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共和制度与单一制度

　　所谓“国家主权制度”，就是规定国家权力或国家机关的组成的制度。历史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然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制度。我认为，历史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国家主权制度都无出于两大基本的类型。一大类型是共和制度，另一大类型是单一制度。

　　“共和”，就是獨立、平等的共同组成。共和制，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獨立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权力共同组成国家机关或国家主权的制度。共和的精神在于相互獨立和相互制约。用权力制约权力是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单一”，就是独一无二的组成。单一制，就是由一个统一的机关完全掌握国家主权的制度。奴隶国家、封建国家的国家主权制度一般都是单一制的形式。像古罗马共和国这样的国家是极少的。现在的国家，一般都是共和制的国家，但也有少数国家（主要是“共產主义国家）是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然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标榜着自己是”共和“国家。这就说明：现在，在国家主权制度中采用单一制的国家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从表面上看来，它也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和权力的分别。但是，在单一制国家中，还存在着一个凌驾于其他任何国家机关之上的政治统一机关。比如：在中國，这个机关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级组织机关（各级黨委）。这就是现代单一制与共和制的区别所在。

　　下面，我就分别从权力和权力主体两方面去讲述一下共和制与单一制的区别。

　　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有人提出为什么是“三权”，而不是“两权”、“四权”或是“五权”呢？我认为，“两权”也好，“三权”也好，“五权”也好，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权力的共和”。其实，国家权力分开獨立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把立法决政者与执政者分开。所以，实际上，“两权分立”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共和”的要求。关键不在于分为几权，而在于怎样才是既公正又高效的分权。国家权力的共和，就是要求几大权力以獨立、平等的方式共同组成国家主权。这几大权力之间的影响是制约、约束型的。而权力的单一，则是一大权力加上下属的几个小权力而组成国家主权。这个大权力对几个小权力的影响是控制、压制型的。权力的单一，使得国家的主权完全掌握在一个组织或人的手里，这个组织或人既是立法决政者，又是执政者，有可能还是司法者。这就像考试一样，一个人既是出题者，又是参试者，还是改卷者，这能不出问题吗？所以说，权力的单一是腐败滋生的最好土壤。

　　权力和权力的主体当然是联系紧密、一致的。权力的共和也就是权力主体的共和，权力的单一也就是权力主体的单一。国家权力主体的共和，就是要求几大国家机关（立法、行政、司法等）以獨立、平等的方式共同组成国家机关。而且，在这个国家中，绝不能存在一个凌驾于这几大国家机关之上的其他国家机关或政黨组织机关。而国家权力主体的单一，则是一个国家机关作为最高国家机关与其下属的分支国家机关组成国家机关，或者是，一个政黨（或社会组织）的组织机关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成为实质上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组织机关。

　　在单一制国家的国家机关中，上下级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上级的指令、命令，下级一定要服从。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一制国家的官员任免制度所决定的。因为下级官员的任免完全由上级决定，所以，下级官员为保职或升职，有时候就算是违法犯罪，他也会按上级的意思去做。在共和制国家的国家机关中，虽然也有上下级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獨立和平等性的。上级有上级的权力，下级也有下级的权力，上级与下级的权力是不同的。上级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权管理下级的具体工作事务的，是无权对下级下达具体指令、命令的。这也就是说，上级和下级是以“共和”的形式组成国家机关的。

　　其实，仲共政治理论中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联邦制”（复合制）与“单一制”的区分，实质上是共和制与单一制的区分。所谓“联邦制”也就是国家的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以“共和”的形式组成国家机关。

　　作者:吴中英

　　“河南平舆少男连环被杀案”告破后，我们发现此案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令人震惊：一个连环谋杀案为何长达两年无人知晓？尤其是在不足１００天的时间里连续发生１１起失踪案，竟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不禁要问：谁来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

　　根据记者的深入调查（令人遗憾的是，这又是记者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学生失踪后，班主任不及时告知家长，当家长要求校长报案时，校长竟然不报案。一个失踪了六七天而且是寄宿在学校的学生，却不能引起班主任和校长的重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学校管理的严重失职。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学校不报案的情况下，学生家长向公安局报案，要求立案侦查，但当地公安局以办案经费不足为由不予立案，甚至说“没有立案价值”。

　　由于没有立案，这个连环凶杀案得以在平舆继续蔓延，没有立案，就等于公安机关任由凶手逍遥法外，导致其他公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此后，部分失踪学生家长找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甚至跪在县委书记面前，试图寻求当地黨委和政府的帮助，但他们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

　　应当说，失踪孩子的家长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做了他们的努力，他们首先选择的不是上访、不是其他非法渠道，而是政府和法律（我们的百姓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他们相信政府，相信法律，把救济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和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政府和法律才是他们最后救济的保障。然而，当一次次寻求救济的期望终归化为泡影的时候，他们又怎能不失望呢？怎能不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又新增痛恨呢？

　　公民的救济途径一个个地被阻绝了。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保护公民的权利是政府天然的责任，公民之所以要组建政府，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政府，就是要求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是其最主要的责任之一。在公民的所有权利中，生命的权利是最为基本的权利，当公民遭受到生命的威胁甚至生命受到伤害的时候，政府有责任挺身而出，就像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政府和公民都有义务站出来保卫国家一样。溫家寶总理多次指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什么是人民的利益？还有比人民的生命权利更大更重要的利益吗？

　　如果第一个学生失踪案发生以后，学校就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盯着这个失踪案，如果在失踪孩子的家长要求下，县委书记和县长能“高度重视”，那么，这个连环凶杀案是不可能“连环”下去的，因为凶手从来就没有逃离现场。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连串的“如果”最终只是徒劳的假设。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束学山

　　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是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早期大英帝国称雄世界时的全球工业中心。那里的制造业和棉纺业产品行销整个世界，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与利物浦就像今天的旧金山和西雅图一样闻名于世。

　　兰开夏工业巨子曾经把眼睛盯着中國，并且说，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如果每个人的衣袖长一寸，就够兰开夏的纺织厂吃一年”。但那时，中國衰弱不堪，除了官僚阶层、洋行买办或贵妇阔佬之外，平民百姓有谁穿得起舶来品？城镇妇女能有一两身国产“阴丹士林布”做的旗袍或短袄就算不错了。

　　价廉物美的商品

　　然而，百年兴衰弹指一挥间。如今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还记得起兰开夏或曼彻斯特的名字。“Made in England ”的牌子已是凤毛麟角，而“中國制造”的产品正像潮水般地涌向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无论开罗、雅加达、波哥大，还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标着“中國制造”的鞋帽、服装、玩具、家具、灯具、彩电、冰箱以至建筑材料，因价廉物美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从２０世纪末开始，中國出口贸易迅猛发展，不到１０年就从占世界出口第１３位上升到第七位，预计不久还要超过法、英而仅次于美、日、德三大出口国。单单纺织品与服装一项出口，每年就超过５００亿美元，占中國全部出口的四、五分之一。世界纺织品与服装出口总额，有八分之一来自中國。由于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商场，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中國货，中國成了全球商品的供应者，“中國制造”就成了一个话题，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应。

　　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越来越离不开中國产品，另一方面是美国工商业界把它们制造业和纺织业的衰落，归罪于中國的倾销，认为中國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中國制造”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西方产业结构升级，使资本、市场、利润和就业往高科技与新产业转移，再加上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自然会使制造业逐渐趋于衰落，与之俱来的是失业人口增长。

　　其次，资本的目的是追逐利润，哪儿赚钱多就往哪儿跑。中國人口众多，劳力便宜。纺织与服装业每小时工资只有６０美分，墨西哥要两美元多，美国要１０美元。专利与品牌是西方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耐克名牌球鞋只有设计与销售部门，没有自己的厂家，哪里条件有利就到哪里去生产。在中國生产的一双高档耐克鞋，如果卖价１００美元，给中國的加工费不过十分之一。

　　加入WTO 给中國带来出乎意料的有利商机，扫除了中國对美纺织品出口配额的限制。“入世”一年后，有４２０亿美元的纺织品订单从世界其他国家转入中國，数量之大，真够中國纺织业吃几年了。但美国即使不从中國进口这类劳动密集型商品，它也得从别国进口，因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对它来说已经赚头不大，甚至要赔本了。现在人们走进商店或大型购物中心，无论要买款式新颖的套装，价钱便宜的手机、彩电或精工巧制的提包、皮鞋，即使是美国或欧洲的名牌货，很多都是“中國制造”。

　　出劳力赚小钱

　　然而，实际上，中國只是产品的加工者，不是真正的制造者和所有者；不是中國用别人的牌子来生产，而是别人用中國的劳工来赚钱。中國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这对中國有利，对外资更有利，因为外资企业出口的商品约占中國出口总额的一半。

　　据中國经济学家计算，１９９４年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向美国母公司输送的产品总额为５１亿美元，２００１年增加到１８５亿美元。外资企业在中國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在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０年之间增长了五倍。也就是说，由中國加工的出口货所赚的钱，名义上是中國收入，实际上大部分落进了外资企业的腰包。

　　由于“中國制造”的商品盛行世界，中國拥有大量贸易顺差，有人就要把英国佬戴了一个世纪、日本人也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工厂”的桂冠奉送给中國。对中國来说，这只能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因为中國还不具备当“世界工厂”的条件，没有那样的生产规模和技术设计能力，没有风行全球的品牌专利，没有遍布世界的销售网络，没有大进大出的跨国公司，没有精明强干、能在世界市场上应付自如的大企业家。

　　中國现在所能做的无非是以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让大利获小利，以吃亏来占一点小便宜。但这在中國现阶段发展中是不得已做的事情。因为即使给外资企业加工，也能为中國大量剩余劳力提供就业机会与出路，使中國积少成多地赚取外汇，为中國经济的全面发展取得持续不断的重要资金来源。

　　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就是靠给外资加工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國的人力和资源要比它们雄厚得多，所以，中國的发展潜力是无可比拟的。循着这条路子往下走，中國也会不断地积聚物力和财力，取得经验，逐步升级，从名义上的“中國制造”变为真正的“世界工厂”。

　　作者是旅美政论家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司马达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國的农民又占中國总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中國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对于中國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记者江河的年终特稿回顾了２００３年中國农村的经济状况。

　　今年中國的粮食产量连续第６年下降。由于收益太低以及地方政府摊派过重，大批农民撂荒，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其结果是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旅美学者、《当代中國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这种现象造成中國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业已经连续数年处于减产状态，今年到了一个极限的阶段。所以到了今年将近年底的时候，由于农产品的数量逐年在下降，出现了农产品短缺。其结果导致今年１０月到１１月全国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程晓农说，农产品价格上涨从短期来说对农民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种植农产品的农民收入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将会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农民连续多年经营亏本的状况会有所改善。程晓农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自然结果：“这个情况并不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而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就是说，剥夺农民多少年以后多少有点反弹。现在让农民有一个喘气的机会。”

　　人口外流减少农村失业问题

　　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教授则认为，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大批农村人口外流可以减少现在农村的失业问题以及减少农村人口的压力，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现在留在农村的农民慢慢扩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他说，中國农村出现的另一个倾向是利用农产品来增加它的附加价值。例如利用农产品来加工做饲料，甚至用农产品直接来喂养牲畜，然后贩卖牲畜等。黄树民教授说，这说明中國农村的生产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基本上反映出中國现在经济的发展。由于国民收入慢慢增高，整个食物结构在慢慢改变。在以前是以粮为纲，现在大概是以蛋白质为纲了。尤其是在沿海农村地区，一般人民在消费上对于所谓肉类、蛋类、奶类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也就是说，从某个方面来讲，中國农村本身在生产形态上也在慢慢改变了。”

　　《当代中國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中國造成农村人口外流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觉得农村基层干部太多，农民负担太重，地方政府向农民摊派的太多，农民感到吃不消：“基层干部的人数平均已经达到２０个农民到２５个农民养活一个干部。这个比例是几千年来中國历史上最高的，远远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

　　程晓农说，虽然过去几年朱熔基曾经试图削减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村的干部。可是最后共產黨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严重削弱他们在农村的统治，所以最后中央政府的选择是，宁肯维持摊派负担，也不能减少干部数量。而在今年溫家寶担任总理期间，看来他也不打算改变朱熔基的方针。也就是说，新一届政府在农村问题上、在三农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没有给农民带来希望。他说，因此，今年农民和干部之间为了摊派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仍在加剧。

　　农民进城加大城市就业负担

　　英国的旅美学者、《当代中國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现在看的很清楚，农民在农村就地发展恐怕是没有办法获得新的生路。所以政府实际上是在准备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可事实上城市的失业率已经居高不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奢谈城市人口增加多少亿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多少农民涌进城里，而是政府在城里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如果根本不存在新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涌进越多越糟糕。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如果２０２０年中國城市人口真的达到多少多少亿，恐怕是个灾难性的消息。”

　　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教授则认为，鉴于大城市人口已经过于密集，因此，如果把农村人口移往中等城镇并采取相应措施，应当可以避免城市人口密集的问题：“假使农村人口能够往一些中型城市或者城镇移动，然后把一些需要土地面积比较大、劳动力比较多的工业推广到这些中型城市或者大城镇，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人口密集或者由于人口密集而引起的问题是比较容易避免的。”

　　明年改革重点在农村

　　中國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张晓山所长说，２００４年经济改革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那么，中國农村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呢？爱奥华州立大学教授黄树民说：“农业本身人口在减少，农业效益在减少，这就会造成农业格局慢慢扩大。换句话说，一个农户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会慢慢扩大，而且每一个农户会慢慢变成所谓专精化，就是专门化和精致化。如果用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中國的话，很容易看到这是一个必然的转换过程。”

　　《当代中國研究》主编程晓农则认为，中國农村还需要搞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否则，农村问题不可能解决。也就是说，到底是农民为政府服务，还是政府为农民服务。这就是现在中國农村问题的根本。

　　作者:江河

　　近几年来，“农民工”成了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研究的热点。１９８４年以前，中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形成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１９８４年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于是大规模的“民工潮”出现了。到９０年代达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自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０年间，中國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１. ３亿人，平均每年５９１万人①。据南方网讯有关调查预测，今后１０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１. ７６亿，预计今后２０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３亿。这个数字令人忧心忡忡。农民进城市本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可是由于某些体制问题使得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艰难，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农民工问题。

　　究竟是控制农民进城，抑或是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又怎么样使他们融入城市的生活？这都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城市农民工的产生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户口，但他们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众多的学者们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或者是“边缘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农民工的来源。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涌入城市，有若干理论可以解释：

　　经济学上，有著名的“推拉理论”可以解释：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农村土地的边际生产效益递减，从而对剩余劳动力产生一种“推力”；而城镇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相对有利，从而产生一种“拉力”。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在政治学上，有一种“‘压力型’模式”②可以解释：由于行政化村治对村庄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对农民产生一种“压力”，从而使农民不得不到社区以外去寻求生存，而城市是最好的选择。

　　在社会学上，笔者认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加以说明：马斯洛将需要分为五级，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受人尊敬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图１）③。马斯洛认为，在特定的时刻，人的一切需要如果都未得到满足，那么满足最主要的需要就比满足其他需要更迫切。只有排在前面的那些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产生更高的需要。而且只有当前面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出其激励作用。随着农民在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他们必定会想到更好的地方去谋求更高的发展，而这个去处的最好选择便是城市。

　　因此，城市农民工的产生是中國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农民工一方面为工业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农民工的出现又使城市从此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城市农民工自身的处境更是令人不安。

　　城市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④。但何谓弱势群体？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所谓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 ），应该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去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导致其陷入困境，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或阶层。”④根据这个定义，弱势群体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而城市农民工完全具备这些特点。

　　一、经济上的贫困性。

　　经济上的贫困性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２０００年暑假，笔者在京珠高速公路湖南岳阳段的建设工地上工作了一个月（我自己想锻炼一下自己），和那些农民工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当然我的活儿要轻些），对农民的收入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那些出来打工的都是在家没事干了，出来能挣一个钱就算一个钱，不管多少。我的工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强壮男人，他是湖南湘潭人，家里就他一个劳动力。我们的工资是２０元钱一天，包括工头在内，可是他每天还要花６元的伙食费，剩下的钱就很少了。他们吃两元钱还恨太贵了，要不是老板直接在他们的工资里面扣钱，他们恐怕还吃得少些。

　　二、被排挤于主流文化之外，低于社会认可的一般生活水平。

　　我们日常所见的城市农民工，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衣着方面，因为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粗、重且脏的活计有关，农民工的衣着一般都极为简朴甚至粗陋。居住方面，农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的低档菜蔬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极为普遍且令人头疼不已的自行车失窃现象也往往与他们有关。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作地点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三、它的成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可能是客观的或自然的，也可能是主观的或人为的。前者如生理缺陷，生产技能低下等；后者如他人的歧视等。

　　城市农民工有生理缺陷的应该还是比较少见，但他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低，又缺乏专门的培训，生产技能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并非如我们曾想象的那样是在当地农村已成为‘多余者’的普通农民，而是各地农村中的‘骨干’或‘精华’，其中包括少数‘农民精英’”⑤，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还是差得远了。在一份对浙江省外来务工青年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认为自己知识技术水平不够的排在调查项目中的第一位，高达７５％（如下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３D （苦、险、脏的英文首字母）工作。又有调查显示，在城市农民工的工作中，“工作稳定性最高的是建筑业民工和家庭保姆，从未变换过工作的分别占９１. ３％和９２. ８％（当然当保姆并不一定险）⑥。

　　至于城市农民工受到他人的歧视的情况，那更是一言难尽。新浪网上有一个关于农民歧视的调查（http://cul.sina.com.cn/focus/nm.html），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的结果显示，认为农民所受到的歧视很严重，非常不应该的竟占了８８. ４５％，参加调查的人数为３５８５人。虽然这个对象只是网民，但其比率之高也足可以看出农民受歧视的严重性。

　　先不说别的，只是在对城市农民工的称谓上就可略见一斑。在很多城市，农民工被称为“盲流人员”。何谓“盲流人员”？《现代汉语词典》８５３页说得明白，盲目地流入到某地（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就叫“盲流人员”。这不是歧视是什么？这还是客气点的。更有甚者，“草灰”、“乡巴佬”之类的“美名”都冠到了农民的头上。

　　城里人嫌农民工穷，农民工进饭店、宾馆、商场和各种娱乐场所通常都遭遇城里人的白眼。城里人又嫌他们不卫生，公共汽车刹车的时候农民工不慎碰人家一下，就极有可能被骂为“脏鬼”。城里人把他们当小偷来防范，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只要失主周围有农民工模样的人，他总是首先被怀疑，结果往往是被送到派出所打一顿。辱骂、殴打农民工的事件，恐怕每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只是他们不相信城里的警察，不去报案而已。在这种种非人的歧视下，农民工的自尊心普遍都麻木了。在他们的眼中，城里人既不是因为比他们品行高、能力强、能吃苦或肯节约才比他们有钱的，也不是因为运气好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才比他们有钱的，而仅仅因为他们是城里人就可以少干活、不干活还比他们活得好，并且常常欺压他们。

　　总之，城市农民工在奔向小康社会的路上实在受了太多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３D 工作留级民工；具体到企业层面，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他们不能享受相应的保障和福利；此外，“黑职介”，“黑学校”，“欠薪”等问题也像幽灵一样时时出现在农民工面前。

　　对歧视的终极反抗：犯罪

　　农民工内心积聚了太多的苦，太多的怨，但是，由于我国法制的不够健全以及社会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得他们对正当的体制内的保护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先是忍，忍不住了就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发泄出来，这便是犯罪。

　　农民工之所以走向犯罪，笔者认为社会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民工本是老实本分的，但是外界给他们的压力太重了，以致于他们践踏法律的尊严。

　　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学家菲利在他的《犯罪社会学》中把犯罪原因分为人类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同时他还认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犯罪现象都是上述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因素尤为重要。城市农民日工所具有的“弱势群体”的特点也就预示了犯罪的可能性。

　　首先，在经济上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导致了农民工心理的不平衡，造就了他们“边缘人”的地位，为犯罪埋下了种子。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财富的分配不均。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试图在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也有不少的弊端。市场经济时期则不同，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就处境比较艰难，而强势群体则处境比较有利。

　　早在１９世纪英国的斯宾塞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申到人类社会，认为“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⑦。作为一种理论，他这种观点本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并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本质差异。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他的《天演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市场经济固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它也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这是其一，经济上的原因。为他们犯罪提供了土壤。

　　其次，文化上，由于农民工被排挤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亚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结构》一书中，将社会不同的结构层次的统一运作称为“社会连续统”，在人类行为系统中他又构建了三个不同的行动系统模型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

　　文化系统是指“意义和价值的广泛的符号模式”。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当人们难以得到每个角色对应的报酬时，即角色参与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城市农民工总是被排斥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他们的心理已经异化或不堪承受压力，他们再也不愿意扮演低下的农民工这种角色了，他们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于是便采取最直接的方法，那就是犯罪。

　　另外，他们自己的亚文化也导致他们犯罪。在青年犯罪团伙中常常存在这种思想：拦路抢劫并可以逃脱罪责是本事，吃喝享乐是时髦。他们认为不做坏事才不正常。并且这种亚文化也有相当的传染性，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话。因此，文化因素是农民犯罪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由于农民工社会地位金工下，且受到各方面的歧视，他们的人格受到了伤害，以致于价值标准发生了分歧，最终采取报复。

　　总之，城市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要远远高于个人原因。为什么农村的犯罪率一直低于城市，而农民工一到城市犯罪率就上升呢？农民工的保障太少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太多了。他们的求生本能要他们这们做。

　　农民工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既然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是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要求，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要做的就是个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使他们获得同市民同样的地位，给予同样的社会保障，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但是，问题是中國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那么，我们必须从根本做起。

　　１，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实行一元户籍制度。

　　在５０年代初期我国建立的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分治，是为了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避免过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造成城市膨胀，工业化成本上升的问题。但现在条件变了，种种社会现象已经表明那种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了。但是也不能说改就改，在改革的同时还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國有８亿农民，而农民階級在最新的关于中國十大阶层的划分中，他们已经排到倒数几位了。意思是说农民地位低下，如果这种改革来得太快，城市农民工问题岂不更严重？所以只能一步一步做。同时政府还要极力关注农村，可以“以工赈农”，从而缓解农民的流动。

　　２，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保障的范围。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应该承认，就目前的条件而论，实现这一目标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则不仅可以为农民工解决工伤、疾病、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有助于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间建立起一个连接的通道，对于逐渐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３，完善立法。

　　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必须有法律作为后盾。法律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是围绕社会的分配和整合系统而制定的。社会系统要靠法律制度来阻止冲突，定分止争。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

　　结论性评述：中國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是中國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他们是当今社会的主要弱势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给城市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二元制社会结构彻底瓦解和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因此，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书目：

　　①《裂变与整合》，中國社会年报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４页。

　　②徐增阳，《“压力型”农民流动：一个新的解释模式》，《中國农村研究》２００１年卷，２５８页。

　　③《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第６５页。

　　④《中國弱势群体研究》，张敏著，第１９０页

　　④同上，第２１页

　　⑤“新‘湖南农民運动考察报告’：当今中國的农民流动”，《中國社会问题》，袁亚愚等著，第３页

　　⑥《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李培林

　　⑦《中國弱势群体研究》，第３６页。

　　作者电子信箱：yao_ws.student@sina.com ，http://happyfrank.126.com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系

　　转载自《中國研究》（http://www.nows.com/c ）

　　作者:姚维申

　　台海局势历来波谲云诡。随着公投议题近来在岛内急剧发酵，随着溫家寶对美国的访问，台海局势更加引人关注，成为热话题。但对热话题应该有个冷思考，应该在事物发展的细节和表象背后发现历史的脉络。

　　时间对谁有利已有答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台湾问题长期处于僵持状态，关于时间到底对谁有利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答案。过去，人们老在议论的问题是，时间到底在大陆这一边，还是在台湾那一边。其实，应该问一问时间对统有利，还是对独有利。因为对统有利就是对大陆有利，而对独有利不见得就是对台湾有利。獨立甚至可能是台湾的苦果。

　　从最近的一系列事态发展来看，尤其是从陳水扁的举动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而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那就是时间对统有利，对大陆有利；对独不利，对陳水扁不利。原因很简单，急于打破目前两岸关系现状的是陳水扁，是台獨势力，而非大陆。台獨势力急于抛出公投议题，急于激化岛内族群矛盾，急于让“统独”议题发酵，为自己的竞选服务。他们意识到时间不在自己那一边，意识到越拖延对“去中國化”的目标越不利。

　　台獨牌已经失去效用

　　台獨势力其实已经看到，随着时间的推延，他们手中的牌越来越少，他们追求所谓獨立的借口也越来越站不住脚。曾几何时，台獨势力告诫台湾人民，大陆很穷，统一之后台湾人民要跟着大陆受苦、受连累，这就是“经济牌”。但随着大陆近些年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扩大，两岸经济差距越来越小。大陆在走自我提升的路，台湾经济即使不算走下坡路，也只能勉强算个停滞不前。但如今全球化的时代，是不进则退的时代。所以，台獨的“经济牌”已经失效了。

　　在“经济牌”渐渐失去效用的时候，台獨势力又转换借口，打出了“民主牌”。客观地讲，这张牌目前还能得到岛内不少人的认同，更能得到西方的认同。但随着中國改革的逐渐深入，中國基层民主的不断铺展，这张牌也会渐渐失去效用。而且，西方已经在不断增强对中國大陆的认同感，从认同经济发展成就，到认同经济体制，再到认同中國的社会制度。

　　所谓形势比人强。在台獨势力苦心孤诣于“去中國化”的岛内政策的同时，台湾事实上离大陆却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了大陆，带回了与台獨势力的宣传完全不同的大陆观。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根本不听台獨势力的招呼。更重要的是，台湾在经济上已经离不开大陆了。到２００２年，大陆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地，也成为吸引台资最多的地区。台獨势力所谓的“南向”也好，“西进”也好，在资本自身的运行规律面前已经无力回天，已经束手无策。这种趋势还在发展，随着中國经济的蒸蒸日上，台湾要离开大陆越来越难。

　　客观讲，没有当年蒋经国时代打开的两岸交流大门，台湾经济恐怕早就走上衰退的道路了。手中的牌渐渐滑落，让台獨势力焦虑万分。历史的大势难以阻挡，台獨势力不惜铤而走险，加速“急独”。所以，仅仅从台獨势力近期种种焦虑和孤注一掷的态势来看，就可以断定，即使在台獨势力眼中，也看到了时间对他们不利的残酷现实。

　　美国的政策和作用都在转变

　　近期的台海局势除了折射出两岸关系的演变趋势外，也折射出美国的一些变化，因为台海局势中历来有个美国因素。美国的台海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不是质变，而是个侧重点的变化。美国对台海局势不战、不统、不独的基本底线没有改变。

　　过去，美国一直把侧重点放在防止大陆对台动武上，而近来，在陳水扁多次摆出要越雷池的态势后，美国显然已经把重点放在了防独上，也就是防止台獨势力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上。这个变化从美国今年以来对岛内公投议题的表态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为了防独，美国甚至不惜放弃对自己有利的、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而多次向陳水扁当局发出强硬的信号。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作用也有了一些变化。过去是台湾方面拉拢美国，希望把美国拉下水，而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杯葛美国，希望美国不要干涉中國内政。但从近期的情况看，大陆更多的是希望美国做出有利于统一的表态，希望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台獨。由此可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作用事实上在凸显。

　　值得大陆思考的问题

　　但是，美国过多介入台海局势，在台海问题上的作用凸显，这对大陆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呢？目前还很难说，值得大陆方面认真思考。因为美国的作用凸显，必然带来它回旋余地的增大和可资利用的资源增多，更有利于它在两岸之间的平衡策略，甚至有可能加速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更何况，美国大选总是和台湾岛内选举先后举行。而从近１０多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总要在这么一段时间里搞名堂，搞动作。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一段时期，无论如何应该成为大陆的警戒期。

　　另外，对岛内的影响力问题也值得大陆认真思考。目前，大陆对台湾岛内事务有点无处着手，没有着力点。大陆的声音根本到不了岛内，即使到了，也是被曲解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负面声音。因为大陆对台湾是开放的，而台湾对大陆却是封锁的。比如，“一国两制”政策提了很多年，但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真正内涵根本不了解，即使有些了解也不全面，谈何支持呢？大陆的正面声音根本到不了岛内，即使到了，在台獨势力的渲染之下，也会起到反效果。所以，大陆如果要把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台湾民众身上，就必须要用心去寻找实实在在的依托之路，寻找能够对岛内事务产生影响力的根本途径。

　　作者是资深的国际问题学者。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韦弦

　　综合今年一月份以来的各类媒体的报道，由于日本从中作梗，提议以更为优惠的条件建设一条通过俄国太平洋出海口向日本输送石油的“安纳线”，原本一帆风顺的俄国向中國输送石油的安大线工程有可能废除或者延期。日本的建议满足了俄国极度缺乏资金的需要，也暗合一部分俄国民族主义者以及俄国决策层中对中國日益强大的防范心理，因此俄国有可能废除“安大线”，至少是通向日本的“安纳线”优先施工。这个消息在中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甚至有人提出了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是否值得存在的问题。俄方是否履约，“安大线”是否继续开工，这个问题在九月份俄国总理访华后也没有得到最后的保证。而且在十月底，俄国警方又逮捕了在“安大线”中起关键作用的俄国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使得“安大线”的前景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在十一月中旬，俄方出于的保护环境生态的考虑，由俄国政府自然资源部而不是外交部出面否决了“安大线”，这个问题总算是告一段落。

　　这样的结局在意料之外，却完全在情理之中。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斗争的场合中，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必须经过精确的利害关系算计和讨价还价才能得到。根据人性与利害关系，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友谊比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交易更为可靠。那么，中國与俄国的石油交易就不应该建立在中俄之间的友谊而应该建立在两国的战略利益契合的基础上。俄国希望在石油输出的问题上获得战略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左右逢源的自由行动空间，这完全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合理举动。中國必须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切，而不是以“非正常”的盟友、兄弟或者同志的眼光以及厚往薄来与施恩图报的作风来分析本国和他国的国家利益。

　　中國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海路要经过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陆路要经过中亚国家，这两个地区中國的军力都鞭长莫及。中國从俄国进口石油对于中國的能源安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保障，中國必须为这种战略能源输入格局的调整付出相当的代价，而不应该把这一切看成仅仅是一种纯商业的活动。中國必须考虑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俄国相应的战略补偿和保证，以使得两国之间的战略收益大致相等而不是仅仅有利于中國的战略利益和国家行动自由的最大化。

　　俄方关于废除安大线决定并不是不可推翻或者进行再调整的，俄国决策层也还是保持了战略决策的模糊性和可变性。中國目前的外汇储备比较雄厚，人力成本相对充足便宜，可以与俄方重新谈判，考虑在“安大线”项目中追加资金或者全部由中國承包，或者干脆另起线路。只要中國不把垄断俄国的远东石油出口份额作为最终的外交目标，那么，不管今后中俄石油输出线路如何安排，综合权衡利益，中國还是得大于失。由于俄国在这个交易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掌握着中國急需的战略能源，中國在这个讨价还价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不可能谋求绝对平等的条约。

　　总而言之，在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框架下，中國不能把俄国仅仅当作一个临时性的军用技术与能源输出国，随时准备弃之若敝履，甚至打算趁着俄国战略地位虚弱的时候打算收复失地。俄国是中國地缘政治环境中最重要的国家，在单极世界下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尤其是经过数百年来的较量尤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苏关系演变。中國必须认识到，中俄两国目前的边境划分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对比还是现实、合理与均衡的。这种划分和对比对中國的好处是：其一是保持了东北亚地区的中俄日三足鼎立战略格局的稳定，其二是存在着中俄两国互相合作的空间。由于两国互为邻国，因此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是建立在长期甚至是永久相互利用和相互提防的基础上的。

　　由于近年来中國经济与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有打破中俄战略力量平衡和威胁日本的世界第二位置的势头，这必然会引起中國的邻国俄国和日本的疑虑，因此日俄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一点中國不应大惊小怪，这是大国政治家促进力量均衡的考虑在起作用。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把本国的生死存亡和长远发展空间的战略问题统统交由另外一个大国处理，即便这个国家有着无比良好的历史记录和无比善良的动机也是如此。在外交斗争的场合中，人性恶的观点比人性善的观点更为高明适用，虽然未必更为真实正确。国家就是魔鬼，忘恩负义就是国家的特权，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也只应该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其他的一切都应该看作虚妄。这样看来，中俄之间的斤斤计较，日俄之间的勾勾搭搭，都是合理的。

　　中國不能在东北亚地区忽视日本的存在，尤其是日本在中俄之间所起的微妙作用。在推行中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日本的存在和作用；在推行中日关系时，也必须考虑到俄国的存在和作用。中國不可能在东北亚地区分别推行彼此獨立和互不联系的中俄关系与中日关系。中國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视野，把中俄关系与中日关系统一起来，并且随时关注到日俄关系的动向，这样才能够对东北亚地区战略全局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和把握。

　　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外来国家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占有优势甚至是主导性的地位，但这个现状并不是不可推翻的。上帝把中國、俄国和日本三个大国安排在东北亚地区，就是要促成中俄日三足鼎立格局的天定命运。中國的战略任务就是把握好本国的战略边疆朝鲜，利用韩国的虚弱地位与之开展经济合作，同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把韩国这个包袱丢给美国与日本去争夺，集中力量解决台湾问题。促成中日俄三国的谅解与合作，把美国势力赶出东北亚地区，使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恢复到自然状态。

　　中俄接近和缔结战略合作关系是中俄两国在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外交行动的自由空间，同理，日俄接近也是俄国和日本在如法炮制。对这一切充分理解后，中日接近也就是顺理成章了。中國对日外交需要的不是新思维，而是旧均势。所谓的旧均势，就是建立在主权獨立、领土完整和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均势外交政策。那么这就意味着，日本的獨立与中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否则两国之间的战略接近将被外来因素主要是美国所破坏。

　　中日接近是有益无害的，那些历史恩怨、人情往来与意气之争在外交斗争中根本不值一提，但是中日接近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则大可商榷。中國的外交斗争的最高战略就是推倒美国的全球霸权，争取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獨立与强盛。因此中日接近的战略目的就是要使日本最终脱离美国的战略控制，获得完全獨立自主的正常国家地位。如果日本能够获得跟法国即便是德国类似的国家地位，对于中國的全球外交格局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结果。

　　在目前的全球外交格局和东北亚地缘政治处境中，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借口有四个，其一是朝鲜威胁论、其二是中國威胁论、其三是针对俄国的收复失地论。其四是针对美国的恢复主权论。这四个借口，按照可能性来说，依次降低，但按照战略意义来说是依次升高。站在中國的立场上，必须以各种巧妙的手段促使最后一个借口成为日本的战略决策，而要竭力避免中國成为日本民族主义以及朝鲜民族主义攻击的对象。

　　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后是否会染指台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美国的占领和控制下，美国有办法把日本推到台湾海峡与中國对抗的第一线上。因此中日接近也是为了有效地制止美国这一战略计划以及降低收复台湾的阻力。在中日两国已经极为密切的经济交往和中日力量对比趋于均衡的前提下，日本不会盲目扩张，引发一连串无法预料的事变。日本只有完全恢复当年的大日本帝国，才能够在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前景在中俄美三个大国的制约下，很少有希望变成现实。

　　中國要推动日本走向正常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做超出了中國自身的能力。中國应该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位置，乐于见到日本与俄国的相互接近与利用，在适当的时机参与进去，以便使得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的进程不可逆转。伴随着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进程，中國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和有利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解决台湾问题，以降低自身外交决策的难度，消除日本的觊觎，为中日接近与中美谅解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历史文化路径的差异，现在日本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日本外交丧失世界性就是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丧失影响力的开始。同时，如果中日双边关系过分紧密，将影响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更有可能造成中美之间的过分对立，使得中國外交丧失回旋余地。在这些限制条件下，中日之间不可能也没必要建立一种全面合作的具有排他性质的关系。法德模式不适用于中日关系，只适用于日本与韩国或者未来统一的朝鲜。因此，促成中俄日三国间的谅解、合作与力量均衡是东北亚大国博弈唯一明智的目标与唯一合理的结局。

　　对于中國来说，中國的东北地区面临着再次复兴的历史任务。中國政府可以考虑借鉴历史经验，同时引进俄国与日本的资金、技术与能源在东北地区进行合作开发，造成中俄日三国事实上的经济合作以及日俄之间的竞争关系。这将为中日俄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必将带来政治上和军事上合作的扩展。由于目前中國的战略地位还不够优越，面临的外交关系复杂多变，因此中國必须将十九世纪杰出的均势外交大师梅特涅的观点牢记不忘，严格遵循——只要中國与日本和俄国分别保持比它们两国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那么日俄之间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它们两国间的矛盾都能够更好地为中國所利用。

　　写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燕园评论首发

　　作者:李寒秋

　　　　　　　　　　　 ——评美国人抓到了萨达姆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美国军队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抓获了逃往中的伊拉克前总统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代枭雄萨达姆。从电视画面披露的情况来看，萨达姆蓬头垢面，身心疲惫，既已经丧失了抵抗的意志，也不愿意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自杀殉国。

　　萨达姆的被捕象征着阿拉伯复兴社会黨神话的结束，如同希特勒的自杀象征着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神话的结束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两大神话的诞生和一系列的行动并不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但是它们的最终失败却是必然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地缘政治环境、国际大势和统治者和反抗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不是仅仅靠獨裁领袖、專制政体和極權国家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何况萨达姆本人不学无术、志大才疏，在内政外交上除了滥用暴力和勇于冒险，乏善可陈。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也。萨达姆今日的命运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大英帝国利用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以及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分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别扶植沙特阿拉伯王国、约旦王国、伊拉克王国以及科威特等小国獨立建国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了。萨达姆要收复从伊拉克非法獨立出去的科威特省，进而统一阿拉伯世界，这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能善终乎？而美国将师法大英帝国，通过扶植以色列、在西亚地区的驻军和对阿拉伯诸国的分而治之，继续维持阿拉伯民族分裂的现状和垄断石油利益，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本国战略安全与战略利益。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历史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尽管萨达姆的被抓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但是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及其他官员也承认，抓住萨达姆后不可能使伊拉克局势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针对美军的暴力反抗不会终止，因为伊拉克目前的抵抗力量中很大一部分并不由萨达姆指挥。在美军全面占领伊拉克和颠覆伊拉克前政权以后，萨达姆集權国家对内高压和对外扩张的政策被终止，一种既要民主政治，也要国家统一獨立的正常诉求的民主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在伊拉克目前的反美抵抗运动中，很多派别表示既不要美国人，也不要萨达姆。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也试图在伊拉克建立纯粹的伊斯兰政权，大名鼎鼎的“基地”组织在伊拉克也极为活跃。

　　伊拉克地处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心，也是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伊拉克是西亚古代文明和阿拉伯帝国的中心，拥有古老的历史和辉煌古代文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共和国后，有着长期师法法国的世俗化进程；其国内处于少数的逊尼派占据统治地位，长期压制处于多数的什叶派；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受到大国势力的刻意操纵和利用；与邻国尤其是伊朗有着包括民族仇恨、宗教对立和领土争端在内的复杂矛盾；再加上被美国军队占领，这一切决定着伊斯兰激进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拉克国家主义这三大势力将在今后的伊拉克政局中交错影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世人最感兴趣的是美国人如何处理烫手山芋萨达姆，是否像审判纳粹德国一样由国际社会举行公开审判。几年前，美国一手策划了审判米洛舍维奇政治闹剧，而最后国际法庭却成为米洛舍维奇自我辩护和宣传的场所。美国与萨达姆政权之间当年存在着大量见不得人的交易，作为发动战争理由的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件也没有找到，公开审判的尴尬是绝对要避免的。美国也许会将萨达姆交给美国军方指定的伊拉克“民选”政权来审判，造成伊拉克人民自主决定萨达姆命运的表象。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近日宣称将在明年七月一日获得主权的那一天处死萨达姆，无非是美国人打算借刀杀人，临委会趁机杀人立威。

　　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波斯帝国君主居鲁士致力于征战四方，开疆拓土。在一次战役中居鲁士俘虏了以奢侈豪华而闻名的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克洛索斯当时由于铸造银币而积累了巨额财富，自诩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一次他带梭伦参观他的宝库，而后问梭伦，自己是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梭伦却回答他说，这只有在我看到你走完人生时，才能够回答你。

　　克洛索斯被俘后被居鲁士判处火刑。当他被绑赴刑场时，想起梭伦所言，深为懊悔，于是大叫三声梭伦。居鲁士听说后，派人去问梭伦是何许人。克洛索斯说：“他是这样一个人，我宁愿付出我的巨大财富以便使所有的国王都能和这个人谈话。我曾经邀请过他，并不是为了向他学到我所缺乏的东西，而是为了炫耀我当时所享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我失掉这种幸福的害处比我当时享有它的好处还多。因为我享有它的时候，所得到的好处只是虚名而已，可是当我失掉它，却产生了无可补救的灾难。而梭伦，从他当时所见而推测到这样的将来，叫我应该把一生看到最后，不要让幻想冲昏了头脑。”这些话传到居鲁士那里，他释放了克洛索斯，使他受到优待，安度晚年。此举也使居鲁士在以后的征战中坚持了优待被俘君主的传统，使他本人受到了时人与后人的推崇，也降低了他本人对外征服和兼并的阻力。梭伦的一句话，救了一个国王，教育和成就了另一个国王。

　　对于萨达姆来说，江山易手，俯仰由人，倾家荡产，断子绝孙。从萨拉丁第二变为希特勒第二，人世间的一切大喜大悲，他都体会到了。上帝或者是真主的惩罚，他正在承受，任何人都不能再给予他更大的惩罚了。不知道通过最高法院几个寡头表决而上台的“民选”领导人小布什在建立美利坚世界帝国的过程中是否也能够表现出与古代專制君主相当的胸襟和智慧。

　　写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夜

　　作者:李寒秋

　　１２月１４日晚，正在吃晚饭时，电视上播出了萨达姆被美军捕获的新闻，这个獨裁暴君终于落网的消息固然令人兴奋，但看到随后播放的逮捕他时的录像，也让我感到意外和吃惊，在他被捕的电视画面播出前，只听新闻中一会说他是在地下室、一会又说是在地道中被捕的，我原还以为那是一个建筑多么精良、设施如何齐全的地下建筑，等看到画面真是吃了一惊，那不就是以前我国北方地区冬季贮存蔬菜的地窖嘛，那么狭小寒碜。真想不到几个月前养尊处优、拥有无数豪华宫殿的这个人，现在竟会走头无路象老鼠一般躲在了这样一个腌臜的所在。更想不到这个几个月前八面威风、前呼后拥，在人群面前经常喜欢伸出手臂，做出居高临下挥手指方向状的“伟大领袖”，今天会是这样蓬头垢面、双目无神，从他沮丧和憔悴的脸上，再看不见了以往睥睨一切的救世主般的神圣。他被捕时据说身边还有两个随从，但遇到不共戴天的美军时，他们没有任何抵抗，没有发一枪一弹就束手就擒了。这真是想不到！他不是拥有１００% 的民众支持么？不是有上百万坚定的黨员么？不是有几十万牢牢控制的武装么？不是有数万誓死孝忠的敢死队么？甚至他不是还有上万的号称萨达姆幼狮的少年兵么？这些都到哪儿去了？（笔者自注：这一句借用的是央视嘉宾张召忠先生的经典名言）被捕时的他怎么竟然会是这样彻底的一个孤家寡人？

　　萨达姆年轻时也曾被捕过，也曾坐过牢，但这一次被捕后的命运与前一次绝不会相同了，他这一次面临的，即使不是被处死，也将是要把牢底坐穿，就算幼发拉底河能够倒流、太阳会从西面出来，他萨达姆也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看到他被捕时的这付熊样，想想这样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的绝望，再看看电视中正在回放的他以前的“光辉”形象，倒也不由让人生出了一点常人都会有的恻隐之心，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怪可怜的。

　　但不知萨达姆是否能觉悟到自己何以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可悲可怜的地步？我想他是不会明白的，否则今天这一幕也就不会出现了。作为远隔万里的一个普通中國人，我倒是能体察这其中的因果和逻辑，就让我来告诉他吧：他是被自己一手营造的谎言世界毁掉的。

　　萨达姆自七十年代末执政开始，就背离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世界潮流，选择了專制獨裁的统治方式，大搞思想一统、舆论一律，反对他的人和不一定反对他、甚至对他忠心耿耿的复兴黨内的同志和部下，只要敢于发出任何一点反对的声音，或者仅仅是一点不同于他的獨立的声音，都会被他送进监狱、甚至送进遍布全国各地的乱葬坑中，现在发现的这样的乱葬坑已经有２００多处，挖掘出的尸骨已经有几万具，据国际上獨立机构的调查，仅巴格达一地，被杀害的人就有６万多，全国被杀害的人数目前还很难调查准确，但据估计至少都在３０万人以上，还有人估计在５０万、甚至１００万人以上。用这样严酷野蛮的手段，在实现了“一个政黨、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同时，终于也将伊拉克完全造就成了一个谎言的世界。

　　伊拉克是个人们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从表面看，萨达姆也做礼拜的，信仰着大家共同信仰的宗教，但在实际上，他却公然蔑视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将自己的雕塑和画像布满了这个伊斯兰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他用自己的行动亵渎和玷污着人们普遍信奉的、也被他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真主”，而把自己当作了人间的“真主”。在伊拉克，他既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中心，又是不容质疑的真理的化身。所有的传播媒体都成了他的喉舌，所有的人都只能以他的好恶为好恶、以他的标准来判是非，人们只能看萨达姆想让他们看的、听萨达姆想让他们听的，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说假话、说萨达姆想让他们说的话，２０００多万张嘴只能发出与萨达姆一样或是他希望听到的声音，在他的统治下，说谎话已经成为了一切人生存的基本技能，也成了一切官员们获得升迁的必要素质。一切都被他一个人代表了，他就是伊拉克，他就是人民，２０００多万人只能有萨达姆一个人的大脑运转，由萨达姆代表所有人去观察、判断和思考。在他身边能够存活下来，得到他重用的官员，必定是善于揣摩他心思的宵小之徒，这些人会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了解他的心思，他听到的必定是他希望听到的话，他想了解的情况等汇报上来必定是他希望的状态。萨达姆的任何一个不论逻辑如何混乱、内容如何浅薄的想法，甚至纯粹是胡言乱语，都会立刻被宣传机器吹嘘论证成不得了的重要思想、伟大理论，让全体人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领会、领会、再领会。这个原本是学识浅薄的热衷于权术的嗜血暴君，竟被吹嘘成了古今少有的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吹嘘成了复兴阿拉伯民族的希望和民族英雄，因为几篇拼凑而成的作品，他甚至还被吹嘘成了什么文学家和诗人，如果他再会扯着公鸭嗓子唱几句“我的太阳”，一定还会被吹成是比帕瓦罗蒂更优秀的歌唱家。他本身不过也是肉身凡胎，可在这么一片让任何还有一点理智和羞耻心的人看来都会觉得是“假大空”的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吹嘘和谎言中，他竟飘飘然真以为自己已经成了全知全能的神，成了伊拉克人民须臾不能离开的“大救星”。

　　这种“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个人意志可以得到任意发挥的无上权力，确实使他獨裁的权力欲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你看他在动辄数万人、数十万人的盛大集会上向对他表态誓死孝忠的欢呼的人群和正步行进的军队挥手致意时的神情，那种感觉是多么好啊！可惜獨裁者看到、听到的这一切都不是人们内心意愿的真实表达，这一切都不过是人们糊弄他的表演而已。但獨裁者是不可能了解这一点的，即使了解了他也不会承认，他只能继续生活在这种自己营建的谎言世界中，在取消了人们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之后，实际上獨裁者无形中也就堵上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所能看到听到的不过都是人们用谎言和表演为他营造的虚假的幻像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他即使真的原本还有一点聪明睿智，也不可能将这种聪明保持下去。而他所处的这种由恐惧造成的谎言世界，又决定了他做出来的错误决策，哪怕这种决策的错误程度让任何一个心智还略为健全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是一种足以导致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同时也是整个执政黨包括獨裁者个人致命危险和毁灭的疯狂举动，也都不会得到任何一点纠正，甚至连一点点谨慎的提醒都不会有，獨裁者满耳朵听到的必定仍然是“英明睿智的伟大决策”这样的颂歌，在他挑起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发动对科威特的入侵、抗拒国际制裁大耍老鼠戏猫的危险游戏，以及今年３月１９日美英已经剑拔弩张向他发出最后通谍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无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错误而疯狂的决策，但我们从未听说过他在伊拉克得到过任何人的规劝和提醒，我们看到的总是上上下下都神情激奋地表现出（准确地说是表演出）的对美英的声讨和对他的全力支持。甚至在美英军队已经快要打进巴格达，局势已经再清楚不过的时候，我们从他的喉舌——伊拉克官方电视上看到的仍然是他的新闻部长萨哈夫发布的令他振奋的捷报，他的将军们虽然私底下大多都在各寻出路、甚至暗中已经投降了美英军队，但在电视上仍然在发誓定要忠于领袖、决死杀场。正因为萨达姆看到的都是假象，听到的都是谎言，所以决定了他一误再误，在错误的道路上、甚至是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终毁灭。等到最后大家已经没有必要再陪他演戏，纷纷离他而去各奔前程，真正是天下共弃之的时候，他这才如梦初醒，面对自己的妻子哀叹：现在连自己的衣服都已经背叛了! 但大势已去，什么都已经晚了，他能够面对的只能是穷途末路这样一个凄惨的结局了。

　　萨达姆以及国际上一些与他同病相怜的專制政权及其喉舌，极力把他与国际社会的对抗说成是伊拉克人民、甚至是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对抗，但从美英军队空袭巴格达时，老百姓们晚上连灯都不熄，全城仍然灯火通明；白天照样起居如常，踢足球的踢足球，做生意的做生意，联合国在约旦准备的难民营竟然几乎空无一人，可见老百姓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最强大的国家与一个独夫民贼、与萨达姆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这样的战争不用开打，胜败就已经一目了然了。

　　如果他当政时，不要那样打压人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少听到一些颂歌，多听到一些逆耳之言，使他真实地了解周围的一切，他就不至于犯那样愚蠢疯狂、不可挽回的大错误。现在，伊拉克无数的平民和军人用生命为他的愚蠢付出了代价，伊拉克的复兴黨也以自己的彻底灭亡为他们领袖的獨裁付出了代价。萨达姆着力营造的思想一统、舆论一律的專制獨裁的谎言世界，最终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以他为领袖的伊拉克复兴黨，更害了伊拉克人民和国家，他是伊拉克民族、国家和复兴黨几方面都罪不容赦的大罪人。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而不让人说话，早晚天一定会塌。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萨达姆自导自演的这一幕悲剧已经落幕了，他走向毁灭的整个历程，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了在世界民主潮流面前逆之者必亡的历史规律。不知现在世界上一些仍然热衷于獨裁專制，热衷于堵人耳目，封人嘴巴来营造大一统的表面上稳定的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是否能从中得到一点教训，从而有所醒悟、改弦易辙，避免重演历史？？

　　王青汉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Email: sxwqh@tom.com

　　作者:王青汉

　　中國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前些年“寄希望于台湾人”。事实上，近几年，中國大陆的政策越来越寄希望于美国，而美国对两岸大耍模糊战略，操弄两岸中國人，赢得它的国家利益。残酷的现实是，不只是一小撮台獨分子在表演，如果是一小撮，大陆也不会对獨立公投大动干戈，口诛笔伐；同样，寄希望于美国帮助解决中國统一也是不能的。最多只能使危机暂时缓和，形势的发展，对大陆越来越不利，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却是在高涨。统一问题或许只能诉诸武力，以武逼和，以武促统，我们不是好武者，但中國普通大众和中國领导人特有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历史责任情结，以及中國大陆“台獨即是战争”的宣言，最终台海的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说这场战争何时爆发，那谁也算不准。

　　一、中苏同盟改变美国对台政策

　　１９４９年前，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國所有；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划峡而治”；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９年，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属于中國，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７年，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实行的是“并行不悖”双轨政策，仍把台湾视为“国家”，奉行“两个中國”和“一中一台”的政策；１９９７年后，美国声称不支持台湾獨立，但又认为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继续对台湾军售，实质是“不统不独”，促谈不促统，维和不谋合。使台湾成为遏制中國的筹码。

　　学术界认为，是中國介入朝鲜问题才导致第七舰队驻防台湾，才使美国对台湾政策转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美国不愿中苏结成同盟。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澤東发表的《论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强调了“一边倒”的方针，提出“我们在国际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寻找”。在这之前，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只希望仲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希望仲共在掌权后倒向西方。正是中苏同盟，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和抗美援朝使台湾问题变得复杂化，某种程度上说，台湾问题也是冷战的产物。

　　二、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政策与法律

　　美国认为，三个联合公报是政策宣示，《与台湾关系法》是法律。中國认为，三个联合公报是国际协议。

　　我们先看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中美签订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中美两国政府对双方关系和对国际形势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中國方面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國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國；解放台湾是中國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國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國，两个政府’、‘两个中國’、‘台湾獨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國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國，台湾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國人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上海公报的奇妙在于，各说各话，也叫求同存异吧。美国人的狡猾在于只谈到美国“认识到”两岸中國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國，两岸主张“一个中國”，与我美国有何关系！当时，美国可以承认一个中國，但是要实现“一个中國”，不是现在。

　　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签署的上海公报，有一个背景，美国主张开展美苏中三角外交，改善同中國的关系，结束中美对抗，利用中苏矛盾，以牵制苏联。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承认中國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國，台湾是中國的一部分”。

　　建交公报中文本有两处用了“承认”，而英文文本却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有关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处的“承认”是“RECOGNIZE”一词，在台湾问题部分，美国“承认中國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國，台湾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段中，英文文本用的“承认”则是同上海公报一样的“ACKNOWLEDGE”一词。ACKNOWLEDGE英文意思为承认，认定，确认，但英文中“承认”的法律用字为RECOGNIZE ，（政府或有关机构的认可，确认）中國文本却是用的“承认”。我也弄不懂，当时中國政府对英文用词是不太明白，还是很明白，作出一点点让步而已。这样的表述为美国的暧昧态度寻找到依据。

　　事实上，美国与中國建交，接受了中國一贯坚持的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断交，废止美蒋“共同防御系统”，美国从台湾撤军。

　　中美关系破冰之旅不能忘记尼克松与基辛格，中美建交不能忘记卡特与布热津斯基。顺便说一句，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对中美关系有实质性的推动，功不可没，他是东欧流放者，他对苏联对共產主义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希望中美建交以遏止苏联霸权。鄧小平访美时，还到过他家做客。事实上，布氏还是拖垮苏联的战略制订者。但这位老朋友，后来也没有成为中國的的老朋友。基辛格到中國，中國现任，前任领导者都会接见，布氏到中國就没有这种待遇。他对现实的中國也多有微词。北约炸中國驻南联盟大使馆后，他写了《与中國相处》，文中也点名批评笔者在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字里行间也透出反共反華的气息。

　　《与台湾关系法》经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卡特总统于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０日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法律一共有１８条，该法案规定：美台互派代表，虽不使用使领馆名衔，但给予外交特权；将台湾视为獨立政治实体对待；出售防御性武器；关切台湾的“安全”，外来经济封锁及禁运。

　　《与台湾关系法》事实上是“保证台湾安全”，同时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实际推行的是一中一台，一国两府。这个法案成为美国对华“双轨政策”的法源与根据，也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的隐患与根源。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中美签署《８１７公报》，公报达成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协议。公报说：“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方英文文本中包含了比较含糊的措辞。关于“最后解决”的问题的含义，英文文本为THIS ISSUE，中方的理解，此处条文所指的是美国“最后停售”武器，而美方后来的解释是，该条文所指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终止之日要待台湾问题最终解决之日，从而为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寻找法律依据。美国一方面把非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作为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前提，另一方面又以有可能不能和平解决为借口，继续出售武器，以“不打破两岸军事平衡”。

　　三个联合公报与《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关系？

　　中國认为三个联合公报是国际协议，按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而美国却认为其《与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高于国际协议，在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之间玩弄“剃刀边缘”战术，执行双轨政策。而最近美国有人认为，三个联合公报是政策表态不是国际协议，不具有法律文件的效力，建交公报只是宣布了这项“决定”，而不是执行这项决定的法定手段。

　　如果说三个联合公报是一项政策宣示，如果没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那每换一届政府为何都要表态支持三个联合公报，至少口头上还得表示表示。美国正是利用了政治体制为双轨制政策提供便利，实际上政府与国会上下其手，大唱双簧，时而用左手打右手，时而用右手打左手，在美中三个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中寻找对台政策的平衡点，中美关系加强时，美台关系也得以提升，总是保持战略平衡，最终目的是博得更大的国家利益。

　　三、两岸角逐的战场：美国的模糊语言

　　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政策陈述，中國大陆常常是从“统一”的角度去理解，台湾却常常从“獨立”的角度去理解。因此常常也就出现口水战。对言辞的不同理解却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國的“一个中國”原则与美国的“一个中國政策”

　　中國大陆对“一个中國”原则有新旧三段论。旧三段论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國，台湾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大陆对“一个中國”的“新三段论”的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國，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國，中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就是大陆的“一个中國原则”。

　　但美国政府的表述是“一个中國政策”。它除了“承认”中國的立场，即有“一个中國”，台湾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实它并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主权的看法，从未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事实上也拒绝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國的内政。注意“中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差异的。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意蕴是不支持也不鼓励“两个中國”或“一中一台”。同时，美国的“一中政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北与北京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以中國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的。

　　可见“一中原则”与“一中政策”是有矛盾的地方，美国的一中政策不是“一个中國原则”，一中政策的框架也包含了可以与台湾发展关系。而且２０世纪９０年后期以来，特别是２００１年共和黨执政以来，美国在“一个中國”上出现“空心化”倾向，它已不再要求台湾当局口头承诺“一个中國政策”，支持台湾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处理陳水扁过境的手法上，中國大陆更是担心美国的企图。中國认为美国既然声称一个中國政策不变，那它就有责任说服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國”的立场上来，以打破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陳水扁的一边一国论。

　　●是“不支持台獨”，还是“反对台獨”

　　美国是在“反对台獨”还是“不支持台獨”的表态常常因时间，对象的不同而有摇摆。

　　克林顿政府是第一个公开表示“反对台獨”的美国政府。克林顿曾有“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獨立，不支持两个中國或一中一台，台湾不应成为需要以国家身份加入的任何组织成员。但是克林顿在后来的讲话中，在谈到台獨时使用的是“不支持”一词。布什政府的官员也有类似的变化。最近，布什与胡錦濤在曼谷见面时，又使用了“反对”一词。然而从美国官员的口中，美国官方的政策仍然是“不支持”台獨，美国的学者认为“支持”与“反对”凸现私人保证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区别。如果没有９６年的导弹演习，虽然演习可能给李登辉助选，但没有军事施压，让美国人担心台獨可能把美国拖入一场冲突，会危害美国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有“三不”的政策。

　　近来，面对公投危机，美国官方又用了“反对”一词表达对台湾公投有关统独议题的立场，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改变海峡现状。

　　温总理即将访问美国，提出了“三个必须”，美国又会有什么新的表述，值得留意。待温总理结束访问后，美国又会有什么动作，也值得观察，历史现实都告诉我们，不能指望美国会帮助中國解决统一问题。

　　作者:蒋兆勇

　　　　　　　　　——大饥荒、人口迁徙、政府犯罪记录

　　北韩，自从５０年前发动那场中國叫做“抗美援朝”的韩战，试图以武力和共產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南韩最终失败之后，似乎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近些年来，它封闭的国土借助联合国粮食救援总署传出来的声音，几乎全部是老百姓饥饿的呻吟。长期以来，无论从自由世界媒体还是从它唯一的邻国，中國的官方媒体，人们都难以看到关于北韩内陆情况的报道。

　　然而数十万北韩难民潮及其中國、北韩双边官方严酷的遣返行动在中朝边境早成景观，只是大陆中國密而不宣。近来北韩难民冒险进入外国驻华使馆事件不期然使北韩问题日益显著。不久前，一名向联合国开枪的男子，以他的肢体语言和传单文字向世界表明：为了引起世界对北韩状况的关注，他不惜生命和自由的代价！这个人心中显然装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关于北韩的故事。只是世界无从知道。接着美国媒体以向世界证实了许久以来的传闻：北韩拥有原子武器制造计划。——其实事实远不只如此。

　　虽然北朝鲜是当今世界上最封闭因而最神秘的国家，我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新闻媒体的渠道来获得确切资料，了解这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等重要指标和情况，但是仍然有消息通过南韩新闻媒体传出。而更多的消息来源则是美国驻南韩大使馆、有关军方部门、国际人道救援组织、以及世界一些地区的警察机构，还有来自那个国家的难民。整个世界在忙着处理各自的国政时，不时地被从这些渠道传来的各种消息所搅扰。这些消息的内容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连年大饥荒及由此引起的人口强迫迁徙和人口外逃；农业凋敝、资源严重短缺、经济濒于崩溃，政府在世界各地从事毒品军火贩卖和制造假钞美金犯罪活动；穷兵黩武政策下庞大的军事体系构成对亚洲地区安全及世界和平的威胁；最后，共產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民间日常生活和与中國的分道扬镳。

　　１、农业，连年大饥荒

　　由于缺乏集体农业技术而导致的粮荒，在数年来的恶劣气候条件下而逐年加剧。自从１９９５年以来，北韩人民的生存主要依赖国际粮食援助来维持。

　　一位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美籍南韩人，李钧烈，１９９５年曾经到北韩旅游。他在北韩逗留了一个星期，由于他的“反动”国籍，他不被允许自由走动随意游览和与人交谈，而只能听任导游安排。虽然如此，日常生活必需物资的短缺非常明显。他对笔者说，为了能够进入北韩，他一行人支付了很多钱，而国家导游当局也尽力为他们提供最好的食品，但是食物质量仍然不好。他由此断定：“北朝鲜普通的民众很难得到正常的食品供应”。这不过是北韩大饥荒发生以前的情况。在这位北韩游客离开北韩两年以后的１９９７年，那里的干旱引发了严重粮荒。根据世界粮食组织的１９９７年调查，北韩的１２个省份有１１个受到干旱袭击，北韩境内７０％的玉米毁于干旱。

　　当年９月，美国的一个援助组织“世界观察”（ｔｈｅ　ＵＳ　Ａｉｄ　Ｇｒｏ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曾经沿中國边境，通过对经常到北朝鲜旅游的观光客的采访和对北朝鲜难民的采访，完成了一项艰难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１５％的北朝鲜人已经死于当年６月份以来的饥荒。这个慈善机构表示，因为害怕报复，４００名被采访的人中，只有３３名同意回答问询。“世界观察”的副总裁安德鲁　纳奇奥斯（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ＴＳＩＯＳ）通过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说向世界发出警示说：“死亡的可能数字接近一百万到两百万，最少有五十万人已经死亡”。

　　究竟有多少北韩人死于饥荒？没有任何可能从北韩政府那里得到确证。记者们只能另谋他途。一位曾经撰写过５０年代末中國大饥荒的《南华早报》的记者，贾斯珀　贝克尔（ＪＡＳＰＥＲ　ＢＥＣＫＥＲ），为了调查１９９７年北韩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曾经对横图门江的北朝鲜难民作过采访调查。他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国家的两千三百万人中，至少一千万已经死于饥饿。就是说，这个国家将近半数的人口已经死于饥荒。了解这个情况，可以理解为什么北韩难民源源不断涌入中國边境省份，宁肯遭受中國当局惨无人道的遣返待遇在所不惜。

　　国家社会纷纷对北韩伸出援助之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９９年，包括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国家和组织在内，联合国世界粮食署已经为北韩提供了总额达五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粮食，也为北韩处于瘫痪的医疗健康系统提供过人道医疗救助。仅以１９９７年为计，美国为北韩提供了价值大约两千五百多万美金的粮食援助，欧洲联盟为北韩提供了价值五千三百二十万美金的粮食援助。然而曾经走访北韩六个月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北韩代表　戴维　莫顿（Ｄａｖｉｄ　Ｍｏｒｔｏｎ）在要求国际社会继续捐助更多的粮食给断粮在即的北韩时承认，所有这些努力，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表示，在平壤振兴经济之前，看不到饥荒结束的任何迹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主任凯萨林柏提尼在１９９８年４月走访北韩后，也表示，由于连年干旱，农作物歉收，人们全靠外国救济和草根树皮为生，北韩国家配销的粮仓早已空无一物。她敦促国际社会保持持续地粮食援助，直到北韩农业生产恢复和收成大幅提高。她同时指出：北韩的粮荒不是两年三年的短暂的现象。民以食为天，可以想象，如此的农荒和饥荒之下，北韩老百姓正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更为致命的一个问题是：真正分到饥民手中的国际援助粮食有多少？据国际媒体多方报道，本来不多的粮食援助，通过北韩政府的运作，主要分配给了北韩的军事与政治系统。而ＣＮＮ记者基诺依报道说：“政府仍然在向国际社会请求食物援助。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与这个体系共存的一种现象：当市民们忍饥挨饿的时候，这些短缺的资源却正在被用来维持这个国家机器的荣耀。”。根据專制体制下生活的经验，可以判断，国际社会援助的粮食既然可以用来维持政治与军事系统，用来荣耀国家机器，当然可以用作控制人民思想、压制人民反抗的工具。

　　２、人口，强行迁徙城市人口挽救农业

　　北韩粮食长期饥荒、人口不断外逃相关的另一个相关现象是，北韩政府正在实行的人口强制迁徙政策。国际媒体曾经在１９９９年２月发布消息说，南韩国家情报机构负责人李钟赞，在南韩国会的一项秘密听证会上披露此一情况。他说，北韩政府正在从平壤和其他城市迁徙两百万人口至农村地区。

　　事实上，由于缺乏燃料、设备和劳动力，北韩的农业事实上已经停止运作。农业的破产趋势成为北韩的重大危机。政府实行迁徙人口的强制性政策，目的显然是为北韩饱受打击的农业增援劳动力。李钟赞在听证会上进一步指出：北朝鲜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和提供农业地区急需的劳动力，经常对城市居民强行迁徙，但是那一次，却是南韩国家情报部门所监测到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行动。

　　李钟赞指出，多数迁徙者是失业者、刑满释放犯和受惩治的政府官员以及在农村有亲属的市民。这些迁徙的人口半数来自北朝鲜首都平壤。故而，北韩大规模强行迁徙行动的目的，除了振兴农业，也有政治的考虑。即为了抱持北韩政权的稳定，防止平壤这个專制政权中心城市发生动乱，波及全国。

　　３、政府犯罪，走私贩毒造伪钞以维持北韩政权运转

　　北韩经济形势严峻。北韩的人口只有南韩人口的一半，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不到南韩的十分之一。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低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在连年下降。能源短缺，食物短缺，资源短缺，北韩的贫困和经济的崩溃以及金融危机，凡是到过这个国家的人有目共睹。国家内部穷，可以由关门主义和信息封锁掩盖，但是这个国家的驻外机构却无法假装正常。人们注意到：北韩驻外机构由于没有经费维持运转，先后关闭多家。其他一些没有关闭的，则不仅要按照规定，向北韩政府交纳限定数额的外汇，还必须经济上自负盈亏。

　　北韩政府在世界各地从事贩卖毒品、贩卖军火和印制流通假美钞的犯罪活动。美国官方认为，北韩政府外交机构自负盈亏的政策，是北韩政府从事走私毒品，贩卖军火，制造假美钞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９９９年３月。前美国驻南朝鲜大使李诘明（Ｊａｍｅｓ　Ｒ．Ｌｉｌｌｅｙ）曾经在国会作证指出，北韩政府的走私贩毒活动已经持续２０年之久了，北韩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在世界各地参与犯罪活动而被捕获。他认为，朝鲜政府活动无异于黑手黨。依据他掌握的材料，１９９８年１月，两名北韩驻墨西哥外交官，由于试图将３５公斤的可卡因走私进俄国，而在莫斯科被捕。１９９８年６月，两名北韩外交官通过埃及时被发现携带了五十六万片的赖恩匹诺（ＲＨＹＰＮＯＬ）。这是一种类似男女约会时为了强暴奸淫，而在放如饮料中的麻醉剂药物。据悉，那是到那时为止国际社会所捕获的这类毒品的最大数量。

　　韩政府假造伪钞的行为，在它毗邻的南韩看来，同样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依悉，自从１９９４年以来，有十起以上的这类案件在发生东南亚发生，价值四百五十多万美元。事实上，北朝鲜政府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外交官和贸易公司流通假冒美钞。为此，李诘明曾经在国会作证指出：“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到１９９６年１月，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驻北韩外交官，从他们在北韩账户中取出的３０００美金中发现，有２２００美金是假钞。”李诘明还指出，１９９６年４月，在海参威，北朝鲜劳动黨负责国际事物的副部长、为金正日管理经营秘密资金的部长，吉在京（ＫＩＯ　ＣＨＥＡ　ＧＯＮＧ）在俄罗斯被当地警方逮捕。他是在海参崴兑换三万美金假钞时被捕的。

　　北韩政府的武器走私活动同样普遍。据李诘明指出，１９９６年９月　香港安全当局透露，北韩武装部长控制的一家公司，密帮（ＭＡＥＢＯＮＧ）公司，从中國人民解放軍那里购买了大量的手枪、机关枪、迫击炮。然后将这些武器转卖给了在东南亚和香港的犯罪集团所支持的暴亂团伙，从中牟取暴利。李诘明举例说，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２号，香港关税当局在开往叙利亚的北朝鲜船只上，搜查出了远射程自动抢只、导弹发射遥控装置和导弹部件。

　　据美国国会研究机构１９９９年１月份的一份报告，北韩１９９７年为了特殊需求而从事犯罪活动的非法收入，保守的估计在八千六百万美元，其中七千一百万来自毒品交易，一千五百万来自印制伪钞。此外，据南韩国家情报机构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发行的题为《二十一世纪新威胁——国际犯罪的实体与对应》报告资料显示，北韩自９０年代初期，就在平壤近郊设立了专门负责制造伪钞的机构，命名为“二月银光贸易会社”。这个“会社”平均每年印制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伪钞。其精密度几近真伪难辨。这个“会社”通过其在海外的领事馆及经贸分支机构“洗钱”。自１９９４年以来，这项犯罪活动先后在东南亚等地被破获十三次，金额达四百六十四万美元。

　　作者:北明

　　最近，读一些有关美国宪政文化方面的书，发现里面有许多令人掩卷沉思的好故事。其中一则说，有一年，纽约市警察局得到线索，说在某公园一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里藏有一些违禁物品，他们自然就想也没想撬开了垃圾箱，结果发现里面果真有一些违禁物品。但事情的蹊跷在于，里面同时也发现一个常年住在其内的老乞丐。纽约市警察局因此被告上法庭。原告，也就是乞丐的辩护律师认为，这个垃圾箱，对一般人而言，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废品，而对他的当事人来说，这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就是他的家。他吃在此，睡在此，行吟在此，尤其重要的是，里面藏着他全部乞讨来的私人物品，而被告，也就是纽约市警察局，竟然无视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没有得到法院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侵犯了一个公民的家。

　　我不懂法律，书中也没有交代法院的庭审结果，但根据我对美国法律的粗浅了解，如果这个辩护律师的理由成立的话，那么，纽约市警察局百分之百是要被判有罪的。因为家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受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的，他们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家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因而，几年前曾发生过一个日本留学生夜间闯入一座私宅问路被主人开枪打死的悲剧。因此，纽约市警察局要想证明自己的搜查是合法的，就必须证明，垃圾箱是公物，而不是私人住宅。但因为垃圾箱是“废弃不用的”，因而“证明”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

　　实际上，对我来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本身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它的逻辑，它的思维方法，它所携带的生命理念对我来说是全然一新的，是超出了我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的。比如，比起它所给予我的，我所习惯的是没收，抄家，是被煽动起来的“人民”兴高采烈地“打、砸、抢”，而它所告诉我的是，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在没有法院足够的证据认定之前，他的住宅、财产和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所习惯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背插亡命旗，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甚至在必要时还要割断喉管，而它所告诉我的是，即使是一些不名一文的穷人，在接受法院的讯问、庭审时，也是有权聘用律师来辩护的，如果他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那么，政府有义务指派律师无偿服务；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点，我想提请诸位注意，那就是辩论双方都没有提到搜查的结果，即确实搜出了一些违禁物品；也没有提到搜查的对象，即老乞丐。他们关心的只是警察权力的合法性。即只关注行为的发生过程，而不考虑行为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如果警察的搜查是非法的，那么非法所得的一切证据都是不算数的，因为非法之法不是法；如果警察的搜查是合法的，那么不管他所搜查的对象是大亨还是乞儿都是有效的，因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这对一个长期习惯于按“成王败寇”的逻辑去想问题的民族来说，无异于一种“外星人思维”，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分不清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不一定导致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也不是只能由程序正义一条途径来获得，但在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程序正义永远大于实质正义。因为任何靠非程序得来的正义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因而是靠不住的。

　　无独有偶，在本埠一家很有名的市民报上，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条醒目的头版标题：清理乞丐。我记得我当时的震惊绝不亚于现在看到美国乞丐故事的程度。报道云：为了整顿市容，从整体上树立古城西安的文明形象，我市公安局在广大市民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清理了一批长期占据街头的乞丐……。旁边是一张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强行拖走一个老乞丐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乞丐蹶着屁股，讨来的钱币散落一地，连茶缸也歪在一边，而报道上说，“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有人说，提出一个好问题有时比解答这个问题更有意义；反之，一个坏问题的提出有时比错误地解答还要影响恶劣。但我在看了这则报道以后，脑子里还是不可救药地冒出一个坏问题，即，乞丐是不是合法公民？

　　也许有人会说，是又怎么样？如果是，那么你就得把他当作人来看待，至少不能像垃圾一样地随意“清理”，稍微有点汉语搭配常识的人都知道，“清理”后面一般跟的是“仓库”、“垃圾”等废弃物品；如果说他不是，那么你得拿出证据，比如说他贩毒、偷盗、奸淫等，而不能仅仅因为他“占据街头”就“强行拖走”。因为我们知道，乞丐的职业特点就是要在稠人广众之中伸出手去，如果把他放在荒郊野外，就等于剥夺了他的“乞讨权”，从而也就剥夺了他的生存权。至于“为了整顿市容，从整体上树立古城西安的文明形象”就更不是理由。因为乞丐就是乞丐，他的本质就是“穷”，你不能要求他身上穿着皮尔·卡丹，脸上抹着“大宝”，戴着金边眼镜，拿着不锈钢饭盒，用一口标准普通话向你开口……

　　但议论没有用，我公安战士在“强行拖走”的时候，大概压根儿就不会考虑这类问题。实际情况是，在一个长期以来把人按官位、职业、年龄、地域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种姓社会里，不要说，“乞丐是不是合法公民”，就是“乞丐是不是人”也是一个问题。

　　因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同类的信仰问题。西方文化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无助的，进而推导出人在地上要平等互爱。耶稣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因而看完《新约全书》，他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整天扎在下岗工人、麻疯病人、犯罪嫌疑人和妓女的堆中，给他们传道、治病、表演特异功能。而中國文化则不然，它是一种世俗的等级文化，它不强调无差别的人类之爱，认为那样会“无父无君”。于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它照耀着富人，也照耀着穷人；当上天下雨的时候，它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惟独到我公安战士整顿市容的时候，就没有人告诉他，“要爱这些人”，甚至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人也是人”。因而，等待这些乞丐的命运就只能是被人像垃圾一样地“清理”，而且重要的是，“清理者”在这么做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错。

　　也许在整个报道中，最值得玩味的还有结尾的一句，那就是“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报道者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拍手”使施暴获得一种合理性，并暗示出施暴不过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内在要求的“替天行道”。但这种惯用的陈词滥调实际上无改于事件的暴力性质。因为根据程序正义的原则，一个獨立的司法机关在对一个公民定罪时，必须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法院掌握了足够的证据，那么，即使“人民不答应”，也要以有罪判定；如果法院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么，即使“民愤”再大，也要以无罪推定。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过是中世纪民众私刑的野蛮遗留。

　　如果以我们刚刚过去的世纪为例，那么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几乎每一场血腥的“运动”到来时，人民群众都会“拍手称快”：枪杀“反革命”时，他们“拍手称快”；鎮壓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他们“拍手称快”；将五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时，他们“拍手称快”；打倒“刘、邓”走资派，弄得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的“纹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他们“拍手称快”……可后来为“胡风分子”平反，为“右派”平反，为“刘、邓”等“走资派”平反时，他们还是“拍手称快”……因而可以说，人民，尤其是几千年来被贫困和專制剥夺了教育资格的人民，从来就是刽子手和行刑队的啦啦队员，他们的最大愿望不是在阳光下消除暴力，而是在行刑的现场蘸拾人血馒头，至少要听到一两声悦耳的“嚓！嚓！”声，这使得暴力失去了起码的见证。

　　当然，这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民主和自由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民主”如果不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对人性的觉醒以及对人道和人的各种权利和尊严自觉维护的基础上，那么，“民主”就有可能演变为“暴民作主”。因为“民主”的实质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如果没有相应的宪法原则和司法自治，那么，它并不能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正是雅典的民主法庭将爱好美和智慧的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正是以思辩著称的德国亚利安民众将纳粹的黨魁希特勒选为元首，也正是这些来自“哲学之乡”的“优秀人种”将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和焚尸炉……因而，对于民主制度最准确的表述是，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而这“不坏”的程度则取决于有权投票的每一个人对他人的爱和尊重。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清理乞丐”的事情。当作为“少数”的乞丐被人“清理”的时候，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拍手称快”？因为我们不是乞丐，所以，当乞丐被人像猪狗一样牵走的时候，不仅净化了我们的视野，而且从乞丐的哀嚎呼救中，我甚至还可以获得一种“幸免于难”的自豪感。而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弱者的权益被侵害是遵循一个“江流原理”的。也就是说，当上游洪水泛滥时，下游的居民如果只是幸灾乐祸、坐视不管，那么，迟早有一天他自己的家园也要毁于一旦。具体到“清理乞丐”的事情上，那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穷人的权益时，那么富人的权益被侵害也就指日可待了。因为“清理乞丐”打翻的不仅是几个要饭的茶缸，它打翻的是一种原则，即一个社会可以依靠暴力机器，对一个合法公民不经审问，强行带离生存地，并任意毁坏他的财产。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原则是可以破坏的，那么“清理”的对象是谁其实无关紧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我国的“清理階級队伍”运动就主要针对富人。

　　记得在一本书上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英、法、美等几个国家的人坐在一起，谈论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英、法、美这几个国家的人讲了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我记不得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苏联公民，他刚刚从斯大林的大清洗浪潮中逃到巴黎。他说，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有一天早晨，你被一阵敲门声惊醒，门口站着一个穿黑衣披风的克格勃，说：“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从容地对他说，“对不起，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那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后来，我仔细琢磨这个故事，发现这里面还有名堂。我想，假如我碰到这个苏联人的话，那么，一定要问：当楼里所有的邻居都被捕后，你接下来的“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想修正我前面文中出现的一个错误，即“几乎每一场血腥的‘运动’到来时，人民群众都会‘拍手称快’”。“几乎每一场”，说得太绝对了，至少有一场人民群众是没有“拍手称快”的。那就是当所有的“反革命”都被鎮壓，所有的“胡风分子”都被打倒，所有的“右派”也都在或明或暗的监狱里囚禁以后，在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就没有“拍手称快”。因为那时很多“人民群众”已经饿死了，剩下的也实在饿得拍不动了。

　　作者: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