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一九五零年十月月二十四日中國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中國外交部长周恩来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文章。文章起首就指出：“朝鲜反侵略战争胜利地开始，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也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七月半以后，美帝国主义向南撤退，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是英勇的，要一直把美国兵赶下海去。……敌人倚仗暂时强大，有意制造阴谋。”文章接下来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國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记事的中國人都知道，当年中國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时候，心里怀着对美帝打过三八线吞并朝鲜的义愤，胸中抱着防止美帝打过鸭绿江进犯中國的决心。所谓中國北大门处于被入侵的危机，“唇亡齿寒”的说法，让整整一代中國好儿女在百年的屈辱中迸发出壮烈的爱国豪情。“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声，曲调不仅好听，朗朗上口，而且激越昂扬，充满了正义感和光芒四射的豪情。

　　在当时的志愿军士兵心中，美国侵略朝鲜是手段，侵略中國是目的，美国鬼子打入朝鲜，不过是要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國。后来韩战以和谈宣告结束，但是中國人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丝毫不改：朝鲜战争以中國人民志愿军的胜利宣告结束，中國人民通过入朝参战，阻止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國的新侵略，从而给了美帝国主义一个教训：站起来的中國人民不是好欺负的。

　　在美国方面，事情似乎正好引证印证了中國的说法。很久以来美国舆论对韩战就是一片反省之声。不过仔细研究，却发现这些反省并非针对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反击侵略，而是集中在美军在三八线以北对中國军队作战上。那句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Ｂｒａｄｌｅｙ）对美国总统杜鲁门说的话，至今不仅在中國的韩战版本中广为流传，而且也是美国人反省韩战的代表性说法。那句著名的话说的是：韩战中与中國军队的开战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ＣＮＮ的“冷战”系列电视片在第五集“韩战，一九四九—一九五三”中，不仅专门指出美军跨越三八线进入了北朝鲜，同时加了一句在美国的这类文献片中极为罕见的价值判断性语言：“麦克阿瑟的战争目标，从现在开始显示出侵略者的热情。”美国反战舆论比较一致地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从麦克阿瑟的军队进入北韩起，美国从防卫者变成了侵略者。

　　美国从未反省他们打胜了的战争例如太平洋战争，例如对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美国对战争的反省程度与战争的失败程度成正比。韩战之外，最明显的例子是越战。美国民间舆论似乎颇有“胜者王败者寇”的倾向。且不追究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总是反省他们认为自己失败的战争，美国对韩战的反省是否起因于他们的侵华图谋没有得逞？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档案在经过了一定的安全保密时限之后要解密，以便使人民了解情况。然而我在韩战四十多年之后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韩战的档案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的任何记载。

　　事实上，无论韩战期间，还是韩战前，无论美国公开的或秘密的文件，还是各种媒体的报导、各类学者的著述，都没有任何“入侵中國”的证据。然而却有无数的历史资料证实：美国出兵朝鲜，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阻止北韩对南韩的进攻和吞并，同时为了防止共產主义世界的扩张。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出兵是为了反对入侵南韩，防止共產主义者扩张，美国为什么在收复南韩之后并没有停战，却进而跨越三八线，把战争扩大到北朝鲜领土？这是韩战研究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

　　常胜心理：“仁川登陆”胜利冲昏头脑

　　联合国在金日成发动韩战的第三天就决定出兵朝鲜，但是由于对金日成部队的军事势力估计不足，美军中普遍存在着轻敌思想。开赴朝鲜的美军从上到下，都没有料到他们将在那里呆很长时间。美国当年赴朝参战的陆军中尉伯西回忆（ＢＵＳＳＥＹ）说，“我们被告知带上我们的运动器材，留下其他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也许只离开六个星期，去到战场上表现一下我们的实力，然后那些韩国佬就会撤回三八线以北，我们就能回家了。”

　　美军不仅没有想到他们从此三年不能回家。由于沉浸在欧洲柏林空运对苏联社會主義阵营抗衡的胜利的喜悦中，他们更无法意识到那次出兵，将是冷战时代美国在亚洲地区一路失败的开端。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爆发近三个月时间里，在金日成的军队排山倒海的攻击下，美军和南韩军队一路向南溃败，一直退到釜山半岛。身后就是大海，再退一步，南韩就将从世界版图上消失了。如果不是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美军将在朝鲜遭受建军以来最乾净利落的一次大溃败。

　　但是九月十五号，美军出其不意在朝鲜半岛的细腰处仁川登陆，将金日成的北韩人民军一切两半，同时切断了南部北韩军队的退路。北韩人民军的乘胜追击立即转为溃败之势，第三、第八、第十二陆军师被全部歼灭。战局在一天之内急速转变。

　　同一天，北韩司令部命令所有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和中國人）以及黨政干部立即撤离他们早已占领的南韩首都汉城。苏联专家顾问优先卷席逃走；在汉城议会大厦已经开始做升迁梦的北韩共產黨干部们竞相抢夺任何机动车辆上的位置，仓惶逃离汉城。一辆满载共產黨精英的火车，刚出汉城即遭轰炸，伤亡惨重。北韩军事指挥中心在突然攻击中措手不及，一片混乱。他们的情报部门先前料定的是：在仁川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登陆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中國当事的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中所说的所谓美国“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倚仗暂时的强大，有意制造阴谋“的真实情况。）

　　在一片欢呼声中，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找回了先前的信心。

　　南韩首都汉城收复后，九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大韩民国政府的议会大厦前的汉城收复交接仪式上做了演说。他的演说意气风发：“承蒙仁慈的神的眷顾，我们军队战斗在人类最伟大的希望与感召的旗帜之下，联合国解放了朝鲜这个以往的首都。这个城市已经从共產主义统治的專制下挣脱，它的人民再一次拥有机会，为了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保持自己不变的生活信念……”。

　　当麦克阿瑟将军宣布将南朝鲜再度交还南韩总统李承晚时，议会大厦前的南韩军队一片狂欢。李承晚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说，“我们赞美您。作为我们民族的拯救者，我们爱戴您”。

　　李承晚这话应当发自肺腑。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九月底三个月时间里，北韩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已经造成南韩十一万多人死亡，十多万人受伤，五万七千人失踪，三十一万多个家庭毁灭，二十四万多个家庭家破人亡。李承晚作为南韩总统不可能不在满目疮夷的废墟上痛心疾首，并在失而复得的国会大厦前感慨万千，悲喜交集。

　　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旋即向新闻界宣布：北韩军队基本消灭，战争即将结束。剩下的事只是结束战争，南韩军队自己就可以做到。

　　接下来，李承晚向南韩军队发布命令：出兵北朝鲜——无论是否有美国援助。

　　李承晚，这位朝鲜民族獨立的鼻祖和朝鲜人民心目中抗击外侮的英雄认为，金日成的北韩已经不堪一击。他毫不怀疑他即将实现自己朝鲜的最后一个梦想：统一全朝鲜。

　　谈到后来的战局发展，建立大韩民国政府文件定稿人，美国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卢修斯．巴特尔（Ｌｕｃｉｕｓ　Ｂａｔｔｌｅ）回忆说：“李承晚是一个很难后退的人。一旦他掌权，我们就更难作任何事了。轮不到我们改变南韩政府，而且，很明显，也没有任何别的人可以取代这个政府。”

　　南韩的军队喜气洋洋，首先越过三八线，踏入了北朝鲜的领土。据当年的南韩军人李在田（ＬＥＥ　ＪＡＥ　ＪＥＯＮ）回忆他们进入北朝鲜时的心情时说：“当我们反击越过三八线时，我们每一个人，士兵和老百姓，都觉得现在我们要统一整个朝鲜了。”

　　胜利的喜悦是可以传染的。更何况仁川登陆前的惨败是美军胜利收复南韩之后，狂欢与骄傲的催化剂。在一片胜利气氛中，斗志高昂的美国军队也越过了三八线。

　　美国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和查尔斯·波伦（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ＨＬＥＮ）曾经敦促不要越过三八线。他们相信，一旦美军入侵北韩，苏联和中國军队将介入战争。如果这样，就违背了美国维护亚洲和平的初衷。但是他们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原因之一是，仁川登陆的奇迹树立起了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绝对权威。当这位将军试图以进攻北韩、消灭金日成政权、民主统一朝鲜而再度创造奇迹时，美国政府内部从上到下包括一向对韩战持反对意见的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位常胜将军的决定。这是美军当年注定不能在三八线上恰到好处地收兵的前提。

　　当年参战的美军中尉伯西（ＢＵＳＳＥＹ）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仍然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他笑着说：我觉得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了。他如今虽然有了充份的反省心态，却仍然一边笑一边反省说：“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不该笑，但是我必须笑。我当时真的认为我们赢了这场战争，而且我觉得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我们抱着很高的希望进入了北朝鲜。”

　　冷战特征一：没有外交关系，沟通渠道不畅

　　美国并没有忘记自己世界警察的责任，也没有忘记在亚洲维护区域和平的初衷。中國领土当然不在美国的战争视野之内。在跨越三八线打到北朝鲜之前的九月二十七日，麦克阿瑟将军接到了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的命令。命令中，三八线以北的战争目的十分清楚：

　　“你的军事目的是消灭北韩武装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你被授权指挥军事行动，包括在朝鲜３８纬度线以北的水陆和空中以及地面的军事行动。”

　　这项命令同时明确指出：

　　“这样的军事行动，是以没有苏联军队或仲共武装力量进入北朝鲜，北朝鲜境内也没有对此军事行动的威胁为条件的。”

　　命令一再强调：“无论如何，在没有上述情况的前提下，你的部队才可以越过三八线”。

　　美国参与韩战的目标，从保卫南韩领土主权完整进而扩展到消灭北韩军事力量，统一朝鲜半岛。但是没有疑问的是，这个计划是以避免与苏联或中國开战为前提的。但是事实上美国的战略算盘就象当初完全没有算计出北韩会突然进功一样，这次又打错了。原因十分具体：与共產黨中國的沟通渠道已经堵塞，而且情报分析错误。这便是美国跨越三八线，打到北朝鲜的另一个前提。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美军仁川登陆，九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军放军聂荣臻将军就告诉印度驻华大使，中國将赴朝参战，虽然这将可能导致中國与美国直接开战。数日后，中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印度驻华大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刚撤离中國不久，中美关系已经正式中断。两国从而失去了直接沟通的外交渠道。而当印度大使向美国政府传递上述来自中國的信息时，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安．腊斯克（ＤＥＡＮ　ＲＵＳＫ）居然忽略了印度大使传递的这个信息。

　　但是美国在实施“跨越三八线”这一历史性的军事行动的大约前四天，前还有一次机会：聂荣臻通知印度驻华大使的两天以后，一九五零年的九月二十七日，英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國军方决定干预朝鲜战争的消息，并将消息传递给了美国。而且就在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國政府公开声明：中國将派军队赴朝参战，保卫朝鲜。

　　但是美国政府部门的强硬乐观派的决策人不仅再次忽略英国情报部门送来的消息，而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ＡＣＨＥＳＯＮ）和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一种苏中联手采取的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外交努力”。正是那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向麦克阿瑟下达了跨越三八线，消灭北韩军队的命令。

　　距离美国真正认识毛澤東政权决定重大决策的机制和原则，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四九年新中國刚诞生，五零年朝鲜半岛就发生战争，美国当时只顾上检讨国民黨在中國内战中战败的原因，尚未来得及把刚刚进城的共產黨、毛澤東放入他们的外交日程。

　　冷战特征二：误解甚深，情报分析失误

　　更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美国政府首脑持同一立场。一份解密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文件针对周恩来声明是这样说的：

　　“忽略周恩来的声明和军队在满洲里的运动……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说明仲共确实有意要在朝鲜诉诸武力干预……从军事立场出发，最有利的在朝鲜的干预时间已经过去了……。虽然必须考虑到全副武装的仲共在朝鲜干预的持续可能性，一个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考虑，阻碍苏联做出全球化战争的决断，这样的行动在一九五零年是不可能的。现阶段，干预将可能限制在延续对北韩人的隐蔽的援助上。美国高层军方的共识是，当中國没有军事能力单方面干预时，俄国人没有为世界大战做好准备。换句话说，苏联或共產黨中國将不会在朝鲜进行干预。”

　　这是两个世界，两个体制之间的误解。在了解对方的政府行为方式上，美国至今逊中國一畴。美国习惯将它的政府决策原则普遍化为一种全球性的人类自我管理的行为方式。至今，虽然他们经常指出專制国家缺乏人權观念，缺乏民主意识，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國政府“一黨利益化原则”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原则基本没有认识。

　　此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国务卿艾奇逊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國这片土地放在眼里。韩战爆发前，在世界媒体公开陈述美国在亚洲的安全防御范围时，艾奇逊居然把中國、台湾给忘掉了。而且韩战爆发后，面对舆论追究时，他居然连自己当初都说了什么也记不清了。还要调回头去查档案，问助手，才能想清楚为什么自己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既然如此，他们在仁川登陆一举得胜的时候，当然也就没有脑子汲取教训，于是只能再一次忽略中國。美国政府没有想到中國与苏联的不同：首先，中國没有象斯大林那样，在欧洲领教过美国的军事实力；其次，毛澤東气吞山河，即便军事势力悬殊也不作数，他有的是人。

　　问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什么一错再错？韩战爆发之前北韩大规模的军事准备与部署，中央情报局竟然一无所知，尚勉强可当别论；但是韩战开始后，分明见到中國军队在东北境内调动，获悉了来自外交渠道的信息、盟友英国的情报、甚至中國政府的公开声明，仍然斩钉截铁地做出错误的分析和结论，这就显得有些离奇。

　　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事实是：韩战期间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百分之九十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部；而麦克阿瑟指挥部提供的情报大部份又来自国民黨政府。因此有推测认为，蒋介石希望抓住机会反攻大陆，而麦克阿瑟这位常胜将军并未把中國大陆的“农民”军队放在眼里。

　　果真如此，连美国政府都被装进去了。不过这样的分析至今尚存疑点。麦克阿瑟虽然由于韩战先是威望倍增，然后臭名远扬，但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和蒋介石政府私下沆瀣一气，图谋进攻中國。跨越三八线，打到北朝鲜，仍可视为美国的政府行为。

　　跨越三八线意图：消灭北韩军队，民主统一朝鲜

　　说到美国打入北朝鲜的意图，我们应当记得美国政府在仁川登陆之后授予麦克阿瑟全权的命令“消灭北韩武装力量”的辞句。美国何尝不想削弱共產主义在亚洲的势力，以民主体制统一整个朝鲜？既然是金日成挑起的战争打将过来，反侵略者为什么不能打过去？历史是有自己的记忆的：二战时，为了反击德国纳粹，盟军曾经乘胜反击，不仅收复失地，而且一举攻进柏林希特勒的老巢，直到彻底消灭“第三帝国”。面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挑衅行为，美军也曾经全力反击，太平洋战争惨烈无比，但终究打到日本投降，解除军国主义武装。接下来的韩战中，美国政府上下没有人反对麦克阿瑟乘胜追击、打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这在当时不算不正常。二战时期的战争方式延续下来，谁也不认为金日成制造了侵略，仍然可以龟缩回去过平安日子。

　　问题是北朝鲜后面是新的中國，美国不了解这个国家。

　　美国中國问题专家林尉（Ａｒｔｈｅｒ　Ｗａｌｄｒｏｎ）在回答美军当时是否有意进犯中國时说：“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有一个改变。仁川登陆，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北韩的军队赶回北韩去，恢复原来的状况，也就是一个分裂的韩国。可是仁川登陆以后，成功了，他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好的一个结果。北韩的军队统统跑了。所以，美国和联合国就同意，最好是统一韩国。所有的韩国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统一的韩国。现在有一个机会，因为北韩已经没有了。所以希望统一韩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韩国。”他说，“这是一个改变，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要打中國。”他最后补充说：“如果美国要打中國，就不会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那么快就撤兵。”

　　美国跨越三八线的战争目标始终没有改变。麦克阿瑟将军不仅在南韩国会大厦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要以消灭北韩军队来尽快结束战斗，他在率军打过三八线继续北进时，还曾经两次表示要尽快结束战争：

　　一九五零年感恩节的一个半月以前，他在威克岛向美国总统保证说，他计划在感恩节前结束战斗；在这个计划落空以后，他于十一月二十四号感恩节部队休战时又宣布：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好让士兵们回家过节。他总结战局说：“联军在北朝鲜针对新红军军事行动的强力收缩包围目前接近决战。……如果成功，将实现这次战争的全部目的：恢复和平、统一朝鲜，及时撤出联合国军……。”

　　遭遇中國军队：惊诧不已，中國人要保护水丰发电站？

　　美国人没有入侵中國的计划，所以不会想到中國军队要到别人的土地上来“保家卫国”。于是下面这个中美双方韩战前的时间表，和世界上所有的战争时间表相比，都显得南辕北辙：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感恩节前的一个半月，麦克阿瑟向美国总统保证在感恩节结束朝鲜战争，让士兵们回家与亲人团聚。

　　十月十九日感恩节前五天，中國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二十多万人，开始分批秘密渡过鸭绿江，准备跟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战。

　　十一月二十三日，感恩节，麦克阿瑟在第一次结束战争的努力失败后，仍然没有悟出战局的变化，于部队休战期间再次宣布，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至此，全世界媒体都等着联合国军恢复朝鲜的和平后胜利凯旋。而中國人民志愿军这时正在大批渡过鸭绿江。

　　次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在北韩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大规模正式开战。朝鲜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结束战争的日期后推三年。

　　美国人的愚钝应当载入中美关系历史史册：当美国军人在北朝鲜战场上迎面撞上了中國军人时，他们仍然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消息立即传到美国的日本军事基地，麦克阿瑟和他的同事们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能相信的理由太多了：他们不能相信，没有大炮坦克等地面重型武器的配合，没有空中飞机的支援，没有宣战，三十万中國大军就悄没声地过了鸭绿江，开始面对面作战；他们不能相信刚刚打完二十年仗的疲惫贫穷亟待治理的共產黨新中國，会把自己几十万儿女几乎赤条条送上他国的战场，去面对武器精良的美国军事优势；他们不能相信，自四九年以后，美国不仅失去了这个二战期间曾经提供慷慨的道义上、物质上援助的盟国，而且已经变成了中國政府心目中的敌人和中國人民眼中野心勃勃的侵略者。

　　离美国真正认识共產黨新中國的时间还早呢。震惊之余，美国人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思考这个新的对手的行为方式：

　　美国国务院在几经揣测中國出兵的原因之后，竟然不着边际地得出结论，认为中國人是担心自己在朝鲜境内“水丰水力发电站”以及鸭绿江沿岸水力发电设施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不得已才出兵的。美国国务院于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建议，指使麦克阿瑟向中國公开申明，美军没有破坏中朝边境水力发电设施的意图。

　　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至今没有引出笑声来的大笑话。

　　作者:北明

　　常言道：“入境随俗。”西谚也有“身在罗马，行罗马人之行”的说法。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外国人来到美国，无论是移民还是观光探亲，更要紧的是了解并遵守美国的法律。

　　其实，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美国人在这个文化里长大，也并不很在乎一个外国人的言谈举止是否符合道地的美国风俗。但是如果谁触犯了他们的法律，企图用风俗不同、文化背景有差异来为自己辩解开脱，那只能是徒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们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不幸的是，有些新移民触犯法律，确实同文化差异有关，可以说是他们误解了美国的法律，但也未尝不可以说是美国法律误解了他们。

　　作为一个执业律师，这些年来我在美国经历或耳闻目睹过不少华人对美国法律茫然无知，由于误会而遭受刑事处罚的故事。其中有些是悲剧，更多的是悲喜剧。当然，我本人只是在开业后的最初几年接触到刑事案件，其中多半是商店行窃，衣厂老板拖欠工资，违法买卖食品券等类的小案子，当事人来找我时就已直言不讳，所以也没什么可写。倒是有几桩原本不应该发生的事，令我难以忘怀。

　　挂牌开业后的第一个月里，一位先生由朋友介绍来找我。几天前，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驱车送亲人去机场，半路轮胎打滑，与另一辆车相撞。据他说当时车窗外黑漆漆一片，也看不清对方车在哪里。偏偏他的亲人又要赶飞机。所以他就将车开走了。刚到肯尼迪机场，就被尾随而来的警察拷上手拷，刑事拘留了一夜才获释放。检方对他的起诉是擅离事故现场。他说，车撞伤了人以后逃离现场属于刑事犯罪，这倒是原来知道的。但当时他并不知对方受伤，更不知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现场就是刑事罪。他希望我能替他向法官解释，作为一个刚到美国几年的外国人，他并不知道美国有这样的刑事法律，不具备犯罪心理，因此不应判罪，或至少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虽然我当时刚从法学院毕业，缺乏执业经验，但仍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美国法律不承认这样一种辩护理由。这一点也为我后来的经验所验证。这位先生后来同检方达成认罪减刑的妥协，总算没有坐牢，但失去了原来的医院工作，满怀失望地回到中國。在这个案子中，我的客人多少有点过错，因为离开事故现场的确是有悖常理。但有时被告的行为其实没有恶意，按常理也说得过去，只是因为触犯了一条他并不知其存在的刑律，就被起诉定罪，那就很冤枉了。

　　有一位华人在移民局申请返美证（即申请绿卡期间临时出国后返回美国的许可），等了两年尚未批准，每一次去移民局询问，都碰一鼻子灰，被那儿的工作人员三言两语打发走，心中很是不平。这一天他又悻悻地来到移民局，并没有抱多少希望，不想遇见一位和颜悦目的女士，不一会儿就把事情办好，要他次日早晨来取返美证。他真是感激万分，一个劲地道谢，并执意要给这位女士塞２００块钱，以示感谢。女士连连摇头，说她的部门有规定，不准收礼。我们这位先生仍不甘心，便说那么我明天拿了返美证再给你吧。

　　第二天他拿到返美证后，果然从口袋里拿出２００美元，一面向那位女士道谢，一面把钱递过去。不想站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士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走过来二话不说，就把他拷上手拷带走。

　　我在准备辩护工作时发现，美国联邦法律中确有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不许收礼，非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得送礼，即使是对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本来就应该做的事表示感激也不行。其实细想起来，这条法律也有它的道理：如果仅仅禁止事前贿赂而不禁止事后馈赠，有意行贿的人就可以用事后馈赠的方式来变相行贿，执法者如何区分呢？只是如果对这个案件就事论事，我的客人的确没有行贿的意思，只是感激而已。斥责一番不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以重罪（最多可判监禁６个月以上）的罪名起诉他呢？难道检方手里像样的刑事大案不够做了吗？我这位客人最后总算没有坐牢，但监外假释也很麻烦，况且留下刑事记录，真是冤枉得很。

　　我遇到的另一个刑事案更加离奇，更加不可思议，因为它是由夫妻恩爱引起的。有这么一对夫妇，新婚燕尔，为谋生计在美国开了一家餐馆。一天晚上１０点左右，两人正在清扫打烊，太太忽然接到母亲电话，称患急病刚被送进医院。太太急于赶去探望，同先生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地冲出餐馆，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时值冬令，正是那一年最冷的一天。先生心里猛然一动，拿起太太的大衣追出来，要她披上。太太只说了句：“我不冷，”随手将丈夫的手推开，一边就往车里钻。但先生拽着她的手臂不放，执意要她带上大衣。

　　偏偏这时一位邻镇的警察下班路过这里。在他看来，一男一女推推拉拉，似乎是在打架，就停下车来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想到两人都不会一句英文，硬是解释不清。警察满腹疑心，就要把男的带走。女的一看急了眼，对警察又哭又喊。警察一气之下，真的把男的拷上手拷带走。

　　庭审时，太太作证，说她与先生婚后关系很好，从未打过架，那一晚确是因为母亲有病，急于去探望，所以把先生拿来的大衣推回去。先生完全是好意。但警察认为太太对他态度不好，不愿撤回起诉，坚持说他看见男的对女的动粗。

　　双方做完证，检方与我（作为辩方律师）进行了辩论。接下来法官宣判。他那一番话真让人啼笑皆非。他说他过去也开过餐馆，因此知道餐馆在晚１０点左右打烊时是最忙的。他断定，我的客人之所以同太太拉拉扯扯，是因为他想要太太在餐馆帮忙，而不愿她离开。

　　美国小镇里市镇法院的法官往往是兼职的律师。他们每天与同一个检察官（在法庭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检察官推着一个超市推车，里面装满卷宗，每轮到一个新案件，他就拿出一份卷宗）坐在很小的一间法庭里，从早到晚，抬头不见低头见，有时有点偏向恐怕也是难免。但是有些州（如新泽西）法律规定，对市镇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上诉到郡里的州法院，在那里重审。由于市镇一级的警察经常乱开传票，所以上诉到州法院后郡检察官撤销起诉的情况时有发生。上面这个案子后来也是上诉到州法院有检察官撤销起诉的。不过那个阶段是由另一位律师代理的。

　　在另一个案件里，我的客人也是很冤枉。他开了一家干货供应公司，因为有家客户欠款太久，即上门去催账，哪想到那家干货店的老板自恃来美国时间长一些，英文好一些，竟拿起电话拨了９１１。警察来到店里以后，那老板说我的客人威胁她如不还钱，就要揍她。我的客人英文较差，既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也无法为自己辩白，只好由着警察把自己拷起来带走。警察开出的传票上写的是他被起诉犯有“恐怖主义威胁罪。”我查过新州的刑法典以后，才知道确有这么一项罪名，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挟。”最后，在一位经常与少数族裔联络的警官调解下，女老板放弃了投诉，检方也撤销了起诉。幸好我的客人乐天达观，否则这种事真让人气馁。

　　英文不好，有理讲不出，干吃哑巴亏，这在华人移民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有一次，两位开餐馆的福州人来我们律师楼，拿出宾州警察开给他们的传票。原来他们两人去宾州某镇买二手车，返途中发现空调不灵。于是两人又回到车行要同老板理论。大概是情绪有点激动，加上语言不通，两人越讲声调越高，手也跟着比划起来。这时车行老板一个电话叫来警察，在场的人都作证说他们又吵又嚷，似有动手打架的意思。他们两人又一句英语也讲不出来，只好认倒霉。

　　为这事我和我的合伙人跑了两趟宾州。那法院所在地是宾州最富有地区之一巴克斯郡，法院里从法官到罪犯清一色的白人。我们这一行人的黄面孔出现在那里，格外引人注目。还好，检察官读了我们连夜赶写出来的法律备忘录，决定撤诉。最后法官宣布无罪时，我怕自己没听清楚，追问了一句是否两人都判无罪。法官幽默地说：“大家都无罪！”逗得庭内全场大笑。两位福州人开心极了，这应该说也是我律师生涯中一桩难忘的记忆。

　　上述几个例子，都可以说是有点误会。但有些案件却纯属诬陷。我曾有一位客人，同另一位华商有生意上的纠纷，民事官司打了几年尚无结果。想是对方愤愤不平，竟使出一手毒招。这一天我的客人下班回家，见门口停着一辆警车。原来他的那个冤家说动自己住家镇里的警察，起诉他支票跳票，开了几十英里的车过来，正等着抓他。我把他从警察局保释出来以后，从新州刑法典里查到，明知帐户里没有足够的钱而开空头支票，也算是一种犯罪。但我的客人开支票时，帐户里有足够的钱，他只是因为发现对方发来的货里掺假才指令银行停兑的。所以，当此案挪到州法院时，我向检察官指出这一点，他随即同意撤销起诉。

　　在美国，没有所谓诬告罪。如果上述案件中投诉人在宣誓作证时有作假证的行为，检方可起诉他犯有伪证罪。但这要检方认为有起诉的必要与价值才会发生。如果检方属于根本没有理由胡乱起诉，则被诬告者胜诉后可以通过民事官司要求政府为“恶意起诉”而赔偿损失。

　　上面这几个故事中，被处罚的人都多少有点冤枉。如果事先有防备，小心一点，如果我们英文学得好一些，讲话时嗓门小一些（尤其讲广东话的，对不起！），手势动作小一些，有些麻烦或许可以避免。但要人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谈何容易！况且人的命运本来是难以预料的，做律师的如果自称有什么逢凶化吉的妙术，那也是大言不惭。要说提醒，我倒是觉得我们华人应该增强一点尊重别人的意识，否则这将是许多法律麻烦的根由。

　　实际上华裔在美国社会里一向很受歧视，只是近二三十年来地位才有所提高，一大半也是靠了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非洲裔为主推动向前的民权运动，只有一小半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辛勤劳动，否则为什么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有许多杰出的华人在美国，但华人的地位却比现在低得多？而正是那些保护我们的反歧视法律同时也保护着其他少数族裔。

　　但是有些华人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张口“黑鬼”，闭口“黑鬼”。我有时甚至需要在庭上或庭外录证时提醒他们不要这样讲，以免引起法官反感或让对方抓住把柄。种族歧视的意识与言论本身虽然不犯法，但如果把它同某些行为联系起来，就可能触犯美国的民权法。例如，如果一群黑人在你的餐馆吵吵嚷嚷，你一怒之下拒绝给他们上菜，双方口角之中你骂了一句“黑鬼”。他们可以告你因他们的种族、肤色而拒绝给他们服务，因此触犯了美国民权法。如果你因为不喜欢拉美人就拒绝租房给他们，也同样是触犯了美国民权法。

　　当然，在贫民窟长大的黑人或拉美人青年，由于贫困与愚昧，有些沦为罪犯或街头流氓，他们欺负、侵犯我们华人的事时有发生。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就把所有的黑人都归为一类。实际上黑人里也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华人里有好坏之分一样，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也为我们大多数华人的亲身经历所验证。白人因为某些华人的所作所为就把我们都归为一类，我们不会高兴。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愿被别人称作“清奴”，就不应该称别人为“黑鬼。”

　　写到这里，猜想有些读者会问：照你这么说，美国不成了一个布满陷井的是非之地吗？当然不是。否则我们大家就不会万里迢迢地到这里来圆每个人的“美国梦”了。但美国的确是一个高度法律化的国家（我不愿说高度法治化，因为美国的“法”固然是很发达，但是否达到治的水平还很难说），而且许多规矩对我们东方人来说多少有些陌生。所以为了自己的福利，大家也应该尽可能多学点英文，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

　　原载 美国《侨报》

　　作者简介：

　　林晓云，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获英语学士学位、历史学士学位，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现任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美国法通讯》主编、《牛津美国法指南》主编等职；曾在中國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府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研究美国政府结构；１９９３年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加丽福尼亚、佛罗里达、克撒斯、宾西法尼亚、俄亥俄，田纳西等地联邦法院、州法院及全美仲裁协会和纳斯达克仲裁部等美国仲裁机构代理多家国内外企业诉讼抗辩。

　　作者:林晓云

　　“鸦片战争”是中國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转折点，从此中國由“强”变弱，中國人对西方由习惯的俯视变为自觉的仰视，中國文化由“天之骄子”变成“罪魁祸首”。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但中國对外贸易的非正常顺差这一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被今人视为前车之鉴。

　　鸦片带给中國的灾难对中國人来说是世代难忘的，而导致这一恶梦的直接原因则是当时的中國人所没有想到的“单边贸易”。据统计，在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有限的中外贸易中，西方的贸易代理东印度公司向中國出口的货物只有不足１０％的商品，而９０％－９８％是黄金白银。

　　为了改变这一让西方资本“倾家荡产”的贸易逆差，西方商人深入研究，终于发明了“拳头产品”－－鸦片。从此，天平向另一方倾斜。仅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的三年中，中國就输出了近１０００万两白银。继而引发了之后一个多世纪的民族之灾。

　　长期顺差引来不满

　　今天，中外贸易中又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顺差已经成为中國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而且中國也一直在尽力保持并宣扬这一成果。自１９９０年实现贸易顺差８７亿４０００万美元之后，除１９９３年之外，顺差一直保持上升。２００１年达到２２５亿，２００２年达到３０４亿美元。

　　在中國对美贸易中，顺差现象更为突出。自２０００年起已连续三年成为对美出口最大顺差国家。９０年代以来，中國对美顺差总额已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据统计，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１年，中美双边贸易增长３２倍，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了９０倍，自美进口仅增长１３倍。加上中國外汇储备由１９８０年的负１３亿美元飞增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０００亿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工厂东迁等现象，中國已经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落、失业率上升等严重问题的罪魁祸首。

　　由此，“衰亡论”和“威胁论”此起彼伏。在唱衰中國的努力不果后，近来“威胁论”，或更准确地说，“祸首论”又掀起新高潮。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國方面目前正在利用廉价劳力来颠覆发达国家的工业，用人民币的低汇价来帮助其产品外销，这是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全球价格承受下降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主席瓦尔哥认为，美国制造行业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来自中國。美国纺织业者对中國纺织品大量涌进极度不满，强烈要求政府设立关税障碍加以限制。法国和德国抱怨中國非关税技术壁垒，日本官员则抱怨中國向其输出通货紧缩。西方许多国家的工人游行示威，反对全球化，抗议工厂东迁。学界、商界和普通工人似乎已经达成一致看法，即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迟迟不能复苏的主要原因在中國。他们对中國的抱怨已经由言论上升到行动，包括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对中國采取强硬措施等。

　　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将近五分之一的反倾销案与中國有关。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都呼吁中國改变固定汇率政策，让人民币升值。美国有学者也呼吁贬值美元，认为如果美元贬值１０％，中國的对美贸易顺差就会缩小８３亿。

　　改变替罪羊局面

　　对中國而言，强调顺差和外汇储备有利于激发人民的自信心，有利于吸引外资，有利于社会稳定，但需要警惕的是，这同样会刺激逆差国家的强烈反弹，继而导致他们为扭转局势而不择手段，从而使中國遭遇本可以避免的麻烦，乃至“战争”。

　　这里不仅要更加客观地统计对外贸易，更要实事求是地解释顺差的去向。例如，在２００２年的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了一半，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占了一半。也就是说，中國经贸成果（包括贸易顺差）的一半是由发达国家受益了，而另一半是中國人赚的辛苦钱。

　　中國目前仍然处于卧薪尝胆阶段，因此要尽量避免刺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不要在经济这个核心问题上片面宣扬，而使中國成为“眼中的沙子”。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闷头赚大钱已成为不可能，如果不尽力改变替罪羊的局面，反而大事张扬，那就会使已经为逆差大伤脑筋的国家更加难堪。

　　这里，中國需要客观全面地解说其经济成果，也需要更加策略地韬光养晦。

　　作者:宋兴无

　　最近，马立诚先生和时殷弘先生“对日关系应该有新思维”的观点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不能纠缠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应该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为了‘战略目标集中’和‘经济利益’，中日两国应该接近而且中國要采取主动”等主要观点，甚至引发了世人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面反思和批判。

　　我无意在此批判马先生和时先生的观点，我只是迷惑于这场争执背后的东西，尤其是构成这场争执的哲学层面因素：马立诚和时殷弘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观？

　　一、“韬光养晦”策略是“新思维”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动因。

　　马、时两位先生的“对日新思维”是新时期“韬光养晦”政策的一种变形而已。是一种在“新思维”和“务实”的口号下的“权变”。那么，什么是“韬光养晦”呢？

　　“韬光养晦”也作“韬晦”或“韬光”。原指人收敛锋芒，隐藏踪迹，或者是“把声名才华掩藏起来”，以使别人或敌手放松警惕，从而达到出其不意、一击即中的目的。在中國历史上，“韬光养晦”的功夫最深厚的，要算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刘备在徐州寄人篱下时，曾经以种菜来遮人耳目，目的是避祸，用的也是韬光养晦之计。只不过当曹操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刘备也是被惊出一身冷汗。以至筷子都掉在地上。不得已才以圣人“迅雷风烈，必变”来掩饰自己的恐慌。这就是著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日后刘备和孙权曹操三分天下，“韬光”之计，功莫大焉；赵匡胤于北周朝廷里面历练的“韬晦”功夫，一直掩藏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那份心计也着实令人叹服。不管怎样，两个人最终都成就了煌煌伟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和想象空间。但它被应用于我国外交领域并且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和行为方略，却是缘于一种“偶然”。

　　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东欧的社會主義国家就象是多米诺骨牌一样，伴随着波兰国家政权的易帜，纷纷倒了下去。一时间，“中國向何处去？”的疑问令大多数人惶惶不安。恰逢国内又发生了“陆肆”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和政治制裁，真可谓内外交困。这时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韬光养晦”策略。他首先告诫全黨“要沉着”。进而将这种冷静和理智的态度转换为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原则。这种方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不当“头”，自然也不结盟；第二、不打旗，不充当某种力量和某个群体的“代言人”；第三、不主动招惹是非。要不卑不亢，沉着应付，不搞对抗；第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第五、致力于和所有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来划线。从那以后，我们便时常可以看见当时的外长钱其琛面带自信的笑容周旋于各方，纵横捭阖，将中國的经济和市场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从而打破了西方政治、外交、经济上孤立中國的局面。这种外交策略，在迈克尔·斯温和阿斯利·特里斯所著《解释中國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里被称为“深思熟虑战略”。我们称之为“韬光养晦”策略。透过“韬光养晦”策略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韬光养晦”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政策或者说是“权变”之术。是针对变化了的情况而作出的外交政策的“调整”，同样，它原则上也只能施行于“特定时期”；

　　第二、它是一项政策，是一种“权变”，而不是一种原则，更不可能是一种有指导作用的外交哲学；

　　第三、它的实施是建立在四海荡平，海内统一、国家没有特别明显的敌人的基础之上的，反之，是不可能“养晦”和“韬光”的；

　　第四、任何一种政策，都必须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坚持，“韬光养晦”的国家安全战略也要因时而变、与时俱进；

　　第五、“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成功实施必须是以迷惑对手或敌方为前提的，否则，就达不到“掩藏自己”和“出其不意，一击而中”的目的。而现实情况却是中國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眼”里，中國想干什么，达到什么目标，美国是一清二楚，彼此也心知肚明。因此，“韬光养晦”实施还有无必要，确实是要划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韬光养晦”和“新思维”的相承关系。

　　１、产生的背景都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对日新思维”也是产生在一种“特殊”时期。即“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来取信于中國人民”“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在相互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两国的直接贸易额达到了１０３７亿美元”“中國经济高速增长，而日本经济却持续低迷”时期产生的，是某些人以为中日关系应该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

　　２、“对日新思维”和“韬光养晦”在整体战略的格局和态势上是大致相同的。两者都是取的“守势”，是一种防卫性的政策；“韬光养晦”是主张“不搞对抗”，而“对日新思维”强调的是“对日”的妥协和退让，对所谓中日之间的新变化，尤其是日本的“国内情况”，“新思维”一味主张“适应”“理解”“顺应历史潮流”等等；

　　３、“韬光养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集中全力来发展经济”。“对日新思维”也是将“国家的根本利益”“经济发展”放到重要地位，其立论点就是“为了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张“将立足点放到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上”；

　　４、“韬光养晦”主张“不说过头话”“不当头，不打旗”。“新思维”则讲“说话要有分寸，说过头话有弊无利”“做事要讲实效”，“没有效的事情坚决不做”，将“实惠”奉为“原则”，却忘记了小平同志的原则宣告“谁也别指望中國会吞下损害利益的苦果”；

　　５、马、时两先生的对日“新思维”将某个特定时期的“政策”和“权变”之术，上升到了“指导理念”和“原则”层面，进而将其定位为“思维”的“哲学层面”，要进行所谓的“外交革命”，笔者以为，这才是“新思维”谬误的根本所在。

　　二、对我国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错误认识是“新思维”立论的根源之一。

　　马、时两位先生提出“对日新思维”的最重要的支撑论据就是所谓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分述如下：

　　马立诚先生说：“从两国的经贸来往看，中日关系日益重要。２００２年１—１０月，中國出口到日本的产品达４００亿美元”“中國需要日本的技术、投资和市场，日本更需要中國的市场”“战后已经６０年了，我们要尽快把这段历史翻过去，要向前看。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要比这个问题重要的多。”

　　时殷弘：“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特别是中日两国民众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这是一个对中國的长远安全有危险的根本问题。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然而为什么现在更重要了呢？就是因为关系不太好，让人着急。不是为日本人着急，而是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急。”

　　由此可见，两位先生所谓的“最高利益”就是“经济利益”。

　　后学不敢苟同两位时贤的观点。

　　纳什的博弈论认为，人是富有理性的动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都会在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问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和“经济利益”能否相等？

　　我们不否认现阶段“经济发展”对我国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应该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军事利益”“民族价值体系利益”等等。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应该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和“迅速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根本走向，而决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诚然，我们不否认“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决非“物资财富”一定程度的提高和完善，而是多个目标的“齐头并进”。其中重要的几点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目标得到认同”“国家的领土主权得到真正的保障”“国家经济得到强势发展”“民族形象和尊严得到维护”“民族心理日益成熟和民族特质得到尊重”“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得到认同”“人民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各项人文指标全面提升”等等。由此可见，“根本利益”是一个复合体，而不只是所谓“经济发展”一个目的。

　　中日经贸关系是重要的，这毋庸置疑。

　　２００２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额就达１０３７亿美元。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也的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密切”。从１９７９年开始，日本向中國提供了总额达２. ７万亿日圆的政府贷款，７２００亿增款。日本是继香港、美国、台湾之后的第四大投资方（但也只是第四大）。

　　客观地讲，日本的援助对中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日本在向中國转让技术，出售产品、甚至产品的售后服务方面（“航班事件”“本田事件”）的“不作为”甚至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也是不容否认的。的确，日本是中國的第四大投资国。若按两位“时贤”的推理，美国是中國的第二大投资国，那么，中美两国关系也“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台湾问题”也应该“搁置”，陳水扁的“一边一国”也由他去吧，因为对“台湾”问题的过分关注，会损害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会“加深”两国的敌意，会妨碍“国家的根本利益”。两位先生的逻辑，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匪夷所思。

　　况且，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从来都是互补的。中國已经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按照两位教授的推理，中國对日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日本也应该搞一场“日中外交大接近”，主动地和中國搞好关系，可为什么连自己遗留下的“毒气弹”都不愿意承认呢？“８? ４”事件，至今也没有看见日方有什么弥补的举措。

　　在钓鱼岛问题上，鄧小平确实说过“如果我们这代人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可以留给后人，相信他们有智慧解决。”现实情况是日本政府的由“租借”而侵占我国领土的图谋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按照马、时两位先生的逻辑，这也显然是属于“历史问题”的范畴，也要搁置，不可纠缠，因为，它有碍“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据报载：日本首相“小泉”对我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有关的日本应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为政府首脑的互访营造好的氛围的建议嗤之以鼻，“我不这样理解”，语气是何等的轻蔑。日方居然不以“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为念，说句“软话”，真是咄咄怪事。

　　日本不仅在“教科书”上否认“侵略”和“大屠殺”，而且，连“新战史丛书”也抹杀这一事实。看来，日本政府也并没有采取行动来“外交大革命”，也没有认识到“日中两国关系”的“永远非常重要”。在联想到多名阁僚在战败日，居然明目张胆地参拜“靖国神社”，我真有些怀疑两位时贤的愿望是否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中日双方应共同努力，才能构筑２１世纪的新型的中日关系。在这方面，需要采取主动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这是笔者得出的结论，也是“对日新思维”不能令人信服的最重要的现实因素。

　　作者:安学军

　　　　　　　　　——浅析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队伍的演变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发现，少数拥有类似教授这种高知身份的人，多少年来，几乎没有一部完全真正是属于自己的专著问世；即便是为数不多的论文，往往也都是由下属捉笔代劳出台的；甚至有的评高级职称的“研究成果”栏中，填写的只是自己所掌控的那个单位颁发的红头文件。用其自己的话来说：“我现在已经不想再研究什么理论、写什么文章了。因为过去我研究得太多也写得太多了……”

　　的确，在现实生活里，在进一步树立“知识就是生产力”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对具有真才实学、为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倍加尊重、珍视和敬仰；另一方面，人们对某些仅仅是依仗牌子、名气或包装，既没有多少书卷味道，也看不出有明显的真才实学，有的甚至还充满了金钱铜锈气息的“知识分子”，也产生出诸多的疑惑和不解。

　　面对这种情况，如今更加看重实际的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思考：用与时俱进的态度观察认识事物，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前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些人，明显缺少了“书卷气”，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究竟多了什么气？却是一个必须具体分析、深入思考、辨证认识的问题了。

　　一、对缺失书卷之气问题的辨证思考

　　用传统的观念来看所谓的“书卷气”，有褒贬两种含义。从消极方面来看，它形容某些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生活于校园、埋头于书本，对社会实际缺乏了解，不通人情世故，自恃清高，固执己见，无论说话、办事还是认识问题或分析问题，都过分注重呆板的理论，强调书本上的道理。从积极方面来看，它在形容某些知识分子存在讲求本本和教条缺点的同时，也带有对其正派率直、真实诚挚、刚正不阿、不入世俗、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的为人处世态度的赞扬。

　　我们说“书卷气”的缺失，主要指的并非只是那些改变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缺点的知识分子，而重要的还是指那些混迹于知识分子的行列，打着知识分子的招牌，享受着知识分子的待遇，却仅仅是依仗牌子、名气或包装、名不副实，既没有多少书卷味道，也看不出有太多的真才实学，有的甚至还充满了金钱铜锈气息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这种人物的生成，应当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队伍发展和演变的重要特点之一。

　　辨证地看待知识分子“书卷气”的缺失，客观分析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和演变，应当从正反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势来看。

　　从正面看，一些知识分子“书卷气”的缺失，恰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不能将其看成是消极的东西。例如，在创新思维的影响下，不少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了“书卷气”的束缚，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为加快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奉献精神的鼓舞下，不少现代知识分子，将对社会和他人的无私奉献，看作是人生的最大价值，顽强拼搏，舍己为人，立下了不少丰功伟绩；在深入实际的号召下，不少现代知识分子，放下了“书生”架子，丢掉了清高的面子，勇于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跻身于普通社会大众的行列，在校大学生自食其力甚至上街卖肉，都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之事；在体察民情的责任下，不少现代知识分子，甘愿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待遇，到西部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不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满足或依赖书本上的知识，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培养自己多方面的才能，不断增强自己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实力。

　　从反面看，某些知识分子“书卷气”的缺失，反映的恰恰是社会不良风气在知识分子层面上的影响，完全是一些消极的东西。例如，在不良刺激的诱惑下，少数知识分子甚至个别号称“专家”的人，身陷世俗，沉湎低级趣味，喊着“良心不值几何”的口号，势利世故、嫌贫羡贪、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甚至相互诋毁排斥，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好品质；在拜金主义的影响下，少数知识分子甚至个别号称“专家”的人，昧心敛财、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喊着“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口号，甚至坠入违法乱纪的深渊；在谋私理念的作用下，少数知识分子甚至个别号称“专家”的人，追逐名利、偷袭剽窃、欺世盗名、投机钻营，喊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口号，干出了一些放弃人格、甚至是伤天害理的事。

　　二、对产生消极之气问题的诸多担忧

　　在辨证地分析研究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队伍的演变，分析研究知识分子“书卷气”缺失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尤其感到忧心的是，在缺失了“书卷气”的某些知识分子中，正生成着一些明显有悖社会道德规范的消极之气。

　　针对社会实际，区别不同情况，对缺失了“书卷气”的某些知识分子存在的一些明显有悖社会道德规范的消极之气，这里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１、官气吞噬了书卷气。知识分子做官，本是一种增强领导素质、提升领导水平、体现科学精神的有效手段和明智举措。但是少数为了官的知识分子，一戴上官帽，便立刻吸收了客观存在的某些消极东西，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官官相护、甚至贪污腐败。

　　２、商气侵蚀了书卷气。知识分子经商，应当是知识化、信息化、科学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将知识化为生产力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在踏上了经商之路的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坚持“人无横财不富”的不良心态，尔谀吾诈、不讲诚信、欺瞒哄骗、见利妄为，有的甚至助推了社会犯罪向“高知化”发展的趋向。

　　３、金气改变了书卷气。君子爱财，本是天经地义、无可指摘的事情，但爱财必须取之有道、取之护道，这是做人起码的人格良心体现。但是在现实社会拜金心理的驱动下，某些知识分子，对金钱持顶礼膜拜的态度，想方设法搞钱，惟利是图谋事，不惜用伪科学、假科学来混淆视听欺骗群众，甚至利用手中掌握的由国家大量投资的报刊来敛财、捞钱。

　　４、俗气代替了书卷气。人的社会性，指的是人依附于社会、进步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根本属性，并非指是人就一定要步入世俗、沉陷世俗、庸俗愚昧。但是在某些“勾兑”之风盛行的地方，人们不难看见，现代社会中某些冠冕堂皇的知识分子，将“知识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变成了“关系就是生产力”，人云亦云、口是心非、投机取巧、阿谀奉承、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致力于关系“勾兑”，依附于权势和钱势。

　　５、怨气抵消了书卷气。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生识字糊涂始”，指的就是知识分子由于有知识、有文化，极容易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不平之事，因此也极容易产生怨气。一旦产生了怨气，或消沉颓废，或消极悲观，或牢骚满腹，或一概否定，甚至个别人还会因厌世情绪铤而走险，其“书卷气”便会随之逐渐弱化。因此，毛澤東曾经写下了不朽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

　　综上所述，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客观认识，以及对于知识分子队伍现实状况的科学估价，都必须遵照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认识原理，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应一视同仁。

　　２００３年８月

　　笔者职务：重庆社會主義学院副院长、中國管理科学学会高级会员、中國科技研究交流中心研究员

　　邮箱：cq67817@163.com

　　作者:朱兵

　　在正在召开的中國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妇女权益保护法修订专家组”正在对男女同龄退休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据称，为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今后“男女同龄退休”将被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８月２４日《中國青年报》）

　　我对“男女同龄退休”持有疑义。把目光盯在男女平等上，希望通过“男女同龄退休”来寻求与男性公务员拥有的相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实际上只是代表着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女性这部分女性的利益要求。其实，根据我国女性所处的整体生存境遇，实际“男女同龄退休”，既不符合女性本身生理条件的要求，更与当前我国整体的就业形势和人事制度相悖，是一种短视行为。

　　我国之所以实行女性比男性提早退休的政策，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女性本身的生理条件。过去，我国经济相对贫弱，妇女既要进行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承载着生儿育女等家庭责任，加上女性在生理条件上本身就弱于男性。因此，我国出台的让女性提前退休政策，使女性从繁重的劳动中提早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关爱与保护。其实，尽管当前的医疗保健有了很大提高，但这都不能改变女性本身的天然生理弱势，而女性就业压力和社会竞争却在不断加剧，让女性提前退休，是对她们休息权和健康权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人性化关爱的体现。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中，从事高层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女性只占一小部分。而这部分女性在全体女性中，所占的比例则更小。当前，在企事业单位中，绝对多数的女性还承载着较为繁重的工作。如果单位能够给退休后的女性提供合理合法社会保障，站在普通女性的立场，她们绝不希望推迟退休年龄的。其实，那些有着所谓的女性主体意识，高呼着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口号，要求实行“男女同龄退休”的，只是代表了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女性的愿望和利益，她们的着眼点显然在于自身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而不是整个女性群体的利益。

　　另外，根据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一方面，我国存在着很大一批失业人员，他们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岗位。女性提前退休，让年轻人接替她们岗位，也起到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事制度的改革，“单位人”已经正在向“社会人”过度，社会来个人创业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何时退休已经不再重要了。即使对于那部分呼唤“男女同龄退休”的高学历、高知识的女性来说，退休后她们同样发挥余热，创造财富。退休后“第二次人才开发”已经成为当前一道就业的新风景了。

　　我倒是觉得，当前需要的并不是“男女同龄退休”，最大的需要还是在为退休后人员提供各方面的保障上。如果那些退休女性的收入与退休前相比差距较大，加上外部给她们提供发挥余热的空间较小，使她们离开岗位后患上“退休综合症”，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如果发出“男女同龄退休”的呼声，那才是真正代表着男女平等的心灵的呼声呀。

　　作者:单士兵

　　作为连锁商业王国中的巨人，沃尔玛当然知道规模的重要性，无论其今后数年在中國的扩张策略是长驱直入还是步步为营，都要面临来自政策层面的制约，即便中國零售业向外资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沃尔玛的扩张也许要付出比家乐福等国际连锁零售企业更高的代价。实际上，沃尔玛在中國的扩张正在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阻碍，其中既有外部政策因素，也有沃尔玛自身制度和系统建设方面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商务部批准沃尔玛可以在中國的３８个城市布点开店，但布点的数量指标一共只有３０个。也就是说，沃尔玛最多只能在中國开设３０家控股的零售点，从第３１家开始股权结构必须进行相应变动，向中方倾斜。沃尔玛在中國苦心经营７年，始终以广东、福建两省为据点，并不仅仅是因为忌惮政策红灯，还因为它自身的采购体系及物流体系无法跟上。沃尔玛将总部设在深圳，其他各地的分公司都属总部管辖，其财务也必须经总部统一结算导致税收不可避免的从门店所在地流向深圳，这也是不少城市对沃尔玛进驻报以淡漠态度的原因之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事实上沃尔玛曾经抢在家乐福之前商谈在上海的开店事宜，但是由于沃尔玛坚持把结算中心放在深圳，此事才一直未果，这一拖就是８年。在２００３年最新的商业规划中，上海市将限制在内环线以内开设大卖场，在上海零售市场的争夺中，沃尔玛就此处于劣势，这不能不说是沃尔玛心中的一块隐痛。

　　采购成就赢利

　　其实，除了显而易见的门店销售模式外，沃尔玛在中國获益的另一个最大来源是采购中心，低廉的成本和日益发达的物流系统使沃尔玛从中國采购中得到了不少实惠。

　　沃尔玛中國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成杰向外界表示，中國正在成为沃尔玛全球采购的重要基地，“沃尔玛利用与中國制造业厂家的关系为其开发或定制专供中國消费者的产品。去年我们在中國采购了１２０亿美元的商品，今年这一数字将达到１５０亿。我们计划未来５年之内，在中國的采购金额扩大到每年２５０至３００亿美元。”据统计，沃尔玛在中國的采购额以每年２０% 的速度递增，中國已经成为沃尔玛全球最大的供应国之一。现在，深圳和上海作为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心和分中心负责全球、华东等地区的采购工作，其中最被沃尔玛总部看重的是位于深圳的全球采购中心。

　　沃尔玛方面透露，２００２年公司采购中國产品总额已超过１２０亿美元，其中９５% 以上来自深圳，约占全球５５个国家采购总值的２/ ３。沃尔玛全球销售额以每年２００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在深圳设立全球采购中心是沃尔玛集团酝酿已久的战略计划，其总部高层多次到深圳就此事进行切磋和商谈。未来的２年内，沃尔玛中國将停止采购外包，并将年销售额１９００亿美元的商品全部交给在深圳设立的全球采购中心及其所属的采购网络完成。沃尔玛总部表示，在深圳设立全球采购中心，意味着沃尔玛不仅能在这里采购到质量、包装、价格等方面均具竞争力的优质商品，而且深圳顺畅、便捷的物流系统及发达的海陆空立体运输网络，特别是华南地区连接世界市场的枢纽港地位将为沃尔玛集团的全球扩张赢得更多的时间，带来更多的便捷。

　　中國制造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促使外国零售商纷纷把眼光投向中國，此外，中國在服装、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等一系列产品上的价格优势也使这些零售商乐得从中國进货。据统计，外国零售商２００２年一共从中國购置了近４００亿美元的商品，占中國出口总量的１１. ３％。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９日到３１日，２００３年跨国采购洽谈会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已有沃尔玛、欧尚、家乐福等６３家大型跨国公司报名参加，这也正显示出了零售巨头对中國采购中心地位的集体认同。沃尔玛的竞争对手家乐福在中國已开办９个采购基地；英国的连锁超级市场Tesco也将于今年在广东深圳设立一个采购中心；全世界最大的家庭改进零售业者，也是美国排行第二的零售企业Home Depot即将在上海与深圳之间选择一个城市开办采购中心；日本零售巨头Aeon也准备于２００４年在广东省开设一个分销及采购基地。

　　跨国公司在中國对供应商的争夺，同样是沃尔玛给中國连锁零售业带来的冲击。像沃尔玛这样的跨国零售企业通常都拥有全球统一的产销链，在许多国家其自有品牌产品在其总销售额中占到了３０％至６０％，在一些发展中國家更是抢占了当地的流通主渠道，甚至对当地制造业实现了控制。由于沃尔玛的强势地位，它给予供应商的公平待遇是别的零售企业无法比拟的。进入沃尔玛不仅意味品牌信誉度的提高、“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能够分享沃尔玛提倡的与供应商之间的“伙伴关系”- 不收回扣，不要进场费，相反为压缩采购成本，沃尔玛会帮助供应商改进工艺、提高质量、降低劳动力成本、控制存货……这就是供应商争相“追捧”沃尔玛的原因。

　　但这种情况却使中國零售业越来越感到不寒而栗。中國零售企业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在他的“过度开放报告”中说，如果流通业掌握在外资手中，向下危及制造业的控制权，向上危及金融业，甚至会导致中國经济的空洞化。众多业内人士指出，一旦国际零售企业掌握了流通主渠道，中國的工业企业将沦为外资流通企业生产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中國自己的工业品牌将销声匿迹，最终将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入世后的３年保护期即将到头，如果中國不能指望供应商自动绕开沃尔玛，那么如何应对跨国零售的采购战略确实将是中國零售业最棘手的问题。

　　被缚的巨人

　　信息化物流是沃尔玛最有力的一只手，但中國市场上零散的连锁店布局和不超过３０家的规模让沃尔玛既感到鞭长莫及，也找不到施展的空间。它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难题：政策限制了其开店的规模，而没有数量再先进的信息系统也无法发挥规模效益，于是，沃尔玛在中國鲜有赢利。不过，这种局面终将改变，每多开一家连锁店，沃尔玛就离赢利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沃尔玛所到之处，都会在当地引起类似投下重磅炸弹般的轰动，在中國零售业这个巨大的市场中，沃尔玛发出的耀眼光芒是谁也无法阻挡。然而今年６月份，美林公司出台的一份调查报告，却似乎在这片灼亮的光芒中投下了一个黑影。美林的这份报告对跨国公司在中國市场７个行业的运做进行了评估，调查报告显示，除了家乐福有赢利外，几乎所有的在华外国零售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沃尔玛当然也不利外。其实，在中國，沃尔玛的店面经营没有实现赢利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自从１９９６年，沃尔玛正式进入以来，其店面经营就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这似乎与沃尔玛在其本土发展的强劲势头格格不入。

　　改变美国商业规则的巨人

　　在美国，沃尔玛几乎每年保持１５% 的增长率，麦肯锡公司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美国在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９年之间的生产力增长中，有八分之一可以归功于“沃尔玛”这三个字。沃尔玛的雄厚实力令它成为美国零售业中势力最大的公司，它对供应商残酷压价以实现对顾客“天天平价”的承诺；它节俭的企业文化得以把管理成本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从而为自己留下利润空间；它的信息系统无处不在，规模庞大，从而在竞争激烈的零售业中确立了竞争优势，比起那些客户至上的服务准则，这些才是沃尔玛的看家本领。

　　回顾一下沃尔玛的发展历程，１９６２年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成立的“沃尔玛折扣店”的发展势头一发不可收拾。在发展的初期，沃尔玛的创始人沃尔顿坚持“绝不在超过１万人口的城市中开店”，在后来的实践中，沃尔玛切实体会到在城市边缘开店的优势：那些因为数量太小而被忽视的小城镇居民同样渴望优质、廉价的商品。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 市场营销教授李飞认为：在中小城镇建立廉价商品连锁店的选址原则为沃尔玛的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使得沃尔玛在实力较弱的初期可以避免太激烈的竞争。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沃尔玛上市之后就开始以平均每年２８家新店的速度扩张，现在，沃尔玛在美国有传统连锁店１７００多家，超市９５２家，山姆俱乐部商店４７９家，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还有１０００多家连锁店，“沃尔玛帝国”已经气势磅礴。在发展的几十年里，沃尔玛一直恪守着薄利多销的经营战略。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商品周转速度，沃尔玛绕开中间商，直接从工厂进货。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沃尔玛就采取了一项政策，要求从交易中排除制造商的销售代理，直接向制造商订货，同时将采购价降低２%-６% ，大约相当于销售代理的佣金数额。当时，这种做法使沃尔玛每年都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仓储费用。当沃尔玛呈现出勃勃发展势头的时候，沃尔玛与时俱进的采用了信息系统。而信息系统的采用为沃尔玛的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沃尔玛高效率的物流配送中心一直以来就被业界认为是沃尔玛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美国，每一家沃尔玛分店销售的任何一款商品，都会通过沃尔玛的卫星通信系统，及时反馈到配送中心和沃尔玛总部，直至沃尔玛的５０００多家供应商。从而使得配送中心、供应商及每一分店的每一销售点都能形成在线作业，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可以完成整个配送的流程，大大提高了营业的高效率和准确性。如果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沃尔玛削减成本的做法主要是依赖沃尔顿倡导的个人节约意识的话，那么，在８０年代以后，沃尔玛解决成本的做法则更多的来自对信息系统的依赖。在美国，沃尔玛拥有最大的民用数据库，其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１９８０年，当凯马特还在苦苦挣扎着跟踪一管牙膏是什么时候卖的以及卖了多少钱的时候，沃尔玛却通过计算机系统将一美元销售额的配货费用降低到２美分，而它对手的却为５美分。

　　在海外没有被延续的辉煌

　　“农村包围城市”、管理创新以及高效信息系统的应用成就了沃尔玛迅速崛起的神话。在美国本土巨大的成功，无疑使这位超级“山姆大叔”实施跨国扩张战略时充满了无穷的自信和胆量。在美国赚了个盆满钵满之后，沃尔玛力图在海外复制其在美国大获全胜的经营模式。

　　然而，海外扩张的道路并没有延续沃尔玛在美国演绎的辉煌。自１９９１年开始海外扩张以来，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沃尔玛只在９个国家站稳了脚跟，在海外的１０００多家分店，对沃尔玛的销售贡献率还不到２０% 。在欧洲国家沃尔玛发展尤为不顺，由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法国对本土的大卖场经营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致使法国本土市场日趋饱和，法国本土最大的零售企业家乐福也不得不到海外拓展，沃尔玛进入后根本就是无计可施。对于沃尔玛在欧洲市场的受挫，法国LAFAYETTE 公司高级副总裁派里克·伯格曼分析说：“零售业其实是一个很本地化的行业，一些跨国零售商在欧洲进展并不顺利，就是这个原因。沃尔玛也没能例外，在进入的法国以后不久就想接着进攻德国，但是沃尔玛在的法国并不赚钱，反而赔了很多钱，因为它根本竞争不过法国当地的零售业，所以至今它也不敢进入德国。”

　　沃尔玛在美国形成的企业文化和经验由于文化的不同，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复制到欧洲，沃尔玛的美国模式在中國能否最终获得成功目前也尚难做出结论。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曾说：“应该把中國当作一个更类似欧洲而非美国的市场来看待。中國基于不同的地区文化、法律、品味及只能通过政治力量与媒体力量慢慢消化的权力结构，正像欧洲商业表现出的多样性。相反，美国市场则具有显著的同质性。”在中國，沃尔玛的零售店面至今仍然没有赢利的事实似乎也在宣告沃尔玛在中國，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不可完全复制的境遇。

　　最核心的就是最要害的

　　《沃尔玛成功秘诀》一书着重强调：灵活高效的物流配送，是沃尔玛在全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围绕着一个配送中心密集建店，当店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配送中心的强大作用便能得以发挥，并能保证价格在市场上的优势。然而，在中國乃至整个亚洲，沃尔玛也还没有建立起像美国那样的、有高科技支持的配送中心。这种现代化的配送中心的投资额一般在８０００万美元左右，在能支持半径为１５０到３００英里的大约１２０家店的时候，才能够呈现出它的规模效应，如果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配送中心不但无法降低成本，反而会增加物流费用。而到目前为止，沃尔玛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中國也不过才设立了２８家分店。沃尔玛配送中心的规模效应根本无法呈现出来。

　　一位分析人士认为：“沃尔玛现在面临的主要困惑就是在全国配送的成本太高。一般跨省配送成本要达到商品价值的５个百分点。通常会员商店毛利只有８个百分点。所有的租金、营运、工资都要在这８个百分点中，如果运费就５个百分点，那根本没有盈利了。如果省掉这５个百分点就要当地采购，而在当地采购又需要一定时间来建立采购体系。”

　　沃尔玛在深圳建立了国内唯一的配送中心，就连这个全国唯一的配送中心，在目前也只能处于半闲置状态。结果是，市场价格不能完全压下来。在北方区，沃尔玛目前还没有建立配送中心，其企业内部人员表示，“虽然未来有可能在天津建立一个，但至少一段时期内沃尔玛这方面的优势还体现不出来。未来一两年北京使用的仍是深圳的配送中心，运输速度比较慢，而成本较高。”

　　沃尔玛领先对手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依靠商业卫星支持的后台信息处理系统，这套系统能够将制造商、物流商等完全纳入自己的信息控制之下。但是在中國这颗卫星毫无用处，政策上的限制使沃尔玛不可能共享全球采购系统、全球物流系统。沃尔玛在中國要想达到美国沃尔玛的规模，就必须等待中國零售业、进出口贸易权、物流业的同步全面开放。

　　从根本上说，由于没有规模效应，导致了沃尔玛依靠先进信息技术支撑的物流配送体系难以发挥效用，随之而来的是采购成本难以下降，规模效应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使沃尔玛最核心的优势在中國彻底失去了作用。沃尔玛不得不跟其他的零售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巨人的屈服

　　在执着地要把美国的沃尔玛复制到中國的时候，除了配送体系在中國不能发挥高效率外，沃尔玛在美国所坚持的许多条款，在中國不得不面临着“屈服”的命运。

　　在美国，沃尔玛对供货商的态度是，不仅要求供应商生产的产品在同类产品的排名中要靠前，而且宣称“没有EDI （数据交换接口），就别来找我”。在中國，沃尔玛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片光景。沃尔玛在全球推行直接从厂家进货的原则，以降低成本。但这在中國本土很难实现。一方面，中國制造商数目多、规模小、分布广的因素导致了沃尔玛很难獨立与制造商打交道。另一方面，中國传统的分销渠道已经根深蒂固，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进入中國的国际巨头宝洁，在中國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尚且还不能摆脱传统代理商的分销渠道，沃尔玛也只能接受制造商代理存在的事实。“没有EDI （数据交换接口），就别来找我”就目前来看，也似乎成为沃尔玛对供应商的一句空谈。

　　据沃尔玛一位员工介绍，中國的网络环境目前远不及美国，供应商方面也没有完全实现数据化来支持网络，他们只能在沃尔玛的带动下，做简单的数据交换，完全缺乏对生产、销售等情况更详细、更先进的数据监控、反馈能力。

　　而沃尔玛中國目前使用的电脑系统和扫描枪仍然停留在美国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技术水平。同时，又由于沃尔玛的网络系统发挥作用的能力在中國受到硬件限制，也使得系统中各环节不能做到像在国外那样严密配合，从而造成了资源浪费。

　　在美国，沃尔玛因自己的企业文化被选为“最受雇员欢迎的公司”，现在，它又把诸如“公仆领导”等管理理念带入中國。在沃尔玛的员工卡上面没有标明职位，只有姓名、照片和一句“我们的同事创造非凡”的口号，在美国这种“现场指导和鼓励”的管理方式能够让员工们感到非常富有人情味，但沃尔玛的中國员工们对这种激励机制普遍缺乏兴趣。

　　在沃尔玛只有２０% 的正式员工，而８０% 的员工是临时工，这是当年创始人沃尔顿为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也被移植到中國。这种缺乏物质激励和令员工缺乏归属感的机制所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失，坚持“管理人员本土化的战略”的沃尔玛为国内民营零售企业培养了大量管理人员。在南方，人们把沃尔玛称做“国内零售企业的培训学校”，万佳、新一佳等许多超市的管理人员都曾在沃尔玛工作，甚至有一些零售企业从管理层到员工的８０％都有沃尔玛的工作经验。

　　尽管遭此种种，但对沃尔玛这算不上是致命的打击。据一位业内人士的分析，沃尔玛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信息系统移植到中國，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在美国，它也是这样慢慢做起来的。虽然现在看来，店面经营亏损，但是沃尔玛愿意亏，也亏得起。在中國，沃尔玛本来就作好了在零售市场７年之内不盈利的准备，它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尽管在目前的状况下，沃尔玛在美国的种种优势还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可是这也意味着，相对于美国的沃尔玛而言，中國的沃尔玛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沃尔玛，毕竟沃尔玛在中國还只是处于战略调整的初级阶段。据专家的分析，等到２００５年，零售市场全面开放，沃尔玛将能够调配全球的资源，到那个时，沃尔玛可能真的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在中國完完全全地复制自己了。

　　作者:刘源　黄燕

　　一．地方政府行为景观

　　多年来，我发现中國官场的一个有趣现象。大凡有中央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地方诸侯都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有的还不停地做笔记，有的只是倾听不做笔记。做不做笔记，却是有一点奥妙。如果你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做笔记最认真的往往是不太发达的地方，不太做笔记的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我数十次的观察，发现广东这种地方的官员虽然凝神倾听，但却不怎么做笔记。

　　从做不做笔记，其实可以折射出政府官员对中央政府的取态，几乎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行为的端倪。

　　中國之大, 无奇不有，有的地方还在讨论姓资姓社，有的地方官员却早与资本家勾结，与黑社会勾结进行权力寻租；有的地方还在倡导为人民服务，有的地方已经是为人民币服务，把当官当成生意来做；有的地方还一直在努力贯彻黨的每一个精神，有的地方却早已变通执行，实行“拿来主义”，对味口就用，不对味口就抛之脑后。林林总总政府行为的差异，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有的甚至是政治的。

　　２００１年的元旦，中央电视台准备直播“新世纪第一缕阳光”，当时有好几个地方都宣称新世纪阳光投射到自己的地方是“第一缕”，大家都希望用这第一缕来为自己的城市添加一个旅游卖点。本属自然现象，也可见地方政府把自然景观当商品售卖的热情，也可见政府趋利的积极性。浙江温州的温岭大肆炒作，在中央电视台直播前，早已把第一缕揽入怀中。吉林省却坚决不服，紫金山天文台为吉林出具报告称“第一缕”在吉林珲春的长白山脉，对浙江方面捷足先登的做法非常不满，并且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名义通电中央高层，最后中央领导批示，确认了吉林省的“第一缕”。作为直播负责人的我，随时能感觉到这背后的博弈和博弈的方式。浙江很市场化，一些旅游利益团体早已打上主意，早已用媒体的传播达到目的，而吉林更多的是寻求上级政府的肯定，有了合法的尚方宝剑但也没完全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好象也没有争到更多的利益，难道塑造自己的形象也一定要由中央首肯吗？在吉林呆了多天，我感受到这个地方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市场氛围不够，上级不叫干的事一般不会越轨，吉林可是乖乖仔。这些年，省部级高官出自吉林的真是不少。这也许不是偶然的。

　　天津，这个中國的直辖市，曾经是中國经济排行的前几名，当然那是在八十年代。现在的天津可以说是衰落了，经济徘徊在二十来位，真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天津这个城市政府行为是有一点民本色彩的。记得八十年代中后期，《新观察》刊登过名叫石坚的著名报人所写文章，文章写到：要理顺群众情绪，群众不满意的事要尽力解决。群众不满意吃水，就有天津的引滦入津工程，群众对暴涨的物价不满意，市财政就有对各种物价的补贴，直到今天，天津的物价也算便宜，不然北京人结婚现在还浩浩荡荡地开到天津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我所认识的一个企业老板谈起天津，他说最怕政府开会，一开会经常要赞助，募捐，搞得企业焦头烂额。当年，我为天津的以民为本而兴奋，毕竟那年头对百姓如此关怀，实属不易。现在看来，补贴一多，政府财政沦为吃饭财政，是否有财力去办长远的事，是否能把天津变得更有竞争力。今天，天津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港口又受到大连的挑战。我不清楚以民为本与产品经济时代所演绎出来的政府行为是否也是天津衰落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民意主导政府行为未必不决策失误。新加坡李光耀认为，长远发展与民意要平衡，政府行为不能只受制于民意。他的话有一定道理，这也许是研究天津问题的一个视角。

　　大连，可以说是中國最具美誉度的城市。大连的足球，大连的服装节，大连的广场哪一样都给国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花园化，洋化，绿化，亮化，美化，都令人心驰向往，可以说大连是最善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不过有人也注意到花园城市的成本是否过高。前几天，经济学家樊纲撰文指出：某花园城市成本过高，令外商却步。他没有说就是大连，但我想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套在大连身上。多年前，朱总理去成都，成都因为花巨资整治府南河而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却遭到朱总理的批评。我想，朱总理也许担心的是作为西部的成都过于美化，耗尽财力，长久的竞争力会削弱。

　　四川，曾经有过盆地意识的讨论，盆地意识事实上就是小农意识。仅举一例，七十年代，因为中央计划的原因，四川猪肉调拨到广东，广东再支持四川的各种工业用品，这是中央集權下的“东西部合作”，那时候，广东每年都要到四川拜年，慰问四川人民。可能四川人产生了广东有求于四川的感觉，开始“卡拿”广东，最终广东建立了庞大的养猪场，能够自给自足了。那段时间，四川的猪销售困难，甚至出现“爷爷猪”，一次东西部合作的机会就这样搅黄了。时过境迁，四川现在又拼命地拉广东“东西部合作”，甚至通过中央要卖电卖农副产品给广东。置根于四川小农土壤的干部鼠目寸光，我不只一次听四川的一位领导说过：“我们把中央要求调给西藏的粮食任务完成，就可以给中央交差了”，而且他还提出“要象抓农业那样抓工业”，我不知道工业与农业能不能简单的等同。即便有如此干劲，四川的农业与山东比，山东农业已变成产业，已变成出口农业，而四川不过还是传统农业而已。为这个问题，我曾访问当过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他认为，交差的说法不妥。他认为，四川有那么好的条件，应该是跨越发展，追赶式发展。我认为，一个地方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基本上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曾任四川一把手的周永康他在四川的战略布局就颇有眼光，就少了一份盆地意识。

　　最近几天，网上有人批评云南省省长，在云南有地震的时候，漠视灾民，却热情接待“皇马”，斥之为“公权追星”。我没有看到云南方面的正面回应，但我翻查云南的有关报道，省政府一边抓抗灾，一边接待“皇马”，很明显的是政府力图以皇马吸引公众注意，提升云南旅游知名度，这应该是省长的应有之举，怎会被斥之为追星呢？我颇感莫名其妙，是不是省长呆在灾民的帐篷里才是为民服务，营造城市形象，吸引人气就不是为民服务？这说明，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理解还停留在艰苦奋斗的年代。

　　中國的地方政府行为总体来说，越来越有现代感，管理科学性也大大增强。比如：重庆近期取消各种路桥费，城市消费，房产销售，私家车消费都旺盛起来。

　　我们在研究中國地方政府行为的时候，也不能小瞧了现今政府官员的专业水准和见识，必定精英政治事实上已经在中國渐渐成了气候，与当年工农干部治理政府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好大喜功主导政府行为

　　中國经济近二十年维持了１０% 的高速增长，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中功不可没。公共选择理论把理性经济人假设用到政治领域。在政治市场中，交易的主体是政治家和选民，内容是权力和选民，媒介是选票，政治家通过管理国家给老百姓福利，以此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中國并不是选票政治，没有西方民主社会的选举制度，所以刺激地方官员的不是选举制度带来的监督。斯坦福大学的周黎安博士认为：中國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财政改革，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包干来决定财政权力的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合同一般是五年，而且地方政府有权利对留存的财政收入进行分配，因此，地方政府留存的比例越高，那么地方官员越有激励去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地方省级政府官员的晋升，因此，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提拔省级官员来激励地方诸侯。而且他还发现：地方官员越年轻，当地的增长速度越快。在同样条件下，年龄越大的地方官员对财政包干中的比例并不敏感，越年轻的官员，较底的财政包干留存比例就可以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我非常赞同周博士的实证研究，但因为有这样的激励制度，在官员绩效考核模式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又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政绩最好的体现是经济增长，政绩最形象的表达就是外在的形象，外形的光鲜似乎就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有了这些才容易被提拔，所以，才有数字出干部的现状。在这种激励模式下，地方官员才更加主动，以更豪迈的热情抓经济，抓大项目，抓城市形象建设，从而形成了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政府行为景观：上海机场到市区应该选择高速轨道交通或高速公路，但为了提升“上海在国际上的形象，就一定会选上百亿打造的磁悬浮列车，虽然这磁悬浮技术还不可靠，虽然德国也还没有商业化。那磁悬浮刚一试完车，因为技术问题，就不能按时运行，看到这样昂贵的城市景观几近瘫痪，真是令人揪心。

　　大连严重缺水，政府甚至要限制桑拿这个废水的行业，但是却铺起了更废水的进口草坪。花园城市几乎成为中國各地城市模仿的样板，全国各地的城市一哄而起学大连，种草，种花，修广场，有的地方甚至连乡镇也修起了硕大的广场，连火炉重庆的一些广场也砍掉树木移植上了草坪，不知到老百姓到哪里去乘凉？官员们为何这样做？在他们心中外形化的政绩是第一要务，这样可以留得政绩在人间，博得市民的欢心，这样可以拿到晋升的钥匙，成为更显赫的高官。

　　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除了官员绩效考核的简单化以外，还有历史渊源。君不见，中國历代的地方官吏不一定懂得行政运作，但往往是诗人，诗人官员处处可见。韦伯说：“中國古代的官员一半是官僚，一半是诗人”。北大的贺卫方把它叫做非专业化的统治。

　　再加上毛澤東喜欢诗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官员，毛主席“截断乌云云烟，高峡出平湖”就有了三峡工程，今天的地方官员动辄要建“美国的纽约”，动辄要建“硅谷”，动辄要建一个“北方的香港”，哪一个不是豪气干云，气宇轩昂，唾沫滔滔！这等豪迈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就会求大，求新，求举世瞩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大喜功这样的文化左右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说，好大喜功也成为中國地方的发展动力。

　　三．不可忽视中小

　　好大喜功也罢，异军突起也罢，有一个问题再也不能忽略了：弱势群体。中央越来越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但好大喜功者却漠视这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外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例子。对家乐福这样的“恐龙式”超市，巴黎市政当局有这样的规定，周末关门，只让小店开门，让小店也有生存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政府行为却是好大喜功，动不动就连锁，动不动就要引进沃尔玛，动不动就鼓励大资本花几百亿建便利连锁店，这样的业态杀伤半径之大，几乎打破升斗市民的饭碗，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更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姑且不说中小是吸拿失业的容器，就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也应该扶持那些中小企业，应该设计那些让弱势生存的流程。只有这样，才会建成一个协调的，和諧的，没有激烈的冲突的社会。

　　我非常推崇浙江政府的做法，既抓大，也抓“小狗”，还抓族群经济，为中小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浙江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小企业，大市场，弱政府”，浙江政府对县域经济少了一份管制，县对省直接结算，对中小企业更多的是服务，保护，藏富于民，反而“小”变成了大。那些好大喜功者是否也应该从中得到点什么启示呢？！

　　作者:蒋兆勇

　　一　释题

　　土鳖：又称地鳖、土元，昆虫纲、蜚蠊目、蜚蠊科、地鳖亚科。南朝人陶宏景称它们“形扁如鳖，故名土鳖，有甲不能飞，小有臭气”。能入药，有破淤血、通月经的功能。《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中品。现专指中國大陆学术界中没有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人士。

　　海龟：爬行纲、龟鳖目、海龟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角板是名贵的中药，有清热解毒作用。现专指中國大陆在海外留学人士中回国工作、创业的一科（海外留学归国人士，海归）。

　　因为龟、鳖类动物俗称为“王八”，而后者在中國文化中被认为是一类“猪狗不如”的东西，所以无论是“海龟”还是“土鳖”，其本身都含有贬义。在最初，国内人士把“海归”派戏称为“海龟”，多少含有骂人的味道。不过，由于“海归”派对“海龟”这一称呼慨然笑纳，再加上中國当前政策对海归派十分有利，而一些海龟又非常风光，结果是“海龟”一词的贬义慢慢消失，它变成中性、甚至含有些许被人羡慕味道的称呼了。

　　与“海龟”词义的变迁相反，“土鳖”一词的际遇却每况愈下。由于这个称呼是与海龟相对应而出现的，所以多数人把土鳖也想当然地当成了王八一类动物，其实，它是一种类似蟑螂的昆虫。不管怎样，“鳖”再冠以一个“土”字，确实很难让人承受。据说当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鳌虽然是真海龟，曾留学德国，但回国后土气不改，故而被台大学生们戏呼为“姚土鳖”，姚于是愤而以号代名，叫做姚从吾。（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最近听说，在一个论坛，因为有人使用“土鳖”一词而引发内哄，坛员之间大打出手，互相揭发对方的老底，导致元气大伤。（方舟子：网上趣事：学术骗子同伙互相揭露“撒谎习以为常”）。由此可见，“土鳖”一词，不仅使用者含有鄙夷的意思，被指对象也对它耿耿于怀，不肯接受。不过，本人在此沿用这个称呼完全是为了行文方便，内心对它所指的人绝对没有一丝的不敬。

　　中國的土鳖与海龟之争，始于九十年代后期，并且持续至今。他们争什么呢？这个“争”字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二者之争的根源是国家为了吸引海龟回国所制订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为海龟们在国内的就业、创业提供了很多方便和优惠。大凡物不平则鸣，土鳖们对此不满在所难免。再加上有些海龟适应不了国内的工作环境，业绩差强人意，还有一些骗子和牛皮大王混杂在海龟之中，土鳖们对海龟的不满情绪还是有相当大的合理成分的。尽管如此，国家对海龟们的态度还是始终如一的。近日出台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之一就被解释成“赶走土鳖、请回海龟”，所以这个纸面上的改革在北大校园造成强烈震撼，赞成和反对两派壁垒森严：“海龟都赞成，土鳖都反对”。（高昱：为什么我们关心北大教改？）。所以说，海龟和土鳖抢饭碗，而二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这是矛盾的根本。说到底，龟鳖之争是利益之争。

　　二　龟鳖之争的两个战场

　　龟鳖之争的战场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工商业界，一个在学术界。在工商业界，海龟又分为创业派和就业派，而国家的优惠政策对创业派更为有利。海龟创业派大腕如张朝阳、姜丰年、吴征等领风气之先，战果累累，而一些小海龟也随后登陆，能有或多或少的斩获，但不如意的居多。

　　中國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洋为中用，派人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回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的那些东西，包括知识、技术、经验，在中國的现行体制内很难发挥作用，再加上物质条件的差异，派出去的人回国工作的很少。而目前的政策是鼓励留学人员自行创业，使他们能够按照各自的模式来打造天下。这就部分地解决了体制上的限制。创业的最基本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所以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包括提供数万元的启动资金，把留学生吸引回来。这实在是一项明智的政策。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公派留学生有如肉包子打狗，而用优惠政策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却如同拿包子把狗吸引回来拉雪橇。与派出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费用相比，政府为留学生创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仅及其一小部分，并且钱是花在中國的大陆上，因此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过几十年后再回头来看，中國有竞争能力的高技术企业中，可能有很多诞生于这些遍布全国的“海外留学生创业园”中。从这个角度讲，国家给予海龟的优惠政策是有远见的，是比较合理的，尽管对土鳖来说不一定是公平的。

　　不过，有能力自己创业的学者毕竟是少数，所以多数海龟属于就业派。应该说，在工商业界，海龟就业派与土鳖的竞争大致是比较平等的，因此整体上的矛盾较少。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工商行业，由于政府的行政部门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他们与海龟们直接打交道，所以很多给海龟的优惠政策和承诺基本上能够得到落实。

　　与工商界情况呈鲜明对照的是，在学术界，主要是大学和科研单位，国家给予海龟的就业优惠政策很多得不到落实。其关键就是土鳖与海龟的明争暗斗。

　　在学术界内，国家为海龟提供了类似于在工商业界的优惠政策，并且提出了“三个留人”的原则来吸引海龟（“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用适当的待遇留人”），但根据秋水先生的总结，中國学术界实际有一套“三个撵人”的对策：具体方法是，“用人机构在事业，感情，待遇三个方面做点文章，让求职者知难而退”。（秋水：我为什么不回国？）。因此，多数海龟们实际上是不得中國学术界之门而入的。比如，有个笔名为axz123的海外博士在一个题为“我求职中國大学的体会”的帖子中写到：

　　“在国外漂泊七八年了，很想回国工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神州学人都登了很多高校的招聘广告，按照要求去年底开始投寄简历给国内数所大学。本人虽然并不是出类拔萃的那种，但有在国外高校工作多年经历，也发表几十篇文章，本人在求职信中也未提任何条件，所以相信本人应该有资格在高校谋一职位。国内有几所高校很快复信，待遇各有不同。可想不到的是，等待三个月后，大多数学校未给任何消息，故分别发涵询问结果，又等三个月仍无消息，让人非常失望。”http://www1.bbsland.com/education/messages/149324.html）。

　　这个帖子有29个跟贴，从中可以看出，axz123博士遇到的问题是很普遍的。其中一个回贴就明言，“那些土鳖们根本就不想让海龟回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自己的老同学，回母校。否则，浪费时间。”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学术界就职的海龟，绝大多数都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没有这层关系，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招聘途径进入中國的学术界。另一个例子就是，南京大学在全球招聘教授，可自称为“海外赤子”的李正起博士的求职信却根本就没人理睬。（李正起：南京大学就是这样面向海内外招聘教授吗？）。

　　三　阻挡海龟进入中國学术界的玻璃大门

　　所以说，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國的学术界向海龟们敞开了大门，但实际上这是一扇紧紧关闭的玻璃大门，其要点是要外界认为这扇门是开着的，但同时要尽力减少海龟的进入。为什么会这样呢？学术界不是更应该以选聘人材为主吗？前面讲过，龟鳖之争是利益之争，所以必须根据这个线索进行分析。

　　其实，在中國学术界，海龟和土鳖的界线是很模糊的。这是因为，很多具有高级职称的土鳖都有短期（几个月到一、两年）出国访问的经历，但由于没有洋学位，所以他们仍旧被划归土鳖类。他们实际应该被称为“土龟”。“土龟”是国内学术界的实权派，多数是博导，并且担任系主任、院长、甚至校长等行政要职。真正的土鳖，是那些不久前从国内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他们很多人是中國博士大跃进的产物，因此他们的整体学术水平比海龟们要低得多。在学术界内，土鳖的地位最低，他们在人身上受土龟的管制，他们的最终利益受海龟的威胁。

　　同样，海龟也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已经回国较长时间、并且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工作据点和学术地位的人，本文称他们为海鳖。海鳖们品尝到了早期回国的艰难，并且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习惯了国内学术界的运作规则，所以在利益上他们与土鳖，尤其是土龟，有很大的共同点。

　　应该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学术界还有些清水衙门的味道，那时肯回国的海龟，目的比较单纯，图的多是在学术上有所发展。随着高教产业化的发展，以及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近年来大量涌入，学术界人士待遇的提高，以及早期留学生中很多人到了中年，有了落叶归根的情结，所以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一个留学生回归潮。他们是真正的海龟。不过，既然是潮，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俱现。

　　目前在中國学术界中掌握权力的人士以土龟和海鳖为主。由于他们他们的双重经历，因此他们具有双重性格：他们习惯于中國学术界的官僚化体制，但也知道中國与西方在科学水平上的距离。官僚制度的本质就是要保户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讨厌海龟回国的。但是，国家的科技政策、高教政策又决定了利用海龟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于是，就有了如今的不成文“国家”政策：在欧美大学毕业的博士们，如果在国外没有功成名就，很难在中國的大学中找到合适的职位。而那些功成名就的海外大腕们，由于根本不可能完全回到中國工作，反倒成了国内学术界的抢手货。他们可以到中國打短工，甚至可以不干活，他们唯一需要做到的，就是在发表论文的时候把国内单位的名字挂上。这样一来，海龟招收单位的学术水平既在名义上得到了提高（这是土龟的主要政绩），而土龟的地位也得到了保障：土龟最终是海龟的老板，随时可以把他们解雇。金钱不成问题，自然有人（国家或企业）负担。所以，中國学术界一方面搞些用百万年薪聘请海外教授的名堂和花样，另一方面是把大批真心回国工作的海外学子排斥在学术界之外。其理由看上去很正当：那些被排斥的海龟水平不高。其实，水平的高低是相对的，与土鳖和土龟们相比，海龟们的水平从整体上说是足够高的。但土龟们自己是不会和海龟们比的，他们把海龟进入中國学术界的门坎加高，让小海龟与大海龟相比，而他们自己倒成了圈内的裁判。这就是其中的奥妙。前面提到的李正起博士，他亲自到南京大学之后才发现，医学院主管聘请教授的竟然是两个副教授，其中一个还是在职研究生。（李正起：南京大学就是这样面向海内外招聘教授吗？）。这样的土鳖，会聘任海龟来堵自己的前程吗？

　　所以说，新海龟们面对着的是土鳖、土龟、海鳖们的三重阻力，而反对海龟最力的人，实际正是中國学术界的实权派。

　　四　陈晓宁、姚雪彪、朱大海：海龟种种

　　应该承认，在众多的海龟中混杂着一些投机分子。比如“基因皇后”陈晓宁，她打着“爱国”的旗号，谋取私利。“基因皇后”事件是国内腐败势力与国外腐败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坑害国家和人民的典型事例，也是龟鳖之争走向一个极端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晓宁本人并不准备彻底回国，她在国内学术机构的职务都属于兼职性质，因此也就不会威胁到土龟们的个人利益。相反，利用陈晓宁进行宣传造势，土龟们能够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所以，从表面上看，“基因皇后”事件是精明的败类海龟想要欺骗傻冒土鳖，但实际上，是狂妄的败类海龟被狡猾的土龟给耍了。陈晓宁最后人财两空，而她的那些国内“同志”可以说毫发无损，这可能是这个“皇后”和整个事件的策划者、“皇后”的丈夫汪海涛先生所始料不及的吧？

　　今年年初，中國学术界又爆发了“姚雪彪事件”。“姚雪彪事件”先由国内一批具有一定地位的中青年科学家不点名举报，然后通过Nature反馈回中國社会，最后由《南方周末》的一篇头版文章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李虎军：“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很多人认为，这个事件是土鳖与海龟利益冲突激化的结果。

　　平心而论，在学术上，姚雪彪是中國留学生中比较强的一个：他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能够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找到正式的助教授职位，这都说明他具有相当的实力（这两所学校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根据他已经发表的论文来判断，他的学术水平可以说超过很多中國的院士，包括他在中國科技大学的顶头上司、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蕴渝院士。如果不是事业出轨，很难想象姚雪彪会在争取美国终生教授职位的关键时刻到中國科技大学当什么属于兼职性质的特聘教授。

　　实际上，姚雪彪是落入土龟设置的陷阱中的另一个人。表面上，他名利双得，每年在国内工作三、四个月左右，但却控制大笔科研经费，带领大批研究生，风光无限。可实质上，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打短工的：他在国内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国外的地位。一旦他没有了国外的基地，他在国内也就一文不名了。因此，他是决策者手中的棋子，充其量也就是个二老板。在“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三）”一文中，我曾评论说：“国家养了这么多院士，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干点象样的活、却要花大价钱从海外雇人打半工？这不相当一个人花钱请保姆，然后再掏出一笔钱请人来侍候这个保姆吗？我看，其中原因只能有两个：或者是这些院士太懒，或者是他们根本就干不了象样的活儿。”所以，这些半工海龟的价值就在于替那些当权的土龟干活。他们是保姆的保姆。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朱大海是另一种海龟。他在1999年前后回国，在哈工大任全职教授。哈工大给予他很高的待遇：投资250 万元人民币为他建立实验室，让他当博士生导师，让他担任生命科学系的副主任，让他享受仅次于院士的住房标准，并且极力推荐使他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基金，科研经费超过百万元人民币。可是，三、四年过去了，朱大海及其率领的二十多人，只是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许多还是所谓的综述。这显然辜负了学校对他的过高期望。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朱大海的问题是他过度的自我吹嘘，极端的狂妄自大，以及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他说自己“德太高、能太强”，所以在国内找不到合作夥伴。他把一个基因的序列存储到GenBank 数据库，然后就对全国宣称得到GenBank 的“认证”。这是十分明显地在欺骗国人，因为那个数据库根本就不对任何数据进行“认证”，数据的真实和可靠完全由提交者自己负责。自高自大，欺骗舆论，这在中國目前的学术界也许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但动不动就张口骂人，时不常就动手打人，这却是十分罕见的。而这位海龟的罕见之处也就在这里。（biosys：这就是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与陈晓宁蓄意行骗、姚雪彪误落陷阱相比，朱大海的陨落来自本身劣根性的任意膨胀，而国内学术界是这个劣根性膨胀的极佳环境。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海龟们需要直接面对的严重问题。新语丝网站揭露了许多海龟败类，因此引起不少海外留学生的不满，认为这是在给留学生抹黑。实际上，这是在净化海龟队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五　结论

　　现代的“学术界”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它包括物质科学（理学）和生命科学以及它们衍生出来的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在过去一、二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体系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自然科学不发达，是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科学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文化体系、思想体系。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体系根本就不存在于中國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國文化中所谓的“学术”实际专指知识（学，已知的东西）和道术（当官之道）。中國的“格物致知”虽然含有科学研究（也就是创造知识）的成分，但这个思想最终被儒家当成“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的工具。所以说，中國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传统。换一句话说，要搞科学，中國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事实上，中國留学生的大多数确实是到欧美国家学习自然科学的。虽然不排除国内能够培养出一流科技人材的可能性，但在一个没有科学传统的国度，在教育产业化的大环境下，在院士、博导学术水平本身就不高的今天，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相当小的。因为前面提到，现代科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它还是文化、思想体系。靠书本，靠进实验室，一个人能够学到的只是知识，但极少可能得到西方科学的精髓，也就是上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