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普遍偏低，而当中又以日本为最低。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日本人口总数将会减少３０% ，而１００岁老人的数目会达１００万。到那个时候，每天死去的人比出生的人将多出８０万；经济持续不景气导致妇女更多投入社会，但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令她们为保工作而放弃生育，这使得日本的人口正在迅速萎缩……

　　难解燃眉之急

　　对于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来说，吸收妇女进劳动大军虽可解燃眉之急，但长远来说，却只会令日本人口更迅速萎缩。因为社会仍然歧视女性，怀孕的妇女会被革职，孩子生病要告假的母亲也会被辞退。故此，在职妇女不是在怀了孕后便去堕胎以保住工作，便是索性保持单身不敢结婚。故此，要增加人口，惟一的办法是大量接收移民，而且要持续多年，才能稳定劳动人口的数目。不解决人口萎缩问题，不但劳动力日减，消费群体也减少，退休金制度亦会失效，因为老人增多而税基又萎缩。

　　据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要维持人口稳定，日本到２０５０年前，需要吸收１７００万新移民。

　　可事实上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排外的社会，对民族纯净抱持顽固的保守思想。那个常吐狂言的种族主义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便曾高调地警告说，中國移民会给日本带来“基因污染”。

　　故此，即使日本国内的专家也难对日本能吸收到足够的新移民感乐观。１７００万代表日本总人口的７% ，但日本现时的外国移民比例仅为１% 而已。即使这个数字亦含有误导性，因为这些移民绝大部分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时期带进来的中國和朝鲜人的第二、三代，新移民可说绝无仅有。

　　自１９８１年日本确认界定难民资格条件的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以来，至今共只批准了３０９名难民的庇护申请，相比美国，单在去年便已批准了３. ７４万名难民的庇护申请。１９７８年日本根据一个特别计划接收的１万名越南和柬埔寨人，这些人并不被界定为难民。但即使这批越柬移民亦计算在内，也只有１. ０３万，而在同一期间，美国共接收了越柬难民超过１００万、澳洲接收了１３. ７５万、加拿大接收了１３. ７１万、法国接收了９. ５６万。

　　可怕的“慷慨”

　　日本对援助海外难民相对慷慨，去年便拨出了１亿１８００万美元给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公署，是继美国之后该联合国组织的最大捐赠国。日本也承诺会捐出五亿美元给阿富汗重建之用，是最大的捐赠国。它也承诺捐出１亿美元帮助伊拉克重建。

　　但这些慷慨背后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难民进入日本而已。在发达国家中，接收难民人数最少的是日本。不单如此，日本给寻求庇护者的待遇之恶劣，亦常被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公署和大赦国际等组织批评。阿富汗难民阿里·詹尼对此便深有感受。他一直很赞赏日本乐助难民——直至他自己抵达日本之后。

　　２００１年８月，当时仍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拘捕了阿里的父亲和兄长，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塔利班力量。当时年仅十八的阿里，担心自己也会被拘捕，于是逃到邻国巴基斯坦。在那儿，他用了６０００美元买了一个假护照和前往日本的假签证。他说他要在日本寻求庇护，是鉴于日本在喀布尔设有许多援助机构，故他认为这个国家会明白和同情他的苦况。当他于２００１年８月抵达日本时，成田机场的移民局官员立即发现他的护照是伪造的。阿里表示他要申请庇护，于是移民局便把他送到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在那儿，他与另１０名非法移民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就这样被关了７个月。

　　即使在这期间塔利班政权被推倒了，但由于他属于哈扎拉族，是一直被阿富汗其它民族压迫的一个少数民族，故此他仍是不敢回国，于是申请难民资格。

　　可是，日本法务省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令阿里极度情绪低落，甚至曾企图自杀，一次用剪刀刺脸和刺腹，一次上吊，但都被及时救回。

　　“日本努力在外面塑造一个美好形象，但很少人知道他们在国内的态度。”他说。现在，幸好得到律师协助，他正提出上诉。

　　留在日本好难

　　阿里说，他的拘留中心内，最少还有其它十名阿富汗人曾经自杀，有两人没能救回，客死异乡。

　　他说假如他知道日本对待寻求庇护者是抱这样的态度的话，他便不会到此。

　　他说，日本难民事务官员不相信他回国会有危险，要求他拿出文件来证明他的处境。但他是逃难的人，如何会带着那么一大堆文件呢？

　　另一名寻求庇护的土耳其库尔德人亦表示后悔到日本来，他于１９９６年抵达日本，结果被拘留了７年之久。日本人不认为库尔德人有资格申请避难，故一直拒予他难民资格。甚至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于２００１年承认库尔德人的难民资格，日本当局仍拒绝给予他庇护。

　　当中只有穆罕默德·尤诺斯·哈桑尼最幸运。３１岁的哈桑尼是阿富汗政府官员，１９９２年被派驻日本，１９９３年，阿富汗内战扩大，他不敢回国，便申请政治庇护。但法务省拒绝了他的申请，不过承认他的国家正经历动乱，故给予他特别居留权。日本会以“人道理由”给予来自动乱国家而又申请庇护失败的人可续期的居留权。去年该国共批出４０个特别居留权。特别居留权须每年３年续期一次，持特别居留权的人可以找工作，但不享有正式难民资格的人所能享的援助计划。

　　会讲日本日语的哈桑尼做过几份工作，后来向支持申请难民资格的人，包括帮助他的律师求资助，开了一家阿富汗小餐馆——东京第一家阿富汗餐馆。

　　阿富汗菜近似印度菜，爱用咖喱，浓香扑鼻，吸引不少爱辣的食客，故小店经常客似云来。安定下来后，便申请妻儿来日团聚。现在，妻子也在餐馆帮忙，大儿子进了小学。

　　哈桑尼也申请过延长居留权，同样被拒绝。但他表示不会气馁，会继续申请，且将会同时申请永久居留权和日本公民资格。

　　我们只要精英

　　日本即使肯接受移民，也只接受精英分子。因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关键是人才，国际间的人才争夺十分激烈。惟是日本在人才争夺中不但落后于欧洲和美国，甚至不敌中國和韩国，因为外国人在这两个新兴经济体中能得到的机会都比在日本多。事实上，日本的工作文化和语言障碍，也不是外国人能轻易适应和克服的，由于语言障碍——排外主义令日本人英语水平和普及率跟朝鲜一同列世界最末尾——使外国专才对日本望而却步。故此外国人想移民日本的其实也不多，甚至连日本的大学也很难吸引到外国学生，因而日本大学的学位也难以被国际接纳。

　　除了精英分子外，另一种日本人较愿意接纳的是肯干粗活脏活和危险性工作的外国人，因为日本人自己不愿干这类工作。

　　但这类工作能吸引到的只是非法移民。现时，建筑业已几乎都由外来工支撑。成立了两年的“外来工联会”的主席本田三保子说：“日本的经济已到了没有外来工便无法运作的地步了。建筑公司白天会雇用泰国和菲律宾非法劳工，因为他们的亚洲脸孔不致太引起警察注意。晚上则雇用非洲和其它国家的外来工。工厂也爱用这些外来工。”

　　雇用外来工的老板经常利用他们怕非法居留身份被揭破的弱点而拖欠他们的工资，于是本田便成立了这个组织来帮助外来工追讨欠薪。

　　去该组织在川崎的办事处走一遭，好像到了联合国一样，秘鲁人、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菲律宾人、玻利维亚人……但日本老板并没有善待外来工，只会剥削他们。

　　第二个罗马？

　　日本当局的排斥移民政策，日本社会的排斥移民态度，都被专家指为日本经济衰落致陷入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他们举９０年代美国高科技革命的成功为例，说正是广纳移民广招人才的结果，正是外来专才支撑美国的经济增长。

　　不过，筑波大学人口问题专家小舞广说：“社会总是有兴有衰，日本很可能会消失，另一个社会会取而代之。但那又有什么问题，希腊和罗马不也消失了吗？”

　　那么，就让日本消失吗？

　　摘自: 香港大公网

　　作者:穆芷莉

　　１８９５年６月２日，中國清政府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条将包括钓鱼台列屿在内的“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并“澎湖列岛”，完全割让给了日本帝国。时隔５０年零３个月，当时的中國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８日本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之后，立即按照中美英《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必须剥夺“日本所有窃取于中國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國”的规定，全部地收复了包括钓鱼台列屿在内地日本国所有窃取于中國的一切领土。中國沿海的和台湾岛的渔民重新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自由地到钓鱼台列屿海域和岛上从事各项生产劳动。这就是钓鱼台列屿失而复得的简要历史。

　　然而，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处，日本佐藤政府和福田政府，却复萌贪欲，乘美国单方面向日本过归还冲绳“施政权”之机，于１９７２年３月８日发表了日本外务省《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公然背离以往“放弃窃土”之“承诺”，实行“窃土再占”政策，重新将日本国在投降承诺和《旧金山对日和约》“承诺”放弃的窃土的钓鱼台列屿（日本窃用名“尖阁诸岛”）置于日本过的军事管制之下。从此之后的３０余年间，日本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指使或纵容日本国的窃土势力集团登岛，借以炫耀日本国“窃土再占”之政绩。

　　与此同期同步，日本政府建设省国土地理院，按照日本国的窃土政策和计划，从１９７２年着手制作，至１９７７年出版了国家地图册《日本国势地图帐》，全国复旧了日本国的国家版图，并以次图册作为指导全国进行窃土的标准范本，在日本国再次推行” 兴图窃土” 战略，责令所有新编辑出版的世界地图，亚洲地图，日本地图，冲绳县图，以及各种历史地图，教科书插图，游览观光图等，一律都要把日本国已放弃２７年之久的“窃土”――中國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台列屿各岛重新绘图内。我们用这些含有“窃土”的地图，对照日本国１８８５年以前出版的地图，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４５年出版的地图，以及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７１年出版的地图，可以完全清楚地揭示出日本国从“窃土”到“放弃窃土”到及“窃土再占”的国家轨迹，有力地揭破日本窃土者所宣扬的” 尖阁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国的固有领土” 的无耻谎言。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直至今日，日本国的海上保安厅的军舰和飞机，一直全面封禁和圈占中國的钓鱼台列屿海域，严密监视并全面阻断中國大陆沿海渔民和台湾渔民到钓鱼台列屿海域的捕鱼活动，以及海峡两岸四地民众前往钓鱼台列屿进行巡查和宣示中國主权的保钓活动。现在的形势是：日本窃土者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肆意玩弄新的窃土伎俩，假借“国家租用”名义，将所谓古贺氏家族名下的“钓鱼岛等岛”之“私产”置于国家“组贷”之下。须知，这是日本政府自明治以来惯用的窃土机谋和秘传法宝，潜藏着欺诈性的更险恶的用心。可以预断，日本政府的政要们采取这一步骤，将会重演１８７５年窃卖中國固有领土库页岛南半部换取俄国千岛群岛的历史闹剧，将中國的钓鱼太列屿各岛或转租，或转卖，或交换给一直垂延并不断染指这一海域的某一大国或某国集团，就像窃贼转手倒卖手中的脏物一样，以为日本国金蚕脱壳，捞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绝不是什么猜测之谈。而是历史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要时刻警惕和严密防范日本窃土者公开或秘密地倒卖钓鱼台列屿及其广大海域。

　　日本政府实行“窃土再占”政策，是以掌控中國东海７４万平方公里的主权海域作为最凶横的野望，并企图以武装封闭和圈占钓鱼台，橄榄山，黄尾屿，赤尾屿各岛，即台湾岛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东段岛链作为最大的赌注，并要世代死守这条“生命线”，用做永久牵制中國台海两岸的阀门，死死卡住中國大陆的咽喉！

　　２００３年７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美国总统布什的农场扬言：“如果中國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对日本让步，中國将付出代价。”（《人民日报》评论员林治波《“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一文揭露说：这是日本国政要向中國当局和中國人民发出的威胁性与阵势的挑斗性语言。）１０月１７日，日美首脑会谈，布什强调说：“日美处于牢固的同盟关系。”小泉立即回应：“日美有很强的信任关系。我们不会销弱同美国的关系而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１２月１９日，是日本政府转变防卫政策的变更日，一天之内，即向“自卫对”下达了“向伊拉克派兵；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修改防卫力量构想”三项重大决定。这些言论和决定，充分显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美国转基因的新变种，值得中國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加强警惕，千万别让某些媚日人士的言论搅乱了人们的视听，乱了方寸！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有鉴于日本国侵华窃土和称霸亚洲的历史和当前的新动向。

　　１．我们必须及时地准确地关注日本国新的战争机谋，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揭明真相：日本国三十余年的渐近式的“侵华窃土”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经进入到了霸占阶段，即进入到了中國人能够容忍的“底线”之边缘地带，随时都有可能对两岸三地的保钓人士或其他保钓活动采取非常手段，挑起军事冲突，扩大事态。

　　２．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国实行“窃土再占”政策，是充分利用了海峡两岸的对立关系和保钓阵营内部缺乏统一与协调的政策。所以，在对付日本侵华窃土方面，虽然屡遭海峡两岸当局的严正抗议和交涉。以及全体中國人的强烈抗议和大规模的保钓斗争。然而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继续坚持侵华窃土的既定政策和无休止的挑衅性的登岛活动。这种咄咄逼人的窃土态势，完全是历史之重演，即日本国已经从二战后放弃“窃土”之国蜕变成为纵横贪欲，仗势欺人，全部继承侵华窃土衣钵之国。近几年来，日本国所制订的成系列的各种“法案”，特别是“周边有事法案”，早已向东亚地区各国发出了最危险的战争信号；使二战后比较“安分”的国度，骤然之间，完全丧失了“正常国家”的基本形象。日本搭乘美国反恐战车，直接派遣海陆空三军奔赴伊拉克，并投入６００亿日元与美国联手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是对中國显示了最不祥之兆，一旦海峡两岸“有事”，日本国就会凶想毕露，重新窃踞台湾，并将台獨势力纳入日本国的卵翼之下。二战以前，日本是称霸亚洲的罪魁祸首，当今的日本国，仍是爆发亚洲战争的罪恶之源。

　　１９７８年中日两国签订<<和平条约>>以后的２５年间, 就像１８７１年中日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以后的历史进程一样, 照旧重演了侵华窃土的历史闹剧, 即不断制造事端, 多方试探中國人民保卫祖宗基业钓鱼台列屿的决心并静观两岸的反应态势, 为不断激扬日本军国主义的窃土集团 ,发动新型高科技先制人的战争而加紧整军备战!

　　３．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事，就是要认清形势，牢记日本国侵华窃土的历史，牢记中华民族抗日卫国的历史经验与沉痛教训。旧东洋史学者曾为日本国侵华窃土制造种种歪理邪说，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发动了“九. 一八”事变和“七. 七”卢沟桥事变，对中國进行了长达１５年的侵华窃土战争。近三十余年间，旧东洋史学者的后裔传人以及窃土势力集团，仍然承袭其前人的衣钵，亦同样制造了种种“新窃土论”和“中國威胁论”，蛊惑人心，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传人，公然向中國人民发出了继续霸占钓鱼台列屿并要“中國付出代价”的战争威胁。

　　因此，当前的保钓形势，十分严竣，不容乐观。我们既要大力宣扬全球华人保钓大联合、大团结，使两岸四地的保钓民众积极参加抗日保岛活动，做到家喻户晓，全民皆知，又要不断揭露“新思维”人士所制造的美化日本“正常国家”的种种假象，绝不可放松警觉，盲从” 新思维” ，而误入日本国政要所设置的陷井和种种圈套！

　　４．我们现在还应该做的事，就是要全面系统地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窃土期间反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全面清算日本国侵华窃土战争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彻底揭露以日本国政要为主体的翻案风潮和篡改历史的卑劣行迹，让中國民众和世界人民严密注视当前日本国侵华窃土的新动向和新机谋，以及它所伸向每个角落的险恶而贪婪的触角。

　　５．我们应该向日本窃土者及时地果断地发出正确的警示信号！并向世界明告：日本国奉行的“窃土再占”政策，已对中國的国家安全有直接构成威胁，明显潜藏着新的窃土战争阴谋，同时亦是对亚洲地区的和平安定构成威胁，预示日本军国主义将以钓鱼台列屿问题作为导火线，重蹈历史覆辙，发动每三次侵华窃土战争！吾立此说，绝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而是日本侵华窃土的历史经验在不断地告诫我们，尤其是当代日本政府的大力整军备战，到处伸张日本的军事触角，不断制造所谓的“自卫”立法的种种表现在警醒我们！如果依照“新思维”人士的思维模式给日本国加冕“正常国家”桂冠，并用以教人自律，必将使华夏各族重受日本之害！

　　６．我们还应该继续向全世界解明：中日之间的领土主权归属之争完全是由于日本国复萌领欲，妄图重新夺回“祖遗窃土”而引发的，从来就不是什么领土界限不清，彼此为划分疆界而引发的边界纠葛。特别是由于日本国对已” 放弃的窃土” 钓鱼台列屿实行“窃土再占”政策，并实行严密的武装圈占和封禁措施而引发的中國当局和人民为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日本窃土扩张所进行的正义之争。所以，自１９７２年３月８日日本省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以来的３０余年间，日本政府一直违反日本国的“投降承诺”，违反《旧金山对日和约》关于“放弃”窃土之“承诺”。归根结底，日本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基本准则，违反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和《波坦公告》所有关于日本必须归还并完全放弃” 窃取于中國之领土” 的各项规定，均属于违反国际法行为。

　　基于日本国３０余年窃占钓鱼台列屿之事实，当今的中國两岸和人民完全有权、有理、有据把日本政府告上海牙国际法庭，共同联手合作，协调对策，运用法律手段制止日本国的侵华窃土行为和恶性膨胀的贪欲。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作者:鞠德源

　　登九天之高而览中國四周，哪一地区是中國的生死之门？哪一地区是中國安全的受力软点？哪一地区受中國影响最深？哪一地区地缘上最有求于中國？东南亚！东南亚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东南亚之对中國的极端重要性

　　东南亚之对中國并非只具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是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极端重要性。仅以下三点就足可说明。

　　第一，东南亚是中國成为世界大国的起跳板

　　１９世纪是中國由挺直站立到被西方势力打得趴倒在地的时期，２０世纪是中國由趴倒在地到将西方势力扫地出门而得以重新站立时期。所以，此期勉强可说是中國“穷”的时期，也即中國独善其身时期。然数千年来的中华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华精神，大旨却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要兼济天下。兼济天下的前提是“达”。中國能不能“达”？这似乎无需论证，看看历史就可以了。公元１８４０年前，中國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产生的地缘影响，丝毫不亚于美国在当今生产力条件下所能产生的地缘影响。为什么会如此呢？中國国大民众，人才辈出，外则半陆半海，内则莽莽三大江，万里磅礴，无边无涯，物产虽然多样，文化却是一统。此客观条件乃是中國五千年不绝文明之根基，更是中國必然发达之原由。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过程的集合体。说中國必然发达，并非就说中國已经发达。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它没有我们计划中的那么遥远，要等到５０年之后，却也绝非就在眼前。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似乎并不打紧。打紧的是，我们必须明了中國现正处于发达国家的前夜。明了了此点，我们目前急需做的，就不是想着如何抬起头来去兼济天下，而是要低下头去以踏准兼济天下的起跳板。

　　中國早在上个世纪末，就以自己的国家作起跳板，跳到了地区大国的台阶上。而今中國要跳向一个更高的目标，也就是要在不久的将来，要跳到世界大国的台阶上，就不能再以中國为起跳板了，那是独善其身时期的产物。兼济天下的起跳板只能选定在中國的周边。如果将中國的周边划分为中亚、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四大块的话，哪一块最适合于作目前的起跳板？这首先得由世界发展大势所决定。世界发展大势从时空上讲，其移动方向由东向西，从中亚经地中海、西欧大陆、英国到北美，而今又由北美回归到亚洲东部。显然，如选择不位于亚洲东部的中亚和南亚作为中國跳向世界大国台阶的起跳板，那就是逆势而动，其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那顺势而为、事半功倍的地方会是东北亚吗？且不说中國对东北亚之日韩能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仅东北亚之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理位置，中國就难以弃东南亚而取东北亚作为踏上世界大国的起跳板。而事实上，中國之所以必须选取东南亚作为实现目标的起跳板，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本身的社会、自然结构。

　　东南亚的社会、自然结构，大体上可以说是全世界社会、自然结构的缩影。这里既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形态，也有世界上最落后的经济形态；既有世界上最纯粹的资本主义，也有世界上最纯粹的社會主義；既有世界上最极端的宗教派别，也有世界上最宽容的伦理道德；既有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种族、宗教冲突，也有世界上难解难分的民族争端；既有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领土纠纷，也有世界上各执一辞的海洋争执。更不可思议的是，东南亚就连纯地理上的构成都跟世界整体上较为相似。世界陆地不是散布海洋之中吗？东南亚又何尝不是！世界有纯陆地国家，有半陆半海国家，有纯海洋国家，东南亚又何尝没有！世界上有海洋，有海峡，有半岛，有海岛，有群岛，东南亚一个都没少。总之，东南亚是跟世界整体最相似的地区。这些相似性对中國有什么意义吗？意义重大。我们这个世界太不和諧，太多冲突。这种不和諧和冲突的局面目前虽未严重威胁到中國国家利益，但随着中國在全球范围内利益的迅速增加，它将来必会严重影响到中國的国家利益，是以中國不得不予之以高度关注，且关注的程度，２０年之后必不亚于美国。这就要求我们未雨绸缪，以使此种不太和諧的世局向较为和諧的世局方向发展。然而，事有可为与不可为。以中國之国力，目前不可为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消解冲突（这仍是美国或联合国的事）。目前可为的，是在与世界有相似环境的东南亚区域范围内谋求消解冲突。如果这一目的达到了，我们就成功积累了处理国际困境的经验。而这一经验，显然具有普世意义。一个象中國这样的能为世界贡献具有普世经验的国家，难道还不会瓜熟蒂落般成为世界大国？至此，东南亚之对中國成为世界大国所起起跳板的作用，也就再明白不过了。

　　第二，东南亚是中國牵制美日的制高点

　　中國的崛起如太阳之东升，是包括上帝在内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但阻挡不了，并不等于它不会受到阻挡，某些时候乌云看上去就仿佛阻挡了太阳的升起。人世间不仅信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很多（我由衷赞美他们），而且信奉这一理念的国家也不少（我同样由衷赞美它们）。那么，有哪些国家想遏阻中國的崛起呢？如单从意愿上说，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最不希望中國崛起，或者说它们最不希望中國按自己选定的方式崛起。然而，在无序的国际社会里，美好的意愿从来都需强大的实力做保障。印度是有极强的意愿遏阻中國的，可它有这个实力吗？无论以哪一个指标来衡量，印度的实力都不如中國。历史已经必仍将证明，印度遏阻中國的任何努力都必定失败（但印度决不会放弃以遏阻中國为名而达其称雄南亚之实的）。俄罗斯有遏阻中國的意愿，但这不是来自俄想保持其对中國的某种优势地位。它相对中國来说，除军事外，已没有任何优势可供保持。俄遏阻中國，更多的是来自它想对其既得利益的维持。它在近代中國攫取的不正当利益实在太多。如今它衰弱了，怎不担心装进兜里的东西又要掏出来！所以，它很希望中國不要过于强大，至少是希望中國不要过快强大。从这点上说，中國当反制俄罗斯才对。可现今国际政治大格局容不得中國有太多的选择空间。当上个世纪末俄罗斯气若游丝且大兵压境时（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國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倒伸出援助之手，并最终帮助俄罗斯摆脱了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國此举实属不得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國东部之美日两国对中國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美日是当今世界最具意愿又最具实力遏阻中國崛起的两个国家。先说意愿。形式是内容的反映。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由美日发轫并热炒的“中國威胁论”，可说只是一种形式，它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是遏阻中國。美日同盟本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它理当随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事实是，它非但没有结束，反倒变本加厉，通过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得到了全方位的强化。其强化的目的是什么？不会针对俄罗斯，更不会针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它只可能是针对中國。那美日为什么要遏阻中國呢？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这解释不了中美日三国在冷战时代联手遏苏的客观事实。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差异？中日同遵儒家文明，同守亚洲价值观。是国际市场份额、技术制高点的争夺？中國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技术水平尚远没达到要让美日遏阻中國的地步。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日念念不忘要遏阻中國呢？人有财有势了，就有做老大的欲望。国家作为人的集合体，发达了自然也会有做霸主的欲望。由于国家可供驱使的物力和财力远较个人为大，是以国家谋求强权地位的欲望会更强烈。还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 摩根索说得好，国际政治即争强权。中美日联手遏苏时，是美挟日同苏争强权。而今苏联不复存在了，中國强大起来了，美日就要联手同中國争强权（尽管中國无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争强权）。这其中，对日本来说，它要竭力保持自己在亚洲的强权地位（至于能不能保住，那是另外一回事）；对美国来说，它要竭力保持自己在世界的强权地位。其实以美国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中國同它数个等级的国力差距，它是用不着急于遏阻中國的。但美国国大心大目光大，想把自己独一无二霸主地位尽量保持得久一些。只是自己的发展步伐已无法加快，才不得不出此“遏阻中國”的下策来。尽管美日遏阻中國是其实力与中國差距相对缩小的结果，但美日仍未失遏阻中國的实力。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按汇率计算，是中國的４倍。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科研开发能力上，中國尚只可望其项背。军事上日虽因美国和本国宪法制约，暂不能同中國整体抗衡，但一旦它放开手脚，便能迅速弥补差距。而美国呢，无需比较，无论是其硬权力还是其软权力，都具遏阻中國的实力。如果它愿意，还可打持久战。

　　中國别无选择，只得应战。应战的手段多种多样，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军事上的、组织上的、制度上的和外交上的等等，凡有助于减缓美日对中國遏阻作用的，无疑都应纳入中國应对方策之内。但无论何种方策，都得有一个发挥作用的具体空间，否则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全面考量中國周边地缘环境，能供大多数方策在同一空间里发挥作用的，就只有东南亚。目前，中國在中亚的影响，恐怕只限于政治和外交上，且影响远不及美俄两国。印度是南亚的当然霸主，中國在南亚受印度杯葛甚深，其影响也只限于政治和外交而已。中國在东北亚的影响虽然是全方位的，但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是资源价值和地缘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东北亚既非地缘中心，更非资源中心，它对美日两国的资源价值和地缘价值也就相对有限。中國如以之为基点牵制美日，很难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极致效果。而东南亚呢，它在美日的全球地缘战略中，既有资源价值（锡、天然橡胶和油气），又有地缘价值（经济、石油生命线）。如仅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视点，则东南亚的资源价值和地缘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就恰好合二为一！这就是说，东南亚既是美日牵制中國的战略制高点，但同时更是中國牵制美日的战略制高点。那为什么又说在东南亚，中國牵制美日比美日牵制中國效果会更佳呢？这一方面是因为美日牵制中國的手段远较中國牵制美日的手段为多，另方面是因为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虽是全方位的，但其地利和人和两大条件均不及中國，而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仅限于经济层面而已。

　　第三，东南亚是中國施惠海外华人的试验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國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庞大外资对中國内地的注入。然直至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國所引外资中的八成来自海外华人。这种对中國并不十分有利的外资投资结构，如今已随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而大有改观。但不论全球化运动如何发展，海外华人由于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与中國大陆骨断筋连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國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都得把它作为一支战略力量来考虑。那中國究竟该如何处理同洋洋三五千万海外华人的关系呢？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國也不可能按原先的方式方法来处理同海外华人的关系。否则，就必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以世纪为单位来对中國大陆与海外华人关系进行分期的话，２０世纪基本上可说是中國大陆受惠于海外华人的时期。而今中國在海外华人的推动下（无论有心无心），发展了，强大了，是到投桃报李的时候了，因而２１世纪基本上可说是中國施惠于海外华人的时期。这一时期里，海外华人将会强烈地感受到，中國不仅是他们既得利益的可靠保障，更是他们未来利益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中國的国家利益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结为一体的。这样，在某些特殊时刻，当中國需要通过海外华人以实现中國的国家利益时，就能心发手应，大大减少中國在东南亚的外交运作成本。而对于国际上部分国家所谓的海外华人是中國的“特洛伊木马”、“第五纵队”等推己及人式的攻击，中國大可嗤之以鼻。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國尚非常缺少施惠海外华人的基本经验。为此，我们就得想方设法尽快积累经验。如何才能尽快积累经验呢？如果我们从地域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则该地域必须满足这么几个条件。其一，它应该是涵盖最多海外华人的地区。人数越多越具代表性；其二，它应该是产生过并仍将产生最棘手华人问题的地区。产生的问题越棘手，就越能尽快地积累应对困难的经验；其三，它应该是同中國大陆关系最密切的地区。关系越密切，暴露的问题就越快、越多，积累的经验当然就越快、越丰富；其四，它应该是海外华人最活跃的地区。一个华人不活跃的地区，怎能为中國处理同世界范围内活跃华人的关系提供经验？能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的，全球就只有东南亚。

　　先看条件一。人们常以“凡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这等夸大的说法，来形容华人的人数之多和分布之广。但是言没能表达出华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极不均匀的基本事实。按地区分，华人有三大集中区，分别是亚洲、美洲和欧洲。但其中仅亚洲就占了海外华人总人数的八成半以上，东南亚又占了亚洲华人的九成以上。这就是说，东南亚占了海外华人总人数的八成左右。按犹太人“八二最优”原理，只要我们处理好了同八成海外华人的关系，我们就基本上能处理好同所有海外华人的关系。东南亚华人不正具此比例么？

　　次看条件二。自秦汉至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历朝历代对华人移民都是出前力加禁止，出后归为化外之民。而在华人移民产生最多的近代，又正值中國国命最为不济之际。这就注定了华人移民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纳入国家有效掌控之中。试想，成百上千万人跨区域或跨国界的无序流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而如果华人流入的地区其自身又存在诸多导致社会不稳的因素时，那该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历史上印尼和越南的排华事件就是典型。东南亚早就存在巴尔干化现象，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國尚没有足够强大前，最易、最多可能产生最棘手华人问题的地区，仍必定是东南亚。

　　再看条件三。东南亚地理上距中國最近，华人移民人数最多，产生的华人问题又最棘手，那它同中國大陆关系最密切，也便在情理和逻辑之中了。然导致东南亚同中國大陆关系最密切的带根本性的因素并非这些。真正使东南亚同中國密不可分的，是它同中國深远的文化联系和频繁的经贸往来。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文化联系和经贸往来将会是加强还是会削弱呢？就经贸往来而言，中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正在紧锣密鼓筹建之中，加强还是削弱，不言自明。就文化联系来说，中國的经济、军事等硬权力如旭日东升。硬权力产生软权力。文化影响属软权力。中國是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本就跟中國关系密切的东南亚，能不在文化上更受中國影响吗？

　　最后看条件四。判断一个地区的华人活跃与否，不单要看它的经济实力，更要看它在所属区域内对社会各个层面渗入的深度和广度。欧洲华人多活跃于经济领域，北美华人多活跃于科研、商贸和教育领域。东南亚的华人呢，凡欧美华人活跃的领域，他们也都活跃其中。而欧美华人不大涉足的领域，比如地产、金融、政界甚至军界，东南亚都有华人活跃其中，真可谓群星灿烂。新加坡、泰国便是明证。

　　完全可以这样说，东南亚既是世界的缩影，也是海外华人世界的缩影。它不仅是中國跳向世界大国的起跳板，也是中國施惠世界华人的试验田。只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既然东南亚对中國如此重要，那它对世界其他大国也会极端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想中國崛起的国家来说。那么，这样的大国会是哪几个呢？

　　中國在东南亚所必须面对的二支力量

　　１５１１年前，东南亚大体上可说是中华帝国的边缘区。区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威胁到中國的国家利益。但自１５１１年西方殖民势力首次侵入东南亚直至２００１年的４９０年时间里，中國在东南亚曾经直面过几乎所有最能代表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国家按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前苏联。光阴荏苒，大浪淘沙。到如今，曾在东南亚一度叱咤风云的前五个国家葡、西、荷、英、法，其在东南亚的势力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随着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而灰飞烟灭了。作为前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当它在２００１年正式宣布完全撤出其在越南的军事设施后，俄国在东南亚的势力也随风而逝。中國长期以来受南北夹击之虞，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东南亚的地缘结构向中國急剧倾斜！中國以东南亚为起跳板跳向世界大国地位，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良机！审视这一良机，“喜”是我们所必须有的，这有利于我们振奋精神，把握良机。但“忧”更不可少。古人云：“夫圣人虑事，未虑成功，先虑失败，终以不败”。中國智慧的代表人物老子也曾有言：“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那么，我们在东南亚该“病”些什么？如果将中國获取世界大国地位称之为一场革命（它事实上就是一场革命！），那我们就必须牢记一位千古伟人的教导，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友”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敌”“友”，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此时为敌者，彼时可以为友。此时为友者，彼时又可以为敌。日美关系可作例证。衡量“敌”“友”的唯一标准，就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综合起来看，中國在东南亚必须先以“敌”视之而后才能做到“化敌为友”的力量有二支，那就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是中國在东南亚最难对付的一支力量。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无与伦比的强大，更因为美国在东南亚已是树大根深，撼之甚难。１９世纪晚期，美国在世界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工业总产值占世界首位的托拉斯帝国主义国家。同期，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迅猛崛起。这三大国的同时崛起，使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后起国家为追逐最大限值的资本利润，强烈要求按新的国家实力对世界市场和资源配置重新进行一次彻底的洗牌。美国棋先一着，并以理论开路。１８９０年，海权理论的创始人马汉《论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文重磅出台，美国家决策层对其青睐有加，随即决定在太平洋建立自己的海洋霸权。当然，美国不会为了霸权而霸权。它在太平洋建立霸权是为了能侵入远东，尤其是中國。而欲进入中國，就必须先找到一块踏脚石。当时尚在西班牙手中的菲律宾，恰好就可充当这样的一块踏脚石。美于是找寻借口，于１８９８年发动对西战争。以当时的美西实力对比，战争的结果当毫无悬念。但美败西并等于美得菲。事实上直至１９０２年，美国经残酷的战争才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也正因为经过了残酷的战争，美才在菲律宾站稳了脚跟并直至现在。

　　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其在远东的巨大利益仅靠在菲律宾这么个小地方站稳脚跟，显然十分缺乏战略回旋余地，它必定要抓住每一个机遇扩张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没能给美国提供这样的机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为美国提供了。机遇的提供者，不是东南亚国家，而是日本。１９４０年，日在试图北进以与德意东西合击苏联的努力失败后，遂掉转矛头挥师南下，以夺取其急需的石油、橡胶和锡等战略物资。为能确保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日就得先将正在对其进行制裁的美国力量挡在西太平洋以东。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发起太平洋战争，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致命的威胁。为维护其权力并暗含扩张其权力之意，美随即放弃中立地位，于１９４２年与英、苏、中等２６个国家共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年，因美国认为保卫中國是保卫美国的关键，遂将东方战场划成多个战区以利作战。作为东方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南亚战区的单独设立为美国势力渗入东南亚提供了空间条件。１９４５年美国在日本败降之际，高瞻远瞩，通过掌控盟军在东南亚的对日受降权，乘机把持了对东南亚的政治主动权。

　　令美国至今仍感遗憾的是，美在东南亚获得的主动权并没有发展为其在东南亚的支配权。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二是战后冷战的展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是东南亚各国要从心理上决定性地摆脱被殖民状态的外在反映。法国想恢复其在越南殖民统治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１９５４年日内瓦协议签署，法国淡出东南亚，但同时越南以北纬１７度为临时分界线，被分割成南北意识形态不同的两大块，这就为正想方设法要借冷战之机更深度介入东南亚的美国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因为此时美国国家决策层在地缘政治上所信奉的，一是美战略思想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一是斯氏理论的实践阐释者凯南的“遏制”理论。前者认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后者认为，要遏制共產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就必须注意非共產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地区。这些思想与美国决策层的结合，便诞生了“东南亚多米诺骨牌”论。既然美国认为东南亚是美国遏制共產主义（含中國）这一全球多米诺牌局中的第一张牌，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美国会竭尽全力护住这张牌以不让其倒下呢？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法撤离印支半岛的前脚刚刚抬起，美国就后脚跟了上来，且第一脚就踏在南越的国土上。有了这一基地，美在东南亚纵横捭阖，颇有斩获。先是构筑多个针对中苏的条约体系，接着就利用越南南北双方存在的罅隙，使印支半岛再陷战火之中。以美国当时的国力，它是乐于以战争论高下的。只是美国并未如其所愿获得战争的胜利。其实，现今看来，越南战争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胜负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越南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的范围之广和美国的介入之深，东南亚就永远也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明显的事实是，冷战后美虽被迫撤离冷战时在菲律宾获得的两个军事基地，但东南亚多数国家却希望美国继续留在东南亚。新加坡和泰国就是典型。而曾被美国打得几乎国将不国的越南，竟也以不打不相识为噱头，刻意将美国势力请回印支半岛，以平衡在东南亚影响日隆一日的中國。

　　从１９０２年（美殖民菲律宾）到２００１年的整１００年时间里，无论美对东南亚战略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一切都以中國为落脚点。可以肯定，以美国在东南亚“短而深厚”的历史影响以及它在今后对东南亚的战略取向，美国仍必将是中國在东南亚全方位的竞争对手，未来３０年内看不到中美势均力敌的局面被打破。

　　如果说我们在东南亚面对美国就如面对一只大象的话，那面对日本就如面对一只老鹰。老鹰虽然身子不大，但它扑食时却以狠、快、准见长。回顾一下日在东方发迹的历史，便知此言不虚。日在明治维新以前，它跟同在远东的中國和东南亚国家处境并无两样，都是西方殖民势力殖民的对象。只是明治维新之后，其国力才如遇热的水银柱般迅速往上窜升。与其接壤并闭关自守的朝鲜是其选定的第一个侵略对象。１８９４年，中國之藩属国朝鲜发生内乱，朝请求中國出兵协助平乱。这正是日求之不得的良机。次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國，迫使中國签订《马关条约》，朝鲜遂获得獨立权，这其实是日本为下一步吞并朝鲜所作准备。１９１０年日正式吞并朝鲜。日狠、快、准扑食手法初露端倪。１９０４年，日借俄远东铁路尚未筑就、外交上孤立无援、军事上首尾不接，而自身却有英日同盟并获美国怂恿之机，先发制人，在日俄战争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北极顽熊俄罗斯。这次被日本自称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的战争，标志着东北亚南部已是日本人的天下。日狠、快、准扑食手法再露锋芒。自此之后，日本上至天皇，下至百姓，整个民族沉醉于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迷梦当中。迷梦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田中奏折”反映出来的欲征服世界的勃勃野心。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苟使地大物博的中國被日本征服，则东南亚在中國倾巢之下，怎得独保完卵？１９３１年，日借整个西方世界身陷经济危机无暇东顾而中國又内乱不已之机，悍然入侵中國东北。１９３７年掀起全面侵华战争。二战爆发后，“日心不足蛇吞象”，妄图独吞中國。在之后二年多时间里，就将大半个中國踩于其铁蹄底下。日狠、快、准扑食手法锋芒毕露。可中國毕竟是中國，就如大海毕竟是大海一样。日本胃口再大，也喝不干大海的水。为摆脱手脚被困中國的不利局面，日决定分兵南洋，一则形成对中國军事上的犄角之势，二则获得南洋盛产而日本又急需的军备战略物资。但此战略实施的前提，是要将美国之强大海军力量挡在西太平洋以东。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偷袭美珍珠港大获成功，但同时招致美国对日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按预定战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短短５个多月的时间里，便囊括了新、马、泰、菲、缅和荷属东印度等广大区域，“大东亚共荣圈”竟现雏形！日狠、快、准的扑食手法至此看似登峰造极，实则不然。日狠、快、准扑食手法的极致运用，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二战后日对东南亚国家展开的“赔偿外交”上。战败国对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是国际惯例。日被战败，理当对东南亚各国进行赔偿。可战后不久，冷战就在美苏间展开。而美国在冷战初期却“丢掉了”中國大陆，从而在亚洲失去了一块遏制苏联的战略根据地。美转而将视点对准了日本。而在当时，争取日本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阻止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索赔。可世事如棋盘盘新。一场朝鲜战争下来，日本庞大的生产能力急需寻找出路。中國大陆被美国封闭，美自身市场又极度饱和，哪能为日本提供机会！日思来想去，发觉东南亚是其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出路。出路找到了，但入路口在哪里呢？如日本贸然以投资为名进入东南亚，则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下，很可能会遭到东南亚各国的断然拒绝，何况日给东南亚制造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呢？于是，从１９５３年起，日本阴毒无比地以“赔偿”为名，开始其在东南亚不见硝烟的攻城略地战。到１９６９年，日通过对缅甸、菲律宾、印尼、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进行商品和劳务而非现金的战争赔偿，全面进入东南亚市场，取得了远比战争大得多的经济成果，为日本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动力。日本恐怕至今尚在为其一石数鸟“赔偿外交”的高明而窃喜。由于日狠、快、准扑食手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频频得手，至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日本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这时寻求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政治大国地位，便成了日本的最高国家战略需求。东南亚作为一个地理政治单元，不仅国家数目众多，而且经济实力较强，在亚太地区还具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又被日本盯上以作其跨入世界政治大国的初始台阶。如今日本的发展势头虽已被中國盖过，但其狠、快、准的扑食手法却毫发未损。而且，日本历经数十年发展起来的成熟国家运作机制和其在东南亚居于首位的经济影响，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会是中國必须直面的一支强大力量。某些时候，日本老鹰比美国大象更加可怕。

　　以中國之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影响，要跟美国或日本在东南亚“单打独斗”，中國未免就落下风，历史已经作了证明。但问题是，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单个的美国或日本，而是此两强联合的美日同盟。美日同盟的矛头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中國，但矛柄却必须安放在另一地方，东南亚就是安放矛柄的地方之一。这样，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缘政治大局对弈中，就包含着东南亚地缘政治这一小局。谁要在这一小局对弈中占了上风，谁就可赢得亚太地缘政治的主动权。正在崛起的中國没有理由不去争取亚太地缘政治的主动权。所以，中國在东南亚这一小局的对弈中就应占据上风。但中國如何才能占据上风？

　　中國对东南亚的战略选择

　　东南亚是中國的生死之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生死之门。而东南亚自身又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有巴尔干化的潜在因子，任何国家要在这里谋求霸权利益，一不小心，便会引火自焚。远有葡、西、荷、英，近有法、日、美、苏，都可作前车之鉴。这就要求中國在对东南亚进行战略选择时，原则上要将“稳妥”置于首要地位，在“稳妥”的前提下再谋求“积极”进取。比较符合这一战略原则的战略手段，就是潜移默化。

　　中國对东南亚潜移默化战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它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二是实施这一战略需从哪几方面入手？

　　潜移默化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施方拥有对受方的全面优势，二是受方对施方有巨大的地缘需求。此两条件缺一不可。就条件一来说，作为施方的中國拥有对受方东南亚的全面优势，一望便知，无需论证。需要论证的是，东南亚对中國有些什么样的地缘需求。

　　概括起来说，东南亚对中國显现的或潜在的地缘需求有三个。

　　其一，中國是东南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器

　　东南亚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但它在国际上又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政治单元。为提高这一地理政治单元在国际上的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不可或缺的。东盟成立的宗旨就是“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合作”。尽管这一宗旨在冷战期间为政治、安全合作所取代，但东南亚国家渴望发展地区经济的心情一直是十分迫切的。正是一直有着这种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所以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新、马、泰等，才能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换代的机会，迅速将本国经济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为本地区经济在９０年代初期的全面提升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东南亚内部实在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１９９７年一场金融风暴下来，除新加坡幸免于难以外，其他多数国家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尤以印尼为甚，而印尼又是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国家。屋漏偏逢连夜雨，船倾恰遇顶头风。一直是东南亚经济增长强劲引擎的日本，其经济在此期间又连续１０年不景气。而推动东南亚经济强劲增长的另一引擎美国，在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打击下，经济也陷入全面不景气。这样，曾经推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双引擎都出了问题。在缺少自有引擎的情况下，寻求新引擎以推动经济继续前行，便成了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当务之急。幸运的是，在全球经济的一片不景气之中，中國的经济一支独秀，这就为东南亚经济继续前行提供了新的动力。虽然目前这一动力尚不及美日曾经为东南亚提供的动力强劲，但随着中國市场的迅猛膨胀，中國为东南亚经济发展提供的动力，必将比美日双引擎所能提供的总和还要大。２００１年东盟寻求跟中國建立中國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看作是东南亚将中國作为自身经济发展助推器的一个良好开端。

　　其二，中國是东南亚地区安全的防波堤

　　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到太平洋和亚洲到大洋洲的十字路口，内含锁住世界五把钥匙中的一把――马六甲海峡。重要的地理位置外加丰富的自然资源，打从西方国家开始全球殖民活动以来，各个时期世界大国对东南亚的争夺有如惊涛拍岸，一浪接过一浪。作为曾经是中华帝国的一个边缘区，东南亚当然希望中國能够在抵抗外来侵略势力上充当防波堤的作用。而事实上中國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从明朝中期到晚清，中國封建政府对西方殖民势力在东南亚的侵略行径，弱至“道义威胁”，中至“外交斡旋”，强至“军事抵抗”，可以说尽到了彼在历史条件下中國应尽的历史责任。二战时日本横扫南洋，中國虽本土身陷战火，但毅然联手美国，组军前往东南亚并发动当地华侨华人共同抗日。二战结束后，法国想重建印支殖民统治，挑起第一次印支战争。印支国家奋起抵抗。其时中國刚获解放，百废待举，但还是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越南的请求下，予印支国家以道义和物资援助，并最终使法国在印支半岛的殖民统治彻底终结。尔后，美国接下法国扔下的烫手山芋，妄图在东南亚独占霸权。这在冷战格局下，无疑是要将东南亚国家推向战争深渊。中國应越南请求，义不容辞，给予越南以中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其结果，不仅迫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败退印支，而且促成了越南南北的统一，永久性地消除了印支半岛南北韩式的战争潜在危机。美国在印支半岛的败退，为冷战中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进入东南亚腾出了空间。苏联是一个善打代理人战争的国家。它借支持越南建立“印支联邦”计划，先将双手伸进了东南亚（政治、军事），可更具力量的双脚却始终没办法跟进来（经济、文化）。最终，不但越南欲建“印支联邦”的美梦“梦去爪哇国”，而且苏联争霸东南亚的美梦也“梦回太平洋”。导致苏、越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國在苏联和东南亚之间以及在越南和老、柬之间所起的防波堤作用。历史告诉未来。在人类尚未大同之前，东南亚以其对大国生死攸关的地理位置，其“众虎夺羊”的地缘处境恐难改变。中國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富侵略的大国，东南亚要想摆脱“羊为虎食”的地缘困境，其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國所起防波堤作用的需求欲望，将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其三，中华文化是东南亚“地区整合”的粘合剂

　　东南亚的地区整合肇始于１９６７年东南亚联盟的成立。成立之初仅含新、马、泰、菲和印尼五个国家。尔后在全球区域化和集团化潮流的推动下，通过１９８４年吸收文莱、１９９５年吸收越南、１９９７年吸收缅甸老挝、１９９９年吸收柬埔寨这一漫长的扩大过程，最终完成了整合东南亚的宏愿，建立起一度被广泛称为亚太五极中一极的“大东盟”。然而，“大东盟”只是东南亚在形式上的“大一统”，内容上却如十个各自成团的面团，怎么捏也捏不到一块。这就大大地影响到东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用的发挥。东南亚金融风暴过后，人们再也听不到东盟在国际舞台上高亢的声音和雄健的舞姿。实践证明，东盟经不起风吹浪打。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盟内缺少核心国家？说得过去，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人们更关心的是一个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本质原因。那么东盟经不起风吹浪打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國二千多年来不断遭受外来侵略但始终不倒的历史中得到启发。什么启发？文化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生不息的总根源。犹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可以说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东盟之所以是东盟，它的本质是什么？是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可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存在大国争夺的东南亚，各国在这三个领域里会有多大的共同利益？即使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又会产生多少分歧？一个存在众多分歧的东盟要对外用力，就如一个人张开十个指头对外用力一样，其结果，不是要击的对象被击倒，而是自己的指头被折断。为防某天指头被折断，东盟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用文化整合东南亚各国，形成一个本质是文化的东盟，正象中國的本质是文化的中國一样。可东南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荦荦大端者，就有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显然，东南亚地区整合所需文化粘合剂离不开这四种文化中的一种。那么选取哪种好呢？当然是较具普世意义且目前在东南亚影响最广泛的那种文化最好。伊斯兰是一种没有凝聚力意识的文化，佛教过于讲究“出世”，与现代文明的“入世”发展取向格格不入，此两种文化在东南亚的地区整合中必遭冷遇。这样，东盟就只能从较具普世意义的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中选取一种。但在目前的东南亚，尊奉基督教文化的，主要的就只有菲律宾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明显缺乏推行文化软权力影响所必需的经济、军事等硬权力。儒家文化不仅比基督教文化更具普世意义，而且在东南亚的影响也大大超过其他几种。由于东南亚的地区整合不得不进行（否则，它就注定没有前途），而东南亚的地区整合又不得不以儒家文化为粘合剂进行，所以，作为儒家文化产生的唯一母体，中國在东南亚的地区整合中必会充当桥梁作用，这将是美国“天定命运论”在远东地区的翻版。

　　正是具备以上东南亚对中國的这三个地缘需求，中國才有可能对东南亚选择潜移默化战略。但中國如没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王者风范，就会对东南亚的这种地缘需求视而不见。其结果是，美日得益，中國失利，东盟受害。中國作为獨立主权国家，没有理由使自己继续失利。中國作为地区大国，没有理由使东盟继续受害。中國当以东南亚为始点，力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王者之道。既然中國无力建立一个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那就应该责无旁贷，先行致力于建立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中國可从三方面入手。

　　其一，积极推进中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其目标，是要使区内人才、资金、技术、物资和信息等基本上能够自由流动。一切都在流动中发展。以中國之对东南亚的相对优势地位，只要有流动，中國就一定能对东南亚各国的各个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如汉唐时期中國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一样。

　　其二，加强中國同东盟在安全领域里的对话与合作。东南亚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包含着除核武危机之外的几乎所有安全危机。中國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东南亚有一个较好的地区安全环境，是中國的应尽义务。为此，中國应将本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基本态度明确无误地告知东南亚各国。在这点上，美国对其盟国的态度可资中國借鉴。恐惧来于不确定。“中國威胁论”在东南亚之所以有市场，东南亚各国对中國的地区安全政策有不确定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三，设立国家专项国外留学中國的教育奖励基金，大力倡导华文教育。美国为什么这么牛？是经济发达吗？日本经济与其不相上下。是美国军力强大吗？俄罗斯可与之分庭抗礼。是美国文化先进吗？欧盟跟它难分仲伯。可美国的影响在全球的影响为什么就远超日、俄、欧盟？这与美国政府大力倡导“美文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留美人员遍布天下且大有作为有莫大干系。中國如跟样学样，最能推行华文教育和吸引国外人员留学中國的，必定是曾深受中國文化影响并具一定经济实力的东南亚国家。苟使东南亚有数十万在中國学习生活过的人再回到各自国家，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怎能不对其国民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苟使强大的中國在东南亚大力开展华文教育，本就魅力四射的中國文化怎能不使东南亚各国人们由心敬服！

　　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只要中國在处理同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上，有心将自己定位在“春风”的位置上，那就不仅能使一直为难中國的美日同盟冰雪化水，而且能使地缘上最有求于中國的东南亚百花齐放，万紫嫣红。如此，潜移默化的战略价值就将光照寰宇！

　　作者:曾品元

　　朝核的轰动效应主要是由当事者和旁观者出于不同的目的自己炒起来的，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沸沸扬扬，似乎成了不得了的大事，朝鲜也因此似乎成了美国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者之一。朝核问题并不像美国、日本所渲染和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对此，只要量化地和对比地看一看朝鲜经济实力和包括核武器、导弹和作战飞机在内的军事实力，朝核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清楚了。

　　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建立在微弱经济基础之上强大军事威胁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据中國外交部网站上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６年，朝鲜人口２２１１. ４万，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５. ８７亿美元，其中工业和建筑业产值只占一半，人均国内４８１美元。２００２年，朝鲜对外贸易总额２２. ３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９. ５亿美元。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國、韩国、日本，双边贸易额分别为７. ３９亿、３. ６６亿、６. ４２亿美元。

　　不用说与GDP 超过１０万亿美元、人均GDP 在３. ５万美元的美国相比，就是与同族的韩国，朝鲜都望尘莫及。韩国人口４７６５万，２００２年GDP 为４７６６亿美元，人均１万多美元。

　　以如此微弱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朝鲜军事实力怎么样呢？

　　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大小的标准之一是它的军费开支。２００２年，朝鲜的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１４. ９% ，约３３亿朝元，也就是只有２２００万美元。同样，不用与军费开支３０００多亿美元的美国相比，就连韩国的军费开支都超过了１３０亿美元，比起２２００万美元也都快成了天文数字，２００２年韩国仅为３. ７万驻韩美军分摊的费用就达４. ７２亿美元。

　　２２００万美元军费开支所能支撑的是什么样的核武器开发能力和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呢？美国人说，朝鲜拥有４千吨高质量的可开采铀矿，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在宁边建立了大型的原子能研究设施；美国人还说，朝鲜核武器计划可追溯到８０年代，当时的重点是核能的实际利用和核武器的开发体系，制造和转化铀的设施开始运转。所以，美国情报机构认定朝鲜拥有秘密的核武器计划，并且估计朝鲜拥有足够的材料制造若干核武器，近又称朝鲜已经拥有一至二枚有效核武器。朝鲜对此也不否认，甚至还提出核威慑。

　　可是，即使这些都是真的话，这一、二枚核武器在质上和量上属于什么档次还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核武器的威胁或者用核武器去威慑别人都不可能发生在朝鲜本土上，需要飞机、导弹这样的运载工具将核武器扔在别的国家。朝鲜现有各型作战飞机１５００余架，其中轰炸机８０架，主要伊尔- ２８、雅克- ２８；战斗机１１０架，主要是米格- １７、米格- １９、米格- ２１、米格- ２３、米格- ２９、苏- ２５。这些飞机都是前苏联的落后机型，技术水平都不高，不能空中加油，就连日本都飞不到。在导弹方面，据说朝鲜有各型空空导弹１０００余枚，其中有射程３００至５００公里飞毛腿导弹、射程１３００公里劳动１号导弹、正在开发的射程达１６００至２２００公里大浦洞１号、射程在４０００至６０００公里之间大浦洞２号。大浦洞１号不超过１５枚，而大浦洞２号不超过５枚。朝鲜在核武器、飞机和导弹等运载工具方面，同小小的以色列都无法相比。

　　到２００１年底，美国有战略导弹９８２枚，其中陆基洲际导弹５５０枚，潜射战略导弹４３２枚；战略轰炸机２０７架，战略导弹潜艇１８艘。战略核弹头７４４８个，战术核弹头近５０００个，航空母舰１２艘。可就这样一个超级强国，将朝鲜和所谓朝核问题说得无比可怕。这种情形使人不禁想起” 狼与小羊” 这则欧洲古老的童话。美国把伊拉克” 灭” 了，可作为借口的证据不还是没有找到吗！其实，且不说朝鲜极度封闭的情况下能将核开发进行到什么程度，即使真像人们最大化的估计的那样，生产出４~ ５枚核弹头、２~ ３枚粗糙的核弹，那又能如何？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还怕它不成？说来说去，” 朝核” 不过是一张牌，当事各方都想用它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朝核成了问题之后，当事的和不当事各方都以此为平台，进行讨价还价，以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作者:孔寒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热河及长城沿线、华北地区扩张；一路向内蒙古地区扩张。

　　一九三五年，逐渐高涨的中國民族主义的潮流，终于爆发了“１２－９运动”。中國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多次打败前来追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抗日的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黨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开始转变。国共两黨第二次合作开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四点最低立场”时说：“……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七月二十八日之后仅两天，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宋平著　《蒋介石生平》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３７７页）

　　在七、八月间，蒋介石密令原驻无锡、常熟一带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隐蔽进入上海市区。再此之前，国民黨政府受制于《上海停战协定》，在上海市区仅驻有两个团的保安部队及一些警察。到八月十日，国民黨军进入淞沪地区的部队已达三个正规师五个保安团，兵力为敌四倍。另有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张发奎部一个军正星夜赶往增援。八月十一日，南京国防会议在南京总理府召开，会议通过了“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下，救亡图存”的抗战宣言。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秘密下达向上海日军开战的命令：“鉴于华北方面日军有继续扩大战争之趋势，为消除威胁首都之安全隐患，兹命令：一、京沪警备区张司令治中兼任淞沪前敌总指挥，率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六师及所属部队向上海之预定围攻线开进……四、海军按预定之方案，阻塞长江水道……五、进攻期为八月十三日凌晨……国民黨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蒋中正”。（邓贤著　《落日》　国防大学出版社　第６５页）

　　八月十二日晚，日本人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再次照会英、美、法、意四国提议召开共同会议，蒋介石电令前线：“严阵以待，暂不进攻”。

　　八月十三日午后三时许，国民黨军第八十八师五二三团团长吴求剑率易瑾营长的第一营向八字桥搜索前进，与日军一小队遭遇，双方发生对峙。由易瑾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

　　在八字桥开战之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开始向岸上目标开炮。数万国民黨军也在上海市区向日军各据点发起全面进攻。至此，历时数月震惊世界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

　　显然国民黨军的进攻出于敌方意外。日军一面死守据点，一面向国内紧急呼救。八月十五日，日军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从国内调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和炮兵、坦克、航空兵一部增援上海。

　　多年以来，我们众多权威的历史书籍都认为淞沪抗战是日军挑衅开枪、进攻所致。其实，有确凿证据证明：淞沪抗战是蒋介石有备而发的主动进攻。是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一个重大决策，对整个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国际商埠，高楼大厦林立，里弄小巷犹如迷宫，易守难攻，背后还有吴福线（苏州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两道国防工事。是与日军对峙的理想战场。

　　上海是国民黨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而且是西方大国在华利益的主要所在地。在上海作战可以影响西方大国的在华利益，可以影响国际视听。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值得我们后人借鉴的历史教训，蒋介石过高估计了西方人的利益和参与程度，对他们抱有的希望超过他们在中國的政治和经济投资。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涉，指挥朝令夕改，形成国民黨军混乱的局面，造成部队巨大的损失。

　　淞沪抗战为政府机关、院校、工业设备和各类物资向后方大转移赢得了三个月的时间。这对于八年抗战乃至于以后都起了重大作用。

　　淞沪抗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意义：“战后蒋纬国著文称，抗战初起时乃父顾虑日军立即沿平汉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给敌侧后威胁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将本军主力集中于华东地区强迫对方将主攻方向由南北轴心改为东西轴心”。（黄仁宇著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１６８页）

　　一般的认为：我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

　　再细说一点，我国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为：“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经过吕梁山、陇山、兴隆山（兰州以南），到昌都和波密的一线，可以将我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从昆仑山循着秦岭到淮河和长江一线，又把西北、东南两半壁各分为两半。西北半壁的北部蒙古高原和新疆高原，以草原和荒漠植被为主；半壁的南部青藏高原，主要为高山草地和冻荒漠。在东南半壁的北部，是一般所谓北方，以阔叶落叶林（夏绿林）和针叶林为主。在东南半壁的南部，是一般所谓南方，以各种类型的阔叶常绿林为主，只是在西南部以及某些东南高山（如台湾）才有云杉、冷杉等针叶林的大量存在”。（竺可桢著　《看风云舒卷》　白花文艺出版社　第４６页）

　　东南、西北分界线与所谓“１５英寸雨量线”基本一致。这条线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吻合，长城即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地理分界线。

　　著名的“胡焕庸人口线”也基本上是这个走向，即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的连线．在这条线的东南部分占国土面积的４８% ，人口占９５% ；西北部分占国土面积的５２% ，人口仅占５% 。地理对人类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中写道：“或曰：‘东方，物之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很多人都认为这属于风水方位地运的迷信说法，不足为信。然而自汉代以前的兴亡之迹，的确是这样。二十世纪中國共產黨领导的中國革命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显示了司马迁把地理形势与历史、政治形势相结合，作通盘思考审度的深刻的地缘战略眼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地理上的差别看作是思想本质上的差别。我们却往往简单地一言蔽之“地理环境决定论”。殊不知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一样。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甚至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

　　费正清曾说日本人将中國的历史研究的非常透彻，以为可以学蒙古、满族那样占领中國。

　　蒙古、满族以及中國共產黨领导的中國革命都是典型的由北向南席卷全国。

　　由东向西、沿长江逆流而上犹如上台阶，且点少面窄，放不开，快不了。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最终的侵占地为：老河口－宜昌－秀山（湖南、四川交界）－黎明关（广西、贵州交界）－平马（广西恩隆县东）的连线以东的广大地区。（由缅甸入侵之敌受阻于怒江惠通断桥）。再向西就是中國的地势第二级地区了。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既发生在湘西雪峰山，获得美援的国民黨军利用有利地形一战击溃日军的进攻。

　　现代军事家蒋百里在战前就曾预见，战线将在“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一线。

　　顾准感叹道：“豫西、鄂西和湘西，……这一条长带是我国的一个丰饶而险要的地区。这一带在古代是中國的心脏地区之一。……１９５４年在洛阳，对于主席选定这样一个地下到处是古墓，处理颇困难的地方来建设工业，很不理解。豫西、鄂西、湘西这一串地方的开发，是洛阳建厂的继续。这不仅是国防建设的需要，也是深通中國历史的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顾准日记》　经济日报出版社　第２１０页）

　　“早在大约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就设想过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川建立国都的计划”。（《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６３０页）

　　“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在南昌主持军事整理会议时，蒋介石提出：所以我们如果采取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的抗战计划，就是所谓孤注一掷，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了。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里求生的一线希望”。（黄仁宇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第１６０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蒋介石在一次政治干部集会中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６３０页）这其中的地理因素，甚至可以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经济结构更重要。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令阎锡山、傅作义对向绥远地区进犯的伪蒙军进行坚决的反击。对抗战部署进行新的布局。

　　淞沪抗战国民黨军先后投入兵力累计达七十余万人。鉴于此，日军决定把战略重心从北方战场转移到南方战场来，国内动员预备役。陆军兵力由战前的十七个师团，扩才充到一九三八年底的三十四个师团、五个獨立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先后六次增兵上海，使其兵力超过三十万人。其中从华北抽调了第六、十六师团及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在随后进行的徐州会战中，又从华北抽调了第十和第五师团。淞沪抗战迫使日军在华形成华北、华中两大集团。这样就极大地缓解了我华北方面的压力。毛澤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军在战略和战役犯的五大错误，其中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都与淞沪抗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日军在华北的占领地也就出现了大的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中國共產黨领导的八路军乘机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根据地。中國抗日战场上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犄角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淞沪抗战国民黨军伤亡惨重，以血肉之躯抗击着优势装备的日本法西斯，毙伤日军六万人以上，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战争资源。仅陆军弹药消耗就达一百零六万吨。虽然迫使日军在华形成华北、华中两大集团，但是扭转日军由北向南的主攻方向为由东向西的根本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陷。

　　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屠城，罪恶罄竹难书。

　　日军占领南京后，渡过长江，沿津浦线北上，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攻徐州，企图把南北两个战场联结起来。然后攻占郑州，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在台儿庄战役中，国民黨军重创由华北南下的日军第十及第五师团。取得了抗战以来的一个重大胜利。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国民黨军弃守徐州，突围转移。徐州会战吸引了一直在准备与国民黨军主力决战的日军达两个半月。

　　六月六日，日军占领开封。敌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集中力量向郑州进攻，六月七日，一部进抵中牟附近，郑州形势岌岌可危。郑州如果失守，日军就能直接威胁武汉、西安，进而威胁我西南大后方，仲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将成为前线。这时，蒋介石批准了由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晏勋甫提出的黄河决堤计划。六月九日，国民黨军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和赵口炸开黄河南堤。滔滔洪水迅速冲开百余米宽的决口，向东南奔去。洪水漫过正在逼近的日军的道路，阻止了日军的追击。洪水穿过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山东半岛的南面入海。洪水淹没豫、皖、苏四十多个县，泛滥面积达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八十九万人死亡，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受灾，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这是黄河历史上极其少见的人为毁堤制造黄泛区的事件，给中华民族、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黄河决堤造成黄泛区后，国民黨军在黄泛区西，日军在黄泛区东，双方对峙达六年之久。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越过黄泛区占领郑州。五月二十五日，洛阳失守，日军直叩潼关。然而，时过境迁。一九四四年以来，国际国内发生了急骤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对德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连续反攻（十大突击），英美即将开辟第二战场。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军的反攻也逐渐加强。在缅甸，中、美、英盟军也已展开反攻。在滇西，中國远征军已越过怒江攻击前进。在中國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已展开局部反攻。此时的日军犹如盛开的樱花，即将死亡。这时攻占郑州已不足以危机全局。

　　日军进攻武汉企图使国民黨政府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府，逼迫国民黨政府屈服，迅速解决中國问题。

　　武汉三镇不宜防守，而武汉近郊尤其江北方面更是无险可守。日军原设想经陇海线转平汉线以主力由北向南席卷武汉。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中说：“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保卫潼关，亦即保卫了武汉。……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黨，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第９５页）由于花园口决堤后，滔滔黄河水和形成的黄泛区，迟滞了日军南下的道路，遂决定以主力沿长江由东向西进攻。“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第６３２页）潼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掌握在我方手中。至此，扭转日军由北向南的主攻方向为由东向西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

　　黑格尔说：“有两种公正互相对立地出现，并不是好像只有一个是公正的，另一个是不公正的，而是两个都是公正的，它们抵触，一个消灭在另一个上面；两个都归于失败，而两个也彼此为对方说明存在的理由”。（《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第１０６页）真正的悲剧是两种公正合理的事物互相冲突碰撞。黄河决堤就是这样的悲剧。蒋介石承担了这个冲突碰撞。离开历史背景去评价事件也是不科学的。本文无意替蒋介石辩解，况且蒋介石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也无需后人为之辩解。中國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阶段性与连续性。蒋介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代表着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國近现代史重要的一环。因此，当有人提出“历史需要蒋介石？”（《读书〈历史需要蒋介石？〉》刘伟　２００１年第８期第７６页）不免想争两句。“身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蒋介石必须接受二十世纪伦理的约束。蒋介石所作所为越过了人类二十世纪的道德伦理底线。”（同上）我亦一平民，非作践自己的生命。只是发现与蒋介石同一时代的政治家里没几个符合“没有权力要求平民付出生命。生命乃是政治的底线，没有任何政治可以置于生命之上，正义战争也没有此权力”（同上）这一标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血迹斑斑，自不待说。“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纳粹德国的士气，以英国为首的盟军空军曾将空袭作为重要的战争手段。不过盟军炸弹的目标是德国平民”。（《参考消息》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丘吉尔说：‘在此（指轰炸城市）讨论道德问题是荒谬的’”（同上）美军将原子弹投在广岛、长崎针对的也是平民。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几路大军陷入包围，莫斯科告急。斯大林下令：“摧毁和焚烧前沿纵深４０—６０公里的所有居民区……立即投入所有飞机，集中使用火炮好迫击炮，使用侦察兵、滑雪兵和游击队……必须摧毁所有居民区，毫无保留……”（《参考消息》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把德军赶到冰天雪地里冻死。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命令非常残酷，而且身受其苦的不仅仅是德国占领军……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卓娅所在的游击队就参加了这样的行动”。（同上）

　　日军兵分三路，第二军指挥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四个师团，于八月二十七日由合肥附近出发，沿六安、商城、光山向信阳进攻，然后沿平汉线南下武汉。第十一军指挥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零一、第一零六等五个师团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攻。国民黨军力求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而战于武汉之远方。从六月间开始，敌我双方在千里战线上激战了四个多月。十月二十二日，南北两个方面的日军均已抵达武汉市外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被日军占领。保卫武汉已失去意义。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进入华中腹地继续坚持抗战。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因占地甚广、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同时不得不抽调大批兵力巩固后方，对付敌后游击战争，随即停止了战略进攻。日军妄图三至六个月灭亡中國的梦想早已破灭。国民黨军的主力并没有被消灭，持久战的局面业已形成。在此之后，日军虽然也有局部性的进攻，但都已无力改变战争态势。

　　正面战场从芦沟桥事变开始至武汉失守，历时将近一年又四个月。国民黨军抗击着日军，迟滞日军的进犯，杀伤消耗着日军，以空间换时间，由沿海向内地后退了约七百公里，由华北向华中后退了约一千八百公里。一寸山河一寸血，换取了这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国民黨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坚持抗战，没有屈服。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罗斯福曾有一段著名的谈话：“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國人不放……如果中國因孤立而屈服，……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國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武装起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國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能指望干些什么呢？噢，上帝知道”。（《大国之魂》邓贤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１３页）这是美国人角度的中國的价值地位。蒋介石因此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一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四大领导人。假如中國真的被打垮或是屈服，那会是怎样呢？历史的确无法假设，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的国家，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三个反法西斯大国依然拿中國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做交易。而且苏联早已插手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

　　抗战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抗战是为中华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战。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存在赢得了理由和尊严。抗战胜利属于所有不屈的人们，属于中华民族。钱穆说：“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國新史之前页”。（《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第９１４页）

　　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作者电子邮件：hsy2825@sohu.com

　　作者:何少云

　　宋美龄逝世半个月，悼念文章铺天盖地，罕见的哀荣显示的是历史的公正还是健忘？见仁见智，本来不应求同，何况还体现了来之不易的某些宽容。仅就其中若干问题略抒管见，为有兴趣的读者添点谈助。

　　蒋宋结合再审视

　　蒋宋结合无不看作政治婚姻，盖棺论定，究竟如何看待这桩婚事？

　　宋美龄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传教士家庭。这个家庭引人注目，是从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始的。其父耀如是孙中山的朋友；大女蔼龄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的秘书，当她找到正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孔祥熙，要结婚了，荐二妹庆龄自代，促成了一桩历时十年的革命婚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要是美龄不是这个革命新贵家族中的一员，不管她长得如何漂亮乖巧，蒋总司令如何喜新厌旧，也不一定会抛弃美丽不亚于美龄，而贤惠体贴则无法比拟的“国民革命”年代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的。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蒋介石在给分手已３５载的陈洁如的信中仍然一往情深：“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蒋介石抛弃结婚七载年仅２１的太太去迎娶三十岁的宋美龄，显然出自强烈的功利动机。愚见是：说１９２７年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是确切的，但流行的解释却不尽恰当。

　　一个说法是与宋家攀亲可以与美国拉上关系。这不符合事实。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没有宋家，蒋氏政府就不能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这样的论断不合逻辑，更与历史事实背离。不应忘记，抗日战争前十年，国民政府固然力争美国的支持、援助，但不是以美国为唯一的依靠。它先是同时拼命拉拢日本，信使往还不绝；３０年代起则以德国为楷模和靠山。蒋介石不可能在１９２７年就谋划以宋美龄为媒介，与美国佬拉关系。

　　另一说法是这是与江浙财团结亲。且不说原籍广东海南的传教士宋耀如一家当时说不上对江浙财团有什么重大影响，而且１９２７年４月清黨以前，通过张静江、杜月笙等人的关系，蒋介石老早就跟这个财团搭上关系。没有江浙财团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广大知识阶层和士绅的支持，这次清黨和后续的发展不可能那么顺利。

　　比较准确的解释是当时的孙中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早已以“总理”继承者自居，已经掌握了精锐的“黨军”但暂时受到排挤，冀图全面、牢固控制黨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如果能与孙夫人如此美丽、活泼、饱受美国教育的妹妹结合，不是如虎添翼吗？

　　不能忽视的是，不但蒋需要宋，而且孙文逝世后，孔、宋家族也需要依傍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宋氏姐妹明知“介石那讨人厌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宋美龄还是愿意告别情郎，投怀送抱；其原因用何香凝在北伐前的话来说就是：“介石已经是广州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引人垂涎的猎物。”宋氏姐妹早已虎视眈眈蓄谋夺取了。

　　与众不同的“第一夫人”

　　在１９４８年蒋介石当上总统以前，其实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是法定的国家元首。从１９２５――１９４８年，国民黨政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规定国家元首是国民政府主席，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至４３年８月，担任这个职务的常常是林森而不是蒋介石。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一直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军职，加上国民黨中央的执委或主席之类的头衔，但是人人都知道大权在蒋介石手上，不管名份如何，宋美龄是实际的“第一夫人”。

　　各国的第一夫人大都热心公益事业，树立亲民形象，为夫君广结善缘。除了履行这些传统职责外，这位“第一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还积极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务活动。评价她的这些活动，同评价一切政治人物一样，只能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中國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维护国家獨立。

　　西安事变的应对是宋美龄至今仍被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國面临的历史任务之一，是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獨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张学良冒着生命危险，逼蒋抗日，义薄云天。这是迫不得已的对付獨裁者的办法。当时国民黨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军事解决，实际要把蒋介石推向死地。共產黨内也有好些重要人物赞成把蒋介石杀掉。这些极端主张要是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國更加激烈的内战，而让日本侵略者得利。斯大林、共產国际纠正了仲共的错误主张，而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国民黨其他一些领袖则制止了何应钦的错误，毅然带领一批官员飞赴西安，在各方之间斡旋，促进了这一事件和平解决，为各派携手准备抗日战争立了一大功。

　　张学良在１９３４年１月从欧洲回来后，就已经直率地向蒋氏夫妇提出了停止内战，进行改革，准备抗日战争的建议。他们的外国顾问端纳也已忠告他们：“中國要想得救，你必须知道真相。这真相就是当官的已经腐败透顶――诈取、腐化、黩武、横征暴敛……”。蒋氏夫妇不但西安事变前没有把这些箴言听进去，就是西安事变后也没有真正把改革摆到议事日程上，丧失了一个可贵的时机，摧毁了一支有用的抗日军队（东北军）和一个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将领。至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长期监禁，更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因为国民政府已经明令赦免张学良。宋美龄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待张学良背信弃义、践踏法治，仅限于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感情上拉拢，劝导他们夫妇信仰基督教，寻求内心的安宁，显示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屈服。

　　慰劳军队，历来是各国第一夫人和妇女领袖们的工作。宋美龄的可贵之处，是不顾危险，到战火纷飞的阵地慰问将士。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为到前沿阵地慰问凇沪抗战的士兵，她在车祸中受伤，断了几根肋骨，仍然坚持把慰问品送到前沿阵地并向士兵发表了演说。这样的英勇行为难能可贵。

　　令人更为动容的是她不避险阻、深入实际的作风。１９４５年中苏条约订立，接着国民政府和新疆闹獨立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达成和平协议，国民黨中央对要不要批准这个和平协议意见严重分歧。为解决这个问题，１９４６年春节期间，宋美龄单枪匹马微服出塞，飞到在苏联支持操纵下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新疆，避开当地政府官员，冒着很大风险，在迪化（乌鲁木齐）和玛纳斯河畔，直接体察实际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她听到了普通人的声音，看到了民族矛盾如何激烈的实际。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个晚上在迪化街头，宋美龄在昔日的秘书陪同下在街边烤羊肉摊喝酒吃肉，了解民情。在民族对立情绪支配下，四五个维族青年无端要动武打人和调戏宋美龄，陪同者“情急智生，从容站起来，用俄语说：‘你们搞清楚，我是苏联公民！’”并说宋美龄也是苏联公民，才脱离险境。她所收集的情况，为国民黨中央批准《新疆和平条款》、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从而为避免矛盾恶化，有利于保持领土完整。在这次历经暴风雪和各种险阻有如惊险小说的旅程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娇小姐，而是敢作敢为的女性，不能不叹服十年美国教育没有白费。

　　不过，宋美龄无法超越蒋介石、国民黨威权统治体制，而且是这个体制的一根支柱。忘记这一根本点，就无法比较准确勾勒她的形象。

　　蒋介石视军队为命根子；宋美龄也与军队关系密切。办励志社（军官俱乐部）、遗族学校，卓有成效。但有一件奇事：抗日战争前，宋美龄曾经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为组建中國空军出力！一个对空军毫无所知的女人担任这个职务，当然是由于夫贵妻荣。她也确实很卖力，协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购买飞机，培养飞行员，写文章鼓吹航空的重要性，如此等等。延揽陈纳德为顾问，到中國帮助整顿空军，为后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后来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奠立了基础，也是其政绩之一。“但是，当端纳和蒋夫人向他揭露空军的勒索丑闻时，蒋介石又拒不清除那些不诚实的人，声称那样会使他失去一支空军。”于是，宋美龄只好黯然辞职。

　　权力不受民主、法治约束，加上中國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亲友关系的羁绊，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國贪污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且腐败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危险往往在最高层。“宋美龄爱权”，从抗日战争开始，她也成了玩弄权力包庇亲友的高手。孔祥熙一家和宋子文等人，是抗战时期和战后弄权贪污的众矢之的。他们特别是孔祥熙及其子女一再受到宋美龄的包庇。例如，１９４８年，国民黨山穷水尽，孤注一掷，发行金圆券，进行金融改革。这个举措，冀图搜刮民间的黄金、外币，禁绝走私，控制物价。当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根源是内战和獨裁專制的政治体制，不从本源着手，企图用暴力手段搜刮民间资金挹注巨大的军费支出，既是摧毁民生的反动措施，又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整顿经济秩序，不准私人私存黄金和限制物价，使之固定在８月１９日的水平；禁止走私和投机倒把，也是其中内容之一。当查封孔家的杨子公司之际，人心为之一振，为这次演出增加一笔壮烈色彩。可是，孔令侃到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位第一夫人迫使蒋介石出面训斥小蒋，蒋经国被迫辞职，演出嘎然终止！

　　外交领域的建树

　　宋美龄是蒋介石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

　　所有派到中國的美国军政要员，或国民政府请来的外国顾问，几乎都对这位“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化解了不少矛盾。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与对外宣传，撰写文章，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呼吁支持中國。

　　仅凭以上两点，已经足于成为出色的“第一夫人”；而三次重大外交活动，更使她声誉鹊起。

　　１９４２年２月蒋氏夫妇的印度之行，在与英国殖民当局会谈的同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民族领袖，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主要是两大民族在道义上的互相鼓舞。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１９４３年她在美国的活动。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９４３年６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４３年２月１７日开始公开活动。１８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这两次演说的主要特点是力图让美国人认为国民黨统治下的中國是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参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o。”“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

　　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一切專制统治的特征都是摧残这些自由。说国民黨领导抗日战争是为四大自由而战，当然是当面撒谎；国民黨后来丢掉大陆，说到底与它以自由为敌息息相关。

　　可是，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１８８２年５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國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國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不过，这些政治家的语言往往真假参半。这次罗斯福的诺言，或是原有成案的宣传，或是口惠实不至的空话。其实，美国援助中國的计划，在上一年大体已经敲定，无论是宋美龄这次访美，或者同年１１月的开罗会议，都没有促使美国大量增加对中國的援助。

　　这一年１１月陪同蒋介石到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在７天的活动中，宋美龄确实非常卖力。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给她颁发了勋章。不过，在这次会议中，除了肯定中國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外，军事上讨论得最多的缅甸之战，经济上蒋氏要求十亿美元贷款，后来都一一落空。

　　要比较准确评价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必须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了解。

　　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以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特别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的珍珠港事件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其要点是：１. 世界和平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在欧洲，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既是传统外交政策，又符合当前需要。２. 不允许日本进一步扩张，但又要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冲突。３. 中國是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虽然蒋介石政府專制、腐败、无能，但目前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因此，它一方面不肯坚决制裁日本，听任战略物资源源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不激怒日本和不违反美国《中立法》的前提下，尽可能援助中國的抗日战争。从１９３８年秋到４０年秋，美国给了中國总计７０００万美元的三笔贷款，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又宣布给中國一亿美元贷款。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１日，国会通过给有关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租借法》后，中國也纳入其中。这一时期争取这些援助的经办者，主要是宋子文等人，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國旅行社的创办人陈光甫也起了很大作用。１９３８年７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巴黎对中國驻法大使顾维钧说：“他认为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对于陈光甫本人，他完全信任。”他建议中國政府派陈光甫赴美谈判贷款问题。中國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一举成功。在这一阶段，笔者阅读过的有关争取美国援助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宋美龄。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

　　首先是极力扶持中國。１９４２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國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國为四强（美、英、苏、中）之一。”同年１０月１０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与此同时，决定给中國提供５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租借物资；加大对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支持力度；帮助整编中國陆军，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师；应蒋介石的要求，推荐拉铁摩尔为蒋的政治顾问；捧蒋介石为盟军中國战区总司令，任命史迪威为中國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美国又对蒋介石和国民黨政府的獨裁專制和腐败非常不满，相应地采取了好些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给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租借物资，受援国都可自主支配，唯独给中國的由美国政府的代表史迪威控制。又如直截了当要求中國军队打破派系和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國军队的指挥权，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和整编，使之真正成为战胜日本的主力。

　　美国这些政策和措施后面，是它的宏大的战略安排。在当前，它把中國视为在亚洲的最主要盟国，是战胜日本的主要同盟军。战后则希望中國继续充当主要盟国，扶持中國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支柱。１９４１年２月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到重庆考察，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中國现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獨裁国家，也可以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朝着后一方向发展……”这些话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１９４２－４４年间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是贯彻这一战略意图过程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蒋介石的專制、小集团利益和腐败的矛盾。如果按照国民黨的调子，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看作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护国家獨立的斗争，那就有美化蒋介石獨裁统治之嫌了。这样的认识也无法理解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坚决支持中國收回东北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同时，竟建议战后以中國为主，派兵占领日本。不过，美国政府和史迪威过于天真，对改变蒋介石獨裁專制统治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后来，美国日益清楚蒋介石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罗斯福自己说及中國尚在十七世纪，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出面担当二十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政策也就相应作了调整。

　　宋美龄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动，不过是这个大框架下的小插曲。无论她多么卖力和能言善辩，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

　　坚持一个中國的贡献与败笔

　　宋美龄坚持中國统一，反对台獨。这赢得许多人的赞扬。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她仅限于表明自己态度，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台獨思潮所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国民黨错误地鎮壓１９４７年的二二八群众运动；一贯听任特务横行，摧残言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迫使一些人走向极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个体獨立性或个人主义必然日益抬头，社会需要新的制度整合，必然出现强烈的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的呼声。当时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国民黨内的有识之士，幡然醒悟，或恳切陈词，或努力抗争，要求结束專制统治。如果及时聆听民意，推进改革，就有可能化解极端，化解戾气，实现社会平稳发展，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黨高层，在这些问题上长期反映迟钝，乏善可陈，延误了时机，正好为台獨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后来她在台湾的影响日益式微，也与她没有察觉社会迫切需要向自由、民主转型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宋美龄主观上坚持国家统一，客观上却为台獨力量的成长种下孽根。就纠正国民黨的历史性错误而言，她的认识和行动远远落在政见常常与她相左的蒋经国后面。

　　性格与绯闻背后

　　宋美龄的成就与不足，首先决定于环境。２０世纪头三十年的革命风云造就了包括宋家在内的一批革命新贵，把宋氏兄弟姐妹推到中國政治舞台中央。但各人的性格差异，又决定了日后各自书写的历史。与蒋介石关系很僵，但与宋美龄接触颇多的史迪威是这样描绘她的性格的：蒋夫人“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國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國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其他在近处观察过她的外国人士的评论大同小异。

　　史迪威的描绘从一个侧面证实：宋美龄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面的表现是爱国。而另一面是以民族特点为藉口，抗拒普世性的现代文化。为什么一个在美国成长的知识女性没有留下追求民主、自由的记录？蒋宋结合，互相影响，蒋的影响是主导一面；蒋氏口口声声强调所谓“中國传统文化”或“中國特点”掩蔽了她的眼光。蒋介石鼓吹按照中國“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各级军政大员既是为民作主的君，又是教化民众的师，宋美龄没有超越这个“君师合一”的视野。在她眼中中國人要的是吃饱饭，彷佛还不配享有现代人应该享有的其他权利。这应该是观察其成败得失不能忽视的一个基点。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位“爱权”的夫人爱不爱钱？人们现在说，宋美龄除在上海有一处房产外，没有地产，也不过问金钱；晚年更靠孔家供养。我想，这可能是真的。專制统治者往往国库与私人财富界限模糊，臣下巴结唯恐不及，不惜随时动用公帑满足其欲望；或者早已为之留下足够的储备，即使不在台上了，也自然有人供奉；这类人完全可以不像升斗小民那样必须掐着指头计算收支。２０世纪中國统治者中这不是孤例。孔家钱财有多少是靠“最高领袖”夫妇庇护下取得的，恐怕是永远没法计算清楚的糊涂账！

　　再看看蒋家贴身侍卫披露的一个细节吧：宋美龄有数不清的旗袍。一个专用的裁缝师傅张瑞香，“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他“除了过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三百六十四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们知道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东西多半有衣料，这些绫罗绸缎，就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这位御用裁缝，当然是用纳税人的钱养着的。如果在民主国家，这一定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丑闻；在蒋家统治下的中國，却不过是小菜一碟！

　　宋美龄是蒋介石合法迎娶的第四个女人。蒋氏本来是花天酒地，在上海染上杨梅大疮的角色。宋美龄也有不少绯闻。不过，人们绘声绘影讲述的１９４２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与她幽会，蒋介石亲自捉奸的故事，已经证明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即使是政治人物，如果不是靠贪污、受贿等不正当收入去满足其私欲，他们的成败得失都不取决于是否好色。宋美龄的绯闻，不管是真是假，都无足轻重。应该摒弃的倒是中國源远流长的卫道士文化，以及体现人性弱点的偷窥癖，而对私生活应有足够的宽容。

　　更值得重视的是罗斯福夫人记下自己目睹的宋美龄故事：“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路易士（JohnLewis ）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只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一个饱受西方教育的号称“民国”的第一夫人居然不假思索，立即想到用杀戮工运领袖的办法去解决罢工问题！要是说蒋宋婚姻体现着中西文化结合的话，那么基本框架是“中体西用”，是西学附属于扼杀人性的东方中世纪意识形态。不能轻视这玉手轻轻的一划，它显露出專制制度和專制文化吞噬了这位夫人的灵魂！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

　　作者:袁伟时

　　我曾经对语言文字的力量持悲观态度，即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言论能够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议论者不是行动者，那么对于事情的影响也极有限。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在逐渐改变我的看法，它们让我觉得，言论的力量常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说，一些常见到的谣言，其实并不限于２００３年，有些好像是很久之前就开始流传了。

　　例子一，长城跟故宫的景观投票，大意是选什么世界奇观，每天都有人到论坛里头发贴号召，好笑的是，年初的时候就听说是投票的最后一天了，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实际上，不过是某个网站编出来招徕点击的花招；

　　例子二，新浪的股东是日本人，还有sina是日语的“支那”。新浪是老四通利方跟美国投资者合搞的，后来在美国的那斯达克上市，又被杨澜的阳光股份收了。找找上市公告就能知道的事，哪儿冒出来的日本股东？再说了，既然是日语，音译的话翻译成什么都行，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成sina？这就象说美国是霉国一个意思，非要把脏水望自己身上泼；

　　例子三，在餐厅里和某个中國通的日本人偶遇，然后那个日本人说了一大通话。这个本来是某个bbs 上有人写下的虚构事件，但在网络上广泛张贴之后，被很多人深信不疑；

　　例子四，到麦当劳与肯德基吃饭，一定要索要发票，不然会帮助对方逃税。实际上税务部门对这种企业的征税一般是核定其营业额征税，与是否开具发票无关，而麦当劳与肯德基在这些方面所作的，比国内企业更加规范。

　　还有很多类似的玩艺，被人一本正经地转来转去，这些谣言里漏洞百出，只要自己稍微认真想一想、查一查，就能够看出其中的谎言成分，然而很多人却信以为真，乐此不疲。是我们自己太脆弱太轻信还是网络里情绪的煽动太容易？或者还有另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本质上愿意成为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支持者、追随者和传播者，这种本性大过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渴求？

　　使我悲哀的是，我越来越发现，是后者的情况居多。谣言最大的特点是煽动性，它们是针对某种情绪下手，或根本就是由某些情绪制造出来的。我曾经在某个论坛上指出这些漏洞，然而转贴者却振振有词。难道我们不该爱国吗？是的，这句话是对的，然而这不能掩盖谎言的事实。不相信谣言并不等于不爱国，同样的，传播谣言者也不见得一定是怀着如何的深爱。以是否相信谣言作为是否爱国的判断，这个标准的本身就是可笑的、非理性的。可悲的是，去新浪时评、去各大bbs 中看看，这样的非理性事件还有很多很多。

　　这是言论的一种力量，此外还有一种力量，某种程度上是可怕的。例如最近的刘涌案，大起大落，种种言论层出不穷。我恰好在中院改判的那一段时间上网较多，于是看到了一些来自专家的意见，以及一些为此造势的、对程序正义拍手称快的舆论。

　　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有趣，在这个案件中，公众舆论/ 专家意见充当了陪审团的角色，并左右着案件的进程。二者如同某种方向相反的引力，让法律在其间摇摆不定。如果不带任何道德或偏见的眼光去看，我觉得很容易将其联想到一场大专辩论赛——也就是那种华彩雄辩的言词背后隐藏着的，不为原则、只为胜负的战斗。

　　古时讼师称之为刀笔吏，能将黑许白，将白染皂。苏三起解里，狱卒陈公道上场时有一段念白：“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唯有天知道。”也就是说，公道是“说”出来的。这其中是纯粹的官司输赢，而不存在什么道义。放到刘涌这个具体的事件中，表现为言之凿凿的专家意见。我觉得悲哀的是，起先我几乎相信了它，在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