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９月１６日晚上七点多，西班牙著名鞋城ELCHE 爆发一起罕见的攻击中國商人、焚烧中國鞋柜的恶性事件，事件确实骇人听闻，或者说闻所未闻，中國已经加入WTO 了，中外贸易也在红红火火地搞着，作为市场经济比中國早了不是年数而是辈数的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居然还发生如此不理智的暴力行为，看来所谓“民主”呀、“法制”呀并不是万能的，在残酷竞争面前，被逼急了眼，只好诉诸拳头了。

　　然而，问题还没有完，“在烧毁了价值１００多万欧元的货物后，当地盛传犯罪分子将继续‘火攻’中國鞋仓库，严重威胁到中國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埃尔切发生的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活动中，有近千名当地鞋商和鞋厂工人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却”有组织“地聚集在该市的中國鞋城内，号召当地人‘把进入这个城市里的所有鞋子烧掉’。被烧毁的温州鞋共有１６个集装箱，而传闻这些不法分子正在赶制汽油弹，准备继续”进攻“。埃尔切中國鞋城的５０多名中國鞋商和仓库内价值十几亿元的温州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新闻晨报》）。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地的某些不理智的人，何故仇视中國商人、确切地说是中國温州一带的鞋商呢，有一条标语“９月１５日，记者收到了林雷先生发来了那张标语照片。这是一张煽动性很强的号召集会游行对付中國商人的标语，内容如下：‘不要再担忧了！ELCHE 的市民们！我们不能再为ELCHE 的制鞋业担忧了，是要做一些实事的时候了，既然市长不能为我们做什么，我邀请大家把我们城市里所有装有亚洲鞋子的集装箱扳倒烧掉！这是为了我们每个家庭的温饱！因为ELCHE 的市民是靠制鞋为生的！够了！我邀请大家９月１６日晚上１９点相聚在ROTONDADELTANATORIO ，共同用抗议来保护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拿回属于我们的工业！’”（《中國新闻网》），原来是商业竞争所致，中國温州商人的便宜鞋子，威胁到了自认“这是为了我们每个家庭的温饱！因为ELCHE 的市民是靠制鞋为生的”西班牙公众的温饱和饭碗，这倒是新鲜事，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國的徒子徒孙们反复告诉我们，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价值观，就是承认竞争的不可抗拒和残酷，怎么咱们温州人竞争赢了，他们就耍赖呢，看来，西方的东西也未必象国内经济学家们说的那么神圣。

　　在对西班牙当地的某些暴徒的恶劣行为愤慨，对中國商人表示声援和同情的同时，一个细节不得不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此次焚鞋事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國鞋批发商告诉晨报记者一个数字：‘一双不错的中國鞋用轮船装运到西班牙后只卖５欧元，而西班牙生产的鞋最低价也要８欧元。’。…３欧元的差价，让中國鞋在西班牙市场赢得了巨大的优势。阿里坎特省首府的埃尔切被誉为”欧洲鞋都“，但近年来中國鞋大举进入该市，一部分规模小、技术落后的鞋厂由于缺乏竞争力纷纷倒闭。近３０年来，该市制鞋工人失业率增长了３０% 。”（《新闻晨报》）。

　　据说，这种“一双不错的中國鞋”主要是旅游鞋。这下我们就得说道说道，“一双不错的中國鞋用轮船装运到西班牙后只卖５欧元，而西班牙生产的鞋最低价也要８欧元。”是什么概念，以西班牙所处的欧洲和其消费习惯、消费水平，如果不是“不错”的，恐怕也难以卖掉。西班牙人相当于花５０元左右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双不错的中國鞋”，还要加上“用轮船装运到西班牙”的运费。这样一算我又糊涂起来，５０元人民币的销售价，温州鞋商们有钱赚么，如果有，那么，“一双不错的中國鞋”的成本究竟几何。我们这里街上有温州人开的小鞋铺，定作一双用料低级、造型笨拙、手工粗造的皮鞋，不二价是人民币５０元，与西班牙人买“一双不错的中國鞋”的价格一样。“一双不错的中國鞋”再加上用火车１、汽车运到中國各地价值几何呢，在中國内地商店里，扮相稍微好一点的人造革旅游鞋，最低的标价也不下１００元，就是说，中國人要在中國穿“一双不错的中國鞋”的代价，有可能与西班牙人相若或者是西班牙人付出的２倍以上。

　　是不是中國普通百姓比西班牙普通人更“富有”，买“一双不错的中國鞋”都奢靡如此呢，否也。

　　据介绍，西班牙属于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２００２年西国内生产总值为６９３９. ２５亿欧元，经济增长率为２. ０%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１６１００欧元，消费价格指数３. ５％，失业率为１１. ４％，财政预算实现零赤字。”（中國驻西班牙大使馆网页），也即，２００２年西班牙的人均GDP 达到了１６１００欧元，按当时的比价差不多１６０００美元，西班牙人均国民收入１３２８０美元，全国享受医疗保险的人口约占９５% 。而中國呢，２００３年在经济学家们的欢呼声中，“GDP 达到了１０００美元”，“谈到中國的经济发展，厉以宁认为GDP 人均１０００美元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指标。”，中國２００３年的１０００美元只是西班牙２００２年GDP １６０００美元的１５分之一，按GDP 的指标，西班牙普通人的日常用度消费水平应该大大高于中國普通人。

　　２０００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世界人均国民收入为７４１０美元，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５２．７％，也即３５００美元左右，但占人口总数６０% 以上的人群，２００２年的人均年收入却不到２０００元人民币，即２００美元，只是全国平均数的１０分之一弱，更只是西班牙人均１３０００美元的６０分之一，单就买中國产的旅游鞋来看，中國的普通公众却“享受”着与西班牙人相同的甚至还高些价格。

　　温州的鞋业企业主们肯定是在赚钱，还赚了大钱，温州当地的官员就不无骄傲地炫耀，当地民间拥有的资金，在几千亿的规模，比如就到处炒房、兴风作浪。“一双不错的中國鞋”加“用轮船装运到西班牙”的运费，卖５０元人民币还有钱赚，在中國内地也卖甚至再高一点卖，也更有钱赚，赚谁的钱，除掉原料成本，看来就剩下工人的人工成本了，怪不得由所谓“民工荒”引起的调查说，民工的工资２０年来，一直在数百元徘徊。

　　制鞋业的民工的工作环境是恶劣的，整天在有毒的粘接剂和皮革的臭味中熏着，工作时间是很长的，每天工作１２小时左右，正因为民工的超常付出，加上内地消费着与西班牙等地消费者“相同”的“购买力”形成的差价，温州鞋老板们的财富才膨胀起来。感觉只有一个词“巧取豪夺”。

　　光彩夺目的“温州模式”从最初的假皮鞋、假电器转为“正常”的致富方式，被同样已经致富了的经济学大师们推崇已久了，西班牙的暴徒用一把火，烧出来什么东西呢，大师们应该分析一下。

　　作者:云淡水暖

　　《中國青年报》９月１８日报道，大连出台新规，市长可以对不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法规等１６种行为“行政问责”，此外还规定，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市政府提出附有相关证据材料举报、控告的，市长也可以对其问责。此前，媒体也曾报道了一些市、县出台对下属问责措施的情况。这些问责的实施对人民群众当然是一种福音。

　　但是，出台了对下属问责措施的地方，有没有出台对县长、市长问责的配套措施呢？不知道。相信也许没有。如果有，记者们焉会置含金量更高的新闻而不顾？对咱们中國的国情来说，诚如“黨纪国法一肩挑”的常德市原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在有恃无恐地腐败堕落时所言: “中國的这种体制，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我毕竟是市领导，没人敢查我。”因此，从新闻价值上说，市长问责下属的新闻，远不如怎样加强对重权在握的一把手的监督和问责的新闻更重要。

　　是咱中國的省长市长县长们不需要加强这样的问责监督吗？回答不仅是，而且更需要。沈阳原市长慕绥新的腐败只是市长腐败的一个代表。从基层某长到县长、市长一路边腐边升，“成长”为厅长、省长、部长的也不是没有其人。一个县，一个市，如果只有对下属的监督，而没有以这个县、市最高行政长官的监督，起码可以说这种监督是一种关键环节有明显缺失的监督。在一个建构系统内，上梁与下梁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上梁不正必然导致倾塌。许多窝案的发生也正是这个道理，你不腐败就不能在他那个窝里呆下去。因此，很盼望能够有对一个县一个市乃至一个省、一个部和最高长官问责条例的出现。由谁对他们问责呢？当然是与其相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说到这里，又一个问责空白出现了：在一个县，一个市，谁是权力更大或者是拥有拍板定案重权的一把手？当然是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了。然而，又由谁来行使对他们的问责权呢？由同级黨员代表大会？这个黨代会的常任制还在低层次小范围的试验之中，能不能发挥起对同级黨内一把手的问责还是疑问。在我们国家的政体中，东南西北中，黨是总揽全局的，如果只能在黨内问责，而黨外人士、非黨群众却对问责无缘置喙，岂非怪事？这与黨内一把手的权力无限是不对称的。如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卖官”的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利，貌似好干部、实为大贪官的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等，就只有等他自取灭亡之后才能算总账吗？

　　问责空白的存在，不仅使监督缺失，以致绝对的权力易于滋生绝对的腐败，也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们黨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加强。如何加强对一县一市最高行政长官及黨内一把手的监督和问责，不仅是我们反腐和廉政建设所避不开的话题，也是提高我们黨的执政能力所避不开的话题。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认为黨内监督制度体系基本形成的观点还为时尚早。

　　新闻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18/content_1993816.htm

　　http://news.sina.com.cn/c/2004-07-21/06133771711.shtml

　　作者电子邮件:　byly9999@yahoo.com.cn

　　作者:百愚

　　今年以来，已连续发生五起震惊社会的校园、幼儿园凶杀案，数十名幼儿和少年受到伤害（注）。不同地域的罪犯选择了几乎相同的施暴对象－－少年儿童－－这个世界最可爱、最无辜、最不该承担这一切的人。

　　面对日益严重的反社会恐怖案件，一家省级报纸呼吁说：“希望各个幼儿园、学校尤其是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加强管理，杜绝类似事件发生，这是他们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加强防范是应该的，但是我实在搞不明白，“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怎么就成了“整个社会的责任”？真是好事不赖秃丫头，作为全社会成员之一的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份责任？

　　我们国家但凡有了什么好事，媒体总要归功于这个，归功于那个，从来不说归功于全社会。怎么发生了恶性案件，有了责任就想起来要全社会承担责任了？

　　说到责任，最好先看看导致案发的原因。报刊上几位专家的分析很有道理，现摘录如下。济南市省府前街小学黨支部书记杨静娴谈到山东莒县贾庆友案时说，当前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等各种社会问题，导致个别人心理失衡甚至心理变态，他们没有别的表达渠道，就可能将对社会的仇恨不满情绪，发泄到儿童身上。

　　犯罪学家、江西社科院法学教授李云龙谈到苏州市吴中杨国柱的作案动机时说，因为他家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理，对社会仇恨并希望通过报复社会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关注。由于他无力报复直接仇人，作为残疾人的他便选择更弱势的群体来泄愤。

　　如何理解制造河北辛集幼儿园杀人案疑犯马闯犯罪动机？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犯罪心理学专家王艳荣教授认为，马闯与马加爵、靳如超等人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种反社会人格心理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发泄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所有案犯都没有体面职业，没有不菲收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很少享受社会福利，很少得到社会救助。与“运气来了不由人，风吹草帽扣鹌鹑”的主儿截然相反，他们属于“喝凉水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的失意者。是备受社会歧视，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的弱者。社会潜规则从来都是富的怕穷的，穷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两极分化才是他们犯罪的根源所在。

　　那么谁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呢？是全社会吗？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哪次公开向全社会征询过意见？国家确定的重大项目（如建设世纪坛、国家大剧院）哪次事先召开过听证会？我认识的人不算少，大家对两极分化的日趋严重无不深恶痛绝且忧心忡忡，可谁曾把他们的意见当成回事。政策由政府定，钱由政府花，资源由政府支配，出了事凭什么让全社会负责？

　　虽然是一介草民，但我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作为社会一分子，我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可是我有什么权利负责呢？就以两极分化问题为例，我在五年前就写过《莫等物极再反》、《腐败的要害是两极分化》等文章。可是没有一家媒体刊登，可以说我没有言论自由权力。

　　我对政府财政开支暗箱操作、机构庞大臃肿意见很大，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所有批评建议都如石沉大海，可以说我没有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权。

　　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选官的权利。尽管我有选举区县级人大代表的权利，但没有一个人大代表向我陈述过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他们到人大都干了些什么，我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没有选举权。

　　我想对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游行示威抗议。可前车之鉴告诉我，这样做除了碰得头破血流，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我一样都享受不到，又让我如何履行公民责任？

　　一个有权力却推卸责任的政府，一个没有权利，却被赋予无限责任的社会－－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可不少官员殚精竭虑，拒不政改就是要保住这样的局面。他们当然无所顾忌，因为他们除了将自己保护的如临大敌，早将亲属迁到了海外。

　　当然，无奈的老百姓已习惯成自然，因为他们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只是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中，总有一些人不甘于此，于是便有了一次次恶性案件的发生。而那些选择了制造反社会的恐怖案件的人是不计后果的。

　　如果能找到本拉登，他们会成为人体炸弹；如果投奔梁山，他们会成为拼命三郎；如果结交上黑社会，他们会成为冷血杀手；如果他们能像靳如超（制造石家庄１０８人死亡，５人重伤特大爆炸案的凶犯）一样得到炸药，恐怕比靳如超有过之无不及。

　　在我看来，此类事件只是刚刚拉开序幕。多年前我就说过，社会加速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恶性案件越来越多。今后随着贫困家庭培养的大学生失业，很难想象未来的社会治安是什么局面。只要社会不断孳生无助无望的群体，谁知道他们将来能捅出多大的漏子。

　　国家需要调整政策了，给社会边缘群体以关怀、温暖、帮助，使他们重获生活希望才是政府第一位工作。如果面对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视若无睹，还把形象工程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等待我们的必将是国无宁日。

　　胡錦濤總書記在纪念人大成立五十五周年大会上庄严提出了依宪治国。宪法若能逐字逐句得到落实，必然会成为国人的福祉。老百姓只有充分享受宪法赋予的全部权利才可能真正负起公民责任，只有亿万公民真正负责之日，才是国家安定和諧健康发展之时。抛开这个前提讲“整个社会的责任”，无异于痴人说梦。

　　注：９月２０日，山东莒县第一实验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一名男子持菜刀砍伤２５名小学生。目前疑犯被抓获，犯罪嫌疑人贾庆友系莒县农机公司下岗职工，３７岁，现为公交车司机。

　　９月１１日，苏州市吴中区小剑桥幼儿园，２８名小朋友被持刀歹徒杨国柱砍伤。杨用随身携带的汽油、爆竹等实施进一步犯罪行为时，被迅速赶来的巡逻人员擒获。杨国柱是江苏沭阳农民，４１岁，独身、右腿微瘸，曾在吴中区小商品市场摆了一个修钟表摊。其父母因儿子计划生育被罚，两年前双双服毒自杀。

　　８月１７日，石家庄市妇女儿童教育活动中心５楼的英语教室内，两名儿童被持刀歹徒张开林劫持，歹徒后被当场击伤，两名儿童被成功解救。张开林３５岁，是贵州省威宁县秀水镇大寨村大寨组人，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中下等，主要靠贩卖中药材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案发前张曾向该园教师索要３００元钱，教师不给。

　　８月４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１４名孩子和３名教师被该幼儿园门卫徐和平砍伤，二名幼儿被砍死。５３岁的徐和平有精神病史。该园计划在下个月关闭，这使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徐和平担心丢掉工作。

　　２月２７日，歹徒马闯手持利斧闯入辛集市安定街亨盛小区蒙太梭幼儿园，辛集市中医院护士郭钗为保护幼儿园内的６３个孩子壮烈牺牲，其４岁的儿子也惨死于歹徒的斧下。３４岁的马闯是辛集市辛集镇陈马庄村农民，做卖菜生意不顺。

　　作者电子邮件：reyal@vip.sina.com

　　作者:田奇庄

　　十六届四中全会重点是研究加强黨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回顾建国五十多年来黨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不难看出共產黨执政理念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会对黨今后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出自己的判断。

　　口号是“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而提出的，有鼓动作用的、简练明确的语句”（《辞海》）。一句口号往往是一条政治纲领，能起到千言万语、千军万马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笔者没有出过国，不知外国社会有没有口号。可是对于生活在大陆的国人来说，不了解口号就等于不了解国情。

　　中國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义军都有唤起民众的响亮口号。当年李自成就是以“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赢得社会广泛响应推翻了明王朝。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收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革命战争时期毛澤東十分重视口号的作用，他说：“无产階級政黨实现政治领导的重要方式就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

　　当时的革命主力军是贫雇农，他们大都没什么文化，难以理解深奥的馬列主義理论，却很容易接受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口号。一句“打土豪，分田地”足以唤起无数民众揭竿而起。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口号，激励百万雄师突破蒋军固若金汤的防线，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革命战争时期口号在动员民众革命时具有无可替代的神奇作用。夺取政权后，黨和国家领导人还是确定了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口号继续成为动员群众的最常用、最有效工具。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实现黨和领袖的政治目标，各级黨委都把制定口号当成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口号占据了媒体主要空间和时间，写满了大街小巷及各个角落。笔者试将建国以来印象较深的口号记录如下：

　　五十年代口号：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會主義。

　　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六十年代口号：

　　向雷锋同志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階級斗争，一抓就灵。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七十年代口号：

　　念念不忘階級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澤東思想伟大红旗。

　　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斗私批修。

　　在全国一盘棋，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的背景下，口号所产生的震撼力和威慑力足以排山倒海。然而亿万人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便如同高山滚雪球，雪球越滚越大必然导致雪崩，造成难以控制的后果－－谁能想到大跃进的后果是上千万人饿死；谁又能想到纹革的后果是几百万国家精英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风云一时的始作俑者成为阶下囚。毛澤東在建国初期曾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事实证明，搞群众运动适用于破坏旧世界，只有走科学民主的道路才能建设新世界。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摈弃了階級斗争群众运动理论，走上了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正确道路。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纲领，虽然还能不时看到当年口号的阴影，但与运动群众的口号相比已有天壤之别，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八十年代口号：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科教兴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五讲四美三热爱。

　　贫穷不是社會主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九十年代口号：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

　　三个有利于。

　　发展社會主義市场经济。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进入新世纪，共產黨的执政理念又有了质的飞跃。这一点在口号上体现的非常鲜明：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叁個代表。

　　抢抓机遇。

　　稳定压倒一切。

　　十六大以来口号：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以人为本。

　　牢记“两个务必”。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立黨为公、执政为民。

　　人类思想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精华。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各种思想相互争鸣，相互交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最重要标志。然而在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民众成了驯服工具，其生存目的就是落实领袖最高指示和国家口号。所以当年毛澤東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北京大学建国后几十年都不敢承认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自由思想”校训，学者教授们只是为当局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论述政治理论的现实和深远意义。文科大学办到这个份上，也真难为学者教授们了。

　　用口号推行政治主张，说到底是政治初级阶段。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在法律框架内，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用民主科学的方法来实现。用简单的政治口号群众运动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只能适得其反。

　　重读当年口号，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当局总是向老百姓提要求，指导老百姓如何做：要艰苦奋斗，要勤俭建国。要学习雷锋，要斗私批修。后来毛澤東提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号召自己的国民不怕苦不怕死，这的确是个非同寻常的境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曾经铺天盖地的口号被越来越多的广告取代，黨和国家的口号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民情民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建设小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三讲、叁個代表口号，则是要求官员改善和改进执政能力。十六大以来，图解政治理论的宣传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用法律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并维护公众利益。

　　回顾五十多年的口号变化，大家不难看出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化轨迹。但是用筷子吃饭的人都知道，若想使权力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还需要实现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当年毛澤東答复黄炎培先生时所说的惟一办法－－民主！

　　官本位特征是谁能决定乌纱帽去留谁说了算，市场经济特征是出资人说了算，民主社会特征是选票多说了算。

　　公民有了直接选举官员的权力，官员才不敢得罪公民，他们才可能把人民利益放到首位，权为民所用才能落实到钱为民所花。到那时，绝对不会出现强民众所难，让民众火中取粟的口号。也很难出现说大话使小钱，把老百姓当猴耍的口号。想当官的人都要主动承诺给人民办好事，而且拿出可信可行的方案证明自己能说到做到。而公民们则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专找官员和政府的错误公开批评。只有到了那一天，咱们老百姓才能称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时的官员才称得上是人民的公仆。

　　虽然大轰大嗡的政治口号已经渐行渐远。但谁都明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许十六届四中全会能够促使这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电子邮件：reyal@vip.sina.com

　　作者:田奇庄

　　横空出世的网民论坛如今成了地方首长的大难题：办还是不办。真可谓进亦忧，退亦忧。其难度不亚于哈姆雷特的选择－－生还是死，这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网民论坛给了民众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成了监督政府工作，促进官员转变作风，增进官民沟通交流的理想平台。而且具有成本低、效果好、便于公众参与等诸多优点。因而某些地方政府开办的论坛一问世，就受到了媒体和学者的强烈关注。

　　中國官场从来信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几千年来官府对钳制民众言论从来不敢懈怠。虽然网民论坛是个虚拟的空间，虽然只有为数不算太多的网民参与，但首长们担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若拿出老僧入定的功夫硬着头皮不办，老百姓即使满腹牢骚也无可奈何。

　　可事情绝不会就此为止，政府能撑多久也很难说。黨中央的执政理念是以民为本。民若真成了“本”可不得了，官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要接受人民监督，要让人民满意……如果民众连在网上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与官本位有什么两样？又让老百姓如何理解权为民所用？

　　在如何看待网民论坛问题上，地方黨政首长的认识差异很大，有的首长把论坛当成洪水猛兽，有的首长却是经常发帖子的网民，他们也想希望用这种方式推动政府改进工作。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办了网民论坛，在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恐怕没有哪位首长愿留下顽固不化的名声。

　　更何况首长不办论坛不等于别人也不办。网站不同于报纸，政府控制住刊号谁也别想介入。现在只要有不太多的资金，不违反宪法法律，任何人都可以申办网站。民办论坛一旦成了气候，地方领导就会十分被动。

　　首长若主动开办网民论坛，麻烦更多。弄不好就成了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落好。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纹革期间虽然闹过四大（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红卫兵可以大胆发表各种言论（反对无产階級司令部的除外），但那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粉碎四人帮后彻底否定纹革，再写大字报就属非法。二十多年来，官方牢牢控制着各级媒体，首长的高大形象端得是荧屏有影，广播有声，报纸有名。以正面报道为主成了歌功颂德的代名词，猴屁股理论（注）让高官们看到的都是媚眼和笑脸。特权如同毒品，首长们一旦沾上就再难舍弃。

　　首长开办网民论坛，说白了就是花钱张榜让老百姓公开批评自己。如果指责一两个人，批评一两件事，热闹上一两个月倒也罢了。论坛只要办就是二十四小时开放，任何人对官方不满随时可能到此发泄，大员们如著芒剌，如坐针毡，呼风唤雨的大好时光从此一去不复返。

　　问题在于官场积弊太久，大员们毛病太多。而网民队伍大都初出茅庐，求变心切，口无遮拦。大员放不下架子，网民容不得砂子，矛盾就此产生。这类网民还容易应付，问题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网民中从来不缺高人。他们看问题准确深刻，批评切中要害，而且多是官方早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不解决吧，理由拿不到桌面，真要解决又谈何容易－－只要办论坛，首长们就无法避免这种窘境。

　　更大的问题是，官僚们都属于利益共同体，多少年来大家荣辱与共彼此关照。有了网民论坛，所有大员都可能成为网民批评对象。随着批评面的扩大，官僚内部很容易形成要求关闭论坛的强大合力。如果不回应他们的愿望，发起或主办论坛的首长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处在由上司而不是选票决定乌纱帽的体制下，谁愿为素昧平生的网民开罪同僚？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论坛夭折的风险系数便会急剧上升。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恐怕首长们也不愿意承担扼杀网民论坛的责任。

　　如此说来，网民论坛似乎真成了地方首长左右为难的心头之患。恭请大家稍安毋躁，那只是笔者对首长正常思维的分析判断，如果首长动了歪心思，任何难题都不在话下。事实上官场从来不缺少对付草民的办法，时下就有人使出了《盘辫子》之计。当年满清遗老遗少把辫子剪细，革命军来了就把辫子盘到头顶，保皇黨来了再把辫子放下。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堪称识时务之俊杰。

　　有了这条锦囊妙计，首长就吃了定心丸。只要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只管赶时髦出风头，大张旗鼓筹办网民论坛。让网民们先过把民主瘾，自己则体验一番网民如何感恩戴德，再借网民之手抓住下属官员小辫敲敲竹杠－－这等美事傻瓜才不干。若论坛顺风顺水当然是就坡下驴。若风向不对，便借口网站维修关门歇菜，等猴年马月论坛恢复时，网民早已心灰意冷踪影全无。如此这般首长既博得了民主美名，又保住了同僚的面子，更哄得网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企盼青天大老爷开恩－－这就是一些地方首长应对网民论坛的如意算盘。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写到这里，本想搁笔。再一想，中國官场上总不缺少有良心、有良知的官员，总还有人把网民论坛当成利民利国的事业来追求，所以再写上一段。

　　今天的网民论坛对于中國民主进程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无奈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传统，黨政官员不懂民主，老百姓的民主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当民主真的到来时，大家都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论坛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痛苦。

　　有良心和良知的首长会把开办网民论坛作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作为实现以民为本的工作重点，认真研究统筹规划，积极稳妥的部署，绝不会草率应付。

　　网民论坛的出现是科学技术促进政治进步的大好事，但把好事办好并不容易。官方办论坛事先至少要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教育各级官员端正心态，放下官架子，既要尊重网民，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又要有容人之量，有则改之无则加免。还要明确纪律，凡是打击报复网民的官员从重处罚。

　　二是提前培训一批法律、教育、新闻、心理专业人士，请他们上网发帖子，及时引导网民理性思维文明发言，阐述宽容善意公平公正理念，克服急躁情绪，增进网民与政府之间的理解信任。

　　三是成立督导小组记录网民反映的问题。对于政府部门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要一盯到底，把落实结果在网上反馈。有些一时难办的问题，要开诚布公作出解释。对于困难太多或当地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可采取多种形式与网民沟通。论坛是说理的地方，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是通情达理的。

　　共產黨已执政多年，办过许多好事，也办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从目前来看，由于缺少来自被管理者的公开批评，官员们骄娇之气颇盛，不利于今后更好执政。所以把人民和国家利益真正放到第一位的首长，都会努力办好网民论坛。

　　网民的逆耳剌耳之言，是官方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官方听取网民意见后若能积极改进工作，得到的必然是网民们发自肺腑的赞扬，这比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经要强一万倍。首长们不是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吗。网民的帖子就是刮不掉、铲不动广为流传的碑文。大员们的品行究竟如何，网民们帖子就是最好的称。

　　注：猴屁股理论：一棵大树上有许多猴，越到树尖猴越少，下面的猴往上看是屁股，上面的猴往下看都是笑脸，所以大家都千方百计爬到更高一层。

　　作者电子邮件：reyal@vip.sina.com

　　作者:田奇庄

　　逢年过节到各大公园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热火朝天的节日气氛，相信这些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欢庆佳节的方式对于广大的北京市民来说似乎是有些遥不可及了。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记者从“十一”假日旅游工作会议上获悉，１０月１日当天，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中华民族园、天坛公园将分别举行大型庆典活动。所以国庆节当天这五大公园不向普通游客售票，只安排部分市民进行有组织的观看。

　　“普通游客”是什么人？普通游客代表着社会大众。在这样一个大众的国庆、大众的节日里，大众却率先失去了参与庆祝活动的资格，甚至就连掏钱观看庆典的权力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区别于“普通游客”之外的无疑是一些政府领导和“与会嘉宾”，当然，还有一少部分“有组织的观看”的市民。但是这些人真的能够代表所有的民众么？在他们的身上真的能够体现出“安定祥和”、“举国欢庆”的节日气氛么？我看未必。

　　国庆节是国家的庆典、人民的节日，无论庆祝活动怎样搞，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始终应该是第一位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的此类活动却搞得越来越类似于领导干部的一场“见面会”，其大致内容无非是：领导讲话、接见与会代表、一起观看演出，第二天，“普天同庆”、“与民同乐”的新闻报道照例会铺天盖地地洒满所有报纸的版面。这种庆祝活动已经越来越背离了“普天同庆”的初衷，而近似于一场“专题演出”，就连那些“有组织的观看”的市民，也不过是这场演出的一种道具而已。在这样一个本应该举国欢庆的节日里，无数社会大众却苦于没有一块可以用来欢庆的场所，在每一个这样热火朝天的庆典中，他们却一次次游离于庆祝活动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各种各样的节日过得索然无味、没有过节的感觉，于是有人慨叹“节日冷漠症”，进而抨击大众的感觉日益变得麻木。其实我们又何尝想到过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们究竟给大众营造起一个怎样的节日氛围呢？没有群情振奋的全员庆典，缺少心潮澎湃的现场参与，除去商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巨额条幅之外，唯一能令老百姓感受到节日气氛的只剩下电视台乏善可陈的各类文艺汇演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国庆节”这样一个神圣的节日在某些公众眼里，除去几天假期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了。

　　“重在参与”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其实这种精神更应该成为每一项积极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宗旨。虽然倡导国庆庆典的全员参与无论是在安全问题，还是在组织问题上，都会遇到不小的困难，但是这些工作正是有关部门今后努力的方向，而不能成为其逃避工作压力的托辞，更不能成为剥夺公众享受权利的借口。毕竟，国庆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庆”，每一个人的“节”。

　　作者:赵志疆

　　１９７９年６月，中國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了一份３万字的报告；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國，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２５年：两个错误的预言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令人深思。

　　１９７９年６月，中國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了一份３万字的报告，在见闻部分有一段文字：

　　学生无论品德优劣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法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掉个个儿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重音体美，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结论：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过２０年，中國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并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國。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里也有一段文字：

　　中國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举起右手，否则轻易不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胳臂放在身后，室外活动除外。中國的学生喜欢早起，７点前在中國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國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國教师的解释，它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國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结论：中國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２０年时间，中國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２５年过去了，仅仅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９年的２０年间，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育了４３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１９７位知识型亿万富翁。２００３年共產生１１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占了半数左右。

　　两份预言有着令人回味的深意。在报告中，美国小学生体现出了“天无我大”的自信和对创造的强烈渴望。而具有强烈的自信和创造欲望，正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这，却是我们眼中近于失控的课堂培养出来的，却是那如火如荼的“音体美”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教育重视音体美，也许就是因为认识到了音体美在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更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更利于引导学生勇于创造、乐于创造、善于创造。

　　美国对中國教育的考察报告体现的却是中國教育观念的陈旧，对学生个性的扼杀，对学生动手能力、发问精神和自由支配时间权利的剥夺。中國小学生坐姿统一，这只是我们看到的表面，要求学生整齐划一，最终导致学生个性的泯灭。

　　遗憾的是，中國教育改革孜孜以求了数十年，却仍然没有摆脱“唯考试分数论”的束缚。素质教育的东风吹进新鲜空气之时，又有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素质教育不是不要教育质量，而是要更高的教育质量。这本来没错，却又被扭曲了：更高的教育质量的最好体现就是更高的考试分数！在课改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我们更应警惕这些貌似先锋的“回头箭”！课程改革，绝不应再有掣肘了。

　　作者:马忠圣　马志英

　　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否则，就难免被滥用。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迈阿密警察局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举报，说某汽车站上有３个黑人青年，其中那个穿花格汗衫的，身上藏有一把手枪。两个警察在６分钟后风驰电掣到达这个汽车站，果然看到３个黑人男子站在那儿。警察命令他们举起手，结果从那个花格汗衫（他叫JL）身上搜出一把手枪。

　　JL还有１０天才１６岁，按照州法律，不足１８岁携带武器是非法的。但是在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却说，警察平白无故地在马路上搜查一个人，本身是非法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执法人员对公民进行不合理搜查，匿名举报不算理由。既然警察的搜查是违法的，那么搜出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证据。法庭同意了辩护律师提出的排斥证据的动议。警察局只得上诉。上诉法院认为警察局接到举报，有理由搜查，这是合法的。可是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定，认为根据宪法，这样的搜查是违法的。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８日，联邦最高法院对佛罗里达诉JL一案作出最终裁决：单纯依靠匿名举报而没有其他线索和证据，警察没有权力在马路上拦截或搜查公民。

　　可是，此前不久，１月１２日，联邦最高法院刚对另一个涉及警察权力的案子作出裁决，那是伊利诺诉沃德罗一案。

　　故事发生在１９９５年９月９日，芝加哥警察局的便衣警察诺兰和哈维驱车在一个毒品高犯罪率地区巡逻，他们看到墙边一个男子，就是本案被告沃德罗，拿着一个黑包。这男子看到自己被人注意，撒腿就跑，警察立即驱车包抄，最后把他逼进了死角。警察诺兰从沃德罗的包里搜出了手枪和子弹。

　　在法庭上，被告辩护律师提出动议，警察无缘无故地拦截和搜查平民是违法的，所以搜到的手枪不能作为证据，搜到了也不算。但是法庭不同意，认为警察在这种情况下的搜查是合法的，法庭判沃德罗非法持有武器罪。上诉法庭这次却认为，突然撒腿逃跑不能成为警察拦截和搜查的理由。判决被推翻了。再次上诉后，伊利诺州最高法院支持了上诉法院的裁定，但联邦最高法院却推翻了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认定警察如果发现可疑行为的蛛丝马迹，就可以作为合理的怀疑，并有权根据这种怀疑进行拦截和搜查，这样做没有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合法的。

　　警察是一种合法暴力机构，美国警察身上，枪、警棍、辣椒水、手铐，一应俱全，随时随地可以使用，有时候一点小事就会把人铐起来。妇孺皆知的常识是，警察必须得到法庭的搜查许可才可以搜查公民的家，对于公民来说，“家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警察如果没有法庭的搜查证，不要说搜查，就是进人家的大门都要经过主人同意，主人不高兴起来叫警察滚蛋，警察就不敢耽搁。可是在街上就不一样。按照现行法律，警察在街上有权拦住有嫌疑的人，必要时可以搜身。这也好理解，因为大街上是公共场所，警察有责任保障公众安全。

　　可是真做起来，事情常常不是那么简单清楚。纽约市有个乞丐，常年住在公园的一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里。警察在调查一件刑案时，搜查了这个垃圾箱，当然没想到申请搜查证，结果也真搜出了一些违法物品。但法庭上，这个乞丐的辩护律师说，犯了法的是警察。乞丐长年住在这儿，他的全部家当就在垃圾箱里，那里头全部是他的私人物品，所以，这个废弃的垃圾箱是他的“家”，警察是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了一个公民的家。这个废弃的垃圾箱到底应该算是公共场所还是私人的家，你一下子还真可能说不上来。

　　警察拦截搜查的合法性判定，最经典的判决是１９６８年联邦最高法院的泰利诉俄亥俄一案。在那个案子中，警察看到一个人在街上边走边往一家商店里看，走过去后又回头走，还是往这家商店看，然后再走过去跟另一个人窃窃私语，于是另一个人也来回往这家商店看。这两个人如此反复往这家商店看了十来次，然后他们跟第三个人一起打算离开这儿。这时候，警察觉得他们非常可疑，于是上前拦截，结果在他们身上搜出了非法携带的武器。

　　辩护律师认为，一个公民来回看一家商店，并不是不合法的行为，警察没有权力怀疑这样的行为从而拦截和搜查一个并无非法行为的公民。但最高法院裁定，警察在对可疑行为有足够怀疑理由的前提下，有权在大街上拦截和搜查，这样的拦截和搜查没有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从此，这种拦截和搜查在美国法律中就被叫做“泰利拦截”。警察实行泰利拦截是合法的，问题是要判断怎样的理由构成泰利拦截的法律依据。

　　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定中一再强调，泰利拦截不能滥用，比如说，不能过度使用暴力，不能有种族歧视的倾向等。后一点特别受到民权组织的重视，有统计数字表明，黑人受到警察拦截的比例远高于正常的人口比例。但是，警察的行为是否违法，只能个案处理，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于是，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个案就带有法律解释的意义。

　　前述两个案子，伊利诺诉沃德罗的裁定容易理解，佛罗里达诉JL一案却使全国警察十分震惊。以后，他们在接到匿名举报时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为什么这样？代表最高法院宣布裁定的女大法官金斯堡一言道破：如果允许警察以匿名举报为由拦截搜查，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

　　这是典型的美国观念：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否则，权力就难免被滥用。

　　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在裁定有关警察行为的上诉案时，从来不考虑案中警察事实上的搜查结果。前面所提到的案子中，警察拦截搜查是否合法和搜查出什么东西的结果没有关系，和被搜查者事实上是好人还是歹徒也没有关系。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开始于行为的发生之前，而不考虑行为的结果。这里面的逻辑非常清楚：尽管在上面所述的３个案子中，警察事实上都搜出了武器，避免了潜在的犯罪事件，客观上对社会安全是有利的，但如果以成败来衡量警察权力的范围，就会在事实上鼓励警察滥用权力。

　　美国警察经常是新闻里的主角，也经常被卷到官司里，其原因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警察必定是一种十分活跃十分积极的力量，否则社会治安更不能保障了。在美国一般不提倡普通人见到暴力犯罪时挺身而出和歹徒搏斗，相反，人们还经常得到官方告诫，在危险的场合，不要试图采取行动，只呼吁人们尽快报告警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治安是警察的活儿。治安不好，人们就抱怨警察。可是，歹徒脸上并不刻字，警察太卖力了，就难免和好人磕磕碰碰。美国人对政府权力的自我膨胀特别敏感，一有磕碰就立即抱怨警察滥用权力。

　　普通人和警察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经常发生的是寻求帮助，比如问个路之类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和警察打过至少若干交道的，那就是吃交通罚单。一般情况下，让警察抓住超速的人都乖乖认罚，接下罚单，寄出支票。不过，法理上讲，这并不是说：只要是官兵捉强盗，捉到的就肯定是强盗。罚单上都写明：这是政府行政分支的警察对你超速犯法作出指控，你可以抗辩，某月某日某时到法庭，由法庭来作出裁决。法庭是属于政府的司法分支，和警察所属的行政分支是分开的。

　　如果你有闲时间打这样的小官司，千方百计找点理由出来，通常可以减轻一些惩罚。法律规定，你有权要求警察出示证据，比如测速仪的记录，你还有权找专家检查警察的测速仪是否准确，如此等等。要是警察让你给找到了茬儿，那么你多半是可以逃脱了。在法庭上你和警察是平等的，所以罚你的警察也必须准时出庭。你还有权以工作或家庭的理由要求法庭改变开庭日期。如果到开庭的时候，警察偏偏很忙而到不了法庭，法庭就必须以放弃指控处理，你就躲过这张罚单，省下一百多块钱了。

　　作者:丁林

　　《十面埋伏》里面有火辣的情戏表演，只见章子怡那小妞光着雪白的后脊梁，在银幕上作欲火焚身状，好不诱人。俺这人一贯低级庸俗，就爱看这样的镜头，当下看得张着大嘴合不上。只是光看章小妞的后脊梁太不过瘾，心里盼着她能转过身来，可她就是不转过来让我看前胸，让俺好不失望。

　　“有人”对我说：章小妞不能转过身来，转过来那就不叫艺术，叫色情了。

　　咦！后背是艺术，前胸是色情。

　　前些日子看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张艺谋大师推出一帮东方美女，个个露着雪白修长的大腿，直到大腿根，看得俺口水流出半尺长，心里直抱怨张大师怎么不把裙子做得再短一些，好让俺看个痛快。

　　“有人”对我说：裙子不能再短了，再短就叫色情了。

　　咦！大腿根以下是艺术，大腿根以上是色情。

　　那天看到一本电影杂志，是合法正规、代圣人立言的官方刊物。那上面有一幅好莱坞女明星的玉照，只见这美女上半身赤条条一丝不挂，丰满的乳房几乎一览无余，只是双手捂着两个乳头部位，算是唯一遮掩。俺见了这张照片，喜不自胜，赶紧裁下来永久珍藏。只是还有些遗憾处，不免叹道：“还拿手挡着干嘛，就差这一点吗？拿开算了。”“有人”对我说，这手不能拿开，拿开就叫色情了。

　　咦！乳房是艺术，乳头是色情。

　　有一天，俺终于看到了真正一丝不挂、一览无余的裸体美女，那叫啥“人体摄影艺术”。照片上姑娘身材一流，比俺老婆强多了，只是神情凝滞，呆若木鸡，活像个人体标本。俺看了又觉得不过瘾，说：“这些小妞咋就不能活泼点呢？那眼睛就不会放点电？”“有人”对我说：眼睛不能放电，一放电，一抬眼皮，那就不叫艺术而叫色情了。

　　咦！垂目是艺术，抬眼是色情。

　　“有人”是谁？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

　　我只是想不到，艺术与色情，高尚与罪恶，竟然会如此差之毫厘地集中在了女人的身体上，往上一寸就能进入圣洁的天堂，往下一寸就会坠入邪恶的地狱，女人的身体真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啊。

　　不过，恐怕只有在中國，在最富有特色的中國才会出现如此奇妙的理论吧？走遍全世界，您还能找出第二家来吗？除了伟大的中國人，还有什么国家的人能对女人的身体作出如此细致入微的研究，能得出如此高深莫测的理论？

　　这理论不知是否已走向世界，作为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假如把它推向全世界，那么外国人一定会把它与辫子、小脚、太监等伟大遗产放在一起，鉴赏把玩，由衷赞叹，对中华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叹为观止。

原载： 网易文化频道

　　作者:雨莲

　　生而为中國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不是缺医少药，不是被冤打冤杀，而是没地方说理。缺衣少食、缺医少药，世界上有些国家比我们更严重；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冤打冤杀，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而含冤受屈却没地方说理，古今中外只有当代中國最为严重。

　　身为工人，你付出了劳动却可能得不到任何报酬；身为土里刨食的老农，你的耕地可能被村干部悄悄出卖，你承包的山林可能被无理褫夺；身为市民，你的房屋可能被强行拆迁，一家数口从此流落街头；身为守法公民，你的儿子可能被公安刑讯致死，你的女儿可能被干部或警察奸污；你小心翼翼做人，没准儿哪天突然飞来横祸，从此身陷囹圄……一句话：身为当代中國人，你的权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肆无忌惮的侵犯。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应对呢？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一位正常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诉诸法律。然而在当代中國，法律制定虽然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可惜数不胜数的法律法规不过是孟州牢城营里的“杀威棒”，运用之妙仅存乎“官营老爷”一心：打你１００“杀威棒”，那是本老爷执法如山，你怨恨不得；不打你，那是本老爷格外开恩，你必须叩头谢恩，最好再拿些银两来；本老爷看你是个有用之人，你就是想挨打也不成。各级黨政要员便是大权在握的“管营老爷”。他们权倾一方，称孤道寡，通过政法委控制着一切司法机关，玩公检法于股掌之上。在北京的“信访村”，“村干部”之一李小成今年７月３０日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示威申请书，因为北京市公安局没有在“申请举行日”前两日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通知李小成，依照《游行示威法》之规定应视为“同意游行”。然而，正当李小成召集“村民”准备游行时，他却被公安局诱捕并关押至今，而这一违法举动距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不足３天。显然，在北京市公安部门眼里只有上司，没有法律；被他们拘捕的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游行示威法》以及公安部的新《规定》。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皆因５０多年来我们的国家虽然一直在不停地制定着法律，但很多法律在制定时就没有打算认真实行；国家也有选择地批准某些国际公约，只是为了做样子给洋人看，批准后的公约文本从来就没有在媒体上公布过。

　　曾任过美国首席大法官的约翰·马歇尔说：“那种与法律的权力相区别的司法的权力，是根本不存在的。法院只是法律的工具，毫无自己的意志可言。”但在中國的司法人员眼里，法律却是他们向上献媚、向下勒索的工具。明知对方无罪，只要“老爷”发了话，他们判你没商量；明知对方有罪，只要被告后台硬或是有银子，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敢拱着腰把罪犯送出门。河南的法官判处吕净一徒刑时，坦率地告诉吕：“老吕，我们也知道你没有罪，但领导……”更有甚者，有的司法机关已经堕落成了“国营绑票公司”。你因一万元的问题被他们追查，常常再花１０万元才有可能听到一句人话。一位朋友被反贪局俘去，老婆奔波了一年，上下打点花了１０几万，才讨来一句实话：“他没有问题，不过暂时还不能放。”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司法人员白日为警，晚上为匪，变“警匪一家”为“警匪一身”；白天他是刑警队长、公安局长，晚上他是黑社会的老大。商人运金锭过境，他们扣下私分；女孩子向他们报案，遭到他们明目张胆的奸污；行人无意间挡了他们的路，他们拔枪就杀；他们打死了人就扔进河里，说人家是投河自杀……。

　　面对这样的司法机关，穷百姓即使有天大的理，怎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伸张正义？我的一位朋友向省法院申诉，送了两万元，等了一年多，法官竟然连卷都还没有看，原来嫌他送的钱少，而且还不主动。海南老教师蒙上焯被人诬陷为强奸犯，申诉了２９年，诬陷者主动到法院为他辩白也没有感动法院，７０岁的他仍在一笔一画地誊写着申诉材料。原海南地委组织部长林桃森于１９８６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等待了漫长的１８年才获平反，而此时他已含恨去世８年；令人瞠目的是，原审的主审法官居然还有脸接受记者的采访，恬不知耻地说他当时就知道是冤案。

　　“法律不如法规大，法规不如红头文件大，红头文件不如乌纱帽大”，这是中國法制建设的悲剧，也是至今为止仍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朴实憨厚的中國百姓们总爱把沉冤得雪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长期以来，上访成了中國社会的一大特色。成千上万的人们风尘仆仆、餐风饮露，长年累月跋涉在白山黑水、滚滚黄尘之中。从县乡到中央，那一级政府门前都坐着上访群众，那一级信访机关的院子里都人满为患。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居然还形成了独具中國特色的“上访村”。人们在包袱里背着上访信、血衣、乃至儿子的头颅，手里拿着“江**收、胡**收、吴**收……”的大信封。他们痴痴呆呆地盼望着能遇到一位清官、一位当代的“黑包公”，浑然不知共產黨的官员早已经不再拆阅群众来信。据我所知，群众寄给黨政要员的信一般是原封不动地转给信访部门，其中的绝大部分再转回原地、原单位，甚至是原被告。一位省政法委的信访处长私下告诉我，他任信访处长１０几年来，从来没见省政法委书记拆阅过群众来信。我受李昌平感染，曾鬼使神差也给朱熔基写了封信反映基层的腐败，结果这封信最终转到了被告手上，被告恶狠狠地说：“这小子，竟敢给朱总理写信告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屁股干净得连蚂蚁都站不住脚，恐怕早已经失去了自由。

　　你对着猪诉苦，猪听不懂就静静地睡觉；你对着牛诉苦，牛听不懂就默默地“倒嚼”；你对着狗诉苦，狗听不懂会对你摇摇尾巴。但是，你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黨政官员，他不仅不听你诉苦还可能赏你一顿老拳。从前殴打上访人员的事件，一般发生在县乡一级，当场打得你皮开肉绽算是轻的，更多的情况是把领头人关入牢房；自己挨打坐牢不说，往往还要连累妻子儿女以及年迈的父母。看过《中國农民调查》《岳村政治》的人对此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近年来殴打上访人员的现象逐步升级，省市政府殴打已成家常便饭，就连中组部、中纪委、国务院信访办居然也挥起了罪恶的拳头；与此同时，打人的手段也日益残暴、血腥。今年７月２２日，黑龙江省１００多名失地的农民到中组部上访，竟遭到残酷殴打。河南省郑州市师家河村村干部强卖耕地中饱私囊，金额多达４０００多万。村民长期上访未果，正准备进京上访时，７月３１日凌晨，６００多名防暴警察、５０余辆车包围了村庄，面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警察惨无人道地使用了催泪瓦斯、霰弹枪、警犬、电棒在内的各种武器，造成３０多人中弹，６人重伤。

　　生活在如此恶劣的坏境里，“上访村”里依然熙熙攘攘，真是可悲可叹；然而对于那些痴迷上访的人们来说，他们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他们深深懂得，没有“青天大老爷”的说话，他们的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中國的很多问题不就是这么解决的么？所以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要舍上命来争取。但他们并不明白，真要“上达天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具有百年不遇的偶然性。总理偶然走到了你的面前，握了握你的手。但这种概率仅有１３亿分之一，比中宝马彩票奖都难。第二，你腰缠万贯，有条件买通为你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但这对于“上访村”里的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那些真有万贯家财的人们，受骗的概率也比成功的概率大数万倍。第三，感动了一位有血性的记者，由他把你的冤情公布于众，或是通过内参反映上去。但经过５０几年的豢养和打压，这样的记者虽然越来越多，毕竟仍是凤毛麟角；多数人不是乖觉柔顺的猫咪，便是贪财好色的恶棍。我认识几位大牌记者，他们请客就到，送礼就要，谈到实质问题便顾左右而言他；没有金元宝，休想请动他们。那位在国内正当红的“反腐记者”我也接触过，给我的印象是：舍不得花钱别求他。对那些认钱不认理的记者们来说，当他们写反腐文章时，是否为自己的不贞而感到羞愧或尴尬？我想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灵魂已被腐蚀。

　　哈耶克说：“对某些基本权利从法律上做出的保障，只是宪政对个人自由所提供的一部分保障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为反对从立法上侵犯自由的做法所能提供的保障，也不可能大于宪法本身所能提供的保障。一如我们所见，它们所能防阻的只是那些草率的且不明智的即时性立法行动，然而却无力防阻最高立法者经由审慎思考而对权利进行的侵犯，能够抵抗这种现象的唯一保障，就是公共舆论明确意识到这类危险的存在并对之保有高度的警省。”既然“公共舆论”也已经被有效控制，那么维护公民权利的唯一办法就只剩下一条：依靠自己的组织。但建国后农民协会已经销声匿迹，工会虽然始终存在着，却不过是卧在主人脚下的宠物犬，连卧上沙发的权利都没有，还常常被主人一脚踢到门边，怎能指望它对自己的主人吠叫？几十年来，他们对工人的疾苦总是麻木不仁，工人也早就弃他们如敝屐。７月２９日傍晚，银川市的出租车司机浩浩荡荡游行时，在市中心的工会大厦里全国总工会正开着两个全国会议，那些“职工之友”们象缩头乌龟，趴在窗子里连大街都不敢上；游行队伍走到大厦跟前，连眼珠都没有错过去，便掉头拐向另一边。然而，“职工之友”们没有谁因此感到羞耻。

　　既然每一条寻找真理的路上都布满了荆棘，很多绝望的中國人只好做出另一种选择，就是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又发展到上天安門自杀；同时，个体的自杀正在向着群体的自杀发展，动辄几十人坐在楼顶扬言自杀。新华网北京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报道说，当代中國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这是一个多么悲怆的民族！但更多的人则走上了秘密组织起来集体抗争的道路。有消息透露，去年一年全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等群体事件破千万次。很多人因为组织严密、讲究策略、不屈不挠而赢得了胜利。大庆被裁减的职工经抗争，买断工龄的补偿由７万元上升到１７万，到了退休年龄还可以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石家庄市、银川市出租车司机经集体抗争，逼着市政府收回了成命；嘉禾县的民众经集体抗争，把欺压他们的恶棍送上了审判台……。他们的胜利向那些苦难的百姓传达着一个信息——团结起来，才是维护自身权利的唯一出路。

　　作者电子邮件：wuzhong0022000@yahoo.com.cn

　　作者:门耀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言逆耳利于行；此文作理性地深入思考，力争中正平和，鞭皮入里，请版主放行。缘于道德方面探讨历来少人问津，此贴名稍显突兀，以期引起众人较多关注，请版主勿改贴名；特致谢意！）

　　什么是德？自古至今，在先贤圣哲的诗书典籍中虽然一再提到这个词，但却没有人给予明确的定义；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将他的见解分为“道经”和“德经”，分别加以论述，于是又有了“道德”一词。我们今天所说的“德”，其实就是“道德”的简称；“道”者，就是“科学的规律、自然的法则”；“德”者，就是“美好的品质、高尚的节操”；所谓“道德”，总的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科学真谛与美好品质的完美结合”。

　　关于德的实质，最深入的要数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将之分为“公德”和“私德”的论述。“公德”，为国家民族之德，万民信守之德，所以更确切的叫法应为“国德”；“国德”是整个民族所追求的科学发展、富民强国、教化民风的最高国策和总方针。“私德”则是个人用来修身养性、陶冶操守、净化心灵、规范行为的处世标准，所以其准确的名称也应叫做“民德”。

　　一个民族要有德，就如一个个人要立志，只有先立志，然后方能有为；一个国家没有自已健全、强劲、活泼、务实的“公德国德”，就不能兴盛；国家不兴盛，人民又何得幸福安康？所以在此还是主要来说一下“国德”。

　　有贤能者言：“国德”为纲、“民德”为目，纲纪先立，万目自张。此言极是，一民无德，不过其个人言行卑鄙污浊而已，若是一国无德，则举国品质低下之人得志，志向高尚之士则难于存命立身，能不世风日下？按古人的说法就叫：“举国率为禽兽矣”，不是太可悲了吗？

　　有人必然会说：“你太危言耸听了吧。”不信，请试听我说来：国之德，实际就是整个国家奉行的行为准则。在奴隶制国家时，举国奉行“奴隶主天生为老爷、奴隶天生为牛马”的“国德”，所以那时奴隶主视奴隶为牲畜，想杀就杀，想剐就剐，以为本该如此；所以整个国家里都是比畜牲更凶残的奴隶主和比畜牲都不如的奴隶两类人。到封建制国家时，举国奉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国德，所以人们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为天经地义，在此环境下，人们皆以诌君媚上为进身求荣之阶，以骗人欺下为得利作威之途，故上上下下除了皇帝一人为主人外，个个都是大大小小的奴才，而稍高一级的奴才以其下有更低一级的奴才为荣，却并不以其为大奴才的小奴才为耻，因为举国如此，还知道什么是可耻呢？如此因为国德之缺失，而造成举国没有品格健全之人，这难道还不可悲吗？还不足以说明国德缺失的可怕和可悲吗？

　　再看到了近代民主共和时期，国风一改，举国奉行“天赋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德”，所以人们才认为“人人都有是国家的主人，都有维持自身正当生存、劳动、受教育、婚姻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了生龙活虎的人民，日益清新的民风。正是“国德倡天命，举国皆奴才，国德倡平等，举国皆主人”；还有什么比“将举国之奴隶解放为自由之人民”更可喜的事情呢？这还不足以说明“国德”的重要吗？

　　俗话说“万里江河有源，百丈树木有根”，要看清我国“国德”和“民德”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放眼回望一下我国的道德史。我国自古以来，关于德的学说就比较完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我国最富“民本主义”思想、最为闪光的“国德”学说经典鼻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这为我国古典“民德”的最高行为准则。

　　然而我国几千年来尽管“民德”学说表面上十分繁荣，代代有大家，不胜枚举；而“国德”理论却一直非常凋零，其原因就在于“以天下为公”的“国德”学说对封建獨裁统治是背道而驰的，始终受到專制强权的不断推残；从而“民德”学说也只能在“君王承命于天、万民承命于王”腐朽“国德”的束缚下，以约束个性为代价畸形发展，最终也没能别开生面，再创新天。我国古代最为光辉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国德”思想，也始终只是写在书本上的理想，没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直至十九世纪未，伴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随着西方“天赋人權不可剥夺”、“民可以没有国，而国不能没有民”的现代道德思想不可阻挡地传入我国，从而彻底打破了我国封建统治階級长期赖于维护其專制的“君王承命于天、万民承命于王”腐朽道德谎言，动摇了其王权專制的根基。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在不断追求和维护“能让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科学文明的德”。

　　在这漫长的追求民族繁荣富强的征程中，我们历经坎坷、百折不回、愈挫愈奋，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直至今天，我们应该能清楚地看到：“无德不能立国，无法不能维德。”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远比我国发展迅速，原因就在于其在“国家道德”方面的率先觉醒。

　　立国之本首先就应该是“立国德”，“国德”就是国家之德、民族之德，说到底就是明确“国家为什么要存在？国家为人民而存在。既然为人民存在，又该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保证人民的幸福？”“国德”不明，目标不清；“国德”虽明却不公正、科学，必然民心不顺、运行不畅。比如日前引起广泛争议的“腐败原罪案”的提出，就显然说明了“国德”不明状况下的窘境，德之不明，法理必乱，所以“非明德不足于立国。”

　　如果“国德”既明确、又公正、科学，没有法治的维护也实在难以长期保证其正常运行，因为人口众多的社会里人们素质千差万别，不能光依靠人们自觉地维护“国德”；所以只有依靠法制的强制力来保证，才能实现“以德立国，国强生根；以法维德，德馨长久。”“国德”既明，又以法维护，保证了社会总体性的稳定发展，“民德”必然能如有茂盛源头之清泉、有强壮枝干之绿叶，长流长青。

　　现代国家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明智的举动便是将“国德”的法制化之举，即将“国德”立为“宪法”，“宪法”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举国人民认可的理想和追求、还有实现这些理想和追求的方法和途径都写在这里，它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这一张纸的份量说它是“重于泰山、巍如昆仑”是毫不为过的。在我国的宪政史上，那些无耻丑类，在他们想要倒行逆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地想尽办法愚弄人民之时，也不得不在这张纸上作文章；他们总是如出一辙地不得不妄图把他们的个人野心、封建特权和险恶用心掺进宪法、或者将阻碍他们实行其丑恶目的的人民权利书——“宪法”曲解甚至撒毁，从而使其罪恶目的也“光明正大”起来。袁世凯就是这些丑类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了达到他个人无限的私欲，他将其“称帝的野心和丑行”在稍作化装之后逐步掺进当时的伪“宪法”、并在最后连遮丑布也不要了，干脆彻底撒下伪装赤膊上阵，因为他的丑行与现代人民权利利的章程——“宪法”的宗旨实在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宪法‘处处限制了他的无耻行径，令他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忍无可忍，他只有原形毕露，最终也只能在全国人民维护人民权利——”宪法“的神圣的”护法、护国“斗争中被赶下台，遗臭万年。

　　“宪法”的出现，正是“国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国德”从“封建主义王权之德”走向“人民权利之德”的壮举！而“宪政”的实施正是保证“宪法”——也就是今天国家民族之大德总纲，能葆青春长久的基础，“宪政”到目前为止、是实行“以德立国，以法维德”的最成功的现代国家体制；而宪政体制本身就是“国德”的具体化、制度化的载体，是人民现代民主权利的归宿和保障；宪政体制健全，则国德完备，宪政体制残缺，则国德必然萎糜不振。

　　再看“国德”发展到今天在当今世界上的现状，国德的功能日益健全，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德”在正常的国家权利动作过程中，其“国德”还要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主要反映在其外交行为上，看看如今世界上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各国有各国的诚信威仪、民族性格，其实是其“内德”的外现而已，不必细说。而对内则是其根本，具体地反映在它的立法行为、执行政令和司法行为的方方面面；立法公正透明、执政高效无私、司法公平合理，才能让举国之民民心纯正，人人思公平竞争、努力向上，以正当合法途径争取个人发展；反之，若一个国家政治腐朽、立法不公、司法糜乱，而想求得民风纯朴、社会安宁，无疑是痴人说梦；因为作为个体的人总是以适应大环境为首选，在一国国家行为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去寻求“民德”的高尚，正所谓缘木求鱼，南碾北辙，这正是“国德”为“民德”之本的原因。正是“国德不正，民德不行；国德不振，民德不存。”

　　如今再具体分析我国面临的世风日下的窘境：立法基础时常偏颇，行政机构贪污腐败成风，司法部门知法犯法、徇私枉法情况情况十分严重，民间是怨声载道，更使社会风气日见堕落，普遍“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笑勤不笑懒、笑俭不笑奢、笑勇不笑怯”的思潮泛滥；一个泱泱大国，一言得道，众口嚣嚣，连说真话听真话都成了稀有的事了，妄言四起，虚糜风行，怎不叫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这一切，总的来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国德”——也就是“宪法”本身、及“宪政”推进方面存在很多缺陷所致。正所谓国家民族之大德一日不明，种种腐朽的封建特权的流毒一日不肃清，人民现代民主权利一日不能得到全面的、真正的维护和实施，国家行政、司法、人民行为就一日不能趋向公正、公平、健康、高效的正轨；正是：“国德不明，民德不畅。”

　　而我们应该如何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呢，道理不言自明，请有志有识有为之国家栋梁们明察。有贤人说：“以德立国，国强有根；以法维德，德馨长久。”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其实在世界文明潮流已成浩荡之势、是非曲直已经明白无误的今天，我们最缺少的是自我超越、自我革命的勇气，你们又以为如何呢？

　　（注：本人认为“以德立国，以法维德”与“依法治国”并不矛盾，特此说明。）

　　作者:盛世危言

　　　　　　　　　　 “一声产业化，双泪落君前！”

　　９月２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问题时说, 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會主義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是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其实，在此之前，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曾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國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反对“教育福利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种倾向。他指出，现阶段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发展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应加强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使教育成为政府一项最重要的工作。

　　曾几何时，“教育产业化”甚嚣尘上，从黨政官员、教育界到媒体，到处充斥着“教育产业化”的喧嚣之声，一夜之间，“教育产业化”成了潘多拉的匣子，一经打开，便释放出无数的不公和闻所未闻的教育腐败：上大学分数不够钱来凑，额外加收数万元的“降分费”，还有什么“热门”专业的“赞助费”……五花八门、丑态百出。没上录取线但家中有钱的考生可以上大学，成绩优秀因家贫的被迫放弃入学。连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也不甘寂寞，硬挤上“教育产业化”这趟充满铜臭味的班车，什么“名校”、“重点校”，“尖子班”、“重点班”，以至于整个教育资源严重畸形，不少学生失去应有的教育机会，应有的公平公正，在本应斯文的教育界首先丧失。可以说，“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已触目惊心，暴露无遗，令无数国人极度愤慨。

　　问题是，对诸如此类的现象，不少有识之士曾提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许多有良知的人还为此撰文、上书及组织专门讨论，呼吁我们的教育绝不能搞产业化。但是，这些可贵的忧国忧民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金钱追逐的泡沫之中，没人能听得进去。已不仅仅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是说清了也白说，近年来，我们有谁见到过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出来就此表态、解决实际问题？依然是你说你的，我搞我的。最令人气愤的是，一些人还从中渔利、为虎作伥，本该纯洁的教育圣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一边是教育腐败连连发生，一边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苦不堪言，甚至可以说是民不聊生，更有那些贫困的、失学的甚至那些跳楼的学生乃至家长也时有耳闻。毫不夸张地说，“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可套用一首唐诗来形容：“国人十三亿，学子万万千。一声产业化，双泪落君前。”

　　“‘教育产业化’、‘学校公司化’的观念和搞‘公办新机制’、卖公办学校的做法，不符合完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必须坚决制止”，好在高层已经明察“教育产业化”的恶果，我们也确实该感谢周济部长张保庆副部长的上述表态，但我还是要与教育部顶一下真：中國的“教育产业化”，难道就在这一声姗姗来迟“反对”表态中过去了吗？为什么当初对那些抨击和反对之声，我们的教育部充耳不闻？谁该对“教育产业化”已经产生的严重恶果和混乱局面负责？应不应当有人为此负责、检讨？从教育部乃至地方各级地导，退一步说，即便是现在着手纠正，既往不咎、罚不责众的话，我们也该听到起码的一声道歉，尽管这种道歉已无济于事，但毕竟反映出政府改正的诚意和态度。

　　作者:卢标

　　多少年前，对北航的名字总觉得敬畏有加，皆因其是培养从事飞机、特别是军用飞机工程技术高级人才的摇篮，是许多有志少年梦中的向往，记得当年北航招生对政审要求极严格，一些家庭出身比较“高”的高中生或知青，哪怕考分再高，是无缘选择的。走到哪里，北航毕业的招牌，也都是响当当的。如果不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录制的真实镜头，我们根本不能够相信这样的现实，就是堂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讲师，会像街头的招生骗子、混混、“校托”那样，用如此赤裸裸的语言，勒索考生家长的钱财，且达１０万之多，当然，后来爆出的内情表明，这可能是一桩早已达成的交易的变局。顷刻间，在无法形容的迷乱思绪之中，北航在我们心目中一直耸立着的、尽管近年来已经开始有点倾斜的中國空天技术象牙殿堂的影子，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悲哀与茫然。

　　一个每年都在国家、省、市各级教育部门、招生机构、新闻媒体的信誓旦旦、喋喋不休之中反复向社会、向考生、向考生家长们构筑起来的，“固若金汤”的高考招生诚信保证体系，就在北航教授高峰教、授庞宏冰、讲师刘天平所构成的录取勒索网面前，被撕开了一个黑色的角落，原来一切都是如此的肮脏、无耻。对每年高考中考场中不断发生的、日益猖獗的作弊、集体作弊案件，人们的视点开始还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的教育当局的腐败和当事人的层面，人们对省级招生机构、特别是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公平、民主形象的校方代表，保持着最后的信任和期盼。北航招生勒索事件的出现，断然撕下了高等教育界表面上那一层冠冕堂皇的、衣冠楚楚的外衣，把一个扭曲的、变态的中國高等教育现状，呈现在广庭大众的面前。

　　当然，北航当局摆出了极其“虔诚”的姿势，“‘我要’诚恳地‘向社会表示歉意，这样事件的发生，对北航的声誉和对全国高考录取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昨天下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李未在金融街的一家咖啡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京报》），当然，少不了如今发生丑闻后必然的洗刷，什么“李校长说，其中的高峰是北航汽车工程系教授，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任广西招生宣传组组长。北航黨委常务副书记赵平告诉记者，被警方传唤的庞宏冰原来确实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师，多年前确实曾被派往广西负责招生工作，但今年此三人均不是学校招生工作人员。由于实施网上远程录取，今年北航录取期间，并未向任何省市派过招生人员，也未委托任何人作为招生联络员。”（《新京报》）呀、什么“北航宣传部周部长称，尽管三人的身份都和北航有联系，但在今年的招生工作中，他们都没有代表北航招生的资格，此次参与招生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北京晚报》）呀，什么…呀。

　　等等等等，总之，就像“李校长希望《焦点访谈》所报道的事件是一个孤例”（《新京报》）那样，谁都希望它是一个“孤例”，是一个还能够保持象牙之塔那最后的些许洁净斑点的“孤例”。但是，事实却在无情地向人们展示，这样的事件它根本“孤”不起来，比如，招生指标的设计“今年招生分为三类：统招生、定向生和民族预科生，共计６９人。”（《北京晚报》），比如，“不是”今年招生工作人员，却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一个考生的投档、退档运作的事实，比如，“考生的父亲：怎么没有提到北航呢？我交了钱怎么能保证拿到通知书呢？刘天平：现在学校的事情，说那么清楚学校还可以做吗？学校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懂吗？考生的父亲：为了保护自己呀？刘天平：教育部是不允许点招学生的，不允许点招学生，所以采用花钱的这种间接的方式。我发现和你打交道太费劲了，要不你找高老师，从高老师那儿找一个方式把钱想办法安全地弄到学校来，对你对学校都没有什么影响就行。你看怎么样？”（CCTV）的对话，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目前中國高考招生中的舞弊，已经不只是限于在考场作弊那么简单，在众考生家长寄予厚望的最后一关——录取，也已经编织了一个比考场作弊那种十三烂更加精巧的黑网，而这黑网的鱼儿只有一种，就是钱，而参与织网者，除了盼钱若渴的校方、教授们，还包括送钱有“门”的家长们。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一个国家一流大学的教授、讲师，为了钱堕落到类似街头黑社会收取“保护费”的行为为伍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赖以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延续下去的教育这个根基，已经在腐烂死去，我们号称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教育者的大学教授们，其基本的道德基础已经崩溃。死亡与崩溃，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其背后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仔细观察了这次招生勒索案的主角庞宏冰们的背景和校方遮遮掩掩的辩解，“北航调查称，庞宏冰原系计算机学院教师，已经‘下海’多年，１９９９年其工资人事关系调至北航校办产业，现为北航天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公司’）下属子公司———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公司’）经理，２００１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开发了招生网络系统，该系统２００２年正式投入使用。天宏公司是天华公司、庞宏冰等六方参股的股份公司，其中庞宏冰本人占有３０% 的股份，并由天华公司控股。天宏公司在广西南宁设有分公司，庞宏冰也被聘为南宁市政府电子政务顾问。”（《新京报》），我们顿时释然，这不正是“教育产业化”的现实场景么。从庞宏冰“教授”、“经理”角色的交替出现，从“北航”、“公司”的招牌的相互辉映，教育产业化所培植出来的腐烂铜臭，欣然扑鼻而来。

　　至此，站在一个视角更加广阔的高度，把北航事件放到这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教育产业化的推动而不断演绎的过程背景下，北航事件的细节、调查、处理都已经显得十分平常，更加紧迫的是，我们必须正视，教育产业化的指挥棒，究竟要把中國的高等教育引向一个什么方向。死亡与崩溃，是现实也是预后，我们将如何抉择呢。关于教育产业化，教育部长周济在２００４年１月曾经讲过“中國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他指出，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新京报》），也许周济部长说的不错，政府并没有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初衷，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打出“教育产业化”的招牌。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百姓所观察到的是，教育产业化却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广开来，步步紧逼。

　　第一、知识精英对教育产业化的热烈鼓吹，近年来，许多教育界、知识界精英人物，在各种场合对教育产业化的理念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证”，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有着一长串头衔的冯长根先生（留英博士。欧美同学会会长，中國科协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论文《中國教育的投资和教育产业化》，从“提高高等教育效益需要产业化、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需要产业化、经济发展需要高等教育产业化”三个方面，阐述了教育产业化的“重大意义”，冯博士欢呼“教育面对的是三亿一千万在各类学校上学的群体。这样巨大群体的教育需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兴旺，所以说它是一个永恒的朝阳产业。如果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和产业政策，那么它会集聚可观的社会资金。如果很好地发展教育产业，会开辟一个广阔的市场，取得很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冯博士的文章中，处处充满了对欧美私立高等教育的溢美之词，说什么欧美的私立大学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憧憬着“有人测算，广东办得较好的高收费民办学校的投资收益均在１６% 以上，数亿元校产的投资回收期在８~ １３年之间，有些学校的盈余甚至在千万元以上。”（《中國教育的投资和教育产业化》）的美好“钱”景。我们不知道欧美的私立大学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只听说许多西方著名私立大学筹款的目的，绝不是为捐款人获得利润，我们也不知道在广东的“办得较好的高收费民办学校”里就读的学生们是否包括有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人群，近年来办学方携款潜逃的案例倒是时有耳闻。中國教育知识精英们对教育产业化的狂热追捧，明显有利益驱动的因素，问题是谁的利益。

　　第二、产业化了的收费标准，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的飞速增长，简直成了中國普通百姓头上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大砍刀，“据测算，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已经比１９７８年上涨１００倍以上，实行收费制的高校，学费上涨更加迅猛。特困生、贫困生上学难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CCTV），从１９７８年到现在，除掉极少数靠不择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富豪大款阶层，我们不知道义务教育学杂费上涨１００倍的经济背景是什么。这样高昂的教育收费的直接背景，就是把持学校的知识精英阶层，抓住中國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女上学的传统价值观和最广大劳苦大众只有把接受高等教育作为子女唯一出路的不二选择，再抓住极少数富裕阶层对一切社会资源的占有的贪婪与支付能力，把教育事业直接作为一种紧俏产品进行买卖。

　　高校的高收费政策背后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按成本收费”，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成本”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按照目前的中國社会阶层的财富状况，能够真正实现“锦衣玉食”的富豪，只占人口的４‰，中國６０% 以上的人口，年平均收入不到２０００元，即便是年收入在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元的城市代表性城市阶层，刨掉衣食住行，还有同样锋利的医疗收费的砍刀的“砍杀”，究竟有多少“余钱剩米”不困难地支付高达１万元左右一年的高校费用。每逢高考，面对无力负担学费而自杀、弃读的新闻比比皆是，往年的帐不算，现在，为学费自杀的行为甚至延伸到了高中“高考前，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突然传出惊人消息，该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欠学校几百元学费，学校说如不交清学费便不让高考，郑清明万般无奈便走上了绝路———卧轨自杀。”（《华西都市报》），为学费弃读的行为甚至波及北大“今年高考，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刘晓强，以６３４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三姐也考取了吉林师范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学费没有着落。为此，晓强想要复读，先让姐姐上学。”（《城市晚报》）。

　　这种不顾绝大多数中國中下层百姓收入水平而设置的高校收费，就是绝对“产业化”了的收费。专家们的眼睛总是盯住银行中１０万亿的储蓄余额，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直面一个现实，那１０万亿仅仅是属于储户总数的２０% ，未必专家们认为受教育的权利，只属于那一小撮富人么，当然，在招生环节，在一定的“潜规则”内，在一定的支付能力范围内，买卖自然就开始了。

　　第三、产业学业相映红，中國的高等学校有一个特别刺眼的招牌式的标志，就是学商不分，越是著名的大学，这种现象越明显，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帖文，外国人对中國某名牌大学周围象蚂蚁窝一样多的大大小小的各种“科技有限公司”表示了极大的不屑和嘲笑。中國高校的许多精英，在所谓“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响亮口号下，成为学商不分的“大腕”，有关方面对这种现象的明里暗里的支持，使许多教授专家们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不安分起来，利用大学的品牌效应、利用与政府官员的特殊联系，进行纯商业化的活动。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天大天财、东大阿尔派这样莫名其妙的招牌，举世首创。对此，世界大学教育界对如此的“中國特色”，很不理解“高校该不该办企业？这一问题引发了正在参加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专家们的思考。与中國大学校长积极发展校办企业的表态不同，在许多国外大学校长、专家看来，无论怎样，大学办企业是不合适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家卡诺依说，斯坦福是不会以学校为主体办企业的, …”（《北京现代商报》）

　　比如，此次事件的当事人庞宏冰“现为北航天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公司“）下属子公司———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公司“）经理。天宏公司是天华公司、庞宏冰等六方参股的股份公司，其中庞宏冰本人占有３０% 的股份，并由天华公司控股。天宏公司在广西南宁设有分公司，庞宏冰也被聘为南宁市政府电子政务顾问。”亦教亦商，说教就教，说商就商，大量的此类“科技公司”、“咨询公司”依附性地存在于全国各个大学周围。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本应该以清苦做学问、教书育后人为根本的知识精英们，抛开所谓清高、洁身自好的“清流”理念，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拼命捞钱，只要可卖之物，均在领导、教授、老师们待价而沽之列，学籍、学位、课题、论文，从大学本科证书，一直卖到博士证书。权贵、富豪们慷慨解囊，大学就投桃报李，一堆堆的学界垃圾，由此而生。笔者还见识过一个奇妙的利益食物链，大学的教授办公司，政府官员在此大学读“在职博士”，为教授的公司拉来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而官员的“论文”再由公司中的“马仔”们拼凑出来。在这些勾当中，知识分子标榜的那点“学术良知”、“淡泊名利”等等，出卖的只剩下铜臭。并且，在这些公司取得的利益中，相当一部份进了学校管理当局的掌握之中，学校对这部分“能人”当然最大限度地放纵，比如北航的教授庞宏冰，在北航甚至广西，都特别“玩得转”。

　　第四、利益阶层初长成，据报道“中國《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國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中新社），这还只是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情况，大学教育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大学相对于中國绝大多数人口的低收入而如此高的收费，已经远远不是所谓“教育成本”那么简单。当下，一间报读人数众多的重点大学的普通教师和一般教授的收入，肯定已经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若干倍，至于所谓“知名教授”的收入，不算“灰”的、“黑”的，已经十分惊人，比如“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部门逐渐开始的腐败问题。我也参与腐败，我很惭愧，但是内心又很想腐败。这十年工资猛涨，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猛涨，还只是悄悄的涨。去年开始，我们同清华北大接轨，加了岗位津贴，岗位津贴一般比工资要高一点，这样我下就成了一个中产階級了，原来月薪是两千多一点，扣掉四百拿到一千六七，去年加到（月薪）三万，今年加到（月薪）四万，钱哪来的？还有系里面创收有一个，整个教育是一个垄断，靠垄断吃饭，这个教育因为拥有知识而成为中产階級的过程，怎么样从一个臭老九变成一个香老三了。”（曹锦清《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至于入围了顶尖级精英团体的大师、专家教授们，光是为富豪显贵捧场而“演讲”一次的“出场费”，就数以万计。整天就见到他们在全国飞来飞去，乐此不疲。车子、房子、甚至暧昧的女子，已经进入这些学界权贵们“高尚”的生活。在校园内的其他知识分子或者其它校园的知识分子看来，你可以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如此，攀比之下，“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乎，知识分子的才智“充分涌流”，抓钱的活力积极性“充分迸发”，为了自己的好生活，哪里还顾得上穷到每天只吃一个馒头就凉水的、为缴纳高额学费而负债累累的贫困生们。建立在广大低收入者负重不堪的，与富豪贤达勾肩搭背的，以不择手段经营牟利等等基础之上的知识精英们的美好生活，就“中产”了、甚至“资产”了，清高者、不同流合污者、或者无门者，活该眼馋。

　　结果是什么？

　　第一、师德已死，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生的从师，首先是掌握仁义道德为要，为师者如庞宏冰教授、高峰教授、刘天平讲师们，仁义道德已经让位于金钱买卖，与其叫“师”，不如为“商”或者“奸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庞宏冰教授、高峰教授、刘天平讲师们的堕落，其实是在整个社会疯狂逐利风潮下教育产业化的牺牲品，人人都要为自己创造“好生活”，教授、讲师们同样想住大屋、买汽车、送子女出国，贪官们把手伸向国库、富豪们把手伸向穷人和国有资产、老师们自然把手伸向自己力所能及的资源——学生。

　　第二、学生信念已死，前几天CCTV播送纪念鄧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的节目，有人回忆鄧小平曾经说过“大学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支柱”。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家境富裕的纨绔子弟，靠缴纳大笔“点招”费用来到大学；一个家境不那么富裕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弟，靠咬牙拼凑起来的“点招”费用或者不“点招”也同样吃力的学费来到大学；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弟，靠拼命借贷、债台高筑缴纳对他们来说无比高额的学费来到大学，面对教授、老师们的“博学”、“优雅”、“自命不凡”，虽然不同阶层的学生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有一点一定是一致的，就是透过“孔方”老兄的背影，去审视他们的老师们，一切道貌岸然的说教，一切冠冕堂皇的道理，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只会激起无比的怀疑与痛苦。

　　第三、社会道德信用体系崩溃，只认金钱不认道德在高等学校招生中出现，特别是在高校招生老师中出现，对社会带来的震动是根本性的，几千年来中國普通民众以对读书人“知书识礼”为标准建立起来的道德评价体系，濒于崩溃。奸商谋人钱财，贪官谋国之利，人们痛恨之余，尚可鄙视之、解释之。唯独对曾经大声疾呼是代表了社会“良心”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如此紧密地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与权势、金钱拴在一起，无法接受。当然，社会的拜金浪潮必然影响教育，教育的拜金主义就反馈给社会一个更加深远的内涵。

　　死亡与崩溃，教育事实上的产业化已经把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北航的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著名学者的学术剽窃、名牌大学的招生黑幕，官员富豪的买入“学者”行列，都在预示着产业化后果的严峻，教育产业化还要走多远，还可以走多远。

　　作者:云淡水暖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國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１９２７年后，中國国民黨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黨１９４９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

　　通常认为，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黨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階級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國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

　　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國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动员来支持其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时代的认识问题。在１９２４年国民黨改组后，孙中山和国民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动员模式，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国民黨在大革命时期及执政后的政策，是导致国民黨１９４９年失败的基本原因。

　　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因此，本文只是限于对历史的理解，在价值问题上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

　　孙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列强侵略的，他在民国成立后说：“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獨立。”[ １] 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号。他回忆立志革命后，在国内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黨入手。”[ ２] “排满革命”被标上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概念，事实上只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切入点。

　　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革命和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蔓延。一方面是中國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一方面适逢满族王朝的解体时期，满族亲贵和八旗子弟，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改良的道路举步为艰。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国时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也转向了革命。

　　中國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时，只重视西方的技术，而不重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國社会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一个群体，主张向西方的政治体制学习，从事变革，大体上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了旗帜。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成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失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才宣告终结。但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所表现的腐朽性，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很快就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共和革命”的动员，在士大夫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但是，中國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会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１９００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國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络。孙中山是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專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專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３]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后的中國，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 ４] 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國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國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５]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國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说，中國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中國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际突然认识到中國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國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中國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误以为实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黨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会黨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黨难以发生作用。“会黨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

　　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黨下手的。他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黨。反满依然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极点，“反满”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政治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政治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

　　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这是以后再也没有的机遇。１９０５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对。”[ ６] 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黨系统的革命动员中，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路很有关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在１９０６年８月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时，“在‘新政’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階級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階級家庭的。”[ ７] 当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观念之后，也就带动新军这一清政府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

　　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階級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 ８] 上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

　　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参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 ９] ，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 １０] 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

　　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众，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國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