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弹劾大祸缘起

　　韩国总统卢武铉走马上任一年以来, 政局如惊险悬念片不断上演, 执政地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３月１２日, 更是一个焦雷平地炸起，在野黨大国家黨和新千年民主黨控制的国会一举通过了总统弹劾议案, 卢武铉暂被剥夺总统权力! 一时间, 韩国上下哗然, 举国震动.

　　弹劾国家元首, 这是天大的事, 一般来说总与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相连. 卢武铉做错了什么, 遭此弹劾大祸呢?

　　直接原因就是２月２４日卢武铉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失言. 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 他直抒胸臆，坦言“希望国民能够支持开放国民黨”. 此言一出，立刻被在野黨抓住了把柄。因为韩国政治制度为保证总统、国会和司法三权各自獨立，法律上规定总统应在选举中保持中立。

　　所以卢武铉这个谈兴所至的表白，立即被两大在野黨上升至违宪的高度，提出卢武铉总统必须立即公开道歉，并宣称同时启动弹劾程序。很明显，在野黨看到, 一年间卢武铉未能扭转韩国经济趋于低迷的颓势而造成民意支持下滑, 而身边助手和兄长又卷入贿金丑闻更使国民对他的信任蒙上一层阴影，把这样一位总统赶下台去似乎顺应民意，合乎民心，并可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夺取国家权力,实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加之卢武铉声称不“屈服于所谓的弹劾借口”，更是火上浇油，两大在野黨群情激愤，急不可耐地利用占据国会议席多数的有利地位, ３月１２日所向披靡地通过了总统弹劾案，卢武铉黯然离职，由总理高建暂时代理总统职务。

　　反弹劾运动风起云涌

　　但是，在野黨议员额手相庆、欢呼雀跃之声音犹在耳，接下来形势发展却急转直下, 让他们傻眼了。

　　１２日弹劾案通过的当天晚上, 就有卢武铉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外面集会抗议，并有一人悲愤过度而自焚以示抗议。１２日抗议风波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各大城市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弹劾总统。１３日，抗议集会规模进一步扩大，仅汉城光化门就聚集了７万人高举“弹劾无效”的标语示威抗议，１４、１５日直至发稿的１８日，抗议集会持续每天举行，网上的讨论更是处于白热化状态，投票赞成弹劾的在野黨议员的名单加照片在网上流传，成为网民们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誓言“修理”( 不给其投票，使其落选) 的对象。各民间团体和全体大学生更是互相串联, 群起反对弹劾总统, 积极展开反弹劾签名运动.

　　与此同时，背景各不相同的各大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十分接近，都显示对弹劾持反对态度的国民高达７０% ，并且两大在野黨的民意支持度应声下落，反对弹劾的开放国民黨民意支持度迅速攀升。

　　两大在野黨面对声势浩大的反弹劾运动慌了手脚，民意的这种反弹意味着４月１５日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对在野黨议员大事不妙，在野黨黨员一时人心大乱，一部分黨员为了政治生命的延续断然退黨，加入了开放国民黨。情急之下３月１５日在野黨黨首先后造访韩国最具影响力的KBS 和MBC 两大电视台，要求停止对弹劾案的焦点报道，但是遭到拒绝，狼狈不堪。

　　卢武铉为何不倒

　　在野黨针对民意支持下滑的卢武铉总统的弹劾案，为何乏人喝彩反而激起民愤和众怒呢？为什么韩国国民对卢武铉总统非但没有墙倒众人推，反而出手相救，果断支持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在野黨这一举动具有侵犯国民主人翁地位的负面含义。几千万人热情参与普选出来的总统，板凳还没坐热，在野黨一百多名议员仗着人数多一合计就给搞下去了，全体国民感到自己的投票决定权受到冒犯。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即使这狗有缺点，主人也颇有不满，但要惩罚要教训应该由主人说了算，你不跟主人商量一声就一闷棍把狗打死了，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 同样在野黨没有充分了解民意就把民选总统拉下马，令全体国民顿生反感：总统是你们决定还是我们决定？

　　其二，选择的相对论。两个苹果都有毛病，一个有疤，另一个烂了一半。虽然你对有疤的苹果也不满意，但二者必选其一的话，你就会选有疤的苹果而不愿要烂得更厉害的苹果。助手收受非法政治献金，胞兄卷入受贿丑闻等事件虽然让卢武铉沾了一袖子泥, 但人權律师出身, 曾经为韩国的民主化进步事业尽心尽力的他其总体品行之清还是有公论的; 而倾向保守，长期以来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在野黨大国家黨在政经勾结方面历史记录不良, 满身污垢, 众所周知. 经獨立司法机构的调查，反对黨大国家黨在去年竞选中收受的非法政治资金是卢武铉助手收受金额的近１０倍，哪个更为厚黑国民心里是清楚的。

　　此次弹劾案的事件发展进程和内部规律，跟去年１０月发生的“国民再信任案”惊人地神似。当时在野黨始而积极推动“再信任”公投，希望借民意之手一举将卢武铉赶下台，但随后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愿意“信任”卢武铉，在野黨不得不悻悻地转而反对“再信任”公投。总之，单个对卢武铉进行民望调查，支持度确实较低, 但一到跟大国家黨对决，二者必居其一的关键时刻，大国家黨就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此番弹劾案又把国民推到这种二选一的抉择前，民众的反应显示：卢武铉是不尽如人意，但比他更干净的人选何在？难道是丑闻性质更严重的大国家黨？

　　其三，卢武铉是一个代表韩国社会民主化进步的标志性人物，极具象征意义, ５０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心理上极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人物的倒下——出身底层，来自寒门，没有傲人的学历，在政治经济界也没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但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精神, 怀抱人權事业的激情和致力韩国民主化的理想而抛弃普通律师优越安逸的生活，最终在中下层民众和青年网民的力挺下问鼎总统宝座。

　　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求是韩国从６０年代直至９０年代初漫长艰苦的民主化运动的缩影。韩国从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末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是政治上坚持獨裁專制而导致腐败丛生，社会不公极为严重。大批卢武铉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怀抱社会良知和民主理想，在无数人遭受监禁、拷打、杀戮的血与火中，愈挫愈勇，持续斗争三十年之久才迎来了民主宪政。现今５０岁以下的韩国国民, 其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反对獨裁政府的抗争激情中成长起来的, 他们对长期勾结保守势力的大国家黨有一种感情上的排斥, 对卢武铉的人生追求和精神理念则有感情共鸣。大国家黨欲把卢武铉踩下台的形势，这些国民怎么看怎么别扭和郁闷。由这种深层的感情纽带可以理解，为什么弹劾的消息传出后，悲愤过度自焚抗议者有之，焦虑不堪借酒浇愁酩酊大醉后驾车撞击国会大厦者有之，更有很多的国民泫然泣下，感情反应强烈。

　　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对决

　　韩国国民普遍感到，在野黨不是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出发弹劾总统，而更像是保守势力反扑，欲合伙打杀这位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仅靠民众支持得以当选的“草根”总统。可以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这种最廉价的沟通工具，卢武铉这样缺乏上层利益集团大力支持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当选总统。网民们利用网络把所有竞选人的人生经历、言行细节查了个底儿朝天，最终认定卢武铉历史最为清白，性格品质也正直、有勇气，最有希望革除韩国社会的现存弊端。

　　现存弊端是韩国以往專制政治的恶性遗产，可以追溯至６０年代初靠掌握军队而夺取国家权力的朴正熙政权，他虽然大力发展国家经济，打造了“汉江奇迹”，但政治上一直高压專制，导致腐败丛生、政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流毒至今，表现在选举上就是政黨、国会议员秘密收受大企业的政治献金，然后又用这些经费雇人造势、收买人心甚至收买选票, 当选后“吃了人家的嘴短”政策上处处看上层利益集团的眼色行事。

　　卢武铉的当选是庶民的胜利, 也是韩国保守势力的心头之痛. 他虽然未能出淤泥而不染，但确是历届民选总统中竞选资金最少的, 虽有助手卷入贿金丑闻，但其规模跟大国家黨不可同日而语，这使他有勇气不惜某些手下人受牵连而大动作推进竞选资金制度的改革，这无疑是试探从源头上痛击权钱交易和政经勾结，打中了上层利益集团的痛处，加上他的执政理念是“参与政府”，鼓励民众力量和民间团体参与政治，进一步压缩了上层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的空间。这使他自执政以来一直受到在野黨及其代言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群起围剿，另外经济增长乏力又造成民意支持度下滑, 导致上台以来步履维艰的局面.

　　卢武铉能否恢复总统权力，虽然还有待宪法法院做出裁决，但从目前形势判断，宪法法院逆民意而动的可能性极小。在野黨刮起的这场弹劾风暴，风暴乍起就风向突变, 逆向吹向了自身，不得其利反受其害，极为难堪. “弹劾案”反映了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也充分展示了韩国的政治文明已经发展到民意能够充分左右政局的地步。

　　韩国政局走向

　　以我旅居韩国６年的观察来看，此国政局虽看似波澜起伏, 却内藏生机和活力. 不断的斗争以及相互制约和监督促进了它的民主制度日趋成熟. 金泳三、金大中的儿子受贿锒铛入狱，卢武铉胞兄涉嫌受贿也可搬上报纸头条, 最高权力阶层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监督和制约是不争的事实。

　　“再信任危机”也好，“弹劾案”也好, 都有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坚实的民主运行制度为其后盾, 韩国并未陷入真正的政治危机. 身在汉城, 广泛接触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人, 韩国国民的公民精神令我深为震撼. 国民以类似０２年世界杯中为自己国家球队助威的激情, 大规模付诸行动, 积极参与影响政局走向和政策制定似已成为一种传统. 从过去冒死反抗專制制度，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捐献黄金，再到这次反弹劾民众自发运动，其精神一脉相承, 他们敢于挺身而出为自己的国家负责, 国家大事就是自己的大事, 为此他们叫喊, 怒骂, 辩论, 集会游行, 绝不容忍国家的运行脱离总体民意的走向. 有如此公民责任感的韩国国民,我对“弹劾案”后韩国政局向良性发展抱有很强的信心.

　　完稿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８日

　　( 本文敏感字眼被删改后以<<平民唤归卢武铉>>的题目发表于中國<<新民周刊>>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作者简介：韩国圣公会大学中國学系原语民教授

　　作者电子邮件:mingjing@mail.skhu.ac.kr

　　作者:白夜

　　对康雍乾三朝，中國史学界历来是比较重视的。但民国以来的史学界的主流，对康雍乾三朝历来是以异族入侵，鎮壓反满人士，大搞文字狱而否定的。自从刘大年“论康熙”一文后，对康熙又开始褒了。至于近期无数关于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电视剧，更把清初的这三个皇帝描绘成了英明圣君。褒的内容，主要是“大一统”，对内削平以吴三桂为代表的藩王，对外征战，扩大了清皇朝的版图。至于整顿吏治，当然也写了许多，但最终还是写不出来，因为实际上并无多大成绩。２０００年开映了《雍正王朝》，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开映了《康熙帝国》，以后，颂扬这三朝的各种题材的电视剧更是不断涌现。宣传的是一切以皇室的稳定为重，肯定專制统治。宫中君臣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耍阴谋搞诡计，刀光剑影。掌权了就是“万岁”，维护他的地位就是维护国家稳定。这正是中國几千年封建皇朝的阴暗文化，是中國文化中要扬弃的部份。二十世纪初，中國的爱国志士们就为消除它而抛头颅洒热血。剧中歌颂这种文化，是与当前的一股思潮一致的。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还有人认为，中國人在入世后要读四书十三经以保持中國文化传统。２００２年开映的《天下粮仓》，与《康熙王朝》的基调是一样的，借“阴兵借粮”的故事宣传乾隆的“政治才华”。李忠开仓救灾要杀。因为他“爱民不爱国”，饿死一方百姓是小事，影响皇帝声誉是大事。“战马闻杀声则奔，闻风声则跌”。一片歌功颂德“战马”就“奔”了，让“民不聊生”的事传出，是“风萧萧”之声，攻击皇帝不圣明，那就该杀。从康熙开始的“杀”与“保”不是根据对民有利还是有害，而是根据君王面上是否有光，似乎被完全肯定了。从这一原则得出的结论是，做官权太大了要杀，因为“功高会震主”，害民的贪官不一定要杀，因为他们会喊“圣上英明”。为民的好官也会被杀，因为他们比低了皇帝的威信。与贪官污吏作斗争也可能被杀，因为他们打的是喊“圣上英明”的人。只有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的糊涂官和装糊涂的官才能稳保安全并升官发财。因为他们除了吃皇粮外，对任何政治势力都没有威胁。

　　学术界和文艺界的这些褒的内容，概括起来，还是《清史稿》中褒康熙和乾隆的那些内容。在《清史稿》中，圣祖本记后面的论是：“经文讳武，寰宇统一。”“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世宗本纪后面的论说是：“圣祖政尚惠仁，世宗以严明继之。”高宗本纪后面的论说则是：“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文奋武，於斯为盛。”可以看出，对康熙和乾隆，完全是褒的，而对雍正，则用婉转的语言贬的。现在对这三朝的宣传，与《清史稿》的不同之处，是把雍正朝也褒进去了。既然宣传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对这三个“大帝”该不该如此歌颂，也就应该讨论讨论了。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对古代的皇帝也是如此。评古人的功过要全面，不能以过盖功，也不能以功盖过。有过不要写成一无是处，同样，有功不要写成样样都好。本文不是全面评价这三朝的皇帝，而是针对现在评价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作为皇帝把国家看作是他自己的，是自然的事，现代人不必用是否实行民主去要求他。但要说一个皇帝是伟大的，至少他的作为，是能使国家在走向进步的基础上，做到国富民强。即使在他看来这是“朕”的天下，也应该是个“兴家子”而不是“败家子”。康雍乾的颂扬者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宣传的重点就在于这三个“大帝”是“兴”了清王朝，历史上也称这三朝时期为盛世。我认为，对这一说法，有几点必需澄清。

　　首先，古代帝王的用兵，中國史书历来有褒贬两种说法：“武功旷世”和“穷兵犊武”。取何种评价，就要看它对国家所造成的结果。

　　作为康雍乾三朝统治的特色，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中國历朝开国后，都要对内动武。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天下得到了，就要从拿刀的人手中夺过刀来，以免这刀把子会砍向自己。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朱元璋炮轰功臣楼就不客气了。满清入关统治了全中國，对这个少数民族来说，是件不容易的大事。军事占领成功了，维持统治却不容易。新皇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收刀把子。杀鳌拜就是一例。清与明不同的是，建朝之初手握重兵的，除八旗外，还有叛明有功的明朝将领。他们想到的威胁，首先是这些汉人会反抗，因此要用一切手段进行鎮壓。对削三藩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各种名义去解释，但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其根本目的是要将兵权从汉人手上夺回。为此而化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对这种军事行动，后人评价为实现“大一统”的伟大功绩，实在是太牵强了。这三藩本来就是在帮助清室夺取全中國，统一全中國。他们的“王”也是清朝皇帝封的，他们所辖之地从来就是清朝治下的一部份。分裂之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大一统”名义下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是皇帝集大权所必需，是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与这种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在国内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对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几乎是要斩尽杀绝。到雍正时期，更是特务横行。在这种特务统治下，不仅反清者被鎮壓，只要是被怀疑为异已的也没有幸免的。对这种鎮壓，过去都把吕留良，甘凤池，吕四娘这些“反清复明”的传奇人物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的。当然，这些人的思想，是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份的。但在清朝统治时期，老百姓因受当朝的压迫，要借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当局的不满。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也以“驱逐鞑虏”相号召。对此不能仅仅看作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看作中國人对清皇朝统治不满的反映。因此，在民国建立后，这些人物还是在民间受到称颂。但是在现在，清皇朝倒台已九十多年了，这些人物却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乱”，作“一统天下”的清室的乱。我们对古代的皇帝要作“历史主义”的分析，同样，对这些被民众颂扬的人，也应该作历史主义的分析。

　　第三，“武”的如此，“文”的又是如何呢？说到“文”，归根到底就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淮南子》上说，统治者不重视知识分子，国家就不会强。这三朝大搞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杀到不分清红皂白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特点，史书上是有明白记载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毫无政治含义的雅句也可被指为骂大清而抓去杀头，早已是人人皆知之事。在评论这三朝的“文治”时，也必须考虑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写一事。应该说，这部全书的编成，有决策者之功，也有编辑者之功。此书收集保存了大量文献，是一大功劳。但此书又排除了大量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献。这种排除，只是牵强附会地排除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而已。因此，在肯定《四库全书》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时，对清王朝的作用，必须与清初的“文字狱”联系起来考察。这部全书的编写原则之一，就是绝对不能将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内容编入。在清入关统治中國前，列朝列代的学术著作，是不可能去反对清朝统治的。编者们唯一的办法，当然只有尽量小心，宁可多删，也不能漏进一些可作把柄的内容，以免遭到杀身之祸。这种从政治目的出发牵强附会地排除，结果是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被删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作出的努力，因为这种野蛮的政治限制，造成这部全书的巨大缺陷。因此，在看待这三朝的“文”治时，决不能无视当时的文人是处在“武”力高压下，不能无视惨酷的文字狱。看到清初的“文字狱”还不能无视它对以后的影响。此后，中國的知识分子不敢再以脑袋试刀，在学术上只能去搞搞考据，形成乾嘉学派。这种考据对中國古籍的整理，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知识分子的不敢言，就如《淮南子》上所说，对国家的衰落，种下了根子。

　　第四，从康熙到乾隆的反贪行动，是被宣扬得最多的。这可能是当前的民心所需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时的反贪行动确实不少，但这并不值得歌颂。因为这种反贪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之所以没有成效，则是因为官员中大量贪赃枉法现象的存在，根子就在清皇朝的优待八旗子弟，就在它极端專制下的特务统治。在这种格局下，贪赃枉法的旗人是无人敢动他的。受欺压被勒索的百姓是无权申诉的。皇帝反贪的决心看来不小，但决不会大到挖自己统治的根基。杀谁保谁，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官吏们的清廉与否，而是取决于官吏们对皇帝忠与不忠。因此，这三朝“盛世”的反贪没有结果，是注定的。

　　可以说，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三朝，是以削汉藩的军事行动和杀异已的特务统治为特色的。它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手握大权的重臣压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灭了，反满分子被鎮壓了，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以残民伤财来换取这个新王朝的统治者的龙椅的稳固感。之所以说是“稳固感”，是因为实际上并不稳固。因为这种行动是落后的表现，绝对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因而它不可能稳固的。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过六十年，也被人颂扬为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但是，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个国家六十年，这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表现。在六十年前上台的统治者带领下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影响不到对这三朝的总体评价。评价这三朝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一时期与中國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时代不同了。作为中國的统治者，在这种世界环境中，是能带着国家跟上形势，还是躺在龙椅上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名，最后坐失时机，使国家越来越落后。

　　当时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创时期。我们可以在时间上作一对比：

　　康熙朝的时间是１６６２- １７２２年，雍正朝是１７２３- １７３５年，乾隆朝是１７３６- １７９６。从１６６２- １７９６这一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开始了资本主义革命，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在中國的康熙朝之前，英国刚进行资产階級革命建立共和，大约相当于康熙朝的早期，１６６０- １６８５年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１６８８年又经过光荣革命，在康熙朝的末期，１７２１年出现了政黨内阁。在乾隆朝的中期，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法国则在康熙朝中期，１７８９年巴黎武装起义成功，制宪议会通过《人權宣言》，１７９１年又通过宪法。在中國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大部份时间里，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乾隆朝的中期，１７７６年，大陆会议通过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獨立宣言》。１７８１年獨立战争结束，１７８３年英国承认了美国獨立。英，法，美等国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并取得经济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它使英法等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原来还是殖民地的的美国，也因为在獨立战争中确立了比英法等国更民主的制度，獨立后在经济技术上取得比英法更快的发展。

　　中國一直自视为“天朝大国”，国势盛衰，不是只看是否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而是要看在当时世界上是否走在潮流的前面，是否代表进步力量。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在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是走在世界发展的前面，还是与世界同步发展，还是落在世界发展的后面呢？如果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无疑是伟大的。如果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他们也可列为有功人物。但如果是落在世界后面的，并且使中國在世界的发展竞争中失去良机。那么，这“伟大”两字就无从说起了。在世界处于同样的封建时代，一国的统治者能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扩大版图，后人称颂他为“大帝”，还说得过去。但在世界制度向先进的大变革中，一国的统治者使这个国家坐失良机，就只能冠以“目光短浅”和“落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清室的这三朝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忙于杀伐和消耗国力，坚持原来的制度不前进，却没有丝毫改变这种落后现象的措施，使中國在根本上落后了。这种落后，不是生产数字有多少发展的统计所能弥补的。这是功还是过？再怎么宽大，也不能说这三个皇帝为“英明圣君”。他们在当时还能关起门来称大王，但隔了嘉庆一代，到道光时，原来被我们“天朝大国”瞧不起的“夷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成为“外强”了。“天朝大国”的门却关不住了，就只有挨打。原因就在于自己弱了。这个“弱”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國人早就知道自己是“积弱”，是由上面一代一代积成的。清朝被“外夷”打的是道光以后几朝，祸根则在这三位“大帝”所制造的“盛世”。

　　讨论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总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问题。歌颂康雍乾的论点，总是以历史主义不能苛求古人为由。其实，历史主义并不是要论者将论点纳入当时历史，而是以现在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本文不是专门论述历史主义的，只是有关对三朝的评论，认为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论者对这三朝皇帝歌功颂德，不能将“功”全纳入他们身上，将过一概归诸“佞臣”。这种方法在评论其他“贤明圣君”时也常会出现。其结果，当然是圣君永远无过。这不是现代人在评历史，而是当时的臣下在颂皇帝。

　　第二，历史剧以历史事件说现在要说的话，弄得史事面目全非，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其实，作为戏剧作品，有些不符历史真实，还是可以的。倒是史学界自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自从郭沫若在解放前“古为今用”以来，解放后史学界中很多人或多或少沾此种手法的边。要“为今用”，对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取材，即使是真实的，也必然带有随意性。为今所需即采纳，不为今所需即抛弃，那里还有什么历史本来面目？“以古颂今”和“以古讽今”都不可取。历史对现实的作用，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经验，使当代的人能以史为鉴。这种总结不应是直接具体地借用，而是要总结其规律，以规律来为现代所用。“以古喻今”，不是“为今用”，只是为一时的宣传某一观点而糟蹋历史。

　　第三，从康雍乾又可以想到中國几千年皇朝在统治集团内的“斧光烛影”，在治理国家中的“误国殃民”。中國几千年文化的精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艺术各方面都能反映出来，糟粕也能在这些方面反映。在描述中國文化时，重大误区是将帝王的行为说成是中國文化的象征。帝王被尊为“万岁”，是正义的象征，反帝王者被贬为乱臣贼子，还必定是贪官污吏。其实，帝王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帝王就一定有差别，有功有过。但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后，中國的现实是帝王成了保守的象征，不管他个人品德如何，起的就是阻碍中國进步的作用。而统治集团中的争权夺利，则无论那一时期，都是中國文化糟粕的表现。反帝王者之中，当然有许多就是野心家，想取而代之。而这种“过”，也不过与帝王之过相同。至于是与帝王的昏庸相对抗的“抗上”，则是不应否定的。二十一世纪的史学，不应再有“遇犯上者必斥之”的现象了。

　　作者:项立岭

　　冷战结束以来，事态发展一反国际社会之期望，民众生活非仅不见改善，反倒狼烟四起、两极扩大，甚至连传统的西方阵营也出现严重裂痕。值此丝纷棋布、天下扰攘的时刻，似有必要理出社会进程的红线，从而摆脱泥沼中的徘回与失落。

　　西方社会民主的历程

　　近代社会，自十八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迟至十九世纪末期中产階級崛起、军事官僚先后退出政治舞台，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方始成为摆脱獨裁暴政、摒弃自由经济残酷剥削的选择。此际，各个利益集团在遵守宪政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多能平和地派遣代表，以票决方式通过议会安排人民、国家的权利义务，规划市场经济的框架与运作，授权国家出面协调利益团体之间的纠纷与再分配，委托国家经营与人民福祉、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公营事业（如交通、水电、教育、电台、邮政等）。由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体制便在和平、民主、限制资本自由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此后长达百年的摸索、探讨，达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就政治层面而言，此新制度体现着自由与民主的互相弥补、互相制约；每当资本力量侵犯基本人權，便有强调“社会性”、“正义”、“民主”的“左派”对立面进行抗争；每当社会政策过头，国家权力恶性膨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便有高举“自由”、“竞争”、“整顿”的“右派”，争取更多活动空间。

　　社会民主道路上的两个逆流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借“共產主义”名义，实施传统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斯大林主义”，以及，在苏联主导下，华沙集团对西方阵营提出的挑战。该斯拉夫体制的弱点，表现在误以为劳动组合的扩大可取得物资生产的升华，遏制市场经济的运作，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盲目扩展国家垄断权力，结果则导致经济萧条、官僚机器肿胀、民众的离心离德与最终的土崩瓦解。尽管如此，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竞争需要，东西阵营分别建立的社会福利措施的贡献也不容抹杀。

　　社会民主主义百年历程上遭遇的另一个严峻考验，便是三十年代应运而生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扩展尽管一度使全球陷于混乱，而其所体现的毕竟是失意者的狂想。他们既责怪市场经济导致资本集中、盲目生产和经济恐慌；又埋怨民主议会效率低落，无力预测风险、处理危机和维护民族利益，于是乎，便号召民众把国家改造成一个不存在階級冲突的“人民社团”，以钢铁的纪律支配资本活动与群众生活，并使所有其他“帮佣民族”臣服于自诩为“优秀民族”、“超人”的脚下。鉴于此，法西斯主义既仇视民主，又妨害自由，更滥用权力，因此至多是图借古代帝国之尸还魂于世的一场徒劳。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经此冲击后，益加注重危机处理，并未雨绸缪地建立了若干国际安全、经济合作机制，如联合国、关税协定、世银、货币基金等等。

　　社会民主的最新发展－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

　　六、七十年代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生产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的威胁，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又普遍提出了“环保、社会市场经济”要求。及至八十年代末，鉴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与文化商品的侵袭使得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于是提出了“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以欧洲联盟为例，其多元化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敦促成员国允许外籍劳工参加社区投票的决定，都反映出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社会发展角度观之，此际开明人士普遍认识到，所谓“文明”、“先进”、“现代化”，不单单是指广泛的有形建设；而更重要的是，在征服自然界之外，必须具备建设社会基本设施（保健、劳保、教育、退休制、养老制、妇幼保障、信息多元化、意见多元化…）的能力，协调社会内部矛盾的能力，促进发展又兼顾生态完整的能力，以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协调不同国家、民族、群体之间利益，并使其互相观摩、取长补短的能力。若非如此，只要在刚果森林落成几座超高的大厦便可挤进“先进”之林。

　　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与社会民主的退却

　　综观近代史，无论是早期的利益重新分配、关键企业公营措施、社会福利、对自由经济的合理控制，以及其后的环保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引进，都可视为现代社会的必要开支，必要措施, 以及为求社会安定和长远利益所作的努力。因此，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框架条件的拟议，早已成为各国议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占其业务的８０％）的主要课题。这就难怪，当共產阵营分崩离析之时，代表跨国企业资本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也称“新货币主义”）、“新保守主义”一时甚嚣尘上。一方面，他们牵强附会地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產主义”等同起来，要求社会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台；同时又为了垄断资源、增加利润、扩大市场，竟不顾社会的安定与长远利益，主张逐步削减百年来建立的一系列“社会措施”。为达到此目的，以美、英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企业，率先削弱工会、裁员减薪、加强劳动强度、以临时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轻工顶替高龄工、裁减福利、降低企业税、拍卖公营企业、以公司短期效益决定员工酬劳和经理人员的奖金、以股东的收益多寡决定公司的结构与经营取向；此外，还在国际上以促进“全球化”名义，透过不受任何民主议会推荐、授权、监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要求各成员国对进口商品进一步降低环保、卫生管制标准（这些标准往往通过各国议会立法），放宽工、农、文化商品市场，并开放包括金融、旅游、教育、保险、保健等服务业市场，同时还以经、贸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与任何抵触世贸组织规定的成员就范。同期间，多数社会民主政府却步步退让、妥协，使得失业人口增加而带来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随着大企业的走税、漏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小；此外，唯利是图意识引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后现代媒体的“枕头”、“拳头”文化商品更是推波助澜。结果，社会民主黨派的传统选民竟成为“抗议群体”，大批转而支持极右派，而此恶化情况，直到二十一世纪才稍见改观。

　　道德恶果与盲点

　　社会民主力量之所以退却再三，除了受东欧集团解体的影响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气氛笼罩下，所有坚持“社会正义”的国家都得面临所谓的“道德恶果”（moral hazard），即任何国家只要是继续维护劳工利益，增加环保、福利、援外开支，“不负责任国家”的竞争力便相对提高。这方面只要观察“京都议定书”的拒签，基因作物的诉讼便一目了然。当然，为了不使落后，中西欧就有不少国家东施效颦，逐步采纳“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尽管如此，若干北欧国家却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其理由是，只要政策坚定、合理，并能得到人民的谅解与支持，必要的开支终将取得最大的收获…。不言而喻，如果社会民主首先弃守的是“媒体阵营”，则自然谈不上坚守社会正义并取得人民的谅解。言及此，不妨介绍１９９５年发生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以说明“全球化”的具体结果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

　　１９９５年，经“关贸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会议决定，在日内瓦把“关贸总协定”提升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为吸引与会国的广泛支持，倡议者宣称该组织的成立，非但不对成员国的主权和民主法制构成威胁，还将导致拉美国家经济的跳跃成长，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贸易将大幅受惠，美国的贸易赤字将降低６００亿美元，美国人民的年收入将增加１７００美元…。如今，不及９年，据联合国贸发会的资料，此期间最不发达的４７个国家（LCD ）的出口贸易额损失达１６３０至２６５０亿美元，而粮食进口额则增加２９２０亿美元；同时尽管这些国家无力改善出口能力，却在世贸组织的要求下，必须降低关税，由此其债务又提高了一倍。此外，当此期间全球跨国企业利润暴涨之时，世界最富的２０％人口与最穷的２０％人口之间的收入比也从１９６０年的３０：１提升到９０年的６０：１和９７年的７４：１（按此速度，２００３年的比率应当在９０：１左右）。全球４４７名“首富”的私人财产相当世界半数人口财产的总和。外贸方面，单单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即占全球贸易金额的２/ ３。换言之，当前全球的实际贫富差距情况远较殖民主义时代更加恶劣。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２０年来，美国属最低收入的１/ ３人口实际工资下降了２５％，１/ ５美国百姓的生活处于贫穷线之下；而另外的２０％富裕阶层，同期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其中最富的５０万人拥有全国１/ ３的财富。由此观之，世贸组织初定的目标纯系海市蜃楼，而实际的发展却符合同年另一个会议的预测。

　　旧金山会议

　　１９９５年，美国旧金山市曾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５００名政、经界精英（与会者包括萨切尔、老布什、电缆新闻网络、惠普、日微系统…的首脑）的会议。该会议主旨在于为全球化之下的今后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将使全球８０％人口“边缘化”，而这８０％多余人口与２０％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口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世界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日微系统的老板格基（John　Gage）表示，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世界（to　lunch 　or　be　lunch ）。卡特执政时期的安全顾问及战略家布列辛斯基便及时献计献策，创造了一个“奶头乐”新词汇（tittytainment，英文titts “奶头”与entertainment “娱乐”的组合），意指要使此２０％高枕无忧，彼８０％的失落、边缘人口安分守己，就得采取温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与精力。不难想像，随着时间的转移与情况的恶化，“奶头乐”的剂量必须越来越大，麻醉与昏死之间的距离也将越来越小…。

　　如前所述，事隔不到９年，当前全球的状况与乌拉圭会议的预言背道而驰，旧金山会议所预测的２０：８０格局反倒提前实现。更加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现成的商品文化、文化商品的“麻醉”作用也似乎远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９. １１事件则来得有如晴天霹雳，不只是让西方“新自由主义”倡议者与战略家认识到，边缘地带的人口还有其他出人意表的抗争手段；连八十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摆布的中西欧社会民主力量也顿然从半麻醉状态惊醒。以下，在讨论中西欧“社会民主势力”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之前，似有需要以几个不同事件为例，详细说明全球化的内在问题。

　　中西欧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

　　七十年代初，笔者初到德国之日，正值该国热烈讨论如何制定反卡特尔法，以控制媒体企业集中、垄断之时。根据德国先后制定的相关法律，其主旨在于,通过促成信息的多元化, 促成意见的多元化，从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因此，社会，以至于法律，对媒体企业的期盼，不是光为了“赚钱”（verdienen ）,而是为民主“服务”（dienen）。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德国媒体的主要争执议题却是，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为了提高“合理化”与“竞争”能力，如何修改德国法律，以放宽对资本集中加诸的限制。

　　实际上，２０年来中西欧区域，除少数例外，尤其是报纸、电视台的媒体企业（杂志却基本不受影响）不断集中，由是有趣地形成两个对立现象：一是低俗媒体、街边小报（boulevard newspaper ）迅速集中、扩大（甚至垄断了德东地区与若干前东欧集团国家的媒体），高质量媒体（quality newspaper ）却面临倒闭之虞；一是社会民主根基牢固的国家（如北欧），始终能够维护媒体的多元化，而民主文化发展“迟钝”、反法西斯教育推行不力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则其集中率可高达９０%(意大利) 。该现象说明，中西欧民主力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往后孰胜、孰败，虽无定论，而就这两年的趋势看来，着眼于重振社会正义的力量（包括东欧）正在调整、动员、反击之中。

　　危地马拉奶粉事件与世贸组织

　　就全球化的扩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不能回避的是危地马拉奶粉诉讼案。据联合国儿童基金调查，全球每年由于母亲采用奶粉（formula ）、放弃用母奶喂婴，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人数大约为１５０万。主要原因固然是奶粉质量不及母奶，婴儿往往无法适应；尤其严重的是，落后国家（只有４４% 的婴儿食母亲的奶，工业国家的比率更低）的食水不够卫生，因此经常导致婴儿患痢疾而死亡。鉴于此，危地马拉政府通过法律，禁止奶粉公司作任何夸大奶粉功效的广告（如，“质量接近或超过母奶”）。此后，奶粉公司更改宣传方式，使得该国婴儿死亡率大减，并受到联合国表扬。然而美国格伯公司(Gerber Food) 不愿顺从该新法律，委托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告诉，９６年终因危地马拉败诉，被迫更改自己的法律、被迫坐视本国婴儿的死亡…。

　　香蕉官司与世贸组织

　　另一件典型的案例为“香蕉官司”。事由为美国在拉美的农产公司（Chiquita）于９６年透过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控告欧洲联盟“优先进口加勒比、非洲、亚洲的香蕉”。欧盟败诉后采取拖拉办法拒绝执行世贸组织的判决，于是９９年美政府采取单方制裁，使欧盟每年承担１. ９亿美元损失。欧盟之所以偏袒上述国家，主要是为了照顾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关系，而且部分加勒比国家纯属单一作物国家，其香蕉收入占进口额的６３- ９１% 。一旦失去保护而与美国公司大规模生产的拉美廉价香蕉竞争，这些“香蕉国家”就得面临断炊问题，或者，将被迫放弃香蕉种植，改种古柯或其他毒品…。

　　全球化的理念与手段

　　以上若干事件说明几个问题：一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即关贸协定（GATT）的初衷在于协调、降低全球关税与促进国际贸易。虽然长久以来它的规定可对非成员国造成歧视待遇与压力，但非成员国至少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该组织并随后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及至世贸组织于９５年成立，它突然增加了制裁手段，不止对成员国有效，甚至可直接干预非成员国。于是乎，一个权力远大过联合国专门机构（如劳工组织、儿童基金、卫生组织），甚至安理会，主要又是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太上皇”组织，就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形成了。二是“新自由主义”的道理很简单，即在全球范围“以最自由、便当、迅速的办法采购原料、组织生产、运输和推销”。然而为达到此“物器第一、生意至上”目的，它不考虑各国、各国际组织为维护资源、生态、健康、传统文化、民主体制和避免垄断、两极化所制定的法律、规定与协议。迄今为止，固然在降低工业产品的关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受惠国却主要是发达工业国。至于农产品，则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补助政策作祟，大大削减了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机会。前不久，在坎昆世贸会议上农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提出的严重抗议，多少说明世贸组织多少年来的着力点何在。三是世贸组织的存在固然主要是维护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利益，同时，八十年代以来，美、英政府已蜕变为大资本直接代理人的趋势也是有目共睹，但却不能理解为“代表美国利益”。原因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大企业为减轻负担、推卸责任、增加利润，也同时透过世贸组织向美国的８０%环保条例和一系列福利方案进行挑战，换言之，“全球化”、“自由化”也在危害美国人民和所有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同理，欧洲联盟虽然在许多场合与世贸组织貌合神离，甚至针锋相对，但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上文所介绍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足资证明欧盟内部也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利益存在。我们同时也能够察觉到，欧洲内部也有不少的“右派”，为了使欧盟转变为一味偏袒大资本的“萨切尔铁娘子政府”，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打拼。四是所谓“全球化”不过是幌子一个，“新自由主义”也只是一张学术面子，其真正的里子是由一批大公司透过发达国家政府委派、聘用的“专家”所组成的世贸组织。他们不受任何国际、国家民意机构监督，毫无透明度地秘密举行会议并对诉讼案件作出裁决，并按照“自己”的理念，按部就班地为世界的未来制定“秩序”与“规章”；且由于第三世界无法洞穿、掌握其游戏规则，无可避免地处于被动、不利、受制、受害地位。据报道，当前许多跨国大企业甚至不必真正劳驾世贸组织出面，只消向落后国家的企业或政府抬出“世贸组织”的牌子加以威胁，便足以使对方就范。谈及此，还得围绕“专利”、“知识产权”与将于２００５年之前拟就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细则稍加讨论。

　　专利与模仿的自然权利

　　就当世贸组织不断促进“商品、服务流通”、“降低关税”之时，却要求美国政府把平均定为１７年的专利权期限延长至２０年。据估计，美国消费者单单在这三年为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要多支付６０亿美元费用。试想，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般远在２０年以上，西方申请专利的产品、技术也远远多于发展中國家，如果再要求落后国家等待２０年之后开发同样产品与技术，或在连续２０年之内支付昂贵的生产许可费用，其动机即便不是为了置第三世界于死地，也至少是借此手段永远保持优势。反观早年所有后起追上的东、西方国家（如美、日、德），其发展历程无一例外地是靠仿照他国先进产品起家。如今，发达国家虽已遥遥领先，却故意把仿造、伪造混为一谈，动辄向使用同样或类似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赔偿、罚金。其实，一般说来，能够仿造的技术应当属于不受保护、不得申请专利的技术。真正的技术，如奔驰汽车、波音飞机，即便第三世界技术人员成天坐骑、观摩、肢解也缺少如法炮制的能力。当前发达国家医药界频繁施用的一种手段，便是采用某土著对某种草药（该草药甚至经过土著数千年的品种改良）所积累的知识制作药品，待取得专利权之后，该“知识来源地”便不得生产同样产品，即便西方药厂所增加注入的“知识”、“技术”只相当原始知识的千分之一。同样的，软体、软性、智慧产权知识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共同财产，理当为全人类互相参照利用；更何况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下载、复制），所谓的“智慧产权”根本无从“保护”。因此，严格说来，专利、产权保护，实际上成为发达国向落后国漫天要价的恶劣手段。鉴于此，第三世界各当局与其盲目听从发达国家发号施令，不如联合起来据理力争，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最自然的仿造权、复制权（right to copy ）也属基本人權.

　　金融市场开放的教训

　　就服务领域，八十年代以来最快速发展的莫过于金融市场的扩大。尤其是在有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之后，金融“投资”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深入市场经济的任何角落。以金融投资为例，七十年代初投入于全球股市的资金，只有５%属于与实业、生产毫无关系的金融投机；如今，投机资本则占９５% ，且其大部收益不支付任何所得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之下，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东欧、拉美、亚洲发生严重金融危机，若干国家如印尼、阿根廷，直到今日还没摆脱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凡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均系金融市场开放最快、最彻底的地方；而安然度过难关的国家，却属金融市场有限开放或限制资金任意外流的地方，如中國、马来西亚。当前有识之士，无不极力呼吁设法征收跨国投资的所得税、监控境外走税银行、制定框架条件( 如规定持股最低期限) ，以限制投机资金的兴风作浪。笔者还要着重提示，即便是欧盟成员，也几无例外地备有征收“投机税”的立法。

　　服务业的自由化与不自由

　　目前除金融行业之外，世贸组织还筹划进一步打开旅游、信息、咨询、教育、医药、保健、保险、房地产等１５大项、１５０小项的服务业。据观察，中西欧舆论界最强烈的反应是：坚决反对教育机构“学店化”和社会保险的民营化。前者，必然上行下效，导致一切“向钱看”，由是腐化年轻学子的道德人格；后者，把劳动人民积蓄一世的养老金透过私人企业投入投机市场则性质更是与犯罪活动无异。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来，最为不能容忍的是，发达国家以至于世贸组织对“劳务的自由流通”则三缄其口。这种最直接、最有效的缩短贫富差距的手段在殖民时代均以“先锋”、“拓荒”精神加以歌颂，美、加、澳、纽等国也均靠移民、外籍劳工、经济难民的奉献而起家，如今，“低收入地区前往高收入地区讨生活”这种天经地义的活动，却被发达国家视为应当严加防范的“变相侵略”和“犯罪行为”，其动机说穿了就是永远保持领先地位，永远让第三世界成为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厂。

　　中國的选择

　　如前所述，虽然中西欧近２０年来在全球化、自由化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体制已遭受严重破坏，但基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民主力量已意识到存在危机，由是其面对全球化“既妥协又斗争”的对应手段便应当受到所有落后国家的重视和参考；在一定的领域，甚至必须加强合作。以中國为例，其发展战略并非是那么盲人过河、无据可考，而是得根据国情、有计划地在“自由经济”与“社会民主”两条道路之间作一妥善安排。如果能够认识到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优势在于廉价劳工、土地任当局支配、无需摸索与创新（德、日战后均如此），则中國的有限优势、暂时优势将随着产品质量、生产形态的提高，与发达国家之间发生难以避免的冲撞。本着未雨绸缪，似宜预先参考日本近１５年“扩大内需市场”和“不急着把新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的做法”。除此，也有需要密切注意欧洲社会民主的样板，即瑞典的成功经验与特点。如果目光不是单单盯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品牌”、“标签”，而是广泛、深入地与最具社会正义感、人文教育最全面的北欧社会交往、合作，便轻易地能够发现当今“向钱看”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别有天地。同时为了在国际上摆脱孤立，适时抬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我定位”、有针对性地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民主黨派中物色友善的朋友也是刻不容缓。中國的当务之急在于作出如下准备：一是要及时制定框架条件、规划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以促成多元化公平竞争局面；二是根据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社会基本设施）；三是联合欧洲的社会民主力量与第三世界，从而对世贸组织进行锲而不舍的周旋, 而“劳务输出”、“智慧无产权”、“药品无专利”就是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切入点”。总而言之，如若麻痹大意，中國今后必然面对８０%边际人口的动乱不安；如果能够在成长中兼顾社会正义，把边际人口控制在２０% 之内，则既攀登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又算是走出一条“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俞力工文集：http://www.clibrary.com/column

　　作者:俞力工

　　中國的英雄模范人物应该是世界上最多的吧，恐怕原因不仅仅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特别注意宣传。

　　儿童少年可以学赖宁，售票员可以学李素丽，残疾人可以学张海迪，维修工有徐虎，官员们可以学焦裕禄，学孔繁森，当然全国人民都可以学雷锋。我们树立了这么多高大全式的人物。除了这些全国性的英雄外，每个行业，每个地区都还有自己的一些英雄模范，如十佳青年，十佳教师，十佳交警等等。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我想多宣传一些英雄模范人物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进，因为毕竟比宣传一些丑恶的东西好吧。可是，大学特学以后，究竟出了多少个徐虎，多少个雷锋，多少个孔繁森呢？倒是贪官污吏的数量和贪污的数额大幅度的增加了。

　　英雄的事迹都是很感人的，至少材料都是这样的。可我从自己身边熟知的所谓模范人物中，却知道这种材料的真实程度实在让人怀疑。他们中间的确有很优秀的，但为了使他们的事例更典型，我们的某些宣传部门不惜歪曲或者伪造一些事实。这些无限拔高到让人难以企及的英雄事例还有多少可学习的呢？“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绝非常人所能拥有，除非是圣人，亦或是傻子。

　　更何况有些所谓的英雄模范人物本身就没有多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完全是某种原因的需要而包装出来的呢？

　　或许是我所看到的都是小的模范，有以偏代全之嫌吧。

　　提到另一位英雄人物，我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实在不想打扰她那永远年轻的灵魂。这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孩，死的时候不过１５岁。１５岁的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在形成，她勇于选择了死亡，因为她接受的是階級仇恨，仇恨赋予了她坚强的力量！我不想提到这个问题还因为我被一个非此即彼的思维所束缚，我不知道怎样面对这样的质问：难道你想让她做叛徒？当我看到国际社会及中國专家们对非洲很多国家内战使用那么多的娃娃兵进行强烈谴责的时候，不知道该怎样评价我们诸多爱国主义影片中智斗敌人的小英雄们，不知道１５岁的刘胡兰到底应该不应该算是个孩子。

　　赖宁现在好像不大提倡学习了，当年发奇想号召向赖宁学习的人一定有点偏执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大火蔓延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的时候，想到的居然是集体财产！好伟大的觉悟！我该不该把他称为刘胡兰式的英雄？幼小的生命就这样枯萎，号召孩子救火的杀人犯成了道德的楷模，学生这么高的境界，还不是平时老师教育有方？真可谓杀人于无形，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喊。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老师们有没有忏悔。

　　也来说说杨利伟吧，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歌星。他精彩的演绎固然让人心旷神怡，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却是作词和谱曲的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却时常被我们忽视的道理。我敬佩杨利伟的身体和冷静，但过高的赞誉实在没有必要。中國人的思维总是那么搞笑，杨利伟儿子的学校居然挂出这样的标语“热烈祝贺我校学生的家长杨利伟登上太空”，他的儿子叫什么已不重要，关键是他爸爸是学生家长。更搞笑的是非要他的儿子宣布自己要登上火星，如果是孩子自己的想法固然好，我总觉得里面有些说不出的味道，中國人的味道。

　　过于相信道德的感化力量，是几千年来中國文化的一大特点。所以我们中國的清官才会那么多，当然贪官污吏不知多少倍于这些清官。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否也像我们国家一样有这么多的英雄人物，我只听过这样的两个小故事。

　　孔融让梨是中國人宣扬的美德，但谁能又保证孔融每次都让梨？为什么每次都要有孔融来让梨? 你靠什么来约束他？分粥是西方流传的一个小故事。一块吃饭让谁来负责分粥？轮流分结果是每次都不公平，让道德高尚者来分很快也变得不公平。最后的结果是让分粥的人最后一个选择。分粥者势必尽量把每一份分得尽量公平，否则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靠制度来约束比靠道德要可靠的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少一些英雄的宣传，尤其是赖宁式的英雄，多一些制度的建树。承认我们都是凡人并不可耻，凡人就应会犯一些错误。怎样让我们的恶潜伏而不能发作，除了靠制度还能靠什么？

　　作者:韩云冲

　　自从吉布森 (Mel Gibson) 开拍“耶稣受难记”影片后，便激发起一场规模庞大的文化争论。两星期前，由于一位老妇在电影院心脏病发作死亡，更是引起评论界对该片的“血腥效果”群起攻之。迄今为止，欧洲大陆已有不少社会团体以“歪曲事实”和“夸大渲染”为由，向民众发出“不看该片”的呼吁。为何一部影片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呢？

　　《圣经》不仅是世界最古老的媒体之一，也是传颂、阅读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读物，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绝不小于《四书》对中國所起的作用。

　　严格说来，《圣经》对基督宗教( 指天主教与新教) 而言，系指《新约》而非《旧约》。这是因为《旧约》早在耶稣诞生的六百多年前即已成为犹太人的经书，而《新约》则是耶稣逝世后由基督徒所编制的著作。

　　《新约》的主要篇章为头四篇《福音》，而《福音》的精华又在于以四种不同方式重述的“耶稣受难记”，其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耶稣的弟子犹大 (犹太人) 出于贪财，出卖了同为犹太人的救世主耶稣，并把耶稣交与祭司长和长老( 均为犹太人) 。祭司长与长老又把耶稣押解给罗马巡抚彼拉多。彼拉多虽知道耶稣无罪但却经不起犹太人的一旁鼓噪 (甚至为了主张处死耶稣而甘愿让自己的子孙承担血债) ，而无奈地下令罗马士兵把耶稣处以钉十字架极刑。三天后，耶稣复活显灵，由是博得世人信服。耶稣为传达宽恕、博爱、和平精神降临人世，却为世人的罪孽而担受酷刑，目的在于给世人指引信仰耶稣基督的道路，从之则可获得幸福与永生；对耶稣而言，则是完成了上帝赋予的使命。

　　据考证，由于犹大、犹太人“触犯”了《新约》叙述的“弑主罪行”(Deicidium,Gottesmord) ，两千年来，先发生了世界各地犹太人遭到基督徒残酷迫害( ７００多万人死亡) 的诸多悲剧；后有德国纳粹对统治区犹太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 (屠殺６００万人口，相当欧洲犹太人总人口的７０%)。如今，虽然在欧美洲大规模排犹行动已不太可能重演，但潜在的排犹行动，包括对犹太教堂的破坏和人身攻击仍然时有发生。

　　就耶稣受难的责任问题，似乎可从《福音》和“历史科学”两个角度加以分析和提出质疑：

　　一．既然，耶稣基督宣扬宽恕、和平、博爱，为何基督徒偏偏要拿犹太人过不去呢？如此行为符合救世精神吗？

　　二．既然，耶稣降世、布道、受难不过是上帝的意旨与安排，具有预谋意图之“凶手”难道不是上帝吗？

　　三．既然，耶稣事前知晓将遭犹大出卖，却为何不躲避呢？难道故意要犹太人世世代代受难吗？

　　四．既然，耶稣不是个革命家或恐怖分子，一向公开活动，又如何需要犹大出卖、告发呢？

　　五．既然，唯有罗马巡抚具有司法管辖权，下令处死和执行死刑的不都是罗马人吗？为何《新约》处处为罗马当局洗脱罪行，而对犹太人却要“以牙还牙”呢？

　　六．即便，当时有若干犹太人出于宗教派系斗争原因，或为了避免罗马当局的打击报复，而牺牲了耶稣，但这又与广大犹太民族和其子孙有何干系呢？

　　七．另据《福音》记载，耶稣作为犹太人降临人世后，交往、布道、拯救的对象，以及大多追随者，基本上均是犹太人，为何整个犹太民族突然间都成为“异教徒”、“叛徒”和“魔鬼子孙”了呢？

　　八．至于担任耶稣一夥钱财掌柜的犹大为何不携款卷逃，而会为区区３０银元出卖耶稣呢？同时对犹大品格的描述为何随着时间的进展，《福音》记载一篇比一篇激烈、丑恶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还有许多，以上不过是略举大端而已。就诅咒犹太人方面，《福音》的特点在于处处把“犹大”、“众人”、“犹太人”等同起来，并透过各种方式预言犹太人的大难临头。例如：( 马太福音２７：２５)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约翰３：３６)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约翰８：２１) 耶稣又对他们 (笔者按：指犹太人) 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 (笔者按：指天堂) 、你们不能到；( 约翰８：３４)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约翰８：４４)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 帖撒罗尼迦前书１，２：１６) 神的忿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另一方面，又通过以下警告：“( 约翰１２：４７- ４８)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说明《新约》具有既扬言要宽恕、和平、博爱，又诅咒“异教徒”将受到上帝审判、惩罚的两面性。这种“内外有别”的狭隘性，不仅反映在历时两千年的宗派斗争上，也影响到今天的文化斗争上：替天行道，真理在握，非友则敌，对敌人无所不用其极…。

　　另从史学考证的角度观察，至今不曾发现任何罗马当局对耶稣受难故事的记录。当前唯一可考的客观文字资料来自于公元９３年犹太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Fladius)迁居罗马时所作的简短介绍：

　　“在此期间 (笔者按：彼拉多担任巡抚期间) ，有位名为耶稣、似乎超乎常人的智者，曾经展现过非凡力量，同时在其教诲下使一些人欣然接受真理。他博得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信任。他是救世主。后经若干要人对他提出指控，彼拉多将他处以钉十字架刑，但在此之前爱护他的追随者却没有因此散伙。三天后，他的复活应验了若干先知的预言和对其无数的奇迹传闻。此后，自称为信奉主耶稣的基督徒教派始终不渝地活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是位犹太史专家，对犹太古代史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起义、战争多有详实的记录。然而，唯独对“耶稣受难”却是简单地几笔带过，因此，该事件的实际经过就几乎无据可考。至于约瑟夫的介绍，尤以“他是救世主”一语的真伪 (从语气的不连贯而使人怀疑是否为后人所添加) ，曾引起史学界与圣经研究界的争论。不论如何，约瑟夫既没有提到或突出犹太人的坏作用，也没有尝试为罗马当局开脱责任。

　　不久前曾有一位德国评论家指出，从史料上无从了解耶稣到底想作些什么，实际作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却知道基督徒认为耶稣想作什么和以为他作了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从《新约》的记载，以及史学家对耶稣时代的宗教发展、社会发展的研究，可以了解耶稣逝世后曾出现过“传统犹太教”、“犹太人的基督教派”与“非犹太人的基督教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和非犹太人基督教派的最终胜利 (不断壮大，最后提升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至于犹太人的基督教派，则不幸随着对犹太人的不断迫害而消亡。不难理解的是，不论犹太人如何尊敬耶稣，如何达观，却绝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新约》，尤其不会同意犹大出卖耶稣的情节安排与血债血还的诅咒。换言之，只要犹太人一天不愿背弃固有的犹太教和《旧约》，只要继续坚守“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选民”的信念，则根据“新约”的主张 ，这些“魔鬼的子孙”永远得不到主的保佑，永远要承受血债的报应。

　　由此观之，《新约》，绝对是个批判犹太人的武器。我们只消观察启蒙时代之前历代教宗、主教发表的对犹太人的恶言秽语，所有古老教堂里歪曲犹太人、犹大形像的壁画，每次迫害犹太人事件众人的鼓噪，以及振振有词 (“血债血还”) 的辩解；不难理解批判武器的运用，至少还需要教会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至于对“异教徒”、“害虫”的最终决战，则还需要动用毒气、贫铀弹、微核弹之类的“武器的批判”。不言而喻，根据西方的文化传统，无论是信仰主耶稣，或自由民主，或市场经济，或全球化，其保守派套用的一贯是“信则灵，不信则亡”法则。同时，这种保守思维自启蒙时代以来，不断伺机排挤近代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此时此地大张旗鼓推出，用意不过是为现代十字军东征添加注脚，但也不慎曝露了西方文明尚未完全退化的尾巴。

　　对比之下，华夏文化圈的佛、道、儒，一向主张的是含蓄的修身与善行，关心的是个人的操守，而非对他人强加任何要求；既没有推销宗教信仰的冲动，也没有末日决战、圣战的精神状态。因此，就幸运地回避了一系列的宗教审判与宗教战争，更不必担心在自己的土壤上滋生恐怖主义或招惹恐怖主义的打击。如今，突见在台湾有人为了挑拨族群关系，借《圣经》的“出埃及记”故事，影射一个族群的幸福必须建立在另一个族群的灾难之上，不啻让人啼笑皆非，并怀疑是否胡乱的“国际接轨”使然，使他们误把“西方的尾巴当作自己的头”。

　　２００４/ ３/ １３

　　本文引用《新约》中文和合本参见http://www2.ccim.org/~bible/multi_gb.html

　　俞力工文集：http://www.clibrary.com/column

　　作者:俞力工

　　煌煌华夏５０００年的文明历史，这文明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国家和国民被文明滋润久了，便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经意地透出文明的气息来。大到社稷公器，小到衣食住行，都是有规有矩的。这到不是繁文缛节，而是如同人早上出门前要刷牙洗脸刮胡子一样，既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他人。如果你非要胡子拉碴眼角带屎地出门，警察也没理由拘你。无非是表现出一个人的自身素质罢了。

　　这里先说一说“小姐”。小姐这个称谓原本是对未婚女子的一个尊称，自古也是有规矩的。一是要未婚，二是要大户人家。普通百姓人家的女孩子，是只能叫做姑娘或丫头的。清帝逊位，共和兴立，大家讲究个平等，于是所有未婚的女子都可以叫做小姐，这着实是一大进步。

　　待到后来，人们一律称作同志，直到改革开放，小姐这个词才又从字典里回到生活中来。从地域上先从沿海大城市而到内地，从职业上说先从文艺界而到３６０行，称者称得亲切，听者听得也舒服。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姐这个词慢慢地开始发酵了，逐渐有了另外的味道，乃至于现在基本上变成了某个行业的专用名词。好人家的女孩子你若称呼她小姐前不加上姓氏，恐怕是要招人家不高兴的。其实那个行当的女子，原本是有很多称呼的，但是自古以来，是从来跟小姐不沾边的。现在何以如此？窃以为是很多原本良家的小姐，不珍视这个本来纯洁的称谓，稀里糊涂就下了海。再加上文艺界起哄架秧子，电影电视一统乱称呼，先乱后变，凉水煮蛤蟆，遂成为现在这个尴尬的局面。

　　一个纯洁的称呼已经毁掉了，突然担心起另一个神圣的称谓——老师。老师是文化文明传承的载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首要的工作是传道，传什么道，立身立人之道，然后才是教授知识解答疑惑。因此自古选老师首要是要选德的，其后还要有才，是谓德才兼备者方可为师。而且因为老师对学生毕生的影响，才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而一般的人，是轻易不敢做别人的老师的，所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便是规矩。

　　然而现在“老师”这个神圣的称谓也有发酵的苗头了。

　　首先是文艺界又开始瞎称呼了。随便打开电视，什么这个人生，那个剧场，但凡是个谈话（我以为就是侃山）节目，请来的嘉宾五行八作，但是基本上一律称呼老师，有的嘉宾也就三十岁左右，一不小心出了名，在比他小几岁的主持人或同道嘴里，也成了老师。也许是因为觉得叫大哥大姐太俗，叫师傅太土，叫先生同志不瓷。呼者嬉皮笑脸，受者面目坦然。完全一副你叫我爹，我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架势。每看到此，总为“老师”这个崇高的称谓被亵渎而心痛。

　　其次是教育已经产业化了。但凡是个产业，则必然要衡量经济效益了。既然要衡量经济效益，则必然要向商人学习了。既然要向商人学习，则必然要逐渐奸猾了。既然已经奸猾了，则必然有利可图了。既然有利可图了，则必然阿猫阿狗都来了。过去是要当得老师，须耐得清苦。现在是能当得老师，基本可以富足。于是我们看到一部分老师对学生横征暴敛，学校以各种名目乱收费，其精明已经绝不逊于商人。且有个别人居然猥亵强暴女生。此等失德，如何传道授业解惑？虽然这样的老师只是极少数，然而对老师名声的破坏力却极大。

　　不知道是否杞人忧天，真怕某一天“老师”步了“小姐”的后尘，你称呼别人老师，会招来横眉冷对。真到了那一天，不知道孔老夫子是否会急得从庙里出来。

　　作者:杰瑞

　　西方有些人私下称中國人为东方犹太人。这个称呼让中國人听了心里辨不出滋味，因为拿不定这是褒还是贬。犹太人在世界历史上地位特殊；经受万般磨难却又成就辉煌，不好相比。

　　不过中國人同犹太人确有些相似之处，比如历史悠久；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发家致富的传统和精打细算追求金钱的精神，别的方面，好像就说不上来了。

　　讲到对后代教育的关心，中國有个小孩抓周的仪式。小孩满周岁时，大人将孩子放在一个房间中心，周围摆一圈各种物件：玩具，书本，笔墨，食物，算盘，钱币和象征性的武器来预测孩子将来的志向职业。小孩会爬过去抓住最先引起自己注意的物件。如果抓到食物，会被解释为这孩子将来好吃或者是有口福；如果是武器，可能会当军人。以前的父母多半希望孩子抓书本笔墨，那显示将来会读书（做官），上品之路；现在的父母可能喜欢孩子抓算盘，当会计师，或者直接抓钞票，当大腕资本家。

　　犹太人有个古老的习俗，用蜂蜜沾在做成字母形状的糕点上给小孩吃。小孩子嘴馋，又喜欢吃甜食，吃得多记住的字就多。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开发智力的方法，抓周才一次，字母糕点却常常吃。应该奖给犹太母亲诺贝尔教育奖。

　　这两个例子显示犹太人和中國人都有注重教育的传统价值观，也解释了两个现象：一是四五十年前美国名牌大学里有不少犹太学生，现在这个位置由华人学生取代了；二是两个民族的好学生都同其人口数量远不成比例。

　　犹太人历史的一个特异之处是他们经受的苦难之多很少有民族能够与之相比。除了早先多次被异族灭国，近两千年的时间，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

　　犹太人三千多年前在埃及遭到奴役。又在公元１３５年从自己的土地以色列被放逐。在悠长的流放岁月里，犹太人一直在欧洲和中东寻找一个可以庇护他们的国家。

　　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定义是一个犹太母亲生的孩子或者是皈依犹太教的人。按照这个规定，外族人要当犹太人不难，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入教变成犹太人。严格地讲，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而是由宗教文化联结起来的群体。

　　可以按照对待犹太传统的态度将犹太人分成三种人：正统，保守和改革的犹太人。正统犹太人是最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将圣经旧约看作是上帝的话，每个字都要听，完全按字面意思来接受。保守犹太人认为圣经是充满活力的书，要不断对其做出新的解释来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

　　改革的犹太人反对正统和保守犹太人对某些传统风俗的坚持，比如严格的犹太食物洁净法（Ｋｏｓｈｅｒ）和完全用希伯莱语进行祈祷。

　　这三种犹太人不混同在一起，各过各的日子。正统派犹太人住在完全是自己人的社区里，小孩进自己办的学校，多半是同自己人做生意，这些是同外界最隔绝的犹太人。他们定时在一个宽敞的大厅聚会，举行宗教仪式之后，男人手拉手围成圈子又唱又跳，地板跺得山响，女人们在旁边观看，喝着她们制作的饮料聊天，直到凌晨。从外表上看起来正统派最有特点，男人不分寒暑常年穿白衬衣再套上厚重的黑色呢外套，戴黑色帽子，妇女则长裙拽地。纽约布鲁克林区居住着大量正统犹太人。在那里看到街上走的人就像到了一个文化和时代都不同的国家。

　　保守犹太人也喜欢聚族而居，但是不容易看出来，可以辨识的标志是犹太教堂（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保守犹太男人头上戴一个像圆饼一样的彩色小扁帽，妇女衣着不特别。纽约长岛有很多这样的犹太社区，多半在比较富裕的地方。改革的犹太人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看不出同一般美国人有什么区别。改革的犹太人一般不戴头饰，要么只是在过犹太节时在后脑勺戴上一个酒杯大小的意思意思。这头饰的尺寸被缩小到不注意几乎看不出来，显出改革的犹太人尽量消除外表上同主流社会的差别，与别的族群融合。他们与中产階級的各种族裔混居在一起。小孩也不上犹太人的学校。在美国主流社会里的犹太人多半是改革和保守犹太人。

　　最先来到北美的犹太人是在１６５４年到达纽约的。那个时候纽约还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叫做新阿姆斯特丹。二十三个犹太男女和儿童离开巴西到纽约来，在南美他们遭到迫害。这些人到纽约后也没有受到欢迎。

　　犹太人对美国怀有很高的期望；他们想来开创自己的生意，安顿自己的家庭，信仰自己的宗教，但是犹太人没有想到美国也有反犹主义。

　　以后的两个多世纪，犹太人数量慢慢稳步增长。在早期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有些州受到的歧视同在其他国家也差不多。有些法律甚至限制他们从事商业和担任公职。

　　犹太人努力工作，逐渐赢得了邻人的尊重。在１７７６年的獨立战争中，犹太籍士兵英勇战斗。犹太人还为华盛顿的军队提供给养。

　　美国建国六十年之后，第一批大量的犹太移民来到美国，主要是来自德国。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６０年，十四万四千德国犹太人进入美国寻求发展机会。

　　年纪轻的犹太人开始沿街兜售日用物品。这种销售方法给正在不断扩张的美国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德国犹太人用马车拉着货物销售，成为流动售货亭。他们迅速在美国经济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从肩背手提开始，犹太人走家串户做小生意，攒足钱就开一个小店，赚了钱再开第二家，钱赚多了就开百货公司（这种经营模式令人想起当今背个背包满世界跑的温州人）。等规模到了一定的程度，资金充裕，就向其他商业领域发展，比如肉食品包装，服装制作和投资银行。最后好多行业都被犹太人占据主导地位，纽约的制衣，首饰加工，出版，百货零售和金融业就是如此。

　　更大的犹太移民浪潮出现在１８８０年代，原因是俄国和波兰对犹太人的迫害。波兰是东欧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沙皇歧视犹太人的法令和恶劣的生活条件逼迫大量的犹太人移民美洲。这些东欧犹太人不像先前德国犹太人移民美洲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仅是为了求得一个生存机会。二次大战中被纳粹杀害的多半都是波兰犹太人。

　　如同其他族裔的移民经历一样，到美洲的路程充满艰辛。东欧犹太人变卖家产，凑足旅费，先乘车到欧洲的一个港口，比如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然后从那里再乘船横越大西洋到美洲。他们坐的是价格最便宜的统舱，挤在甲板下面，缺少淡水和食物。

　　１８９２年纽约艾利斯岛移民检查站启用，随后数百万的移民从这里进入美国。在旅途上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犹太新移民一上岸就被移民官员劈头吆喝，甚至推来搡去。医生认定这些人如不是带菌者就是身体有某种毛病。官员则反复盘诘，视同潜在的罪犯。

　　好不容易从艾利斯岛出来后这些移民投奔到美国的各个大城市。

　　不像德国犹太人不少到西部发展，远达加州海岸。东欧来的犹太人选择东部和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居住，比如芝加哥，费城，克里夫兰，圣路易斯，波士顿和纽约。这些城市有工作机会但是生活条件恶劣，新移民实际上是住在贫民窟里。很多人拥挤在肮脏，狭小，黑暗的公寓里。看到二十世纪初纽约下东城的老照片，一家十来口挤在一间没有卫生设备的昏暗房间里过日子，如同鼹鼠一般，不禁感慨良多：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可比天堂。

　　工作条件更差。东欧犹太人学德国犹太人的创业经历，拉着沉重的小车挨家挨户兜售小商品，挣点蝇头小利。其他的人则是挤在潮湿闷热厂房里缝制衣服，血汗工厂这个词就是从犹太妇女工作的车间里产生的。

　　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犹太人经历了各种想象得出的痛苦，但是他们尽量不让恶劣的环境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犹太风俗规定已婚妇女主持家务，男人负责宗教的责任和挣钱养家（生活如此艰难还仍然虔信自己的宗教，这可能就是犹太人不同一般的深厚精神力量的源泉）女儿同儿子一样在血汗工厂打工，直到结婚时才辞工回家主持家务。

　　美国犹太人创建了自己的社区组织，提供一个社区和稳定的感觉。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叫邻里会，成员是移民前所在国的亲戚和邻居。这是将以前的社会关系移植到美国来了，以提供一些生活上基本的互助。大量的犹太人是靠这种关系移民美国的。

　　很少有其他的移民群体像犹太人那样对新闻媒体充满兴趣。从德国犹太移民开始，犹太人一直是美国最热情的报纸创办者，阅读者和投稿者。东欧犹太人发自内心地尊重自己的学者，那些付出一生时间研究圣经和Ｔａｌｍｕｄ（犹太成文法典）的教师（Ｒａｂｂｉ）。

　　当东欧犹太新移民在美国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后，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也在增长。犹太人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长期以往，就形成了犹太居民的教育程度远超过一般美国社区。尊重知识，看来这是犹太人在各项事业里成功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的尊师重道是随着形势而变化的。教师的地位可以是天地君亲师，也可以是教书匠和臭老九，沦落为被嘲笑的对象。犹太人则永远将教师看作是他们的精神指导者，享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在他们数千年历史中，无论民族发达与沦落，从来没有斯文扫地的情形发生。

　　犹太人普遍喜爱读书学习，做母亲的非常关心自己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不少父母不在家里接收有线电视节目，为的是防止小孩心灵受到美国大众文化低级无聊节目的污染。除了播放健康节目的公共电视台，很多家长不容许孩子观看其他商业电视台节目。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做法。美国民间教育机构多次对移民儿童进行测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越是移民美国时间长，越是美国化程度高的儿童，对学习的兴趣和努力程度也越低。犹太父母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孩子同美国大众文化保持一些距离，是帮助后代在教育中取得出众成绩的一个有效方法。

　　在美国的犹太人奋发上进，这股冲劲同他们以前在欧洲从出生起就遭受公然的歧视，生存艰难有关系。美国犹太人保持紧密的家庭关系，宗教是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居住在团结互助共同管理教育机构的社区。在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准提升之后，他们强烈地关注民权和社会正义。很多犹太后裔都是民主黨成员，甚至当了银行家也不改变政治信仰，这也是个独特的现象。这主要是出自犹太人苦难深重的历史培养出来的社会正义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就连大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也讨厌共和黨。

　　二十世纪初东部大城市发起的不少社会改革和文化运动，领导者都是犹太知识分子。

　　东欧犹太人不断增加的一个因素是刚刚站住脚的犹太人将他们的亲戚朋友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极大地扩展了美国犹太人社会。也影响了加拿大的犹太移民。到１９２１年，加拿大居住着十二万六千犹太人，多半住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多数人也像美国的犹太人一样住在人口密集的贫民窟里。不同的是加拿大犹太人很快就散布到西部地区去，建立了自己的社区。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德国纳粹分子加剧迫害犹太人，大量的犹太难民开始涌向美国的口岸。这个时期来的德国犹太人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东欧身无一技之长的贫穷犹太人。他们能够出钱逃出德国，四分之三的人超过四十岁的年纪，多半是学有专精的律师，医生，商人，出色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人给美国输入了大量的高级人才，后来不少人对美国社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二次大战时出现了犹太移民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不顾纳粹德国疯狂迫害犹太人，美国国会顽固拒绝增加犹太人的移民额度，甚至不准多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靠岸，迫使他们返回德国。这些犹太人周游列国，频频叩门不开，只能回到欧洲，当中绝大多数都成集中营里的冤魂。

　　美国国务院提出各种措施阻碍犹太人定居美国。其时正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为什么见人将溺拒伸援手？这值得历史学家仔细研究。

　　今天的美国是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约有六百万。犹太移民第一代就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犹太人做出了同他们人口数量极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教育，新闻，出版，金融，商业，科技，艺术，政治，医学等各个行业的领导人物不少是犹太人。专业有建树者群星灿烂，难于悉数。

　　随举数例：著名妇女社会活动家艾玛古得曼，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大法官的工运领袖路易士布朗戴斯，为黑人争取民权的自由派犹太人艾比霍夫曼，大名鼎鼎的作曲家乔治葛式温，指挥家兼歌剧导演伯恩斯坦，钢琴家霍洛维茨，民间音乐巨星鲍勃迪伦，歌唱家电影演员斯特拉森德，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和史匹柏格，作家索贝洛和辛格，金融家索罗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学者政治家基辛格和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还有２０００年民主黨副总统候选人李普曼，都是犹太裔。

　　犹太人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世界都能纵横驰骋，产生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富商巨贾；不管经商还是做学问，都能做出巨大的成绩，在世界范围几乎各个领域里都能占一席重要之地，这是很少见的现象。而且，犹太人一般既有聪明的头脑又能够过群体生活。这同习惯单打独斗，互不信任，一盘散沙般的中國人大异其趣，后者是两个民族最大的差别。

　　犹太人在全世界的人口不过一千五百万，美国有六百万，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二强，以色列三百万，俄国两百万，剩下的在法国，英国，阿根廷和中东一些国家。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加在一起不到中國一个小省份的人口，但犹太人培育出无数的人才，对世界文化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笼统地猜想，可能在犹太历史里找得到一些原因。自古犹太人生活当中就有很强的精神因素；他们是靠信仰生活的一个群体。从三千二百多年前摩西带领刚刚脱离奴隶身份的犹太人逃出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到中世纪欧洲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最后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殺，这个文化群体受尽了千年的磨难。犹太文化以先知著名，这些精神领袖（包括后来的犹太教师）是犹太人精神上的指路人，他们告诫犹太人要坚信自己的宗教，受尽苦难的犹太人终会有救世主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这种整体得救的宗教信仰保持了散居各国犹太人的团结和自己的文化特征；犹太教堂既是宗教礼拜场所也是教育机构。在这种气氛之中，犹太人从幼年起就容易养成对思考的挚爱和对精神活动的重视。

　　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土地和参加手工艺人的行会，除了农业，很多犹太人只有从事小买卖和放债为生。犹太人保持了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联系和贸易网络，这相当于今天的国际贸易。正是被迫害的历史造成了犹太人的经商和金融的才干，也使犹太人变成了既受歧视又需依靠的对象。早期的基督教教义不允许借钱收取利息，犹太教没有这个规定。总有人需要借钱，犹太商人填补了这个真空，也背上了高利贷者的臭名。

　　英国和法国的基督徒后来找到其他的变通之道来贷款收息，分别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将犹太人驱除。犹太人大规模移居波兰，因为那里社会发展程度低，犹太金融和商业人材满足了社会需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犹太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群体，宗教上不同于欧洲一统天下的基督教，习俗上也同其他民族差异巨大。早期苦难的历史造就了犹太人特别敏感的心灵和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民族流浪的经历中他们了解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注重文化教育使犹太人知识丰富，善于思考。发展受到环境限制使犹太人勤劳苦干，细心钻研，从事各种行业都成绩卓然。

　　经商致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同所在地居民形成明显的差别，成功招人嫉恨。一旦居住地政治次序崩溃，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最典型的就是在一战后的德国。

　　作者:陈吉

　　大陆武力进攻台湾和一百四十几年前美国的内战均属一个国家的南北双方因在统一或脱离联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经过几十年的妥协，最后双方都付诸于自己的最后一个手段——强权来决定这一切。这两场一真一虚的战争不仅在统一或脱离联邦的问题上，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分歧类似，而且在对战争的分析上等诸方面也极为类似。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一百四十几年前的美国内战，应该会对将来这场也许会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有更深的认识。

　　最近陳水扁提出二○○四年大选时举行防卫性公投，大陆的反应如同以往：武力攻台。中國的报纸上大多数分析攻台的文章大同小异，即：大陆进行闪电战后，封锁台湾，美国人被打得措手不及，而台湾人会在经济遭到严重损害后丧失抵抗的意志，同时美国人也会考虑到要拿出资源来制衡越来越强大的俄罗斯，和中國较量伤亡太大，加上还要在中东，国内以及世界各地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要维持和平，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分出来保卫一个小小的台湾，因此美国最终也会放弃台湾。如果战争一旦爆发，这一切预测会不会真的应验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内战前夕南北双方的军力，经济，人口及其它方面的对比。北方当时有两千一百万人，绝大部分是白人，而南方有五百万白人和四百万黑奴。南北双方白人的比例为四比一，南方的白人不但要作战，同时还要看管那四百万黑奴，即使这样，战争期间还是有近一百万的黑人突破封锁线逃到了北方。南方的工业产值是北方的九分之一，而在战争中工业能力是取胜的一重要因素。林肯宣布对没有海军的南方的港口实行封锁后，南方的供应就越发紧张。战争爆发前，北方除了一位老将军外，许多人鉴于以上的分析，都认为打败南方约只需两到三个星期，但刚上任的林肯总统小心谨慎，为了绝对保险起见，征兵时和他们签下了一百天的服兵役合同。

　　双方第一场战斗在华盛顿附近的布林溪（又称马纳萨斯）打响前，北方许多人，包括参议员、摄影师、贵妇人、儿童带着野餐，乘着马车来观看他们坚信是内战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战斗。他们认为北方军狠狠地教训一次奴隶主军队后，南方便会求和。可是虽然北方军在装备和人数上均略占优势，结果几小时后却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残兵败将靠着黑夜逃回了华盛顿，前来观看的参议员也被俘虏。如果南方奴隶主军队再多一点人，或者不是因为抓了太多了俘虏，他们就会乘胜攻入北方首都华盛顿，那么战争真的会如同北方预测的那样，在两个星期内结束，然而不过是另外一方取胜。北方人这次失败后，才冷静下来认真全面地分析失败原因，最后意识到在战争中，人口素质是决定胜败一重要因素。南方将领们指挥有方，战术上远远优于北方将领，南方人许多是奴隶制度下培养出的贵族子弟，从小就会骑马，射击，而且教育水准高，这种人纪律性强，理解命令能力好，一上战场就是现成的士兵，而北方的士兵在人的素质各个方面均逊于南方，许多人甚至连英文都说不好，一路散步一路采果子吃，二十几英里的路竟然走了三天。从那次惨败之后，北方再也没有人谈论什么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打败南方的事了。

　　相比之下，虽然大陆的人口比台湾多七十倍，但台湾的人均收入比大陆多二十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一点人口上的劣势。再说台湾的平均教育水准比大陆的平均水准要高出许多，其士兵的个人素质也应该补偿一点人数上的劣势。此外，台湾在人口上的劣势还可以由许多其他因素来补偿。美国内战期间，英法两国本是从美国南方进口大量的棉花以作本国纺织厂的原料。美国内战期间，英法虽然可以从埃及和印度补充一点劣质棉花，但因没有足够的棉花供应，战争前两年许多工厂开不了工，再说看到南方奴隶主军队前两年经常在人数，装备和供应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连连打胜仗，两国都准备在南方再打赢一次胜仗后就承认南方联盟为一獨立国家。这就意味着称霸世界海洋的英国可以命令美国北方海军撤掉海上封锁线，而美国海军也知道自己的海军在英国人面前不堪一击从而会立即就范，接受英国的要求，这样一来用棉花换来的英法战争物资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南方。总之，英法如果一旦承认南方，北方就会自动认输并且宣布战争结束。所以在一八六三年葛底斯堡战役前，南方统帅李将军身上带了一份请北方林肯总统签署的承认南方联盟獨立档，双方都意识到这次战役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战役。结果南方在葛底斯堡战败，同时西部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守军也向北方投降，这样南方争取英法承认的日期又一次被推后。相比之下，台湾没有要求其他大国承认它獨立的麻烦。美国自然会在军事上帮助它，而且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强国日本和欧盟也会站在它的一边。大陆的海军目前的状况仍无法突破台湾海峡这一天险，所以台湾没有美国南方联盟供应遭到封锁这一问题。美、日、欧这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地区的战争物资可以源源不断进入台湾，这样又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补偿台湾在人口上的劣势。

　　在美国内战中，因为北方前两年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以及一八陆肆年僵持了一年，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失去了耐心，要求林肯和南方讲和，这些人被称为铜头蛇，陆肆年总统选举时，他们还选了一位曾经是北方全军统帅的麦克莱伦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要不是谢尔曼将军在选举前拿下南方剩下的第二大军事目标亚特兰大市，林肯一定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北方的新总统就会和南方讲和。除了铜头蛇外，北方还有一些同情奴隶制的人士，而且许多上战场的北方士兵都是为了保卫祖国统一，而不是为了消灭奴隶制。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当林肯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后，许多北方士兵相继当了逃兵。俄亥俄州一个团的几百人逃得就剩三十几个人。相比之下，一旦开战后，台湾在大陆可以利用的势力要远远大于美国南部联盟在北方可以利用的势力。大陆有疆獨、藏獨、蒙独、法Ｘ功、中功、民運人士、穆斯林和基督徒、伺机而行的下岗工人，而且下岗工人的人数在开战和美国对大陆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后会成倍增长，香港人也会想起二○○三年的七月一日五十万人大游行而蠢蠢欲动。这些势力都会利用战争的机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这时美国也会全力支持这些势力，使大陆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即使大陆政府赢得了战争，统一了台湾，它也许会失去新疆，西藏等地。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因资源不够，得此失彼的事例，如英国在一八六三年在北美打败了法国和他们的印第安同盟军，结果几年后，因为战争税务问题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最后还是失去了美国。一○六六年，英国的哈乐德在打败了北方的自己弟弟的军队，然后立刻挥军南下迎击自法国入侵的诺曼公爵，终因两面受敌，寡不敌众，永远地失去了英国这块土地。如果中國进攻台湾，它也得同时在多个战场上应付敌人，即使赢了对台战争，所付的代价也会令之后悔。

　　大陆报纸声称台湾人会很快丧失抵抗的意志。但从美国南北战争看，这一说法也许太乐观。一八六三年南方进攻北方时，南方军队中许多士兵衣衫褴褛，连鞋都没有，赤着脚在行军，北方的民众看到这景象后大为惊讶，“难道我们英勇的军队是被这种军队一次又一次地打败的吗？”一八陆肆年，北方加紧了对南方港口的封锁，南军的供应日益短缺，因营养不良加上吃不饱，穿不暖，一些士兵确实开了小差，但是整个留下来士兵的士气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在冷港战役中，李将军和其他将军发明了现代战壕战，使处于进攻一方的北方军队损失比南方多九倍，那次战役中北方伤亡一万两千人，而南方仅一千三百人。士气之高昂可以从一八六○至一八六一年各州的州议会投票情况来解释。当时支持南方獨立的票数大约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在民主国家是绝对的多数。南方人认为奴隶制是他们几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们有权利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奴隶制从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了，如果突然废除奴隶制，整个南方的经济就会立刻垮台。在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奴隶制本来也会逐渐自然消失，如英国的奴隶制就是这样消亡的。北方不应该靠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相比之下，台湾不想受大陆统治的人数也差不多在这个百分比左右，许多人认为在这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不应该用武力这种破坏力太大的方式来解决统一这一问题。如果这样靠武力打来的统一，在今后的日子里，抵制，叛乱，暗杀，破坏活动等等都会消耗一个国家的资源。现在美国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北方在军事上已占绝对优势的人力和资源打败了南方，使南方变成一片废墟。但北方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败在南方人打的消耗战上。北方人实行的重建计划十年后被遗弃，被迫接受南方人提出的种族隔离法。黑人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说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内战现在还没有结束。如果大陆现在实行一些政策，使台湾支持统一的人能从现在百分之二提升到百分之五十，这样大功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告成了，因为这样台湾人的士气就不会那么高，象奴隶主军队战到最后七千五百人被十三万大军四面包围后才投降。在另一方面，台湾政府也要看到中國大陆支持动武的民众也很多，虽然大陆官方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七，但笔者认为约百分之八十，因为越往南方，支持动武的人越少。如果台湾实行一些政策，使支持率降到百分之五十，这场战争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大陆报纸声称台湾人会很快丧失抵抗的意志。但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它总要打上个几年后才决定是否退出战争。这几年里，虽然台湾会变成一片废墟，但大陆也会因此逐渐沦为像北韩，古巴一样贫穷的国家，也许不但没有统一，反而会分裂成许多国家，苏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在资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还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从此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必须用極權来压制，最后导致自己垮台。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十年来，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战争里，美国都一帆风顺，而中东战争中即使苏联参加了，它的阿拉伯盟友们也是一败涂地。现在俄罗斯也不可能支持中國这个它潜在的敌人扩大领土的战争。

　　“厦门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海，伟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踏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和康熙皇帝的足迹一举收回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神圣领土的宝岛台湾，惩罚那些分裂祖国的罪人，保卫伟大祖国的领土完整。”听到这些豪言壮语使笔者想起一八六三年北方统帅胡克将军一些振奋军心的演说。胡克将军当时已经是林肯总统任命的第七位将军了，前面除了一位因为年事已高，其他五位都是吃了大败仗后被撤换掉了。到那时，内战已经进行了两年，北方联邦军在东部主战场上还仍未赢得一次胜利。胡克将军向林肯保证这次一定会在钱瑟勒斯维尔这个地方打个大胜仗，然后一举拿下南方叛军首都里士满。胡克是内战的老将，经验丰富，战斗勇猛，还为祖国伟大的统一事业挂过彩。他积极训练士兵，改组军队机制，恢复了战士们在前一年冬天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惨败后低落的士气。最重要的是，他这次的战略部署和战术被后来的学者和将军们都认为是一个很杰出的方案。四月底，他那训练有素，久经沙场，装备相对精良的十三万大军以钳形攻势渡过了拉坡哈尼克河，压向挨了一个冬天饿的，由罗伯特·李将军统帅的五万八千名部队。按照军书上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李将军唯一可做的就是后撤，然后被包围在里士满市内作最后的抵抗。胜利在望之时，胡克将军便对手下士兵说：“愿上帝怜悯李将军吧，因为我是不会有怜悯的。”胡克以优势兵力从侧翼包抄李将军，正面的部队也同时将李将军击退。这时他郑重宣布“北佛吉尼亚军（南方军）现已是波托马克军（北方军）的合法财产了”（意旨他已经俘虏了南方军）。中午时分，有人向胡克报告看到大批南方军向南撤去，胡克马上又宣布：“李将军夹着尾巴逃跑了。”可实际上这是李将军的部下正在南下然后转西从右翼包抄北军。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天傍晚时分南军出其不意攻击北军右翼，获得大胜，第三天南军继续得胜，第四天南军的五万人处于准备全歼北军十一万人的状态。败军之将胡克这时已觉大势已去，率北军仓惶渡过拉坡哈尼克河，成功逃往到了安全地带，这才没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这次惨败和以往不同的是胡克战前和战时大言不惭的自夸自擂使他的溃败变得更加荒唐，成为千古笑柄。

　　除了美国南北内战我们可以拿来引以为鉴外，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统一和分裂的例子都可以拿来作为参考。英格兰为了统一苏格兰从而成立大不列颠王国，不惜请苏格兰国王来当不列颠国王。从目前的情况看，大陆愿意请陳水扁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日子遥遥无期，甚至福建省省长的职位也绝不可能让给他当。西德为了统一东德，不惜以一西德马克兑换一东德马克的代价来统一货币。现在人民币对台币的比例也类似于当时两个德国的情况，那么大陆会愿意用一元人民币来兑换一台币吗？大陆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似乎从来没有明确提出统一后会给台湾什么好处，也没有说过让台湾代表在大陆政府或人代会里持有实际的代表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主的富国为什么要接受一个相对專制的穷国的统治呢？

　　总而言之，大家都说中文，生活在中國文化中的中國人都会为分裂状态付出一些代价，双方都应该以公平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都应该派众多的观察员去欧洲学习视察欧洲如何在实现统一，德国和奥地利为什么能在拥有一个文化，一种语言的情况下和平共处。大陆动辄威胁要动武，台湾人用台语作官方语言等等行为都是现代文明所不齿的。动武带来的只能是更长久的分裂（即使在军事统一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古时候，除了用通婚以外，统一基本上是靠军事胜利来实现的，如清朝时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外蒙、海参威、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安南省（今越南）、高丽省（今朝鲜和韩国）、缅甸均是这样得来的。可是现代文明要求统一是在被统治者同意和拥有代表权的情况下实现。此事的关键在于对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中國应该把买俄罗斯战机的钱用来训练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者。

　　寄自美国

　　作者:马克

　　梦幻般的建筑－－国家大剧院年内就要建成了。这座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宏伟建筑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占地１１. ８９万平方米，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总建筑面积约１６. ５万平方米，５４６３个座位，有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以及艺术展厅、艺术交流中心、音像商店等配套设施，建设工期４年。

　　据媒体描述，国家大剧院的椭球屋面将由２００００多块钛金属板和１２００多块大小不等的有色玻璃幕组成。巨大的绿色公园内，一泓碧水环绕着椭圆形的银色大剧院，钛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外壳与昼夜的光芒交相辉映，色调变幻莫测。歌剧院的四周是部分透明的金色网状玻璃墙，顶上是从建筑内部能够看到的天空。有人将建成后大剧院的外形形容为“一滴晶莹的水珠”。国家文化部长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说，建成国家大剧院可以说是圆了中國民众多年以来的一个梦（中新网北京２月１２日电）。

　　大剧院主体投资２６. ８８亿元，外围工程由北京市投资８亿多元，正式营业尚需开办费３亿元。整个项目共需资金３８亿元，分摊后每个座位平均造价７０万人民币。

　　那么大剧院将来的门票该卖多少钱呢？媒体没有介绍，我们不妨做一个推理。前几年投资５亿元建成的上海大剧院正式演出票价是１００元到８００元，国家大剧院投资３８亿元，以投资金额判断，平均门票低于１０００元肯定赔钱。我国剧院演出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和关系户免费，据说组建人员从建院那一天起就打算由国家补贴实行公益票价。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从出娘胎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赔钱，而且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孙家正部长的圆梦说可以成立，谁也不能说十三亿中國人中没有一个人做大剧院的梦，但可以肯定建大剧院绝对不是圆了“中國民众的梦”。马斯洛说人的需求是按层次递进的，中國古语说衣食足知荣辱。让我们用排除法分析一下，当今中國社会中究竟谁想圆国家大剧院的梦：

　　－－圆了农民的梦吗？农民占社会“民众”总数的６０％，去年农民年均收入２６００元，他们当中固然有少数人先富了起来，但是绝大多数还没看过有线电视，谁也不会将老婆孩子的嘴缝起来，当了裤子跑到国家大剧院过戏瘾，说大剧院是圆了农民的梦才是痴人说梦。

　　－－圆了工人的梦吗？工人占社会“民众”总数的２５％。除了少数垄断行业能保持较稳定收入外，大多数工人没有社会福利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连看电影大片都是奢侈享受，到国家大剧院看演出，也许只是他们今生的梦。

　　对于压根就没想过到大剧院看演出的民众来说，建成这个大剧院除了让他们对比人生的反差和失落，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代版，恐怕难有其它感受。

　　建设大剧院的人恐怕从来没想让这８５％的人实现梦想－－如果他们真有这个梦想的话。因为其它人虽然只有１５％，但绝对数也不算少。还是让我们接着分析：

　　－－圆了中产階級的梦吗？这是一个正在崛起日渐增加的群体，但是据权威统计，这部分人在中國社会只占１０％左右。这些人论收入也许能进几次大剧院，如果认为他们会把进大剧院当成梦想追求，恐怕只是建院者的一厢情愿。

　　－－圆了金领群体的梦吗？这部分人在中國也许只有千分之几，出入大剧院对于他们来说和普通人逛商场差不多。但这极其有限的群体中对歌剧、舞剧、音乐剧真正感兴趣的有多少？

　　经过简单筛选，大家不难看出，把国家大剧院当成梦想追求的也许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民众”代表者和文艺界个别人。而这些人恐怕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花钱买票进剧院，而且我敢断定，如果让写提案要求建大剧院的人大政协代表买票看戏，他们不骂娘算我白说。

　　再让我们看看国家大剧院的１０００元门票是个什么概念？它是城市失业低保者半年的活命钱，是贫困大学生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是大半个中國农民将近一年的收入！……

　　让我们再看看建国家大剧院投资的４０亿元是个什么概念？有的人大代表说，多建一所学校就是少建一座监狱。２０万元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４０亿足以建两万所希望小学，一个学校如果招收２００名学生，足以使４００万贫困学生受到教育。这些人中哪怕只有１％的人犯罪，全国就会新增４万个罪犯！

　　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国情的国家之一，依据国情确定国家路线、方针、政策不仅写在黨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中，也是政治教科书必不可少的要点。然而，无论从国情还是从民意出发，无论从共產黨的宗旨还是叁個代表思想出发，都没有建设如此豪华大剧院的任何依据。

　　人们可以用无数华丽的辞藻把国家大剧院本身及其象征意义描绘的美仑美奂，但是在我看来，它只是把我国所创造的世界最悬殊城乡差距做了具体诠释。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来说，只要还存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贫困人口，只有还存在因贫穷无法上学的人口，建这样的大剧院就是耻辱！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把实现人人平等当成梦想，孙中山把实现中國民主富强当成梦想，周恩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成梦想，这都是顺应时代迎合民心得出的科学结论，不知孙家正部长依据什么得出结论，中國民众会把建成国家大剧院当成梦想。

　　不要在梦中胡思乱想了。建国已五十多年，对于我国公民来说，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宪法，让人民充分享受宪法赋予的全部权利还相当遥远，遑论其它。什么时候官员们不再占据媒体说梦话，什么时候民众心声在媒体得到充分表达，中國民众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者电子邮件：reyal@vip.sina.com

　　作者:田奇庄

　　国家经济到底是以私有制为主、还是以公有制为主的争论，在２１世纪已经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是，要不要保留少数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有不同的意见。这在中國大陆也同样如此。我所知道的是：西欧国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终于放弃了最后的几个国有企业，并进行了私有化的改造，因为这几个国家被国有企业拖累得苦不堪言。

　　中國大陆在改革开放后，鄧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第三代领导又提出“打造一批中产階級”。朱镕基和经济顾问张五常，在中國大陆的经济改革中采用了一种捷径，就是快速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腐败现象，主要是有权阶层摇身一变成为富人阶层。这也是上届政府对此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用张五常的话讲，这种方式可以仅仅牺牲一代中國人，来完成私有化的进程。

　　而这个观点被江澤民的智囊何新、还有大陆持不同政见者东海一袅所痛骂。我反对这种快速私有化的理由，倒不是基于何新、东海一袅的理论，而是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你牺牲一代中國人完成私有化的改造，这代中國人是否愿意接受自己被牺牲的命运？结果恐怕是这代中國人决定牺牲共產黨，换个政府。现在大陆许多地方的民众结社、集会、游行，大多并不是政治的诉求，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最后的生存之路。

　　我认可张五常的经济理论，也认为私有化是中國唯一的生存办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２００年前就指出：社会化大生产！２１世纪出现“地球村”的理论、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国家之间出现自由贸易区等等，从理论和现实中证明，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萌牙。事实证明社会化大生产并非只有在共產主义才能实现，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同样可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而且，这是世界潮流。中國如果违反这个发展趋势，它必将被历史和世界所淘汰！

　　说私有化是中國生存的唯一办法，并不等于说可以无所顾忌地私有化。应该考虑到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失去人心的社会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张五常对如何私有化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这也是何新大骂张五常是反華势力在中國的一个代表、东海一袅大骂张五常是“知猪文犬”的原因。如果不懂人心，按照书上理论进行，私有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大乱。赵括纸上谈兵的结果，是本国士兵被秦将白起坑了４０万，导致秦灭赵国！不是吗？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看自行车）

　　作者:李扬

　　　　　 ——从动机和互联网使用特征分析浏览色情网页的行为

　　对网络色情的界定似乎是明确的，但各种界定又不尽相同。如，通常“网络色情”的国际标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