、东莞的国际国内知名度和经济辐射力似乎低了些。

  东莞:夹缝中抬头

  谁也没想到东莞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抬头,因为在2001年之后,苏州对台商的强大磁力曾使得东莞黯然神伤,人们本以为最应该失落的城市是东莞。

  在去年下半年,东莞市委书记佟星高调对媒体宣布,东莞市的目标是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在此前不久,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视察东莞,支持东莞市新的城市定位。

  在此之前,虽然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在2001年达到了800 亿元,“自称是全球最重要的IT制造业基地”,但东莞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像个大农贸市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批评广州的一段话,其实更适用于东莞。那句名言是:“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城市又像农村,农村又像城市,路两边不长树,只长房子。”

  但是在去年以来,东莞效仿广州的“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计划,更激进地提出,“一年一大变,五年见新城市”,将整个市域分成四个组团,进行整理工作。在产业结构上,亦加大对物流业、会展业、旅游业等城市产业的投入。在今年的多个场合,东莞市委书记佟星、东莞市市长黎桂康都一再强调“东莞要告别农民城市形象,建设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

  能否成为中心城市?

  然而,有学者质疑东莞的中心城市定位。该学者指出,什么叫“中心城市”?它必得是在一区域中有强大经济辐射能力的轴心城市,夹在广州和深圳、香港三大国际性城市(这三个城市雄踞国内城市中的前五位)之间的东莞,其经济能够辐射周边的哪个区域,其经济腹地在哪里?东莞的“中心城市”定位是否能够兑现?

  其实在广深之间的东莞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的基地,某种意义上也端赖了它夹在香港深圳广州之间的区位优势,东莞、惠州、深圳、香港原本是十分理想的产业分工体系,现在这一体系由于东莞中心城市的定位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东莞想要成为中心城市的任何企图都意味着要跟广州或深圳产生竞争。

  东莞将自己定位为区域性的物流中心城市,并设立三个物流园区:市区物流园区、常平物流园区、虎门港区物流园区,其发展虎门港最为深圳、广州两地所不乐见,因东莞原本被定义为深圳港的核心腹地,亦是南沙港想要争取的货源地之一。

  问题的关键是,明知如此,粤省为何还要支持其作如此的定位?

  在广东省一心要扶持广州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前提下,同时又支持与其近在咫尺的佛山和东莞坐大成为中心城市,可能会使人联想到这是构建大广州的一个步骤。有可能最后不会有“广佛都市圈”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是“大广州”的概念,因为以城市轨道交通联结起来的佛山、东莞,事实上已是一个一体化的大都市,而这个大都市也许有实力与香港竞争珠三角龙头的地位。

  从粤港互动的角度考量,广东显然还是想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

  广州:龙头的竞争

  布局南沙

  广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雄心勃勃且方向明确。

  在2000年6 月广州将原来的两个代管市番禺和花都吞并为两个辖区之后,广州的战略蓝图就已十分清晰了,它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海滨城市,因此要往海边走。在番禺的最南端,那就是南沙。

  这其实是现任广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林树森的一贯思路:解困不如发展,解决老广州的困局,不如建设一个新广州,而处在珠江口湾区几何中心位置的南沙,正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广州市的南沙计划,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不断添加筹码的过程。最初,南沙的规划只是在包括霍英东原来开发部分的50多平方公里。今年1 月,广州市副市长、南沙开发总指挥张广宁宣布开发建设的总面积扩大到319 平方公里,主要包括黄阁组团(临海工业用地)、南沙组团(生活与产业服务中心)、鸡抱沙与龙穴岛组团(港口用地),而最新的南沙计划已将新垦、万顷沙、横沥等镇包括进去,面积扩大到536 平方公里。广州市宣称,要把老城区的基础产业都迁到这里,将把南沙建成广州的“东京湾”,仅先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准备投入300 多亿元。

  南沙的重点将放在重化工业和物流业。后者依赖于大港口能否形成,而前者也许是林树森认定可以击败另一个竞争对手深圳的关键所在。

  深圳是珠三角除香港外惟一一个对广州龙头地位构成威胁的城市,虽然它已是中國大陆第二大工业城市,但其工业主要是新兴的电子信息制造等轻工业,林树森不止一次意有所指地对媒体表示:“简单的加工业并不稳定,要长远维持还得靠一些基础产业,比如广州的石化、汽车等产业。而并不是一味地都去做高新技术才是时髦。”

  香港的边缘化?

  在广州市的计划里,是把南沙龙穴岛建成一个大型国际性深水港口,由它和黄埔港共同成为广州的出海口,这一计划既是对深圳港(现国内第二大集装箱港)的挑战,其实,这也必然分流香港葵涌港的货源(因广州离粤中和粤西的货源地更近)。不过香港人最担心的,是由广东省主持的“珠三角快速轨道交通网络”规划,这个规划仍沿袭了1996年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的思路,以广州为整个珠三角交通网络的中枢,由广深、广珠为两条主轴。

  香港学者刘锐绍就指出,一旦这个以广州为中心的“一小时都市圈”形成,香港在珠三角就被彻底边缘化了,因为香港只是其中一条主轴的端点而已。

  这正是香港一些学者和业内人士急不可待地呼吁港府同意修建连接珠海和澳门的珠港澳大桥(即原伶仃洋大桥)的原因所在。一旦这坐横跨珠江口的大桥建成,整个珠江口湾区的交通就形成一个环状的网,而香港便和广州成为一南一北两个纽结,香港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又高过广州,将来被边缘化的不管是不是广州,肯定不会是香港了。

  即便是港府同意修筑珠江口跨海大桥,真正上马也至少在五年之后了,等到建成则至少在十年甚或十五年之后,而珠三角快速轨道网则很有可能在2008年成形,到那时,广州也许就具备了挑战香港珠三角龙头地位的资格了。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认同香港才应该是珠三角的发展龙头,但广州看来绝不会轻言放弃。

  事实上,广州从来没有说过它不做珠江三角洲的龙头,相反,它一直强调自己是华南的经济中心城市,尽管它可能只是华南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过去近20年来,真正的华南经济中心的角色其实一直是由香港来承担,是香港为华南提供了最多的投资、最多的融资、最多的国际商业服务。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厉无畏说,“香港目前还是中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所以珠三角无法把香港包容进去,广州和深圳谁会成为龙头,还存在变数。”

  珠海:不再是中心城市

  时间倒回4 年,在1998年里珠三角城市生态中,最值得玩味的变化是珠海的失落。在那一年里珠海宣布自己不再定位为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这既是前边近十年时间里珠海泡沫的破灭,也是珠海回到务实的开始。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南下广东之后不久,就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要发挥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民间有人将这一说法总结为“双轴心论”,也就是说,广东省经济发展有两个轴心:广州和深圳。在此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1996年拟就的珠三角经济区规划里,珠三角一直的规划是,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两个次中心,民间有人称之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8年的变化意味着在地方政治生态层面深圳提升,珠海失落。

  佛山和东莞的提升则进一步突显了珠海的失落,在1998年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珠海被视作广东第三重要的城市,而现在这一地位已由佛山取而代之。有意思的是,黄龙云正是从珠海调到佛山的。

  绚烂归于平淡之后的珠海也许更加有魅力了?总之,原来珠海一直想得到的未得到,而现在珠海的经济处境似乎在变好,就在前不久,总投资208 亿元的广珠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据说会在2008年建成通车;而珠海与澳门之间一直缺少的良性互动,现在也有了新局面,12月18日,珠海与澳门合作的跨境工业园区被中央政府批准建立;再早一点时间,一间台资企业宣布投资6 亿美元,在珠海建设一条8 英寸芯片生产线,这是广州、深圳都很想要的东西,而珠海拿到了。最关键的是孕育多年的粤港澳大桥计划,获得批准。

  即使不定位于中心城市,也许珠海地理上的区位优势仍然能确保珠海的的美好未来?毕竟三角是由三个角构成的,而广佛、珠澳、深港便是这珠三角的三个角。

  深圳:关键时刻

  伤疤

  深圳,有如1997~1999年左右的广州一样,正处在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所有深圳人,从百姓到官员,似乎都少了当年的自信。

  许多媒体将深圳的迷茫解读为,“特区不特之后,深圳找不到方向了”,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胡鞍钢与厉有为关于“特区特不特”的争论发生在1995年,而深圳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正是在那之后开始,说明深圳的主政官还是在为“特区不特之后”寻找应对之策,1999年开始的高交会和2000年几乎都要开的创业板,差不多都可以证明深圳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了,但是全球IT业的走淡以及创业板的搁置使这一点变得不确切起来。

  2001年网络退烧导致的全球IT业不景气,只是打击深圳信心的一个外围因素。因为尽管全球IT业不景气,尽管通信设备制造业的衰退沉重打击了深圳两大支柱企业华为和中兴,但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还是取得超过20%的成长。

  其实,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喜人,并不是深圳拥有多少发展高科技的资源条件,而是深圳市比别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更早地认识到,更重要的不是高新技术研发体系,而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体系,这包括VC(风险投资)、产权市场、高交会,最关键的则是资本市场——创业板。但是创业板的迟迟未能推出使深圳所确立的三大支柱产业中的两个受到重挫,一个是金融业,另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使得深圳在2002年底的时候,真正让人有一丝欣慰的只有物流业的成绩单还算亮丽。

  机会

  但是,深圳就退出珠三角经济区的领导者行列了吗?现在断言还为时尚早。

  原因之一是,在已经完成产业体系分工的珠江口东岸地区(深圳、东莞、惠州),深圳还是占领了制高点;之二是,从利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以促成中國经济成长的角度分析,创业板迟早还是要上,而且极有可能是设在深圳;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考量,深圳市从广东省分离出来成为直辖市的可能性还是很高,那将极大地提升深圳的优势地位,一旦这两大利好兑现,深圳还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

  在这两大可能性确认之前,深圳还有机会,那就是深港一体化。其实早在1999年,著名政经评论家国世平博士就对记者断言,深港一体化的话,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压过京沪。现在,他依然认为,深港一体可抗衡上海的崛起,充当珠三角经济区的龙头。

  其实,粤港经济一体化或珠(三角)港联盟对珠三角其它地区来说,意义并不太大。因为香港与珠三角的产业分工早已完成,更近一步的一体化就只能是成为一个都市圈了。而成为一个都市圈只有对深圳才最有实质好处,因为那意味着深港成为广佛那样的连体婴,香港所有的优势就变成了深圳的。同时,有了港深联盟,同时也就等于有了港珠联盟。

  问题的关键是,香港还有多少优势呢?在珠港联盟之后它能复兴吗?这正是深圳迷茫的根本原因。几乎所有对深圳失去信心的人,差不多都是对香港失去了信心的人。

  事到如今,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深圳和香港,如何找到一个最佳的双赢式合作方式,正是最考验深港两地政府智慧的地方。

原载:<21 世纪经济报道> 年终特刊

  作者:金城

非典击中中国的政治文化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非典选择了最好吃的广东人发作,选择了北京这样的官气城市爆发,它击中的是中國积弊已久的官僚文化。

  一、官僚文化之毒

  素描一下,我们的政治文化:

  好大喜功, 宁要面子,不要里子,报喜不报忧;口号式的行政运作, 口号震天响,事情怎么做却不了然;公共行政黑箱化,不透明可以掩盖真相,不透明可以显示权威;凡事以阴谋论、以意识形态论来观察事物;控制、筛选信息,以达到统一认识。细细分析起来SARS击中的正是这样的政治文化。

  古代政府对待疫情,用的是感染者的牺牲来解决:烧死那些患瘟疫的人。

  毛澤東时代处理瘟疫的方式:不公布,一旦发现疫情,包围也好,军管也好,总是内部处理,家丑不外扬,以免损害社會主義的形象。

  到了八十年代,黑箱作业有没有变化?没有!即使要报道,也只会把大事说小,小事说无,形象面子总是主导行政运作。

  到了九十年代,处理这类问题更看重稳定论。一切以不影响民心,一切不干扰正常行政运作,以不影响经济建设为出发点。

  到了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谁又想过我们的公共制度适应这个时代了吗?

  如果说卫生部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那未必,说他们对发病之初的工作不努力,那也未必,翻看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谈话,你可以看到政治文化的弊端在这位部长身上的流毒。“中國有能力控制非典”,“可以负责任地讲北京是安全的,戴口罩也可以,不戴也可以”,“如果都象香港那样报道,非乱不可”,“非典已有效控制”,张部长的铮铮誓言,拳拳之心,不可谓不令人钦佩。但细细品味,这位军医出身的部长潜意识里还有这样的观念在作祟:要求国际援助,岂不输了面子?(所以才有先拒绝世卫到广东检查,拒绝提供完整的信息),这是好大喜功在作怪。外国人借SARS妖魔化中國,借题发挥搞政治,那是张部长階級斗争意识在作怪。更别说这位张部长对现代社会诸如传媒有认识,他相信的是能堵则堵,只要不会引起恐慌。这样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栽得很惨,贻误了战机,酿成灾难。张文康的很多做法是建立在中國疾控中心的病源是衣原体结论之上的。其实这些科学家研究的样本很少,研究的方法也是大成问题。从他们的谈话看也有官僚作风的影子。我不知道中國疾控中心是研究机构还是卫生官僚机构。 SARS 正是借官僚体制发作,这其实是一种人祸。

  二、政府的运作流程

  我们的政府远远不是现代政府,政府的运转还受军事共產主义的影响,口号动员,动静很大,效果不彰。

  过去,社会是单位的社会,动员有效,现代社会结构越来越多元,思想也多元。利益也多元,社会之基础发生了变化。动员、口号就会大打折扣。

  西方行政运作已有一套成熟模式,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西方行政运作先是设计公共制度、公共政策,再辅之以运营流程。你说要扶助弱势,有一套政策吗?有达到政策效用的流程吗?非典冲击中國,香港、台湾一开始就公布患者单位、姓名、追踪隔离这套方法完全可以立即拿来。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先口号,起不了作用了。再想想别人用什么方法来对付非典,其实完全可以开始就用一整套完整的方法、流程,即使病毒是未知的,对付的方法在世界卫生组织看来都是老方法了。

  难道政府没有培训、设计流程的意识?政府培训的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大量的时间还在学习《资本论》,作为执政黨,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下的功夫真的不够。

  不妨来看看这几年中國企业走过的道路。以前,年年有主题活动,“双增双节”、“扭亏增盈”,结果仍然是亏损。近十年,MBA 之风盛行,企业在管理水平颇有进步,不搞主题活动了,竞争力却增强了。

  其实,公共制度、公共政策的调整、设计也应该是这一届新政府给社会带来最大变化的方式。几年前,笔者呼吁中國最缺的不是高楼大厦,最缺的是软体,中國政府最需要补的正是软体的一课。

  三、把北京变成公民社会、服务社会。

  北京有一流的医学人才、一流的医院,为什么这个城市反而经不住SARS进攻?

  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城市的城市文化决定的,是这个城市的高度政治性决定的。

  北京是一个等级社会,社会是按等级来运作的,它的医疗设施服务对象是有级别的,再加上上至官僚下到百姓都牛B ,都是爷,“爷们”能做好服务吗?医生也是爷,得非典的人恐怕大多也没级别,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得了非典要几经周折甚至捅关系捅到卫生部才能住到医院,这样的医疗体系能应对非典吗?

  任何号称现代化的城市,如果它缺乏服务精神,其实都称不上现代化。

  四、以开放动态思维处理信息

  我们的行政运作还有一个大弊端:管制信息、筛选信息,也并不会分析信息。

  官僚架构,处理信息有一定的思维定势,比如:有灾难,为何不报?怕有责任,即使报,也尽量不影响自己的政绩。有些信息上报的目的是讨好上级,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官僚系统的信息本身就容易失真。高层决策人物不能掌握关键信息,总是与复制信息打交道,必然影响决策。

  即使有了真实信息,怎么分析,怎么处理,以怎样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去分析也是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最近,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天天在电视台分析伊拉克战争,他的评论、预测,大摆乌龙,“几十万军队怎么不见了?我想是战略撤退”,预测还会有激烈的战争,一个训练中國最高级别军事人员的战略学教授何以谬误频频,其实,他是同情萨达姆,恨铁不成钢,希望萨达姆能有所作为;再者,他常常用人民战争的理论来解读现代战争,与张文康用旧的疫情报告制度、旧的思维模式处理公共卫生事件如出一辙。

  关于分析信息,我观察了几年,发觉我们可以大量的案例来证明,我们分析事物出问题常常是这几个原因:

  用古代谋士的方法分析现代事物;

  寻找现实案例去印证上边的口径;

  用階級分析方法去看待事物;

  用一厢情愿的情怀去预测事物的发展。

  谈到行政机构处理信息,不妨关注中國的智囊机构。

  西方社会的智库很少有官办的,即使官办,但不会是官僚机构化的。国务院发展中心是部级机构,研究员的成果还不是要层层上报才能达到高层。一旦官僚化,真实或者与政府相左的东西就难以上达。美国总统除了国务院体系之外,有国家安全顾问。香港政府除了利用大学、社会的研究机构外,也有与政府紧密合作的中央政策组,这个小组也有二十多位顾问作为董建华的智库。

  因为社会事物越来越复杂,呈现智能化的分工。只靠行政系统的分析显然不够。中國政府应该大力倡导、促进智库文化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方案应该由智库来完成,执行交由政府。

  现今政府并没有利用智库的习惯,信息也以保密为由不让智库获知,外交就是外交部的事,经济就是计委的事,卫生就是卫生部的事,外边人休想参与,国家的事那就是他们部门的事,因为智库难以得到信息,当然就休想对事情有完整的认识,也就无法起到智囊的作用。这种状况,在非典之后该改一改了。

  五,非典之后,改良会增多。

  政治评论员马玲,李铭在《亚洲周刊》撰文指出,非典之后会有政改的大动作,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我以为:不能忽视中國现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作的惯性。非典之后更多的是改良。比如:突发事件会尽速报道,但政治性评论仍然受限;公共卫生系统会更完善,但难以触及更深的层面。政治惯性并不会轻易改变,现实的发展往往是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愿望相违背,还是那句老话中國的事急不得。不过整个社会的科学管理将会更加进步,中國将会更加好起来!

  作者电子邮件:j-zh-y@vip.sina.com

  作者:蒋兆勇

内政底线与中国传媒走向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公众知情权”“透明行政”的呼吁都不如非典对传媒的冲击来得大,“全球化”的疾病冲击我们的内政思维,使中國传媒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但是政治惯性与这种开放态势将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旧有的传媒、宣传理念将受到挑战,中國传媒的走向更值得观察。

  一、全球化与内政的搏弈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经常参加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粗暴干涉中國内地”“表示强烈愤慨”,这些都是发言人的惯用语。外国干涉中國内政最多的是:人權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美国总统、总统特使哪一次到中國来,不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单,今天叫放这个,明天叫放那个,中國几乎都以“主权国家的内政事务”为由,可理可不理,更多的时候,中國都是不给他们面子,必定内政大于外交。

  其实,非典问题,属于人權范畴,历来也是中國的内政,毛澤東时代形成的疫情通报制度是闭关锁国的产物,“内紧外松”,内部化、内政化的处理倒不一定是政府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只是中國的疫病基本上是中國病,对外交往少,也不会感染世界。

  只是,现今中國加入了WTO ,被纳入全球化轨道,传染病也可以感染世界,似乎外国人就可以有机会有理由来关注,来指责中國。你没有主动接轨,别人就敢逼你接轨。

  在北京被取消“旅游警告”“疫区”的记者招待会上,WHO 西太办事处主任尾田茂认为,四月十五日前,中國与WHO 合作不够好,四月十五日之后合作良好,无职无权,甚至听说经费也少的WHO 何以成功突破我们的内政思维?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去年十一月广东非典发病,二、三月爆发,四月三日WHO 终获批准到广州检查,随后检查北京,《时代周刊》蒋彦永的信登出来后,在WHO 坚决要求下检查了部队医院,WHO 甚至要求检查中國的部队,解放軍后勤部长廖锡龙在回应凤凰台的书面采访时声明“部队有效控制”。王歧山调任北京市长后表示:WHO 可以把办公室开到市长办公室旁边,全程了解指导北京的抗非工作,WHO 甚至公开要求“市长知道的我们都要知道”……这一幕像不像联合国武器检查团到伊拉克?他们到中國似入无人之境,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圣旨,甚至他们好象成了中國人的救星?!如果按毛澤東的意识形态来看,中國是不是让出了一点内政,WHO 是不是在粗暴干涉中國的内政?中國政府为什么对此表示理解?一向民族主义情结浓厚的中國人没有说“不”?

  WHO 何以有如此能量?你不是要对外开放搞经济建设吗?我可以宣布你为“疫区”、“旅游警告”,我持有“隔离你的权利”,就可以把内部化的事情外部化,把内政变成全球化,经此一疫,似乎我们得接受一些全世界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以后,中國的人權状况这样的内政又会与外国接轨吗?

  好在WHO 没有到部队检查,哪里听说过外国人检查中國的部队,观摩学习可以,如果是检查会不会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而引起反弹?可见中國政府即便国难当头,也有内政、主权的底线。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赞扬蒋彦永医生向《时代周刊》揭露疫情,“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对蒋彦永医生那么感兴趣”,他不过是“六百万医生中的一员”,无论在报刊或民间如此盛赞蒋彦永为民族英雄,政府似乎并不认同这种做法,甚至高强改口张文康有失误,但也没有涉及对蒋医生的改口。假如政府鼓励蒋医生这么做,会不会更多地鼓励中國人向外国投诉,找“帝国主义来为中國人撑腰”,引致更多人向外国揭示中國社会的不是,内政的尊严是否受到伤害?!蒋医生没有遇到麻烦,已显示政府的进步,之前这种事是可以治罪的,但是并不鼓励——这又是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内政的又一底线。

  今天是因为SARS,是有传染性,那些没有传染性的事情,又会是以什么模式来处理?有学者以为经此一疫,行政就会透明,传媒就得到开放,那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估计传媒政策还会有摇摆,传媒的走向尚不明朗。

  除了非典,全球化与内政的较劲焦点是人權,前几年,政府对人權还不太接受,说人權主要还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近几年,中國的人權状况也大为改善,新近取消收容条例,更是人權的一大进步。现在官方的说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只不过是政府并不接受美国“人權高于主权”“全球化高于内政”那一套,在这方面,中美还会有搏弈,甚至冲突,值得注意观察。

  二、公开性与复杂的内政

  海外舆论把中國的非典视同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中國从此以后会象苏联那样走向公开性,这是海外一些媒体对非典政治意蕴的解读,这正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关于苏联的公开性,八十年代末,我曾写过《戈尔巴乔夫:一个面带微笑却有钢铁牙齿的人》之文章,当年戈氏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下,力图缓和世界局势,结束冷战,在内政方面,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他举起“公开性,这把燃烧的火炬”要照亮“官僚阶层”的黑暗,之后,各种突发事件迅速报道,揭露社会问题。从严格审查到完全放开,媒体并不满足于此,乘胜追击,更揭露苏共的历史和执政的失误,很快就引起反共,叶利钦借此掀起民主化浪潮,最后,苏共的统治权威和合法性遭到打击,最终苏共垮台。大公报前总编,现中央政策组顾问曾德成先生九五年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在哈佛的研究课题就是“公开性如何使苏联解体”,我虽没有看过他的论文,但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公开性作为民主化的核心,当时苏联的背景与中國的状况有所不同,苏联当时在经济改革不成功的情况下倡导政治改革,而且初期的公开性事实上只是戈氏针对反改革势力的一种手段,最终公开性导致苏共的垮台不一定是戈氏的初衷。仲共难道会不汲取这个教训?!中國在SARS之后能不能搞公开性?倡导者会说,中國在经济改革成功后,有强烈政治改革的基础,似乎公开性正当其时。

  我想简单分析中國不会轻易“公开性”的几个原因:

  首先,共產黨靠枪杆子、笔杆子起家,掌控意识形态历来是传统,并不会轻易改变。历届仲共中央宣传部长在黨内都有崇高地位,一般都是仲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吕枫、张全景都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的地位可见仲共对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视。虽然媒体近几年自由度越来越大,但媒体作为黨的耳目与喉舌的性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即使有舆论监督的提法,同时也有“帮忙不添乱”“要鼓劲”的要求;即使有社会新闻报道的自由,也有不得触及更深层社会问题的雷区;即使有网络自由论坛,同时也有网管的筛选过滤。始终有“度”的把握,并不是都放任自由而不加以管理,宣传与传播,无产階級新闻观与资产階級“传媒是社会公器”“监督政府是传媒根本”的新闻观始终在较劲,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但媒体里不一定有新闻。

  其次,社会环境的复杂。

  腐败问题,失业问题,阶层分化,贫富悬殊,种种问题,如果过度地公开性会不会点燃社会的火药桶?应该说现今中國问题比当时前苏联的情况还要复杂。

  知识界要求公开性与政府社会稳定的要求如何协调,也是令高官头痛的问题。

  再则,中國现在的新闻队伍经过金钱的洗礼,恐怕比资产階級的记者还讲金钱,有偿新闻腐蚀着新闻的公正性和传媒的公信力。而且中國老百姓还有纹革式的大鸣大放的传统,非理性的行为只是被压抑,一有机会也能搞出大的动静来。

  总之,政府可能比我的想法更多,固然公开性是趋势,但是这种公开性却是渐进的,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三、资本环境下的传媒

  一九九八年来,笔者在大公报撰文预测:中國传媒从大政治小资本向大资本小政治转向。事实上,近几年来,资本对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非典。非典的影响是即时性的,而资本对传媒的影响却是结构性的,长久的。

  改革开放前,媒体被政治力量作为一种斗争的工具加以控制,进入八十年代,作为纯政治工具的媒体开始由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应该说那叫“强政治弱资本”。进入九十年代,媒体开始渗进不少资本的因素,并日益成为赚钱的工具,并从企业化经营向产业化发展。

  我们先看都市报的兴起。发源于成都的都市报,大量的具八卦色彩的社会新闻,各种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热点,狗仔队替你侦察,争夺读者的手法也五花八门,身处都市,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而黨报黨刊信息残缺,你看了不明白这个城市的“全息环境”,这就成了都市报赢得市场的制胜因素。都市报赚得盆满钵满,成都商报甚至借壳上市。黨报的空间被极大挤压,退出主流,都市报却日益壮大。做社会新闻拉开了新闻事业资本化的序幕。

  如果都市报算是资本环境下传媒商业化的第一步的话,各种财经媒体更带有资本的影子。《财经》的东家上中國证券设计中心,《经济观察报》的东家是山东三联集团,《京华时报》的东家是北大青鸟,浮出水面的不浮出水面的都与资本有缘。电视方面,也有了靠做娱乐新闻起家的光线民营电视集团。中央电视台推出各式各样的频道,追逐广告的利益恐怕比它做宣传还带劲。

  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和财经事件侦察分析都成了赚钱的领域,也成就了新闻媒介的资本梦,资本又助传媒做大做强,有资本为伴,传媒已不是单纯的宣传工具,商管哲学正在操纵传媒,它会变着戏法让传媒越规,以赢得更多的读者,一步一步地啃噬所剩无几的传媒宣传性,资本帮助传媒总能找到市场的缝隙在哪里。就形如有中资和默多克背景的凤凰卫视,靠另一类的新闻资讯站稳脚跟,中央台对911一声不吭,凤凰却几十个小时直播,内地没评论,凤凰总有自己的解读,达官贵人深受其影响,即使你关了某个小区的转播,总有人去活动把它打开,形成这样的需求依赖,甚至话语霸权,即使凤凰的评论有所得罪北京,要关掉其在内地的收视已不太可能。

  作者电子邮件:j-zh-y@vip.sina.com

  作者:蒋兆勇

政治家是干什么的?——评废止收容遣送办法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孙志刚被活活打死的事件曝光后,举国上下十分震惊和义愤。笔者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感同身受底层民众谋生的艰辛和在旧制度下倍遭歧视的痛苦际遇;同时,笔者却又有幸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了解社会中上层的挥霍无度和霸道行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既是既得利益集团公开勒索财物的合法工具,又是弱势阶层忍受敲诈和奴役的不二法门,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悲剧。在21世纪的今天,孙志刚以自己鲜活的生命惨死在旧制度之下,令笔者的心灵在震撼悲痛泣血之际,掩饰不住对丧尽天良的无耻暴徙和罪恶的旧制度的讨伐怒火。

  一个人为悲剧的发生,能不能唤醒国人的警醒,折射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反省能力;决策层能否及时改革和废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反映了这个政府是不是尊重和体现民意;最高领导层有没有胆识和勇气作出顺天应人的宏观决策,是衡量最高领导层有没有政治家的标尺。

  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笔者先后写了《孙志刚之死与制度之恶》、《恢复迁徙自由正其时》两篇文章,公开呼吁废除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提出“在迈向政治文明的大道上,对收容遣送制度,决不是改革和完善的问题,而是必须尽快予以坚决废除的问题。”说实在的,当我写上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尽到了一个心怀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违宪的、不正义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抨击,至于充满血腥的“收容遣送制度”何时能被“废除”,鄙人实在心中无底。因为创制和废除制度之权不在学者手中而在决策者手中,而历史的经验又告诉人们:一切非民主的政府除了口头上挂着“人民”的招牌外,是不太真心在意“民意”的。

  不过,这次溫家寶总理给了笔者和所有关注孙志刚事件的人一个重大的“计划外之喜”:废止收容遣送办法。2003年6月18日溫家寶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废止了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标志着实行了20多年之久的沾满城市外来工鲜血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寿终正寝”。中央政府以超乎人们想像的快捷速度,回应了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有关收容遣送的讨论。这标志着本届政府对民意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尊重。

  这件事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中國的文明进步迫切需要伟大的政治家,需要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英明果断。长期以来,中國在政治建设上的停滞不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现的旧官僚政客太多而现代政治家奇缺。秦始皇、斯大林、萨达姆这些残害民众的獨裁暴君不是政治家,华盛顿、孙中山、曼德拉这些造福于民众的民主领袖才配得上政治家的美誉。

  在当代中國,做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像历史上杰出的人士那样具有反对封建專制的大无畏牺牲勇气,也不需要具有走出專制主义而创设民主共和的政治智慧。因为前人已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

  执政黨宣称自己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已成为领导干部的口头禅;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知道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各项自由和权利。政治家只需将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实处、落到每个公民身上就足够了。但我们对此却十分缺乏。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勤于下基层调研、官腔十足、空话套话假话谎话连篇而真话都少有耳闻的“领导干部”。

  那么,政治家是干什么的呢?

  200多年前,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王朝作终身制皇帝的人不是政治家,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美国只担任两届总统的华盛顿才是政治家;90多年前,抱着皇帝轮流作、今日到我家的袁世凯不是政治家,而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才是政治家;10多年前,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的“基本国情”只能听天由命的人不是政治家,而在南非宣布废除延续300多年之久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曼德拉才是政治家。

  在今天的中國,仅仅在报告中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不是政治家,因为这是常人之识而非政治家之举;在孙志刚事件上,仅仅谴责犯罪、审判犯罪也不是政治家,只有废除实行了20多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制度,才体现了政治家之举。溫家寶总理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上的果断和勇气,使人们在新世纪依稀看到了久违的政治家风范在神州大地上喷薄而出。

  如果说,孙志刚之死拉开了中國人以宪法的眼光审视旧制度的帷幕,那么,我们希望这次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能够敲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一切违背宪法、限制和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旧制度的丧钟。下一个,应该是正式宣布废除歧视农民近50年之久的《户口登记条例》。

  饱经磨难的中國人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呼唤政治家的时代,也是政治家大显身手的时代。

原载:三农评论网-www.xwlp.net

  作者:张英红

一个并不奢侈的心愿:对孙志刚案件的反思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但愿孙志刚的命运,不要在今后哪一天轮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可能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大街上,而没有带上暂住证或其他证件,在那时,我们会无缘无故地被打死吗?

  当我们痛定思痛,反思孙志刚事件给予我们的教训时,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的社会在公正机制的建立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制度缺陷首先表现在,司法部门中的当事人已经有了足够大的犯法” 安全感” ,因为广泛存在着内部的根深蒂固的” 庇护网” ,这一网络足以使当事人知法犯法之后,得以规避法律追究。进入这一网络的人们,可以通过私下的利益交换,而相互庇护利用,一旦其中某人犯法,庇护网会自动地发挥保护功能。久而久之,司法部门中的一些败类就会有恃无恐。

  我国社会司法公正机制方面的缺陷还在于,一旦出现了司法部门参与其中的冤案,很难在司法系统内部及时处理,往往要等到传媒上广泛揭露,才能引起社会与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得到处理。而此类事件是不是要见报,传媒记者与负责人往往又需经过相当痛苦的思想斗争,在道义责任感与单位与个人的利益得失风险之间,进行复杂的权衡之后,才会痛下决心予以披露。他们在] 尽社会责任时会受到巨大的内外压力。

  我们的司法制度的缺陷还在于,从揭露到处理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实因素:即使此类事件全部被被露出来,由于前面分析的社会庇护网关系在广泛存在,地方部门往往会采取不作为。除非事件持续受到社会关注,否则,当事人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使媒体的披露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起实际作用。

  而要使一件案子持续地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形成强大的持续的社会压力,又取决于另外一些具体的条件,例如,该事件的社会影响已经很大,大到甚至影响到国际上广泛的关注;或者,受害人属于一个有重要社会影响的阶层,或有国际影响,或有特殊后台或背景等等,以至于如果不予以及时处理的话,矛盾激化可能对政治稳定造成更为严重的消极后果,才能层层下定决心,予以彻查,即使如此,也不一定得到公正的裁决,中央甚至必须派出可以绕过地方庇护网的钦差大员或异地工作人员,介入办理此案,才有可能拨开地方庇护网的重重迷雾,使案情水落石出。

  换言之,此类案件要真正解决,必须有种种对受害人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又必须正好结合到一起,形成不可中断的链环。孙志刚案件,就是由于以下种种条件凑巧结合起来,从而” 过五关斩六将” ,破除重重障碍,得以钦定彻查的案件之一。

  首先,《南方都市报》的负责人恰恰有着极大的道义勇气,冒着不成功就被打击报复并可能被查封的危险,使这一事件得以公之于众;其次,此事件已经在网络及国际上一些著名大报上持续受到广泛重视与震惊。单GOOGLE网上有关此案的网页就有上千篇;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此事件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公众的情绪,并使中國的国际形象受到消极的影响。第三,孙志刚是武汉某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的同班同学们在网上发出相当强烈的、充满悲愤激昂之情的呼吁,而武汉又是大学集中的地区,学生群体通常所具有的团体意识与社会敏感性又是其他社会阶层所没有的,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引发不利于政治稳定局面的多米诺式的连锁反应。正是这些因素相结合,从而才使事件的处理得到转机。

  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体制中保障社会公正机制与制度的缺陷。我们社会法制方面的的纠错概率低下,纠错成本高昂,接受教训能力的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中國社会上许多事件中受害者,不象有九泉之下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那样,有着引起国人注目的运幸。例如,最近一期的《检察风云》杂志披露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一个广西农民自七四年被毫无根据地关进玉林看守所,并在看守所中的任何民警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监禁了整整二十八年!当被后来的检察官偶然发现,并被放了出来时,此位当年英俊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变成目光痴呆弯腰驼背的老人,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功能。甚至无法认出自己的亲人!(参见《检察风云》2003年第11期)

  人人都知道,司法公正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公民人身安全的最后一道护身符。孙志刚事件让我们每个人都产生这样一个并不奢侈的心愿:但愿孙志刚的命运,不要在今后哪一天轮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可能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大街上,而没有带上暂住证或其他证件,在那时,我们会无缘无故地被打死吗?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可以依据三个比较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标准,来判定社会的健康发展程度。首先,它的制度与机制能使这个社会在揭露、处理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成功概率比较大。其次,它能使社会发现、处理此类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成本比较低。第三,在已经发生的此类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后,制度机制具有一种灵敏的纠错能力与适应能力,社会制度能进入适应性调整的更新状态,从而能不断避免或减少类似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至少这一标准,在防范犯罪,保障公民享有公正的待遇与权力方面,具有比较明确的可比较性或可操作性。

  我们应该生活在拥有这样的法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敢于违抗法制、草营人命的公务员中的败类,将会意识到,他们这样做而被揭露的” 风险”会很大很大,他们犯罪以后避免法律追究的概率会很低很低,他们因罪责而付出的代价将会很高很高,一旦这样的制度机制能逐渐完善地建立起来,公民的社会安全感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败类也会转变为正常人。人总是有弱点和阴暗面的,然而,人性也总是会在新的环境中改变的。

  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的稳定与繁荣,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预警机制,过去,人们对于预警机制理解得往往过于狭窄。事实上,一个公正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必然是社会预警机制失效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我们正在走向中國人从来没有享有过的经济繁荣,我们也有权要求享有与之相匹配的安全、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与社会公正,由于有了孙志刚事件,这个愿望决不多余。

  《世纪中國》(http://www.cc.org.cn/ )

  作者电子邮件:xgqx@guomai.sh.cn

  作者:萧功秦

乌克兰中国留学生被打的反思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中國留学生在乌克兰遭到当地学生和流民的群起袭击,是始于与门卫的口角,学生无辜被打继而多次被围攻,包括前来处理的当地警察也来鎮壓中國学生,中國驻乌克兰大使馆迟至第二天才露面。学生们为有将事情披露到网上,却不断地被删除,而当时又不见官方报道,人们据此只能判断是官方要封锁新闻,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向来中國的外交路线都不断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形下,不管国家穷也好,富起来也好,中國人在外国总免不了公然的欺侮和屠殺。

  稍为检讨一下自己,中國人在外国的确常有不遵守秩序,不注重环境卫生和不礼貌行之类恶习,尤其以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得意忘形傍若无人的粗鄙形象影响最广,因此令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人远不如“全盘西化”的其它亚洲人博得好感,指望坚持中國特色的中國人改掉坏习惯是不大可能的了,而到了外国又不象改变驾车靠右行的习惯那么容易。但是无论怎样,不易获得好感,也不至于就会导致形成一种拳脚交加刀枪相向的冲动,看来中國人在外面自有形象如沙包的一面,常撩起人家的技痒。

  就近几十年来看,从印尼苏哈托时期排华大量屠殺华人,越南排华屠殺华人,印尼近年又屠殺华人和世界各地以暴力对付华人等等的事实,再加上这些新闻传遍世界各地的广告效应,无不亦让外国人感到,华人是可以打得过杀得落的,看看中國人多么贱、多么窝囊,遇到有事时打、杀他们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华人长期在暴力的欺凌下,也就越来越自卑、怯懦,这又更容易招打。

  凡是华人在国外遭受暴力对待,中國政府往往讳莫如深,对消息保持沉默,摆出自有高深莫测的策略的样子,却没有什么作为,其实不过就是这一一套:要一切以大局为重,以国家的利益这重,不要因此影响了两国的交往,要维持关系的正常化,保持在这地区的影响力,巴结住对方不要让它转向去支持了台湾、美国……如此之类。维护国家的利益的目的是什么?怎样才是真正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关系?所谓的这些策略完全经不起推敲。

  人民付出人和物质支及权力等资源去建立国家,国家的作用就是对外抵抗外侮,对内救灾抢险,简单来说保卫人民是国家的天职,不是一种恩赐,国家是工具,人民是目的,不允许因珍惜工具而任人民受到伤害,国家最大的利益是人民的生命、人民的权利,这是所有利益的根本,外国人对华人施加暴力,他们就已经破坏了彼此的关系,要否维护两国的正常关系的责任就落到他们身上,决不可再昏庸地嚷嚷双方都有责任来维持关系正常化,对方必须作出相应的赔偿,杀人偿命(经审判)毁物赔钱,不可被人家打个稀巴烂死伤累累却去空喊什么严正的抗议继而握手言和。国外华人遭受暴力,正常渠道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国家必须及时采取非正常手段制止,不惜派出军队,制止可能出现的屠殺和威迫对方合理地解决问题,做不到这一点是政府失职。

  当印尼华人要遭受暴力,我们的战舰就应及早列在印尼周边,战机在巡梭,威慑达不到目的就动手,这同时亦是向联合国施加了压力,难道对付小小的印尼都没能力,就任人欺负掉人现眼?退一步来说,即使我方伤亡大,对方伤亡小,即使两败俱伤,即使还是有华人被屠殺,我们也达到了目的,对付个强国也是如此,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讯息,华人不好欺负,动手前必须考虑严重的后果。

  遇到华人被欺负,首先想到的就是不惜付出伤亡的代价,要忍辱负重去维护国家的声誉,而这恰恰是丢了国家的声誉,你国家的公民、族人被人欺负、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国家的声誉就因此已经扫地了,尊严无荡然存。国家的声誉从那里来?一个国家,无论她是怎样贫穷,但她有正义,人的权利有保障,人们不分贵贱都有尊严地生活,人们决不接受屈辱,宁可玉碎而不瓦全,这个国家就极有声誉和极有前途。中國留学生在外国,其形象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在乌克兰这件事中,伊朗大使馆一个小时后就有人赶来保护自己的学生了,也不需他怎样的国力强大,他若能强硬地跟乌克兰政府闹个没完没了,这一般都凑效的了,还怕什么影响关系?岂不见正常的关系已经被对方打破了?也不能怕打仗,不怕打才能换来少打和不用打,畏缩被人欺。国际关系本质是多变的,这仗可以控制,关系可以修复,又可以重建,例如最近美俄关系、美法关系就变得象孩儿脸,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没有这个魄力。

  我们的政府必须转变思想,摆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真正做到把人的生命人的权利放在首位,让大使先生清楚使馆所有重要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为此服务的,当中國人生命、人的权利直接受到威胁时,不要分人等地位(留学乌克兰的不会有钱人居多),最重要的工作是前去求援解困。中國人在外面得到国家有力的支持,才不致吃亏,遇到暴力对待时,也就敢打敢拼,因减少了对事后的官司、医疗、赔偿和学业之类的顾虑,硬骨头地作一条好汉,不会再出现区区几个鬼佬可以追打一群中國人的现象,中國人有正义,不但口硬,更是拳头硬,那么国际声誉和地位就来了,敢来欺侮的事情就必然极少发生。

  摘自: 锐思评论

  作者:珍视明

骂人的艺术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那人有该骂的地方。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标准,是极道德的。所以根本不骂人,大可不必。骂人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而不骂,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

  但是,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这都是不会骂人的原故。今以研究所得,公诸同好,或可为骂人时之一助乎?

  (一)知己知彼

  骂人是和动手打架一样的,你如其敢打人一拳,你先要自己忖度下,你吃得起别人的一拳否。这叫做知己知彼。骂人也是一样。譬如你骂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无分别。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曾否吃喝嫖赌。否则别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所以别人有着某种短处,而足下也正有同病,那么你在骂他的时候只得割爱。

  (二)无骂不如己者

  要骂人须要挑比你大一点的人物,比你漂亮一点的或者比你坏得万倍而比你得势的人物总之,你要骂人,那人无论在好的一方面或坏的一方面都要能胜过你,你才不吃亏的。你骂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骂,你就算骂着了。在坏的一方面胜过你的,你骂他就如教训一般,他既便回骂,一般人仍不会理会他的。假如你骂一个无关痛养的人,你越骂他他越得意,时常可以把一个无名小卒骂出名了,你看冤与不冤?

  (三)适可而止

  骂大人物骂到他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则一般人对你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无理取闹。骂小人物骂到他不能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下去则一般人对你也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欺负弱者。

  (四)旁敲侧击

  他偷东西,你骂他是贼;他抢东西,你骂他是盗,这是笨伯。骂人必须先明虚实掩映之法,须要烘托旁衬,旁敲侧击,于要紧处只一语便得,所谓杀人于咽喉处著刀。越要骂他你越要原谅他,即便说些恭维话亦不为过,这样的骂法才能显得你所骂的句句是真实确凿,让旁人看起来也可见得你的度量。

  (五)态度镇定

  骂人最忌浮躁。一语不合,面红筋跳,暴躁如雷,此灌夫骂座,泼妇骂街之术,不足以骂人。善骂者必须态度镇静,行若无事。普通一般骂人,谁的声音高便算谁占理,谁来得势猛便算谁骂赢,惟真善骂人者,乃能避其而击其懈。你等他骂得疲倦的时候,你只消轻轻的回敬他一句,让他再狂吼一阵。在他暴躁不堪的时候,你不妨对他冷笑几声,包管你不费力气,把他气得死去活来,骂得他针针见血。

  (六)出言典雅

  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欲达到此种目的,深刻之用词故不可少,而典雅之言词尤为重要。言词典雅则可使听者不致刺耳。如要骂人骂得典雅,则首先要在骂时万万别提起女人身上的某一部分,万万不要涉及生理学范围。骂人一骂到生理学范围以内,底下再有什么话都不好说了。譬如你骂某甲,千万别提起他的令堂令妹。因为那样一来,便无是非可言,并且你自己也不免有令堂令妹,他若回敬起来,岂非势均力敌,半斤八两?再者骂人的时候,最好不要加人以种种难堪的名词,称呼起来总要客气,即使他是极卑鄙的小人,你也不妨称他先生,越客气,越骂得有力量。骂得时节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词句,这不但可以使他难堪,还可以减轻他对你骂的力量。俗话少用,因为俗话一览无遗,不若典雅古文曲折含蓄。

  (七)以退为进

  两人对骂,而自己亦有理屈之处,则处于开骂伊始,特宜注意,最好是毅然将自己理屈之处完全承认下来,即使道歉认错均不妨事。先把自己理屈之处轻轻遮掩过去,然后你再重整旗鼓,著著逼人,方可无后顾之忧。即使自己没有理屈的地方,也绝不可自行夸张,务必要谦逊不遑,把自己的位置降到一个不可再降的位置,然后骂起人来,自有一种公正光明的态度。否则你骂他一两句,他便以你个人的事反唇相讥,一场对骂,会变成两人私下口角,是非曲直,无从判断。所以骂人者自己要低声下气,此所谓以退为进。

  (八)预设埋伏

  你把这句话骂过去,你便要想想看,他将用什么话骂回来。有眼光的骂人者,便处处留神,或是先将他要骂你的话替他说出来,或是预先安设埋伏,令他骂回来的话失去效力。他骂你的话,你替他说出来,这便等于缴了他的械一般。预设埋伏,便是在要攻击你的地方,你先轻轻的安下话根,然后他骂过来就等于枪弹打在沙包上,不能中伤。

  (九)小题大做

  如对方有该骂之处,而题目身小,不值一骂,或你所知不多,不足一骂,那时节你便可用小题大做的方法,来扩大题目。先用诚恳而怀疑的态度引申对方的意思,由不紧要之点引到大题目上去,处处用严谨的逻辑逼他说出不逻辑的话来,或是逼他说出合于逻辑但不合乎理的话来,然后你再大举骂他,骂到体无完肤为止,而原来惹动你的小题目,轻轻一提便了。

  (十)远交近攻

  一个时侯,只能骂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派人。决不宜多树敌。所以骂人的时侯,万勿连累旁人,即时必须牵涉多人,你也要表示好意,否则回骂之声纷至沓来,使你无从应付。

  骂人的艺术,一时所能想起来的有上面十条,信手拈来,并无条理。我做此文的用意,是助人骂人。同时也是想把骂人的技术揭破一点,供爱骂人者参考。挨骂的人看看,骂人的心理原来是这样的,也算是揭破一张黑幕给你瞧瞧!

  作者:梁实秋

长江的人祸

星期日, 06月 29th, 2003

  ◆ (一)长江

  曾几何时,万里长江不知什么叫水患。天有四时,水有大小。行走在亿万年天然形成的河道间,浩浩长江有与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阳、巢、太),以及浩淼氤氲的古云梦泽。它们游刃有余地吞吐着或因天体运行、或因四时更迭而时涨时落的江水。再大的来水也有去路。

  渐渐地,人们依水而居。先是砍树,后是筑堤——以人对土地的需求去改变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当大权在握的首揆张居正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荆江大堤最后形成:长江从此没有了云梦泽,低于河床的江汉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渐渐地,依着这“一江清水”过活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为一己之存活,他们伐、他们垦;为了得到更多,他们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里,在看谁富得快的比赛中,沿江的中小工业,包括新垦殖、扩大的市镇比过去翻了几番。

  森林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 下降到10% 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4% ,有的地方只有1%。”(《长江长江》);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写道:“1957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 ,水土流失面积36. 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2% ;仅仅三十年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 ,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73. 9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1% ”(《20世纪中國重灾百录》)。

  根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统计:“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仅有14个县发生泥石流;到50—60年代,先后有76个县;到70年代增加到109个县。最后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变化表上:由1950年平均含沙量0. 9公斤公方,到1981年1. 95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6. 81亿吨。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泥沙和垦殖彻底毁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45.5%。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中國改革报》8月6日)。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四、五百年来,因不断增多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流的变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壅高和调蓄能力萎缩——一年频似一年的水患。这局面已难于改变,因为,眼下沿长江流域居住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达220人。他们辛勤恣睢,承担着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40%。

  就在这时,大水来了。

  ◆ (二) 洪水=洪灾?

  这次长江水灾,目前笼统的说法是“特大洪水”。虽然沿江几乎所有观测点的水位都达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点,宜昌测点六次洪峰通过流量,最大也只到64000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80000立方米每秒,还差着一万多。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干支流来水总量是否已经达到1954年水准(4587亿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这种表述(《致全国抗洪军民的慰问电》)。那一年,有1032亿立方米洪水超过了堤防泄量,造成近2000万人口和5000万亩农田受灾。

  为保自身的性命财产,人们根据来水的自然规律和必须保护不被洪水损毁的物品的价值,确定究竟花多少代价来构建防护设施(注意此处所说的防护措施,不仅包括堤坝,也包括与堤坝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库、泻洪渠道等等)。国际通例,农田防护一般防50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随它淹掉算了;都市防50至100年一遇。像日本那样人口和高产业密集的国度,最淹不起,宁愿多出资设计到200年不遇;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有时设计到500年不遇。近年,一种新的的思路开始流行,认为以高昂的代价作百年千年“远虑”,实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祸患。不如效仿古人:在准确的洪水预报下主动撤离,待水回落之后再返回。这种办法,本是我们的云梦泽与沿江湖区先祖们最常用的办法,无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让已极难在长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舍即全线覆亡的时刻,就比如这回第四次洪峰到来前夕为救武汉而对中游部分地区的采取的扒堤分洪。

  洪水并非一定就意味着洪灾。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顺畅,大家欢喜。一旦水道上出了问题,哪怕来水够不上档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财产顷刻丧失。这正是1991年出现在江苏、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坝的形态不外乎漫堤与垮坝,也就是说,在泥沙顶托的情形下,防护堤坝要么不够高,要么不够牢固。今年险情频出,这两种情形都有:嘉鱼是漫堤;九江是垮坝。问题于是从落雨、来水,变为“目前长江干支流泄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来水为什么会造成高出寻常的水位”?这局面是堤防设计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因素?

  ◆ (三)流产的全流域治水

  1954年大水令高层震惊,对毛澤東关于三峡工程的游说从此由“发电”变为“防洪”。不幸此后,水利系统先是捧着三门峡那个烫山芋;纹革中又加上筑了炸、炸了筑的葛洲坝。长江几年没出大险,但谁都知道不可掉以轻心。“1980年趙紫陽曾作一批示:关于长江防洪,应切实加以研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应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峡解决。据此,水利部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标准,并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区。”(李锐语,见《长江,长江》)

  这一意图,在《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1988)中也有明确记录: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1972和1980年先后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确定近期以预防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为目标,采取两项主要措施:(1)加高加固堤防,适当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泄洪量;(2)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洪区。堤坝按要求加高加固后,遇1954年同等洪水,超额洪水量可由近700亿立方米减少到近500亿立方米。”“与此同时,要求停止围垦湖泊,继续有计划地整治下荆江河道,加强防汛工作”。“按此计划,近期安排了荆江大堤加固等18项工程,由中央投资15亿元,从1981年起到1987年,已安排投资3. 99亿元,有12项工程陆续开工。”

  至此,我们知道,国家在1980年确定了一项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方案。如果这项规划所规定的措施,在1980至1990年间得以由专业队伍从从容容、扎实稳妥地完成,应该说,不但1991、1996下游、支流水患不会发生,这一回也用不着百万军民齐上阵,靠紧急增援、以身体手臂,彻夜不眠、拼着性命执行江主席的命令“死保”了。问题是,这一本应完成于1990年的规划,至今停停打打、不死不活——没有谁将它明令取消,确切知道的只是,“到了1985年,当全国政协调查组到沙市视察时,亲见为加固大堤的四条进口挖泥船,竟有两条调作他用,其他两条工作缓慢”(李锐)。

  出了什么事?

  原来,“由于投资不足,建设进程有些推迟,要完成1980年提出的防洪建设任务,还需要筹集相当数量的投资,进行艰巨的工作。”(《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

  ◆ (四)天灾欤? 人祸欤?

  15亿元的资金筹集竟如此艰难,以至不得不停顿下来,个中要义,至今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倒是,这一年,正是一批主事者力促三峡工程上马的关键时刻:如果有了1980年规划方案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还有理由催促中央批准那“世界上最大的、有着不可替代的防洪功能的超大型工程”吗?至于无限期推迟1980年规划方案的理由(投资艰难),只须将这两者所耗投资作一个比较,就不难都明了。

  1980年规划方案当时预计15亿元。从1985至1998,上亿元的中央拨款,只有到了今年8月初,当洪水已沿江肆虐,才一次拨款17亿元(“水利基础设施”)。紧接着,在8月中旬第六次洪峰过后,再度“加大力度”,拨170亿元。

  三峡工程呢?

  虽然李鵬前总理曾在讨论该工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白告诉钱正英:“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但这项最终将花去不下6000亿元的世纪性里程碑,在1992至1997年间(一期工程),已经用掉了大约1000亿元;接下来的二期工程更是用钱的高峰,今年一年,就得300亿。

  艰难不艰难?

  今年三月,就在李鵬即将离开总理位置的时候,倾心倾力,再度为这个广泛受到批评的工程上加钱。据《中國信息报》3月17日报道:中央为支持重庆市经济发展,最近出台了11条优惠政策:

  (1)国家银行贷款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2- 3个百分点;(2)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不占国家计划控制指标;(3)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重庆设立金融机构;(4)5年内,国家银行给三峡库区联营企业专项贷款15亿元,不受银行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5)三峡库区基建专项贷款5亿元,确定项目30个,国家计委已下达投资及信贷计划4. 12亿元;(6)打破2003年,三峡库区进口设备每年退税$ 8500万美元指标;(7)“九五”期间三峡库区水利专项补助每年7500万元;(8)国家开发银行对重庆市“九五”基建的交通、工业、重大项目承诺贷款达16亿元;(9)安居工程贷款5亿元;(10)总理专项城市贷款拆迁安置款1亿元;(11)车船贷款1亿元。

  如果说,这样的优惠政策能不费丝毫周章下达贯彻,那平朴的、现在看起来无疑是急需的1980年规划方案有限的款项,怎么就那么艰难?

  八月份以来,政府一直在向大众募捐。到昨天为止,已经募到了大约三亿元。看到大人孩子下岗工人残疾者一张张往募捐箱里塞钱,不禁黯然神伤: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也是多年来被强制接受仅够糊口的低薪而自动为当局提供工业化基金(包括毫不知情地以每月多交的电费充作“三峡建设基金每年20亿元”)的职工。所有这些本属于他们的钱(包括他们的爱心)如果用得得当,生活在长江上、中、下游和支流的平民,在1991、1996和今年的洪水季,本可平安度日,结果却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番景象。

  1959至1961年遍及全国的的大饥荒。据估计饿死的人,仅安徽一省,就达数百万人。官方维持“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凡十数年,直到其始作俑者离开人世、其“阴”威已不至于祸及不同意见者,说法才逐渐变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和后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据《20世纪中國重灾百录》的作者检索县志原始记载,从1959到1961,竟是中國历史上少见的全国性的“全年风调雨顺”。

  报载一名灾区官员叹谓:“怪老天爷,还是怪自己?”这问题九江人其实已经可以回答:只看他们那座刚刚花了一亿元市政费修建的、在大水浸泡下可疑地垮了的防护堤,就知可怕的不是水,而是贪官与奸商。

  那么,我们本来期望见到的、确保长江全流域洪水安全下泻的坚固堤坝与科学的泄洪道,快20年了,竟还没有出现,为什么?

  作者:戴晴

三峡工程致命伤:泥沙

星期二, 06月 24th, 2003

  长江水量大,含沙量小。长江中的泥沙量没有呈增长趋势。这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结论,也是三峡工程决策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本文就这个结论进行探讨。

  在1998年的洪水灾害后,许多人对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上游地区的森林遭毁灭性的破坏,引起严重水土流失,使长江中的泥沙量增加的现象,深表忧虑。政协主席李瑞环1998年8月21日到沙市视察洪水情况,他走到长江边俯身捧起长江水说∶“长江水本来没有这么浑,含沙量很大啊!”。长江水变浑了,长江中的泥沙量是增多了,这是绝大多数中國人的共识。如果照此下去,长江要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为第二条黄河!这是绝大多数中國人的呼唤。

  ⊙ 可疑的数据、论证

  可是在1992年被批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却有长江的泥沙量少,长江中的泥沙量没有增加的结论。

  赞成三峡工程的人,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就需要论证三峡水库的经济使用期,最少要在千年以上,而不被泥沙所淤死。所以,“长江水量大,含沙量小”这个结论,就成为三峡水库能长期利用的最重要前提(长江水利委员会主编∶长江三峡工程技术丛书∶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武汉,1997年,第76页)。

  事实上,在世界十四条主要河流中,海河和黄河的泥沙含量名列前矛,然后是恒河和印度河,长江名列第五(参见PETERH·GLEICK∶WATERIN CRISIS,NEWYORK,1993,P·159)。长江的泥沙含量是非洲尼罗河的6倍多,是欧洲的莱茵河的30倍。

  中國科学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孙顺才和中國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蔡则怡认为∶近几十年来,由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大量泥沙被携带到中下游,沿着江湖堆积,使江、湖对洪水的蓄、泄功能下降,直接影响和加剧了中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根据宜昌站资料,在50年代以前,每年携带到长江中下游的泥沙量为五点二二亿吨,但是到了80年代,增加到六点三四亿吨,增加了21%。(孙顺才,蔡则怡《长江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洪涝灾害极其原因与减灾对策研究》,收入中國科学院地理学部《中國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1990,第203页)。

  作为三峡工程论证的基础资料以及之后的补充资料,得到的结论却是,长江中的泥沙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1981年到1994年间有所下降,根据宜昌水文站径流量和泥沙量的统计,1950年到1980年期间,平均年径流量为4511亿立方米,平均年输沙量5·15亿吨,其中1954年洪水期间,最大流量达到66800立方米/秒,年输沙量为7·54亿吨。到了1981年至1994年间,泥沙反而减少了,81年发生四川洪水时,最大流量70800立方米/秒,这年的输沙量则为7·28亿吨,少于1954年的7·54亿吨(数据摘自长江水利委员会主编《长江三峡工程技术丛书·三峡工程泥沙研究》,1997年,第1页)。

  对比这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的年平均泥沙量,比第一个阶段减少了百分之四,照此,长江水不应该比过去浑浊,而是应该比过去更清澈。

  然而,更真实的不是数据。作家徐钢在《沉沦的国土》一书中写到,(金沙江一带滥伐林木)森林既倒,江水横流,浊浪奔泄,更有谁能阻挡?穿过云南二十二个县的金沙江河谷,两岸荒芜,顽石累累,已经到了百里不见一棵树的地步(徐钢∶《沉沦的国土》,第14页)。另一位记者和作社,在长江发源地的徒步旅行中报导,地处长江源头的巴塘县,多年来实行木头财政,县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伐木,现在金沙江已是千里不见一棵树;过去能与苏杭比美的巴塘县,现在是泥石流过,满目疮痍(和作社∶中國三峡工程报,1998年2月20日)。记者李晖报导,四川省的水土流失面积为56166平方公里,年侵蚀量达23104·86万吨。每年雨季,暴雨集中,泥沙俱下,上冲下淤。山上石化,山下砂化,河水成泥浆(李晖∶南方周末,1998·8·21)。山坡被开垦,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加重。美国环境生态学家KEITH CLAYTON指出,森林全部被砍伐后的土地的水土流失量是森林地的1000倍或更高。

  ⊙ 严重水土流失,长江将成为地上河

  早在80年代中期,在三峡工程的争论中,水利专家方宗岱指出,长江中的泥沙量呈增长趋势,特别是1981年和1984年,年径流总量接近多年平均值,但年输沙量却超过多年平均数的百分之70和30。方宗岱认为,必须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控制水土流失,否则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根据1957年的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20·2%,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为22%。到了1986年,水土流失面积增加到73·94万平方公里,约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41%,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一倍。而森林覆盖率却下降到10%。人们现在使用的数据,长江流域地表侵蚀量为22·4亿吨,一直还是五十年代的数据(刘洲伟∶《长江,我为你哭泣》,1998·8·14,南方周末)。随着水土流失面积的增加,必然引起长江中泥沙量的增加。中國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史德明等指出,长江上游土壤侵蚀总量从13亿吨增加到15·68亿吨,泥沙淤积仍然是未来三峡工程的一大隐患(史德明、唐克丽、钟祥浩∶《黄河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灾害分析及减灾战略》,收在中國科学院地理学部《中國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武汉,1990,第369页)。史德明等还指出,仅四川一省,由于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平均每年损失水库库容1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水库。

  四川省1981年7月的暴雨,受冲刷的坡地约为667万公顷,平均冲走表土3·5厘米,最高达20厘米。以冲刷厚度3·5厘米,667万公顷坡地的总侵蚀量为23亿立方米,相当于毁坏土层50厘米厚近46·7万公顷的土地。乐至县在这次水土流失灾害中,全县有159·8公顷坡地被冲成基岩裸露的光板山(同上注,第373页)。现在四川省和重庆的水土流失面积就相当于50年代长江全流域的水土流失总面积。

  1998年荆江沙市处的洪水流量没有超过1954年的66800立方米/秒,而洪水水位却远远超过1954年的海拔44·67米,高达海拔45·22米。原因之一就在于荆江河床由于泥沙淤积逐年被抬高。

  孙顺才和蔡则怡早在1990年就指出,宜昌至城陵矶的荆江河段全长410公里,是长江干流泥沙淤积最严重的两个地段之一。平均每年在这里淤积泥沙量达1·64亿吨,平均每公里淤积40万吨泥沙。(上引孙蔡合著,第203页)。也就是说,荆江河床以平均每年1至2厘米的速度淤高。从1954年到1998年,一共44年,荆江河床淤高了约70至80厘米。目前洪水时荆江河道水位高出两岸10余米。按这个速度淤积,长江很快会和黄河一样,成为一条地上河。

  按照三峡工程建设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的估计,如果三峡工程已经建成,可在1998年洪水过程中削减1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使汉口的洪水位下降1米。按照荆江河床淤高的发展来看,60年时间,河床淤高一米,在相同的流量下,最高洪水位起码也增加1米。这就说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正好与60年的泥沙淤积抵销。90年代,中國可以建设一个三峡工程,那么60年后,100年后,是否可以再建第二个第三个三峡工程呢?必须指明的是,三峡工程的建设,不可能解决长江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它最多只能把荆江河床淤高,洞庭湖湖底淤高的问题向后推移。等到数十年后,三峡工程达到所谓的冲淤平衡,长江中的泥沙该是多少还是多少。况且,三峡工程自身的泥沙问题是否能解决,还是个大问题。

  ⊙ 工程目标也没有论证清楚

  三峡工程论证报告拿出很大的篇章,来论证长江中的泥沙量并没有增加。三峡工程论证的主要结论是(参见∶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提请审议建设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在1990年7月6日的国务院召开的汇报会上的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组长林秉南:《工程泥沙》一书)∶

  1·专家组对三峡以上长江干流历年来沙情况变化作了分析,根据累计年径流量和累计年输沙量的回归曲线,得出的结果是,30多年来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宜昌等主要控制站输沙量没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多年平均值相对稳定,历年输沙量围绕长系列均值波动。

  2·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35·2万平方公里,约占长江上游流域总面积的35%,地表侵蚀量为15·68亿吨,但进入长江的泥沙量为5·3亿吨(长江上游地区出口站宜昌的多年平均输沙量),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地表侵蚀量进入长江。影响流域产沙的因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是引起地表侵蚀改造发生、发展的潜在条件,而人为因素可以加速或减缓侵蚀作用。在引起流域产沙的众多因素中,气候因子最为重要。径流是降雨的直接反映,是引起地表侵蚀的主要动力,反映出水丰沙多,水枯沙少的规律。

  3·长江上游已经建设了大中小水库11926座,总库容为188·9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18万平方公里,已建水库和塘堰现状年拦沙量2·3亿吨,约占宜昌处长江平均输沙量的43%。今后在长江上游还要继续大力兴建水库群和塘堰群,特别是在重点产沙区的金沙江和乌江上计划建设多座大型水库,20年后可以再减少三峡以上长江干流中的泥沙16·2%。

  三峡工程论证特别强调,长江上游建设的11926座水库,年拦沙量2·3亿吨,有效地减少了长江干流宜昌处的输沙量。为了减少三峡水库的泥沙量,在三峡水库的建设同时,还必须在上游再建多座大型水库,为三峡水库拦沙。人们不禁要问,建设水库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建设水库的目的就是为了拦沙吗。长江上游的11926座水库,库容为188·9亿立方米,每年淤积1亿多立方米的库容,100多年后,这些水库的全部库容就会被淤满,这11926座水库将变成名符其实的沙库。到那时又该怎么办?难道这些工程还能“利在千秋”吗?

  其实,三峡工程论证中,就是三峡工程的目标没有论证清楚(参见王维洛∶《福兮祸兮》,台北,1993,第34—49页)。三峡工程的三个主要目标防洪,发电和航运与“蓄清排浑”的方案是互相矛盾。据说建设三峡工程的主要依据就是三峡下游的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弱(防洪),而三峡工程之所以可以实行“蓄清排浑”的方案是因为三峡下游的防洪能力强;实施“蓄清排浑”,就是要利用洪水的力量,把淤积在水库中的泥沙冲到下游去,根本没有防洪效益可言;长江在宜昌至重庆的600多公里的河段中,在自然条件下,在汛期,是淤积量大于冲刷量,只是每年汛期结束后(一般在10月份),长江流量还比较大,但含沙量少,这时河床的冲刷量采大于淤积量(民间称为自然走沙),这样才达到全年冲淤平衡。在建设了大坝之后,就是在汛期利用全部洪水来冲沙,也不可能达到在自然状况下的冲淤比例,就是说,淤积量超过冲刷量的数量要大大增加。而恰恰是在自然走沙的10月份,三峡水库必须开始蓄水,抬高水位,以保证枯水期的航运和发电要求。三峡工程论证中,泥沙组希望将蓄水时间推倒11月分,以保证自然走沙。但是泥沙组没考虑到,从11月分起,为了发电,三峡水库的出库水量大于入库水量,水库的水位只会降低,不会升高,这样,就是半年通行万吨级船队的目标也要落空。

  三峡工程论证中说,三峡工程由于实施“蓄清排浑”的方案,泥沙淤积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三峡工程论证又说,“蓄清排浑”的方案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案,这在黄河三门峡工程改建过程中得到证实。在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某某问题基本可以解决”的表述方式,并不表明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而只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还不知道如何解决,有许多例外(同上引,第75—77页)。三峡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特殊情况。黄河三门峡工程改建后之所以可以实施“蓄清排浑”的方案,是因为这个工程在改建时已经放弃了当初制定的工程目标,黄河三门峡工程不再承担保证下游几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洪任务,就连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也只有设计的五分之一,采取能发多少是多少的方案。“蓄清排浑”的方案在三峡工程也可实施,但是必须放弃或修改三峡工程的目标。只有把蓄清排浑作为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标,这个水库防淤的方案才是可行的。

  ⊙ 泥沙模拟的虚假性

  长江的泥沙量少,长江中的泥沙量没有增加,这个结论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样的结论呢?

  这是因为论证报告根本没有提出一个在实现工程目标前提下,切实可行的解决泥沙淤积的方案。

  仅仅依赖工程措施,是不可能解决泥沙淤积的。长江中的泥沙量越多,解决问题的难度就越大,长江中泥沙量呈增加趋势,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引用了丹江口水库和葛洲坝水库的预测泥沙发展的模型(长江水利委员会主编∶长江三峡工程技术丛书∶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武汉,1997年,第16页,19页)。丹江口水库淤积量(体积)的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测量值相差23·3%,丹江口水库淤积量模型的数据为26年,在最初几年,计算结果与实际测量两条曲线间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随着时间延长,计算结果与实际测量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模型计算结果远远小于实际测量值。而三峡工程论证,就是运用这个模型来预测三峡水库的未来100多年的泥沙淤积量。这显然是个方法上的错误。因为这样使用数学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与未来的发展相去很远。如果丹江口水库的模型模拟过去26年的结果的误差已经达到23·3%,那么用这个模型去预测未来三峡水库的100多年泥沙淤积的发展,误差就可能大到不可信的程度。

  再看葛洲坝水库的泥沙冲淤模型,对比模型模拟1981年到1987年的发展结果和实际测量值,实际泥沙淤积总量要比模型预测的大44%,在模拟的七年中,结果截然相反的有两年,误差大于百分之百的有一年,误差在45%到55%之间的两年,结果相符的有两年。模型的可信度很低,从中可见,人类对泥沙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的阶段。在没有认识到泥沙淤积规律之前,怎么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呢?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贝克莱分校地质教授里阿普德教授认为,中國是拿三峡工程来作泥沙淤积的实验,而实验的结果如何,根本不得而知(里阿普德∶三峡大坝工程的淤积问题,当代中國研究,1998年第2期,154—159页以及里阿普德与作者在1997年3月的讨论)。

  ⊙ 淤高库尾:三门峡悲剧重演

  三峡工程泥沙淤积问题,是个全局的问题。长江泥沙淤积加重,将使三峡工程的库容迅速减少,这样也就减少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减少了三峡工程的发电能力,增加航运困难。长江泥沙淤积加重,将使三峡工程的有效经济使用寿命减少。这些都必然影响到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改变工程效益和工程成本的关系,使工程经济不可行。

  长江河水挟带大量泥沙水进入库区,随着水断面逐渐扩大,流速和挟沙能力沿程递减,水流带来的泥沙在库尾段淤积。淤积体一面向下游延伸,淤积层面也有相应的抬升,回水将向上游延伸,在有些情况下,淤积上延有可能达到很远的距离。随着淤积体的下延和上升,使水库的库容减小,减短了水库的使用寿命。在多泥沙的河流上修建水库,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如黄河上的青铜峡水库,使用11年后,泥沙淤积使库容损失达78%,又如长江支流上的乌江渡水库,水库运行仅四年,坝前的淤沙厚度已达30米,达到原设计50年才达到的淤积程度(孙保罗∶流失与保持较量十年,1998·8·21,南方周末)。

  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认为,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特别是推移质物质的淤积主要发生在水库末段,里阿普德教授也认为三峡工程严重的泥沙淤积将在库尾地区发生。泥沙淤积将导致库尾水位的上升,增加水库实际淹没范围,增大淹没损失,增加移民人数,同时也增加工程的造价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也改变工程效益和工程成本的关系,使工程经济不可行。

  长江泥沙淤积加重,首先受害的是重庆市。根据三峡工程论证,二十年后,重庆港口码头出现边滩,“码头作业发生困难”。三峡水库长达600多公里,就是三峡水库在洪水期把水位控制在海拔145米,就是三峡水库利用洪水冲沙,也不可能把距离大坝600公里处的重庆港口码头中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去,也不可能解决码头作业困难的问题。重庆港码头作业困难,无非只是重庆港码头淤积严重的另一种表述形式,重庆港淤积严重就标志着重庆港的没落。重庆港淤积的上延,将在嘉陵江入长江口处形成拦门沙,迫使嘉陵江水位上升,影响四川盆地。这就和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泥沙淤积一样,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抬高渭河水位,直接影响西安市,最后导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将是一样的。

  长江的泥沙量是多还是少,长江中的泥沙量是呈增长趋势还是在80、90年代有所减少,本是个十分明显的事。如果长江上游的树木成片被砍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增加,而长江中的泥沙量没有增加,那么中央政府下决心停止砍伐原始森林,加强水土保持的措施就是南辕北辙。如果长江上游的生态破坏导致了长江泥沙量的增长,那么,三峡工程的关于长江的泥沙量少和长江中泥沙量没有增加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如果三峡工程中关于泥沙淤积的结论是错误的的话,三峡工程技术经济可行的结论也是错误的,那么决定三峡工程上马的决策还会是正确的吗?

  ⊙ 体制性谬误:论证与验收是同一批人

  为什么三峡工程论证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呢?为什么有这么严重错误的论证报告还能通过技术审查和行政验收呢?令许多人难以置信。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这里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中國古代有科举制度,现在有高考,科举中、高考中有回避制度,家中有人参加高考,其亲人不得参加批卷和评分,也不能参加招生。为的是避免作弊。要是有人作弊,会受到法律制裁。要是有个人,他即参加了考试,而后又参加了批卷和评分,还亲自参加了招生,那他一定会被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录取。但是谁也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三峡工程就是这么一个自作,自检,自鉴,自决的过程。

  下面就是参加国家科委组织的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的专家组和报告审查组以及报告验收组的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研究报告集》,“七五”国家重点科学技术攻关编号75—16,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

  泥沙专家组

  林秉南,窦国仁,谢鉴衡,丁联臻,王作高,华国祥,刘健民,周耀庭,荣天富,张仁,张启舜,唐日长,戴定忠

  航运专家组

  张奇,董士镛,王作高,冉毅泉,刘书伦,邹觉新,荣天富,须清华,涂启明,曾庆华,喻献焕,蔡志长

  泥沙航运课题鉴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秉南,张奇

  副主任委员∶张德洪,董士镛

  委员∶戴定忠,华国祥,周耀庭,张启舜,刘书伦,邹觉新,梁应辰,储传英,须清华,蔡志长,唐日长

  泥沙航运课题验收组

  组长∶张奇

  副组长∶戴定忠

  成员∶孙德江,魏金石,严恺,石衡,林秉南,王作高,储传英,唐日长,喻献焕,荣天富,张定邦,张启舜,李生田

  参加研究的专家25人,主持课题鉴定的15人,负责课题验收的15人,一共应该为55人。实际参加这三项工作的32人。在这张表内,一些人的名字是多次重复出现。

  其中

  林秉南∶泥沙组专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验收组成员,一人三职

  张奇∶航运组专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验收组组长,一人三职

  戴定忠∶泥沙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验收组副组长,一人三职

  唐日长∶泥沙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验收组成员,一人三职

  王作高∶泥沙组专家,航运组专家,验收组成员,一人三职

  荣天富∶泥沙组专家,航运组专家,验收组成员,一人三职

  张启舜∶泥沙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验收组成员,一人三职

  董士镛∶航运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人二职

  华国祥∶泥沙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一人二职

  周耀庭∶泥沙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一人二职

  刘书伦∶航运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一人二职

  邹觉新∶航运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一人二职

  须清华∶航运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一人二职

  喻献焕∶航运组专家,验收组成员,一人二职

  蔡志长∶航运组专家,鉴定委员会委员,一人二职

  储传英∶鉴定委员会委员,验收组成员,一人二职

  又其中,张奇,林秉南等七人,一人兼三职,即当考生,又批卷,又招生;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董士镛等九人,一人兼二职。在这样的结构下,谁会说长江的泥沙量少,长江中的泥沙没有增长的结论是错误的呢?

  1998年洪水之后,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如禁止在长江上游地区砍伐原始森林,变砍树人为植树人,恢复植被,禁止开垦坡地,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加强水土保持。这些都是减少长江泥沙增加的有效的措施。就是说,中國政府看到了长江泥沙量增加的事实,看到了长江泥沙量增加的危害。同样,三峡工程是中央政府批准的工程,但这工程的可行性却是建立在长江的泥沙量少,长江中的泥沙量没有增加的结论上的。中央政府必须有勇气来修改三峡工程论证和决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