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到了靠近朝鲜边境的吉林集安，才知道自己的历史知识极度贫乏。这里是古代高句丽王朝曾经的都城，曾经孕育出一代叛逆于汉唐的高句丽人。这里的好太王碑以１７７５个汉字书写了一代高句丽君王的历史。中國官方学术机构认为高句丽是当然的中國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韩国当然认为高句丽是古代朝鲜三国之一，高句丽成中國的才是见鬼的事情；朝鲜认为，高句丽是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的檀君朝鲜的继承者，是后来统一朝鲜半岛的高丽的前身，中國这么想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我几乎买尽了国内有关这方面公开出版的书籍，才略微对这个事情有了轮廓版的了解。其实在民族国家概念出现之前，中國采用的天下观念，边疆政权到底是国还是民族、藩属国是不是獨立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历史问题，硬是套上现代国际政治的说法，真是不伦不类。高句丽和后来朝鲜半岛的高丽都是通古斯人为主体组成的政权，大概基本上民间说的都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宫廷说写的都是中原汉语，之所以在中國学界被一个认为是古代中國少数民族政权，一个认为是古代朝鲜，可能这和高句丽的疆界有很大一部分在目前的东北有关，也都是现代政治“匡正”古代历史。有一个教授私下和我说的很直接：“如果不怕伤中朝中韩关系的话，袁世凯曾经做过总督的朝鲜离开中國不就是才１００年吗？”

　　这话太让人刺激了。看了韩国最近拍的《黄山伐》，讲述高句丽、新罗、百济争夺对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故事，唐朝军队成了介入和调停者。为了满足韩国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编剧对唐朝军队的干预也进行了历史“匡正”和戏剧讽刺。这些年轻韩国观众当然不能忍受唐朝的一千多年之后的后代宣布古朝鲜三国之一的高句丽也应该在历史上和唐朝属“这边一国”。

　　所以对于中國即将在６月把集安高句丽王朝遗址申请中國的“世界遗产”，韩国也表示了强烈抗议。可能作为反制，源于纪念中國异议诗人屈原的端午祭，也被韩国申请“世界遗产”。我在集安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这个世界太好玩了，早知现在，干脆唐朝的时候爽快点，要么一统半岛，要么和他们划清界限，藩属来藩属去，搞得后代口水仗没完没了。

　　其实好玩的事情还很多，天生属于汉语七大方言的台湾话（闽南话），竟然要也和汉语划分界限。台獨的一部分积极推动者，正在创造河洛人（他们自称台湾闽南人）自己的文字。他们认为，汉字无法表达台语丰富的语义，应该推广台语罗马化，仿效日语，从近期的“七分汉字、三分罗马字”最终到“三分汉字、七分罗马字”。

　　日语、韩语去汉字化是因为他们属于阿尔泰语系，用汉语的确无法表达这两种语言，全部用汉语徒增交流困难。而台湾发什么疯？本来中华传统语言文化在台湾保护得比大陆好，现在有些人愿意自毁传统，那其实真的是自找。其实他们只要稍微移移目光看看大陆，就知道汉语罗马化的试验已经做过了，完全失败，只有一个成功的副产品：汉语拼音。

　　急速的现代化被迫改变了天下中國的世界视野，然而汉字却依然减缓甚至阻挡了边缘政权的离心过程。相比汉字的历史和未来，现代化的过程很短。我的问题是，当中國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之后，是不是又一轮文化向心的过程会开始？当然这个事情是我儿孙才会操心的事情，吾辈还要继续要为中國的正常化努力。

　　作者:安替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２日下午１时，两辆载有燃料的火车在龙川站内相撞，并发生爆炸。车站燃起的大火产生浓烟，一直飘到２０公里外的中朝边界口岸丹东和新义州。此次事件共造成１０００多人伤亡。爆炸前９个小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刚结束对中國的正式访问，经由这条铁路回国。

　　背景：与美国的交锋？

　　金正日是继美国副总统访华之后访问中國的。切尼先后访问了中韩日三国，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反恐战争”。切尼的微笑和美中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也许掩盖着两国幕后的艰难对话。

　　切尼表示美国为打破朝鲜核危机正在寻求所有可行的方案，中國则在此问题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

　　人们对中國在朝鲜稳定及朝保持当前政权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着广泛的讨论。据估计，中國每年为朝鲜提供数千万吨的油料，为朝濒临破产的经济提供急需的能源。中國曾在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导弹后停止过向朝鲜供应油料。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能源供应将迫使朝鲜履行承诺，并接受国际行为准则。

　　切尼离开中國不久，中國便邀请金正日访问中國，这是金正日被关注最多的一次行动。１９日至２１日，在金正日为期三天的访问过程中，中國政府敦促其进行合作，放弃核武项目，来换取西方的能源和材料赔偿，并进行改革，以期实现经济现代化，使朝鲜人民改善生活水平。为使朝鲜同意参加５月前进行的第三轮六方会议，中國领导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國还希望朝鲜专注于建立渐进式经济政策，放弃核武项目。金正日认为能保证朝鲜生存下去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建立朝鲜的核军火库。但现在中國正在向其施压，要求其放弃这一想法，而且美国也要采取单边行动解除其武装，这令其十分紧张不安。

　　事件：后金时代的象征？

　　人们对朝鲜的这次爆炸有很多的猜测，但并没有得到任何证实。一些人认为爆炸是为了刺杀金正日，但韩国的专家否定了这一说法，因为爆炸时间与金的专列经过的时间相差很远。另有人认为是一个常见的原因引发了这次爆炸。爆炸列车不得不滞留在车站，以便先让金正日的专列通行。即火车因滞留而出现的问题而引发爆炸。由于朝鲜的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工人在破败的工厂里工作，发生工业事故并不少见。满载石油与化学气体的火车在人口稠密的火车站爆炸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由于朝鲜媒体在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爆炸真相也许永远不会被人知晓。但不论如何，此次爆炸对金正日来说无异于重大打击。对于金的政权制度，这次“意外”可能会为金正日敲响警钟。也许有人认为，消灭金正日及其势力会给朝鲜半岛带来改变与和平。但在朝鲜目前的体制之下，出现一个活跃的反对派几乎不可能。朝鲜没有政治团体可以接管政权并给这个国家带来福音。但该国存在一个军事组织，此组织是运转得最良好的官僚机构，也许能在后金正日时期担负管理国家的重任。

　　一旦金正日消失，则没有任何人或小集团可以控制局面。显而易见，一旦金正日被推翻，则任何人都将不堪一击。如果继任的统治者不能让该国摆脱危险境地，朝鲜也许最终消失。一个改变会带动一系列的改变。

　　发生在朝鲜的爆炸极有可能是一次意外，那只是人们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但对于有些盼望朝鲜发生剧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是一个金正日应当离开的信号。

　　未来朝鲜：

　　嫡系掌权？

　　朝鲜列车爆炸事件是否属于意外姑且不论，假如金正日及其随行官员在爆炸中丧生，朝鲜局势将会出现何种变动？答案很不确定，因为朝鲜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拥有１１０万强大的军队并被外界认为拥有少量核武器。

　　外界认为金日正正在从他的三个儿子中间挑选接班人，目前还不清楚谁会被选中，传言认为会是他的最小的儿子。但金的３３岁的大儿子也不能被排除，因为据报道他得到了朝鲜情报机构的支持，他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一直在情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更为重要的是，朝鲜军方认为，金正日的两个小儿子太年轻，经验不足，不具备领导才能。

　　金正日也许正在物色领导集体。他的三个儿子，不是名誉不好，就是过于年轻，近来报道他的一个３２岁的侄子（他妻子的哥哥或弟弟的长子）作为领导集体的临时继任者，正在接受考验。而围绕他的领导集体包括金正日的二儿子和大儿子。但也有人认为这有点不大可能，因为这有可能会使大权旁落。

　　亦或军方走向前台？

　　朝鲜在１９９８年对宪法作出修改，废除了国家主席一职，金正日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而成为朝鲜的国家元首。按照推理，一旦金正日死亡，政权将由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赵明禄接管。赵被认为是朝鲜第二号实权人物。

　　但赵已７６岁（另有说８０岁，甚至８２岁），身体健康状况极差，因此他只能充当一个临时领导人。其他两位副主席也因年世已高而不被人看好。而现今７１岁的国防相金一哲（也属国防委员会成员），更有可能成为领导集体的最高领导。

　　由于人们认为军方在核武器问题乃至地区安全事务上对美国的态度会更为强硬，军方对平壤的影响增大会对解决朝核危机带来负面影响。目前国际上对于朝鲜核危机的外交努力只限于朝鲜外交部，对于朝鲜人民军却较少关注，一旦由军方主导的统治集团走上前台，目前进展缓慢的谈判，也许会全面破产。

　　朝鲜军方对于２００２年７月份开始的经济改革更是持保留态度，认为改革会引起国内社会动荡。而且，经济自由会使国家预算优先考虑民用部门，而不是军队。军方当然不想看到这一点。

　　朝鲜邻国希望朝鲜出现一个稳定的局面，即使是军事统治，也不愿看到政权的全面崩溃而导致各武装派别的冲突，因为这会波及韩国和中國。

　　朝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火车爆炸悲剧使人们更加注意南北朝鲜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作者是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王飞

　　２００４年３月份的美国，因为美军士兵在伊拉克的不断伤亡，而使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失去部分民心，恰在此时，媒体开始大肆渲染９、１１恐怖事件发生后，小布什企图将此恐怖行为与伊拉克扯到一起，为推翻萨达姆提供准备。联系到此前，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公开证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美国军队进入伊拉克后，萨达姆被关在中央情报局无数日夜，美国政府却含蓄地表达：也许伊拉克真的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媒体似乎暗示小布什总统在公报私仇。

　　这就不得不说到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作为当时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出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也出于因人權信仰而憎恶萨达姆，决定借此机会推翻萨达姆。而美国轰炸机对溃逃伊拉克军队的轰炸，导致世界舆论大哗。老布什为避免受世人指责，不得不宣布惩罚结束。但老布什在竞选连任时，最终因国内经济问题下台，萨达姆依然风光无限地出现于世界政坛，甚至有传言萨达姆派刺客暗杀老布什。老布什因此有句闻名世界的感叹：“我已经退休了，而那个家伙（指萨达姆）仍然把持着大权，这真是不公平！”

　　经过克林顿总统的８年后，由小布什出任总统，并起用了父亲当年做总统的老班底，这些人和小布什目标一致地完成了老布什的心愿。有些人认为小布什其实是瞄准了伊拉克的石油，出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并为此大打出手，穆斯林世界和亚洲国家，对这种理论比较感兴趣。但一些人更愿意相信小布什推翻萨达姆的统治，是出于家仇而不是人權，这实际上是一个家族向另一个家族发起的进攻。因为在９、１１发生后，小布什首先想到的是可以推翻萨达姆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了，虽然萨达姆一再声明和基地恐怖组织无任何联系，但小布什在美军打圬塔利班后，甚至都没有重新进行战略布署，就强硬地攻击伊拉克，而且告诉世界：“让联合国一边去”。

　　小布什是个倡导保守主义的共和黨人，在美国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发现小布什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这个乐于以西部牛仔面孔出现的美国总统，让世界看到的却是蛮横的西部野牛形象。面对联合国拒绝授权英美联军出兵伊拉克，小布什先是要改组联合国，最后公开说“要取消联合国！”此种话语的出现，让多数国家感到了不快。美英在伊拉克占领军不断受到袭击，让小布什总统发现了联合国的重要性，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却没有表现出参与伊拉克治安的足够热情。

　　以笔者看来，萨达姆家族结束在伊拉克的统治，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顺应了人类历史的潮流，而萨达姆这个残暴君主的被抓，确实是大快人心的事，这证明了民主、自由、人權的无上价值理念，促进了一些国家内外政策的变化。但正如笔者在２００３年发表的文章《浅析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走向》，文章指出“小布什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就是绕开联合国攻打伊拉克”，“这将导致小布什和布莱儿无法连任”。因为随着大量内幕的揭开，人们会发现小布什和布莱儿利用信息误导了世界，而这是极其错误和不被允许的。

　　萨达姆在２００１年底开始，就明确告知各大国领导：伊拉克已经没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断证明给世界各大国领导人。这也是各大国领导坚决反对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的唯一原因；小布什和布莱儿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利用萨达姆不肯公开证明此事的心理，对伊拉克采用了近似突袭的手段。实际上，国家领导人间的秘密会悟和通气，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常用的有效手段，谁知却被小布什和布莱儿钻了空子，萨达姆最终栽倒在了这一阿拉伯惯例手法上！随着内幕的不断曝光，小布什和布莱儿为了一个谎言不被戳穿，却不得不用无数个谎言来掩饰，这导致他俩在国内外不断被“穷追猛打”式的质询…

　　小布什告诉美国人民，这世界上谁是“邪恶轴心”国家、“无赖”国家、“流氓”国家，并警告世界各国，对“失败”国家的支持，就是不站在美国一边而站在恐怖主义一边的“敌对”国家。按照小布什的思维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的国家似乎不多了，小布什让美国人民感到了任重道远。

　　小布什强硬的单边主义，让世界各国产生危机感。就连努力保持和小布什步调一致的布莱儿，都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传来这样一个笑话：唐宁街热心盼望白宫换个主人！而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民主黨人克里，在一次演说中无意间透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克里上台成为总统。这让小布什大为恼火，要求克里指出这些领导的具体人名。克里发现自己有些得意忘形，终于收口。但实际上，确实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不希望看到小布什留任白宫，因为这些领导人对小布什的咄咄逼人感到不舒服。

　　２１世纪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和世界产生了重要的联系，这是美国总统竞选者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邮编：１１６０００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看自行车）

　　２００４年４月６日

　　作者电子邮件：yangli_350@hotmail.com

　　作者:李扬

　　在学生时代，我是一直不大理解也不大喜欢鲁迅的。我只看到了他激烈的文辞和精彩的驳论——这也不太懂，是老师们讲解的；我一直没能明白他那为痛苦之中國的痛与爱之心。所以，对鲁迅读得不多。不过，前些日，偶然在网上听到李默然先生朗诵的《纪念刘和珍君》，我还是被深深的感动了。再后来，当我又偶然的看到有关南都的报道时，我就又想起了鲁迅来。也由此而引出了此文。

　　还是先说说南都案吧。大家都知道，２００３年出现了SARS、孙大午和孙志刚事件等好多大快人心的重要报道。而这些，全都是《南方都市报》首先发起的，并一直追踪的。从这，我们也不难理解《南方都市报》及其整个集团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意义了。可是，就在去年六七月的孙志刚案之后，南都集团就遭到了长时间的审查。也在去年的１２月，南都的高层被查出了问题：高管集体贪污了几十万，即人均贪污了１０万元奖金！南都一总编喻华锋因这１０万贪污的罪名被判了１２年的徒刑。再后来，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９日，另一著名总编程益中也因同样的罪名被抓了，且被抄了家。不过，南都的员工们都觉得他们并没有罪；很多法学家、教授们也都认为他们没有犯罪，还不断的为他们呼吁，为他们鸣不平。我也认为他们是没有犯罪的，况且，就算是犯罪了罢，贪污１０万就能判１２年的徒刑么？联想到去年的孙大午，孙志刚，以及那流星般划过的《２１世纪》，我一阵悲哀，同时又愤怒、困惑。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来：如果他看到今天中國的这些，他又会说什么？“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慢慢体悟着鲁迅先生当年的心情。

　　就这样的，这些凸现在当今中國向上的疼痛里的喻华锋与程益中们，让我浅浅的感悟了当年鲁迅先生所处的恶劣的年代，对他那无畏的精彩的驳辞也敬重了起来，也慢慢的明白了他那颗伤痛又深沉的爱国之心。我没有生活在鲁迅的年代里，我是幸福的生活在今天安然的世界里。当我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一片明媚阳光的时侯，我是无法理解鲁迅的，纵然教师与前辈们用了怎样的切身言传仍是无法让我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黑暗与丑恶——这与我的现实生活相差多远啊，自然也就不能领会那作品中的深意了。不过尽管今天是和平的时代，但却不能否认，在这新中國成立了五十多年的今天里，中國民主的前进却依然是举步维艰，依然需要那许多的勇士们的牺牲与鲜血。我们只有关注当今的时代，感受当今时代的疼痛，才能看清历史的脚步，也才能理解今天的痛苦与昨日的牺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听清伟大灵魂的呼吸与呐喊，并由此成就我们的价值，社会的价值。

　　然而，学校，在这单纯美好的小小世界里，让学生们看到的却仅仅是昨天大多丑恶的历史和今天太美好甚至于完美的世界。他们不了解也不明白不懂得今天时代的遗憾与缺陷，当今时代前进中痛苦与牺牲。这样，他们又怎么能理解昨天历史前进中的痛与牺牲呢？又怎么能理解历代英豪为国为民而作出的牺牲呢？还有那些在历史的痛苦中所产生的伟大的灵魂与他们的对话呢？这些看不到真实社会全貌的学生们，在他们那单纯、空洞的意识里，既然不能懂得昨天的历史，也不懂得痛苦与牺牲的意义，那又怎能指望他们爱今天的国家呢？指望他们拥有多少的爱国心与多少的奉献精神呢？

　　其实，学生与社会本就不是互相对立的，学生本来就是社会中的一个小分子，且成年后必然的要完全溶入社会；但学生（及成年后）与社会的关系（有益于社会或有害于社会或无谓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却并非仅仅是学生的事情，而更关键的是学校及其教育。学校的教育多依赖于课本，依赖于课本上的许多好文章。我毫不怀疑每一位教师对文章的理解及其能精妙的讲解。但对于学生来说，缺少了现实的了解与体验，大多的深刻都就沦为了表面的肤浅。没有心灵真正的感动，只有附和的赞词与叫好声，这不是真正的理解。而好文章最生动最有价值之处却恰恰是那中藏蕴着的灵魂，这启发人，薰化人，教育人的灵魂。

　　余秋雨先生说，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生活的精神。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学生的。关注现实社会，也冷静宽容的对待这社会里的疼痛，但仍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并尽可能为这时代的进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和平的年代里，这既是对每一个人的理想要求，也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一种平凡的品格和美德。那么，我们不妨也让学生们了解并关注这当今的时代吧。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

　　作者电子邮件：zxb6262003@yahoo.com.cn

　　作者:张贤斌

　　中國官员

　　本文所论之中國官员，为解放前几千年间的旧中國官员。

　　时常能闻见有人抱怨中國发展缓慢，而究其原因又总是怪罪于中國官员的愚蠢和无能力，有些人甚至把中國的官员描绘成了只会成天吃喝玩乐却凡事不懂的饭桶。而我以为，把中國发展缓慢以及落后怪罪于中國官员，确实是一针见血，也一语中的说到了点子上，但是，据此就姑妄断论中國官员愚蠢和无能力，抑或还是些饭桶，则可就大谬不然了。

　　倘能花上一点时间，仔细分析研究一下史记或者文学作品，似乎该就很能够深刻认识到中國官员其实都是非凡的聪明也具非凡的能力，虽然，他们的这种非凡聪明和非凡能力也仅是相对于如何爬官位而言，而从以往的实际状况来看，他们也确是把之全用在了如何爬官位上，而不是用在根本用不上的如何做个好官上，但这就已足于证明了中國官员的决不是愚蠢和无能力。

　　中國官员的爬官竞争，其基础构建于做官的明显有利可图上，——当了官就是人上人，——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因而，在这种无上的诱惑之下，人们就再也不会去顾忌与考虑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块什么样的料，而仅为了这有目共睹的官利就足以引发并提升起他们的奋不顾身趋之若鹜的狂热了。

　　倘若置身于这么一个满是爬官人且爬起官来又兼备了非凡聪明与非凡能力的环境里，设身处地就可想见，倘使一个人没能把其他的所有一切都抛置于脑后，而独独把永不停歇爬官当作自己终身目标来奋斗的话，那么，必将注定了是不可能战胜旁人而竞争到官位的。所以，无论是谁，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身逢其会且又意图趁着世道混乱之际捞上个一官半职，或者考虑通过做官来轻松跨入剥削階級行列的话，那么，任何卑鄙龌龊的伎俩与手段，因为“竞争”之势的猛烈与残酷，也“被迫”“无奈”而只得无所不用其极了。

　　鉴往知来，倘使一个国家的爬官现象呈现了普遍性并且在愈演愈烈了，亦即就意味着该国家岌岌可危了。因为，爬官现象非但只会使社会动荡不安，更其性质使然就已决定了势必会导致凡官员都“在其位而不理其政”，而且，由此而必然衍生出并将越发猛烈的系列“副作用”、“副产品”，对社会的危害就更是巨大而无穷了：因为纯靠爬官而就的官员实在都深知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做官的真正实力，所以，为了能够保住“胜利成果”与“更上一层楼”，他们所作的措施就不再是自己不可能办到的多做实事、干妥份内事，而只可能是依靠歪门邪道与不择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已获取“胜利成果”，及实现自己的未来“更远大理想”。

　　他们会编织起错综复杂牢不可破的关系网而实现相互间的庇护与轮番爬升，并整天光说不练地大喊一些美妙动听犹如天花乱坠般的口号，以确保使蠢蛋们深信不疑、明白人也疑神疑鬼难辨真伪，再未雨绸缪消灭所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前程”的“隐患”。其中，最为有效消灭“隐患”的手段，大致当首推他们常用的作假与妒能害贤了，作假：能使得他们的劣迹被瞒过一时是一时；妒能害贤：能让他们把比自己有才能的全给按倒在不复之地。

　　看到这里，或许你已经发现了，这实在只是一篇马后炮文章，所论述的问题既已过时又早就被解决掉了。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一如你所见的史实那般，第一个发现这一问题并首次解决了这一顽题的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澤東主席。

　　中國一解放，毛澤東主席就改官员名称为干部——喻人民公仆，并使之名利分开，收入平民化、权力民主化，再树立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为人民服务榜样。一个已持续了数千年的妨害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就这样被毛澤東主席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实在是唯一最恰当也最有效的方法，让好利者们对无利可图的官位兴致索然，从而使有能力之人得以有机会奉献。理所当然，机制如此，就不用再高呼什么好听而又美妙却根本毫无作用——最多骗骗小百姓的响亮口号，干部队伍也廉洁奉公了。

　　而且，在制定此凡干部就必须遵守的——“很得罪人”——机制之时，毛主席相信，假如今后再没人想搞复辟，——企图让中國干部队伍中孳生出封建时期才会有的贪官污吏，——喊些诸如：时代不同了官员必须脱离人民群众了、社会发展了官员收入应该远高于平民了、历史前进了需要高薪养廉了之类恶毒口号，并实施这些阴险卑鄙的离间干部群众关系之伎俩的话，那么，铁了心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中國干部就将从此与中國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社會主義新中國，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社会从此安定团结、繁荣昌盛，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与潮流，健康走在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上。

　　现在旧话重提，不为别的，只是总感觉毛澤東思想博大精深，毛主席英明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方法似乎还不单能适用于官员问题，或许尚且可运用至其他的一些方面——凡因为有利可图而相互竞争、倾轧却有失公平之处，也许，这样一来，有许多看上去好像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或者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中國女人

　　说中國女人曾经最可怜，也许不很确切，但说中國女人曾经可怜，却是不容置疑。

　　解放前的中國几千年历史，谓之是中國女人漫长而辛酸的血泪史，是绝不为过的。那时节的中國男人——特指旧中國有钱有势的男人，是从不视女人为同类的，更没心存与女人平肩之人念，他们如禽兽一般对待女人，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而视其手段手法就更是刁滑奸诈。

　　为实现女人屈服于自己之意图，更达成女人依附并乖乖听命于自己之目的，这些狗彘不若的衣冠禽兽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或一些鸟毛权力就刻意赞美、“宠幸”那些合乎自己所划定“标准”的女人，尽量抬高其“身价”，以这种卑劣手段把自己的衡量标准强加于女人，造成女人宠辱若惊而产生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女人一盘散沙般各自孤立、自私，再无法矜持于自珍、自重之洁身自好，从而迫使女人非但彻底迷失自我，更完全失忘于女人固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当然，单就这样的一个手法而言，也并不足以说明了使用者的真正可怕，因为，同是一种手法愿望不同结果也就截然不同，关键在于：实施者应自己的图谋而设置的是什么环境、树立的是什么榜样、使用的是什么手段。

　　旧中國男人为女人所设的竞宠场，是妻妾及各种类型的娼妓；为女人打造的标准是：“三寸金莲”与“梅花体态香凝雪，杨柳腰肢瘦怯风。”而其手段就是最能引起女人切身感知直接而明显利益得失的力捧与几近于明码的标价。

　　“三寸金莲”，“梅花体态香凝雪，杨柳腰肢瘦怯风。”大致可算是旧中國的一绝了，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旧中國男人的变态、残忍与工于心计。

　　三寸小足？恐怕任谁都能一眼看出其险恶用心。脚至三寸，站立都成问题，何况走路？而更为可怕的是“香凝雪”与“瘦怯风”。“香凝雪”当是肌肤失血后的苍白如雪，而“瘦怯风”该是风一吹就倒，或被风一吹就会随风飘起。一个人如若被折腾到这副模样，能否存活都相当堪忧了，岂能为人榜样？为至美？

　　虽然这也很能推说是描写的总难免有点儿夸张，但通过这种委婉“赞美”，目标与方向岂不终是巧妙地为女人指定了？况且，中國人人多貌杂，真有心精挑细选出几个无论是外貌还是质地近似于什么模样的都绝不是件太难的事。而不择手段的中國男人自然心知肚明其中的道理与效应能量，因此，他们就不时地力捧起一二个似是而非的活标本以作女人的终极榜样，来混淆世人视听，致使女人直感男人心目中的“最爱”而倾力为之奋斗。

　　傻傻的旧中國女人实在是善良又懦弱，根本没能看出男人的险恶用心，一开始她们就已入了男人的圈套中了男人的奸计，甚至于一些“沦落”为娼妓或近于娼妓的男性玩物，竟然也已不再以为耻反而因为自己的能够用相貌或肉体换得“一口饭吃”或“人前光彩”而自以为就得到了胜人一筹的殊荣，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笨笨的女人在男人的“帮助”下竟然凭此还很想当然地产生了女性的地位提升了的可笑想法。她们实在已被惯耍手段的男人欺骗、迷糊得连自己的之所以活着都已没法再明白了，天真的认为，男人要她们相互竞争是取动物的优胜劣汰之意，是在为她们着想、为她们好，为她们把拙劣的女人从女人队伍中彻底地“清除”出去。

　　于是，傻傻的旧中國女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咬紧了牙关含着眼泪用长长的包脚布把自己的脚死死地裹紧了，使之停止生长发育而形成畸形。为迎合男人的“香凝雪”和“瘦怯风”的“审美观”，她们更是像疯子似的不考虑年老以后将会面临的恶果，少吃少睡把自己弄成皮包骨头，“楚楚可怜”，来争宠论价。

　　不过，也幸亏当时同国外的沟通尚少，旧中國男人还不知道其时的外国女人已“先进”到连外貌作假都成为了时尚的境地，甚至一些长得其实很正常的外国女人竟然也会心甘情愿吃药、打针、作手术，以便使自己能拥有所谓的“无上美”——性感！——此字眼至今尚不得而知其释义究竟何解，——使人遏制不住性欲？抑或浑身弥漫着强烈的性气息？否则的话，按好的学不会、坏的一学就会的中國男人之变态，岂会不变着法儿怂恿中國女人也争相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来博男人一笑？甚至吃足苦头吃药、打针、动手术也同样义不容辞？

　　新中國的成立，开始改写中國的历史，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历史也嘎然而止。毛澤東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中國共產黨，扫除了一切妨碍中國进步的肮脏、丑陋、邪恶，也消灭了任何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不平等因素，其中就包括了铲除娼妓这颗社会毒瘤与废除一夫多妻而实行一夫一妻制。

　　可以说，中國的解放，受益最大的就是妇女。

　　几千年来，首次有人帮助她们挣脱了世世代代套在她们身上的沉重枷锁和不解束缚，她们第一次能以人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智慧为重而不再如玩偶般的被人以貌取人，也不再趋受金钱与利益的丝毫影响，更不会再源于社会黑暗而掉进沦落为娼妓及男性玩物的火坑。她们在社會主義新中國里，能尽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路，充实自己，爱自己的所爱，在祥和的氛围、平等的环境中，与所有的人一样，充分享受生活赐予她们的自由、平等、乐趣和幸福。

　　从苦难深重的地狱走进温暖如天堂的中國女人，幸福的中國女人。

　　此篇为早期忆苦思甜之妇女翻身得解放作品。不意日前翻箱见到，顿感重温过去的东西也别有一番滋味。源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而致成的立场、思想和观点的迥异，以及那年代人的强烈得完全超乎于今人想象的爱憎分明程度，实令人观阅之余恍有聆听隔世之音的感觉。

　　作者:周群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背景

　　按照中國传统的干支纪年，６０年一个周期，今年又逢甲申。由今年上溯六个周期，是明崇祯十七年，这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１６４４年４月２４日），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标志明朝的灭亡。上溯一个周期，是１９４４年，正是中國人民为了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奋力拼搏的一年。这年的１月１５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在郭沫若家中集会，商量如何纪念明亡三百周年。郭沫若把研究先秦史的兴趣转移到了明末，写成《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先后全文连载，前者配发了相关的短文，后者加了长篇编者按。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５日出版的仲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９卷第７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亡的４篇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署名商辛）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这４篇文章的共同旨趣在于围绕明末史事，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受。这次纪念明亡三百年的主旨，是借明末的政治腐败，揭露国民黨的统治，推动全民团结抗战。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后，国民黨的宣传部门迅速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认为该文是” 影射当局” 的。先后于３月２４日、４月１３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两篇社论。４月１日重庆《商务日报》也发表社论，此外还有几个御用笔杆子，如叶青等人发表了多篇围剿《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甚至说写《甲申三百年祭》这种文章的人” 无异为敌人第五纵队” 。

　　国民黨作为当时的一个执政黨，本应从明末政治腐败、官逼民反中吸取教训，革新政治，广开言路，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以免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但国民黨计不出此，却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张挞伐，由国民黨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发两篇社论，大打棍子，大扣帽子，甚至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堵塞言路到了这种地步，是注定了要走崇祯皇帝老路的。

　　二、毛澤東视为防止腐败的一面镜子

　　仲共中央对《甲申三百年祭》采取了与国民黨完全相反的态度。除了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外，各地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澤東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５月２０日在中央黨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及《甲申三百年祭》。他强调说：” 我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澤東独具慧眼，第一次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给共產黨敲警钟的。同年６月７日，仲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的联合通知中，也重申这一精神。该通知指出，这部著作” 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黨，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黨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不是为了给共產黨提供一面历史镜子，尽管《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仲共中央却主动拿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号召全黨学习并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要求全黨吸取李自成农民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胜利面前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表明我们黨善于并且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并且敢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远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毛澤東就在考虑如何防止黨的腐败问题，这是何等的深谋远虑！三、”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李自成从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揭竿而起，九年称闯王，率部活动于陕、甘、川一带。十一年，与明军战于潼关原，大败，率刘宗敏等十余骑败走商洛山中。走汉南，次年进入巴东。十三年夏，有一位名叫李岩的举人投奔到李自成麾下，向他建议：” 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心。” 李自成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 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 ，提出” 均田免粮” 、” 平买平卖” 、” 不淫妇女” ，” 不杀无辜，不掠赀财” 等口号，饥民从者数十万，兵势日益强盛。十四年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赈饥。十六年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设内阁六府。同年，在河南汝州歼灭陕西总督孙传庭主力，十七年正月乘胜进占西安。进占西安后，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三月十九日进抵北京，崇祯皇帝曾打算召集大臣开会，研究守城之法，结果竟无一人上朝。北京城下并没有激烈的战斗，城门是由太监打开的。城墙上虽然架着当时最先进的火炮——红衣炮，但守城的明军只填火药，不装弹丸。分驻各地的明军，没有一支表示愿意勤王，崇祯皇帝在绝望中吊死煤山（即今景山）。明朝政府因完全丧失民心，就这样一下子土崩瓦解了，真可说是” 其亡也忽焉” 。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大败之后再起时，非常注意整饬军纪。连《明史·李自成传》都说：”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较骑射” ，甚至严格到” 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的程度。李自成自律也是严格的，连《明史》都称他” 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进京时” 毡笠缥衣，乘乌驳马” ，还说他在京殿上朝见百官时还是” 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 。李自成的义军一路上” 收拾人心” ，” 散财赈贫，发粟赈饥” 。不到两个月，就从西安打到北京。大顺军入城时，李自成拔箭去簇，向后连发三矢，严令入城部队说：” 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 ，并且贴出布告：” 大师临城，秋毫勿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

　　京城百姓在自家门口立香案、焚香、贴对联，热烈欢迎大顺军。这时的李自成，这时的大顺军，这样快就如此受到百姓的由衷爱戴，真可说是” 其兴也浡焉” ，但是好景不长。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 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

　　李自成进京后的４０天里，几十万大军驻屯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往昔严明的军纪，荡然无存。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当时雄踞山海关与清军对峙的是吴三桂的一支劲旅，正在降清或降大顺军之间摇摆不定。他的向背，对大顺军的成败具有重要作用。李自成捉到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要他给儿子写信劝其归降。吴三桂已经决定归降，但听说刘宗敏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后，一怒之下，投降了清军，力量对比顿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李自成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于时刻在关外窥伺的清军，以及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率领的明军，根本就没有看成肘腋之患而认真对待。尤其是对他的左膀右臂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没有去进行管束，任其胡作非为。本应派刘宗敏率大军到山海关对付吴三桂，或战而胜之，或招降收编，但他却派降将唐通率领几千人去招降吴三桂，而刘宗敏却留在京城做了一系列羞辱吴三桂的事。这时的李自成，以为崇祯皇帝一死，打天下的事就大功告成了。

　　郭沫若写道：”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及至吴三桂降清并带领清兵攻打北京时，李自成才亲自领兵出征，” 仓皇而返” 。而这期间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生活的呢？”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郭沫若评他，” 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

　　此时，大顺军的战斗力已经远不如进京之前。一个月的奢靡懒散生活，往日龙虎般的杀敌锐气，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在吴三桂与清兵的联合进攻下，竟无还手之力。李自成没有组织军事防御，只是组织了一场登基大典，便匆匆撤离北京，逃往西安。不久又从西安向湖广转进。由内乡、邓州、承天，直到武昌，被清军八旗劲旅穷追猛打，屡战屡败，竟然无力组织一次稍具规模的抵抗。复从武昌沿长江水陆两路兼程溃逃，在富池口及九江上游被清军追及，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舰船全部丧失。李自成亲自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九宫山区。李自成率少数亲随突围，遭到当地乡勇伏击遇害，年仅３９岁。刚建立不久的大顺朝就这样迅速土崩瓦解了。

　　１９４４年３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十分重视。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澤東书信手迹选》第１８８页）这说明在中國共產黨还没有成为执政黨的时候，毛澤東就开始思考中國共產黨怎样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７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在同毛澤東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仲共如何跳出中國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的” 周期率” 的问题。毛澤東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四、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的深远意义

　　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借明末政治腐败导致民怨沸腾而终于倾覆的历史故事，揭露国民黨贪污腐败，丧失民心，必然会重蹈明亡覆辙。该文既写了明王朝其亡也忽焉，也写了李自成的大顺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但毛澤東以博大的胸怀，把《甲申三百年祭》规定为黨的整风文献，号召共產黨员把它当作警钟，当作防止腐败的一面历史镜子。这正是毛澤東伟大的地方，也正是共產黨能够战胜国民黨的力量之所在。

　　从保存下来的当时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一些黨员干部拿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是收到了实效的。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这样说：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１１５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位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一位大队干事在学习笔记中写道：李自成进了城只要亲信，不要能人；亲信骄傲，他能容忍；李岩直谏，他又忌能；军心民心都散，大事自然难成。我们还未进城，自居抗日功臣；将来若是进城，难保不成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要照，不照革命难成。（以上所引均参见曹晋杰等《〈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区的影响》，载《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４册，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他形象地比喻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

　　黨的十六大刚刚开过，全黨正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时，胡錦濤總書記率书记处全体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向全黨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牢记” 两个务必” 的号召，要求全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新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胡錦濤同志说：”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他强调：”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黨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黨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黨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

　　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重温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显得尤其必要。

　　作者：中國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作者:王戎笙

　　有人说，中國可以在未来５０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

　　如今，中國农村还有大约１. ５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國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國。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國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國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１５％。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國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國可以在未来５０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國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國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國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５０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國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１９６０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國，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附：

　　　　　　　　　　　　　　低薪并不是隐忧

　　　　　　　　　　　　　　　　周克成

　　我是个比较喜欢薛涌的文字的人，但对最近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低薪的隐忧》一文很是不能赞同，不妨在此摘其要点，逐一评点一下。

　　薛涌先生在文中写道：“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但是，“廉价劳动力”和“劳工收入低”其实是同一回事，并不是薛先生所认为的因果关系。既然是同一回事，我们就无法通过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提高劳工的收入，来增加他们对自己及其后代进行投资的机会。正确的看法是这样的，即只有依靠包括劳动力低廉在内的各种比较优势，我们的企业才能发展起来，才能逐步提高劳工的生产率，进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也才会逐步地消失掉———不管我们是否乐意。

　　薛涌先生还说：“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國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我完全相信在现实中会有这种现象，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的。人们的生产活动，真正要追求的就是效益，而不纯粹是高技术或低成本。选择哪一种生产方法的准则，在于其所能带来的效益的高低，而不是这技术是否是最先进的，或成本是否是最低廉的。例如，豪华汽车劳斯莱斯的装潢技术够高了吧？但为什么我们的农用车不采用它们的装潢技术呢？不是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农用车豪华一点，坐起来舒服一点，而是因为这样做的效益太低，不划算。再例如，开演唱会请明星，他们的价格可以有天地之别，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请要高价的大牌明星呢？也是因为虽然他们价格高，但请他们的效益才高些，划算些。

　　薛先生还引用“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说：“在中國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國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既然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以带来更大的赢利，那为什么不呢？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技术再低，能给企业带来好效益的就是好技术。薛先生是说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不好吧，可是既然可以依赖为什么不“依赖”？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不是厂家“依赖”的结果，相反，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了，厂家才有了“依赖”的机会。

　　薛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低，是因为劳动力过于低廉。以至于他们不用搞技术创新就能生存下去，所以他们才不搞技术创新了。所以为了提高中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就得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要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们企业的创新能力就会提高了。然而，这是错误的。

　　我们的企业也是需要创新，但不一定要让他们走投无路，无法以其他方式生存下去，他们才会有动力努力搞技术创新，才不会在技术上落后他人。事实上，只要有竞争，只要有需求，厂商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搞各种各样的创新，因为这样做他们会有利可图，否则，不管出于什么压力厂商们都不会“创新”出什么东西来。

　　现在在中國的问题不是工资低，而是劳动力素质低。对于低素质的劳动力来说，面对的选择不是高工资与低工资，而是低工资与失业。更何况，工资的高与低从来都是相对的。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提高我们劳动力的素质，增加我们的生产率，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吸引客商的投资，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反过来，说什么连“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不要了。有一个优势就应该把握发挥一个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的发展，增加人们的福利水平。而不是丢开“廉价劳动力”这样的优势就可以提高劳工收入，就可以增加社会的福利了。

　　作者:薛涌

　　“谁来办报？”其实要说的是“谁来办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包括广播、电视、网站、报纸和刊物等，即包括电子媒介和纸质媒介。由于“政治家办报”已家喻户晓，在此就借用“谁来办报？”来代替“谁来办新闻媒体？”。

　　一、“政治家办报”不等于“搞政治的人办报”

　　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澤東同志和吴冷西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而江澤民同志的下面几次讲话则正好说明了“政治家办报”的真实含义：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日，江澤民同志在接见解放軍报社师以上干部时指出：“最近，中央多次强调，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上必须头脑清醒。毫无疑问，在黨的新闻工作中同样要强调这个问题，这是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必然要求。毛主席过去讲过：‘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黨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观点。……因此，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４日，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我和《解放軍报》社的同志谈话，说到毛澤東同志过去讲过，要政治家办报。我看不光是办报纸，办通讯社、办广播、办电视、办出版社，都要有政治家素质。加强队伍建设，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首先要确保在政治上过得硬。”

　　由此可见，“政治家办报”并不等于“搞政治的人办报”，而是指新闻媒体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和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灵敏的政治头脑。既然“政治家办报”不等于“搞政治的人办报”，那么应该由谁来“办报”呢？

　　二、新闻媒体是什么？

　　要搞清楚“谁来办报？”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新闻媒体是什么？

　　在我国，在中國共產黨的领导下，新闻媒体一开始是作为事业来创办的，它集政治宣传和社会公益于一身，起到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新闻媒体被推向市场进行产业化改造的今天，新闻媒体的这种喉舌作用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即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载体，其所含的公共服务性、社会共享性以及它的政治倾向性等事业性并没有改变。同时新闻媒体所拥有的巨大的和潜在的可经营性资产有其自身的价值，有作为价值转化形成的价格，其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因此新闻媒体又具有产业的性质。既具有事业性又具有产业性，是新闻媒体不同于其他常规产业的特殊性。所以说，新闻媒体是一个集事业性与产业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业。

　　三、职业经理人办报

　　有人把“政治家办报”等同于“搞政治的人办报”，其实是对“政治家办报”的本意肆意歪曲，其目的是为政客们谋取媒体机构的领导权和利用媒体搞政治投机提供理论依据。当然，搞政治的人不是不可以办报，但是如果搞政治的人不懂得媒体机构的运作规律和特点、不懂得媒体产业的经营之道，即使将新闻媒体当作纯事业来办也不一定能办好。

　　例如，如今时兴给新闻打分计酬。记者甲去采访市委的一个一般会议，他去会场拍了几个镜头，从会议简报上抄摘几句，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条电视新闻就做好了。记者乙去采访一起农民的合法权益被当地乡政府侵犯的事件，他在汽车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到了农村，在那里明查暗访了两天，吃不好住不好，还要冒摄像机被砸和人被打的危险，才采访到了这条有关“三农”问题的新闻，写稿时既要考虑政策和法律问题，又要考虑政府的形象和社会影响问题，甚至还要考虑自己单位和自身的保护问题，因为如果太多得罪那些土皇帝，他们会利用黑白两道势力给你的单位或个人施加压力。结果该媒体的管理者却给这两条新闻记一样的分酬，而且还特别重视和亲自审看那条会议新闻，看主席台上的那些领导是否都有特写镜头。这就是不了解新闻工作的特点，其后果是无法真正宣传好黨的方针和政策，无法管理好媒体机构的人和事。还有一个电视台将电视频道的某个时间段卖给某广告公司，由于该广告公司的广告源不足，电视台就在该时间段里插进自己的节目或广告，半年后，当电视台要求广告公司支付时段费时，广告公司不但不支付，反而还向法院起诉，要求电视台赔偿它的时段费。电视台白白给广告公司放了半年的广告居然还要给广告公司赔钱，谁能想得通？可是广告公司这么做自然有它的法律依据。官司最后到底谁输谁赢暂且不论，由此可以看出媒体的管理者如果不懂得经营之道，将会给国家和集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搞政治的人办报”往往变成了“政客办报”。“政客办报”的后果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大捞个人的政治资本或钱财，内部管理混乱，从业人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产品质量下降，受众减少，事业发展停滞，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败俱伤。

　　有人说“文人办报”使新闻媒体更具文化性，即更具知识性、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学术性，能给受众更多的人文关怀，同时“文人办报”使新闻媒体的政治宣传色彩不会太浓，从而使新闻报导更加自由、真实、公正和民主。还说“文人办报”不会像“企业家办报”那样见利忘义，而是重义轻利，在经营上有微利即可，所以能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和社会，能更好地起到“社会公器”作用。的确，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文人参与，才能提高它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水平，才能成为先进文化的宣传工具。但是，如果办报文人的意识形态不对，即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不对，将会给社会造成混论；如果办报的文人不善经营，将会给新闻媒体机构带来破产之灾。什么有微利即可，靠微利怎么求大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不发展就会被淘汰。即便是被称作“文人办报”的代表，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中华时报》的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其实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和善于经营的报人。看他的手谕：“《中國时报》的使命是政治民主、民族认同、稳定大局”，以“开明、理性、求进步；自由、民主、爱国家”为办报宗旨。其实质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余纪忠先生晚年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坚决反对台獨，更是体现了他鲜明的政治主张。

　　提“企业家办报”的人也有，但不多。人们往往把“企业家办报”的特点归结为：重经济效益而不重社会效益，为了经济效益不惜降低媒体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水平，不惜将新闻媒体庸俗化、彻底商品化和市场化，因此导致媒体的政治立场不坚定，舆论导向混论，低级庸俗的内容多，等等。

　　其实什么是“搞政治的人办报”，什么是“文人办报”，什么是“企业家办报”，是很难定义的。因为搞政治的人可以是文人，文人办企业成功了就成了企业家，企业家是大学或博士毕业的又算不算文人呢？还有文人和企业家都可以去搞政治，所以我觉得这些提法意义不大，我们还是从新闻媒体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来决定应该由“谁来办报”。

　　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特殊产业，承担着政治宣传、文化和社会公共信息的传播以及文化精神产品的扩大再生产任务。媒体产业的资本运作既要遵循一般企业的法律规定，又要恪守其特殊行业的特殊原则。所以办新闻媒体的人，既要有政治家的素质，又要有文人的素养，同时要有企业家管理生产经营的才能和商人的资本运作诀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握好新闻媒体产业这只航船，使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我们不妨把具有这样的才能的人称作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说实在的，当今中國并不缺少名记者、名编辑、名制片和名主持人，真正缺少的是懂得媒体产业市场规律和市场营销、能把握住资本运作的产业运营方面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办报”和“政治家办报”并不矛盾。如今有人提“政治家办报，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其实这就是媒体行业职业经理人的工作任务和职业特点。国际上许多传媒机构经过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领航后起死回生甚至做大做强的例子比比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媒体产业也的确需要职业经理人。

　　四、“职业经理人办报”的先决条件

　　首先要弄清楚“职业经理人办报”并不是对“政治家办报”和“文人办报”的否定。我们这里把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区别于常规产业的企业家，就是因为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不仅要象常规产业的企业家或商人那样，要善于媒体产品的生产经营管理和媒体产业的资本运作，而且还要重视媒体的政治倾向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兼顾，甚至经常还要为了社会效益而不惜牺牲经济效益，而决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去牺牲社会效益，因此“职业经理人办报”其实是“政治家办报”、“文人办报”和“企业家办报”优点的综合，而不是否定。

　　其次要调整新闻媒体的资本结构，对新闻媒体进行产业化股份制改造，这是我国媒体行业改革的根本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媒体行业的其他一切改革都将显得无力。只有产业化股份制的媒体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媒体行业职业经理人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

　　其三要健全媒体行业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行规，使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有法保护，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行政干预。媒体产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既要遵循一般企业的法律规定，又要恪守其特殊行业的特殊原则。由于媒体产业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我国对媒体产业的立法还不多，法规也不细，因此对它的行政干预较多。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应该有其长远的发展计划和运作规则，而行政干预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行政干预多，使发展计划和运作规则得不到法律和制度应有的保护和约束，这将严重影响其发展计划的持续性和产业运作的规范性。

　　其四要使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专业化、职业化和非官化。

　　现在大多新闻媒体的领导职位属于政府行政职位，领导者属于政府官员，这对于媒体产业的发展很不利。因为政府官员的流动性比较大，且为官者人生目标往往是再升官，而升官后就不可能再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上干，所以很难制定出大型的、长线型的和智慧型的投资策略。“职业经理人办报”就是要使媒体行业的领导职位专业化、职业化和非官化，使其和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是民而不是官，他的发展方向是做大做强媒体产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同时也为自己获得更高的报酬和声望，升官则不是他的职业追求，也和他的职业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还可以不规定媒体产业职业经理人的退休年龄，这样更有利于他把做强做大媒体产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这是“职业经理人办报”的好处之一。还有媒体行业职业经理人的非官化，使职业经理人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会以黨纪国法为重，而不以行政长官的意志为重，从而使新闻媒体更能起到宣传黨的方针、政府的政策和人民的愿望的喉舌作用，同时也更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这也是“职业经理人办报”的好处之一。

　　即，要使“职业经理人办报”成为现实，一要理清容易搞混的思路，二要提供合适的平台，三要完善“游戏”的规则，四要为其合理定位。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新闻媒体逐步产业化的今天，搞清楚“谁来办报”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将会严重阻碍新闻媒体产业化改革的进程。在我国，随着文化体制和新闻媒体产业化改革的深入，我相信，“职业经理人办报”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摘自新华网发展论坛

　　作者:余飞宇

　　中國现在农村农民穷，蕴藏政治危险，已经成为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三农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已经引起人们注意，引起了国家执政者的高度重视。为此中國执政黨和政府连下六个中央一号文件，希望做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解决三农问题。在黨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下，这些年来，中國各级政府，省市县乡村的广大干部也在尽其所能为其工作，抓产业结构调整，抓科技扶贫。然而执政黨和政府这些良好愿望和付出的巨大努力，却收效不大，也可以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得到预期愿望和效果——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反而让更多的人感觉到这个问题存在和严重性。为什么中國有良知、道德高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作能力很强的，积极工作的执政者，在付出很大努力后，仍解决不了问题？这就需要从另一层面去认识问题。

　　机器出了故障坏了，想不想修，要不要修是一方面问题，想修要修问题解决了，下一层面的问题是弄清原因，懂得怎样修的问题，这是科学技术知识的问题。人病了，想治要不要治是一方面问题，而弄清病因，怎样治也是科学技术知识问题。“三农”问题出现，可以说是社会经济运行生病了，找出病因，怎样治，同样是科学技术知识问题。想不想，要不要解决三农问题，中國现在的执政者肯定是想和要解决。在中國可能就难找一个“书记”或“长”不想不要解决三农问题。想和要解决一部分人贫困问题，可以说不仅是现在中國执政者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中國历史上，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执政者，都想要解决的问题。因而能否解决三农问题是科学技术知识问题！

　　治机器的“病”需要物理知识，治人的病需要医学知识，那么治社会经济的病需要什么科学技术知识呢？治它需要“经济”学和“政治”学知识。

　　这个“经济”学不是目前流行于世的被称为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目前流行于世的被称为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宣扬左倾思想观念或右倾思想观念的理论知识，左倾右倾经济学，严格地讲是背离了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形成的东西。它们是去宣扬某些人的思想立场观念的理论体系。这里所讲的“经济”学是遵照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只是真实客观正确认识事物、认识各种事物的关系，而形成的科学理论知识。它是象物理学化学一样类型的理论知识，它象物理学化学一样，只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与经济事物也是自然形成物）形成的一门基础科学知识。

　　这里所讲的“政治”学，也不是目前流行于世的被称为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这里所讲的“政治学”，它是总结汇总人类如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安邦治国的经

　　验教训和智慧。它是象汽车制造修理知识一样的专业知识。

　　这个“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工科和理科的关系，就象汽车制造修理专业知识与物理学的关系一样：“政治”学是应用性的技术性的工科类的知识体系；“经济”学是基础性认知性的理科类的知识体系。“政治”学做为一门工科知识，它自然是要以基础科学“经济”学为基础。如何搞好政治，如何安邦治国，使国泰民安，自然要先对社会生产生活有一个客观真实正确的认识，得弄清人类社会经济这部大机器是怎样组成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的，怎样运行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有弄懂弄清了人类社会经济这部大机器是怎样运行的，弄懂弄清了其中各部分是如何联系，弄懂弄清了它们如何作用相互影响，才能清楚认识社会病因病根，才能设计制造使用“医方”和“药物”治社会的病，给社会治病去病。“经济”学是理科，政治学是工科。解决“三农”问题，治疗社会经济疾病，需要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所指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尚未被人们拥有。或者说人们仍没有按照科学的精神和思想方法，来认识社会生产生活事物，来组成构建社会生产生活事物的知识体系。人们更多的是被自己的利益观（或某个階級的利益观）驱使，用立场观念来组成编造经济的、政治的说法。弄出无产階級利益观或资产階級利益观的经济学或政治学。弄出左倾的无产階級的经济学和右倾的资产階級的市场主义经济学。现在那些宣扬主义信仰观念的经济学、政治学，那些站在某个階級立场言说的经济学、政治学，都是背离科学精神和认识方法的伪科学、假科学。

　　虽然有学识的人普遍知道，科学是客观真实认识事物的知识体系，它里面是不该含有（个）人的立场观念。但是在认识社会上政治经济问题时，在涉及到人的利益问题时，人的立场观念对人的影响太大，人们难以抗拒自己或某部分人利益的主义观念的言说，很容易接受宣扬主义信仰观念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成为某个伪经济学、伪政治学的拥趸。虽然他们明知自己所赞同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面含有大量的人的主观思想立场观念，是与真科学不一类的。但他们仍坚信自己认为的主义观念的学说是真理是科学。他们用“社会科学就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有没有（个）人立场观念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辩解，为自己的错误认识辩护。

　　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也就是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尚未在社会被人们认识被人们确认。人们现在承认和学习的是左右倾思想观念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由于人们缺乏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人们就难以认清社会经济运行生病的病因、病根，人们就难以采用效果好的疗方。由于这个原因，人类中外历史上，许多执政者无法解决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最终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内乱内战爆发，政权垮台，社会生灵涂炭。

　　当前中國农民陷入贫困状态，（相当一部分人陷入贫困状态）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常见病、多发病。中外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经济病症。中國现在尚不严重（与严重的相比较来讲）。中國农民还能吃饱饭，处于温饱状态，还没有处于饥寒交迫的，难以生存的状态。如果处于饥寒交迫，难以生存的生活状态，就是病情严重。但不治它，它会发展，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爆发内乱内战。这种病在中國历史上汉、唐、宋、明、清等朝代，都多次呈现严重状态，形成社会暴亂，改朝换代。这种病在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地区处于严重情况。象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海地，亚洲的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在哪里形成内战状态。

　　当前中國出现的三农问题，引起了中國执政者，及关心热爱中國的高尚人士的关注。人们纷纷出主意，想办法，甚至一些人身体力行，去干去解决。然而，不具备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就难以开出正确治疗社会经济运行疾病的药方。这就象不具备物理学知识、汽车专业知识，就难以制造好汽车、修理好汽车；不具备医学知识就无法给人看病、治病。目前人们不具备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知识，拿出的药方——“办法、主意”，要么疗效甚微，要么是有害的，甚至有的有毒。这里对三个药方给予简单的评说。中國执政黨和政府开出的药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科技扶贫”是补药、营养药，是有一定好的效果，但它是不会去病的。以何开荫、杨之良等人士搞的药方——“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税费”，是正作用小负作用大的药方。这个药方在小范围试验的结果，造成行政治安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行政事业经费严重短缺，造成上述社会生产（广义生产）活动无法开展。是腿痛治成“局瘫”。右倾思想观念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土地私有化、自由流转、实现规模经济”药方，是慢性剧毒药，是祸国殃民的药方。这种方法如果实行，将逐步加速加重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状态。解决起来更困难，付出的代价更高。（不采用“土地私有化，自由流转”，坚持现在平均拥有土地，广大农民就不会陷入极端严重的贫困状态。采用“土地私有化，自由流转”，广大农民迟早会陷入极端严重的贫困状态，象明末、清末时的状态。）这个方案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强烈的抵制。这个方案既然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又遭广大农民的坚决强烈的抵制，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中國执政者自然未予采纳。但那些深受资产階級经济学说影响的学者（他们现在在中國是人多势重，形成压倒性优势），仍然在广泛宣传它。到目前为止，据本人看来，这种宣传成效很好，已经让许许多多的人想采用这个毒药方了。

　　人们只有拥有了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才能开出正确的治疗社会经济运行疾病的药方。这就象拥有了物理学、汽车专业知识，技术人员很容易解决好汽车的毛病，拥有医学知识的医务工作者能正确认识判断病因，给人治病一样。人们拥有了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知识，就能很容易，很快治愈经济疾病，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和諧共存，国泰民安。

　　作者电子邮件:lyj8278@371.net

　　作者:梁彦军

　　黨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最近召开的黨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包括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三个方面。其中，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没有良好的政府信用，就无法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政府信用建设，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政府信用建设，是实践“叁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必须把始终代表中國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因此，政府必须用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维护社会和公民的利益，对公民负责，对公民守信，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使政府由原来的控制者变为服务者，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政府的权威心态和政府至尊的状况，为公民提供“以人为本”的优质服务。政府只有明确并履行好其服务的职责，才能成为诚实守信的政府，也才能在行政中真正代表中國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而政府对人民的诚信是政府诚信的本质，其最高标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对人民诚信，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公信力。首先，政府要执政为民。牢固树立起公民至上的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其次，政府要敢于负责。各级政府要对那些违法行政、不按规则办事，随意行政的行为，都应予以有效制约、严格追究，决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避重就轻。要真正做到有权有责，权责结合，用权要受到严格的监督，侵权要按规定进行赔偿。否则，就是对公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就会失去民信和民心。再次，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不仅要对人民负责，而且要对法律负责。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事情，政府不能去做，否则就是越权；凡是法律授权的事情，政府不仅要去做而且必须做好，否则就是失职；无论是越权，还是失职，都构成了政府违法，而政府违法必然就会失去公民的信任。一个讲信用的政府，必须是执政为民的政府、敢于为民负责的政府、依法行政的政府。

　　二、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需要。从信用体系结构来看，政府信用始终是最大的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基石。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具有引导和无可替代的示范、激励作用，影响极大，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建立政府信用，是建立真正的企业和个人信用的前提。政府制定的政策和作出的决策一定要算数，不能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如果做不到还要说大话、假话，最后根本无法兑现，公民就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将对公民诚信理念构成致命打击，对社会信用体系产生严重破坏。

　　三、政府信用建设，是促进中國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信用已成为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已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中，作出了两项庄严承诺，一是确保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我国的对外承诺。二是确保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央的其他政策措施在全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国际社会呼唤信用中國，而信用中國的建设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以取信于国际社会，进而推进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在中國政府签署的１６０多条入世协议条款中，仅有２０余条与企业市场有关，其余的均是与政府有关的。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涉外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规范性文件等，都不能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违背，要求政府的行为要公开、公正、诚实、守信，政府要平等地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不能搞区别对待。而且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必须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决不能搞暗箱操作；决策一旦作出，就一定要算数，而且要保持稳定。

　　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转变观念，尤其是诚实守信的观念要与世贸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观念接轨。如果我们不遵守规则，不讲信用，必然会丧失其他成员国的信任，最终只能被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大潮所淘汰。

　　四、建设政府信用，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一个信用缺失的政府无论如何是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看不见的手”和“看的见的手”都能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制度保障是关键，而这些就需要政府来解决。然而，政府如何才能保证其制定的制度得到公众的认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真正发挥作用呢？这就要依赖于政府的信用度。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能产生现实的生产力；而信用资本与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的有机结合，便能产生高效、良性的现实生产力。因此，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求诚实守信，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总之，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政府的信用度，将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和经济效益的高低，成为决定市场资源走向的最根本的要素。如果政府信用出现了问题，就会使市场主体面对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诸多不可预知的问题，从而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和经济效益的不稳定性。江澤民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

　　总之，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充分认识政府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众，立信于天下。

　　选自：《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C ２版

　　作者电子邮件：yt1962@tom.com

　　作者:郑明珍

　　上海从２０００年１月起实施“国产生活用小客车上牌额度无底价竞购”，至今已有４年，而这４年正是中國私车消费市场大举发展的时期。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办法实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按重量计算，上海车牌已成为世界上最贵的金属之一，车牌上的每盎司锡价远远超过黄金。不仅上海有关方面得到相当一笔收入，据估算，２００３年的收入约１６亿元左右，而且上海严重交通拥堵现象相对得到缓解。

　　然而，私车牌照拍卖的好处几乎全是表面的，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内中弊端。逐月攀升的上海私车牌照价格，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人们议论的焦点，已经从车牌价格本身，逐渐转向还要不要继续私车牌照拍卖政策，以及这项政策对社会制度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

　　首先应当看到，私车牌照的拍卖，是上海这座特大城市在交通管理方面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上海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在很多方面确实与其他地方没有可比性。上海私车牌照拍卖政策正是基于上海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而制定的，车牌拍卖或许是不得已之举。

　　但是，限额拍卖牌照的政策选择，咋听上去似乎只有私家车才会堵塞交通，公车就不会。现在上海一张私家车牌卖价已达到４万多元。换句话说，一辆私家车的价格要高于公家牌照的同样车辆４万多元。只要歧视私人所有权的政策法规存在，就不可能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仅仅限制私车不但在体制建设上是有害的，在经济发展上同样是有害的。汽车工业是当前中國少数几个起龙头作用的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国家只有鼓励购买汽车，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國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全国仅有上海对私车牌照进行拍卖，因此，上海一直被称为私家轿车消费的壁垒而备受争议。限制私车购买不仅缩小了汽车购买市场，还对中國汽车生产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可是，如果简单地取消私车牌照拍卖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交通更加拥堵，而且，对那些通过拍卖方式取得牌照的人们是否又是一种不公平呢？

　　或许，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比如，有的人提出借鉴福利彩票的摇号方式，凡申请购车者一律参加摇号，中签者可以“免费”得到车牌。这不失为一条更接近公平的办法。此外，解决车牌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有赖城市郊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但愿上海目前实行的私车拍卖办法不是有关方面歧视私人所有权的潜意识的无意流露，但愿这只是为缓解交通堵塞的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如果不得不限制一些汽车上路，那么，还是放弃私车牌照拍卖办法，由限制私车逐步向限制公车过渡。

　　福建省清流县人大常委会３６５３００

　　作者电子邮件:qlwyj@163.com

　　作者:王宜峻

　　今年是鄧小平发表南巡讲话１０周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２２周年、蛇口工业区成立２３周年、中國自“洋务运动”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１３０周年。而蛇口人正筹划着纪念中國最早的现代企业——招商局的１３０岁生日。

　　百年轮回。１００多年前，李鸿章说，“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自此启动。１０年前，鄧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不久后，他又评价：“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蛇口工业区更快。”中國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自蛇口始。

　　在我们试图描述蛇口的时候，我们却想起了世界的另一端，巴西的西北部亚玛逊河畔，一个叫做马瑙斯的小镇。大约１００年前，马瑙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原来，这里是地球上惟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土地，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马瑙斯顿时富商云集，财源滚滚。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玛逊歌剧院至今都能够与欧洲的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马瑙斯俨然已经成了世界大都市。马瑙斯的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们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然而好日子短得如一股轻烟。随着狡猾的英国人把橡胶树种偷运出境，并在其殖民地试种成功，马瑙斯气泡一样地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二十多年后，复归为原先的小镇。

　　我们讲这样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似乎危言耸听。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天的蛇口时，发现昔日的风生水起的蛇口确实在它２３年的历史尾端强弩之末地蜷伏着，沉默，并且孤独。

　　孤独的落潮：高贵和勇猛的蛇口正在世俗或平淡

　　夜色里，站在蛇口的小山上向东望去，只见深圳的灯火五色斑斓，喧哗流泻，映红了半边天。而身边的蛇口黑黑的、静静的，如同喧闹的海滩上一只无人理会的螺号。

　　有多久，世界不再听到蛇口人的声音？

　　深圳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甚至建议记者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祭奠蛇口》，在她以为，蛇口已经死了。

　　一位生活在蛇口、自称“半球先生”的网民说：“蛇口命运一直以来不被自己掌握，一个政策蛇口成为全国和世界关注的焦点，再一个政策蛇口已经成为了深圳的一个行政管理区，再后来一次变化蛇口就成为了被南山区管束的小片区。大起大落在蛇口表现的淋漓尽致。……蛇口毕竟只是我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试管’而已。一旦‘试管’的使命完成，蛇口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就难以避免，这是人情、也是国情。”

　　由一个直接受到仲共高层关注的试验区变成了一个普通企业，由中國经济改革的“鼻祖”成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参照物。今天的大陆人谁知道大名鼎鼎的招商银行原来就是蛇口的一间财务室？谁知道中國排行第三的平安保险起家于蛇口的退休基金？谁知道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企业的“深中集”曾是蛇口一家焊铁栅栏的小作坊？谁知道中國第一份让仲共高层认可的超产奖诞生于蛇口？

　　有当地人煞有其事地说，蛇口属水，是靠水起家，逢水化吉，见火就败。蛇口兴旺是从１９７９年修建六百米长顺岸码头的“第一爆”开始的，衰落是从１９８８年鄧小平视察过的“海上世界”发生严重火灾后发端的。当地人讲，半岛的福址所在是水湾头的龙眼，可自从一座烂尾楼把龙眼压住以后，蛇口就再没喘过气来，就连它旁边的兴隆大厦也不兴隆了。他们先是在争夺南海石油后期服务基地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后又是在港口建设风头中被盐田港和妈湾取代，蛇口在一帆风顺后经历了近１２年的低迷。１９９０年９月，南头管理区和蛇口管理区合并成立南山区，区政府所在地设在南头。蛇口的行政地位降到历史最低点。

　　这种水火克星的说法，本身就充满了宿命色彩，与奋斗不搭界了。

　　蛇口的衰落与停滞成了蛇口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与此同时，世俗气息开始在这片曾经斗志昂扬的土地上蔓生。

　　现在蛇口主要是靠卖房卖地赚钱了。从老蛇口向南油一带幅射，房地产业还算有一些亮点。蛇口工业区的起步从渔民村开始，现在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一位打工者说，我不想打工了，买两套房出租，不比搞什么开发强？

　　蛇口早期创业者之一的谭先生，字斟句酌地比较着蛇口的过去和现在。过去的蛇口纯净、明亮、清新，犹如一个热血青年，欢蹦乱跳生机勃勃。现在的蛇口呢？圆熟了、理智了、稳重了、平静了，变成了那个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大肚弥勒佛。

　　一位到蛇口求职的干部发现，当他说自己到这里一是为干事业，二是想挣点钱时，他发现对面的人事干部正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他，似乎没有想到他会说出如此“出格”的话。

　　从蛇口人的心态到作派上，蛇口已经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内地化了。

　　孤独的冲刺：一只被抛得最高的球

　　１９７９年１月３１日，由老资格的共產黨员袁庚提议、仲共中央决定成立蛇口工业区，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个试验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并组织实施。其时，袁庚任招商局第２９代掌门人。蛇口比深圳早落地８个月，是个“早产儿”。

　　当时，大陆刚从“纹革”的恶梦中挣脱出来，人们的脑袋上还死死地套着老祖宗的“紧箍咒”，处在不敢乱说乱动的阶段。但是，鄧小平想出了一个冲破祖宗陈规的办法：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这条“血路”，需要一个赤膊上阵的急先锋，被历史选中的正是当年６２岁的袁庚。当时中國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机会，但只有袁庚条件最好。一是所处地域好，人在香港；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一个已知天命，悟透生死，不能轻易被吓倒、难倒的人；三是他在仲共黨内有一定影响力、是最了解资本主义制度、最懂得改革要害所在的人；四是他有特别强烈的改革欲望。

　　５０多年前, 与２８岁的袁庚一起到香港与英军谈判的国民黨少将余兆祺评述他“盛气凌人, 不知天高地厚”。袁庚在二战日本投降后担任仲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对香港的发展心知肚明。大“纹革”期间，他被定为“美国特务”，坐了五年半牢房，放出来时已是１９７３年。当时，５６岁的袁庚失去了时间概念，行走困难，说话声音含混。有人问他是不是数年没见到过有生命的东西，他说：“不，还有蚂蚁，我对蚂蚁很有研究。”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让你必须掂掂他的份量。

　　１９７８年，袁庚再回香港，成了招商局的负责人。

　　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于１８７２年创办的，是惟一伴随中國走过百年改革之路的企业，是中國百年找寻现代化之路的见证人。百年之后，历史再次选中招商局作为大陆改革的突击队。

　　资本家给袁庚上的第一课，就是拿钱当钱。招商局买了一座楼，卖楼的人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天星期五，袁庚开了２０００万的支票给对方，对方拿到支票，马上用车以最快的速度，存到银行里去了。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六，银行关门休息两天，星期五下午３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２０００万存３天的利钱。

　　袁庚说，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他没有这个观念！这就是第一课。

　　而这个第一课随之诞生了那句在大陆改革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标志性语录：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

　　当年，蛇口的特殊“特”在仲共高层始终给予特殊关注和关照。其中有三件大事都与现任的国家领导人江澤民有关。

　　在修建蛇口的一个码头时，袁庚为４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当时，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一车奖４分钱。实行这一制度后，工人生产情绪高涨，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这个办法使工人为国家多创产值１３０万元，而工人每人每月平均得到的超额奖金２４. ３元，占他们多创产值的２% 弱。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为了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于是，原来一天能拉１３１车的工人只能拉２０～３０车了。

　　袁庚拍案而起，但又管不了人家，只好求助“尚方宝剑”。胡耀邦看到这个情况反映的当天即提笔批示：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胡的批示几分钟后送到谷牧办公室。谷牧马上做出反应，请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澤民等人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恢复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中國大陆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

　　蛇口的通讯问题也是一个人为造成的难题。蛇口电话太难打，为解燃眉之急，袁庚以招商局名义与香港一家公司达成协议：由对方负责供应及安装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并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讯系统。

　　结果，有关部门怒不可遏，邮电通讯乃国家专控专管行业，岂能容忍一个企业擅自与境外联系？

　　通讯问题，惊动北京。江澤民匆匆飞抵蛇口。江澤民说，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是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要做必要的斗争。

　　在江澤民的斡旋下，蛇口的通讯问题终得解决。

　　解决供电问题的过程，几乎是解决电话问题过程的一个复制件。

　　袁庚等人早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达成协议：由对方投资铺设海底电缆，将电输到蛇口，电费明显低于内地。但有关部门以涉及主权问题等种种理由进行阻挠。蛇口被迫实行每周“停二开五”的计划用电。由此引起１１家外商联名控告工业区违反供电协议，要求赔偿损失。袁庚只能又一次借助江澤民和中央权威强行冲破阻挠，使从香港买电的设想变成现实。

　　由于中國的经济改革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美国《财富》杂志在分析中國高层心态时说，如果把改革比作抛球的话，中國领导人会同时向空中抛出好多只球，这样虽然有的球可能掉下来，但空中的球总是比掉下的多。蛇口是当年抛得最高的一只球，它把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冲得七零八落，也最容易被当成出头鸟一棒子打死。先行者的角色注定了蛇口必须孤独地承受孤独。

　　孤独的争辩: “灵魂工程师”预言要走上“邪路”

　　袁庚曾向胡耀邦吐露过心思：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蛇口风波”让袁庚第一次感觉到改革的艰难。

　　由于改革中大陆出现了信仰和价值观上的严重困惑，原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和某部调研员曲啸等三人相继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而成名。

　　１９８８年１月，３位“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与当地青年座谈。导火索是由曲啸的一个关于“淘金者”的说法引起的。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的，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

　　蛇口一青年反驳他：“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有意思的是，很生气的３位专家竟然在争论中拿出了大陆传统思想教育工作的“撒手锏”，让敢于挑战他们的青年亮出名字，表示要向上反映他们的问题。那位青年笑着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 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递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他们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蛇口争论的问题在当时对中國的思想解放意义重大。大陆的媒体流露出明显的对蛇口青年的欣赏与赞同。人们注意到了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那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蛇口用自己的方式回答李燕杰的问题——他们创办了３个在中國大陆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一个是招商银行，该银行起家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结算中心是为了消除工业区内部企业分别到银行存款或贷款的时间差和利率差而建立的。结算中心运转两年后，袁庚正式向中國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创办招商银行。这一设想得到了当时的国务委员兼中國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全力支持。１９８７年，招商银行在蛇口诞生。现在招商银行被列为世界前５００家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世界排名第１３位。美国《环球金融》杂志称，招商银行是２０００年度中國本土最佳银行。

　　比招商银行晚些时候成立的平安保险起家于蛇口的退休基金。１９８８年３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现在它被认为是中國的第三大保险公司。第三个成果是１９８２年成立的南山开发(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赤湾港和赤湾港石油基地两大上市公司，总资产４２. ８亿元人民币，净资产２４. ７亿元人民币。

　　孤独的老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袁庚本身是一个多种矛盾的集合体。他是一个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立志背叛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了解西方在经济、文化上达到的高度文明却必须保持立场坚定的仲共黨员，他的竞争观念、规则观念、效率观念、信用观念比当时一些大权在握的人超前２０年。因此，他的优势与弱点无可避免地呈现在蛇口所走过的道路上。

　　得失之一：想用有限的权力搞一个“乌托邦”，在无形中给国家的干部制度造成压力，使民主选举、舆论监督无疾而终。袁庚一直想创造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他说，政治上要搞民主，把所有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为此，他搞了民主选举蛇口管理层。３７００个大学生和工程师中产生１５个候选人，通过差额选举选出７个。袁庚还默许蛇口的报纸对他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拼命保护那些有可能被“以言治罪”的年轻人。这样一搞，左邻右舍就很有意见，并在无形中给国家的干部制度造成压力。有人说这是政治早熟，袁庚不同意，但这些做法在袁庚这个政治权威淡出后，立刻无疾而终。

　　得失之二：政府是否应该从企业行为中撤出？是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还是一个弱势政府？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还是强化直接调控功能？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还争论不休的问题。蛇口在创业之初，政府干预经济的事情不少。《蛇口消息报》负责人奚尚仁说，袁庚的乌托邦梦想美丽诱人，但也有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原生性缺陷。袁庚曾拒绝了港资７大财团的入股倡议；搞了长期亏损的平南铁路；有“鳗鱼投资”的惨痛损失；有当年整个特区都靠贸易迅速致富，而蛇口却排斥贸易，错失超常原始积累机会的战略失误；袁庚现在后悔不已的是，如果当时没有种种个人的、社会的局限，让蛇口再走远点，都股份化，也许后来的行政干预就会少一点。更令他伤感的是，袁庚引为自豪的这三家企业，现在都已搬出蛇口。

　　得失之三：袁庚既有用政治生命做赌注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旧文人总想表白自己的清高和难以理解的谦让。典型的事例是李先念当初想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却只敢要了９平方公里的蛇口。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决定建议提拔袁庚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组部批准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对他的任职决定。他要求让他继续去当他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中组部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任仲夷，终于如愿以偿。对袁庚此举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身边人给的解释是：为了入黨时的初衷。放弃职务和地盘，就是放弃了制定政策、立法和权力，放弃了改革的生存空间。

　　得失之四：袁庚身后再没像他那样的人出现，无法保证蛇口改革思路的连续性。思想超前、才华横溢、有资历、有权威的袁庚退休后，蛇口无形中丧失了它在大陆改革棋局中的分量和意义。

　　孤独的“招商之子”: 先驱变成了大后方

　　２２年前的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是因为招商局的介入，才摇身变为一个企业全资拥有并开发管理的国有工业区。它曾经的辉煌来自招商局，说到它的今天，更不能不提招商局。

　　２００１年蛇口工业区的主要利润来源构成如下：招商供电公司９２６０万元；招商地产１. ６２２７亿元；招商石化４７０８万元；招商创业１. ２５５３亿元；招商港务( 现已被招商局剥离蛇口工业区) ８０００万元。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蛇口工业区主要盈利点仍在房地产、水电等不可再生资源( 招商创业就是生收房租的单位) ，蛇口在吃“老本”，而且许多“老本”来自历史性的垄断。北京《IT经理世界》记者曹建伟先生如是描述蛇口的没落：“２０年，蛇口成就了招商局集团的繁盛，自身却逐渐褪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逐渐搬离蛇口，华为和TCL 的分支机构也正在筹备离开。相反，经营状况恶劣的公司却难清理出去。为了让经济贡献能力强的公司留在蛇口，蛇口可能不得不压低租金价格。”如此看来，“老本”能吃多久都成问题了。

　　这种局面从何而来，在未来又会如何延续呢？曹建伟认为，蛇口在招商局整盘棋中的地位由“先驱”变成了“大后方”，这一变化昭示了蛇口未来的命运。在１９８４年前，外资经济在蛇口这个“政策特权平台”上得到了有效输出，培养起了成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以至于在全球服装、玩具业贸易中，“蛇口价格”一度成为标准。此后，这个工业区的经济仍然在增长，但蛇口开始由盛转衰，这一年，沿海经济开发区兴起，至１９８８年达到２９３个，蛇口失去“试管意义”，并面临众多开发区的竞争。

　　此后，袁庚离任，外资及制造业迁移，石油、港口均难挽颓势；到１９９４年，蛇口原来产业衰败，陷入华侨城、深圳高新区、留学生创业区、龙岗工业区、南山开发区等包抄竞争中，守城吃城。

　　而蛇口的母公司招商局，此时心态已不同于往日。通过蛇口已渗透到１０多个产业领域的招商局，其参控股公司至２００２年达２５０多家。对这个庞大的公司机构而言，蛇口的价值由“产业运作平台”逐渐变为“资本运作平台”。一些招商局的异地投资失败后，招商局以上市公司和蛇口工业区资产置换及售壳等方式，把不良资产剥离出来，留给蛇口工业区消化。一旦招商局需要保持核心上市公司财务健康，蛇口工业区作为国有企业成为最佳的资产置换平台，或者说是容纳和消化不良资产的最佳“口袋”。

　　对蛇口而言一种最危险的结果是，如果招商局集团逐步把蛇口工业区的优良资产装入强势的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方便，其融取的资金并不主要用于改造蛇口，而是用于招商局集团在其他地区和产业的新扩张，使得蛇口工业区成为大量不良资产的“堆场”，那么，蛇口的彻底改造将可能永远成为口号。

　　关心蛇口的人们为蛇口“支招”：尽早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引入强势股东，为工业区注入大批资金和全新开发模式；尽快在医疗、教育、基本建设及社区改造等方面寻求深圳市政府的支持，退出“企业办社会”的角色；应根据地区特点和现存优势，锁定核心产业，获取最大收益，比如在深圳市政府的扶持下，把蛇口建成现代物流园区，或与深圳高科技园区衔接，发展高科技产业……

　　孤独的呐喊: 超越袁庚你敢说吗？

　　如今的“海尔人”、“华为人”、“万科人”的名字，已经比“蛇口人”的名字更加响亮。广东的中山、东莞、惠州、顺德这些曾经看着蛇口眼热的地方如今早已超越蛇口绝尘而去了。蛇口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改革典型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界，正在向历史的深处退去。

　　２００２年是招商局成立１３０周年，也许是这一点唤醒了人们的使命感，《蛇口消息报》很有勇气地喊出了“超越袁庚你敢说吗”的豪语。文章说，如今蛇口工业区里的人们，无论与自己的过去纵比，还是与国内的同胞横比，都可以说算是“富人”了；祈望二次创业中的人们，仍然有当年那种强烈的“穷人致富的冲动”。

　　这样的问话费劲地喊出来，没有人接。“富人要有穷人致富的冲动”的号召，竟让人不由想起当年蛇口抨击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蛇口虽然备显落寞，但它仍顽固地保持着自尊，甚至是骄傲。

　　虽然早已划归南山区的下属区，但蛇口人往东走，会说去“深圳”而不说去“去福田”或“去罗湖”；回蛇口，一定说“回蛇口”，而不是“回南山”。

　　这里的人们还有很强的“试管情结”。当时一个房地产界的专业人士苦笑：“我们搞了个不错的试验，结果发现没人学我。就开了两次推介会，结果还是没人学！我承认，我们还真是落寞的精神贵族。”

　　蛇口人一边自卫，一边也学会了自嘲，其中最难听的大概就是“蛇口现在成为中國改革开放大局里的一块鸡肋”。

　　不知道蛇口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孤独。

　　在中國改革开放的版图中，全面开放已成大势，“试点”和特区迟早是明日黄花。

　　蛇口先天外向，自称他们“与时俱进”，此“时”乃欧美最发达国家的时刻表，他们跟内地用的不是一个时区。蛇口人习惯了他们向外学，内地向自己学。殊不知，“开放搞活”已成为过时的官方语言，WTO 和全球化才是中國走向现代化的新的日程表。蛇口不但成了不再有人看齐的“落寞的精神贵族”，甚至一些早先的“创业者”也纷纷“二次置业”出蛇口，留下的房子成了出租屋，像一个个标本在诉说蛇口的历史。

　　蛇口先天有跟中央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