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政治家说话，即使没有哲理，也会有前瞻性语言，而政客就只一味哗众取宠，有时还口出狂言。如果以此作准绳来审视当今日本政坛，那么，有资格当政治家的人，就真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贪赃枉法、拈花惹草、恣意妄言的政客，却总是络绎不绝，使人对日本政坛不得不“刮目相看”。

　　最近，日本不仅有越来越多政客恣意妄言，而且使用越来越强烈的攻击性言词，使人担忧它会成为一种风潮、一种政治趋势。

　　石原又发出狂言

　　过去，日本传媒总是称政客的恣意妄言为“失言”，就是一时不小心，把心中话说溜了嘴。不过，他们虽然歪曲历史，出口伤人，但一旦遭到强烈抗议，特别是当中國、韩国等亚洲国家作出强烈反应，这些政界要人就会以“失言”来掩饰，当局也会要求他辞官，事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却丝毫不受影响，换一个场合又会故态复萌。因此，日本便有演不完的“失言”闹剧。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著名的极右派，顽固的国粹主义分子，他不止一次公开挑衅中國，蔑视亚洲人，不仅故意称呼中國为“支那”，中國人为“支那人”，还宣称“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的谎言，中國是“帝国主义国家”等等。

　　石原对外说“不”，成了他的招牌和政治资本。在四年的东京都知事任内，他并无特别建树，今年４月却以３０８万高票再次蝉联，这是日本的怪现象之一。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石原接受日本一家女性杂志采访，又大放厥词，说：“女性停经以后已无生育能力，继续生存下去只是一种浪费与罪恶。”如此歧视与侮辱女性，东京妇女依然选他连任都知事，这是怪现象之二。

　　７月１８日，石原对自民黨治安强化委员会发表演讲，再度强调“支那”的称呼没有任何不妥，又说东京的罪案多数是“支那人”干的，迟早会发生绑架日本要人子弟的案件，应尽快将他们遣送回国，费用可从（援助中國的）ODA 款项中扣除。

　　所谓东京都知事，就是首都大东京的市长。石原是正式演讲，不是“失言”。何况石原不是莽夫，是个成名的“小说家”；也不是政坛无名小卒，而曾经是自民黨政府部长，竞选过自民黨总裁。只能说，他是个“智能犯”，有政治意图的“煽动者”。

　　认真研究便能发现，石原的狂妄，一是出于他国粹主义的本性，二是为了积极响应极右前辈江藤隆美的排外论调。

　　“第三国人是劫匪杀人犯”

　　７月１２日，７８岁的自民黨元老江藤隆美在福井市举行的自民黨支部会议上讲话，再次公开否认日本曾侵略过中國、朝鲜，又说，如今非法移民充斥日本，他们都是“劫匪、杀人犯”。一旦朝鲜半岛“有事”，还会有大批难民拥到日本。

　　江藤隆美是自民黨江藤－龟井派的会长。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他担任内阁总务厅长官期间，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日本在统治朝鲜半岛时“也做过好事”，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洗脱罪名。

　　现在，他不仅坚持皇国史观，而且还重申１９１０年的“日韩合邦”的前提，是“两国签定了合并条约，获得国际联盟批准”。《朝日新闻》的社论很不客气地指出，国际联盟是在“日韩合邦”１０年后才成立，何来“批准”？这明显是另有企图的发言。韩国《东亚日报》则说：“这是在未能正确掌握历史事实情况下发表的妄言。”

　　江藤说：“东京歌舞伎町是第三国人支配的非法地带。专门干偷窃、杀人勾当的家伙多达１００万人，这些人制造了混乱。”

　　所谓“第三国人”，是战前军国日本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等殖民地人民的称呼，跟“支那人”一样都是贬义词，如今已经成了死语。而江藤隆美和石原慎太郎等军国遗老继续使用它，说明他们不仅缅怀军国的过去，而且还憎恨现在的自由民主。

　　日本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也有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现象，但“外国人”与“犯罪”不是同义词。政客们将它等同看待，相提并论，不仅是推诿责任，而且也是煽动国民排外。

　　右翼极端排外情绪化

　　日本是个岛国，跟任何国家都没有共同边界，除了对日裔网开一面之外，根本不接受外国人移民。虽然如此，非法移民或过期居留者却充斥日本，明显跟日本的劳工政策，特别是在泡沫经济高峰期有分割不开的关系。日本有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当局要严格防止非法入境或逾期逗留，认真处理社会犯罪问题，并非办不到。真实情况也许就和日本的黑帮问题一样，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在日本偷窃、贩毒和贩卖色情的人，确实有不少是外国人，但他们的合伙人是日本的黑帮。近期激增的杀人、绑架、强奸和少年犯罪等等，又有哪一宗不是日本的“纯国产”？

　　日本恣意妄言的政客，他们对自己人的胡作非为又如何表态呢？面对长崎１２岁中一学生拐骗和杀害四岁男童案件，身为小泉内阁防灾部长的鸿池祥肇竟然说：“（男童）父母应游行示众，之后再被斩首作为惩罚。”对２９岁男子软禁四名１２岁小六女生、然后自杀的事件，鸿池发表的言论同样幼稚到了极点。他说：“谁是加害人，谁是被害人，难以辨别。”

　　对一批大学生专搞派对诱奸女生的事件，自民黨行政改革推进本部长的太田诚一却称赞这些大学生“很有活力，更接近正常人”。

　　有专家分析，日本政客之所以恣意妄言，哗众取宠，极度挑衅，这和十年来日本经济停滞有关。日益成熟的环球化凸显了日本的落伍，也反映了日本的信心在丧失。因此，排外的民族主义抬头。

　　除此之外，小泉纯一郎从一个弱势政客摇身一变成为掌权的首相，靠的就是简单、强烈的政治语言，靠的就是发挥了所谓的“剧场型”效果。例如，他把黨内政治对手称为“抵抗势力”，虚拟一个敌我对抗的悲壮场面，以此博取了同情弱者的支持，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今年初，在野黨在国会质问首相小泉：为何不遵守限制国债发行年不超过３０万亿日元的诺言？他竟然面不改色地回答说：“不遵守这个诺言也算不了什么。”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有了首相的示范作用，执政黨高层和政府部长们当然会竞相效仿。

　　作者:黄彬华

　　最近日本美国等国家多次在各种场合，向中國政府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人民币究竟有无升值的必要？中國政府能否抵抗住日美的压力？当政府抵抗不住压力时，能否将“坏事”变成好事？

　　这些都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否，对中國未来的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影响。希望大家伙可以畅所欲言，各展奇才！下面是我的一点浅见，算是抛砖引玉了。

　　日本美国为什么要鼓吹人民币升值？

　　前几年，小日本一直满世界嚷嚷着要我们的人民币升值。用他们的说法，中國山东产的大蒜在中國卖一元钱一斤，到了日本卖两元钱一斤。可是，日本人自己种的大蒜在日本却卖到十元钱一斤。一样的大蒜，为什么会是两样的价格？恩，需要找出问题的原因。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是个勤劳认真的民族，这样优秀的民族制造出来的产品，当然是质量最优、价格最公道的，比如他们的丰田汽车、神户牛肉，当然，日本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大蒜头，也包括在这些优秀产品里面！可是现在，中國产的大蒜头居然以极低廉的价格在日本销售，这完全是对最优秀大和民族的最优秀劳动成果的莫大挑衅！最让每个正直的日本人不能忍受的是，一些惟利是图的商人和一些贪小便宜的小妇人，居然对中國的大蒜头爱不释口！“道德沦丧啊，世风日下啊！”每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日本人都如此感叹，这一幕就好象旧中國的三十年代一样。“抵制华货”、“只用国货”，嗬！日本全国上下爱国气氛很是高涨。

　　“抵制华货”是一定要的，但是，今天的日本人很文明，不象当年的中國人那样粗鲁，动不动就放火烧日货。中國人那样子做是会污染环境的，而且还不利于世界和平。文明国家是不屑于这样野蛮的，于是乎，日本人派了一支专家小组来到中國进行农业调研，看看中國大蒜头是否有低于成本价在日本销售的行为，如果有，就去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國。这个过程就叫“反倾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文明人玩的游戏！

　　可是，当日本“反倾销”的农业专家到山东实地调查后却大失所望，不但大失所望，而且还义愤填膺，“姥姥，成本不到一元钱一斤的大蒜头卖给我们是两元钱，真黑！中國人良心大大的坏了！”日本农业专家失望的走了。

　　“反倾销”专家们带回日本的消息，令日本那一帮子爱国政客非常泄气，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他们断定，中國的大蒜头肯定是化肥催生的，不然不会这么便宜。可是找来从中國回来的农业专家一问呀，中國大蒜头全是野地自然生长的，不象日本大蒜全是温室人工培育的，比日本大蒜可绿色多了！

　　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让这些优秀人物很苦恼，也很自责，很多人都剃光头，去了和尚庙里面壁思过。

　　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个精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國没有人權！中國政府一直在剥削中國人民！在中國，一个人每天都付出了几乎和日本人一样多的劳动，但是他的工资收入却远远低于日本人，这样他生产的产品当然可以卖很低的价格！这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这会造成世界的不稳定！优秀的大和民族当然有义务去消除这个贫富差距！而消除贫富差距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人民币升值了！

　　人民币一旦升值，既可以解决中國人收入低的问题，又可以帮助日本农民伯伯解决他们的大蒜销售烦恼，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好事！于是，办事认真的日本人很雷厉风行热心快肠的干了起来。

　　日本人首先去了欧洲，因为欧洲人曾经联合美国，逼着日本把日圆从３６０日圆：１美圆的价格升到了９０日圆：１美圆的高位！日圆的升值让日本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泡沫，经济衰退至今还没缓过劲来，这就是日本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日本鬼子打的如意算盘是，自己曾经被欧美轮奸过，现在中國花姑娘长大了漂亮了，欧美也应该不放过。于是，他向欧洲“皇军”报告了，“太君，那边的，中國的，花姑娘大大的有！”欧洲人很奇怪，“这丫的真不地道，自己志愿被我们搞了，还把邻居也送来，亚洲人有病啊！”欧洲“皇军”挺看不起小日本，没答理他。

　　在欧洲拉皮条不成，小日本一边骂着，“欧洲人都是傻……”，一边又去了美国。到了华盛顿，日本人抱着美国人那个哭啊，“俺那里有人欺负俺，俺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可要给俺个说法，帮俺出口气。”美国大哥问了，“为了啥啊？”，“还不是为了大蒜头的事！”听明白了，美国人也不做声了，美国人心里明白，他们自己的农产品也是以很低廉的价格在向全世界销售。这个时候，去找中國人的麻烦，不是抽自己嘴巴子吗？

　　日本人这一次的游说行动彻底失败了，而且，这次的游说起到了一个反作用，欧美对中國的现状看得更清楚了。欧美发现，中國的劳动力价格太便宜了！不但便宜，而且受教育程度很高，思想觉悟很好。什么复杂的活计，中國工人都可以加班加点的给你抢出来。要是让欧美的优秀工人这样子加班，他们非罢工不可！

　　资本家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他们是用脚投票，不过这次不是离开中國，而是离开日本甚至是离开美国，来到中國。到了二零零二年，中國已然成为世界第一的外资流入国！

　　看着花花的资金都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國，看着自己世界第一外资流入国的宝座让中國人抢了去，美国佬的心情很不爽！他很悔，为什么当初不听小日本的挑唆，去灭了中國？

　　不过，美国人还是美国人，世界老大的称呼不是白给的！他很快又和日本人勾搭起来，威逼中國人把人民币升值。

　　日本人很高兴，以为得计，其实美国人看得更远，逼人民币升值只是第一步棋而已，他还有更厉害的杀手在后面！

　　先让人民币升值，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等一切就绪，布置完毕，在将来的某一天，以中國银行的呆帐问题等等理由，美国人就会向全世界宣布，“人民币高估了！”然后，一个索罗斯似的金融炒家会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方，会带着美国成千上万亿美圆的金融部队，把适当的对手，中國、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杀个干干净净！

　　这种金融战争，美国和欧洲打过，打的英国英镑退出了统一欧元的行列，如果不是法国德国的强硬，美国人几乎就达到了将欧洲一体化扼杀的目的；这种金融战争，美国还和亚洲打过，打的亚洲国家经济倒退了二十年，如果不是中國，何止倒退二十年？这种金融战争，美国在拉美也玩过，拉美没有团结起来，结局都很悲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根廷经济的“美圆化”！

　　这一次，美国人又想在中國故计重演，中國人能让它阴谋得逞吗？

　　资料“广场协议”

　　从１９８０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１９８４年高达１６００亿美元，占当年ＧＮＰ的３．６％。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１９８５年９月，美、日、德三国达成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自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与马克开始大幅升值，日元从１９８５年２月的１美元兑换２３６日元到１９８７年升值到１比１２０日元，马克亦然。在日元与马克持续升值而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疲软的美元对国际经济稳定并无好处，美国的对外出口也没有成长且贸易赤字仍旧在逐年扩大。

　　１９８７年Ｇ５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１９８６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１９８０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１９９１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看来日本官员“妖魔化”人民币的实质在于希望中國经济步日本后尘。对此国人应该提高警惕

　　后记

　　文章写完，有两点让我很痛心。中日两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喜欢《三国演义》，可惜，这是种喜欢是假的！他们都忘了，吴蜀因为没有结成真正意义的联盟，同心协力去灭掉曹魏，结果都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十八世纪欧美列强开始到亚洲耀武扬威，中日两国不但没有共御外侮，而且目光短浅的互相威胁，争风吃醋，被美国玩弄与股掌之间，他们就从来没有想过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有声有色的亚洲。这是让我痛心的第一点。

　　最让我痛心的还是第二点，这一次，日本对人民币说三道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中國政府的外交部门却完全麻木不仁，没有丝毫的反应，既没有对日进行谈判交涉，也没有在国际上制造对中國有利的舆论，去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这种自以为是的外交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直接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了致命的危险。一流的国家，二流的外交，这难道就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智慧？

　　作者:山雨来去

　　自去年１０月闹起的朝鲜核武问题越闹越僵，至今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不仅如此，朝鲜半岛局势目前已陷入令人揪心的“危急时刻”。从各方面的反应和许多迹象来看，对朝鲜局势陷入“危急时刻”这一判断并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

　　首先指明朝鲜核问题陷入“危急时刻”的不是别人，而是朝鲜的近邻和有着传统友好关系的中國。中國外交部发言人孔泉７月１７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明白地表露出中國对当前朝鲜局势的深切担忧。孔泉说：朝鲜问题正处于“危急时刻”，中國正在想方设法使这一危急局势降温，努力劝说朝鲜和美国回到谈判桌旁来。

　　判断朝鲜局势进入“危急时刻”的另一人是美国前防长佩里。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佩里是负责空袭朝鲜核设施的关键人物。后来因局势的发展，空袭行动没有实行，但是他被公认为美国对朝鲜核问题了解最为透彻的专家。佩里前不久警告：美国和朝鲜正在“逐步走向战争”，并可能最早在今年内“不幸交火”。

　　临近双方可以忍耐的底线

　　所谓“危急时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美国和朝鲜围绕朝鲜核设施问题所展开的攻防战略都已临近双方可以忍耐的底线；二是双方至今都没有释放出任何缓解和妥协的信号。目前的情况是，朝鲜已经公开宣布接近完成对８０００根燃料棒的处理，并已经提炼了足以制造数枚核弹头的钚。美国对此忧心忡忡，它对朝鲜的底线是：如果朝鲜果真制造了核弹头，它就将对朝鲜实行海陆空封锁和经济制裁，防止朝鲜将核武器运往它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

　　但是，朝鲜的底线是：如果美国对它实行海陆空封锁，它就立刻进行地下核试验，加快核武器的开发和实际使用。如果局势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么，美国的下一步棋就是“先发制人”，对朝鲜核基地和核设施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以彻底摧毁它的核武器。

　　然而，美国的这一行动必将引起朝鲜的大规模反击，整个朝鲜半岛、日本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基地都可能成为朝鲜报复的目标。整个东北亚将陷入战争火烟之中。很明显，美朝双方离对方的底线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美朝两国对对方的底线非常清楚，彼此都抱幻想，在展开口舌战的同时，都在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以便必要时打一仗。美国前不久将驻扎在靠近非军事区的美军向南撤，远离朝鲜火炮的直接射击范围。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对朝鲜的空中侦察，以随时掌握它的军事动态。据美国报纸透露，今年５月，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指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托马斯，同五角大楼官员一起制定一份代号为“５０３０”的对朝作战计划。该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以挑衅战术打击朝鲜。

　　在朝鲜方面，积极备战是它几十年来的一贯方针，金正日的态度是“你狠，我比你更狠”。朝鲜多次威胁要把汉城和朝鲜半岛变成一片火海，美国如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朝鲜将把战争引向美国等等。朝鲜还公开声明决不效仿伊拉克让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机构对核设施进行监督和检查，它认为伊拉克准许联合国检查是非常糟糕的一步棋，最终导致了萨达姆的被动和垮台。朝鲜消极地吸取了伊拉克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强硬的针锋相对的外交政策。几天前，朝鲜在非军事区与韩国交火，并近距离拦截美国侦察机都清楚地显露出朝鲜的这种意图。

　　对中國“只做不说”抱以厚望

　　在朝鲜核问题陷入“紧急时刻”之际，一个令人注目的动向是中國官员急急忙忙、风风火火地奔波于平壤、汉城、华盛顿、莫斯科之间。中國政府派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作为特使于７月２日至４日访问了莫斯科，同俄罗斯方面就朝鲜问题交换意见。接着，７月１２日至１５日访问了平壤，会见了金正日等朝鲜最高级领导人，并向金正日提交了中國国家主席胡錦濤的一封信。

　　戴秉国７月１５日刚回到北京，１７日又临时奉中國外长李肇星的紧急命令急忙赶往华盛顿，先后同美国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务卿鲍威尔、防长拉姆斯菲尔德等决策人物会谈，戴秉国还把胡錦濤致布什总统的一封信托切尼副总统转交。这位中國特使两个星期之内穿梭于俄朝美之间的不寻常活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人们对中國这种“只做不说”的外交活动抱以厚望。

　　据透露，戴秉国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带去了中國政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其要点是：考虑到朝鲜坚持要与美国举行“一对一”会谈，而美国拒绝“一对一”会谈，要求举行有朝美中韩日俄参加的“多边会谈”。中國提出“一对一”会谈和“多边会谈”同时进行或“一个紧接着另一个”的方案，即在举行“多边会谈”的同时，朝美可以在会场之外举行“一对一”会谈。或者，美朝先举行有中國参加的“三边会谈”，紧接着让韩俄日加入。这些安排看来似乎是技术性的，但是，如果有关方面确有诚意，确有化解当前危机的愿望，这种使双方不失颜面的“技术性安排”也许能够使当前朝鲜半岛危机得以降温。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朝鲜半岛决不可以有核武器，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朝鲜必须放弃追求核武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改变目前轻视朝鲜的强硬态度，应该充分认识到朝鲜问题的特殊性和危险性。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使用的手段在朝鲜不一定适用，更不能保证能有作用和有效果。

　　美国在朝鲜打了几年大仗，又与朝鲜对峙了半个多世纪，光靠威胁、恫吓和大棒政策恐怕难有成效。过去美国使用多次的“胡箩卜加大棒”政策有时颇有效益，在解决当前朝鲜危机问题上不妨试一试，也许是一条出路。朝鲜所要的也正是“胡箩卜”——经济援助，如果美国调整一下政策，朝鲜问题完全可以化险为夷。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级新闻编辑

　　作者:李永明

　　　　　　　　　　――中國铁路发展的战略战术思考

　　中國的铁路交通，在和平时期建设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仍然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国民舒适安全快捷的需要。显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铁路建设的战略思路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例如，目前拟议中的京沪线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以及斥巨资要上的磁悬浮铁路，就属于典型的经济战略和国防战略双失误。

　　所谓经济战略失误，其一，因为我国铁路交通的主要问题是铁路总长度太少（既不如德国，也不如印第），因此路轨网络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仅仅靠提高某一条铁路线的运行速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二，铁路运行速度，要与飞机和公路运输速度，形成合理的梯度配合，即高速公路汽车时速在１００～２００公里之间，铁路列车时速在２００～３００公里之间，飞机时速在３００公里以上。也就是说，我国应当研制并使用时速在２００～３００公里的铁路技术。其三，准高速铁路线的建设、运营、维护成本，远远比超高速铁路线要低许多（约在３０％至５０％之间）；因此发展准高速铁路，可以使更多的地区得到铁路交通服务，也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其四，我国有能力自行研制开发准高速铁路，而准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可以在相应规模上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所谓国防战略失误，其一，两条准高速的京沪线，比一条超高速的京沪线，国防安全系数要高出一倍以上。其二，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安全，同时也是政治安定和国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贸易谈判中，有必要增加安全诚信条款，降低或避免逻辑炸弹、技术炸弹的危害）。其三，由于日本国内长期存在严重的军国主义倾向，在任首相及其政府高官、议员频频参拜战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让日本人介入并控制北京与上海之间的运输命脉。想当年，１９３１年，正是在长江武汉遭到洪水肆虐的时候，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侵略中國东北三省的战争，而日本人遗留的毒气弹至今仍然在摧残中國的老百姓；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如果一旦中日“有事”，谁能保证引进的日本新干线不被日本人做手脚？其四，在三峡建设过程中，日本大财团有意向我国出口不合格的钢材；有鉴于此，我们没有理由在涉及我国经济命脉的问题上信任日本的大财团。

　　其实，我们不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同样能够解决我国的铁路交通问题。例如，保留现有的京沪线，新建“京连沪线”，就可以大大提高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铁路运输能力，同时也能提高北京到上海的运行速度。具体来说，京连沪线即连接北京－连云港－上海的铁路线。这条铁路交通线分为三大段，第一段从北京直线经天津、黄骅、东营到潍坊，第二段从潍坊直线到连云港，第三段从连云港直线经盐城、东台、如皋、南通到上海浦东港。

　　应当指出的是，京连沪线的地理地形得天独厚。这是因为，北京、天津、黄骅至潍坊在地理上正好全部为平原直线；潍坊至连云港要穿越山东丘陵，根据目前我国的铁路建设技术，有条件设计为直线（或者略为绕道周胶莱平原，经诸城、日照至连云港）；连云港、盐城、东台、如皋、南通至浦东又正好全部为平原直线。

　　而且，京连沪线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的潍坊转角仅有２０度，第二段与第三段之间的连云港转角也只有３０度。也就是说京连沪线全程基本都是直线运行，这非常有利于提高速度。与此同时，直线轨道还能够大大降低建设施工难度和建设施工成本。这是因为，铁路路轨转弯处，为了应对离心力，需要严格地设计左右铁轨的高度差，而且要严格限制列车通过转弯处的速度，此外还要加强转弯处路基和铁轨的强度。

　　由于现行京沪线，当初为了顾及沿线城市，不得不插曲“之”字形路线，即先向西绕行德州，再折向东到济南，然后一东一西经泰安、曲阜、韩庄、宿州、蚌阜、南京、镇江、苏州，才能到上海。对比之下，新的京连沪线比现在的京沪线，直线距离可以缩短数百公里。

　　与此同时，京连沪线的投入使用，非常有利于促进形成我国沿海铁路线，不仅可以直线连接天津港、黄骅港、连云港、上海港，还可以通过支线连通山东半岛的蓬莱港、烟台港、威海港、容成港、青岛港。并向南北延伸连通秦黄岛港和大连港，以及杭州港、温州港、厦门港、汕头港、广州港、香港、湛江港、北海港、防城港、海口港。从而有助于构建环海岸线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环山东半岛经济圈、环泰山经济圈。

　　因此，保留原京沪线，新建京连沪线（包括建设其它有利于形成铁路交通网络的新线路，例如天津至保定，北京至德州等），多一条铁路线，就可以获得多一份的经济战略安全和国防战略安全；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现有京沪线的运行速度和调度灵活性。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发展的中國铁路网，可以更好地更安全地为全国经济发展服务，为全国各地的居民出行服务。

　　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YN３８－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６日

　　信箱whqtpw@sohu.com

　　作者:重构

　　７月１８日，一则消息引起海内外公众注意，中央决定，仲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

　　消息还说，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

　　一位在仲共中央办公厅长期工作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说，“事实上，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中央领导就曾经主张取消北戴河办公制度，可惜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中央作出这一决定应该是对当时主张的肯定。”

　　多年来，中央领导每年去北戴河办公，公众已习以为常，也很少将之和铺张或者特权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事儿”，中央黨校一位教授形容说，而这次取消办公，表明高层继续打造其开明、开放、亲民、务实的形象。

　　与此同时，有中國“夏都”之称，在仲共黨史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北戴河也再次从公众视野中突现出来，７月２２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北戴河。

　　北戴河再次引起关注

　　从北京驱车走京沈高速公路，大约行驶２８０公里即可抵达北戴河。北戴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是中國北方著名避暑胜地，由于每年中央高层在此办公，被海内外人士称为中國“夏都”。

　　“感到今年夏天气氛不象以前那么紧张了，大概是因为中央领导今年不来北戴河办公的缘故吧，中央领导每年都来，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是很关心，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每年夏天能够明显感到气氛比较紧张，交通管制增加，海滨的几条道路以及重要机关旁边的街道上军警明显地增多。”

　　“这几天，很多媒体来采访，都是问中央领导不来北戴河办公对北戴河旅游有什么影响，我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什么影响。”当地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说。

　　据记者了解，自从７月１８日，中央领导取消北戴河办公以后，已经有包括路透社、德国商报在内的多家海外媒体前来采访，当地负责宣传的官员几乎每天都要处理多次采访。

　　“有些问题是作为一个区政府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好和政治联系起来。我们也不希望和政治联系起来。”这位官员说，“北戴河在行政上隶属河北省秦皇岛市，只是秦皇岛市下辖的一个区。”

　　北戴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光对南方周末说，“北戴河这样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权到这里来旅游度假，中國领导人作为中國公民的一员，也同样有权利来享受这里的风光。”

　　对中央领导今年不来北戴河办公休养，李春光表示不愿过多评价，“北戴河也确实是个好地方，如果你们多宣传北戴河，我们非常欢迎和感谢。”

　　据当地人介绍，每年中央领导人开会和休息在西山以及其他几个隶属于中直机关的地方。西山，今名叫联峰山，每年７、８月份，西山旁边的剑秋路以及其他几个重要的地方都保持了高度的戒备。

　　７月２２日，记者乘坐出租车在北戴河的街道上行使，偶尔也会遇到盘查，司机说，现在查的还不严格，以前更严格。

　　记者前往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五大班子在北戴河的办公地点，只看到有少许人出入，门前依旧有武警站岗，“这里不让停留。”司机边说边加快了车速。

　　中央五大机关办公地点坐落在北戴河区东经路及东海滩路沿线，属于当地风景最好最幽静的海滨地带，“即使没有领导人办公，普通百姓也是很难接近的。”司机说。

　　北戴河办公制度的由来

　　北戴河办公制度由来已久，一位熟悉当地历史的人称，“北戴河是中國夏季的政治中心。北戴河办公制度从很早就确立了。”

　　编写当地区志的朱桂新女士对南方周末说，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北戴河解放后，一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患有慢性病的老残者需要得到妥善照顾。中组部招待所负责人于是在北戴河组建中组部疗养院。

　　事实上，作为中國现代旅游业的摇篮，北戴河很早就为人关注，１８９８年清政府就劈北戴河为避暑区，１９１２年后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这里建屋治地。

　　１９４９年解放后不久，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统计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７１９幢，其中外国人别墅４８３幢，涉及２０多个国家，中國人的别墅总共２３６幢。

　　这些别墅都被解放后的人们用来作为“人民疗养事业用房”。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在这里养病、休息和避暑。

　　１９４９年６月，朱德作为第一个来北戴河的仲共领导人来到北戴河海滨，住在原铁路宾馆１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对其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次年８月（１９５０年），北戴河还宾开始接待首批仲共中央领导人和６个国家的使馆官员１６０余人。

　　１９５２年，中组部北戴河疗养院交中央办公厅管理局，改名为仲共中央直属机关北戴河疗养院，临时规定中央干部一年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北戴河休假。

　　“而作为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则是１９５３年。”

　　是年秋天，中央决定夏天在北戴河办公，并成立筹备组织开始在中直北戴河海滨疗养院内修建房屋、道路和水塔，还在河东寨南买地盖了几幢楼房作为中直疗养院的办公和集中疗养之地，莲蓬山南麓的别墅楼交给中南海作为中央领导的夏天办公用房。

　　次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修养所，中央夏天办公的地方称一分院，而一些原属于外国人和社会名流的别墅也都改为仲共领导人的住所。如刘少奇住原德国府别墅，朱德住吴鼎昌的别墅。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国务院确定北戴河修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这一年，北戴河海滨接待避暑和修养人员３６８００多人，其中中央领导３０人，部局级干部１５４人。

　　朱桂新介绍，“北戴河海滨沙子球度很高，海滩不是很陡峭，鲨鱼也很少，中央一个考察小组曾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方面面确定了北戴河作为中央领导办公地点。”

　　据了解，为了保障中央领导正常办公，１９５４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区工作办公室，直接为中央领导服务，这也成为当地一个重要政治任务。

　　“纹革后，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纹革的到来取消了，需要疗养的干部们许多被送到五七干校，不是疗养，而是惩罚性质。”到了１９８３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到秦皇岛视察，表明暑期仲共中央国务院要在北戴河办公，１９８４年，北戴河再次作为中國夏都。

　　这一年，来北戴河海滨办公休息的中央领导人有４７人，部、省、军级以上官员３７９人。童年１９８４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北戴河修养所和全国人大北戴河修养所先后建成，１９８５年，开始各自接待本部门领导来此办公和修养，这一年五大班子包括中顾委都来办公修养。

　　１９８８年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在北戴河海滨接见保卫工作人员时说，“北戴河是夏都，全世界都知道。”

　　北戴河办公制度到１９８９年停止，这一年，中央决定，处于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不到北戴河海滨办公，一些老同志还可以到北戴河休息，北戴河办公制度慢慢恢复，直到２００３年再次停止。

　　半休假式式的北戴河办公

　　秦皇岛日报总编，著名记者孙志升在《北戴河，中國现代旅游业的摇篮》一书中对北戴河办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北戴河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修养半工作性质，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见外宾，开会，决定重大决策。而中國公众知道最多的是他们在北戴河接见外宾。

　　事实上，北戴河作为中國夏季的政治中心，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的工作和在北京中南海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由于北戴河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且仲共领导人多喜欢游泳，北戴河提供了领导人紧张工作后的修养条件。

　　北戴河人称，北戴河是一块“风水宝地”，北戴河区内区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温度、湿度和环境上都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仲共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休假的一些故事也流传出来，一些故事透露了北戴河半休假式办公的特点。

　　原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回忆说，“每年７、８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个季节就成为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大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天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在中午前后出现，毛澤東出现更晚，总是下午三四点才来。”

　　她的书中介绍，每逢周末，还有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他（罗瑞卿）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据了解，领导人在工作之余，在海边下棋、游泳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罗点点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彭德怀。

　　“在我们的记忆里，彭德怀元帅好象从不到北戴河，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说出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哪一幢喽。

　　鄧小平也十分喜欢到北戴河办公休假，他在北戴河的故事被当地人广为流传，１９８０年８月４日上午，鄧小平在西山浴场被人们看到，有人要拍照，鄧小平请游人过来，请人合影，“合影要收工本费，每人一张照片。”

　　“那个时候很容易见到领导人。”一位北戴河街头的老人说，“当时鄧小平还取消了很多的岗哨。”

　　鄧小平复出后几乎每年都到北戴河办公修养，１９８９年鄧小平在北戴河度过８５岁生日，回到北京后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１９９２年是鄧小平最后一次来北戴河。

　　江澤民也十分喜欢北戴河，１９８９年８月，他在北戴河办公休息时称，“这里真是好地方。”

　　北戴河与仲共政治

　　提起北戴河，一般都会和仲共政治联系起来，其在仲共政治史上地位非常特殊，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都可以和北戴河联系起来。

　　建国后，仲共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北戴河作出。１９５８年，毛澤東在北戴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也在北戴河作出。

　　北戴河还和林彪“关系密切”，１９７１年林彪就是从北戴河山洼洼里的房子驱车前往山海关机场，乘飞机出逃，最终命丧温都而汗。

　　北戴河疗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情雨。纹革后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需要疗养的干部们许多被送到五七干校，不是疗养，而是惩罚性质。而到了１９８４年，随着一些老干部平反昭雪，疗养院又重新收回给各个部门，疗养又逐渐恢复。

　　朱桂新还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戴河办公的恢复，相继一些重要政治活动，重要决策都和北戴河有关，严打政策就是在北戴河出台。

　　１９８３年全国治安形势不好，公安部当住７月１６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发挥專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１７日，部长刘复之到达北戴河海滨，１９日上午鄧小平和刘复之谈话，拿着报告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

　　邓提出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严就能治住。”严打政策后来也遭到质疑。

　　１９８５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接见日本客人，提出干部年轻化，“我们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把重担放在比较年轻的、身体较好的人身上了，现在的事情主要靠胡耀邦、趙紫陽他们去办。我们岁数大一点的，放在比较超脱的地位。”

　　在北戴河的几次会见日本客人时，邓还肯定了农村改革，并向外国朋友展示了坚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其时，有相当多的人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兴建特区表示异议，鄧小平对此进行了坚定的反击。

　　１９８７年暑期，以仲共中央的名义邀请一批有重大贡献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偕其爱人到北戴河休息，并得到了当时黨的领导人的接见，此事被当时的媒体大力地报道。

　　此后，中央若干重大决策也是在北戴河做出，如１９９８年抗洪时中央的指挥中心就设在北戴河，当时中央委员悉数抵达北戴河，到底炸不炸荆江大堤决定即在北戴河作出。

　　而最为海内外感到神秘的是每逢黨代会召开之前，都要有北戴河会议，对会议内容形式等进行酝酿。

　　１９８７年夏天，由于１０月份要召开仲共十三大，北戴河为海内外瞩目，据孙志升书中透露，在北戴河海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字斟句酌的讨论修改。

　　孙志升说，１９９７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是在北戴河进行，１５大报告的起草班子就是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进行推敲修改。１５大确定市场经济，１６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据了解，事实上，几乎每次黨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这个时候北戴河最神秘最为外人关注，也经常会有不名渠道的消息在海外的报纸上出现。

　　疗养经济产业链

　　在海滨的主要路段上便布着中央国家机关的疗养院、培训中心，“在北戴河，几乎每个部委都有培训中心或者疗养院。”中直机关单位形成一道风景线，大约有２００多家修疗中心，是中國最大的休疗旅游区。“

　　修疗机构一般是一半提供机关单位的人修养，一半用于接待游客。也有百姓对此不解，“为什么培训要到这里来培训？旅游就是旅游吗！”

　　修疗机构和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奠定了北戴河旅游经济的基础，北戴河面积极小，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给本报记者的资料显示，北戴河区面积７０。１４平方公里，总人口６。２万人，而财政收入却达１。２亿。

　　“旅游业收入占北戴河GDP 的７０% 。北戴河主要是吃旅游饭。”当地官员称。修疗机构为当地创造的价值有多大，记者没有找到这样的数字。

　　记者走访了北戴河著名企业集发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形成以种植业为基础、工业家童为配套、生态观光为带动的生产格局。

　　而最为外人称道的是，园区内的绿色无公害食品的生产，公司办公室主任石柱对南方周末说，由于集发的菜质量很高，无公害，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疗养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２００多家疗养院大多从集发购进蔬菜。

　　“占我们生产的比例有多大，没有统计，因为我们还提供给其他单位。但每年北戴河暑期特供，基本上中央首长都吃我们的菜。”

　　但也有工作人员认为中央领导应该不会用集发的菜，大多数疗养院用集发的菜是事实。

　　２００３年中央取消北戴河办公会对北戴河有什么影响，当地人士多称，即使中央领导不来，游客也是要来，游客不是因为中央领导来才来的，但确实对北戴河人收入有影响，因为上行小效的缘故，不仅中央领导不来，很多地方的领导人也不来了，确实减少了团体消费的规模。

　　（本文采写中的部分史料摘自孙志升所著《北戴河，中國现代旅游业的摇篮》，一并感谢）

　　作者:林楚方

　　由深圳社会科学院和市直机关工委在对全市１４２３名科级以上干部思想狀况进行问卷调查后完成的《深圳蓝皮书：中國深圳发展报告（２００３）》一书，披露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调查结果：在对机关工作环境的评价方面，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值得深思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说真话，不就是我们整天在讲的实事求是吗，这怎么会成为机关干部最大的意见箱呢？更何况——“好孩子，要讲真话，可不许说谎啊！”——这本来是家长要求孩子、老师要求学生做的最起码的事，然而现实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却成了一件烦恼的事、难办的事。

　　当然，这个“讲真话”决不是“讲好话”的真话，一个单位搞得好了，要总结一下为什么搞得好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们是决不会有所顾忌的，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将“真话”统统都讲出来的。所以，这儿所说的“讲真话”难指的是反映单位存在问题的难，对领导工作作风提意见的难。

　　因为这性质“讲真话”难，所以人们不得不说那些放之五湖四海皆准的官话，说那些永远不会错的冠冕堂皇的话，说那些大而无用的空、套话，说那些应付领导的话，说那些自己根本不愿说的违心话，说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弄虚作假的话，说那些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话，说那些领导最最喜欢听的好话……

　　关键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如今有不少领导干部最最关心的是自己在任时的“政绩”，有了它自己就可以获得上级的信任，就可以“发达”，就可以升迁，所以只要有一点点能吹的，就拚命拔高，就上纲上线，然而自己厎下人关心的却是“问题”，这些领导就这样想：这不等于是给自己难看吗？不等于断了自己向上“发展”的路吗？这样一来，能给这些人好脸色看吗？给这些人好果子吃吗？而且很快将脸色付之于行动。在这种单位“讲真话”自然就难。

　　这是因为“左的习惯势力”和“陈旧的思维定式”仍然很强大、很可怕，而且强大、可怕到了使人们什么真话都不敢说、不想说、不会说的程度了。就以如今的官场盛行的“保持一致论”来说，本来，“保持一致”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与黨中央的路线方针保持一致，然而一些“聪明的领导”马上将它作了“改造”，变成底下的干部在言行上要绝对地与我们黨委“保持一致”，与我这个“第一把手”“保持一致”，因而明文规定不准“出杂音”，谁不这样做，就是犯“组织纪律”的错误，就是“不照顾大局”，就是“不维护团结稳定”……想一想，在充满了这种似是而非论调的环境中普通干部们能“讲真话”吗？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真还有不少“讲真话”就没有“好下场”的“榜样”。想当初，马寅初老先生从自己的调查出发提出了控制人口的观点，因为不合领导的意，就被打成了资产階級的人口论；１９５７年中國忧国忧民的精英们讲了真话，结果５０余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中國的开国元勋彭德怀在自己黨的会议上讲了真话，结果被打成了反黨集团的头子，“纹化大革命”被惨遭整死；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当今仍有很多。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黨委书记李昌平写了一份“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民真危险”讲真话的信直寄国务院，引发了监利县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李应该是有功之臣，但是，在监利却呆不下去了，只能选择了一条辞官弃职之路。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面对这类的“榜样”有不少人只能选择不讲真话这种消极的方法了。

　　这是因为如今我们的社会最最崇尚的“利益机制的驱动”。为什么有的单位不实事求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是“利益机制”在“驱动”，有的单位（或群体）出于自己的私利，出于狭隘的团体主义，将自己的或本单位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之上，就硬是不顾事实的真相，想尽办法去隐瞒，去欺骗，去撒谎，去弄虚作假，而且有的领导就带头这么干，厎下有不少干部虽不愿这么干，但不得不干，为什么？“寡不敌众”啊！你一个人能与有权的领导斗？能与一个有势的“群体”斗？怎么办？好的就洁身自好，不说话，意志差一点也就“同流合污”了，然而即便如此也得发牢骚、说怪话。

　　这是因为如今有一些领导不注意自己个人的修养，往往随着自己的发迹而“名高脾气大”、“人阔脸就变”，变得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越来越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全部，越来越听不进群众的意见，越来越想奉承自己的话，再加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一言堂”和“家长制”之“传统”，也就使一些领导越来越远离“民主”两字，的确，在那些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的单位中，要求厎层干部“讲真话”的确是很难的。

　　以上或许就是《深圳蓝皮书》中关于机关干部“讲真话”难的原因分析。它仅仅是深圳一地所有？非也！恐怕整个社会存在这个“讲真话”难的问题，若黨风不变，这个“讲真话”难的问题还得存在下去，看来，还得大力加大社会的民主进程才行啊！

　　摘自: 人民网>>观点

　　作者:邵道生

　　有时候看“新闻联播”会听到这样的评论：“事实证明XX是正确的！”这样的结论初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分析来，还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对于“新闻联播”这样面向全国观众传播的典型节目而言，就凭几个记者编辑或者评论员对全社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是不严肃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就拿高考前后，有关大学招生就有过这样的一句评论：“事实证明，国家教育部有关扩招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播音员好象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结论不是不对，而是不完全对。它没有遵循辨证唯物论的原则，是将问题绝对化，忽略了相关事实的跗面影响。它对相关机关的决策以及个人对社会生活的选择容易造成误导。乍看来，这个结论还是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馬克思主义哲学来的，表面上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结论的内容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既合情又合理。但仔细分析，其问题就多了。馬克思注意哲学的应用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同时，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都是发展变化的，任何问题都有一定的相对性，将其绝对化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本身也是违背馬克思注意哲学基本原理的。“事实证明……”的确有“实践经验”的成分，如果该成“实践证明XX是正确的”也是如此。但是，从分析学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事实证明……”和“实践证明……”本事都有“问题本来是错误的”的内涵的可能。“扩招是正确的”的前提是“事实证明”，而这里的“事实”是指当前的事实，，谁能够保证这些“事实”以后不发展变化呢？同时，这里的“事实”只是某一方面或几发面的事实，而那些可以证明“扩招是错误”的“事实”是否考虑进去了呢？再说了，作出如此结论的行为者自己本身是否摆脱了主观倾向而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去思维、推理、作结论的呢？

　　毫无疑问，“事实证明……”的“事实”是不全面的，评论者也没有摆脱主观臆断的羁绊。“扩招”提高了大学生数量，提高了国民整体素质，大学生缴纳了大量昂贵的学费拉动了消费对GDP 的增长也作了不少贡献。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扩招”也带来了大学生整体质量的下降，一起社会对大学生的素质质疑，导致人才普遍贬值，造成对归国留学生和高素质低学历人才的不公；更为重要的是，昂贵的学费会影响个人对教育投入的信心，大量“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压力面前无所适从，使得社会在知识结构的构成、精神财富配置方面的自我调节作用减退，这势必会影响到财富分配的边际效应，同时扩大贫富差距，甚至造成知识投入和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失调和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恶性循环。再者，我们从“扩招”方法来看，扩招政策即使完全正确，但一下子就猛增几十万，这是否也有以前“大跃进”的那种味道“大跃进”不是在当时也受媒体的鼓吹和肯定了的吗？那时的新闻工作者现在大都还健在，他们回忆起当年干的违背真理损害老百姓的傻事是否还愧疚呢？即使扩招，也应该根据当前我国的国情、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在各方面的专家的充分论证得出科学数据之后循序渐进地“扩”，也不能仅凭一个决定、一个政策就放飞机。这样至少不会造成近两年乃至以后几年内的大学生就业危机。

　　客观地讲，“事实证明，扩招是可行的”完全讲得通，它并没有把话说死。但笼统地说“事实证明，扩招是（完全）正确的”，从哲学和社会实际来看，都是不和适宜的，它明显带主观色彩，并有怂恿继续“扩招”的味道（人家《新闻联播》都说了是正确的，你还不可以继续扩招？）。

　　我们再回到传播学上来，《新闻联播》作出如此之结论，明显地暴露了我国传媒的一些弊端大众传媒的任务就是向受众提供咨询，新闻媒体还要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而舆论并非是说教，说教反而会影响传播效果。再说了，现在的大众都是有理性的人，至少是能辩是非做自我判断的人，对于一些信息他们都会有选择地接受，媒体只要对新闻事实做客观的报道，必要时配以理性的辨证的评论即可。新闻的评论，它也只要在一定量的事实和数据上作定量的分析和延伸，而不可以就此作定性地方结论。否则，就会对政府的决策和隔热吧对社会的认知造成跗面影响。而往往新闻媒介犯错误也就是这样轻率所造成的。“纹革”期间那些新闻煽动和舆论鼓吹都是新闻界应该好好反思和借鉴的教训，这些错误思想和意识到今天如果还不能清算干净，将继续会对我国传媒以及它的受众造成伤害。４月３日的那些报道张文康有关SARS言论的新闻工作者，尤其是那些编辑、评论人员，在张被免职后是在窃笑呢还在内疚呢？在国外，新闻舆论制造蠢事的也比比皆是，早在１８９６年美国的《新闻报》就发表了一篇不负责任的带有评论色彩的文章，结果影响了其受众中的一个叫杰高斯的读者，是他刺杀了总统麦金莱。可见，新闻评论当应慎之又慎，《新闻联播》也不能例外，但愿不要在出现“……是正确的”，一切让事实本身说话就够了。

　　作者电子邮件:jmfa@eyou.com

　　作者:姜明峰

　　以前，我认为：现在的中國农民最需要的是钱。现在，我发现我错了。通过一年多的理性观察和近两上月的走访，我渐渐悟出，中國现在的农民最缺乏的，也是最最需要的，已不是钱，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如果把它概括起来的话，那就是文明意识，现代的文明意识，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

　　２００３年元旦期，我和另外几个同事走访了三国故里纪南城。纪南城如今最剩下一座国家文物保护纪念碑和一座北方城墟。过去的城堡，现今是农民在这里生衍。半个月后，我又先后走访宜城市小河镇、南漳县三景乡、保康县龙坪镇、两峪乡等。二月中旬又寻访了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孝感市分水镇等。通过走访与寻访，我发现，现在的中國农民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乏，他们非常缺乏或者正在失去比物质匮乏更为严重的东西。这种精神文明的匮乏不仅会使得物质上的更加贫困，同时更会促使人文上的恶性循环。通过观察和体验，我总结出，农民精神文明与现代文明相去甚远，不知落后时代多少个世纪。具体看来，有为八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面对：

　　一、嫌贫嫉富

　　２００２年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夜，在全中國人团圆团聚之后，一切进入祥和时，午夜十二点钟，新的一年刚刚到来之及，保康县朱砂乡温坪村六组秦某家发生了一起重大意外事故。秦刚刚下，听见屋外有什么响动，于是就起床下楼，刚到走到楼梯上就听见一声巨响，他腊月初花了９９８０元买的三轮机动车的车头从外面飞进来，撞破房门后掉在地上。幸好没有伤着人。秦某家这几年脱盆致富，家里有了少量存款，又买了机动车跑运输，日子过得比较好，有人不服气，就用炸药包把他的车炸烂了。同时，该地杨家河村三组杨某家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份惨遭不幸，有人投毒在井水井里，希望毒死其全家。但他家的三头大黄牛在饮了水井里的水后不多时便死亡。川山村五组赵某曾当过几年村长，这几年家境宽余，有存款并盖了新房，日子过得不错，今年元月初有人在他家放火，烧掉两间牛棚，烧死四头黄牛，损失近五千元钱。目前，这些案子都还在调查之中。但据当地人士分析，肇事者的动机和目的很明确，对富裕的农民怀恨在心，寻机报服打击。

　　相对来说，贫困的农民日子过得倒是安稳一些，没有必要担心有谁对已存心不良。但农村素有“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人们对自己的同胞不是抱以同情与理解，并予以帮助，而是对其投之以瞧不起的眼光，有什么集体性活动将他们推置一边，发放了什么救济很多人对此不仅冷嘲热讽，而且还不服气。农民在一起谈话，干事，贫农总没发言的机会。依他们的说法是“现在不是土改了，贫下中农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农村，嫌贫嫉富似乎是很多农民的一种不自然的世界观。但这确实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社会心态，贫的瞧不起，富的不服气。那谁去帮贫？谁敢致富？这恐怕是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路上的一大障碍。

　　二、享乐主义风行

　　现在的农村基本以青年为主体。他们要么去打工，要么留守在家里。前者是一些有家室和一些稍有追求的青年，而后者则是抱以“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度日，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很多中老人也是精神状态不佳。传统的农村比较注重攒钱，如今读书成本太高，他们对攒钱已经失去当初的兴趣，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会投入很多钱用以消耗，讲排场，装面子，有的甚至还不惜去借债。农闲季节，农民在一起聚众闲聊，打牌，甚至赌博。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当今农村的生活现状，那则是：很多农民对生活抱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没有了传统的简朴、节约作风，享乐主义盛行。这对于收入相对薄弱而且经济来源相对不稳定的农村来说，过度消费不是好事，很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性地提高，也不利于投资增收。农村已实行小额无担保贷款，有的农民贷款并没有用于投资，而是暂时消费掉了。彩电、影碟机、功放机、摩托车、小型机动车、洗衣机、卫星电视接收机等高档消费的已进入农村一般家庭，他们买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用于精神上娱乐和享受，只是在作为一种时髦的装饰摆设在家里。农民在消费时候，已忘掉了这去的理性消费。

　　三、买卖婚姻

　　去年１１月份，一位河北阳原县的朋友给我来信，讲他的同学结婚一次性花掉三万多块钱。这在农村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据称，结婚时，定婚彩礼，那里一般少则三五千，多几万块不等。这与过去的买卖婚姻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在保康县龙坪镇看到，很多青年男子未婚，而村里几乎没有姑娘。女孩子要么出打工一走不回，要么远嫁他乡，十来个村的村办小学几临关闭。在与待婚男青年交谈时，他们称，不是不想结婚，而结婚成本太高，谈对象时，对方开口就是多少多少彩礼，经负担较重。很多人认为，结婚实在是一种高消费，很多人已结不起婚了。现在的形式是，女青年远走高飞，男青年待婚娶不着。

　　四、赌博风行

　　春节期间，我在农村看到，对于中青人来说，最热闹的，也是最虔诚的不是走门串户，而聚在一起赌博。“斗地主”、“炸金花”等玩法不等，少则二元五元，多二十、五十元地投注赌码。有些农民青年甚至以赌博作为自己的职业，天天聚赌抓“收入”。而赌场就在某些农民的家里或者村商店里，聚赌者每人都在赌完后向他们交纳一两块钱的“电费”或“茶水费”作为补偿。一些开商店的，跑小生意的人也都参与进去。据有的农民自己反映，赌博往往是有钱的人嬴得多，没有钱的往往输。在问及有没有派出所来管时，很多农民都称：“连他们自己都赌，他还来管这些？来了叫他也上！”

　　早在两三年前，“六合彩”已悄悄地登陆并向内地扩张，目前已到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六合彩”不仅在城市猖撅，在农村也有生存的土壤。笔者在湖北南部某些地市看，很多农民家里都有“六合彩”的复印宣传单，并且这些还在农村争相传阅。“赌码”的农民觉得赌来钱快，甚至放弃了种地。

　　五、教育颓废

　　传统地，农民把读书当作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途径。随着近几年就业形势的紧张，他们对教育投资逐渐失去了兴趣。加至学费的飞涨和农村经济的暗淡，在谈及对读书的看法时，他们不无感慨：“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大学生也说不定还会回家种地。看那些没读多少书出去打工的，一个月还不是大几千块！就算上了大学，找了工作，花去好几万块钱，读书投资的钱也要十年八年的时间才能赚回来。”我在很多农村里看到，小学，初中辍学的现象仍比较严重。许多村办小学几临倒闭。中学适龄入学率不太理想。在一些偏远地区，地方政府办“普九”班，只是走走过场而已，让农村文盲半文盲去看看书，学习一周或半个月发一个证书就了事，而且还收取几十员费用。有的农民则交一定数目的钱直接拿“证书”。很多初中毕业生并没有去上高中续而上大学或读中专学技术，而是去南方打工去了。农村教育质量也在下降。很少有人去过问时事和社会形势及国家国际大事，很少有知道省领导是谁。农民家庭电视机基本普及，但它要么作装璜摆设要么充当看看电视剧娱乐的角色。中老年人有事则是翻阅“老黄历”，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仍经常性地存在，信奉的大多数人是妇女，还有几乎全部的老年人。

　　六、对增收的热情减淡

　　十年前，年终在农村听到的口头禅是：“今年又增收了？！”如今，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对于增收增产，农民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激情。元月初在纪南村走访时，一些农民在问及他们养鱼的情况时谈到：“多收有么子（什么）用哩？以前鲤鱼三块多钱一斤，最高时三块八。现在，现在呢，二块钱一斤还要跟他们说好话才收。养一点一卖，他们把钱一扣，差不多就没么事（多少）了。养鱼以前少养一点，少收一点都还可以赚点钱。现在不行，多养多收都没有用。你们看，你们看，这些鱼塘都干了，不养了。”的确那儿几乎没人养鱼了。而在其它地点，种地的农民也对增收不那么感兴趣了：“增产也没有什么用。反正怎么样都够吃，想多卖钱，价格不行增产也赚不到多少前。因为增产靠的是投资的扩大，赚一点都贴进去了。”对于种地，农民对靠增产增收已失去希望，原因有两种：一是他们提到的价格问题，再者是其享久主义，现实主义想法滋生。“增产不增收照样吃饭，多收少收也一样活命。”这样也导致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下降。

　　七、人口流失严重

　　农村目前最流行的一个词恐怕是“打工”。像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讲得那样，十七、八的女孩子都南方打工去，年底才回来看一趟家。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不仅女孩几乎全部南下，青年男子，中年人也大批大批外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读书的、上学的农民子弟几乎不再衣锦还乡，打工的也是一样，结婚的青年干脆双双远走打工谋生，照他们说的“天下哪里都是吃饭！”近几年，灾难、矿难、车祸等频发，农村损失了大量青年。很多农村，留下的只有老人和读书的儿童，很多农田搁置闲置（主要在山区，生产条件恶劣的地方以及纳税较重的地区）。在纪南村，听一位姓张的大爷说：“这里的青年人都出去了，只留下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娃娃啊……”前几年，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吸纳了不少闲余劳动力，现在呈现委缩状态，大量劳力有闲置。而一些根就没企业的乡镇，劳力根本就无法安置，只好放任或鼓励出外打工。

　　农村劳力大量外流，人口的流少，会形成一种地方越差越没有人，越没有人越差的恶性循环。可能会在将来造成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失横。

　　八、对自己的轻视和对同行的歧视

　　２００３年元月２１日上午九时左右，保康县龙坪镇人和村三组村民夏辉策饮弹自尽。而在前一个月，他曾一度精神颓废委靡，同时，该村还有两个２０多岁的青年一度精神失常，后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夏年仅３７岁，高中文化程度，回修理家用电器，未婚，一个人生活，经济比较宽余。在离过年仅１０天的腊月自尽后，留下一套两层共十二间瓦房。笔者在该村观察到，很多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负担，但却对生活没有浓郁的兴趣，有的甚至没有信心。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经常听到青年农民这样的感叹：“哎，这人，活着真是没意思！”

　　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也看不到人生的意义。

　　在农村，虽有贫富不等的差异，但所有人都是从事同一种职业：种地。但现在农村也存在一种怪异的现象，部分农民开始憎恶种地，鄙视种地的人。同人争执时对其农民身份进行侮辱性的谩骂和讽刺。看待自己身份的心态发生变异，把种地看作是低人一等的职业，否定这种生存方式的公平性，古老的等级观念，阶层意识重新萌发。这种变态心理与现代文明完全冲突，诚信在农村开始逐渐丧失，高利贷产生，并蔓延。借钱不还也大有人在。

　　以上这八种农村怪现象表明，当中國加入WTO ，以种崭新的文明高歌猛进时，中國农村却唱出不一样的音符，似乎生活在个古老的过去，农民素质不仅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提高，反而缺乏或者正在失去应该具有的现代文明意识，缺乏积极的、健康的生存心态。正视自己看重自己，良性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正在模糊、走远。

　　看来农民缺乏的不仅是钱的话题，农村建设还任重道远。

　　２００３. ３. １３

　　作者电子邮件:jmfa@eyou.com

　　作者:姜明峰

　　我国的国土面积大，搞起建设来工程自然会很多。可是，在国内最著名的工程却与我们日常的“建筑工地”无关，它就是著名的帮助成千上万失学儿童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希望工程”。而由这“希望工程”引出的“大眼睛”的故事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也很快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久而久之，“穷教育、苦孩子”也就成了“希望工程”的代名词。

　　随着“希望工程”的建设，像“大眼睛”一样的孩子再失学的现象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可是“穷教育、苦孩子”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苦孩子、富教育”。

　　说到这几年的教育由“穷”变“富”的现象，主要有这样突出的两点：一个是高校连年的扩招，推动了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发展；另一个是义务教育向“贵族化”方向发展。而这些，仅从近几年一反常态的师范院校“易招生、易分配”的现象中，你就可以略知一二。

　　我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发展教育事业一直也是黨和政府着力再抓的几件“大事”之一。问题是现在的“教育”先富起来，似乎并不是我们黨和政府“抓”教育的真正初衷。目前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对教育体制改革没有多大的促进，对学校教材内容没有多大的改进，对学校教学质量也没有多大的提高。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界（主要是高校）反到是“钱”没有少收，“奖金”没有少发。有人评价这种“富”教育是：“学校批发文凭、教师零售文凭、办证的在贩假文凭”；而在学校里，又有真正“讲课”的没挣到钱，“办班”的却在挣大钱的现象。说到义务教育向“贵族化”方向发展的问题，更是有人以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为“利润点”，包装个什么“双语”加“寄宿”的学校，动辄就是成千上万的收“学费”，这才叫够“黑”！！！

　　教育“富”了，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孩子“苦”了，那可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苦”了。

　　说到“苦”，过去说给地主扛长工的最苦，那是“两头不见太阳”（从日出干到日落）的忙活；可如今“两头不见太阳”（日出前离家，日落还不能归家）的学生遍天下。记得当年看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國人》时，有一段说教育的文字。说是一个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让。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母亲却悲怆的喊道：“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还不赶紧用功去”。我当时还有些不大明白，如今听着妻子经常给唠叨儿子的那些话，有时我真搞不懂妻子对儿子究竟是“爱”还是“害”。

　　没有办法，就像只有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什么是父母恩一样，只有自己的孩子上了学，你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苦孩子”。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减负”和“素质教育”之类的鬼话，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让那一个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敢真正地去“减负”！！！学生的“苦”，回过头来又是家长的“苦”；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那有不望子成龙的父母（本人也是如此）。所以才有了明知孩子苦，还得逼着他们更“刻苦”！！！

　　“穷”也罢，“富”也罢，孩子的“辛苦”最可怕。写到这里，想起每次半夜催促仍然在做功课的儿子（上初三）早点睡觉时，看着他那“朦胧”的双眼，自己就在心里默默地说道：儿子呀，你是“心”（辛）不苦，“命”苦阿！！！

　　２００３、７、１９

　　作者:李盾

　　重庆人讲成都人的故事，“清蒸熊猫”最经典，一个成都人招待远方知己，他把客人带到酒楼，高喊：“老板，来一盘清蒸熊猫！”“这么珍贵的东西谁敢卖呀？”“哦，清蒸熊猫都没有，那就来一碗麻辣素面吧，老板要把味道弄好一点呀，不然对不起朋友。”重庆人把这叫“成都假打”，面子上叫“清蒸熊猫”，实际只吃素面一碗，很虚伪。我的外侄在成都念高中，与同学去吃饭，讲好AA制，还没吃完，上厕所的上厕所，有事的有事，都溜走了，就剩下两个老实的被老板扣住来买单，“假打”已是后继有人，深入骨髓。

　　成都人洗涮重庆人的段子也不少，成都人看不惯重庆人的野蛮。重庆人吵架，说不上三句话，就会提刀提砖头砸人，成都人最多练练嘴皮子。重庆人为朋友而打架的事儿也不少，满口脏话，“妈呀”“娘呀”脱口而出，女孩子也不例外。有一个重庆的作家把重庆人称为“野蛮的汉族”，匪气十足，恐怕也是重庆人的一个特点。

　　同属巴蜀文化，同属“四川人”，相隔不过三百公里，成都人与重庆人老是不能坐在一起，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人文冲突十分剧烈。

　　成都人说“请你吃饭”是口头禅，不要当真，重庆人说请吃饭就吃饭，言而有信。叫成都人帮忙，没有不谈钱的，叫重庆人帮忙，只要能赚上一份人情就可以了。成都人讲钱，重庆人讲义。你在成都，只要你扯起有钱的幌子，成都人就会跟你跑。在重庆，有钱而不义，重庆人会联合起来收拾你。所以成都较包容，重庆人较偏狭。连两地的女孩也大有差异，成都女孩会温柔地谋杀，重庆女孩辣味十足，外形漂亮却显得粗鲁，敢作敢为，对你巴心巴肝。成都人看不起重庆人没钱，不小资，没文化，重庆人瞧不起成都人虚假，神经发叉，凡事转弯抹角，太现实。成都是喝茶的地方，重庆是喝酒的地方，成都出骗子，重庆出土匪。

　　我生在重庆，又在成都生活工作几年，我的体会是，做生意找成都人，交朋友找重庆人。

　　巴蜀自古相连又相依，但巴文化和蜀文化却有所不同。成都平原属于蜀文化，历史上就是商业城市，对市场有天然的敏锐触角，到处都是弄花耍鸟、打麻将、喝茶、摆龙门阵、谈生意的人，“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看点黄色录像”，休闲略带点时尚，成都人的德性是商业文明浸染的产物。不会做生意，在成都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他们称其为“方脑袋”，不精明会被人小看。

　　重庆属于巴文化，码头文化，讲袍哥义气，再加上是老工业基地，大多是产业工人，讲纪律，讲程序，也少了一点市场头脑。重庆是山城，重庆人走路好象后边有鬼追着似的，风风火火，劳作辛苦，少了一份成都人的悠闲。重庆人的性格是典型的工业文明熏陶的沉淀。在重庆，一旦虚伪不讲义气，是难以混下去的。

　　除了商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外，行政建制的变化也是两座城市不相容的原因。

　　五十年初，重庆是仲共中央西南局的所在地，重庆还曾经是中央直辖市，后来西南局撤销，重庆并入四川省，成为省辖市。成都成为四川省的行政中心，重庆人觉得自己的钱被成都人盘剥收缴，几十年都不服气。九七年，重庆升为直辖市，与四川平起平坐，重庆人从此再也不承认自己是四川人，也以直辖傲视于成都。

　　民间，成渝有差异，其实政府的运作也有不同。

　　成都的政府动辄要成为西部市场高地，大肆炒作“第四城”，做每一件事都要在全国搞出大的动静，注重自我宣传、自我表扬；重庆的政府就是讲埋头苦干，不事张扬。

　　成都、重庆的官场文化大有区别，成都把官当成生意做的多，重庆当官找感觉的多，过官瘾的多。

　　前几年，这两地政府的一些动作有一个共通性：不够现代。成都方面，曾提出“要象抓农业那样抓工业”，把农业与工业等同，这不仅是口号，而且成为政府的战略。重庆也提出过“用红岩精神建设新重庆”，到处是红岩精神的口号，宣扬红岩精神一度成为工作中心，使重庆人融合市场环境又比成都晚了几年。

　　真正这两个城市抓工作的思路变化、开始富有现代感还是近几年的事。也因为有政绩，四川、重庆的两位“一把”都升至中央，成为黨和国家领导人。

　　举一个重庆越来越现代的例子，重庆到处都是收费的路桥，所以重庆私家车总是发展不起来，前年，重庆取消了收费，结果，城市消费半径大为扩展，地产也迅速升温，流通又更畅，重庆在外形光鲜起来的同时，更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

　　当然，客观地讲，成都、重庆虽偏处西部，其观念型态在西部却是优于其他地方，若只看外形，恐难以让人相信是属于贫穷落后的西部。不过，两个城市的内在与国际大都会还相去甚远。

　　其实，成都与重庆的双城故事很多很多，而且双城竞争不只中國有，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加州的洛杉矶和旧金山。中國的双城情结比如北京与上海，大连与沈阳，济南与青岛，深圳与广州，也颇值得玩味。

　　时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颇为热门，他预测本世纪的冲突主要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儒教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主要是讲宗教的冲突，其实，更为普遍的是人文文化的冲突，诸如成都与重庆的人文冲突。甚至在中國的小家庭里，也有人文文化冲突，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褚琴与石光荣的磨擦冲突，其实就是小资与农民的冲突。可以说，人文冲突无处不在。

　　作者:蒋兆勇

　　当爱国爱黨人士看到这个文章标题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种警觉：把中國和布什眼中的“邪恶轴心”国相比，这个作者是不是别有用心？

　　肯定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拿中國——这个据说是“风景这边独好”、经济“一枝独秀”的国家，来和世界几个经济最衰落、在过去几十年里长期被国际社会制裁、封锁、国民经济饱受摧残、国力衰败的穷困的国家在教育方面搞一个“排排坐”。鉴于“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来调查、来比较一下：

　　古巴：

　　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是古巴元首卡斯特罗对其当政以来所引以为自豪的政绩：

　　古巴教育普及程度在整个拉美国家中名列前茅。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６．３％；

　　（作者评注１：中國是２．６% ，在１２０个国家的排序中位于第９６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只及古巴这一比例的４成）。

　　即使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候也实行９年义务教育、现在已实行１２年义务教育；

　　（评注２：相比于古巴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中國８０% 的国民至今没有普及到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

　　学生不但免交学费和书本费，学校还管饭并向学生提供学生制服；

　　（评注３：对中國家长而言，这样的好事只能出现在梦里！）；

　　小学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

　　（评注４：２０００年中國１５岁以上人口中有文盲８６９９. ２万人）；

　　初中、高中的入学率均超过９５% ；

　　（评注５：中國只有１８% 的人口上到高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占受教育人数的５７％；

　　（评注６：依此推测：古巴国民里４至５成的人上过大学；这一比例是中國的１０倍）。

　　伊拉克：

　　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对全民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评注７：中國的情况前面已注，再补充：我国１５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７. ８５年，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４２％；２５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７. ４２年，两项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只及美国１００年前的教育水平；作者提醒各位注意：中國人平均念书达不到初二！超过４成多的国民最多上到、或者没有上到小学毕业！）。

　　据新华社巴格达分社前首席记者、资深的伊拉克和中东问题专家顾正龙透露：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大学教育发展很快，现在已经发展到２０多所了；伊拉克文盲率很低，萨达姆一直号召人民摆脱文盲，鼓励人民参加学习。巴格达大学是阿拉伯世界中最著名、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虽然这么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教育依然可以做到：只要青年人想上大学，就可以上，一切都是免费的。

　　（评注８：这样的情况，让中國的青年嫉妒！建国５０多年来，中國人上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朝鲜：

　　朝鲜在１９５９年，也就是朝鲜战争刚刚煞尾的那一年，开始实施真正的义务教育；

　　（评注９：朝鲜一停战，就开始在战争的废墟里搞教育、一有空就搞教育、再穷也要搞教育——这足以让那些借口“中國穷、中國没有财力搞完全的义务教育”的官员、学者感到耻辱！）；

　　从幼儿园供到大学毕业——差不多１５年一个流程的教育周期里，做到了完全免费；

　　（评注１０：我们５年的免费教育周期都做不到）；

　　它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把它１/ １０的国民培养成为了大学生；

　　（评注１１：中國的这一比例不到５% ，不及朝鲜一半！）。

　　并且，这些是在朝鲜在没有借内债、外债的情况下，仅仅凭着朝鲜政府自身的财力做到的；

　　（评注１２：中國人的所有阶段的学习经费，都是中國家长通过节衣缩食、掏出无法计数的财力投入、以帮助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不足）。

　　朱镕基前总理前几年在安徽考察时，了解到那么多的农村孩子因为需要交纳的费用太高而上不起学时，非常着急，就提到朝鲜：“我们以前去朝访问时候了解到：朝鲜做到了全民教育由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他们的经济情况比我们差得多。我国已迈入小康，为什么不能实施九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呢？我国初中以下中小学生将近２个亿，以人均每年学杂费５００元计，一年１０００亿就够了，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１０万亿的１% ；而我们的教育经费总额从未达到过３% ，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５%.……这是真正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

　　（评注１３：总理先生拳拳之心，苍天可鉴；然而，在他任上，义务教育依然毫无起色；原因看来，不是领导人认识没有到位，而是非常到位；按照他的分析，堪忧的教育局面不是缘自缺钱。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评注１４：再补充：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政府智囊胡鞍钢说：近年来中國因为腐败的损失，每年达到了１万亿人民币。按照朱的算法，义务教育一年拨１０００亿——也就是腐败额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可是没有人管得住腐败……）

　　……

　　众所周知，中國是一个在世界最早提出普及平民教育理念（距今２４００年前，实践“有教无类”）的国家；可是，我们在“从历史上讲国力最富足的时期”没有做出来的事，倒是古巴、朝鲜、伊拉克在半个世纪前就做出来了——它们，可是几个通常被国际舆论批评“穷兵黩武”、被批评对人民福利肆意剥夺的国家呀！

　　和中國教育缺钱相对应的是：国库的钱被中國的贪官一年吃掉上万亿、被张二江们挪用于为他的第１０７个情妇建造藏娇的金屋……

　　这样的情况除了说明：许多中國官员贪婪地为了个人、为了家族私利而把民族前途不放在眼里之外，不能说明别的什么。

　　我希望：对这样的局面，中國领导人不能再无动于衷了；要有一种羞耻感；知耻而后勇；要有一种改变现状的危机感、急迫感。

　　中國政府老在说：教育为本，科教兴国；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等等。

　　我说：喊口号、说空话没有用了。

　　寄语我们的政府官员：在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兴衰的教育问题上，如果继续如此不作为，你们是会留下历史骂名的呀！

　　附注：

　　１，中國教育经费占国内GDP 的比重的数据引自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世界发展报告》；

　　２，其它有关中國的教育资料：均引自中國教育部在今年２月４日发布“中國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

　　３，古巴的教育支出占国GDP 的比重的数据引自２０００年６月９日的《人民日报》。

　　原载：农友（http://www.nongyou.org）

　　作者:淮生

　　香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外国人问当地中國人“江湖在什么地方”，要求把他带到江湖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谁能告诉我们江湖在哪里吗？

　　我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它解释江湖泛指四方各地。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根本不能让不了解“江湖”的人得其要领：你到了四方各地就到了江湖上了？

　　“江湖”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概念，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只有懂得“江湖”的人才能感觉到它，不懂江湖，即使人在江湖也不知道怎么会“身不由己”。

　　人们用不同于官方规则的规则相互联系，就形成了“江湖”

　　只要深入到中國人中间，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里一直存在着两个“社会” ，一个是由国家制定规则的社会，由官方颁布的法律和官方倡导的道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另一个则是民间自发形成某些不一定系统规范的规则的社会。后者不一定总是和官方规则相冲突，但它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常常是很不相同的。咱们的“江湖”就在这个民间社会里——广义的江湖就是指民间，如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把庙堂之外由官方统辖的范围统称为江湖了。而狭义的“江湖”只是民间的一部分，二者并不等同，但民间与江湖一样倾向于与官方对立。

　　官方社会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社会，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似乎都是符合官方的规则的。而江湖则是中國“内里”的社会，在这里，人们是按照自己“圈子”里的规则办事，而并不完全走官方规定的路线。在中國社会有两种“圈子”。一是人们由于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以亲情为纽带的圈子。第二种稍有特殊。在中國社会的任何人群中，都可能有一些能够率性而为的人，他们以自己特殊的思想感情、特殊的表达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个人魅力，并在人群中形成其一种凝聚力，进而就有可能形成一些有着他们的特殊利益的群体或团体，是另一种“圈子” 。这些圈子本质上是完全一致致的，它们以不同于官方规则的规则相互联系，就形成了“江湖”。

　　江湖既与官方对立，又是官方规则的必要补充

　　江湖在本质上与正统的官方规则是对立的。官方的法律等等是刚性的、僵硬的，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作为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官方规则难免有压抑人性的层面。而江湖的规则则是对官方规则的反动，因为有官方规则与人性的对立，江湖规则才会存在和发展。为了反抗和破坏不合实际和压抑人性的官方规则，一些人被迫创造了江湖。“江湖”的字面意义表明，人们已经逃离了官方社会，躲到了官方难以管到的江湖或绿林中，在那里靠猎食野生动植物或违法经营为生。在许多地方，江湖人士的生活陷入困境或者企图不劳而获的时候，他们就会堕落为“黑社会”，即靠完全违法的手段谋生或敛财。

　　但是，江湖并不只是躲在野外，实际上它渗透到了几乎全部的中國社会之中。比如，在官场里，如果一个领导者特别僵硬，说话做事总是从原则出发，完全按照官方规则办事，很可能使官方规则受到普遍抵制。如果领导者懂得江湖规则，具有大哥一样的魅力，那么他就会实行两手政策：先用感情笼络人心，再来推行政策，就可以事半功倍。这样的领导者常常装着在破坏官方规则，并且也常常真的破坏官方规则，使僵硬的官方规则变得柔和而富有人情味，就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在这样的地方，既是官方社会，肯定又弥漫着浓厚的江湖气息。而且在官场里，确实存在着江湖式的圈子，其成员也都是像在江湖上一样称兄道弟。甚至贵为皇帝有时也不免要用江湖方式处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江湖又是为了弥补官方规则的不足、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为官方规则服务的。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没有江湖的规则，官方规则就难以甚至无法运行；官方规则只好沦落为表面文章，而江湖才是中國社会的真相。

　　江湖的语言特征：黑话或暗号

　　“江湖”上的圈子除了其他一些可以用来相互区别的特征以外，他们常常自己特设一套语言，虽然用的还是汉语，但是他们赋予某些词汇、词组或句子以特定的含义，使圈子以外的人无法理解，这些语言就是“黑话”或“暗号”。你学会使用这些语言，你就是“自己人”；要进入这样的圈子，你就得学会这些独特的语言；如果你进入了这个圈子的活动范围却不懂这些语言，那么很可能你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因为这些不同的圈子之间常常存在着利益冲突，相互仇杀、火并是经常发生的。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黑话也会流传到正统社会中，或者因为某些圈子被打破或自动解散了，其中的一些黑话和暗号作为密码解了密，也可能融入大众语言而被广泛使用。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在颂扬中國革命的时候，对革命战士利用江湖方式、习气、语言等等的革命事迹往往不加区别地予以宣扬，许多人都会在各种不同场合脱口而出说一些诸如小说《林海雪原》里边的“黑话”：

　　甲：天王盖地虎。

　　乙：宝塔镇河妖。

　　甲：脸红什么？

　　乙：精神焕发。

　　甲：怎么又黄了？

　　乙：防冷涂的腊。

　　还有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边的“暗号”：

　　甲：你是干什么的？

　　乙：卖木梳的。

　　甲：有桃木的吗？

　　乙：有，要现钱！

　　最近一些年来，由于大量描写黑社会的港台影视作品在大陆上映，更多黑社会中流行的黑话也在大众语言中出现了。总的说来，黑话和暗号反映的是中國社会某些非正统的边缘地带的或者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思想观念，往往也是不正常、甚至是不健康的思想认识。了解这些黑话和暗号，是“行走江湖”的重要条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國社会也是很有作用的。

　　黑话流行的实质，表明官方语言已经远离了现实生活，已经不足以表达人们思想感情，它已经沦落为表演和掩饰真相的道具，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处于异化、转型乃至分裂之中，最重要的，它是官方社会正在衰落的明显标志。

　　江湖的最大魅力是无法无天、张扬人性

　　江湖的最大魅力就是挑战束缚人性的官方规则，张扬人性。蔑视和破坏官方规则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快感。小说《水浒传》（“水浒”的本意就是江湖）是描述和颂扬江湖的最典型的作品，所有在中國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國人都会在这里找到最痛快淋漓的感觉。兄弟们像不受任何约束的旋风，他们常常刻意破坏官方规则，他们恣意张狂的个性像他们每个人的绰号一样，好像都可以任意发挥到极限。他们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个“大”字，对他们的自由天性进行了着意渲染，似乎他们可以任意挥霍他们的自由，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所以，像毛澤東这样的革命家也深受吸引，他在评论《水浒传》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就是说，如果不投降，梁山社会还是一个不错的社会。他不止一次提及小说中的人物如武松、石秀、鲁智深等，并对他们大加赞赏。特别是，他本人对破坏官方性的规则有一种癖好，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到了晚年，甚至扬言要把像“纹化大革命”这样的破坏官方规则的运动过几年就搞一次，根本不打算让它们有立足之地，简直好像他自己不是官方领导人似的。

　　实际上，中國人从本性上说更适应和需要江湖社会，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國江湖文化的血。如果说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农耕社会中國人崇尚自然的本性的描述，那么，小农经济确实也不需要交往因而也不需要什么规则、秩序，江湖式的“无法无天”更符合中國人的天性和需要。所以，自古以来，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存在，就是他们到了海外，“江湖”也就带到了海外。

　　江湖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小圈子林立

　　与“无法无天”相适应的，就是“小圈子”。在小农经济中，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经济生活中，只有自己家人才是相互需要的，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有安全感。要把由血缘关系形成的亲情扩展开去，也就只有江湖这种形式了。实际上江湖的组织结构本身就是家庭或家族的放大，江湖上的老大就是家长或族长，不同等级的兄弟就是子孙。

　　不仅仅是心理上安全需要的问题，中國人总是以家庭、家族或江湖这样的单位作为利益主体的，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与家庭家族或某种江湖式小圈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國人的家庭、家族利益或小圈子，似乎并不都是极度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这些利益圈子中的成员被鼓励不择手段去追求他们的利益，不惜与官方规则相冲突，更不惜与别的圈子相冲突，但在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常常相安无事，也可以因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实际上，中國人似乎只有在小圈子里更快乐一些，而无法走进大社会，建立起像西方社会的那种稳定的和平竞争秩序。而如果发生了利益冲突，或者，某些一圈子里的一些人已经不再满足小圈子的利益而“胸怀天下”时，我们的利益争夺更多采取的是你死我活的武力手段，以致于中國社会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来都是用武力手段更替政权的，像毛澤東说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所以我们看到江湖上的不择手段的争斗乃至仇杀，那正是它的常态。总之，江湖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小圈子林立，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各自的狭隘利益而互相争夺和斗争；江湖的存在总是与一个社会的内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江湖是一个主要由血缘或“准血缘”关系的感情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到了江湖上，是圈子的人即自己人，就是兄弟；不是自己人，就可能是敌人；是敌人就势不两立，甚至要置其于死地。

　　当然，“兄弟”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兄弟中必有“大哥”，这个大哥是领导兄弟们的“老大”。“老大”都是富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或者靠“仗义疏财”，或者靠武力打出威望，或者靠权力地位的庇荫。总之，通过一系列似乎不要求回报的手段感召、凝聚人心，就可以形成富于号召力的个人魅力。在必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大哥”，成为江湖上的头面人物。

　　作为江湖上的一条重要规则，大哥在兄弟中享有绝对权威，他是圈子利益的代表和象征。圈子里事务当然会有“民主协商”，但在许多情况下，兄弟们的利益和生死都由大哥一锤定音，有谁持不同意见，往往要引起血腥的火并。而大哥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往往需要在圈子中建立更小一些的核心圈子，由核心圈子成员再去层层组织扩大的圈子，而所有进入圈子的兄弟都以服从大哥为前提。

　　江湖上的游戏规则，除了要共同谋求和维护兄弟们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伤害和背叛兄弟之间的感情。为了兄弟的感情，江湖人士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像拚命三郎石秀那样。行走江湖必须重承诺，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能够践履诺言，就可能在江湖上立足，就能够赢得普遍的尊敬，乃至赢得广大的追随者，否则就会被江湖所抛弃，甚至惹出杀身之祸。兄弟的情分高于个人的价值，江湖中人都要受其左右，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实际上，就像在最亲切的家庭和家族中也没有个人自由一样，江湖中的人虽然是“天地人三不管”的，但他们互相之间的感情纽带恰恰又成了扼杀他们的自由和个性的绳索，官方规则的束缚换成了一道可能更有杀伤力的紧箍咒，江湖上森严的等级更加压抑个性，而残忍的仇杀更不能使他们得到安全感。没有官方规则的江湖在庆祝自己获得自由的同时，又套上了新的锁链。而在为了谋求和维护各自群体和团体利益时无规则地彼此伤害，更是对大家整体利益的破坏。

　　江湖观念不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

　　在当今中國社会转型时期，官方规则和江湖规则并行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让人觉得，中國就是一个江湖。一个社会，两套语言，许多官方人士在官方说官方语言，出了官方的会场，开口就是江湖语言，而且，当今许多中國人对官方规则的轻蔑并不亚于其对江湖的亲近。据一些知识分子供称，他们“渴望堕落”，也确有自称流氓的人红极一时，描写江湖的文学作品成为赚钱最多的商品。在当今中國，无论是在商界、官场甚至情场，没有一点江湖习气、流氓作风，而完全按照官方规则办，要想做成点事情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听到一位官员说：“公事不要找我！你有什么私事，尽管跟我说！”很明显，这是我们的社会病态的标志。

　　江湖观念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是中國文化中的最大糟粕之一。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为前提，都必须建立有合作有竞争的规范秩序，我们要发展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规则经济、法制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进行最广泛深入的交往，并在交往中形成为最广大的人群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它和江湖观念、江湖方式无疑是尖锐对立的。

　　人类社会有没有更好的规则让我们既有个性张扬，又有秩序规范呢？有人说西方式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文明。现在，这套东西正在移植到中國来。有人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國人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制度，它既有中國传统的温馨亲情，又有西方式的法律规范，就是说，既保留江湖的魅力，又享有西方的文明。甚至有些预言家认为西方人还将到中國文化、中國江湖中寻找寄托呢。习惯于蔑视和破坏规则的中國人将怎样接受这份礼物，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摘自: 读书

　　作者:蔡永飞

　　国家的概念之一是拥有国土，也就是山林平原，河流湖泊海洋天空，这些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如果什么人以任何理由让外国人把土地拿去了，那肯定是卖国贼；如果私分多占，那一定是家贼。

　　国家的概念之二是容有国民，也就是工农学商兵等芸芸众生，在这片国土上生存繁衍的人民大众。其中以土地种植为生的群体，就是农村的居民，俗称农民。

　　国家的概念之三是握有权力，也就是国家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个地位就是宪法，宪法是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她告诉我们事务的来龙去脉。可以管辖国民，无论高贵平庸；可以支配财富，无论男女老少。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宪法，一国之‘家法’。

　　国家的概念之四是掌有威力，也就是军队和警察监狱，军队对外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警察（司法）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宪法秩序。

　　中國大陆正面临着由于城乡差别（隔离）产生的困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状况凝结成了一个问题，‘三农’问题。各种思想和政策都在发挥作用，有病不讳医，究竟土地私有化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可行，逐渐成为能否‘解扣’的争论焦点。

　　按照标准化的原则，对于凡是反复出现的事物，就要作出定性定量的基本要求，对于危及到国家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事物，还要作出强制性的规定，以此规范各项‘事物’的正确性和安全性。比如有多大的用电负荷，必须用多粗的电线等等，当然电线必须合乎相关的标准。

　　所有的问题并不是不能化解，不仅需要一个解决的章程，更需要一个监督和惩戒的章程。

　　土地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土地私有化又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本文是赞成土地私有化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在宪法秩序的规范和保障下施行。宪法需要保留在国家的非常时期内，对任何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行使无偿使用权；因此土地私有化的所有权不是完全绝对的，是极大的又是有限的。

　　对于农村来说，土地所有权应当表现有四个实际的含义：

　　其一是用于居住的宅基地面；

　　其二是用于耕作的农田山林水面；

　　其三是在村属土地上被本村或他人产业占用的地面：

　　其四是不可分割的公共用地，比如道路村办公用地和集会聊天的场地等等。

　　在这里我们先不去讨论狭义问题，即具体村民之间实际得到的‘多少肥瘦’，只讨论广义问题，就是这个‘合四为一’的土地权赋予农民有什么意义以及如何表示和确定。

　　先说简单的宅基地面，房屋和院落是祖上传下来的，或者是按照一定的政策‘分配’得到的，具有合法继承和分配的地产特性，这是居者有其屋的人文关怀思想，是应当受到宪法秩序支持的。因此这块地面所有者的权益是正当的，任何理由的侵权都是非法的，比如挤占低价强买和收回等等。

　　在深入讨论之前，需要引入若干个概念和名词：

　　1.户的构成：

　　户是可以进入并且共享土地私有化的基本单位，对此需要考虑从国家到居民的共同和不同的权益，应分为三种。其一是自然户，以自然户口簿为依据；其二是村公（共）户，也就是村集体；其三是国有户，也就是国家。

　　自然户——按照每个自然户口簿的家庭组成，以两代为核算基础标准，作为为一个农户单位。如有三代或者四代同堂，同在一个户口簿里，老人应当另外算作一个核算单位，即在这个户口簿里有两个有权参与分配的单位，简称‘户头’。

　　单位的意思是有资格获得农户权利的‘单个计算权利的位子’，特别再次指出的是，最多两代是一个‘户头’单位，仅仅考虑两代人，而不考虑人口多少，这个意义在于支持计划生育和赡养保护老人。

　　村公户——根据经过核准的‘户头’单位数量，依据国家规范或者村民公决来确定村公户应当占有的比例。如本村有1000个自然‘户头’单位，经表决村公户可以占有20% 的比例，或者就相当于200 个自然‘户头’单位，那么本村就有1200个户头单位，共同参与土地私有化的分配。村公户的意义在于有公益田，有公益资产，用来支持村公共事业。

　　国有户——在一些村行政管辖区里，有些土地，比如山林水面滩涂，并不是可耕作的，这些基本上应当是属于国有户。像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国有保留地等等，这也就是不能把960 万平方公里陆上国土分光的意义。有些可以让自然户和村公户代为管理或者经营，不过要有管理合约或者经营合同，双方是有偿的。

　　2.计量的单位：参与分配需要有资格和权利才行，这就是‘计权’或称‘加权’的概念，是说每一个‘户头’就是一个参与分配的资格单位，这就是一个经过‘计算’或者按照国家规范‘加上’的权利。

　　另外‘计权’还有‘等于和默认’的意思，或者说是土地所有者作为投资人的股份‘权利’。

　　‘当量’是指两个同类的事物，比如两个不同地块的一亩地，品质和条件不同（土质和用水及离村远近），即使同一个人用同样的劳动，产量自然就不同，所以对比两块地的标准就不能用面积，只能用公认的一个指标——产量，由此来确定是否公平。应用起来就是把地分成若干等级，又比如1.5 亩三等地相当于1亩一等地，也可以定义为土地的‘资质’或者是‘兑换率’，这个当量是为计权服务的，其他的事物也可以应用。

　　3.资和产的构成：土地是资源，简称‘资’；村属地面上的村办产业和村属公共财物，以及在合资产业里的股权比例，简称‘产’，他们共同称作资产。

　　4.股本和股权：股本是指资产。比如本村有多少可耕地，多少固定资产和股份资金等等，在分配时就是被除数，也称分子；股权是指所有的‘户头’，在分配时就是除数，也称分母。

　　这样看来问题如此简单，在确定了户头计权资产股本股权之后，土地私有化变成了一个四则运算的算式。然而世间的事情哪能如此简单迷人，历史的旧账和现实中的纠葛，在政治经济法律习俗的惯性里，在种种主义思潮的对抗和磨砺中显得无所适从，反复和反弹成为治理整顿的起因和结果。

　　究竟有哪些问题在缠绕三农问题呢？

　　首先是法，在有关三农的宪法秩序和法制体系正在走向完善之际，三农问题是不是需要缓行，或者仍然依靠政策的灵活性。农村地区的各种事情如果依赖政策，各级政府都是疲于奔命，久而久之常常就会辱于使命，把大量的人财物和时间耗用在短期行为上，不仅是浪费也是一种腐败无效。因为政策的特性具有极大的随机性，表现为时间性和强迫性，也就是就事论事的短期行为。就像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面团越和越大，是否可以比喻成问题不见减少呢？

　　同时这个随机性政策是掌握在上级政府执行者手里，而被执行者（包括下级政府和农民）只有对策，于是行政上的对上欺骗，对下蛮横，手法翻新地为政策‘服务’就不奇怪了，否则你的乌纱帽就难保了。农民则会因为不满和对抗变成不安定因素，大受其苦。搅的城里人也心绪不安，大发议论。

　　然而三农问题是个长期或者说是个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对于三农问题，必须有一个肯定农民地位，规范并稳定的章程，也就是确定宪法秩序和法制体系。让农民和涉及三农的事物（政府行政商务投资损农事件等等）用法律对话，在宪法秩序下解决各种矛盾。由此让各方都明确，在宪法秩序下大家是以平等身份对话的。

　　把狭义（各种形式的大小事情现象）上的相同和不同点，分门别类地加以提炼归纳，并且确立评定和处置的方法，形成广义上的规范，这就是宪法秩序和法律条文。这些条文可以细致到一个股权相当多少地面（就是不一定亲自耕作经营），每个户头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如何处罚等等。

　　任何一种秩序和体系的诞生或者存在，必须是有这种需要和期望才能应运而生，时机是否成熟，就要看是不是想让她成熟，反着说就是什么原因不能让她成熟。比方说作物正在灌浆时节，水是唯一重要的资源，或者说是获得好效果（产量）的办法，如果老天不作美，只有依靠调用或者购买水利资源，又如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