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人们都很清楚，核武的问世他给人类来震惊，带来阵痛，带来极度的阴影，带来无穷的隐患，使得世界变得恐怖，变得疯狂，变得可怕，变得紧张，变得难以平静。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人类无疑不是在为自身埋下一克重重的苦果，使之成为人类所必关注的焦点。

　　毫无疑问，面对如此严重的状态，面对如此严重的压力，我们的人类自然不能无动于终，任其发展，任其动荡，任凭他的逍遥，没有边际，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必然将要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加以整治，加以改善，加以完备，使其符合人类的意愿和要求。

　　当然，由于这类问题古无先列，至此我们的人类他也只能摸索前进，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探索，使其走向隐定，走向必然的结果。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本着这种精神，本人做了一番努力，进行一番研究和探索。经过分析使其有了目标，有了答案，有了结果，有了固定的方位和方向。

　　至于说应是如何解决核武的这个问题？虽然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并无任何的帮助，但在客观事物的这个方面，他却给我们良好的启迪，使其哲学中的理念成为模式，成为是非衡量的标准，使其结论有了依据，有了可靠的保障。

　　人们都很清楚，客观中的事物总是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好的方面，一个是不好的方面。既在一个方面当中他是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斗争，充满了对抗和敌视，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当中他却饱含了生机，充满着活力，使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客观中的事物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说明所谓的绝对性，只是客观事物单纯的一个方面，而非事物的全部。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核武问题不仅可以得到解决，而且大有希望的存在。因为核武既言有他不好的一面，那么，另外一个侧面自然就是相对好的那个方面，并且使其成为可能和现实。因为客观规律他是永恒的，所以，这个定向他是必然的趋势和自然的结果，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类生存于这个大千世界之中，他所面临的灾难具有很多，而非仅有核武。正当风的可怕，水的可怕，火的可怕，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有一个不利因素的存在，但在我们人类的手中却将他们很好的加以利用，而非排斥，使其成为人类的依托，使其成为人类忠实的朋友。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何不挖掘他的潜能，使其成为人类的朋友，而非敌对的势力，

　　当然，无论我们怎样说明一个事实，怎样讲解一个道理，但只要一提核武人们同样还是会要头疼。因为这在核武的范围之中，人们只能看到核武的危害，但且无法看到核武还有什么新鲜成份的存在。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里需要有个说明，做个解释，以使人们清楚其中的原故。

　　至于说我们的人类至所以总是无法看清’ 核武’ 之中还有一个优点的存在，就此议题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肯定，此中答案只有一个，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类只是看到这个世界的现状，只是单从人类社会这一固有的模式之中看待这个问题，这才使得核武问题变得复杂，变得极其的严重。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模式和状态他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实力分散，社会根基复杂又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可也正是因为这样，只要这种社会根基和状态一旦全面拥有核武，那么，整个世界中的局势就会动荡，就会起伏不定，使之事态变得可怕，变得升级，变得一塌糊涂，使之世界进入黑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只是单纯的停留于这个范围之中看待这个问题，这就很难会使我们的人类走出低谷，开阔视野，察亮眼睛，获取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使之完全没有可能会有精神意识的转变、突破和飞跃。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他也只有转变以往的思维模式，转变以往分析事物的角度、方向和范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和手段他才能够看清核武的另外一个侧面，和其特有的功能和作用，使之整个情况才有可能发生根本的改观和转变。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本着这种精神，就让我们深入其中做个观察，看看是否有无其中的逻辑、规则和道理。

　　人们都很清楚，我们的人类世界至所以总是动荡起伏，战争不止，阴魂不散，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他是充满了矛盾，充满了问题和邪恶，这才导致世界黑暗的状态，这才有了极为不良的反映。而其矛盾的本身就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和相互影响中的这么两个方面，或是也可称之为所有客观事物的相互关系。而就客观事物而言，由于所有客观中的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是相对獨立的实体，或为个体，由此我们总的可讲，所有客观中的事物都是属于个性意识中的这个范围，而非铁板一张，整体一个。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所有客观事物的相互关系，所有矛盾和问题，所有冲击和对抗的形成，都是建立于这个个性意识基础之上的产物，是由这个个性他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别的。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真正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争端，问题和矛盾，一个根本的出路和希望就是走出低谷，跨越禁区，冲出个性意识中的这个范围，使其走向共性意识的高度，使其国际成为一个核心，成为核武的安身之地。因为这个高度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争端，问题和矛盾，也无任何形式的摩擦、冲击和对抗，因为共性意识的基础总是能够消除敌对，并且使他得到缓解和改善，所以，我们要说希望本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开发和利用。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当肯定，核武问题他是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并且会使整个情况发生根本的转变。

　　当然，由于核武问题他是严重的，至此我们的人类始终都在立志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对此早已有了行动，有了措施，有了方案，有了手段，使之正在世界的范围之中贯彻一个精神，落实一个决策，那也就是实行核不扩散，共同携手，维护公约，抵制生产，强制管理，控制核武，不得使用。

　　至于说公约怎样？效果如何？无疑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人们亲眼目睹的一个方面。可也正是因为这样，只要我们根据事实的反映，人们对此总是能够做出一个回答，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其这个结论的本身他又无疑不在证实和说明公约的必要性，公约进展的艰辛，公约带有复杂的矛盾，一个不公的因素，一个不妥的现实，一个无理的要求，一个内在中的疑问和冲击，使之公约蒙上一层重重的阴影，使之整个前程并不乐观，使之根基不稳，使之命运难以答复。

　　首先人们都很清楚，所谓的’ 核’ 不扩散，只要简单说来他也不过就是先前有核国家不得传给无核国家，不得大量生产，制造生产具有量的限度，而其无’核’ 国家不得开发，不得研制，不得生产，不得拥有，使之人围造成有核无核两极分化，使之难能体现公平，体现平等意识。

　　其次人们也很清楚，虽然战争他是残酷的，虽然这是极其野蛮的行为，虽然这是人类的悲哀，虽然这是人类所不情愿，但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战争的存在毕竟还是客观的，并且也是难以避免，难以助挡，使之呈现不可回避的状态。可也正是因为这样，处于现实的环境之中他也只能如此，更是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生死拼搏的关头和场所，而非一个游戏，所以，所有战争他也只能竭尽全力，决一死战。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里怎能会是太平，怎能会是正常，怎能不是血腥的飞舞，怎能不是撕杀的恐喉。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里怎能没有克敌的法宝，怎能不需上好的利器，迎接挑战，打击入侵，消灭敌人。可也正是因为这样，单从克敌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就不能不说这是正常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是无从任何过高的要求。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战争就是那个样子，我们不能指望战争会有什么奇迹，打出风格，打出文明。因为那是完全没有道理，既不符合客观，也不符合现实，是与环境相违背。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公约与现实，与其正义方面的战争本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同时也以指明我们无权剥夺任何自卫的能力。

　　其三、人们也很清楚，我们人类中的这个世界他是矛盾的，并且充满了矛盾，而其矛盾的本身他又无时无刻不在引发问题，引发争议。而在争议的基础上他又随时都有引发战争的可能，使之成为冲击，使之变成火海。而在战争的这个方面，我们的人类他是既无措施，也无任何方面的保障，使之完全属于一个空白，没有真实的内容和能力。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抛开现实，只谈公约，这等做法切不荒唐，切不完全没有逻辑，切不形成一个对抗性的矛盾。

　　其四、人们也很清楚，至于这个世界为何总是含有战争，为何总是包含某种迫切的危机，使之世界总是带有波动，时有动荡，时有起伏，时有兴风作浪，使之打破世界空间的宁静。至于说这是为什么？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这个世界矛盾重多，问题重多他所导致的结果。其实不言，这种说法他也并非全是，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除此复杂的矛盾之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的本身就是所有实力的差距，而不是别的。可也正是由于世界之中这种差距的存在，这才导致事态的恶化，不断的升级，只到战争意识的形成。

　　进一步所言，一切帝国主义至所以总是猖狂，总是好战，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个实力有了超强，有了胜算，有了机会，有了把握，至此这才使得帝国主义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目中无人，专横拔户，对待一切问题总是实行要胁，武力，实行欺压政策。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要在人类社会之中铲除帝国主义，铲除霸权主义，实现公平，实现平等，互不侵犯，相互尊重，那么，我们的人类他也只有消除这个实力的差距，而非将此这个距离无限的加深、加大，而非拉大这个距离，因为如此反倒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差距的存在本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言。

　　其五、人们都很清楚，虽然公约之中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核武，但在现实的社会之中，有核国家他又将此早已转变成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使用核武。这就使其公约的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使其拥有核武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身的安危，而非还有什么别的目的。

　　换个角度来讲，只要我们略做一点分析，略做一番推论和构想，那么，整个情况就会更加清楚，更加清晰，更为一目了然，使之更是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人们都很清楚，单就一个国家而言，他是不能代表人类，也不能够代表哪个国家，而是只能代表自己，而且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既言如此，一个国家拥有核武，他又能够做些什么，他又能够代表谁的利益，有关他的答案无疑以是十分的明确。既言一个国家他是不能代表人类，也是不能代表哪个国家，那么，他所拥有的核武，他也只能用于自身的安危，而非能够超出这个范围。正因如此，人们也就不仅要问，有核国家为何能够享有这个待遇？而其无核国家他却不能享有这个待遇？用于维护自身的安危。如此剥夺一个权力切不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其六、即言核武他是有害于我们的人类，那么，核武问题他又为何不去全面的销毁，全部实行无核，使之一了百了，使之完全没有核武这个问题。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有核无核乃是一个不公，乃是一个问题，依然需要人类再做思考，再做整理。

　　不管怎样，经上所述我们总的可讲，所有上述的方方面面都以深刻说明有核无核乃是一个不公，乃是一个问题，乃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虽然核不扩散公约他是必要的，虽然通过某种压力他能基本解决核武方面的问题，或是部分解决核武方面的问题，但他毕竟还是掉进这个复杂的矛盾之中，与其现实形成尖锐的矛盾，使之他的运作总是难免受到冲击，形成波动，出现裂痕，使其命运沧桑，前程迷茫，并且有将偏离希望中的正确航向。

　　人们都很清楚，这种只顾船头不顾船尾的做法会是一个什么结局，他是船尾跟着船头跑哪，还是会有抗争，另有主张，左右船的航向，注定他的命运。至于说这个答案会是如何？无疑这个答案取决于两者之间是否协调，有无摩擦，有无抗争的因素，取决于公约是否合理，乃至一个温和的程度。正当中國俗话所讲，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使之一切他都取决于客观，取决于历史之中这个现实的方面和状态。毫无疑问，只要违背客观，脱离现实，那么，自然就会招到历史的审判，而非主观意识所能取而代之。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注定他的结局不是乐观，而是悲哀的很。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解决核不扩散公约他所带来的不公，解决由此引发的问题，使其这个复杂、尖锐的矛盾得到化解，不在对抗，使得核武问题得到解决，使其人类不受核武的威胁。至于说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应说有关他的答案只有一个，那也就是将其核武转移到国际的地位之中，使其成为共有的产物，而非销毁和制约，使之彻底的放弃，而是达到一个高度，达到一个境界。可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体现公平，体现合理，使之消除疑问，化解矛盾，使得核武有利于我们的人类，使之成为我们人类的伙伴。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说这里才是核武理想的归属。

　　换个角度来讲，人类和平的主题是什么？应说他的主体即非构思，也非设想，即不是单纯的谴责，也非良心的发现，更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枪实弹，强大的武装，特有的实力和装备。因为人类和平首要的前提是保障、是安危、是为人类缔造可靠的空间和环境，而非文人墨客、赤手空拳，指手画脚，装腔做事，因为这等做法只能获得水中明月，但却不能见到光明，如同竹篮中水，不解实际问题。因为人类和平真正的内容实乃阻挡一切外来势力，摧毁一切入侵之敌，声张正义，替天行道，铲除邪恶，清除历史的垃圾，而非无动于终，坐等其成，因为天下没有这类的好事，否则人世间也就完全没有军队和其警察存在的必要和可能。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这里需要具备一个条件，享有一个特权，使其成为人类坚固的堡垒，坚实的后盾，使其一切利益服从于人类崇高的意识和心愿，使其人类法制化，使其人类法制得以根本的保障。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人类和平怎能没有武装，怎能没有实力，他又怎能没有核武的威力和震射。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说明人类和平实乃’ 核武’ 的归属和振地，而非另有选择的余地。——使之人类宪法也是应当明确的规定，一切先进超强的武器都应归属于人类。

　　作者:边光典

　　时下的某些“新闻”实在让人困惑。某歌星产下一个极其平常的女儿，某些媒体不惜笔墨篇幅，连篇累牍的报道。然而，这是新闻吗？我想，如果她产下的孩子是个医学界少见的畸形儿，可以是新闻，以引起科学界的重视。

　　笔者非新闻工作者，更非这方面的专家。但老百姓看“新闻”，还是有尺度的。

　　由此想到不久前某媒体报道的“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这则“新闻”。其新闻标题是：“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让人敬佩”。其实，类似这种报道以前看到很多。而每次看过这种“新闻”，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我们共產黨的干部，在任何位置上，他的身份首先应该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任时应该为人民服务，退休后与其他百姓完全一样，当然按规定可以享受一定的退休待遇。上面提到的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也值得媒体喧嚷一番？还说“让人敬佩”！我想，老百姓真不知道应该敬佩他什么？

　　老百姓这样理解，退休后的官，就应该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一个普通老百姓作出了某种贡献，这种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太多了。况且，高官退休后，凭借千丝万缕的老关系，办起事来不知道要比普通老百姓容易多少倍，因此他们办成这种那种事情，没必要大做文章。

　　“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如果算新闻的话，其潜台词至少有三条：

　　１. 在我国，一旦成为官，尤其是高官，其身份就改变了，与老百姓不一样。所以这个官退休后为老百姓做了某种好事，就是新闻，应该宣扬，使其成为其他官员的榜样。

　　２. “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没有继续当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所以应该宣扬。

　　３. 我国的高官思想觉悟普遍不高，应该让这位副省长树立一个榜样。

　　对政府官员，老百姓用纳税钱养起来的公务员，尤其是在工薪、福利和享受方面比其他人员高得多的高官，要求当然应该更高一些。这些官员在任时，尽心尽责为人民服务是份内的事，离任退休后，为老百姓做些好事也是应该的。

　　美国第３９位总统吉米·卡特，年青时做过木匠，总统卸任后回到故乡，一面撰写回忆录，一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即使７０岁高龄时，卡特夫妇还参与“人类住房”计划，这是一项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付得起的住房的世界性工作。卡特每年至少用一星期的时间，穿上蓝色牛仔裤，系上木工围裙，为穷人盖房造屋。而他的夫人则花很多时间帮助精神病患者。美国媒体对此并无特别宣扬，认为这很正常，退休的总统就是平民，他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与其他老百姓这样做没什么两样，不成为新闻。

　　为官一任，退休后解甲归田，我国古代就是如此，所以媒体在报道选题时应该慎之又慎。如“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让人敬佩”，如果真要敬佩他，岂不是把对这位副省长的要求降低到普通老百姓下面去了吗？因为现实生活中无数像这位副省长一样作出贡献、或者贡献比他还要大的老百姓大有人在，而并不为广大媒体所重视。

　　显然，将“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让人敬佩”作为正面新闻报道，其社会效应是适得其反，客观上让国家官员游离在老百姓范畴以外，将他们列入一个特殊阶层，因为老百姓退休后许多人也量力而行在默默为社会作贡献，而后者却很少受到媒体关注。

　　媒体报道都有既定的目的，但标准起点应该搞清楚。某副省长退休后回到农村当农民，没有选择继续当官，这无疑是一种高风亮节，但这正是一个共產黨干部起码拥有的品质，是应该做到的，丝毫谈不上“让人敬佩”。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退休后为老百姓做好事，美国媒体并未大肆宣染，这并不影响卡特的良好形象，因为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更具有社会效应。相反，如果媒体一再宣传，生怕老百姓不知道，或者希望其他官员效仿，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再来谈什么是新闻。例如，一般动物的繁殖，是非常普通的事情，而几年前小羊“多莉”的诞生就轰动了全世界，成为各国媒体的新闻，就是因为“多莉”是用细胞克降出来的，它标志着生物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同样，妇女正常生孩子，这不是新闻。但如果这个妇女生下一个非人类，这肯定是新闻。

　　显然，写新闻应该有一把尺子，这就是，新闻必须有新意。尤其在建设社會主義的中國，新闻应该起到启发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

　　其实，就拿某歌女产女的“新闻”来说，国内的一些“明星”，除了追星族和某些记者，全中國有多少人知道和在关注他们？

　　社會主義国家的媒体应区别于西方国家。要不，让这种所谓的“新闻”放在媒体上，企图强制吸引公众眼球，其本身可以构成新闻。

　　作者:溪人

　　传统的经济学追求的是发展和扩大生产，最大限度的实现利润。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持的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这是短缺经济学的思想，总想压榨工人多出产品，多积累扩大生产. 这在以前行得通，因纹革结束后是物资匮乏，劳动效率低，市场摆在那儿，缺的是物品. 而今天已不同了，是生产能力摆在这里，缺的是市场. 在不愁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发展市场成了首要目标.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物质丰富同样困扰着人们，故古代也有“兴，百姓苦”，“谷贱伤农”之说。社會主義国家同样也有经济过剩危机，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每隔三五年同样有个消化过剩产品，调整分配的过程。好的经济学家如孙立平，谢国忠，陈伯君等，民间经济学者施晓渝，高木等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集中到了扩大内需，发展市场上来了. 现在的改革必需要有新思维，这个新思维就是怎样发展市场. 我的观点立足于防止和消化生产过剩，而丝毫不耽心物资匮乏。西方经济中经济过剩危机爆发时比物资短缺时更具破坏力，难道我国社會主義真的能逃避？我们能不能把几千万人的下岗看作是我国经济过剩危机爆发的产物？

　　传统的经济学造成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形成和发展其相应的官僚体制，这种分配就会重叠累加，收刮，聚敛财富和巩固体制相得益彰，弱势群体绝对贫困，市场最终萎缩，最后不得不诉诸于革命来解决。财富和官僚体制的结合是件很可怕的事，约三十年前我就总结纹化大革命的起因是６６年的物质较充盈乃至局部相对过剩和权力高度的集中而产生的，没有钱权力没法乱来，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运用官僚力量打官僚的悖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思维着眼于培育发展市场，由市场拉动经济。这样说起来就是：从发展经济的根本在于发展市场，发展市场的根本在于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要讲到要富民，要富民就要讲到要保障人的权力，保障人民权力就要讲到民主与法制. 最后得出这结论，发展经济的关健在于民主与法制.

　　民主和法制能保证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只有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保障，下岗工人的养老金才不被掠夺，农民出卖土地的收入才会增加，拆迁户才可获的适当的补偿，劳动者的收入才不由资本和权力蹂躏，这才可以产生出广泛稳定的消费阶层，所谓受法律保护的稳定富足群体，形成消费主力层，通过消费向生产者贡献利润。这样生产得到润滑，社会和经济才可能良性发展。民主就要尊重人權，发展就要放权，不要当官的处处替百姓设计，如外贸，以前全国就只有几十家大公司，想尽了办法也搞不起来。后来百十来万元，私人也可注册一家外贸公司，个人有权了，外贸就搞起来了。这外贸一起来全国经济也拉动了，说全国经济６０% 以上靠外贸。这也是市场和人權的作用。搞国企改革，白智清推荐了一种很好的形式，日本的企业个人所持股份最高不得超过５% ，而且前五名的总和不得超过２０% ，你承认国企工人几十年的劳动产权，承认他们应有的股份，工人们会不集思广益把厂子搞好？南京就有一个这样搞得很好的厂。这也是个人權的问题。李昌平讲“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有人權才谈得上产权，农民没人權，全被“为民做主”的当官的安排了，怎么能富起来？所以要富农的关健在于承认他们的权力，他们有创造性，不在于政府当救世主的扶持. 老百姓有了人權，能管理他们应有的财富并得到相应的收入，中产阶层就建立起来了，需求增加了，市场就发展了。

　　民主做为一种文化，能提升人们的消费档次，能创造新的消费机会。人们参加种种社会活动，其实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是文化，精神消费。民主的程度越高，参于的人越多，其消费量就越大。完美的经济，完美的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者应是消费决定一切。为什么说消费决定一切？因你要消费就要买单，买单就是给出售者利润，给利润就是一种投资。也就是说消费就是社会最大的，最主要的投资方式，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投资方式。一个厂家它可以不欢迎你投资（钱）给它，但它绝对欢迎你买它的产品。而满足消费的需求形成的社会有效需求，才是市场活力的源泉，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有效需求不仅是个人的满足，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动力。如果有效需求能和生产平衡发展，那么需求越大，生产越发展。就像体育煅炼一样，越煅炼，力气越大。我想经济学的革命理论就在于消费能产生金钱而不仅是消耗金钱。反而积累则是在消耗金钱，因你荒费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民主和法制也是保证社会公平竟争，社会各要素活跃起来，互动实现其价值，社会生产和分配寻求动态平衡，社会良性运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也将是把研究消费和市场放在首位，造福于绝大多数人。一个国家要富强就要藏富于民，发展经济不应是官僚体制寻求合法性的借口，而应是老百姓可操作的具体行动，决不能在发展经济的幌子下，走掠夺财富和巩固其相应的官僚体制相结合的路。

　　作者:施晓渝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７日电　国务院总理溫家寶７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会议认为，目前，中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一些反垄断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中國发展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反垄断法。草案从中國实际出发，借鉴国际有益经验，规定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垄断行为的调查处理等内容。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据有关专家介绍，《反垄断法》并不只是一部旨在“打击巨头”的法律，更是一种对合理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面对即将出台的中國《反垄断法》，无论是市场的挑战者，还是市场的“霸主”均表现出了期望和欢迎，但是，许多参与《反垄断法》起草的法律专家，对于它是否能被人大通过，表示出担忧，甚至于悲观地认为襁褓中《反垄断法》，将夭折于国家权力与市场媾和后形成的行政垄断之中。

　　一、行政垄断的力量让市场窒息、使法律低头

　　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公权力干预所形成的垄断，可以表现为政府作为主体，直接运用行政禁令参与限制经营活动的行政垄断，也可以表现为政府作为间接主体，企业和其他组织作为直接主体，政府通过授予某类企业以垄断经营权或指定某种产品只能由某类企业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而由经营主体行使垄断经营的行为。一般来说，行政性垄断具有以下特征：“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垄断市场力量来源的合法化；垄断企业既是纳税人，又向政府上缴利润；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市场竞争。[ １]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下反行政垄断也是反腐败》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形成大量的依附于权力体系的行业垄断公司，这些公司不是獨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没有自己獨立的利益追求，因此不会对国家计划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早在１９９４年，《反垄断法》便已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并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起草，然而，由于行政性市场垄断占据了我国经济几乎全部天下，垄断实际上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所以，反垄断之具有象征意义。尽管有关反垄断行为的条款散见在不同的法律中，诸如，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价格法》中都有相关表述，但两法均未使用“垄断”一词，更未提及行政垄断。

　　二、行政垄断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改革开放后，由于历史、政治和市场的因素，这些企业逐渐变为獨立的市场主体，具有强烈的利益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允许一部分企业借助于行政力量，垄断社会资源，牟取企业和部门利益，就会严重影响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２] （《学习时报》２００６年０２月１５日）行政垄断行业大多都是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或庇护下垄断市场的，目前主要有电信、邮政、电力、铁路、石油、航空等。这些行业长期被“独此一家”的国家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所垄断，其他企业难以插足，在这些行业中根本不可能形成竞争局面。“行政垄断限制竞争，还扭曲价值规律，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生活中初步培育起来的市场机制，使社会资源不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合理和优化的配置。而且由于它们使”官商勾结“行为在推动价格上涨方面较一般经济垄断更加有恃无恐，对社会上的暴利行为和投机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３] （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６- ４- １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说，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２—３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某些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的差距，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特别是垄断行业的一般岗位，其收入水平与其贡献和价值背离。据调查，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６０００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１５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１０倍。他认为，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这种现象，影响了社会分配秩序、分配关系乃至社会稳定，急需我们认真研究，通过深化改革切实加以解决。垄断市场的公司与垄断权力的政府职能机构，“在那些主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４]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下反行政垄断也是反腐败》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三、行政公司靠权力与跨国公司靠实力垄断市场的大局已定

　　由于行政垄断性公司和垄断市场的行为都是分享政府权力中市场份额，它所有的行为都是以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形式上它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象征，而在本质上，它早已演化为市场主体，成为追逐利益、瓜分市场的载体。在中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府为了既得利益群体，依然沿袭用权力垄断市场、用权力谋取利益、用群体利益使权力与市场接轨的手法，长期霸占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性、公共服务行业性和公共利益性的产业。为了保护行政垄断的既成事实和垄断市场的长远利益，国家政权在服务市场过程中，被利益俘获的事例屡见不鲜，权力获得者和利益所得者利用知识分子良知在市场与权力交易中的颤变，有效的调度出祥和的话语世界，于是，人民群众反行政垄断的呼声在主流媒体的重磅新闻中显得温和、喜庆。

　　国家没有有效的法律约束、管理和规范行政垄断，必然造成两个结局：一是行业内萎靡不振；二是垄断之风狂傲不羁。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关于外资并购控股国有企业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其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跨国公司在华的收购行为从市场占有份额看已经构成了恶意的“垄断性”并购；二是如果听任这种“恶意”并购行为发展，中國民族工业的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将消失，势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三是应该通过《反垄断法》对外资收购加以严格限制。作为政府高官的李德水，在外国跨国公司垄断市场中发现了“潘多拉”的魔力，终于发现了行政垄断凝固市场，市场垄断搞垮经济市场规律和普世法则。事实上，行政权力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都是由于没有法律的缺失所致。

　　四、行政垄断让国家法律蒙受羞辱

　　《反垄断法》主要针对在华的跨国公司，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北京大学经济法系主任盛杰民教授是《反垄断法》起草组成员，他告诉记者，“真正出现《反垄断法》的呼声应该是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國之后形成的。有望很快出台的《反垄断法》，能够在更高的层面对外资并购行为做出一系列严格限制，并对监管外资的机构给出更加明确的规定。”[ ５]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关于《反垄断法》，已经讨论了十余年，２００６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列入立法计划，据参与这部法律起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最近一次草案修改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利限制竞争”一章被整体删除。看来，虽然讨论了十余年，但是，关于《反垄断法》应该反什么维护什么、应该为谁而立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这十年的探讨中，行政垄断的形式和规模也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革新、发展，有的甚至与将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发挥到极致，成为权力市场中的“巨无霸”。然而，在起草《反垄断法》的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反垄断法》调解的是市场主体而非行政主体，行政垄断不是《反垄断法》调解的范畴，是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所以，如果《反垄断法》以规制“行政垄断”为目标，那就会造成一个尴尬的情况，就是《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既是企业又是政府。这不仅与立法的宗旨“背道而驰”，而且这种调整对象的模糊性必然造成法律在适用过程中难以操作。“中國反垄断专家王晓晔指出，‘我认为目前在中國，反垄断主要是反对行政垄断，因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会给市场竞争带来严重的损害。’在她看来，在中國目前政企还没有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如果单单反对企业的垄断行为，而不反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反垄断法就没有很大效力。”[ ６]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

　　五、行政垄断不是民族利益，也不是国家经济的安全阀

　　尽管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行为，确实使我们的一些民族品牌成了历史，但将国家经济和民族品牌的衰落、自主创新能力差归结于跨国公司的控股性并购，实在是板子打错了屁股。国家经济十否兴盛，不在于行政垄断力度大小和范围广度，民族品牌是否具有持久竞争力，企业是否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不是取决于有无外资的挤压。相反，从国际并购市场来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争夺是企业保持创新动力的最重要的因素，而非行政垄断和闭关自守，比如，上世纪８０年代日本企业涌入美国，大有买下美国之势。可是美国人并没有惊惶，反而促使美国企业在ＩＴ技术方面不断创新，率先取得了突破，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

　　《反垄断法》不会也不应该考虑企业的国籍，甚至不考虑限制竞争的行为是源于国内还是国外，因为不管竞争者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它们在市场竞争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片面地认定《反垄断法》主要针对跨国公司，权力条件下的行政垄断就真的国家法律的耻辱柱。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不同，因为它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做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做斗争。它要求我们按照市场规律，公平、公正的制定被国际认可法律，保障市场的竞争和活力。跨国公司控制某些行业某些领域，是国际竞争的结果，对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可能危及经济安全的问题，我们应该审慎分析，不应该轻易举起“经济安全”的大棒。通过制定不公正的法律，虽然可以达到所谓保护民族品牌的目的，但从国家经济安全的长治久安来看，并非明智之举，也受人以柄。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 １６３. ｃｏｍ

　　２００６年６月７日星期三

　　注释：

　　[ １] （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 ２] （《学习时报》２００６年０２月１５日）

　　[ ３] （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６- ４- １４）

　　[ ４] （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 ５]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关于《反垄断法》

　　[ ６]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

　　作者:丁言

　　对于中國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缺陷，理论界早有研究成果，社会各界也有微辞，一般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以下问题：名目繁多，补助种类过多，结算方式复杂，评估标准不一；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范围模糊；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微弱；转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政府间税权划分方面的改革尚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统计和会计数据的造假，增加了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技术难题；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包括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不清晰；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证等。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中國科学院“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他却说，“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的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还脱离了政府的监督。”[ １] （《京华时报》２００６- ６- ４）此言一出，举国震惊。作为主持国家审计的最高官员，李金华曾经因掀起审计风暴而名震天下，因为老百姓第一次从政府官员的声音中，听到了围城内的惊人数字和官员的财政转移游戏。今天，李金华再次用数字计量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用数子计算改革难度、长度和方向。

　　一、中國有几个人可以算清财政专项转移的项目和数量

　　中國是世界地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条件的先天差异，不可避免产生与气候环境、资源禀赋联系密切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既然地区之间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明显，各地财政的不均衡就是必然的发生。在此情形下，低收入地区因财政困难，既不可能向社会提供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公共服务，贫穷地区可能会从富裕地区寻求支持以减少公共支出上的不平等，其形式可能是从上一级政府那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由此看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是国家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还是决定国家社会政治的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諧安定的大问题。然而，在“中央转移支付中，一般转移支付占的比例太少，大量是专项转移支付，可现在到底有多少专项转移支付、有多少项目，在中國，可能没有一个人搞得清楚。这种转移支付涉及面太广，比如说农业资金，大概涉及十几个部门，分工很细，无论是大项目还是小项目都由中央部门来审批。[ ２]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可见，在国家审计署所审计的资料中，看不出国家较为明晰的财政转移支付计划和翔实的实施方案

　　二、财政转移渠道有多长，渗水量有多大

　　财政转移支付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经过各级主管领导、经办人拌揉，再经过各级审查与再分配，最后才能到达财政扶持的终点。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和空间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自不必说，就是经过这个繁杂的过程后，有多少资金能到达弱势地区和群体手中呢？李金华说，“有些中央转移支付渠道很长，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一个村，水渠是要‘渗水’的，有时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没有了。”[ ３]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支持弱势地区和群体共享改革成果的大计，而不是各级政府财政转移的游戏，更不是基层政府将国家资金通过合法渠道转移到部门和个人口袋的美味大餐，面对财政转移过程中的严重问题，李金华仅把把财政转移渠道太长、渗水量大看成主要原因，还是有欠缺的，其实，财政转移过程的“蒸发”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单位违法违规的比率１００%

　　不管是渠道太长，还是渗水，或则是蒸发，都是一种形象的比喻，都不至于将全部资金用完耗尽。至于真正的原因，李金华说，“现在违法违规的问题很多，到哪个单位审计，说这个单位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几乎找不到。违法违规主要是挤占挪用，或违反科学进行决策，造成损失浪费，还有一些就是不按照规定程序去处理履行政府的职责，贪污腐败、经济犯案率比较高。[ ４] （《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１００% 的违法违规率，才是资金耗尽的真正根源。在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眼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根本是平衡区域和群体的财政扶持，而是一道利益分割的肥美大餐，它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只需用假数子、假灾情、假感情就能得手的巨额回报。所以，把单位套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定性为１００% 的违法违规，倒有一点误读地方政府的”善意“和”善举“，因为在许多项目投资类专项转移支付，采用层层配套资金的办法，由省级政府和中央进行审批。这样的制度安排，强化了上级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也强化了基层政府”跑部钱进“的动机。

　　四、潜规则“等于或大于”显规则“

　　是什么引起地方政府如此肆无忌惮的违法违规呢？李金华说，当前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执法不严。“很多问题是有法有规定的，但在这个情况下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旦这种弄虚作假得不到惩罚，就形成了潜规则，因此很多违法违规问题迅速蔓延。迅速蔓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形成了法不责众。今后除严肃法规外，也要注意很多法律政策要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５]（《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中央财政转支付的政策，以及有关法律和法规的颁布，并没有保证财政转移支付的正常运行，因为地方政府的“对策”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法”的意义在地方“策论”的化解中，早已尘封与百姓相互隔离的围城之中。

　　五、监督机构的数量多如牛毛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大量流失，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茶余饭后相互炫耀政绩、相互吹捧的笑资，其中，有些地方把套取中央财政支持的多少也变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提拔干部的标准。在这样重大的舆情中，不仅法律法规形同虚设，而且监督机构也无章可依。李审计长指出，“目前财政有监察专员，发改委有稽查特派员，审计、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还有其他各种专项监督很多，人多部门多，造成重复监督重复检查。一些企业或者金融机构叫苦不迭”，“而且龙多不治水，谁都能检查，谁都不负责任。”[ ６] （《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在这场游戏中，众多的监察机构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财政转移过程直接参与者、受益者，而且还是资金“蒸发”的主要庇护者和推动力。

　　六、政府“廉洁度”与“廉价度”的换算公式

　　建设廉洁、廉价和高效的政府是现代政府的价值取向，是政府改革首选目标。在这个综合目标中，最低的要求是政府廉洁，如果在政府运营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的情况下，若能保持廉洁，尽管不理想，但还可以通过改革，减少成本，提高效率；最可怕的是三者都不存在，腐败、高价和无效，甚至于是负效益。审计署最近的调查显示，很多部门负责管理着全国的重要资金，但有的部门最小的审批项目仅有几万元，中央部门审批这样小的数额，行政成本太高。[ ７]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审批的过细、过严并没有修补好渠道的渗水和蒸发问题，也没有能有效地把资金送到它最需要的地方，只是在运作中增加上了权与利的环节，使廉洁于廉价之间的换算更为便捷、高效而已。李金华天真地认为，“现在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８] （《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

　　七、改革财政转移制度还需要支付多少学费？

　　李金华的勇气和胆识令人敬佩，他孤独的呐喊和哀鸣不完全是出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个政府高官面对国家体制的巨大黑洞的无奈。李金华说，“２００６年，审计署对２０个省、区、市的地方预算进行审计调查时发现，这些省、区、市２００５年本级预算共编报中央返还收入只有３４４４亿元，仅占中央实际补助的７７３３亿元的４４％，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省级财政预算，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还脱离了政府的监督。[ ９]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如果按此计算，等李金华再奔走呼喊５- ８年后开始改革，这些本就脱离人大或政府监督的几万亿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了。

　　八、改革的路有多长？

　　中央再次重申坚持改革的方向和坚定改革的信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机制上的问题，既有法治不完善，也有执法不严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问题复杂而拒绝改革，也不能因阻力很大而放弃改革。制度性改革需要达成共识，利益群体主导改革与在法治条件下依法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明晰改革主体与改革方向，确定合理的利益协调格局与改革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空喊改革与不改革的本身并没有区别。李金华说，“改革有些问题要喊３年至５年，可能才有回应。比如部门细化预算，审计机关提了５年，最后得到了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采纳。虽然明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很难做到，但是我们也准备喊５年，甚至喊８年，要一直喊到大家都重视，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它，目的就达到了。[ １０]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李金华以政府高官的身份和用真实数字，尚且不知向谁喊话，找谁问责，更不知靠再”喊“多少年才会有效果。李金华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大家“都关注，不知是出于对自己力量的悲叹，还是出于”大家“对改革冷漠的失望呢？

　　李金华用翔实的数字测量出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的渠长与渗水量的比率；在基层政府提供的数字中计算出含水量与违法违规行为反映的分子式；从基层政府官员与督察大员喜形于色的政绩单中，计算出政府的廉洁度、廉价度和社会效益；以精密无误的仪器测量出感情厚度、跑步钱进的冲击力与法律法规的抵抗力各种换算关系。在孤独无助的呐喊中，计算出呐喊声音的“分贝”与“大家”关注与参与的分量。

　　李金华，一个鹤立鸡群、孤独无助的呐喊者，你之所以那样执着，或许是你已经计算或预测到孤掌难鸣与掌声响起来的嬗变瞬间。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 １６３. ｃｏｍ

　　２００６年６月７日星期三

　　注释：

　　[ １] （京华时报２００６- ６- ４）

　　[ ２]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

　　[ ３]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

　　[ ４] （《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

　　[ ５] （《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

　　[ ６] （《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

　　[ ７]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

　　[ ８] （《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０６月０４日）

　　[ ９]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

　　[ １０]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０６- ０６）

　　作者:丁言

　　主流经济学家有一个流行观点认为人均收入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美元的发展中國家通常经受越来越大的社会张力。据此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速增长，尽快超出人均收入３０００美元这个临界值。我对主流经济学家用这种观点来指导发展异常困惑和悲哀，难道我国只能用国外的发展阶段的表面现像机械地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难道就没人能说出个“子曰”，难道我国的经济学就这么一点水平？

　　我想这前１０００美元的阶段是贫穷的阶段，因此是一个全民共识抓经济的阶段，如纹革后初期。这３０００美元的阶段是一个亚富裕的阶段。从贫穷阶段到亚富裕阶段特征就是由产品短缺转变为产品丰盈，库存量巨增。人们的消费由简单的衣食住行，即吃饱，穿暖，有住的，为生计奔波转变为吃好，穿入时，住舒服，玩好。消费过程加入了品味因素，由初级消费转变为次高级消费，即由为生存的被动消费转变为追求品味的主动消费。以前人的劳动是为求生存，现他们要求活得消洒。劳动由有口饭吃就行随遇而安的各自为阵的劳动转变为相互攀比，相互流动的劳动。人被动地受社会安排转为我自己安排自己。由老板选择我变成我要选择老板。人们意识由政府或资本家养活了我转成我养活了政府或资本家，纳税人的自毫感被唤醒了。社会利益集团也由管理层和被管理层或对两者的依附文化层发展出来了獨立的文化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诉求，相应利益格局分化产生出来。特别是前１０００美元阶段的国家大都是官权国家，官僚们总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化权为钱，把权力的运作转化为对财富的运作，由此引起了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贫富悬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出现动荡是必然的。人们因社会富足起来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必然引起经济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比如随着人们的消费档次的提高，消费产品也升级换代，旧的产业链就会受到冲击，新的产业链和旧的产业链也势必在社会的平台上较量。总的来讲，这些变化有：由政府主导或资本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变为市场，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由选择性发展取代了只图增量地定向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由管理型就要转变为协调型，可以说是由强式政府转变为弱势政府。那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强式政府或多或少的成了累赘。面对这诸多的变化，不管是社會主義还是资本主义都不例外，实际上经济运行阶段的变化都超越了制度的调整能力，正如社會主義并不能控制经济过剩危机不出现一样。上述的种种变化还是最终表现为分配格局上的变化，人们被动参于经济活动上升为主动参于经济活动引起由被动的分配到主动的索取，人的自我意识的唤醒导致人们必然参于政治，人的要求由物质化转为文化化，精神化，社会化进而政治化，这时社会的震荡就出现了。这种动荡可能是革命性的，但也可是非革命性的。只要我们的执政黨和政府能正确认识这种趋势及其规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适时调整，做相应的政府职能的转化，建立好公共政府，改善其职能，就可使这种动荡更平缓。但肯定地讲，不调整政府的管理模式，而是沿袭旧的管理模式，不愿动丝毫既得利益集团的优势，硬要冲过这个阶段，是必然引起动乱的。好在以胡錦濤为首的黨中央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国会很好地冲过这个关隘的。

　　参考文献：谢国忠：把经济权力交给民众

　　作者:施晓渝

　　消费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是可控的，所以我把它叫“有形的手”，市场叫“无形的手”大家都知道。消费和市场不同，在市场里，你要操作时你没有把握会奏效，而消费你有绝对把握这是有用的。市场通过无序竟争而发展，而决定这种发展的最终是消费。为什么说消费能决定一切？因你要消费就要买单，买单就是给出售者利润，给利润就是一种投资。也就是说消费就是社会最大宗，最普遍，最直接，最人性化，最理性化效率最高的的投资方式，一个厂家它可以不欢迎你投资（钱）给它，但它绝对欢迎你买它的产品。据估算，目前我国直接投资每增加１％，可拉动ＧＤＰ上涨０. ２２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每增加１％，可以拉动ＧＤＰ上涨０. ８７个百分点，消费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效率不言而喻。美国社会消费额占国民总产值的８５% 以上，而我国仅占５４%.这说明美国是消费投资拉动型，而我国则为直接投资拉动型发展。这同时說明目前我國部分投資的增長並不是按照常規投資那樣，是以需求的強勁增長為前提的。相反，部分行業的投資明顯脫離了市場需求，這種投資模式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將是投資與需求、消費的比例關係的失衡，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經濟陷入惡性迴圈的圈子，國民經濟出現大起大落。因消费是生产的终点但同时也是再生产的起点。消费选择的取向同时也是消费投资的取向。不消费生产就无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不消费，再生产就不可能。传统的经济学只看到消费的使用消耗属性，没进一步深思它的再生链结功能。消费也是一种劳动，因它要人挑选，比较，奔走，讨价还价，审度等，总之有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所以消费不只是享受，也是劳动，某些消费如看病，受教育甚至是痛苦和磨炼，没有大众的消费劳动，生产是不可能得到改进和发展的。一个生存者就一定是个消费者，生存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所以消费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存基本权力。人首先有消费才有生产，消费和生产始终是相互结合，促进的，如好些潮流产品大都是消费者用自己的情趣设计出来的，如中山装，性感服装等。家务劳动，房屋装修教能说明消费劳动，第三产业是直接服务于消费的，现代的经济发展很大比例上取决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昧地强调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是非常狭隘，陈旧的观点，事实上，消费有劳动，劳动有消闲，大家都能体会到，绝大多数人认为适量的劳动使人保持其社会性，觉得生活有意义，这也可解释有些商品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劳动的社会平均价格。消费情趣和生产结合起来是高级阶段，软件业就是一个消费情趣和生产结合的典例。精神心理消费与生产的结合更明显，它提升社会文化产品生产的发展。精神心理消费会在消费的发展中比例增大，而精神心理消费是随民主的程度发展的。换句话说，民主自由人權的发展能创造新的文化消费机会。购物也有利润，同样的物品这家卖五元，那家卖六元，去年卖六元，今年卖五元，你就有一元的利润空间。购物利润和生产利润是相互促进的，因它促使生产的改善和规模效率的扩大。我们从这些例子也可看出，消费劳动是促进物化劳动的。更关健的是物品必需和消费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价值。就是说商品除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预期价值，是虚拟价值）两种属性外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实现价值的属性。物化劳动生产出来再多的产品，没人购买是无效的，所以说物化劳动不一定就必然是劳动。商品无用了，前两种属性也就等于零，前两种属性靠第三属性来激活。商品之所以是商品靠的是两种劳动的结合。我把这两种劳动称为物化劳动和善化劳动，善化劳动即实现价值的劳动。后消费发展阶段必须引进“实现价值”这个观念，因无序竟争产生太多的无效产品。

　　每个人都在消费，我要阐述就是每个人都在通过消费而决定经济，每个人都在通过购买而投资，每个人都是投资商。每个人在购买时都有理由说，“我要给你利润，让你赚钱，让你发达，我要让这里繁荣！”。每个消费者也是劳动者，他在改善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每个消费者也是决策者，他在决定生产的发展方向，经济消费结构的构成。既然承认了消费是一种投资和劳动，经济学革命性的理论就产生了，经济学的革命理论就在于消费能产生金钱而不仅是消耗金钱。反而积累则是在消耗金钱，把商品保持在虚拟价值阶段是荒费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消费由简单的衣食住行，即吃饱，穿暖，有住的，为生计奔波转变为吃好，穿入时，住舒服，玩好。消费过程加入了品味等意识因素，由初级消费（即前消费阶段）转变为高级消费（后消费阶段），即由为生存的被动消费转变为有选择的主动消费。在初级的消费阶段，只要有物品就行，只要人投入市场生产，你就会赚钱，这个阶段资金和积累起决定作用。在前消费阶段，任何领导都可管理生产，因他只需叫人拼命干就行了，这时的领导也可装懂懂，内行，因这时就那么几件产品，官僚主义也有存在的空间，甚至还可来点集团组织攻坚等。这阶段生产的量和效率是最管用的，因而产生了市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总之是研究扩大生产的量和提高生产的效率的。后消费阶段用选择性发展取代了只图增量地定向发展。就不可能有通吃的领导了，只有职业化领导了。后消费阶段的经济学还未诞生，但我想应是如，“消费经济学”，“审美经济学”，“选择经济学”等，总之是研究消费取向，消费心理，消费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等。肯定的说，随着后消费阶段的发展，选择性必然增多，遗弃的产品量也就必然随之增加，劳动中无效劳动的比例也就增大，这就只有靠增加善化劳动（消费劳动）的比例来改善这种状况，所以提升普遍人的收入也就成必然。

　　消费通过购买来决定生产，而消费力又取决于分配方式，分配方式又取决于人權。分配方式有总量分配和具体分配两种，总量分配指分配政策取向，具体分配方式一般划为：主动分配是分红提成，被动分配为领薪水，分配形式可划为开放式分配和封闭式分配，隐形收入高，封闭式分配占主要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專制程度高。这就可解释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大于工资时就是他社会提成高，社会分配不公正。还有一种可称作共赢式分配，即分配主导者有意识让被分配者收入提高以期被分配者来购买自己的产品，如美国福特公司就提搞工人的收入促使工人们来买自己生产的汽车。隐形分配带来畸形消费，我国政府官员不到一千万，公车，招待，考察三项消费就达９０００亿元。畸形消费高，大众产品受冷落，消费不平衡生产就不平衡，浪费就大。在生产能力充足的情况下，讲效率首先是宏观的。生产能力对消费的升级换代承受力有个度，消费的升级换代太快，生产能力就承受不了，畸形消费就导致消费升级换代太快。一个设备用一年赚了一万，另一个设备一年赚三千用了五年，当然后者效益高，同样规模大效益也高。只讲效率，不讲效用，效益不行，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总体效益。如社会生产都在追求适应高收入消费，就可能是猴子扳包谷，拿一个丢一个，大众产品的生产能力在社会消费总量中能获得比例减小，而大众产品的生产能力是存在的，但被弱化，竟争加剧，部份被荒废，浪费，苟延残喘的加剧血汗工厂的制度，这是一种宏观上的浪费，不是微观上的提高效率能弥补的。我注意到９４- ５年朱熔基要求砸过时设备，而不到两年订单来了，连破设备都用上了还满足不了要求，这说明这是个消费消化整理问题，这些设备不是真正无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生产商是非常清楚市场的资源有限的，他们的对策是拔高消费挡次，加速产品升级换代，迫使人们使用新产品，淘汰旧产品，如房子越修越高挡，促使人们住新房，卖旧房。这种过度的升级换代是一种浪费，而且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剧。另一方面大众产品因市场有限而加剧竟争，从而加强“血汗工厂”的制度。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受不了了，就要求加工资，实际上他们是在要求一种消费结构的调整，必须承认这些微观抗争有其宏观经济意义的. 所以说我国一定要重视公众消费，对消费主导方向要随时调整，你不去主动调整，经济承受力会迫使你调整，即使多给弱势群体一些钱，让他们去消化大众产品的生产能力，对社会良性循环有益无害。这里我们要区别消费的健康升级与畸形发展。.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看出很多由市场理论解释不了的东西，消费论则很好解释。市场论导致经济单向性发展，所谓单向性发展就是只有扩大生产和积累以发展生产。一昧强调市场却最终不能适应市场，因消费方向的变化总是超过生产能力的变化，市场就经常性的崩溃与调整。我们要学会通过控制消费来控制生产，学会搞共赢式分配。控制消费的办法很多，一，尊重人權，给弱势群体多一点话语权，承认低收入者抗争的合理性，说去年全国有八万余起弱势群体的抗争，他们都是为了国家提高公众消费能力的，应分析研究，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搞活我国的公众经济。二，转移支付。三，让百姓透支等。总之要保障公众消费的主导地位。你不保障公众消费的主导地位，分配上的主导地位，分配益富化（朝着有利于富人发展），消费就会乱变化，生产适应不了，就只有崩溃。消费决定论有两重意义，消费选择决定并促进生产发展，消费力取决于人權发展。如果消费畸形发展就是人權不对称，所谓消费畸形发展就是公众消费呈弱势，奢侈消费呈强势。如果主动分配，开放式分配在社会所占的人数比例高，这个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和民主程度就高些，人權状况就好些，反之则反之。市场理论不具兼容性，它讲从林原则只接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已不能很好的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而消费理论把消费，市场，分配，生产结合起来，有很好的兼容性，它可接受各种制度，事实上各种制度已在相互渗透和融合。市场理论由于不能解释消费和分配问题，早已陈旧得不可用了。市场理论重视扩大生产和积累的无序竟争，强调社会的物质性，它否定利益分配博弈的积极作用，相反，消费决定论肯定利益分配博弈的积极作用，承认经济行为的社会性，个人的积极性，公众社会的开放性和服务性等。

　　总之，消费是集政治，文化，经济于一身的综合行为。消费是集人的生存发展，政治精神文化要求，人的义务，责任于一身的综合人權。消费不是哪个救世主赐给我们的权力，是我们与身俱来的要求，并且每个人都在通过消费影响，促进，设计并决定社会发展。研究消费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他自己是社会的主人。

　　写于２００６年３月

　　作者:施晓渝

　　眼下，中國最痛恨的人估计只有三类：开发商，腐败官员，日本鬼子。

　　痛恨日本鬼子的原因太明显了，当年在中國无恶不作，少杀抢掠奸，五毒俱全，在南京仅仅数天时间就屠殺我同胞三十万，先辈用了八年的时间付出了数千万的生命代价才把他们赶走，而现在日本鬼子后代不仅不认罪，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鬼子的陵墓，是在把中國人的人心伤透了，想不痛恨他们就不行。

　　痛恨腐败官员的理由比较多，而且这层关系也比较复杂，似乎有点缠绵悱恻。首先，腐败官员无论怎么腐败，但都是咱们自己人，好歹是同胞，和所有炎黄子孙流着一样的血液，跟日本鬼子不是一个成分，而且也不曾屠殺过自己的同胞，连其他种族和民族的人也不曾屠殺过。但是，腐败官员确实让国人伤心。因为先辈把好不容易把鬼子赶走了，想望自己当家作主，自己掌握命运，谁知这些杂种吃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无所作为，组织上要求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可他们不仅没有为人民服务，没有廉洁奉公，而且连最起码的道德低限也守不住，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所为却争着抢着隐着瞒着干，吃喝嫖毒毒，也是五毒俱全，吃了纳税人的饭不仅不为纳税人干事，反而忘恩负义，像疯狗一样不认人，痛咬自己人，这严重地伤害同胞的感情，虽说这些乌龟只是少数，但却是值得痛恨。

　　与前两者相比，对开发商的痛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第一，开发商和腐败官员一样，都是咱们自己人，不是鬼子，不曾屠殺过我们的同胞，没有民族仇恨的根源；

　　其次，开发商和腐败官员还有着质的区别，他们是市场上的佼佼者，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吃饭、靠自己的智慧发财，没有贪污纳税人的钱，而且也没有标榜着自己怎样神圣，他们一点也虚伪，他们就把自己当作商人，商人就是做买卖的，一分钱一分货，把所有的人都当人对待，不管你是年收入不过千元的最低层市民还是家财过亿的富豪，在他们眼中，你都是顾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干净、最平等的关系；商人就是做交易，和每一位顾客做同样的交易，虽有利润高低之分，甚至不乏花言巧语等伪装手段，但是那确实只是手段，但是其目的是很单纯的——利润最大化，无论是谁都是这样，换了乞丐也是这样，这没有错，如果有错那就是上帝的错，他不该制作人类，只要有人类，就会曾在这种关系。所以，无论商人的动机是无罪的，开发商就是要赚钱，他们没有屠殺谁的意图，也没有腐败官员那样对衣食之主的犯罪和欺骗，他们和每一个劳动者一样，是靠劳动换取生存，劳动是光荣而伟大的，是劳动者都不应该痛恨，不劳动的寄生虫是可耻的，是该痛恨的；

　　第三，开发商为我们的城市建设、现代化改造、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的最大功臣，是一流的设计师、建设者，应该感谢他们才是；五一奖章佩戴在他们胸前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事实上人们把愤怒的目光也投向了他们，这个问题是值得仔细反思的，这是商业文明中的悲哀。工业文明的２０世纪过去了，２１实际的文明应该是基于信息化基础上的商业文明，对商人的漠视乃至仇恨是对劳动者本身的一种否定，如果一个民族对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最大创造者表示愤懑，那么，这只是人们心灵的扭曲，是基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愚昧；这种病态如果扩大化，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背离，而且会使更多人越来越愚昧，最后连同商人和一切劳动者一起愚昧。

　　商业文明的最大好处就是，少数人占有了多数人的财富，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使更多的人参与竞争，产生动力，一起登上“名誉花车”，为整个社会创造各种财富，使社会财富最大化。而当下的这种小范围的愚昧却与之背离，并由扩大化的趋势。

　　作为一个传播学研究者，我发现，造成这种愚昧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信息流通不畅，“议程设置”不合理，“把关人”躺在发霉的蛋糕上睡觉，来了一帮老鼠把蛋糕吃光了，结果老鼠都肚子痛。

　　“国六条”强调，要增强住房市场信息的透明度，这个政策是提高监督力度、促进市场规范化健康化发展的良药，但它更有利于开发商的名声。

　　或许很多开发商都不在乎名声，因为当前形式下，利润比名声更加要紧——从实际利好考虑的话，但是，在信息化环境如此发达的今天，名声却是比上亿资产更加可靠的财富。可口可乐公司创始人艾萨？坎德勒曾说：“假如可口可乐的所有公司所有财产在今天突然化为灰烬，只要我还拥有‘可口可乐’这块商标，我就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宣布：半年后，市场上将拥有一个与现在规模完全一样的新的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國房地产届，还没有人艾萨？坎德勒这样的底气。房地产的市场决不是面包工厂，只要有地、有贷款就可以生产，决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國，没有一个开发商有起死回生术，任何一个开发商只要倒下，他再也起不来。就像前几天北京市副市长进去了，他再回到这个位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地产界，目前倒下几个开发商可以说就在我们今晚的晚餐之际。

　　学而优则仕。商道亦如此。倒不是说开发商不优秀，困惑的就是，优秀者公众不知道。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他们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本身。

　　开发商每年投入上千万的宣传与公关费用，除了促进项目销售而没有对行业口碑和公众形象带来任何贡献。查开发商的简历，文化程度较高的并不多，而且过去的知识结构与今天的时代对接还有很多差距，很多人对“公关”、“危机公关”一窍不通。吃饭、红包、高额回扣在拿地、贷款中确实管用，而这种土得掉渣的“公关”与真正意义上的“公关”根本不是一回事。

　　或许很多人都认为，只要给媒体投了广告，就可以把信息“把关人”笼络住了。但这绝对是一种误解，媒体可能会同情自己的客户，但不会维护商人的长久利益。对于媒体这个钻石王老五而言，任何一个开发商和广告商都仅仅情人，没有妻与妾的名分，他们连吹枕头风的机会都没有。

　　事实上，世界最没有责任感的媒体就在中國，“惟恐天下不乱”的思维主导了从业者，为了他们的“新闻”，很多开发商的利益也就处于次要的地位了。打开网络，铺天盖地的都是网民对开发商的痛骂和诅咒，可能有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些，对它可以充耳不闻，或者嗤之以鼻。而这更加加重了开发商的脸上的黑色油彩。

　　很多开发商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而媒体和公众对其言论的“断章取义”，还有开发商“明哲保身”，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格雷沙姆定律认为：“坏事比好事更容易让人接受”。说某人干了一件好事听者可能会怀疑，说某人干了一件坏事，听者绝对相信。所以，“开发商坏——坏信息——开发商更坏——坏信息……”这种恶性循环就诞生了。

　　有谁愿意出来为其正名呢？

　　开发商自己？媒体？政府？公众自己？

　　看来谁也做不到，造就这种现实只用了几年时间，要改变这种现实恐怕几十年的时间也未必可以。

　　商业文明中的公平交易维系了人际关系的平等，但却保证不了多种角色之间的和諧，因为参与者太多，裁判也和很多，而且是鱼目混珠。结果搞得很多人莫衷一是。

　　行业风云变幻，信息波诡云疾，业内歌舞升平，业外隔山观虎。诸位，还是当心当心啊！

　　作者:姜明峰

　　笔者曾撰文详细论述了中國房地产问题的症结、中國《宪法》第十条的逻辑错误。指出了政府卖地属违宪行为；住房是附着在土地之上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法律制度对于地权的界定，直接决定了一国的房地产政策；提出了化解中國城市房地产迷局的治本之策——平均地权。

　　所谓平均地权，并非私有化，而是平均配置土地的使用权。也就是在法理上明确界定：农村土地归村集体中的全体村民平均所有；农耕用地和宅基地的长期使用权按人口平均配置。各个城市的土地归该市全体居民平均所有；每一个居民均享有相同面积的住宅用地之长期使用权。但是，城市地权的“平均”方式有别于农村，并非将城市地块切细，然后分配给每一个居民；而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得以实现：其一是若干无房居民联合起来，向市政当局申请住宅用地，政府划拨土地，以便居民集体自建住房；其二是，无房居民购买商品房，同时获取土地的使用权。

　　平均地权果真能破解城市房地产迷局？先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中國农村为何从未出现房地产泡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农民继承其祖先的宅基地、并在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权利，历朝历代，均未受到挑战。这种制度安排，杜绝了住房的垄断性供给，因此，农村房价被牢牢地钳制在成本价附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农民事实上享有集体土地之长期使用权，那么，从法理上讲，必须明确城市居民对于其所在城市之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这是中國《宪法》基本精神的必然推演。目前，中國城市的人口密度甚高，集约化地使用土地是必要的。建议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市政当局有义务、按成本价为该市的每一位居民提供５平方米的建筑用地；并且，各地还应该在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标准容积率（比如５）。当然，这两个数字具体为多少，不应一刀切，应该根据各城市的地质状况、人口密度而有所调整，这是学术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必然要求。

　　城市建筑用地有三个来源：空地、拆迁之后形成的地块、征用城郊农民之土地。空地的征用无成本。拆迁成本、农用地的征用成本取决于补偿方案。市政当局可以根据相关参数，计算出每平方米土地的平均供给成本。对于人均５平方米的建筑用地，政府就以此价格，根据面积相等、地段相似的原则，同时向开发商和居民提供建筑用地；收取的土地供给成本费存于专门帐户，用于拆迁和征地的支出。该帐户的每一笔收支都必须对全体居民公开，并随时接受居民的质询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居民”的内涵到底如何，有两种方法来界定。第一种方法是，具有该城市户口的人士；如此看来，为了防范房地产泡沫，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不应取消城市户籍制度。第二种方法是，在该城市居住若干年或有若干年的就业记录，或者是有若干年的纳税记录，等等。记录可以伪造，所以，还是以“户口”来界定为宜。在购房之前，居民必须抛售其原有的住宅，以保证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当然，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购买两套住房；待分居状态结束之后，必须抛售其中的一套。

　　至于某一地块到底提供给哪些居民，可以通过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如果居民拿到地块之后，一年之内不动工建房，政府可以收回该地块，并退还土地供给成本费。这样的制度安排，彻底打破了商品房的垄断供给，商品房的价格就会被钳制在：成本加有限的地段升水以及开发商的合理利润之水平；不可能发生房地产泡沫。地段升水全部上缴财政，不归开发商所有，留给开发商的仅仅是合理利润（比如，税前利润率不超过１０％）。

　　人均实际占地面积每超标１平方米（对于３口之家，如果标准容积率为５，建筑面积就增加１５平方米），则超标部分的地价翻一番；当地价达到某一水平时，尽管居住面积超标，地价不再累进。

　　设立全国联网的房产交换交易中心，从事房产使用权或所有权的交换和交易，以利于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居民抛售住房而得的房价之增值部分，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必须缴纳税率为９０％的房产溢价税，以彻底杜绝炒房行为。至于房产交换，可借鉴商业银行的票据交换与清算的原理，无须赘述。

　　以上所列之数字，只是一种建议，肯定有不完善之处。只要我们怀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信念，“小幅试错，及时修正”的理性态度，就一定能设计出与地权的法律界定相兼容的房地产制度，使之日臻完善。惟有平均地权，才能修正中國法律关于地权界定的逻辑错误，充分体现地权属于人民的理念，从根本上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以提升每一个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

　　作者为中國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注：原文的一个修改版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３１日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之“社论/ 言论/ 天下事”版面。编辑在修改的过程中，误会了作者的本意，个别表达有错误。

　　作者:史文胜

　　生命是一种奇迹、一种偶然，一种不经科学实证，纯属“天授神赋”的瞬间偶遇合成，因而其獨立自在的客观属性中本然地蕴涵着不可重复、不可更动的神圣感和属灵的光采。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天地造化精心孕育并囊括了所有想象力和创生机能的全息系统，是故其原生品质中便自发形成抗拒一切外在于本身伦理之外的社会改造和后天性的技术移植，即便是看起来具有严谨的求实精神，抑或被认定为符合生物“优化选择机制”的科学发展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出现正向预期与结果反向逆行的严重悖谬。所以，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并依然承续着、连绵着生命灼热的悸动，我们便无需标榜“正确”的社会观念和伪真理的教化与修正，甚至也无需经验或事实的刻意论证求解，仅仅凭借直觉，凭借“我思故我在”的事实，即可以体悟到生命意识中温馨的眷顾和真切的记忆，体验到心灵内在的奔突并时时有向外的张望！这不仅拓展了个体生命外延无限的意义空间，也使我们感知到自己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关联性，进而自动生成体己度人的谦让与关切，不苟且跋扈、不同态复仇，始终秉持着一种端肃、一种敬畏而后“同舟共济”将阻止生命正向发展的败血因子消解清除，让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处境与其存在的所有维度，在客观上都具有机能上的同构性，所以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彼此宽容和认同，从而感恩于红尘际遇中所有的世故风情，陶然于个人灵性与万物同生共度的喜怒哀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的处境改善和人的荣誉回归重新奠基加冕。

　　曾几何时，我们总是迷恋于“科学主义”无所不用其极的偏执与霸道，总是受制于食色之欲和唯物至上论的蛊惑与教唆，致使在有关人的定位与价值遵从上总是不知所云地随大流、跟“主题”，犹如临风游弋的无根叶子被裹挟着、驱策着，在历史轮回波云诡谲的荒诞情境之中进行“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要么趋炎附势协从各种极端主义诋毁造化所赋予人的天性，将人邪灵化、妖魔化从而衍生出一场场毁人自义的惨剧闹剧；要么袖手旁观纵容人的自恋和迷狂，让暴力四处张扬并主宰着我们的心性然后目空一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征服和掠夺，被庸俗政治经济学和泛“相对主义”一路挟迫并导向形而下的生存盲区，最终自动摈弃“绝对理性精神”和道德信念对人类生活的疏导与启示作用，一次次听命于强势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本位进行恶意的社会“变性”和错置，从而形成一种仅仅基于利益博弈和力量对抗的病变性异化社会生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于内在自律的缺席而越发紧张且冲突不断，因而便只能倚重冷态的律法和暴力惩诫对人进行强制规训，以此维持一种徒具文明外壳而无内在激励机能的非自愿性“和諧”社会关系。

　　这种导源于现实主义拜物教和强权硬性统合的社会伦理构成，由于缺乏超越性的精神阐发和内在的信仰基础，使得人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动物本能自在自为的盲目性获得了社会化的选择价值，但随着实证主义对人类神性存在的全方位否定和颠覆，人们既不能挣脱肉体的束缚沉湎于无所牵挂的精神逍遥，也不能回归传统寻根问祖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如此，尽管我们曾经因为欲望的激励而创生出足以自赏的物质文明，但我们关于幸福的体验却每况愈下，即使置身于当下的“盛世”沉迷于肉林酒池的现实光鲜，我们却依然很难触及到有热度的身体和会心的微笑，纵是历尽了千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市井风情，但拔开芸芸众生看似阔绰的风姿直抵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所透析出的却仍然是耽于利害角逐引发的异质化神经衰弱，是不能“承受”的价值虚无主义衍生成的虚拟化神采。由于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值得过的根据！找不到能激发人们立足高远、信守终生的价值理念，人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才如此脆弱，才如此常常被自己的聪明和虚妄所颠覆并造成人性自我认知上的种种迷误，从而难于克服生存的顿挫感以促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理性反思意识。

　　众所周知，人不能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肃的事实，因为他本身的存在都具有目的性，都是个人与社会应当全力“经营”和维护的唯一有价值的正义主题。所以，让人活出意义，让人在置身其间的社群之中获得重视并始终葆有个人历史中温情的记忆，从而超越于“小我”的利害权衡自觉内生成不伤害、不侵犯和平共处的交往机制，沐浴于惺惺相惜的眷顾与悲悯然后齐心携手共度沧桑，这就不仅仅是个人伦理的自我确认见之于社会最低度的意义诉求，也是人性基于自卫与共荣而应当持守的道德低线！因为人的本性表明他不愿意被当作手段和工具，不愿意仅仅作为社会构成的“数量集合”而引起注意，每个人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全部，就是其在对应于自己的一切社会与自然境况中毕生戮力表达的价值所在，所以他总是拒绝专横、反抗奴役，总是力图挣脱形而下的生物区间企望获致一种理性的、富有神情的文明仪态。因此，任何人，只要还有起码的知觉并能体察到自己依然存在，就必然会与其所处的世界形成信息互动和精神上的共振，从而在其人生意义的表达中就不仅止于活着，不仅止于将自己锁定在只是为了生存这一低度的庸俗社会“主义”圈定的羞辱性人權范式之中。

　　所以，英国学者史蒂森？卢克斯说：“理性的存在叫做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学的意义表达，同时也是一切制度行为和法理建制产生的前置条件”，基于这一表述，我们需要重树个人的信心和尊严，让人活出意义活出精神层面一切可能的气派，从而使人人都能遵循普适的文明人准则为自己定制有高度的社会品性。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于庸常俗务的羁绊对人的处境进行有深度的追问和检索，才能绕过原欲诱惑找回迷失于利益纷争中的光荣与梦想。至此，我们便能超越蒙昧主义长期奉行的以力相搏、赢者通吃的盗跖逻辑，消除“进化论”去道德化渎神主义的虚妄与自恋，让人从物性化自我贬损的迷误中向神性的意义回归，以此规避经济原教旨主义对社会人文价值取向的蛊惑和误导。所以，我们总是强调信仰之于社会良性发展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强调价值理性对人类缺陷与罪性意志的质疑和批判，正如迦达默尔所希望的那样：“价值理性的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性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之外，还可以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它呼唤人们重视灵魂，找到自己的天职并培育出基于爱与善的关怀和谦卑”。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对价值理性的遵从并将其置于一切现实的事务之上，我们才能依然仰望头顶的星空，关注内心的道德，才最终悬置出具有神启意义的“彼岸”以告慰人并让其有信心，从而使我们赖以生息的家园不致坍塌沦陷，并一次次脱身于幽暗的历史场域看到引领人性向善的光芒。至此，我们才有足够的精神强度抵御伪真理的迷狂，消解政治攻伐和利益争讼郁结的历史怨怼，将人的全面发展凌驾于任何观念形态之上，从而促成意识的本能自觉并滋生出内涵丰富的神意想象，使其天赋的创造性欲求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张力被充分激活，进而自动生成希望被肯定、被尊重、以及对自由与爱的想象与渴求，由此，我们便因了理性的判断能将一切个人主体之外的干涉力量视为对生命属性的篡改与冒犯，从而自发地内生成对诸如歧视、压迫、弱肉强食、暴力伤害等负面社会经验和制度行为表现出本能的警惕和抗拒。因此，神学家史怀哲指出：“只要我们还有知觉，我们的本能便会意识到环绕于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全然肯定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在道德上必须考虑的原则……”。唯其如此，我们必须依赖于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并通过社会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自为，使得人人都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将个人的内在关注和自我体恤的伦理诉求延伸成为普适而具有整全性的社会理念，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处的世界中保持足够的“高度”和社会正面地对话，最终形成一种根基于善与爱的伦理自觉与交流机制。

　　于此，我们便有了足够的心智把持好个体对应于自然与社会的意义表达并由此确立自己作为人的天职，了悟到造化万象生死寂灭的轮回宿命，因而就不会重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妄念，从而于内心深处尽可能消除生命不能“恒在”的无望感和“天命不可知”的恐惧与迷惘，凭借着对爱与信仰价值的坚守，凭借着依然回荡于生活之中连绵的共鸣和会心的微笑，只要还活着，还能触及到生命的脉动而且知寒知暖，为了人的自我看护与救赎，为了仿佛久违的时空中依然波动着的人性光彩，即使我们无法自足于个人心灵的沉醉从而做到与污浊的现实分道扬镳，但却能因此而从金元交响的名利场中分离出基于爱的同情与共勉，找回透心的问候与点点滴滴的顾盼之情。至此，我们其实不必总是企图标举宏大的叙事，仰望历史与现实中喧嚣的伟功，而只需在目力所及的当下处境中积极介入和参与，于日常琐屑的饮食男女之间做作本该做的事，传递一种热量、一种希望和祝福，在无尽的生存困厄之中承续着、延伸着一己的爱与关切，维护着人人应有的尊严和自信，不与鄙俗的风尚同吃同住并拒绝一切不公不义的威逼利诱，我们便能欣然自足于心中历练的全部惊喜与顿挫，从而在“不能承受之重”的命运感中活出“入世”的光彩，活出斗转星移、时序流程中有意味的人性高度。

　　二００六年四月十四日完稿于麻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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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汉心

　　中國人应该放下对日本的仇恨。我这么说，也许有许多人骂我是卖国贼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曾有个朋友给我看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很有道理。所以我阐述的是他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是对的。

　　中國人现在不是很恨日本人吗？我想问一下，恨他们什么，真有那么多恨吗？是恨他们比我们有钱，还是恨他们过去在我中國杀了那么多人，或者还是恨我中國人无能呢，而只是一种弱者的呼喊。

　　日本人有钱，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他们比我们勤劳，也应该怪中國内部自“四人帮”，自后政局也不稳定，所以跟不上。这本身就是内部问题，内部人民素质的落后。没有修养，是一种嫉妒的心理。

　　日本在中國杀了很多人，是事实。日本人打下朝鲜后，炸死张作霖，出兵东三省。很快，东三省失陷。日本人本以为只要善待中國人，中國人就不会反抗。其实只要是东北人，就有许多知道，前期日本人是不杀人的，还分别派给百姓粮食和维持治安等等。可是中國人是爱国的，他们很痛恨侵略者。多在日本人后面放冷枪，日本士兵在中國就这样死了很多。此时，日本内部出现一个声音，就是杀死中國人。于是大屠殺才出现。这里中國处于爱国，杀日本士兵是没有错的。日本处于战略也是没有错，只是后来越杀越凶，控制不住了，就干脆大开杀戒。这就是现在许多中國人恨日本的原因。许多的人祖先是被日本人所杀，便恨日本人了。可是到现在有几十年，民族的仇恨渐渐的淡下去。大家对于日本当年的作为，似乎大多是谴责，说要不得。最多心中骂几句。如果说我说得不对，那你扪心自问，对于日本到底是哪里恨，又恨在哪里。如果是杀了中國人，那在自问一下，那是恨吗？恨是刻骨铭心的才叫恨，中國人只是讨厌他们的作为罢了。

　　还有一种，就叫懦夫的呼喊，中國的发展比日本的速度，那是差太多了。中國地大物博，却比不上个日本。为什么，一，中國人不团结。二，中國的许多地方人很懒惰，比如湖南，四川等地。日本人比中國人团结和勤劳。这与他的经济强大是分不开的。我与许多人讲日本与中國人民的差距。他们首先问，日本打得赢中國吗？我都大呼：无知啊！日本有１亿来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领土两个湖南大。怎么就不反思日本能够在二战结束后的迅速崛起呢！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是弱者的行为是什么，是不敢正视人家的长处。所以我说是懦夫的呼喊。

　　日本一直不肯承认在二战之中输给中國。虽然不明说，但却在暗做，中國一直大为恼火，却也惹来许多人的咒骂。日本的政府有个梦想，就是再创大日本帝国的辉煌。这是很不道义的。可是日本这么做，有两点，一是他们的心不死，二，就是他们的心不敢死。因为中國人恨不得用核弹头袭击日本东京。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更加不敢了。中國如果能够坦然接受日本，用和平的方法接受日本。那日本还会执意下去吗？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所以就在这种相互的仇视的恶性循环下，都不会放下刀枪。其实日本人怎么想，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有一点。日本不想同中國打仗。也许有些人骄傲了，中國强大了，的确，中國强大了，但是以此而骄傲的话，是弱者才会去想的。

　　那中國人为什么就不能够放下仇恨。还不是因为一种纯粹营造出来的思维习惯在作祟。一种从外敌入侵时所产生的一种排外情绪，仇视外国人的情绪。只是日本给中國带来最大的危害。日本自然就成了这种情绪的牺牲品。对于此，放下仇恨是相象性的。彼此的放开，只有这样，对国家对民众才是好的，也包括我们自己。中國是要走向世界，世界也是要走进中國的。如果中國连这个都放不开，就不用说有多么大的胸怀来走向世界。中國人如连这个都放不开，也别说能够走向世界了。

　　作者:刘俊君

　　这些年，中國教育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公益性在淡化，逐利性在上升，校园充斥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低级商业交易，高收费乱收费大行其道，１０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２０００亿人民币。收费的“大跃进”使教育成为中國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每年民众的举报投诉都名列榜首。由于急功近利式的扩张，教育的腐败与人文精神的丧失，使中國教育离其本义渐行渐远，成为掠夺之手、摧残之手，已经并继续制造着许多苦难与悲剧！

　　应试教育惹的祸

　　一个孩子从上幼儿园、学前班开始，一副沉重的枷锁就套在他们及家长的身上：开始了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交费历程，开始了繁重的学业生活。那学费是越来越多，多得让一般平民百姓家庭负担不起；那书包是越背越重，压折那稚嫩的身子骨。迫于竞争的压力，家长与学校对学生们都寄予厚望，因而孩子们从入学起就开始了拼搏！他们失去了童年和少年游玩的闲暇与乐趣，同时也没有自由地发展自己特长和潜能的余地与可能。那一次次升学，那高考，揪着多少人的心呐！考孩子，也是考他们的亲人。考上愁，考不上也愁：考上了，是再加一码的学费和学业；考不上，要复读，那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思想负担。

　　许多年过去了，孩子们依然很苦很可怜，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在应试教育的逼迫下，孩子不分昼夜地拼命做着习题，没有快乐，没有自由，许多孩子早早地戴上了厚厚的玻璃镜片。中國学生有多苦，不需要过多的证明，只要统计一下中國的学生有多少近视眼就知道了。其实受苦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孩子的父母。

　　应试教育在中國根深蒂固，摧毁着中华民族创新的根基。中國学生就是天天做题，拼命考试。学校为了收取高昂的择校费、赞助费、考试费，人为的分出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人为的炮制出名目繁多的考试。

　　应试教育一日不改，中國学子是回头无岸苦海无边，每年因考试升学而“牺牲”的不计其数。虽然近年来教育部门力图将应试教育扭向素质教育，但社会的现实似乎决定了读书就是为了上大学，就要应付数不胜数的考试；上大学就是为了有一份工作。而现在这点希望也正在成为泡影，怎不让人失望？

　　现在应试教育已弊端凸现，丑闻迭出，考试泄题、作弊层出不穷。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北京交通大学进修研究生班一位自称叫阿芳的女学员，向媒体公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她说自己在参加２００５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北交大参与专业课命题的一教授以考题为诱饵，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此后她得到了两套专业课考试的题目和答案，包括该教授亲笔书写的论述题答案，但她最终因外语考试成绩过低而落榜。

　　２００６年初，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江苏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结果发现该省中学生消极情绪的发生率为３８. ３%.而１５. ４% 的中学生考虑过自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对孩子年幼心灵的折磨再次凸显。高校流行语调查显示：“郁闷”高居榜首。

　　２００５年高考前一天的６月６日，有人在枯井中发现１８岁的西安长安区某中学高三男生赵某的尸体。后来，人们发现赵某留下的遗书中写道：上次会考没考好，一定考不上大学，实现不了理想。同样，在长沙火车东站，１８岁的高三学生李西亮因感觉学习压力过大，一时想不开竟钻进了快速行驶的货运列车，当即身亡。这样的悲剧，每年高考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而在大学，学生们的压力依然很大，甚至难以承受。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５日凌晨２时３０分，北京大学研究生柳剑锋感觉压力过大，从北京大学出走了。他离开寝室的时候是边走边哭，一会儿往宿舍方向走，一会儿往校门口走，来回徘徊了三四圈。专家指出，他在重重压力面前选择了逃避，但他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存在。

　　这就是今日中國千千万万的家庭与他们的孩子面临的命运，年复一年在走的路！沉重的思想负担与经济负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不断酿出一幕幕人间悲剧，令人寒心！

　　１９８９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１８岁以下的任何人都是儿童，要“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看待”。

　　给孩子留出一块自由的空间，给他们一双属于自己的翅膀，让他们享受一下高空自由翱翔的乐趣，领略一下俯瞰万物众生的灵感？而我们的应试教育，学生从小学到研究生教育，乃至到工作以后，都要耐着性子去死记硬背那些定义与原理，应付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考试，以求思想统一，成为一个模式。中國人没有了自我兴趣和獨立思想。这样的教育，怎能培养出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人才？德育教育只是应试教育的一种点缀，一个漂亮的装饰品。

　　真正的人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灵性，他们永远前进“在路上”。教育培养的应该是人格健全、思维活跃、懂生活、会工作的社会公民。教育即自由，身心的健康是比学习知识更为重要的事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馬克思说。

　　教育高收费乱收费酿成的苦难悲剧

　　教育改革以来，教育产业化、乱收费使学费节节攀升，居高不下。中國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

　　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显示，由于上不起学，全国中、小学生辍学每年达２００多万。“转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抽样调查１７所农村中学后发现，平均辍学率约为４４％，最高为７４. ３７％！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差不多要花十来万人民币，这对广大的农村家庭来说，实在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于是许多的孩子，中学一毕业甚至没毕业，就不得不背上行囊四处奔波打工了。大批平民子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造成教育严重的不公平。

　　马燕，宁夏的一名小女孩，然而她的“马燕日记”却轰动了全欧洲。她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妈妈，不上学，我一辈子的眼泪流不干！”马燕的日记被法国《解放日报》记者发现并在报上连载，反响强烈。她的日记已被译成法、英、德、意多种文字，欧洲人被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同样在宁夏，一名１３岁的小学女毕业生秀秀，为帮父母省１０万元择校费，在家服毒身亡夭折，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惋惜。中國教育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２００５年开学之际，四川美术学院大一新生裴昌龙因多方奔走申请不到助学贷款，胸前挂卖身契，街头筹学费。裴的父亲身体不好，帮人家看果园，一个月只有１００多元的收入。母亲做临时保洁，一个月能拿到３００元。而他的学费一年就要１５０００多元。

　　有不少城乡居民家庭“因教致贫”。孩子上学就象赌博，为供养一个大学生，贫穷的农民们四处借债，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那笔债务将让他们一生都难以偿还。由于贫困，不少贫困大学生只好选择在外打工甚至身兼数职来“拯救”自己。武汉一名贫困大学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５份工最终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其中的一则留言这样写到：“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家长们找的工作也很不好，我真怕，我也会垮掉！”

　　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最突出的“政绩”，就是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群体。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２４０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２０％，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在５％—１０％，人数大概在１６０万。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２００５年全省的贫困大学生已经突破１０万人。高额学费使得如今的大学里贫困阶层急剧增多，他们的生存实在让人担忧。贫困生的生活常常被描述为“五个馒头过一天，一星期买一次菜，军训服装穿四年”，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疲惫憔悴，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中國妇女报》曾刊登一篇调查文章“每天一元多的伙食费怎样过？”介绍了大学生小裴一天的食谱：早晨—馒头、咸菜；中午—馒头（或米饭）加几毛钱的素菜；晚上：咸菜、稀粥。超支了干脆一天只吃两顿饭。男孩子运动量大，馒头、青菜提供的那点儿热量显然不够消耗。上体育课或是晨练因低血糖发生短暂晕厥的事时有发生。

　　近年来，媒体不断传出贫困大学生在食堂捡剩饭吃的消息，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家境困窘的女大学生，经常到学校食堂拣别人吃剩的馒头，而且一捡就是近两年。她来自农村，她的餐卡消费明细表表明，２００４年她才花了８、３５元。在南京也发现同样的事情，结果引起网站众多的跟帖，社会舆论哗然。这只是被发现的个别事例，其实这种现象每所高校都有，为数不少的捡剩饭的贫困大学生往往被忽视。

　　中國扶贫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特困女大学生的月生活费在１００元以下，实在难以想象！有４５. ６%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困难，只能靠勤工助学勉强维持；有４２. ２%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紧张，手中的钱必须用心计划，才能维持生活；还有高达６. ６%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特别困难，已经无法维持，不能继续上学。

　　大学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家长揪心、学生忧心与社会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出现了许多被大学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从而自杀的悲剧。

　　２００５年新学期开学之际，一名家境贫困的黑龙江女大学新生，在赶往学校报到的两天两夜里，为节省学费，仅吃了两块从家里带来的干馍，最终昏倒在南下的列车上。

　　兰州一个贫困大学生的家书这样写道：真想不再读这大学了。爸爸，您现在在外面，一个人，这么大的年纪。我当然知道一个人离家在外的诸多困难与不易，何况是您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能跟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比呢？！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不是为了我未完成的学业，您又怎用得着去吃那么重的苦受那么大的累呢？！有时候，我很想退学不读了，想离开这花费巨大的生活，去赚钱养活您和我自己。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贫困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不能及时还上贷款，学生们受到许多非人道、不公正的对待——

　　郑清明是中國四川省达州蒲家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６月４日的上午，离高考还差三天，郑清明又被他的老师严厉训斥了：必须马上付清６００多元学费，否则不能参加高考。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脸上的羞愧渐渐变成了愤怒。“我没有钱。”郑清明吐字缓慢。但是老师不放过他，不交钱就不给准考证。几小时之后，１８岁的郑清明朝一条铁轨走去，向着迎面而来的火车头走去……郑的上衣和一支被碾断的手臂落在路旁。人们从口袋里找到他的身份证，而他的身躯在３０英尺之外。逼他走上绝路的竟是区区６００多元人民币（仅合８０美元）。

　　郑清明的死令人震惊！但成千上万的中國农家孩子，今天还在面临类似郑清明一样的命运。

　　正当２００６新年的气息在大学校园中渐浓，大学生们开始各种各样的考试、准备回家过年之际，媒体传来银行状告中國石油大学２３名欠贷大学毕业生的消息：由于未按合同约定归还来自银行的助学贷款，中國石油大学北京校区的２３名本科毕业生被中國建设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告上了法庭。银行要求解除双方借款合同，要求学生归还所借款项的本金和利息，并停止了对石油大学发放国家助学贷款。这２３名被起诉的毕业生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他们大部分家在农村。

　　在兰州理工大学，少数学生因没有按照校方规定的日期交上“学费”，学校通知他们办理停学手续，由此丧失了考试、注册的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把已学过的课程在下一年重新复读。否则将给予“退学警告”。校方解释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要他们外出打工，尽快将所欠学费补交。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一名贫困生因欠学校９００元学费竟被赶出了考场，而他所考的１０门学科都被以“零分处理”。

　　据悉，近年来各地高校针对学生欠费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不准考试、不给学生注册和毕业证、毕业生个人资料不上网、缓交需交纳滞纳金，把学生赶出教室宿舍，甚至诉诸法院，更有人要为贫困大学生建立诚信档案，让他们今后在社会上无法抬头做人。

　　在这些贫困生的身后，是众多活得很累很难的家人。《重庆晨报》报道“供儿上大学三轮车夫累死街头”：儿子正在上大学，一名５５岁的人力三轮车夫辛苦蹬车，晚上也没回家，而是在三轮车后座上“睡”着了。次日清晨，被人在街头发现时，他再也没醒来，一天所挣的百元零钞还在口袋里。

　　《重庆晚报》报道“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学生周密说，自从她考进大学，为挣足学费，母亲没日没夜拼命干活，第一年靠借钱才凑齐学费。今年新学年又需８０００多元，但现在还差５０００多元。为我读书，母亲耗尽了心血。十多年来，每天仅睡５个小时，白天种六七亩地，晚上要喂六七头猪，在地里一晒就是一整天。

　　当考生家长千方百计却筹措不齐孩子的上学费用时，有的就动手扼断自己的生命之喉来表达对不能供孩子把书顺利读下去的“谢罪”，同时留给社会一个浸透血泪的问号。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儿子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０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凑不齐学费的他在喝农药自杀前，给儿子留下了一封“谢罪书”：“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读之令人心碎！

　　这样的悲剧几乎每年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在百度搜索里输入“高考学费自杀”，立即会出现相关内容９万条之多。

　　就业的压力和渺茫的未来使希望之星陨落

　　孩子与家长们千辛万苦，终于大学毕业了，而又面临着就业的压力，找工作成为千千万万大学生人生道路的一道坎，这里面又有多少心酸的故事呢？

　　中國现在出现了一个任何发展中國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近年则更加严峻，２００５年高校毕业数达到３３８万人，２００６年毕业生超过４１０万，这还不包括几百万“三校生”、近年未就业者。由此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研究生招生规模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连年扩大，２００１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１９９８年的２ .３１倍。最近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研究生招聘会，又传来研究生就业难的消息，高级人才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在教育资源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有一个地方，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去过，那就是人才市场。面对那万头簇动、拥挤不堪的场面，任何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学生都会发疯。人们是多么怀念改革之初展现给人们特别是大学生的一派光明的前景啊！

　　一边是工作越来越难找与越来越低的工资；而那一边，是学费越收越多、照收不误的学校与催交欠款的银行。这就是大学生及他们的家长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成为三、四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上大学本来是个改变自己和家庭的机会，如今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不明朗的就业前景，高得吓人的学费，由于缺钱导致自己的竞争力明显不如有钱有关系的同学，长此下去实在是让人们对大学的前途产生疑惑，学生及家长们不禁要问：交了那么多钱，我们得到了什么？

　　根据部分银行的还贷期限，学生毕业后就要开始还贷了，而对于目前刚走出校门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