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近２０年前的１９８４年，我有幸参加了由我国政府组织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在尚不富裕的情形下，好客的我们把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邀请到了中國游览名胜古迹，品尝中华美食。当时我们认为，中日友好应该从青年开始，通过友好联欢，培养大批亲华的日本青年。然而２０年过去了，除了双边贸易，中日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仍然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摩擦不断。贸易并没有拉近两国政府的距离，也没有增加两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为什么？

　　谁也不会忘记，有血性的中國人更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伤害，仅中國南京一城在日本侵略期间就被屠殺近３０万人，还有日本军队肆虐中华大地所实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导致了更多的中國人惨死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日本军队留下的毒气今天仍然残害着无辜的中國百姓。我们中华民族是善良的民族，我们没有天天回忆血淋淋历史的癖好，我们放弃了政府间的战争赔款，我们积极推动中日友好，但是我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对过去的战争罪行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某些势力再伤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有史为证，首先应该作出深刻反省的应该是日方，中日关系发展道路极不平坦的主要责任也在日方，但是认真的思考过后，我认为，我国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失误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日本是一个岛国，除了森林覆盖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以外，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因此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日本国奉行的是全方位外交政策，日本不得罪也不敢得罪任何国家，因为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支持，以日本人的聪明，除了战略需要的美国，它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外交重点放在一个国家身上。然而我国政府凭着善良的愿望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国和中國的关系应该更为密切，坦率地说，这其实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没有吃透日本的外交原则，此失误之一。

　　中日贸易，是两国建交２０多年来发展最快的也是最值得两国自豪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否认真的分析过两国贸易的内容，以牺牲中國的资源为代价的对日出口贸易到底占多大比例？我们从日本获得的又是什么？不客气地讲，我认为日本是一个商人，商人就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可以暂时不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可以搁置一切历史问题，这是日本的精明之处。我们则天真地认为两国贸易就体现了两国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害怕失去日本这个中國最大的贸易伙伴，因而放弃在两国关系上应有的原则，此失误之二。

　　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日美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加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说，日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一方面，美国需要借助日本钳制中國，影响亚洲，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日本则需要依仗美国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在中日关系上随时打出美国牌，所以日美关系的稳定性经历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可谓牢不可破。我们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想通过强化对日关系来影响美国，想把日本拉上中國船，事实上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此失误之三。

　　由于过去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是不能忽视的，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由于日方对历史的遮遮掩掩甚至肆意歪曲，中國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复杂的，民间抗议日本政府的呼声和行动此起彼伏，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民间的情感，有情绪化的因素，但是一切政府决策都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然而我们却不愿意把这些作为参考，此失误之四。

　　日本极右势力近年来频频滋事，公然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殺，强占我钓鱼岛，为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不遗余力，这固然是日本政府纵容的结果，但是作为战争最大受害国的中國政府反应迟钝木纳，谨小慎微，致使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更变本加厉，为所欲为，不断地公然向中國和亚洲人民挑衅，伤害中國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此失误之五。

　　总的来说，多年以来，中國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始终处于软弱地位，不断地忍让和迁就，这样做无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没有必要。

　　中國政府历来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但是堂堂大国应该有理有力有节，在国际交往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有大国的外交风度和外交个性，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赢得别国的尊重。我主张对日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当我们的腰杆挺起来以后，肯定有人害怕。真的不用担心，以今天中國的综合国力及其在国际上所占的地位，日本永远也不敢离开中國，我坚信，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来源：燕园评论

　　作者:程向中

　　金家政权的耍无赖，国际社会已经见怪不怪。就在六方会谈的余音犹在之时，无赖强调再次响起：中國副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高调肯定本次会谈的成果，而朝鲜人却在上飞机前发表否定会谈的宣示，称“会谈毫无意义”，并向世界发出核讹诈。让作为东道主的仲共政权极为难堪，只能强化仲共高层内部对金正日的厌恶。最近，仲共关于中朝关系的一份内参指出：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如果金家政权在发展核武器上一意孤行，中國最终将牺牲朝鲜（见香港《成报》８月３０日报道《中國不再抗美援朝关系变化北京文件露玄机》）。而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朝关系已经每况愈下。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韩建交被金家政权视为“背叛”，曾一度使中朝关系陷于冰点，以至于，１９９３年北京角逐奥运主办权时，被拯救者朝鲜为了报复其恩人中國，而投下了“压倒骆驼的稻草”的一票，致使北京申奥失败。西方的自由国家无法起到的制裁仲共政权的作用，却由另一个極權国家做到了，让仲共政权有苦说不出。

　　北京出于政治考虑，在国内宣传上，把申奥失败的责任全推倒西方国家身上，以便淡化朝鲜背后下绊子的政治影响，但是，中國百姓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事实真相，９３申奥失败是中國民间思潮的转折点，由八十年代的亲西方转向反西方，民族主义情绪由此滥觞。但是，在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同时，也使中朝友谊在中國人心中的大幅度贬值。

　　因为，朝鲜的下作行为，唤醒了国人对社會主義阵营相互争斗的痛苦记忆──中苏决裂和中越反目，特别是对中越关系的痛苦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曾经帮助北越政权打败美国的中國和前苏联，在北越政权心中的地位却截然相反，前苏联仍然是背后撑腰的老大哥，而中國却成了兵戎相见的敌人，鄧小平决定对越宣战时，却要寻求资本主义美国的支持。我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７９年的中越边境之战，在我这代正在读大学的年轻人心中激起的波澜。朝鲜的下作行为，因为，西方杯葛中國，毕竟还有制度对立的理由，而且是公开进行的杯葛；而朝鲜背后下手，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理由，只能解释为极端无赖行为。这样的中朝关系，似乎也到了反目成仇的边缘。

　　换言之，昔日的社會主義阵营中兄弟国家，几乎全部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西方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却变成了可以交往的经贸伙伴。这不能不令中國人重新思索国际关系中的敌与友。这件事，是国人改变对朝鲜的态度的开端，也促使学术界对中朝历史的重新检讨，相信也会令仲共官方重新考虑中朝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國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中國人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赴朝旅游的中國人逐渐增多，大陆媒体上披露朝鲜现实和还原中朝关系真相的文章也逐渐增加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國人对朝鲜的看法。当年支持“抗美援朝”的万众一心，已经被金家政权的忘恩负义所代替；当年对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美好记忆，已经被大量饥寒交迫的朝鲜难民所代替；对矗立在平壤市中心的千里马形象，已经被大饥荒中的饿孚遍野所代替；朝鲜人现在所经历的地狱般的生活，甚至比中國的大跃进时期和纹革时期更为令人恐怖。

　　我读过十几篇的中國游客的旅朝观感，无一篇褒扬，哪怕是稍有好感的文字都没见过。最突出的印象是朝鲜的贫困、封闭、愚昧之骇人听闻，而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是绝对極權的国家恐怖主义。

　　朝鲜之生活贫困，可谓是赤地千里，比之大跃进时代的中國有过之而无不及，饥民们为挖野菜而争夺，为活下去而人相食、而千方百计地逃出故乡。中國，这个一向以输出非法难民著称的国家，却成为朝鲜难民的避难所。朝鲜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并非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仅仅是为了不被饿死。“瘦小呆板”，几乎成为中國游客对朝鲜人印象的标志性描述。

　　在动辄上百万人的盛大游行集会中，在炫耀武力的阅兵式上，金家政权的滥权、自私、腐败、残酷与朝鲜人的畏缩、封闭、愚昧、狂热相结合，形成了当今世界罕见的極權政治景观和深重的人權灾难，对金家父子的个人崇拜，远甚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澤東时代；非自然死亡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１０％，远远超过毛澤東时代的最极端时期；就连充当导游的朝鲜人都负有秘密警察的责任：随时监视游客和每天向组织汇报。

　　朝鲜人之饥寒交迫，连充饥的野菜都是稀有食品；朝鲜之政治黑暗，可谓连梦都不敢做错。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真实史料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特别是大量翻译进来的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有关著作，对中朝关系的历史还原，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启蒙作用。

　　现在的中國人已经知道了，即便在毛澤東时代，基于冷战时期的东西对峙，基于韩战中的并肩作战，更基于政制上、意识形态上和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中朝之间号称是“朋友加兄弟的唇齿相依”、“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然而，金日成和毛澤東的实质关系却是貌合神离：韩战的挑起者是金正日，胁迫中國参战的是斯大林，韩战使百废待兴的中國付出了超长的代价：生命、财产、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综合代价。而在被中國人的鲜血代价扶上台的金日成看来，他个人才是保住朝鲜政权的头号英雄。

　　中國人知道了，在朝鲜，有关韩战的宣传，极力抹煞志愿军而抬高人民军；在劳动黨内的人事安排上，金日成推行“非中化”，清洗掉政权高层的所有亲中人物；在前苏联和中國之间，尽管中國为朝鲜付出过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但金日成显然更听命于前苏联，而对中國却三心二意、翻云覆雨，特别在中苏决裂之后，金日成基本倒向前苏联。只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经济上无所依靠的金家政权，才又基于经援的需要而使中朝关系升温。

　　中國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反差，使国人在西方面前具有强烈的自卑感，移民西方已经成为中國的大多数权贵和大学生的选择；而朝鲜与中國的巨大反差，又使国人透过极端贫困、封闭、愚昧、好斗的朝鲜人，经历一次忆苦思甜般的教育，不仅看到了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时代的中國影像，更珍惜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而且找到了中國人的自傲自尊，并把金家政权视为中國的最大包袱。在国人对朝鲜的蔑视中，也不乏暴发户式的张狂，正如大陆富豪在香港在西方的挥金如土一样。

　　同时，在人權意识觉醒的国人的心中，金家政权甚至比萨达姆政权更为邪恶，对朝鲜的鄙视和厌恶已经成为中國民意的主流。如此邪恶无赖的金家政权，谁也不敢保证它不狗急跳墙，做出令周边国家目瞪口呆的暴行。所以，中國的网上出现“中國乐见金家政权的更替”、“北京对平壤忍无可忍”等新闻标题，网民发出“别管穷邻居男盗女娼，何苦用十三亿百姓的血汗去替他交费！”、“胡錦濤站在美、韩、日、俄一方，绝对英明！五对一，不由小金继续耍无赖”、“中國应该支持美国的倒金之战”、“倒金比倒萨更为紧迫”、“让罪恶累累的金正日接受世界公审”、“如果美韩日进攻平壤，我们中國人再不能发傻去为金流氓流血了”、“建议志愿军再次入朝，不是帮助金家政权，而是解放朝鲜人民”“支持美国灭亡朝鲜，就是支持中央复兴东北”、“对付政治流氓，不能用胡萝卜，而只能用国际警察的大棒”……的呼声，就一点也不奇怪。

　　甚至，中國的官方智囊们也乐见金家政权的崩溃，开始郑重其事地谈论：朝鲜政权的改变，实际上不会损害中國的长远利益。因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國可以从朝鲜的崩溃中获利。将接管朝鲜的韩国自然会偏离日本和美国，倾向于北京。而且，美国军队将会撤离朝鲜半岛，中國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将上升（我同意“中國可以从朝鲜的崩溃中获利”的判断，但我不能同意时殷弘教授关于“中國联日联韩抗美”的主张）。

　　尽管，北京在朝核问题上的转变立场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还无法用可靠的证据来加以量化的说明，然而，近年来，大陆民意通过互联网和比较开放的其他媒体来主动参与时事讨论的势头，正在以迅猛的态势在民间发酵。起码有一点可以确定：仲共智囊们给权力高层的奏折中，肯定吸收了大量民间意见，智囊们会利用民意来加强奏折的说服力，正如胡溫体制要靠亲民路线来立腕树威一样。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转载自《观察》

　　作者:刘晓波

　　晋朝是中國历史上较为腐败和混乱的一个朝代，封建统治階級的所有凶狠残暴、骄奢淫侈等等腐败龌龊的本性，晋朝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今天读晋史，仍能给我们许多的警鉴和启示。

　　家天下——士族大地主的统治

　　司马炎代魏，认为魏之灭亡，是由于无宗室以为藩辅之故，于是重蹈历史旧辙，大搞分封制，使得司马氏的统治会因此而“历纪长久，本支百世”。他封了同姓王二十七国，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所封户数几占全国户口的半数。这些宗室贵族位尊权大，尤其是诸王常常出镇一方，拥有众多的士卒，又得自置官吏，实是一方的土皇帝。在朝中者，也多权倾内外，专断独往。他们“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西晋灭亡后，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实际上是南方吴姓士族和南逃的北方侨姓士族的联合政权，其中较著名的，约有数十个大家族。侨姓士族，以王、谢、袁、萧四家为代表，吴姓士族以朱、张、顾、陆四家为代表。而王导和其族兄王敦因为拥立司马睿称帝的功劳最大，王导被任为丞相，王敦被任为镇东大将军，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些士族在政治上把持军政大权，在经济上疯狂地强占土地，残酷地剥削和奴役人民，世世代代享受种种优厚的待遇。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晋时也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一职多由士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因此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从朝廷到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和吴姓士族及子弟担任，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状况。比如士族中首姓出身的王导，做扬州刺史时，曾派属官到本州多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的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后来王敦谋反，晋元帝竞“遣百官诣石头城见敦，以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对士族表现出无比的宽容和放纵。

　　这些家天下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暴露出士族大地主政权的本质，是晋代政治黑暗、混乱的根源。皇帝既然把天下视为已有，就必然把天下之家产——国土及隶民分封给他的宗室叔伯兄弟子孙，并且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和世袭制，用人上必然任人唯亲，国家的统治罩上了一层血缘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构筑了中國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的自然经济不变，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的宗法制就不会变，这就是这个早在秦代那个始皇帝就已经解决的问题，后代的皇帝又一再重蹈历史故辙的根子所在。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确立“天下为公”，似乎解决了家天下的问题，但后来血的事实又很快打破了人们天真的幻想和短暂的乐观。皇帝梦仍然有人在做，有袁世凯、张勋为证。打天下必坐天下，几十年的军阀混乱，结黨谋天下，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些人当官做老爷，把他领导的地区和单位当作他的地盘，搞獨立王国，做土皇帝，家长制作风十足。这充分说明，虽然小农经济基础改变了，但具有相对稳固性和继承性的传统文化仍在，宗法观念还残留在人们的脑子里，我们批判和脱胎换骨的任务还很艰巨和繁重。

　　同室操戈——统治集团的争权斗狠

　　晋武帝就公开卖官，所得之钱，都入私囊。杨氏后黨专横跋扈，杨骏身兼太尉、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其弟杨珧、杨济，也都官至卫将军、征北将军，把持朝廷军政大权，世称“三杨”。他们结黨营私，使得朝廷纲纪大驰，请托交行之风日炽。惠帝即位后，皇帝贾南风妒忌、凶悍多权诈，“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坠地”。她先是以惠帝诏命要楚王玮带兵进京诛伐杨黨，废杨太后为庶人，绝膳八日而饿死。尔后，她又让惠帝密令楚王玮杀掉辅政的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杀掉玮，夺得朝中大权。同时也使宫廷政变演变为历时１６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其间，赵王伦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之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又相继起兵讨伦，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伦伏诛后，长沙王又诛杀齐王，黨朋皆夷三族；屡破成都王兵，前后斩获；河间王将张方入京大掠，死者万计；长沙王、河间王、成都王又在混战中被杀；最后，东海王毒死惠帝，另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

　　东晋一朝先是王敦谋反，后有苏峻起兵，攻入京城。又有怀有“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之志的桓温，权倾朝廷，废帝奕，立元帝少子昱，是为简文帝。安帝时，衮青二州刺吏、皇舅王恭联合荆州刺吏殷仲堪起兵，反对皇族、宰辅司马道子。第二年，广州刺吏桓玄、雍州刺吏杨佺期联合进攻建康。不久，王恭败死，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控制了长沙中上游的广大地区，杀掉司马元显，囚禁司马道子，自为相国，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未已，篡即皇帝位，国号楚，废帝为平固王。江北地区也脱离东晋朝廷的控制，成为獨立王国。朝廷所有控制的，不过是东南八郡而已，东晋王朝的全部负担都压在这八郡的劳动人民头上。同时，统治集团争权斗狠引发了许多战乱，有西晋末年刘渊趁机起兵，先后攻入洛阳、长安，屠殺晋朝官民数万人；有东晋末孙思、卢循领导的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刘裕代晋过程中连年的战争。终晋一代，人民能有几天安定日子可过？

　　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使自己的国祚长久，常常寄希望于所谓亲亲相爱的宗法制，分封同姓尤其是亲生儿子为王，将其立为外藩，要求这些藩国屏辅朝廷。然而，事与愿违，在权欲面前，这种血缘关系往往是靠不住的，并且经常导致骨肉相残。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皇亲国戚间是六亲不认的，把血缘的纽带当作了裤腰带和绑腿，屏足气力，使尽人世间一切毒辣的手段，非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历史就一再重演宗室、后妃、外戚相残的惨剧，从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这里，关键的还是宗法制在作怪，專制制度在作怪。宗室制度、后妃制度、外戚制度等都是專制制度的衍生物和附属物，只有把專制制度埋进坟墓，把皇帝埋进坟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狠及狼烟四起生灵涂炭，才能彻底解决最高统治权交接过程中出现的大动荡、大破坏。这种封建的遗毒和糟粕对后世仍有很大的影响，当官专业户在发展，任人唯亲在蔓延，一些大权在握者总是想方设法在一个部门的关键岗位、一个地区的一些重要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亲戚儿女和亲信，因而也就在这样的部门或地区结成了关系网——依然是血缘之网、宗法之网。在网笼罩的“獨立王国”中，是没有什么原则和法律可言的。而小到一乡之隅，大到一省一国，如果失去原则和公正，必然出现“窝里斗”，出现混乱，因此，还是那句千百年血泪聚成的教训——国之兴衰存亡，不在于是否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宗亲！

　　醉生梦死——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

　　晋武帝就是奢侈的代表，自灭吴统一全国后，即“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人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晏寝，宫人竟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上行下效，太傅何曾生活极其侈华，“帷账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所用饭钱为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何曾的儿子、司徒何勋的生活用度，“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外戚王济用人乳喂猪，每次宴会，用穿绫罗的婢女百余人持琉璃器进食。官僚石崇请客，命美人劝酒，客人饮酒不尽，他便以劝酒不善而杀死美人。一次，王敦在石崇家故意不饮，石崇于是接连杀了三个美人。石崇家的厕所也十分讲究，有十个衣着艳丽的婢女侍列于旁，又用甲煎粉、沉香汁等香料洒地。厕所内还有床和华美的被褥及绛纹账。一次外戚王恺在晋武帝的支持下与石崇斗富，竟甘拜下风。

　　晋代的酗酒也闹得很厉害，晋孝武帝就嗜酒成性，流连内殿，一次喝醉了，戏张贵人说：“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说过就没事似的睡去了。而张贵人却耿耿于怀，使婢女以被蒙帝面而杀之。宰辅司马道子亦嗜酒，日与帝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侈，所亲昵者僧尼。在当时较有名的还有“竹林七贤”和“八达”，刘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是醒亦醉，难得糊涂。“八达”凭借祖父辈的余荫，虽说在职于朝，却荒于嬉戏，群相聚饮，不知昼夜，更有甚者，他们当中一些人散发裸裎，关起门来大吃大喝，呼朋唤狗，戏弄婢妾，过着任性放诞的生活。“八达”之一的光逸，一次到胡毋辅之家，辅之正与一帮人闭户酣饮，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袒（光逸）也”。遂呼入共饮。

　　奢侈是衰败的先兆，读历代的历史，都可以深刻地体会这一点。大凡是开国之初，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新上台的统治階級还能洁身自好，励精图治。但时间一长，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天下太平，大功告成、骄奢的思想渐渐占了上风，而堕入酒色的欢乐之乡，眼前只是酒绿灯红。臣子们各找各的乐，把占有美女妻妾、奴仆、土地、钱财的多寡当作比阔斗富显示身架地位的赌注。君臣们整天忙于骄奢淫侈，贻于政事，老百姓可该松口气了？非也。每当这时，赋税徭役却越来越重越烦，晋时范宁就上疏皇帝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骄奢淫侈必然搞得国库空虚，财政吃紧，只有疯狂地剥削、搜刮民脂民膏才能填补那无底的欲壑，继续那挥霍和享乐。由此可见，奢与私是一对不散的鸳鸯，奢侈与刮民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当人民被剥夺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起来掀翻这不散的吃人的筵席。历史就是这样反复地轮回，昨天被掀翻的筵席的地方今日又重新开了场。为了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对于今天的奢侈、挥霍、攀比之风应该悬崖勒马，坚决刹住！按照新中國的缔造者毛澤東主席要求的那样：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酒囊饭袋——统治階級的昏庸无能

　　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昏庸可笑的白痴，天资愚钝，不喜读书，终日嬉戏于华林园中。一天，他听到田里的哈蟆在叫，觉得很奇怪，便问侍从，这哈蟆是公家的呢，还是私家的？侍从们忍不住笑说，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有一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许多，帝听说后反而惊奇地问：“何不食肉麋？”要指望这样的皇帝关心人民的疾苦真是天方夜谈。西晋怀帝、愍帝是亡国之君，先后为后汉所俘，先辱后杀。汉主刘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怀帝著青衣行酒。刘聪出猎，以愍帝戎服，执戟前导。真是可悲可叹可笑！晋安帝“幼而不惠，口不能言，寒暑饥饱不辨，饮食寝兴，不能自立”。能指望这样的昏庸愚钝之君振兴国家吗？与皇帝昏庸“相得益彰”的是举国上下的清谈之风。简文帝未当皇帝之前，以善谈玄著名，但却连稻子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王羲之的儿子王微之为官“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他任骑兵参军，车骑将军桓冲问他：“卿署何曹？”他答：“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他答：“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他答：“未知生，焉知死？”

　　当时在士族官僚中间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为时髦和最高境界。官至中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的王衍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喜欢谈玄说道，标榜清高，由于他盛才美貌，妙善玄言，又身居要职，因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而“声名日甚，倾动当时”，成为当时的“玄谈领袖。”在他的影响下，朝廷上下“矜高浮远，遂成风俗焉”。可是他的下场却是极具戏剧性的，永嘉五年（３１１年），羯族人石勒攻下晋都洛阳，向王衍问及晋廷败亡之故，王衍为了保全自己，多方推卸责任，说自己从不参预政事。石勒听罢大怒，厉声斥责他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预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这时，王衍才似有所悟地对随从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袒尚浮虚，戳力以臣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历史上君如晋惠帝、简文帝，臣如王衍、王微之者大有人在，而且层出不穷。何也？根子还是出在專制制度的世袭制和任人唯亲上。那些继承皇位和爵位者不论贤愚否，只要是嫡长，就可以继承，于是昏君庸臣的出现就在所难免了。再则，由于世袭爵位和俸禄，久而久之成为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成为一批除了当官弄权剥削愚弄人民而一无所长、一无所能的吸血虫。大量庸臣庸将充斥于朝，冗官冗员拥挤不堪，必然人浮于事，办事效率越来越低下，互相扯皮推拖，使得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各级官吏的看家本领只是糊糊糊，所做的只能是模棱两可不痛不痒自相矛盾莫名所以的事情，于事无补，于时无补，使得国家和人民滑向灾难的深渊。因此，世袭制和任人唯亲是最反动、最腐败的封建毒蔓，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极端不负责的表现，是非连根拔起彻底清除不可的！

　　E-mail:eniu333@sohu.com

　　作者:张殊

　　　　　　　　 ——中國计划生育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安排

　　（一）引言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按照计划生育法，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目标包括“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而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立法决定。这些立法为实现我国人口政策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推行计划生育的法律基础。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诸如日益增长的离婚率同控制人口增长之间的冲突，未婚先育带来的人口控制问题，“人口逆淘汰”问题，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意识发生改变的结果，如离婚率上升和未婚先育；而另外一些则是我国目前计划生育实施方式的制度安排（由各地计划生育条例表现出来）和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制度等各种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人口逆淘汰问题和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人们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要么不可行，要么无效。例如，汪丁丁曾介绍过斯里兰卡的“孩子银行”制度――“每一个进入生育年龄的妇女都有权利获得政府为她存放在‘孩子银行’里的一笔计划生育基金，在她退出生育年龄的时候，她可以根据少生孩子的数目领取这笔基金。当然，如果她超过了生育定额，孩子银行就会把她名下的基金转给那些少生了孩子的妇女。”并建议道：“中國的‘孩子银行’应当为每一个‘少生的孩子’存放６万元人民币，并且这笔基金还应当随着通胀率逐年加以调整。”但是，我国人口众多，这种制度带来的财政负担几乎会是一个天文数字，显然不可行。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设计了一套崭新的、可实施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离婚与人口控制

　　我们认为，我国应该赋予每个适度年龄的成年公民“半份”准生证，国家再发行一些额外的准生证以控制人口总量，而公民可以通过购买这些额外的准生证来生育两个或者更多的子女。拥有“一份”完整的准生证才有资格生育一个子女。这样一来，一对未生育的夫妇就有一份准生证，有资格生育一个子女。对于再婚夫妇，如果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而另一方未生育过，他们必须向国家购买“半份”准生证，加上其中一方未使用过的“半份”准生证，方可生育一个子女。如果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他们必须向国家购买一份准生证才能再生育一个子女，因为他们最初拥有的准生证已经被使用或者消费掉了。而那些未婚先育的人，如人们通常所指的“二奶”，必须为子女购买另外的“半份”准生证才能合法地生育小孩，如果他们在此之前不曾生育的话。

　　按照目前的规定，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的直接后果是生育率也在随之增长。原因在于，根据各地现有的计划生育条例，那些获得免费生育权的再婚夫妇在所有再婚夫妇中的比例大约为一半。结果，当离婚率上升时，出生率也自然上升。由于即使在城市里“重男轻女”的意识也很严重，某些人在第一胎生育一个女孩后，还希望生育一个男孩。按照现有的规定，离婚往往是他的理性选择，因为在维持现有婚姻的条件下生育第二胎子女将面临巨额经济处罚，而再婚后的生育成本则小多了。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刺激了离婚率的增长。而在新制度安排下，这些人的理性选择将是“在继续维持婚姻的前提下生育第二胎子女”。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否离婚，他们都会为生育第二个子女付出相同的代价；另外，如果他们选择离婚，还会付出额外的离婚代价。因此，新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幸福”。

　　尽管人们对“包二奶”行为进行了谴责，但二奶及其生育的存在已是一个既定事实，在国外未婚先育也很平常。在这种既定事实下，为了保证公平和小孩的公民权，对她们的生育行为实行收费也是合理的。也许有人会问，这种制度是不是鼓励富人多生育而对穷人不公平？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收费，在这种既定事实下，这些富人实际上免费地多生育，而穷人遭受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收费后，对富人和穷人则都是公平的，想多生育就得多挣钱，正如想开豪华车、想过富足的生活就得多挣钱一样。前不久，吉林省立法准许妇女在满足某些条件下未婚先育，引起社会很大反响与争论。政府担心人口增长因此失控，而学者认为这是公民的权利，应予以支持。其实，用我们这种办法可以有效而简单地解决这一两难问题。

　　有些地方给一些特殊职业的人免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权利。例如在广东，“夫妻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我们认为，鼓励一些人从事特殊职业的方法应该是提高他们的报酬，而不是鼓励他们多生育。而且，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些职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而其他职业却不能？当然，如果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愿意多生育，可以花钱购买准生证。同样地，在很多地方实行的政策――“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事实上也是对那些与非独生子女结婚的独生子女不公平。从新的制度安排的视角看，如果前者能生育一个子女，那么，每个独生子女就应该多拥有半份准生证，而后者却没有这个权力。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免费地给予他们多生育子女的权利。如果他们希望多生育，可以通过花钱购买准生证来解决。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未生育夫妇不愿意生育子女，还有一些夫妇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不能生育子女而且又不愿意领养小孩，但这些人拥有生育一个子女的权利。在目前既定的规则下，各地对于这些夫妇给予的是一些物质与精神上的奖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奖励事实上是他们用自己的生育权同政府交换的结果，只不过交换得到的不完全是钱。换句话说，他们把“生育权”卖给了政府。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拥有半份准生证，可以把自己的准生证在市场上卖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生育权”买卖――或者说“准生证”买卖――的市场，用来配置人口的生育。对于那些倾向于过单身生活的年轻人来说，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出售他们的准生证。这样政府也就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奖励。由于要建立准生证市场，自然也就需要中间机构来从事交易。王建国（２０００）曾提出建立基金公司来从事这种交易。我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可行的，而且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可以被改组为公司，这样做对机构改革还有积极推动作用。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会产生一个问题。人口流动很快，一些人会不会因此一方面骗政府的钱，另一方面又生育小孩？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我们认为，在个人出售生育权方面，可以通过立法从其他方面限制，例如，出售者必须做节育手术（当然，也许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对于那些“经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夫妇，他们同样拥有一份准生证，可以合法生育。但如何对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的的收养行为（鼓励还是收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鼓励会涉及到规避新制度安排的问题：有人可能会在生育子女以后，把子女送养，然后免费再生育；而收费可能会对被收养小孩的福利带来负面影响。但规避方面的问题不是新制度安排带来的，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同样存在。

　　有人可能会怀疑：准生证的买卖不就是人口买卖吗？其实不然，两者有本质的差别，准生证的买卖只是一种权利的买卖，如同商品的所有权买卖一样；而人口买卖是在有人受奴役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准生证买卖交易，这可以从计划生育法（条例）中看出来。举例说来，在现有的法规下，某对夫妇违规生育了第二个子女，他们也接受了政府的经济处罚（包括社会抚养费），而且通常在做出这一决策前，他们也知道这一决策的后果。显然，这对夫妇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了这样的偏好：在支付一定处罚和放弃多生育一个子女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多生育子女而不是那笔可以留在自己手中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支付一定的钱给政府换取再生育一个子女的权利。在他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生育权”的交易。不过，按照现有的规定，不同的人买卖“生育权”的价格不一样。有些人（如上面提到过的双方本身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和矿工等）可以免费生育第二个子女，也就是支付了零价格；一些收入高的人支付了很高的价格，而另外一些收入低的人支付低价格。后面的这种情形可以从有关法规中看出。例如有的地方规定，那些违规生育第二胎子女的夫妇要缴纳相当于他们实际收入若干倍的计划外生育费（或社会抚养费）。违规生育第三胎子女的则要交纳更高的费用。从理论上讲，相同的权利应该有相同的价格，这样的配置才会有效率，否则存在帕雷托改进的余地。而按照我国目前的法规规定，相同的生育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格”，导致了人口再生产（也就是生育）配置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的一个后果就是限制了富人的生育，鼓励了穷人的生育，从而导致下一代人口结构中低素质人口越来越多，即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人口逆淘汰”问题。

　　（三）人口逆淘汰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物界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规则。如果将这一观点运用到人类社会，那么，社会发展应该使得低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少，高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样，人们的平均素质也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社会中低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多，那么社会就出现了“人口逆淘汰”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已经出现了人口逆淘汰的趋势。原因在于富人的生育率要比穷人的低，结果，生长环境较差、素质较低的穷人们的后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被淘汰出局的不是素质低反而是素质高的人，这就影响了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家庭养老保障体系。其后果是，农民往往希望他们的后代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女儿长大以后会出嫁，从此以后远离父母，不能负担起日常养老的义务。而儿子长大以后则不这样，能尽养老的义务。这也是俗话所说的“养儿防老”。因此，农民基本上只把儿子看成是对未来的一项投资。在家庭养老保障体系下，我们可以想象农民在没有儿子时表现的对未来的担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忍受相对他们收入而言很高的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第三胎，直至生出一个儿子为止。否则人老以后无所依靠。由于这种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的客观存在，我国政府目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这种要求，很多地方准许他们生育第二胎。在广东省的农村居民夫妇中，那些“只生育一个子女是女孩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但是，这种养老制度与生育制度增强了我国人口逆淘汰的程度。中國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而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城市的教育条件要远远好于农村的；城镇居民基数要远远小于农村居民的基数；并且相对城镇青年而言，农村青年结婚普遍偏早，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这种情况下，怎不会出现人口逆淘汰？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还规定，城镇居民中“夫妻一方因残疾而影响劳动，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为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家庭之中有残疾如此程度的父或母，子女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象，如果家庭内再加一个子女，其艰辛我们又如何想象？这些子女能收到良好的教育吗？对于这些残疾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的是生活的福利（生活保障金），而不是生活的负担――多养一个子女。此外，在很多地方，“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城镇居民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我们认为，一个家庭有这样一个残疾儿，家庭负担同样很重，社会应该给这样的儿童以生活保险金，减轻家庭的负担。但是，如果即使如此家庭经济条件依然不好，这样的家庭最好不要再生育；如果经济条件宽松，他们同样应该付费购买准生证。

　　因此，要解决人口逆淘汰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农村推行与城镇一样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提出的新的制度安排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据统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每年新出生的婴儿大约为两千万。其中新生婴儿是第二胎或二胎以后出生的比例和人数――以“九五”期间为例――分别大约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数，３０% 和６００万；按照国家计生委的推算，４５% 和９００万（见表１）。如果每份准生证的价格为５万元人民币，那么，我国每年可以筹集约３千亿到４千５百亿元人民币资金。这笔钱可以用来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和用作人口发展基金（如支付儿童的意外伤残保险、发展基础教育等）。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我国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６. ９６％，约９千万。如果平均每个老人每个月的养老费为３００元，一年３６００元，总共约３２４０亿元人民币。这９千万老人中还包括很多已经有养老金的老年人。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将他们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权利用来交换城镇居民支付的养老保障，并通过政府来实施，扭转人口逆淘汰。当然，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笔钱是个留待继续探讨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对其进行具体讨论。

　　（四）出生婴儿性别比

　　目前，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很高。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０年的三次人口普查和两次１% 人口抽样调查关于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据分别是１０８. ５（１９８２），１１０. ９（１９８７），１１１. ３（１９９０），１１５. ６（１９９５），１１６. ９（２０００）。基本上都超出国际公认正常范围约１０个百分点。而分孩次出生婴儿性别比统计数据表明孩次越高，性别比越大（见表２）。这说明居民在有意识地选择婴儿性别。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如禁止对未出生婴儿进行性别鉴定，等等，但其成效显然不很大。在新制度安排下，这些方案依然可以使用。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某些居民放弃“有意识地选择生育男婴”的想法，从而达到降低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目的。其办法就是“价格差”。具体说来，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首先，想生育子女的居民必须拥有一份准生证（他们本来就有的或购买的）。其次，当婴儿出生以后，如果是女婴，居民可以得一笔补助，如果是男婴，则没有这笔钱。我们也可以通过居民的养老金来表现这种差异。例如，独生女的父母得到的养老金要高于其他类型的父母的养老金。当然，究竟怎样操作才有效率，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在此，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这种“价格差”是否对女婴歧视？我们认为，无论人们是否承认，目前的现实是对女婴的歧视已经存在，否则出生婴儿性别比不会有如此之高。只要当女婴长大以后在法律上，这种“价格差”不给她带来任何相关的法律责任，我们认为，从法律角度看这种做法对女婴和女性就是公平的。

　　（五）结论

　　总之，我们提出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要点：我国应该赋予每个适度年龄的成年公民“半份”准生证，公民拥有“一份”完整的准生证才有资格生育一个子女；国家再发行一些额外的准生证以控制人口总量（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来实施），这类似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量；建立一个准生证（“生育权”）买卖市场，准许公民买卖准生证以配置人口的生育；地方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被改组为公司从事准生证中间交易，这类似于商业银行经营货币业务；农村居民将他们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权利用来交换城镇居民支付的养老保障金，并通过政府来实施，扭转人口逆淘汰；基于出生婴儿性别，采取适当的方式，对“生育男婴权”和“生育女婴权”实行差别定价，以降低出生婴儿性别比。

　　来源：燕园评论

　　作者:朱全涛　吴欣望

　　中國大陆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６. １９万亿m ３/ 年，约为世界年降水总量的５% ，人均年水资源占有量为２２００m ３，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 ４。我国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如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江河径流量占全国的８３％，但耕地只占３３％；我国地下水资源约为８６００亿m ３，西南和东南地区地下水淡水占全国地下水淡水天然资源总量的７１% ，西北６省区只占全国的１５% ，东北和华北地区各占全国的６% 和８% 。以南北方大小流域的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对比，南方比北方人口多１０% 左右，即南方占有５５% 的人口。可见天然降水和地下水的分布是南多北少，特别是我国８０% 以上的水资源用于农业，加剧了在土地水资源享有量上的供需关系。

　　这种地域性的先天不足，是制约中國经济全面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北方地域更是如此。跨流域长距离调水是人类寻求水资源供需关系平衡的有效出路，调水的首要基本的目的是解决日常生活、基本生产和经济活动的需要，其次才能考虑其他的作用，比如航运、高耗水产业等等。因此对水的品质就有基本的要求，即必须是符合使用安全的一、二类水，而不是需要经过复杂处理才能使用的混沌水或者劣质水；长距离调水还需要评估水道建造和运行管理的性能价格比，简单地说是科学性、经济性和安全性。

　　基于跨流域长距离调水的出发点是调节不同地域水资源的不平衡，是目的也是结果。但其核心问题是从哪里调水，调什么样的水，调水与治理水患为水利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调水会不会造成新的区域性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中國大陆受季风影响强烈，但是不均衡；大陆地理结构上由青藏高原向东及北分为三级阶梯，势能显著；大量缺水的地域大部集中在第二和第三阶梯，也就是华北和西北及东北一部。

　　从哪里调水是首要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从水资源多的地方，从用水少的地方，从短期内降水过剩的地方。因此，按照这个条件，只能是南方的丰水区、荒僻山区、经常发生大降雨的洪涝区。而最符合这三个特征的是长江、汉水、淮河的中或上游，也就是湖北、河南南部以及三峡前后的湿润和半湿润区域内的流域面积。

　　在这里以此为例探讨竖井导水，地下水道长距离输水的实效性，其实也就是坎儿井的方式。天山北麓吐鲁番的维族居民以此方式生存了近２０００年，现在地下已经有５０００多公里的规模，所以这不是今天的什么新创造。

　　地下水道的建造和运行方式完全与明渠输水不同，它是一个沿途可控的封闭的管道系统，有低消耗、高流速与沿途地上社会生活互不干扰的运行特点，就像城市里的供排水网，最终形成在一个地下并联的全国性调水网管线。它的建造很少涉及拆迁并占用土地、以及干扰沿途正常的社会秩序。

　　唯一会有集中疑问的是单位造价，对此要用现代科学的观念（环境生态、国土及水的资源优化利用、各地社会和经济的利益分享、单位时间输水量和运行管理有效度等等）和现代工业化水平来评估，而不能用在地上开沟和地下掘洞的概念作简单的对比。这对于一个需要对水资源进行调控的国家或者地区来说，应该是一个必须慎重选择的水资源战略，同时也是一个趋利避害，变弃水为客水，化水患为水利的出路。

　　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的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全长１２６７ km ，主体工程总投资１１６１亿元，规划年调水量１４５亿m ３，主要水源是丹江口水库（其年水资源为２１０亿m ３）。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期间北京每年可引用１２亿m ３水量（约占北京天然水资源的３０% ，北京年人均可用水量为〈４００m ３〉，主要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第一期建设工程可望于２０１０年前完成，沿途省市（豫冀津）均将受益，其中比北京更加贫水的冀津地区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可见其造价不到１亿元 / km ，或者说不到１０万元 / m，这对于地下水道也能实现。

　　大陆雨季一般集中在５、６–８、９月间，降水量占全年的６０–９０ %，并伴生局部洪涝灾害。常规的方法是筑坝拦蓄和作为弃水排泄到下游出境，而降水期过后往往是少雨缺水干旱，已经成为常识和规律。人类依赖水资源生存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并且控制水资源的过程，在具体的水工建设上是技术验证，在平衡水资源长距离调水上就是方案评估，以期找出符合高效、低耗、安全、可控、少拆迁、易维护管理，兼顾多方利益的路径。

　　我们设定的调水区域是淮河的上游——河南南部的桐柏和伏牛山区，长江、汉水的中游——重庆和湖北西北部的秦巴山区。取水点大多设定在各小流域进入流域干流之前的水库或者水文观测点，其目的是将集中在降水期间的地面径流水直接引入竖井并导入地下水道，这是釜底抽薪各个击破的方法。因为这些水在短期内是过量的，对于下游就是洪水灾难，直接尽快地疏导其泻入地下，输送到流域之外，会极大地化害为利。在非集中降雨期，则主要采用导引控制性水库的蓄水，如丹江口水库。

　　在汛期，各小流域的水文降水径流量一般是５００——５０００ m３/S, 一天的过水量（水资源）就是０. ４——４亿m ３，通常可以持续几天或者一周以上。２００３年６——８月的淮河流域大降水通过洪泽湖，向黄海排泄了１５７亿m ３的弃水（汛期约４０天），沿途城乡社会和经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是安徽境内行蓄洪区的农民，他们有１００多万人又成为顾全大局的奉献者，直接发生的经济损失和付出不会低于２００亿元。

　　历次抗击洪水的成功或者失败，究竟是人定胜天了，还是水利工程不足？都不是。是我们现行的传统治水方法不对，不符合现代社会和经济的现状，特别是人口集中和土地紧缺。也就是对于水的认识或者战略思想是因循守旧的，因而周而复始地砌坝筑堰，行洪抗洪救灾重建，这种轮回应当引起我们痛苦地反思，深刻地自我评估过去所做的一切。只有在上游和各小流域及支流入手，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给这些过量的降水另辟新路，让这个恶魔成为天使，也是一种水的充分就业。引导水发挥善的一面，都江堰的鱼嘴就是这样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么什么样的水道能够输送这些水呢？由于这些山区的海拔高度在２００——５００ m及以上，北方受水区（华北平原）海拔在５０ m（H = + ５０ m）以下，势位差有１５０m 以上（相当于供水压力）P=１５kgf/cm２），势能明显。主干输水水道轴线位于海拔之下５０ m（H = ——５０ m），通径２０ m，支干取水和输水水道通径５–１５ m，在取水的竖井阶段，倾泄而下的水能流速会很大，在水平水道的流速有把握达到５ m/S，２４小时输水量就是０. ０８５——０. ７６亿m ３，此时输送里程是８６. ４ km/天。即使沿途压力损失怠尽，以至出水不会高高喷涌，也会达到自然涌出，当然必须在水道满水和全线控制的条件下。竖井口可以设计成倒锥形或者其他的扩口形，以增大进水截面，还可考虑建造坑口水电站。

　　如果在黄淮海平原地下有３０００ km 主干水道，其容积就是９. ４亿m ３，有效使用１６. ７天就相当于洪泽湖２００３年汛期的弃水量。如果有１０处取水点，每处平均取水量０. ４亿m ３/ 天，输水量就是４亿m ３/ 天，就相当于洪泽湖２００３年汛期每天排泄的平均弃水量。在长江、淮河的中上游何止有１０处径流洪水控制点，在安徽境内的淮河中游两侧有１０余个山地小流域，完全可以通过地下水道把弃水输向豫东鲁南的黄河和南四湖。行蓄洪区超水位的水量也是可以利用的，可见在汛期，能够平衡调动的水资源余地极其大。

　　这个观点仅仅是为集中降水选择有利出路的思考，这些估算数字的精确性并不重要，但在评估其实际应用效果的威力上是不能怀疑的。

　　在中國大陆地理构造的第三阶梯的黄淮海平原上可以采用H = ——５０ m的输水方式，在第二阶梯可以采用H = + ５０ m或以上的水平输水方式。在三峡之上重庆境内的涪陵、万县区段（洪水流量可达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m３/S）；葛州坝、荆州之上的山地小流域区段，都是理想的取水点，可以起到消削洪峰釜底抽薪的作用。荆江分洪区海拔只有３３——４４ m，承担着蓄洪５４亿m ３的重负，其设计进水流量是７７００ m３/S。

　　这些水留在蓄滞洪区，就是灾难，送出去就是有用的水。并联的网络越大，水资源的平衡性越有效，所得的综合效益就越大，水患就越少，水利就越大。这是跨流域长距离调水的最高境界。如果水道能够延伸到蒙古高原、陕甘宁疆地区，利用风能汲水改善局部缺水干旱状况，我们将怎样想象那里会出现什么远景。一处取水地输出１亿m ３的弃水，就可以得到数百万或者千万元的收益，这也是一个产业经济，过量降水等于带来了投资。每年通过地下水道从华中、西南调用３００——５００亿m ３的弃水和地下水到华北甚至西北，完全可以保持取水区的水资源平衡，并且可以补充受水区的水资源平衡。

　　地铁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急剧发展，出现地面社会和经济资源紧张和运行效率低而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回避并处置现实矛盾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同样，地下水道也是这个原因。长距离调配水资源，一是要珍惜国土资源——土地和地面经济成果，即少拆迁改造；二是水资源的调动不仅需要快捷还要少受沿途干扰，比如污染和过量取水；三是取水地、受水地、投资和运营方都可以获得利益；四是要用经济和法律的规则对待水务关系，可以避免一平二调；五是要从根本上基本解决过量降水为患的问题，也就是变洪水弃水为利水救命水。

　　即使地下水道的工程建设投资高于地面水道，由于其管网化的功能优势和运营效率高，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工业化的思维和实力，而地面水道则是农业化社会的精神支柱。所以，对于取水和调水的思考和选择，实质上是一个对于生存方式的选择，也是对未来的选择。地下水道建设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國综合技术的提高，这其中涉及到了地质、岩土、水文、水工、重工、钢铁、机电，控制、制造等等工程技术和产业。

　　而与此有关的矿山、煤矿、制造等等传统产业，将有几十年新的发展空间。城市地铁、海底隧道、地下水道必将是中國在本世纪科学技术和宏大工程结合的新兴产业。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的工业化创造性劳动，而不是通常意义下的水利工程，这就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面对社会事物需要进步的真实意义。

　　２００３. ８. ２７

　　作者:孟思良

　　近来，报刊业可谓风声鹤唳，国家取消报刊摊派、加强报刊业市场化运作的决心昭然若现。然而，就在各种机关报、县市小报生存堪忧之际，人们都忽视了学术期刊这一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专业领域。

　　在各个高校的图书馆里，堆放着许许多多并不惹人注意的学术期刊，这些有刊号的正式期刊大多厚得像城市电话簿，虽然有的学术期刊上印着“双效期刊”、“核心期刊”、“期刊百强方阵”之类醒目的头衔，但这些颇有分量的学术期刊在报摊上绝对是看不到，买不着的。而这只不过是学术期刊的古怪之一罢了，就让我们来细数这些学术期刊的怪现状吧。

　　怪现状之一：稿费是负数

　　学术期刊和商业期刊不同，学术期刊绝大部分是没有稿费的，相反，要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必须得缴纳一定的版面费。版面费按照学术期刊的档次分类，有多有少，一篇四五千字的论文，版面费多则上千元，少则二三百元。有的也寄一些象征性的稿费，但也得划在版面费中，也就是说，如果收到了８０元稿费，可能要交的版面费会是８８０元。写字还得交钱，这对于商业期刊的撰稿人而言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却是最普遍不过的事实了。

　　怪现状之二：花钱发稿趋之若鹜

　　发稿还要交版面费，是不是就没有人愿意发了呢？事实正好相反，排着队发稿的人多如牛毛。也许逻辑应该是这样的：投稿的人太多，需要发稿的人太多，供过于求，所以学术期刊不但不给钱，反而收钱。那花钱发稿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主要还是高校内的研究生和教师。一般硕士研究生毕业是需要“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两篇”的，这是硬指标，发的不够就拿不到学位，博士研究生也是如此，因此，对于人数庞大的研究生而言，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是宜早不宜迟的。对于教师而言，评教授之类的职称也是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的。正是高校师生获得学位、职称的需要，使得学术期刊成了香饽饽，大家一拥而上，付点版面费也在所不惜了。

　　怪现状之三：今年的稿子明年发

　　一般而言，学术期刊的发稿周期是特别长的，除非写稿人是学术领域内的大家、名人。对于普通的硕士研究生而言，收到的稿件录用通知书上很可能就写明了，稿子已经被排在了一年之后。而掌握好发稿周期，在毕业前拿到样刊完成任务就是研究生们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了，如果等到研究生三年级了，才忙不迭的去发论文，结果很有可能是赶不上趟了。

　　怪现状之四：论文有别名

　　在象牙塔里，发表的论文一般不叫“论文”，叫“学术成果”。如此令人望而起敬的称谓使得大家准备学术论文、写作学术论文的工作都成了“学术研究”。而只要文章发出来了，也算是研究有了成果。如此虚伪，也算是学究们自古以来的传统了。

　　怪现状之五：论文有格式

　　既然是“学术成果”，那么论文的要求自然与众不同了，就连格式上也是如此。一般的学术论文，标题之下是作者姓名，姓名下是带括号的作者简介。文章最前面的是论文摘要，摘要下是关键词，关键词下才是正文，正文一般是要有“一、二、三、四”的，正文后就是参考文献。一般来说作者还得一并提供英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而且具体到细节上也有苛刻的要求，比如参考文献的序号必须用中括号，否则不行。如此八股般的格式，很自然地将外行人的稿子挡在学术期刊之外，而且也压抑了学者的学术思维，一篇文章只重格式，不重思想使得这些“学术成果”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学术含金量大打折扣。更可怕的是，越是有分量的核心期刊，对格式的要求就越是严格。

　　怪现状之六：“借鉴”成必须

　　作为“学术成果”的格式要件之一，参考文献一般是列得很长的，而作者为了增加文章的分量，在参考文献里加上点英文的书目是十分普遍的，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根本就没有翻过那些书！不过，就算参考文献没有列，要想写论文，最必须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查找资料”了。所谓资料，无非就是别人写的类似论文，各个高校都有自己的期刊阅览室提供这种资料，网上也有各种学术期刊网可以下载现成的文章。资料找好了，偷懒点的纯靠“复制、粘贴”就能搞定一篇自己的论文了，而稍微勤奋点的，把字句改动改动，加上点自己的观点就算是一种“学术创新”了。如此炮制的文章，大多千篇一律，毫无可读性。不光研究生这样，很多教师也是这样，甚至会有教授在论文写作课上“言传身教”：写论文先得练“太极”，把几篇别人的文章“揉”成自己的就算是功夫了。

　　怪现状之七：看落款不看正文

　　千辛万苦，不管是“写”的，还是“揉”的，文章里也算是凝结了作者的心血。眼巴巴的投给学术期刊编辑部，结果可能却是连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学术期刊的编辑，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投稿，很多编辑一般是先看信封上的单位，如果是三流、四流大学寄来的，也许没拆开就扔到垃圾堆了。就算拆开了，先看的也不是论文，而是最后的落款，如果作者是教授、博士、名人那么文章可以得到优先编辑，如果作者不过是小小的硕士生，那么可能编辑连看正文的时间都不会给。越是有名气的学术刊物，可能越是这样不公平。其实只要翻看任何一本有分量的学术期刊，就会发现，文章的作者也都是有分量的，如果能看到硕士生的文章那到真是有些奇怪了。

　　怪现状之八：学术期刊广开财源

　　其实有的学术期刊也并非真的连审稿的机会都不给作者，只不过这种机会需要支付一定的价格罢了，这就是所谓的“审稿费”。在投稿之后，可能很快就能收到回信，但基本上不是发稿通知，而是让作者缴纳一定数量的“审稿费”。学术期刊也是“三审”，与商业期刊不同的是，期刊本身是绝对的强势群体，对审稿之类的本职工作张口要钱也是理直气壮的。“审稿费”从３０、５０到１００元不等，但考虑到编辑部实际收到的稿件数量，这笔钱的确也是够吓人的。然而，学术期刊的生财之道远不止于此，一些期刊经常会隔三拆五的出个“增刊”，赚上一笔。虽然大部分的院校是不把“增刊”认可为“学术成果”的，但也有例外。最常见的就是本校学报的增刊是可以当作“学术成果”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怪现象，一些文章难发的专业（比如哲学、历史），可能会由系领导出面，买下一期本校学报增刊的发搞权，让本系的研究生集中“完成任务”，以避免拿不到学位的窘境。如此以往，学术期刊财源广进，穷困的研究生们却是雪上加霜。

　　怪现状之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学术期刊会赚钱，研究生也会利用学术期刊赚钱。一般而言，就算是公费研究生，一个月的国家津贴也不过二三百元，应付生活都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别说支付高昂的发稿费用了。为了填补这一资金缺口，研究生们也是各显神通。比较有意思的有“以内养外”和“以报养刊”，顾名思义，就是用在企业内刊，商业报纸上发稿子赚来的钱来对付在学术期刊上的支出。其实，就连学术期刊本身，也是可以被开发成生财之道的。现在的研究生不计其数，其中有许多不脱产的“成人研究生”，这些人要想毕业拿学位也是要发论文的，但没有经历过考试的他们很多只是图个文凭，不少人本身并没有什么水平，也没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于是乎，给这些同志代写论文就成了正规军们赚钱的好途径，就连网络上，也有各式各样的“论文网”，公开卖论文不说，甚至提供从写到发的“一条龙”服务，只需要付出一定的报酬即可。由此可见，上有政策，下才有对策，头脑灵活的研究生如此生财也是纯属无奈。

　　怪现状之十：学术期刊没人看

　　学术期刊可谓多如牛毛，图书馆里堆的满满的。然而，真正看的人并不多。对于做学问的人而言，有阅读价值的只有那屈指可数的几分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也就是圈内人说的“核心中的核心”。其他学术期刊的文章，大多是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可读性。真正能用到它们的时候，就是“找资料”的过程了，为了拼凑文章看看别人的拼凑成果还是有必要的。而那几本有人看的高质量期刊，内容也无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本国一流学者的学术创新，另一部分就是国外论文的译稿。所以说，真正在做学问的，只有少数的国内精英，以及在纯正学术气氛中搞研究的外国学者。大部分的中國研究生，为了写而写，为了发而写，为了毕业而写，为了学位而写，如此急功近利，哪能有引人关注的“成果”诞生？所以说，真正看学术期刊的人并不多，老百姓自然不用说了，做学问的看的也是少数的几本，其他那些汗牛充栋般的学术期刊，其存在本质上不过是现行研究生教育体系、教师职称评判体系的衍生物罢了。

　　这就是学术期刊的怪现状，任何一个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可能都有过切身体会。如今，国家对报刊业的改革加大了力度，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学术期刊这片鲜为人知的“处女地”呢？

　　原载：人民日报

　　作者:程实

　　７０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是高考刚刚恢复的两批大学生。青年朋友们就象久汗逢甘霖一样，十年的真空，十年的压抑，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日一朝得解放，他们铆足了劲儿“进京赶考”。他们年龄参差不齐，不管多大，哪怕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了，也希望赶上“末班车”，为自己的人生空白描绘蓝图，弥补缺憾。

　　父辈大学生们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成长于新中國诞生初期。艰险、磨难、贫穷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待到即将成熟的时候，却遭遇了“纹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想开花结果，却半路杀出程咬金，终是惨遭腰斩，壮志未酬。计划经济时代的他们，机会是多么难得、多么重要啊！经过拨乱返正，高考也恢复了，人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可以了却夙愿。可能正因为这些，我们的父辈大学生们才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读书那会儿，同学们都很自觉。你到教室，图书馆去看看，到处都是学习的。就是在宿舍，一进也去被一种浓烈的氛围笼罩着，渗透着一种压力，大伙都抱着书在看呢，写作业呀，你好意思玩么？其实老师很少布置作业，倒是同学主动找题目做。这样的学生你今天全中國能找到几个？提着灯笼转几圈，找到一个也是稀罕物，我惊诧不已。是啊，想想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作业要做，但非得老师“诏告天下”，作业要完成，恐怕一堆人只流行几个版本。现在可玩的东西太多了，一样比一样新鲜、一样比一样刺激；外面的物质诱惑太大了，虽然身体早熟，思想也早熟，可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理智这东西不象空气到处弥漫着，想吞吐就在呼吸之间，哪里弄来那么多的理智，阻挡这些连大人们都难以抵挡的诱惑呢？

　　教授还告诉我，当年他在华中理工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正在树立典型。不说不知道，知道了下一跳。那位典型读书四年，不说他经常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从来没有跨出学校校门，哪怕半步！暂停十分钟！女士们，先生们，年轻的大学生朋友们，我给你们一些时间表示惊讶，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注意眼部肌肉要放松，眼皮不要张的太大；适当把握嘴巴的开放程度，小心下巴脱臼。你以为他窝在校园里干什么？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四点一线，除了大家都离不开的必修课——吃喝拉撒睡，他就剩下学习了。成绩自不待多费口舌，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他正在北京参加第２４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呢，可不是什么普通听众。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帮他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填补一项国际空白！

　　反观我们，台球室、游戏室、录像厅、歌舞厅、网吧、迪吧，好舒适的“两室两厅”外带“两吧”，包你吃喝拉撒睡，也不用出门儿。人员虽然挤点，床铺虽然脏点，厕所虽然熏点，但群贤毕至，华山论剑，好哇、爽啊，真真快乐似神仙哪。又挤、又脏、又熏的，谁说我们的同学不能“吃苦”呢。还有哇，人家四年不出门，可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还没呆两年呢，就满世界跑，满世界找：

　　“有没有房子租？”

　　“有哇，敢问您几个人哪？”

　　“您客气，就两个，我们考研呢！”

　　“哟，瞧你们这些孩子真出息！”

　　“得，要不是女朋友非得我陪她，我才不会考呢？”

　　“打住，甭提了，别把我吓趴下，你还是回去吧！”这一句是我替人家“房东”说的。

　　什么？现在兴这口儿？少爷，我这例外成了吧！供不起您这佛！咱也不敢不是，好歹我也是当妈的人！怎么说也得替他们四老想想啊！笔者显然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这个“房东”显然做的很到位。

　　教授说，现在的大学生有三忙，考研、工作、搞对象！他们那会儿，没有考研的意识，工作是国家包办，搞对象是小资情调儿。如今，考研无可厚非，是好事，可不能成为同居的幌子；工作要找，可不能把老师一个人晾在教室里，晾干了，好歹也收一收哇，我若是用人单位恐怕要多思量思量；搞对象，很正常，但毕竟是副业，天底下没有一个做老子的对儿子说：“乖儿子，到学校好好搞对象，顺便把毕业证给蒙到手！”

　　现在的大学生还有一句流行的口号？“选修课必修，必修课选修”，有人嘴边说说，解解恨，有人却当行为准则实际操作，恪尽职守。我们的必修课又是怎么安排的呢？作弊、补考、谈恋爱，拿不到“学分”一样菜！呵呵，不作弊、不补考、不谈恋爱还拿不到“学分”？怪乎哉！用老眼光看现在的大学生，真是怪事连连，我怕自己也得换换脑子，看他们才不会觉得费劲！

　　教授说，四年不出校门，不提倡。我明白，不提倡的，只是这样的行为，可四年不出校门的执着精神却值得大大的提倡。目的是学习知识，练就本领，手段是四年不出校门，目的的“善”掩盖不了手段的“恶”，我反对，教授也反对，其实，我们的眼光老吗？

　　欢迎新老同学们来信商榷！“只要你过的比我好”，你就是骂我这个老师，我也听着！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f5232@sina.com

　　作者:吕顺雷

　　去上海玩的时候，老同学无意间跟我聊起办公室的事情，上海的女孩子很开放，竟然在男人堆里谈论男女私事，甚至毫不避讳地开男人玩笑，不得了耶！上海的男人是出名的小男人，可女人生得如此，令人汗颜！

　　作为高校的教师，对当代女大学生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碰到一些现象也是无可奈何地摇头罢了。走在校园里，冷不丁就发现和这个女生卿卿我我的男生又换了一个——避讳什么，都什么时代了，这是现在的大学生的普遍观点。学校合并以后，原来的校园不良行为纠察队也没有了，后来名字一改成了“文明劝导队”，抓捕力度渐小，多了所谓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權的尊重。其实呢，善意被孩子们利用以后，就成了对不良行为的放纵了，有点象农夫和蛇的故事，结果是不良行为更多了，对众多的大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

　　同样是高校，某校报曾经对近来发生的一连串女大学生性越轨事件进行了曝光：一女大学生在深夜于学校的花园里与男友发生不正当关系，被保安人员发现；一女大学生私自与男友在校外租房同居被学校查出；两女大学生在市区某歌舞厅当“三陪女”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面对这桩桩件件，人们愕然了：现在的女大学生是怎么了？同居也好，坐台也好，甚至卖淫，都是一个现象而已，当这个现象受到大家关注的时候，已不能单纯用眼睛来看问题了，这现象背后的问题更值得大脑来关心。

　　同居，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①同在一处居住；②指夫妻共同生活。但一研究中國传统婚姻的专家给现代的“同居”这样的定义：①为了一定时期的快乐的行为；②试婚；③不履行法律的形式的事实婚姻。他还说，大学生同居主要以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为主。本人同意。根据我的了解，有的女大学生为了给男朋友过生日，不忍拂了男友的意，竟然把贞操作为礼物相送，显示对爱情的忠诚，也满足了情欲快乐。当然，女孩子奉送贞操也可能是为了个人的私欲、避免孤独、逃避社会的压力，甚至作为个性成熟的标志，有的还成为一种病态的交往手段，进而成为报复和惩罚社会的一种手段。不管是什么理由，作为旁观者都觉得极不充分，更不理智，无异于一种以贞操和一生的幸福做筹码的赌博行为！

　　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同居，说到底是社会化现象，社会上越来越开放的性观念，屡禁不止的卖淫嫖娼等一股股混浊的“黄”流对校园的冲击可谓不小，优良的传统文化在青年一代中沦丧，他们不愿继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大学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价值观、人生观西化，有些小资情调。他们多数人为独生子女，是命根子，是小皇帝小公主，娇生惯养，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在对待性的问题更加开放，对待同居的态度到了几近攀比的地步，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中國颓废的一代。

　　有研究者曾对５００名女大学生进行了为期４年的关于从处女到非处女转变的心理研究，发现女大学生体验过性活动的比例随年级递增。比例分别为：大一７% ；大二１３% ；大三２０% ；大学四年级，约有１／４的女性经历过性生活体验。数据令人惊讶！６２% 的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并且８５% 的学生认为，已经发生性关系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对此男生、女生意见一致。这对传统从一而终的观念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传统的贞操观在当代大学生中也到了崩溃边缘，６２% 的同学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在这一问题上，女生所占的比例大于男生的比例——女生真的变了？７１% 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得知未来伴侣曾和他人发生过性关系后，仍会与之结婚。笔者认为，被调查者接受调查的理智和实际行为的冲动有着强烈的不一致，接受调查总有一种作秀的成分，实际行为才是关键！男孩子没有那么多麻烦，不用付出更大代价，缺少换位思考的责任意识，他会始终保持着处女情结，当然希望自己的女朋友是处女；可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女孩子的性开放，然后可以趁虚而入，至少在恋爱过程中难度小一些，这对女孩子实在太不公平了。

　　仅就现象而已，绝大部分大学生的观点是对同居较宽容。性需要已被女大学生们普遍认为是正当的欢愉与渴求，现代避孕方法的发展和推广也导致了女性性活动的增加，不是还有处女膜的修补么？无疑是更大的保障甚至鼓舞了。还有的女学生认为自己已经身心发育成熟，她们需要得到成熟异性对她是“女人”而非“女孩儿”的认同，同居自然成为一种选择。

　　青年人成熟，生理上有自然的需要，性需求得到排遣是应该的，不然憋出什么毛病掉的更大。某校一位女生坦然承认已经与男友尝过“禁果”，她说当这位男友的目光凝望着她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会荡漾全身，她会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该是自主选择性的时候了，发生性关系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是哪个人先提出来的。无所谓对错，我们只能期望双方能理智地面对性行为之后的一切双边关系，不要酿成悲剧。

　　专家说，从教育体制上看，高校缺乏对学生的性教育和引导，极少高校有性教育课程。但我想，即使有这样的课程安排，天晓得这帮孩子看着教育片，或者听着老师躲躲闪闪的讲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就把以前接触过的不健康的东西在脑海里给组织起来，结果把老师所幸得到的一丁点教育成果全部消解，特别是几个调皮的男生脸上偷偷露出狡黠的笑，互相调侃的时候。现阶段，中國的性教育无论在家庭、在学校，都不会比社会上的“黄”的东西造成的影响来的早，来的猛，来的深刻！

　　时代变了，女孩子的观念改变了，是一种进步，还是人性的悲哀！我总觉得在男女交往中，男生的不自爱是对女生极不负责的态度，男生善于花言巧语，总希望突破最后一道防线。至少有一部分女孩子是在受到男孩的哄骗之后，才转变自己的观念的，这种观点我始终不愿排除。女大学生怎么了？其实要先问男孩子做了些什么？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作者:吕顺雷

　　有人说：把中國当官的排成一排，隔一个杀一个绝对不冤枉。此话一道出了当今腐败的严重性，二道出了老百姓对腐败者的切齿痛恨，三则希望政府加大反腐力度。此话不免夸张，但不得不察。

　　腐败与体制无关，各个国家都有，是个全球化的问题。它是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形成，约束来自于外界和内部，外部的包括了法律、制度、规章和媒体、社会舆论等。法律的权威对每一个公民都有威胁，但确切的说那是潜在的，法律在腐败行为发生时乃至发生后都未必能触及并惩戒腐败主体，因而往往被无视；对于媒体，他们虽然对腐败事实狠狠曝光，却因腐败主体的精巧伪装而被消解，若是媒体被腐败主体操纵，那就更无实际意义了；至于舆论，我想中國老百姓是最具有忍耐力的，自古民不与官斗，所以老百姓的舆论监督作用大多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这样看来，腐败无疑是“高收益低风险”的，胡鞍钢先生对公务员腐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当公务员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腐败的动机；当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铤而走险。

　　至于内部的约束，则是天马行空，一个人一个样了，人是欲望的化身，这是本性决定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了无休止的索取，马斯洛老先生把这种需求分成五个层次，但对每个层次的深度和宽度却没有进一步的定义，其实也无从定义，比如金钱、女色、权利等，它对一个人有多大的诱惑人类就会对它产生多大的需求，因人而异。需求过度，就是贪，人正是因为贪才走上腐败的道路的。

　　腐败源自需求，与人性有关。人生来就有差别，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一样的背景，等人类开始有认知能力的时候，面对差距就会有心理的不平衡感。外部的刺激，激励了一部分人的斗志，同时把一些人的贪念正强化了，带来了本不该有的需求，内化为动机，外化为行为，企图减少差距。正当途径无效或效率不高时，不正当的途径就取而代之。外部约束的消解提供了间接条件，腐败客体（比如受贿者）则提供直接条件，哪怕是“贪心一闪念”，腐败行为就有可能发生。

　　对于腐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哎，象我们这样儿，没权没钱没地位，想腐败都没机会。”可能是玩笑话，但周围如果都是这种声音包围着，我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警觉。要知道，当代青年对腐败是怎么看待的呢？“腐败虽然在道义上遭到贬斥，但如果只有通过腐败才能办成事，那它就没有什么不好。这种有用即善的看法事实上漠视了一切伦理规则的限制。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最恶劣的影响在于通过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教育着人们：只有适应这种严重扭曲的经济秩序，人才能生存下去”（何清涟语）——“腐败最终’ 深入人心’ ，并且成为全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我们可以称之为’ 腐败文化’ 。”（杨龙语）多么可悲，腐败给我们的年轻人带来了什么，我们的父辈们不能不深思。无怪乎丁学良先生大呼“救救大人”，我们的父辈还没有从纹革那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年代走出来吗？在招聘会上，会计专业的学生通常会遭遇这样的问题：“如果领导要你做假账，你会怎么办？”女性大学生偶尔还会碰到“如果老板要求你向’ 客户’ 提供特殊服务怎么办”的龌龊问题，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来不会有什么可犹豫的，但站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却犹豫了，这是父辈跟子辈们开的玩笑吗？

　　腐败的程度有一个指数增长的趋势，从无到有，从紧张到从容，颤巍巍走出第一步，人的思想就会越走越远，胆子也越来越大。腐败行为包括了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要素。当官的位高权重，当老板的有钱有女人，二者互相依赖，相互需要，达成权钱交易。可以这样说，每一个腐败的领导者身后都有一个大款，杀一个腐败的头可以同时砍一个有钱的脑袋。领导的宝座本来就是用钱“买”来的，因此，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以后便开始翻本，有的还要变本加厉。为办事而收钱，买与卖的关系，等价交换，从情理上说得过去，心里坦然了，闸门打开一个小缝，洪水就会象野马脱缰，肆无忌惮了。

　　有人认为当官难，“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原广西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语），难在“钱推不掉”，难在“领导让我贪”，这就是“腐败无奈论”，颇为盛行。连黑脸姜瑞峰都认为：“目前执纪难，办案难，尤其是秉公难，但更难的是回拒说情难，回拒收礼难，这是一种看不见的难。”他因办公案而结私愤，家里多次被袭击，可见当个清官就更难了。中國人的关系网很庞大，人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国内的一些腐败案件看出，很多集体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想独善其身只有“告老还乡”的选择，除非你真的能量很大，惩奸除恶，把腐败分子一锅端！听说过“跑部钱进”的说法吗？很多地方部门在北京有办事处，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建立和维持关系网，找靠山，已是不争的事实。

　　法律就象点燃的蜡烛，当你伸手的时候，必然会付出代价，它应该起什么作用？警戒作用：让你明白，一旦伸手，就会被烧，就会疼；惩戒作用：果真伸手，必然被烧。这种惩戒具有必然性，即时性，适度性（伸其一指，烧其一指，伸其一掌，烧其一掌，很科学）。惩治腐败也是一个道理，必然和适度可以保障，但即时恐怕就难了，不能及时，“惩治倒是行得通的，关键是监督要实在，可目前的外部监督流于形式，虽有些部门有所谓”三级监督网络“，但上级对下是鞭长莫及；同级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下级还得看上级脸色，靠上级过日子。所以这三级监督完全是一纸空文。

　　史上朱元璋皇帝治贪力度极大，凡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就枭首示众，拨皮实草，摆放衙门公座之旁，以示警诫，但他还是憾言：“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同样不可谓不大，有多少红头文件下发，三令五申？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和尚的经再好，也被小和尚念歪了。又有多少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虽效果显著，但腐败依然在发生，有人形象地说，腐败案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一茬更比一茬高。古语有云：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道理很显然，欲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养性，严以治家?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以此反躬自省，着意修身；中國老百姓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上有老下有小，结发夫妻是个宝，要知道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家族腐败”决非个例，如不约法三章，晓之以利害，后院起火那可是一发不可收拾。

　　要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源头上抓起。不管完善制度也好、强化监督也好，还是打击要有力，强制性的保障不可或缺，但人并不是在受到强制时才行善的，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由人来执行的，人是感情动物，思想太复杂。反腐败要治根儿，怎么也不会治到腐败者的灵魂深处，那是由其本人最终决定的。所以腐败跟人的素质有关，素质跟教育有关，所以要加强教育，可目前我们是穷国办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困难很大，需要更大的投入。

　　高薪养廉吗？怎么个高法，尺度如何把握，多少才能满足？用高薪填补腐败者可能贪的钱，是不是相当于政府在“行贿”？根据经济的发展情况适度提高薪水可以，但不能授之高薪，纵其矫情。当“官”成为更大的肥肉时，难免更大的腐败。胡鞍钢先生还说：“当公务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廉洁动机；当廉洁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廉洁一生。”他的收益包括什么呢，精神奖励对他们可能没什么用，金钱地位倒可以满足，女色可以吗？早已有人说反腐要管住“下半身”，腐败者有这种需要怕是件尴尬的事情，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可以争取一部分人，毕竟还是很有意义的。

　　说一千道一万，他律再重要，也比不上人的自律重要，奉劝那些有腐败倾向的同志：“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多行不义必自毙，及时收手吧。

　　作者：武汉理工大学　吕顺雷

　　作者:吕顺雷

　　中國社会道德前景令人担忧，除了现有体制法规的松散，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现代性文化资源匮乏已成为当前中國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致命伤。中心大都市本该是胚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可中國大都市缺乏这种现代性文化张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中國农民因生存压力而大量涌入都市，从卖力到卖身，无所不有。中國中产階級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是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业繁荣和教育发达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階級市民，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是维系社会和諧稳定的核心支柱。中國长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使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们越缺德性；中层社会则普遍的麻木不仁，这是中國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视的严峻实现。可以说，中國城市已是道德荒芜之地，严重匮乏现代性道德文化资源，单一经济发展以牺牲道德和法制为前提，更谈不上整体有序性。

　　当中國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然而，中國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么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事实上，中國传统文化中本来严重匮乏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宗法伦理又是一种缺乏正义勇气的贫血道德，使得中國文化整体无比阴森，以致审美与价值上倾向消极冷漠，缺乏人性张力和正义热情，这大概是中國人冷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國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乡两级户籍制度毫无松动，这一户籍制度显然是集權与奴役的新变种，那些在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会持着天经地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农民有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那就是他们诉不尽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谁要我们是农民呢？”。路遥是最早对城乡户籍不公制度发起抗议之声的文化人，与《人生》同期的“伤痕文学”便是一片哭诉声，通篇充斥着“下乡者”、“下放者”的不幸经历，这固然没有错，但本质上漠视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的不幸命运。换言之，伤痕文学哭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人的道德危机。中國虽是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却有着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农民”一词是中國城里人贬人的口头禅，实际利益的歧视就更指不胜指了。赵本山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农民那套绝活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愚昧、丑陋、穷酸的农民形象已成为人们捧腹笑料。城里人习惯以歧视农民而获得价值优越感的满足，也是一种幸灾乐祸与变态心理。当前学界“贫富”、“城乡”或“三农”问题炙手可热，实质上并非一种社会自觉的良知，而是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矛盾的危机反应，因为今天中國农民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顺，而是有些蠢蠢欲动，似乎愈来愈缺德性，这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和学术界注视。由于市民社会对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国两民”问题遥遥无期，甚至有人公开起来维护这一丑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对外地人采取颁发给外国人的“绿卡”政策，只适用于那些对北京有“特殊贡献”人士，通常都是些暴发富商，普通民工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暂住证、挨罚挨关是他们人人不可逃脱的恶运。目前大城市户口价值三至十万不等，连一般城镇户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许多地方公安部门以抓人罚款、贩卖户口为生财之道。城市中小学校对无户口求学者高额收费，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问津，子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國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國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泸两地网人互相贬斥、拆台，一决高低，显然是狭隘而偏执的市侩习气在作祟。总体上，两地人都恶劣地排斥、歧视外地人，民工被无辜伤害最为严重。北京人一贯的霸道狂妄与上海人一贯的骄傲自大，皆成中國都市人格病态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观念更为膨胀病态，事实上，北京哪一样值得自满的东西不是来自全国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绕几句不阴不阳的京腔视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过去宫人专有语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奥斯文，更不是什么贵族派头，热爱故乡或家乡的本位主义无可厚非，可谓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压人的宝器，可见中國城市阶层是多么缺乏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素质，跟纽约、伦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相比，这种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國现代化走向彻底“缺德化”。

　　中國都市人习惯把善良与诚实当作“傻冒”行为，视脏活苦力为贱民职业，意味着对劳动与劳动者的藐视，显然是因为城市人在长期的皇粮制度中养尊处优所致，再加上城市又是集權势力的中心地带，权力本身充满了冷酷和血腥，戕伤良知和正义，可是它现在成了改造十亿农民的灵魂加工厂。

　　那些搞旅游观光的山区，常常率先城市化，人们普遍见钱眼开，坑蒙拐骗和敲诈勒索渐成常态，跟城市人接触多了，即使在深山沟里也会道德败坏起来，而且经济意识提高就意味着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國可以说是普遍现象。笔者曾到瑶族山寨，见当地妇女的服饰很有特色，便请求给她们拍几张照片，她们却一致拒绝，说除非给钱，不然她们是不让国内游客拍照的，她们却很乐意让外国人拍照，我一打听，说是从前国内观光客和摄影者给她们拍照，总是许诺寄给她们，结果却是杳无音讯，反而外国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给个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丽江，也遇到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说法。农民传统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进城，便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中國本来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头也只是求财避祸，难以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准则。长期的封建專制，只有统治者才可以唯我独尊、自我神化，绝不容许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权之上，一旦政权腐败，社会风气随之糜烂。道德本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普遍社会自觉，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严法，两者都是任何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法律则是一种不得已的外科手术。道德高度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经验判断，这是它相当脆弱性的一面。

　　今日，中國政府自诩“便宜劳动力是中國傲居世界的最大优势”，而中國这个“世界加工厂”，却是建立在奴役与剥削、压迫与歧视之上的。大量的外汇，便宜的粮食，高高的洋楼，充足的商品，五花八门的洋货奢侈品和神话般的经济增长率，全建立在歧视和排斥农民之上；民工进城，成为检验中國中产階級市民社会以及知识分子道德素质的试金石，也是社会公正与良知的一道砝码，丑恶政治和缺德文化的一个见证。一个不知羞耻、忏悔、公正、宽容和同情的社会，必然是个毫无内聚力和希望的社会。

　　作者:程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