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我们都活在境界之中，境界即是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碰撞结合所形成的个体的独特的生存状况。我认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即是境界，境界可以改变一切，境界可以使员工做出最大的绩效。境界是门复杂的学问，下文我将围绕境界与企业文化的建设，简要论述这个问题。

　　境界有两个特点，一是无处不在，二是不断变化。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处在境界中，依照佛法的解释，这最初的境界乃是我们过去世一切行为所形成的习气和阿赖耶识中种子的作用。所以我说人的性格并非全属后天环境的产物，先天的因素也占很大的成分，每个人的禀赋都是不同的。然后随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经验，我们的境界又在不断的变化，可以说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对世界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境界是主观性的，虽然客观环境制约着主观境界的形成，但境界终究是个体内在化的世界。也可以说境界即心境，只不过心境的作用被外延了，客观世界被染上了主观色彩，而成为境界。我们可以说生活在地球上，但我们更可以说生活在自己的境界之中，境界使我们成为不同的个体，而我们的共同性则源于我们境界当中的重合部分。

　　境界使我们有自己的性格，思想，感情和观念，而这一切又使我们不断形成新境界，而新境界又使我们的各种特性不断鲜明化，如此循环不休。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建设？企业文化不是对象于企业的，而是对象于员工的。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要让员工转境界。转境界就是企业文化承担的使命。转什么境界？就是使员工将不利于创造绩效的境界转成最利于创造绩效的境界。那么企业文化建设就大功告成了。所以说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着境界这个核心进行，绝不能丝毫偏离。要达到这个目标得分两步走。首先你得搞清楚你的企业需要培养员工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步又叫知己。然后你得掌握员工现在的整体境界是怎样的，这叫知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根据员工的境界进行改造，将员工的境界改造成企业需要的境界，这就是企业文化建设。

　　境界又在空间上分为个体境界和整体境界。个体境界即是使个体成为个体的独特境界。我们每个人境界的变化都是在过去所有境界的基础上的变化，因此它具有规律性，是不可强行改变的，一定得针对不同的个体境界的特性，顺势利导，才能完成转境界。整体境界即是所有个体境界的相合部分，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整体境界代表着转境界成功后员工在企业中的境界。你不可能使员工的境界发生彻底的转变，那是员工人生经验的总和之产物。而且没有必要那样做，员工下班后怎么生活不是企业管理者所需要管的，企业管理者所要做的是使员工在工作中的境界是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也就是整体境界。境界在时间上分为过去境界，现在境界和未来境界。转境界即追寻过去，转变现在，形成将来。

　　转境界其实说到底还是转心。心转了境界自然跟着转。但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做大量工作，为员工进行各项培训，营造一种合适的工作氛围，等到员工的境界转变后，他们就会热爱企业，就会为企业的未来而努力。转境界是心态的转变，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受限于我们的境界，我们被自己在无意识中形成的境界牢牢控制着，我们对境界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把境界当作了自我的外化。因此境界一旦形成就是顽固的，境界的变迁也是缓慢的，除非有大的刺激。这就需要企业管理者有足够的善巧方便，才能完成对员工的转境界，没有转境界的企业文化建设都是空中楼阁，徒耗功夫。转境界是门高深的学问，实际操作也需要适得其人才能成功，小转小成，大转大成。

　　联系方式：ＱＱ：２５８１７６８６１

　　Ｍｓｎ：ｈｕａｎｇｔａｉ８４（ａｔ）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黄泰

　　一、

　　看了一档讲述《论语》的《百家讲坛》，讲座讲到了“子贡问政”：子贡问老师，从政需要什么，一个国家想要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老师说就三条，第一、强大的军队；第二、足够的粮食；第三、人民对国家的信仰。子贡问老师，如果我非得去掉一条您说三条里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兵，那咱就不要兵力了，人总得吃饭，但还得有信仰。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老师非常认真的告诉他，去食，我们宁可不要粮食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自古而今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看了讲座，发了半天呆。电视片《大国崛起》中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也说过这样的话：“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一碗粥和理论，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辗转反侧了几天，终于有点明白了。谢？叶辛所说是对民而言；孔子所讲是对从政者而言。谢？叶辛替我说了这样的话，没错。

　　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一个国家要有信仰，一个民族要有为之信仰的信仰。也因此反过来说，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最先需要的恐怕就是要有信仰和理论。然而比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同样可怕的是这个国象所信仰的信仰不知真理与谬误。民需要一个真理、理性、正义的信仰和理论。目前的中國也非常需要探寻真理、理性和正义。物权法草案的争议由此而起。

　　二、

　　物权法草案的争议已经是脱离了中國的实际。

　　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上。必须承认，中國至今都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实行了半天，却依然还在是要社會主義的主体还是要市场经济的平等之间争论。社會主義与市场经济似乎就象水火一样不相容。社會主義与市场经济，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国家实行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主体是市场还是社會主義？或者说市场的主体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物权法是在给“人”还是给“物”制定。即然“物权”要打上深深的意识形态的烙印，那么这个“物权”就必然地具有鲜明的階級性，它也必然地只能是为一定的階級（阶层）服务。“物权法”也就不可能公正平等地为社会各階級（阶层）服务，它只能是为一定的階級（阶层）服务。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社會主義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否确保一些国有经济在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會主義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什么是公共财产？社會主義的“公共财产”是否只包含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不可名状的集体财产。敬请参看莫让垄断阻碍和諧社會主義。

　　三、

　　物权法草案的争议也转移到了宪法上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不到６０年时间，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现行宪法又先后四次进行了修改、完善，每次修改时间均不超过五、六年。

　　宪法是父本；人大是母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女娲。

　　与父亲最有血缘关系的恐怕就是这部还末出世的物权法了，许多条款俨然就是父亲的克隆。最让母亲操心的恐怕也是物权法这孩子了。可是我们的母亲大人现在更多地不是关心物权法这孩子将来能有多大的出息，而是更多地关心起了这孩子跟父亲有多少血缘关系，甚至在做亲子鉴定。培养一个孩子，恐怕更应该关心他的实际社会服务能力，是要让他为社会服务。一个孩子为社会服务的能力跟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多少血缘恐怕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而现行的这个父亲似乎又是先天不足，不到２５岁就进行了四次基因植入、基因再造。他健全吗？他的基因不会产生基因变异吗？还能找到他原本的基因吗？物权法继承的父亲的基因正常吗？先天不足的父亲的缺陷又是谁给遗传的？

　　四、

　　这里着重提两点额外的话题：

　　（一）中國的现行宪法本身是否符合“宪法”。

　　“现行宪法的主要问题恐怕不在于规定得太少，而在于规定得太多。尤其是宪法规定了大量的经济制度、公民的积極權利及其宪法义务，而根据本文将要说明的理由，这些都不是宪法应该规定的事项。”“由于这些条款的共同特征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获得实施，其结果反而是极大增加了实施宪法的难度。因此，宪法文本自身成了认真对待宪法的巨大障碍。”“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極權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國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二）中國的现行宪法是否适应现行的社會主義和諧社会。

　　把“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社會主義新农村”这样带有“社會主義”词条的写进宪法是人大必须要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写进宪法里。

　　“以人为本”是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諧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仲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决定》也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即也已经具备了构建“以人为本”、“社会公平正义”的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的法律条件。

　　然而目前的宪法体现的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以物为本”的初级阶段的社會主義理念。

　　也因此用“以人为本”、“社会公平正义”的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理念充实甚至取代“社會主義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以物为本”的社會主義恐怕已经是必然。

　　换一种方式说，“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既然构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会是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就已具备条件，那么物权法是继续要体现“以物为本”的社會主義、还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諧社会”的社會主義。

　　五、

　　根椐“木桶原理”，如果一只“桶”里盛装的是一个国家的“和諧”，那么这个“桶壁”是由哪些木板构建起来的：“桶底”（基础）又是如何构成的。“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这是否是在说明我们已经拥有了构建“桶壁”的各种构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會主義初级阶段。”是否又在说明“桶底”（基础）还有缺陷、不完善，还存在“无底洞”。依靠这样的“桶底”（基础），能构建起“和諧”这只“桶”吗，装的了“和諧”吗。在没有打好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和諧社会”能构建起来吗，“和諧社会”能牢靠吗。

　　“科学发展观”、“社會主義和諧社会”是时下听到和看到的最多的两个词。民主是科学的孪生，当无法判断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观念发展的是否科学时，那就请看看它是否民主。矛盾是和諧的镜像，想知道自己是否和諧，就请经常照照镜子。讲科学就不能压制民主；要和諧就不能回避矛盾。“一言堂”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和諧。

　　必须感谢巩献田教授，创造了一个明辨真理的机会。真理会越辨越明。物权法草案七审不过，恐怕恰恰说明有些地方曲直不分、是非不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

　　当全国的人大代表手中都拿到物权法草案时，是要给它做亲子鉴定，还是要鉴定它的基因（条款）缺陷。通常情况下，传承下来的基因，一定是最能适应现实环境的基因。

　　当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國的时候，中國人又有了一位老师。在馬克思和孔子这两位老师面前，当问题表现在人们只能成为其中一位老师的学生的时候，哪些人会成为哪位老师的学生？通常情况下，劳动者（即民）会成为馬克思的学生；从政者应该成为孔子的学生。在目前的中國，情况好象正相反。代表全国全部人民根本利益的全国“人大”代表：为民执政，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作者:刘济齐

　　农民工群体缺乏主动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正常渠道，只有当他们做出了什么“不和諧”的事情之后才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个群体中犯罪率的提高，我们更应该视之为他们对社会不和諧因素的曲折抗议。对于这个信号的误判，只会让我们犯更多的错误，付出更多的代价。

　　报载，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个别行业上研究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理由是，外来人员给本地的“治安、就业、教育等部门”带来了压力。研究中的这项政策所主要针对对象是“低素质外来人员”，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农业收益越来越小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农民工。什么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广州市政府做了当代最好的注脚。

　　二十多年来，正是“低素质外来人员”的辛勤劳动支撑了沿海地区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他们默默地忍受着无休止的加班、恶劣的劳动条件以及低到极限的工资，有的时候甚至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没有抢夺“高素质”人员的就业机会，从事的都是城市居民大多不愿去干的最脏、最累的工作。可是，有关部门不仅没有对他们的劳动表现出起码的尊重和感激，反而指责他们“带来了压力”，真是咄咄怪事。

　　事实上，在广州７００万本地居民中，所谓失业人员只有６万，不到总人口的１％，按失业率计算应当在２％左右，远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５％左右的自然失业率，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把他们失业的原因归咎于“低素质外来人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况且，广州市政府没有指出本地居民中哪些处于失业状态，在城乡结合部有相当部分城市居民是靠向打工人员出租简陋房屋生活的，他们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显然也不能归入“失业人员”，因为他们没有正规就业的愿望。

　　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一直以来农民工子女是不能与城市家庭子女同等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他们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或者赞助费，虽然近段时间时间个别地方规定可以同等入学，但据笔者了解实施的效果如何、范围有多大是很可疑的。据今年５月份《现代快报》报道，广州市芳村区实验小学的借读费在一年的时间内从４０００元涨到了３万元以上，涨幅近１０倍，而越秀区一家省级小学的借读费竟高达６万元，只是因为这些孩子没有城市户口。如此高昂的借读费只能逼迫他们进入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但是他们又时刻面临被强制关闭的危险。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变相地强迫学生家长要么把孩子送回老家，要么不惜血本送孩子进公立学校。我们可以看到，外来人员成了公立学校创收的对象，何谈什么“带来压力”呢？

　　犯罪是怎样发生的？

　　这项政策制定的真正稍微靠谱的理由是治安问题。广州市社科院１０多位学者历时半年开展的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广州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８０％是外来人员，其中近９０％以上在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事实也的确如此，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一直都在上升。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深入分析造成他们犯罪的原因，要知道，在母亲襁褓中的时候，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并不天然就是犯罪分子或者是守法公民。

　　有一些犯罪纯粹是强势一方蔑视法律、肆意剥夺底层民众合法权益催生出来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少年阿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从１５岁出来打工，永远都睡不够。”尽管活跃在深圳市公明镇“砍手黨”的几个“老大”都是他儿时的玩伴，甚至在他们外出作案时还给他们做过几个月的饭，但善良的阿星始终没有参与他们，为了摆脱这种影响还主动离开他们到了一家织带厂打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工作１２小时，忙时甚至延长到１４个小时，午餐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就这样每个月也只是挣８００元左右。只是因为有一次他到老乡家里喝酒喝醉了，耽误了一天的上班时间，他就要被开除。他本来应该得到２０００多元工资，但厂里主管只给了６００元（加上平时借的３００元，也不过９００元），还欠１０００多元，据说是必须交的押金。并且在与主管交涉的时候还遭到了极其无礼的辱骂，在这种情况下他失去了理智，把主管砍死了。在家里，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平时在厂里，他是一个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厂方不违反劳动法延长工作时间，有正常的节假日休息，又能正常支付工资的话，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

　　当然，还有更多的犯罪是因为社会向他们展现了另一种奢侈消费的同时，却不能提供享受或者尝试这种生活的条件，甚至在剥夺他们的正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或者由于政治权力的寻租，或者由于资本的积累，造就了一批暴富群体。在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面前，相当多数人迷失了自我，与财富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我们就见到了种种的偷逃税，各种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进入“２００６年南方周末中國内地人物创富榜”的１２０位企业家，他们的平均个人资产达到了２０. ６２亿元，比去年的１８.６亿元增加了２. ０２亿元，增幅超过１０％，但是他们的社会贡献却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次上榜人物控股企业的平均纳税额为２. ７亿，低于去年的２. ８３亿。尤其是在楼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的纳税却没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权贵阶层、暴富群体对社会财富的不正侵占却没有改观，层出不穷的腐败事件，严重违反劳动法延长工时的企业主等等就是明证。甚至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农民工群体，从事ＩＴ行业的高级打工仔也同样如是，没有报酬的频频加班成了一部分人的正常生活状态。

　　频频在中國举办的奢侈品展览以及时常见诸报端的超高消费也在彰显着暴富群体与普通底层大众生活差距的拉大，在平面媒体以及电视画面中，也充斥着消费文化，似乎消费成了人们生活的唯一目的。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对底层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对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刚刚从农村来到大都市的年轻人，他们会轻而易举的看到城市富豪群体与他们贫困生活的巨大反差，他们的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不平衡感。他们还会看到，自己在工厂里面，每天常常工作十多个小时，劳动强度很大，还要忍受高温、噪音、危险的化学品以及危机四伏的机器，却只能得到几百元的工资，而那些暴富群体，要么直接通过权力贪污，要么通过权力寻租，要么通过资本运作，轻轻松松就挣了大钱，他们的不平衡感就加强了，久而久之一些人的价值观也就会被扭曲，与其辛辛苦苦的去工作，还不如通过抢劫来的快来的容易呢。曾经热播的《红蜘蛛》，通过对十个打工妹堕落过程的记录清楚地再现了社会对他们施加的影响，她们曾经很善良，但在外界的诱惑下投降了。

　　还有，严重缺乏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犯罪动因。阿星就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了。”农民工为沿海地区的发展付出了最多的汗水，大量的劳动剩余留在了当地，成了资本利润，成了政府的税收，但是请问，地方政府又为农民工做了点什么呢？他们不仅在物质上得不到补偿，在精神上还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他们群体中的犯罪根源很大程度上是要归结于社会的，社会亏欠给他们的太多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富豪群体的犯罪率（指抢劫等刑事犯罪，不包括经济犯罪，即使是这种犯罪也很少受到惩处）之所以低，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刑事犯罪就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源。而底层大众则不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的涌入，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作找不到，自谋职业摆摊又被城管部门围追堵截，在饿肚子的时候，犯罪的发生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犯罪分子的个人品质固然有可指责之处，但这种品质又何尝不是学校和社会教给他们的呢？政府部门更需要做的是反思自己制定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一味地把犯罪原因推到犯罪分子个体身上，不仅仅是犯了认识上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在这种认识下做出的决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会激化矛盾。

　　门槛还不够高吗？

　　实际上，大城市的非政策门槛已经够高的了，一路走高的房价以及随之上涨的房租，昂贵的医疗、教育费用，以及其他生活成本，对大多数农民工群体已经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越来越难以寻觅的工作机会也是他们进入城市生活必须逾越的门槛。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市政府拟议中的提高外地人准入门槛的政策只会使情况更加糟糕，执行起来也会异常困难，因为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是当前农业经济越来越衰败的必然结果。据今年８月底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黑龙江大豆产区的调查，由于受国际质优价廉大豆的冲击，当地大豆价格从前几年的１. ５元/ 斤最高１. ８６元/ 斤，降到了今年的１. １元/ 斤左右，已经跌破了成本价，全省播种面积比２００５年减少了２５％，预计明年减少的还会更多。《中國财经报道》记者在素有大豆之乡美称的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巴彦农场，看到的是更加荒凉的一幕，由于这里不能改种其他作物，很多农户大门紧闭、杂草丛生，不得不放弃土地外出打工。

　　根据笔者在老家河南的调查了解，农民夏季小麦的收入只够农民全年在土地上的投入，包括种子、化肥、农药、除草、耕地、收割、浇水等费用，全年只挣取秋季收入，不论种棉花、花生、玉米还是大豆，总收入都不超过５００元。户均按５亩地计算，全年农业收入不过２５００元，这些收入最多只够农民全年吃饭、穿衣、人情往来所需，其他大宗支出如孩子上学、结婚、建房、老人看病等，只能依靠外出打工。这些支出虽不象衣食那么紧迫，但很多也都是刚性的，难以削减。

　　户籍制度已经给农民进城设置了相当高的政策性门槛了，新的限制政策的出台，只能会把更多的人逼入绝境，适得其反促使犯罪率的进一步升高。而且这项政策执行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把矛盾暂时转嫁到农村，或者把更多的人从正式就业转移到诸如随意摆摊设点等自谋生路，反而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难道某些人还嫌城管执法的场面不够火爆吗？

　　需要公民教育的城市中产階級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项政策的制定得到了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就是中产階級群体的支持。对于城市市民个体来说，希望有更好的社会治安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基于个体利益的短视政策的出台只能在短时间内掩盖这种矛盾，甚至在社会表层背后激化这种矛盾，这实际上是一个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根本不利于和諧社会的建设。城市中产階級应该在社会中起稳定器的作用，但他们并不天然的具有这种作用，尤其是在中國，中产階級人数还很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具有社会整体意识，还不能自觉地站在社会整体利益上思考问题。

　　茅于轼先生在《中國中产階級与世界资源》中写道，“中國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广州市制定此项政策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城市中产階級的愿望，与茅先生“实行代议制政治”在本次事件上的效果是相同的，但是他的城市中产階級起社会稳定器的愿望却碰了壁，这项政策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期望出台的话，只会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茅先生没有谈到有多少钱才算是“有钱人”。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２００６全球财富报告》透露的数据，中國０. ４％也即大约１５０万个家庭占有了７０％的国民财富。按人口来计算的话，这类家庭成员总数不会超过１０００万人，不到总人口的１％。这个群体自然在茅先生的“有钱人”中，但很可惜，他不仅不是社会的稳定器，而且是社会不和諧、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他们虽然也希望社会稳定，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对社会财富的过分吸纳，对其他社会成员过分剥夺基础上的，不管他们的财富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都是如此。要知道，在发达国家，一般是５％的家庭占有５０％的社会财富，而我们却远远超过了这一比例。

　　不在富豪之列的另外几千万人属于中产階級群体，虽然也属于茅先生的“有钱人”，但人数太少了，在１３亿人口中不到５％。而且在社会通行的“丛林法则”文化下，如果真的让他们掌握政策制定权的话，也只会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不会照顾到另外９５％更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利益，广州的这次事件就是一个明证。一般情况下，个人或群体对于社会政策的主张只会基于个体或小群体的利益，而不会自动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城市中产階級要成为社会稳定器，不仅群体规模要扩大，而且还要具有对全社会的责任感，这取决于他们能不能正确对待底层民众的利益要求。

　　农民工群体缺乏主动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正常渠道，只有当他们做出了什么“不和諧”的事情之后才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个群体中犯罪率的提高，我们更应该视之为他们对社会不和諧因素的曲折抗议。对于这个信号的误判，只会让我们犯更多的错误，付出更多的代价。

　　稳定社会的根本之道在于稳定底层民众。茅先生虽然也承认“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澤東是当前的主流”，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諧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怀念毛澤東真的有这么可怕吗？这其实是底层民众对公平正义、对廉洁政府的回顾和期望，在我看来，这不仅不是“和諧社会的主要对立面”，反而是建立“和諧社会”的主要推动力。

　　广州市政府如果真想减少犯罪率的话，我倒是有一些建议。尽快抛弃这种以邻为壑、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不能提高准入门槛，反而应该降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各项生活成本以及政策限制，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努力把房价降下来，把医疗、教育费用降下来，建立、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严格监督企业遵守劳动法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改变城市管理措施，给底层民众的自谋生路以更多的宽容，等等。

　　来源：光明观察刊发时间：２００６- １２-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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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现莉

　　在中國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承传之中，由于缺少形而上玄思和“绝对精神”的仰望，缺少对人本身局限性的洞见，所以，很难超越庸常俗务和现实中各种利害关系的掣肘为人设置出一个以知识和智慧为内核的理想国度，因而就难于培育出从人性的本质上进行自我反省和修正的文化与制度机制，当然也就无法做到深谋远虑，用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为人的社会属性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法理策略和伦理准则。长期以来，处于日常生存处境之中盲目而又纷争不断的人们，由于无所用心、无所仰望，使得人们精神上总是无所适从，因而常常进退失据从而迷失了社会生活的方向感，所以便只剩下对身体的看顾并将人生应有的生活价值如平等、自由和博爱等人性属灵的品质从心中放逐，以此自足于有限生命中的食色之欲然后低度地活着，最终将人生的全部要务和目标指向当前的利禄得失和身体快活。

　　这种精神上无所皈依的单向度务实理性，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和人的本质属性作穷根究理探索的热情和冲动，人们只得要么屈从于当下的强势者，随意选一个得势的主子捐献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以赎买苟且的活着；要么机关算尽、肝脑涂地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和祭品，这种全民戮力心向一处“求活路”的逐利意识和目标诉求，虽则能锤炼中國人忍辱负重的耐心、“赖性”和无原则坚守的“精明”，从而苟延残喘侥幸躲过轮回不止的天灾人祸，以此保存了老大帝国风烛残年的仪态与世界同步生息，但却因其历久弥深的罪错记忆而使得任何形式的制度与文化变革都因无章可循，从而要么破绽百出；要么举步危艰。其长期发醇的结果必然滋生出权利场域中难以逆料的潜规则和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既已如此，由于受文化习俗和价值取向，以及制度和可供给社会资源存量的刚性约束，其在制度安排和分配机制上必然因力量博弈而衍生成社会构成上的严重不均衡态势，由此而使得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会因其得来不易的优越位势而要么挟暴力自重，以防范各路胆敢罔顾朝纲礼制和问鼎权力终端的冒险者；要么便是假托天意神授或国情政势的“特殊性”敷演匍匐于权力与市场资本淫威之下的普罗大众。这种人人惧怕得而复失，无恒心因而亦无恒产的循环焦虑与恐慌合成的社会制度与民意心态，使得任何人，无论是铤而走险、打家劫舍“走阳谋得呈”的草根英雄，抑或是遵循祖制惯例以“阴谋篡位”的正宗得道者，只要一朝拥权获利以自重，都必然宿命般堕入公共权力的專制主义和“市场化”资本的蛮横和霸道，从而不断轮回往复加剧利益分配格局的“马太效应”和社会意识上的不公不义。

　　正是基于这种无心他顾而只在乎当下予取予夺的生存法则和唯利主义的价值诉求，中國社会才衍生成这种内无階級认同，外无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离散化社会生态。由此，公权领域才难以在惯常的利禄贿买之外找到并建构出一套非强制性而又具有感召力的“软性动员机制”，当然也就无法对民心民意进行非利益化的思想统合与“改造”。也正是根源于这种唯权是图、唯利至上的社会意识，在中國的历史记忆之中，我们才有太多的利益争讼和权力火拼，才有太多人性沦陷的悲剧叙事和天怒人怨的世道冤情，才有如此罄竹难书且无法消解淡褪的怨怼与愤怒。惟其如此，我们才总是缺乏宽容、缺乏妥协和让渡，缺乏在人的有限生存之维作无限追问的精神资源和探究的动力，所以才使得捍卫生命伦理和社会正义的道德和勇气应付阙如；才总是让民间一厢情原巴望着横空出世的“至圣至贤”者流的匡扶和搭救。试想，长期委身于如此不堪承受的命运困局，心怀被锁定，意志被牵引，谁还能够突破形而下的生存区间找到权欲利欲之外值得守护一生的精神出路？

　　所以我们总是要么颤颤惊惊、低声下气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要么专横霸道呈一时的枭雄之气率性涂毒生灵。而对于始终匍匐苟且、自轻自贱的野生庶民，他们既无法抗拒来自公共领域的挤兑和盘剥，也不能擎起信仰之旌从而焕发出生命的热力，因而便只能沉湎于饮食男女和消费性“帮闲帮凶”的趣味游戏之中。正因为如此，就一般中國人而言，他们对周遭情事和宿命般的社会罪错，既无神性的侍奉和敬拜，也缺乏有深度的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因而也就很难挣脱形而下的物念返求诸己然后从原理的深度追问“我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我自己”，所以便自然要忽视灵魂的存在，忽视在精神的向度经营和建设自己，最终既不能从社会人的属性上找到自己的天职，也不能从自然人的维度给出自己的定位。由此造成的中國社会必然是：既无法在文化的深层拓展出富有气派的精神价值；也不能从制度与法理的层面构建具有普适内涵的公共治理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尽管历尽千年世道沧桑和无数的王朝更迭，中國的治道之策和相关的意识形态却始终很难走出制度与文化的罪性劫数真正做到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反而是要么由于一厢情愿过度醉心于“圣人出，则世道清”的谵妄而被各路机关算尽终于得呈的“庄家”戏弄把玩；要么陶醉于从来就不在现场的虚拟化往古“盛世”追忆，从而迷失于寄望他救的玄想，最终只能是不断将自己我矮化、弱化的“现代性、当下性虚无主义”之中，让九斤老太式的古风崇仰内化为普泛性的自我弃权而寻求古人、他人救济的社会意识。

　　所以，鲁迅先生就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写道：“中國人向来就没有争取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就该被杀；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去做百姓”。正是导源于这种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权利飞地”中颠沛流离和朝不保夕的无根感，中國社会才长期性宿命般浸染于对暴力的臣服和威权政治的迷恋之中，以此不断累积、演化，最终发酵而成为一种具有节制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精神结构和处世经验，从而使得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都沿袭着这种思维范式，在寻求自身安全和福祉的同时，本能地滋生对暴力的支配欲和对权力的“集体无意识”屈从，由此势必衍生成弥漫于中國社会朝野之间难于调和、互不相让的交往伦理和恶质化畸变的合作机制。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國社会才难于构建具有恒久性的社会化、开放式的组织纲领和执政理念，才难于催生出立足高远、追求公义的政治信仰和平等待人的文化信念。如此，正如何家栋先生所表述的那样：即使是我们见惯不怪的一茬茬颠覆性革命和政治经济“洗牌”，也都一例是“从来没有履行自己诺言的革命”。

　　至此，中國人在面对生存无常和各种难以逆料的现实困局时，要么总是或屈从于天命，或委身于怪力乱神以求得临时性的心理救急，要么就只能沉醉于感官需求将自己锁定在庸常俗务之中苟且偷生。由此生发的关于人和民的社会定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权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为与个人或政团组织利害攸关的力量和”工具“，被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关注之外，个体生存的维度不仅难以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构件的基础，甚至与人的命运感和生存处境直接相关的哲学思考和伦理建制，也很少涉及具体的、人的内在体验和真实意愿。因此，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识中，作为社会化的人，其在认识意义上往往被局限于可量化的”经济动物和工具性“的使唤价值，至于其是否被当作人看顾，是能够得到积极的肯定和尊重，并被优化配置吸纳进入王道法统和各种社会组织，一般而言不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品格和创造性的智慧，而是经济学定义式的投入与产出评估和考量。所以，在中國，一切有关人在公共意志中的政治经济学价值，都只能是根据其可以预期、可以盘点的”贡献“大小，才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排序和资源占有份额与席位，而其他与国家、组织或个人利害无关的，獨立自在的生命意识和社会学价值，则由于长期被遮蔽、被虚化乃至灭失，因而始终无法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文化辩争和政治动议关注的主题。

　　正是根源于这种长期对人的“低度定义”，中國人即使如何擅长于以机巧立身处世，如何精熟于权争内耗并锤炼得圆滑通透、炉火纯青，他们都只能是目标“向下”把眼球锁定在当下的食色之欲，聚焦在名利场中享受一朝得势的晕炫，从而堕落于自残自贱、声色犬马的临时性光鲜，由于内心中既无仰观宇宙之大然后穷“天道玄机”为人的终极寻求出路的冲动，因此也不会有“俯察品类之盛”从而“行好地上的事”的信念。所以，才无法从制度和文化的高度为人人都能享有足够的尊严和有体面的活着立法，为彰显人的善性从而构建出既符合人性伦理的社会正义；又具有普世涵养的政治与法理文明。如此一以贯之，乃是由于我们始终只有迷信而缺乏真信，缺乏对“人欲”抱持足够的警惕和戒备，所以也就难以产生对主观与客观现象作追根究底的原理性思考。因此，尽管我们阅读的文本中不乏有关民心民意的指涉如“载舟覆舟”之论对社会治乱离合的警示和告诫，但后续的不肖子孙依然谬种流传、香火不断，依然要违天悖理沿袭着“其兴亦勃、其亡亦忽”（黄炎培先生语）的轮回宿命和因果律“说鬼话做恶事”，不到沦落坍塌以至于“戍卒叫，函谷关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语）从而宗庙全毁，则不知回头是岸，则不知从法统与道统成因和人性的原罪之源进行反省和检讨，从而建构出能真正“与时俱进”的治道文明。依此路径逆向寻踪，乃是我们始终看不到天地万象之中生命的另一种时空意义，看不到浮世荣耀和功名利禄之外有价值的生活形式，所以也就无法立足高远在更广阔的维度把人从单纯的生物属性之中，还原为天地造化之间不可慢怠的灵性主体，因而也就无法以人为“基础”进行想象、推理而后从认知层面拓展人的智慧所能指向的最大视域，从而使灾难深重、脆弱不堪的芸芸众生，最大限度地超越“物竞天择”的必然性命运看到些许救赎的曙光，至此更为理性地从制度与文化的深层测度自身的真实境况从而进行内省和反顾性思考，以此避免人欲在非理性状态之下的过度膨胀和自恋。

　　作者：汉心现居贵州

　　二００六十一月六日完稿于麻园村

　　作者:汉心

　　关于避孕套是干什么用的，不用我在这里解释。虽然我知道这里很多同志没有结婚，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国家的开放程度。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这个东西在夫妻、或者不是夫妻生活中的作用与下场，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某些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想当时，在情绪激动而不得不上床一呈的时候，这东西被从一个精巧的包装中拿了出来。当用过之后，此物自然变得无用且肮脏，当然就需要它迅速的消失。很多爱国人士的激情，平时就是这样被包装起来放于床头，一旦需要，马上就可以应用。而用过之后，马上就可以在垃圾箱里找到他。而该避孕套很不理解，为什么“近一个月以来，官方已经开始警惕民众的爱国运动，不准传播游行的消息，在中國的各大媒体上，对於反日的主题一再淡化，似乎想让反日的声音与行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实这个躺在垃圾箱里避孕套如果有足够的智力的话，他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避孕套就是被人家所使用的一种工具，专供想享受性生活而又不愿意承担后果的人或者机构使用。当有人利用过你的激情以后，总不希望套子破掉，所以你现在就躺在那里了。

　　避孕套们对于这件事一直不是很理解，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先天正义。本来嘛，爱国有什么错？爱国没错，就是过程比较悲哀。须知当时让你闹是因为某物性欲勃发，当发泄完之后，即使你这个先天正义的爱国主义避孕套是如何的好用，甚至上面有个螺纹、是水果味的，统统没用。

　　如果避孕套们理解了这点，就不会问：为什么自由派与官方同时反对反日。这个命题本身就有毛病。首先，不论是不是江湖上有自由派这个派别，这种思维也够瞧的。自由派（假定真有的话）中人说：老大，我们与官方那些猪头都要吃饭，这个你怎么不质疑一次？对了，你们好象每天也要吃饭。这种逻辑是不是够混蛋的？但居然有人就这么问出来了。

　　其次，官方是不是反对反日，上面我已经论证过了。官方不是反对也不是赞成，就是要用这个事件来泻欲而已，换个说法就是“玩了一把国际政治”，说的更明白点，就是想多捞实际利益而又不想有严重后果。所以，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就被用了一次。鉴于避孕套们已经为国捐躯了，更多刻薄话就不说了。我就是在这里给避孕套们一个忠告：既然你们主观意识是爱国的，所以被用了以后，你就从了吧。

　　既然解构了这个伪问题，剩下的东西就没有多少值得一驳的了。因为前提是错误的，后面基本就是在大战风车。但作为一个自称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要澄清两个事实。

　　首先，自由主义不是一个什么派别，而是一些獨立思想者的集合。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一些不喜欢被某人或者某物当作避孕套的人。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是一种坚持，跟政府或者国家是个什么立场其实没关系。

　　其次，说自由派或者说“中國的自由主义者”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帮凶，这个老调子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在一个实际管制还很严厉的地方，意识形态的东西还在表面上主导着社会。不论自由派还是自由主义，为了保持其獨立的思考与人格，都不会与官方意识进行合作。把与官方合作并得到现实利益者称为自由派，其实就是栽赃的手法而已。

　　另外，关于民族主义的话题，也是让这些爱国者痛心疾首的心病。其实，在任何时候，提到批判民族主义都会加上一个前缀：极端。极端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你和平抗议，这不叫极端；如果你摆脱了避孕套的命运，自由发表思想，这也不叫极端。只有那些满大街用弹弓子打日本车玻璃的；号称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抵制某某的；叫嚣“核平”的才是极端。

　　但为什么只要一说这些，不论自己是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会跳起来？关于这个我还没想明白，好象是因为一谈民族主义就跟爱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很难被局外人理解，所以我就不费劲进行分析了。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曾经有过一个广告，是一条鱼赞颂正在烹炸它的油锅。关于这个广告我发挥了一通联想，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条赞颂油锅的鱼》。这文章引申出来的意思就不多说了，但我与看过那个不粘锅广告的观众其实都很明白，不论这广告到底要说什么，相信那鱼会说话、并且还有心思赞颂油锅的人，基本上属于智力上的半残。

　　最近肯德基一条广告惹了点麻烦。据《江南时报》报道，很多观众对目前正在播放的肯德基广告很不满，主要是因为该广告的主要的意思是某不喜欢学习的人，一边吃肯德基一边玩儿，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帮助他的好学生没考上大学，而这厮很不幸的上了大学，并且用“老北京鸡肉卷”的包装叠了个纸飞机，上面写“小东加油”来鼓励那个好学生。按照提出质疑的人的说法，这是“误导消费者”。

　　这广告其实不错，按照我一贯的思维方式，这广告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肯德基这种快餐被称为“垃圾食品”，大学扩招后学生被成为“注水大学生”。吃着垃圾食品的捣蛋学生考上了注水的大学，是对于我们现行教育体制很好的一种讽刺，所以基本可以算个公益广告。如果说误导的话，最后他们还要把那个好学生也拉下水，实在是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整个公益广告的败笔也在于此。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没有幽默感的人，他们的理解方式就如同相信鱼会赞颂油锅的智力半残者一样。他们认为，这广告的意思是吃了肯德基就能考上大学，不好好吃就考不上。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这广告即使这么表现了，肯德基快餐就成了脑白金。说白了吧，这还真不能叫误导。真相信吃那些汉堡、炸鸡就能考上大学的人，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为零——虽然我不看好目前的大学教育，但对于大学的这点信心还是有的。既然都知道是荒谬的，这东西就只能是广告，而不可能是误导消费者。

　　广告这东西最大作用就是让你能记住产品，我无数次见过远比吃肯德基上大学荒唐的广告。看见某儿童吃了某儿童补品马上就跟超人似的的飞上天、用一根雪糕能在空中画成一道彩虹，等等、等等。如果有人拿把枪对着我非要我相信一个，我宁可相信吃炸鸡腿能考上大学。毕竟这个还算比较靠谱。

　　当然，我想讨论的肯定不是广告的好坏。关于误导消费者这事，还是交给专门的机构比较好。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似乎在生活里少了一点幽默感，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在很累的同时，还在不停的愤怒化。

　　本来大众监督是件好事，不论是监督广告还是监督政府运作，其实都是正当的行为。但这种监督一旦有这种愤怒化的倾向，基本就会滑到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前些时候从广告歌曲里听出纳粹军歌的调子、文化争论里不分青红皂白就支持看来更平民化的韩寒，其实都是这种愤怒化的体现。大众的心理上已经把任何具有强势的组织当作了敌人，所以很难用幽默的态度来建设，而只会用各种手法来尽量的挑刺。越挑刺就越多，越多就越挑，就跟得了强迫症的患者似的。

　　这种心态当然一点也不好玩，至少不象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那么需要严肃的寻找其意义的事情，也不太需要非把自己当作被误导了的智力半残者。被迫害妄想狂的思考方式，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少了很多的乐趣。要是还跟一个广告较劲，就象那歌里唱道：相信吃炸鸡就能上大学呀，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一种先阉后放的恩德

　　古代刑罚里把反抗的火种从根子上浇灭的方式一般是用株连的手法，从所谓“夷三族”进化到灭方孝孺十族，是为其进化的顶点。再往后这事情就没办法进化了，因为十族已经是及至，再上推一步的话，那就需要杀尽天下人才能达到目的。

　　要说中國这地方的智慧实在是够无穷的，在小民看来已经不能前进的地方，中國的统治者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种行为推进下去。就我浅陋的历史知识而言，后来发展了两种手法，都比直接把所有脑袋喀嚓下来要高明。

　　一种是雍正皇帝的手泽。话说雍正皇帝得国似乎不正，有个读书人叫做钱名世的，不知道得到了写什么传闻，写文章揭露伟大的雍正皇帝。此人不是好人，因为他没有学习过闲言同志关于审慎与公允的文章，不知道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实在是不应该评论的。

　　结果自然是雍正他老人家暴怒——虽然信息不是很完全，但看来还是戳在了肺管子上。按说诽谤君上是大罪，足够灭他几族以后，主犯凌迟的干活。但雍正毕竟是政治智慧足够的统治者，在杀了一批人以后，单单把主犯留下不杀，还御笔亲赐匾额一方，上书“名教罪人”四个黑字。然后，让这位罪人自己每天讲解自己是如何堕落的，起到了活教材的作用。而且雍正自己写了一部叫做《大义觉迷录》的书，为自己喊冤枉。很不幸的是，他儿子乾隆实在是没理解老爹的良苦用心，登基后就把书给查封了，好象把活教材也给干掉了，创了儿子查禁老子文章的先例。后世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叫笑蜀，一高兴把一些当年某黨关于民主自由的文字编辑了一下，结果也被查禁。蜀中冉云飞大怒，认为这是千古奇谈。当时我就指出其错误：这是有所本的行为，符合我们这里“无一事无来历”的光辉传统。

　　还有一种好象始于明朝，至少我看的一些记载上没发现更早的记录。一般来说，皇帝这种东西是不是比较仁慈很难说，但至少都说自己要施“仁政”。这说法跟“以德治国”其实没有什么大区别，一般都是最不仁的时候强调仁政、最缺德的时候以德治国。

　　中國有个流传千年的邪教：白莲教，很多统治者听见这教就头痛，对付起来总是抓住就喀嚓了。后来可能觉得这种方式不是那么“仁”，就换了种方式。主事的人自然是难逃一死，而且家属里能活的也不多。但为了表现圣朝的仁慈，有些人还是不杀的，比如家属里７０以上的老人、６岁以下的孩子。

　　不杀归不杀，别的惩罚还是需要的。老人就不提了，反正至少是个流放，能不能活着走到地方很难说，孩子则用另外一种方式：阉割。这招比直接杀掉要狠。全部把人杀掉固然显得很残忍，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展示的材料。而阉割这个方式好就好在保全了展示材料的同时，还能不产生下一代，符合了斩草除根的愿望。

　　最近听说某人发表了这么个讲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学术研究无禁区，随便可以研究。但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是有禁区的，错误的思想不能讲。我个人确实不太明白这里面的逻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都是正统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在学成以后随便进行研究。这跟把６岁孩子的小鸡鸡割下来以后放了他，让他在“广阔天地”里自由翱翔一样。这还翱翔个屁呀？从打根子上就没有这功能了，给他个女人都没办法使。

　　是宏扬传统文化，还是种族主义的预演？

　　早两年的时候，有一些人穿着所谓的“汉服”到北京的王府井附近走了一圈，并且去拜谒了明代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墓。那次活动当时被我讥讽为是一场张扬的“汉服秀”。按说穿着打扮是公民的自由，作为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不应该利用报纸专栏的“公器”来批评这种自由，但上次那场“汉服秀”的指向实在是太明显了——我们都知道，北京这地方供奉孔子的地方都有，而这场秀居然放过了孔子而拜祭到抗清名将的墓前，要说这里只有恢复文化传统的内涵，真是鬼都不信。

　　前两天，国内着名学府复旦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中國传统农历三月三上巳节的庆典，这个节日是祝贺春天万物复苏的节日。是日也，古人会走出房舍去郊外踏青采兰、互相祝对方吉祥。现代春游踏青活动，也渊源于此。

　　如果我当时在复旦的校园，恐怕也会想去参加。但到了现场后，估计就没啥参加的欲望了，因为参加的同学们都穿的是“汉服”。简单言之，只要看过古装电视剧的人（清朝的除外），都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景象。作为一个满族人，虽然文化认同上是认同华夏文化，可以要是参加到这个场景中，也会觉得多少有些不自在，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这套所谓“汉服”引起的。作为黄皮肤黑眼睛的人，如果我不提到自己的民族属性，基本没人会把我当作非汉族的人士。可是一旦到这种“汉服秀”的场合，肯定觉得自己是已经被排斥在外的。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同化过程，而民族服装则是一种分隔符号，是强调民族本身的特殊属性，并且把非自己民族的人排斥在外的。即使象我这种没有半点少数民族情节的人，也很容易产生自己不被这个文化所接受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只有在看见这些“汉服”的时候才有，比如在云南这种少数民族大省，即使我身边走着都是穿各种民族服装的人，我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反而因为能够看到另外一种文化而兴奋不已。道理很简单，我们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虽然各种文化都有生存的地方，但汉文化是最强势的，而且占据了几乎所有官方的表达与话语领域。其他文化即使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也只剩下了研究与欣赏的价值，而不是象汉文化一样已经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基础文化。

　　一个已经形成了这个国家文化基础的民族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还在刻意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并且用很明显的民族服装符号进行展示的话，我就真不知道他们意欲何为了。现代民族国家在宣扬人人平等的时候，往往强势的民族与文化，都刻意使自己更具有包容性，并且不去强调自己特殊的民族符号。这既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保持自己文化优势的方式。

　　强调这种外在文化符号的后果，就是在削弱主体文化的包容性。如果只是复兴传统文化，虽然我不是很感兴趣，但并不担心什么。因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与自我的更新能力，还是有其可观之处的。何况即使复兴不成，我们还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进而形成新的传统。但这种盗用文化之名而强调种族外在差异的行为，根本与传统文化无关，完全是一种种族主义比较温和的版本。其指向并不是抗拒或者同化西方文化，而是把本来就作为强势文化汉文化更加的凸显出来，形成对国内其他民族更大的优势与隔离。

　　联想到前两年“汉服秀”与这两年在网络上某些汉服宣传者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我个人对这种目前越来越扩大的、近于种族主义的服装秀很担心。除了担心一旦流行开以后，有可能看见某人寸头皮鞋、宽袍大袖招摇过市而引起生理不适以外，主要就是担心本来很少有种族问题的中國，会因为服装问题出点什么毛病。

　　无耻与无趣的妄人与大侠

　　武侠故事里，大侠们的功夫总有个高低上下之分。第一次华山论剑评出了五大杰出青年，第二次华山论剑属于换汤不换药，除了中神通换成了他师弟。第三次则是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方式，代表第三梯队已经开始正常成长。

　　其实这事一直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理解。怎么说呢？这几位老兄就是个小圈子里比了一下，然后就排定了坐次。这事既没有见证、也没有公证机构出来公证一下。要是放在现在这社会，肯定把大家都笑翻——做个音乐排行榜还要假模假式让听众进行一下投票，您几位就这么把天下英雄都鄙视了一下，也未免过于蒙太奇了。

　　但武林中的地位有个最硬的指标，就是你可以不服气，但你要拿出比一样本事，至少能硬得过一灯老秃子的手指头、老叫化子的巴掌。有了这种硬指标，随便你说什么都行。这个指标好就好在有个标准，至少比艺术上的排名靠谱，也比我们这里的“消费者信得过产品”靠谱。

　　但这种方式也有个缺点，就是具有这种硬指标的人士，经常不把其它指标没那么硬的人不太当回事儿。比如说在《神雕侠侣》最后的时候，这些指标比较硬的人士在自己把自己分别发了一个武林中的地理方位性奖项及荣誉称号后，皆大欢喜中走下华山之巅。兴奋之余，看见一帮人也在那里进行“华山论剑”这个活动。

　　这个可是个大事，按照功夫就是硬道理的规则，这些鸟人竟然还有脸争什么天下第一？结果，刚刚获得“西狂”称号的杨过同志就用一阵音量巨大、不用麦克风的大叫——文言文中，这叫“长啸”——把这几位给请下去了。据说当时风云翻涌、百兽逃窜，Ｎ只鸟都被吓得直接撞山而亡。

　　华山那地方我去过两次，除了山顶上还有空地让几十人练练拳脚兵刃外，半山腰可没地方让同志们动家伙。这个地理上的问题虽然是瑕疵之一，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段故事主要是要说明，这世界上总有些妄人，听见什么华山论剑就过来起腻，实际上屁本事没有，只能给英雄们的传奇增加点花絮什么的，效果近似于某些大人物除了文成武德以外，还有勤俭节约的习惯等等。

　　我有个朋友曾写过一篇极短但极精彩的小文讽刺这些妄人，其中警句如下：１、致以诚挚的谢意２、把裤腿子放下。其实完全不必要这么虚伪，直接告诉这些人不够资格也就是了，提醒某人裤腿子如何，完全就是在大庭广众下提醒某人拉链没拉，属于用外在形象丑化内在品质。

　　但这事最核心的问题，即不在于武功的高低，也不在于是否放在裤腿子，而是高人们不能容忍别人自己找个乐子。就象《无极》不能容忍《馒头》一样，凯歌先生说胡戈无耻，而大家都说他无趣的紧。

　　有血性的奴才让我不寒而栗

　　小波先生曾有言：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性的年代。此言只是部分真实。不光知识分子，我相信任何正常的百姓，都怕生活在不理性的年代。我是个正常的草民，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我对不理性的年代是这样理解的：某些人为了一己的“理想”，煽动许多人做些着三不着两的混帐事。而这些被煽动的人，居然按照伟人的话去干，就象喝高了似的，完全没有了理性。这样的人多了，这个时代就是不理性的时代。但这个我认为最可怕的事，好象不是什么可以拿来说事的标准。最近，一位先生就公开的宣称：恨不得早生多少年，做某伟人的奴才。

　　这位自愿卖身还收不到钱的先生，无疑是这个不理性时代的帮凶。要知道，一旦成为某人的奴隶，还可以想着赎身什么的，要是自愿成为奴才，这腰就是绝对直不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奴隶起义，你可看不到奴才的起义。

　　如果这个奴才只是在主子面前低声下气的——比如我们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太监、家丁等人物——我倒是也不用担心。毕竟那种少了脊梁的玩意，在我们这个日趋正常的社会中，不会掀什么大浪。我害怕——倒也不全是害怕——而更多的是担心另外一种“另类奴才”。

　　该奴才不是象那些没有了脊梁骨的小奴才那样卑躬屈膝，而是满腔的热血。盖因此类奴才根本是从思想上就是很崇高的。他们是被自己的主子的一腔“热血”或是貌似热血的言论感召过来，自动放弃自由的“血性奴才”。由于有主人光辉的理论垫底，并且从根上就相信主人的“高尚人格”，自然觉得自己比众生高了一截，随着主人的形象，自己也光辉灿烂了。

　　如此高尚的情节横梗胸中，自然这奴才的样貌也有了些不同。对主人还是敢与批评的，甚至是犯颜直谏的样子。不过，在任何犯颜直谏的“白简”的底色上，基本全都印着“吾皇圣明”的水印。

　　在这些血性奴才看来，“吾皇”从来都是没有错误的，任何错误都是手下奸臣捣乱，或者是“吾皇”的雄才大略不被理解。我等草民无论如何不是“吾皇”肚子里的圣蛔虫，不能知道伟人是如何运筹帷幄、曲线爱民的，所以，对伟人花花肠子缺少直观印象的我，只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找论据。而中國的语言很奇妙：明明是被杀得大败，可以叫“丢卒保帅”；明明是人祸，也可以让它成为“天灾”。尤其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血性奴才如何说都是道理，反正你不能找阎王去取证。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还不能让我担心。我担心的是，一旦出现了伟人的苗裔，从精神上继承了伟人的“财富”，这些血性的奴才可以大展所长的时候，我的脑袋就实在是危险了，即使我有能力在这些血性奴才打破我脑袋前，打破了他的脑袋，也可能被其“热血”浇了一头一脑——这不是狗血喷头吗？倒霉透了。

　　借用这位先生的话说：我真是恨不得晚生些年头，至少等这些奴才绝种后再来这个世界。

　　作者:五岳散人

　　石油是战略物资，国内的油田都是这两个集团（中石油与中石化）垄断的。只有他们有开采和销售权利。近几年国家进口石油越来越多，今年会达到１. ５亿吨。进口石油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大，岂不是两大集团就没有话语权了？放心。关键的石油进口权还是只有两大集团所有。国内的炼油企业就算是油价再便宜，也无法自主进口，只能从两大集团买他们加价进口的原油。

　　这样两大集团对内把持油田，对外把持原油进口权。国内原油价还不是他们说了算？国内的炼厂，包括两大集团自己的炼厂是在亏损，那是因为原料石油（无论国产还是进口）的价格是两大集团定的。两大集团自己的炼厂亏损无所谓，反正在贸易、开采环节已经有足够惊人的利润了！而且炼厂亏损的情况可以成为汽油涨价的借口，掩人耳目。于是我们就这样因为所谓的炼厂亏损，口袋的钱被淘空！

　　石油是工业血液，能源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基石。两大集团在上游敲骨吸髓，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竞争力甚至国家安全！９０# 油从２００４年３月份的３. １８上涨到７月份的４. ０６，还不到半年！（而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时，北京零售：９０＃汽油价格为４. ７６元/ 升，９３＃汽油价格为５. ０９元/升，９７＃汽油价格为５. ５２元/ 升，０＃柴油价格为４. ８３元/ 升。９３＃汽油零售，上海为４. ９２元/ 升，北京则为５. ０９元/ 升，比起前２年又涨了很多）。

　　因汽油的上涨，到底有多少物流企业破产阿？到底有多少企业背上沉重的运费成本阿？无耻的抢劫！！２００４年两大集团净利润２０００亿，咱们国家ＧＤＰ才多少？１１万亿，各行业综合净利润最多按照５% 算，也就５０００亿。可见４０% 的国家利润都是两大集团的！大家伙都在给两大集团打工呢！

　　更可笑的一个事实是：当中石化一年能赚上几千亿的人民币的时候，还大言不惭地打着上游炼油厂亏损的旗号，在２００５年拿了国家的１００亿补贴，２００６年再次拿了国家的补贴５０亿元。众所周知，中石化每次涨价都是打着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价要与之接轨的旗号，可是，当国际油价大跌时，中石化就没想过国内的油价也应该随之下调了。国际油价已经从高峰时期接近８０美元下调到每桶５５美元左右，但国内的油价在２００６年可是从没下调过。

　　有人会问，油田是国家人民共有的，这两大集团虽然垄断，毕竟是中國自己的企业，为什么这样丧心病狂的掠夺财富不顾危害国民生机？其实这两大集团都是海外上市企业。所有权和资本不是纯粹国家的了。资本是贪婪的，我们应担心国外投资者利用两大集团的垄断地位掠夺中國人民的财富。

　　无论如何，两大集团打算先挤垮国内非自有的炼厂，然后挤垮社会上的非自有的加油站。如果现在的情况不得到改变，两大集团的目的很快就会实现。

　　可能有人问，目前发改委已经批了１９个非国营的公司可以进口石油。其实私营企业进口石油除了要有进口权，还要有配额，２００５年非国有进口配额一共才０. １亿吨，根本没有影响市场！而且两大集团除了因为自己是国有公司，进口不受限制之外，还注册了非国有企业，也在这１９家里面混，抢占配额！！太黑了！！关于私有企业石油进口权/ 配额计划具体详情大家可以查询国家商务部网站看看！！

　　作者电子邮件：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ａｔ）１６３. ｃｏｍ

　　注：（本文在一网友的帖子上加工而成，非原创，只所以要加工并转发这篇文章，一是认同他的观点，二是觉得这两大集团干得也太过分了。这接轨只接涨，不接跌，这不是在玩群众嘛）

　　作者:叶康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资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作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笔者发现，现在一些外资企业在企业利润上完起了花样，搞起了海外企业的利润或无利润，而海外企业的利润或无利润的背后，却是外企业母公司的巨额利润和国家财政税收的巨大损失。

　　笔者发现的利润转移的方法如下：

　　首先，在外资企业对于其海外公司的材料及部件实施控制；

　　外资企业多以国内产品质量不过关为由，拒绝材料及部件现地化，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有些国内产品质量并不比国外产品质量差，而且价格便宜；

　　其次，外资企业对其海外企业的材料及部件供应商实施控制；

　　外资企业对其海外企业的材料及部件供应商的选定有决定权，或者有其母公司直接供应，价格自然有母公司控制，对材料及部件的价格实施转移。这样外资企业的利润就被无端抽走了。

　　危害

　　如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利润被抽走，中方企业的应得利润就被转移到外资企业的母公司，致使中方无利润减少或无利润；我不是学经济的，不懂税收方面规定，但我相信，这一定使给国家税收蒙受巨大损失。

　　如实外商独资企业，同样会给国家税收蒙受巨大损失。

　　外资企业，再我国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而一些外资企业却做着如此龌龊之事，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些不法商家胡作非为，拿起我们法律武器，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维护共和规神圣的税收权利。

　　可喜的是，笔者得知，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得知这些不法商家的卑劣行径，并对部分在华外资企业下达整改通知。

　　当然大部分外资企业还是遵纪守法的，希望这些外资企业为中國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会飞的鱼，是青岛外资企业管理人员

　　作者:会飞的鱼

　　现在很多国人都很关心人民币升值这个话题，但又不了解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真正意图何在，现在鄙人就此浅薄的发表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相信大家对８０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９０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国际投机集团“美国索罗斯财团”搞的，但是，你就没有想过它背后难道就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了吗？下面，我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就会明白了。

　　从１９８０开始的，特别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ＧＤＰ差距是多少？日本ＧＤＰ超过美国ＧＤＰ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ＧＤＰ，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美国人没有吭声。按理说，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战时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８０- ９０年代）。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颠覆性煽动”，眼看着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着日本ＧＤＰ超过美国ＧＤＰ的那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加疯狂，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１９８０年，日本的ＧＤＰ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１９８５年发生了，１９８５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７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美国驻军、政治渗透、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日本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１９８５年９月的广场协议至１９８８年初. 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协议推高日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１美元兑２４０日元上升到１９８６年５月时的１美元兑１６０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１９８８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１美元兑１２０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没有。接着看下去，从１９９３年２月至１９９５年４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２０% 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１美元兑１２０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１美元兑１００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１９９５年４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１美元兑７９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４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１９９５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ＧＤＰ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２０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下面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１９８５会发生什么，假设我在１９８３年吧，我用１００亿美元兑换成２４０００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１９８８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５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４８０００亿日元。这时，日元升值到１：１２０. 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４００亿美元！在５年时间中，我净赚３００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而我连本带利的４００亿美元回到美国，你想一想，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只是美国财团中的一个，其它财团呢？嘿嘿，而且我的假设还只是到１９８８年，如果是到１９９５年，日元升值到１：７９，你我能想象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中，到底从日本刮走了多少财富？

　　美国赚够了，日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１：１４０的位置上，美元的坚挺依然和３０年前一样！美元暂时性的贬值，并没有损害到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场美日的经济战争，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美国人玩上瘾了。１９９８年，同样的手法在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身上又来了一次，这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唯一不同的，这次不需要广场协议了。因为亚洲这些小虎小龙的外汇储备们直接阻击就可以大获全胜！但是，还是没有战胜财大气粗、军事强盛、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结局大家也看到了，东南亚货币在先升后跌中，经济发展的成果被美国抢掠一空！！

　　唯一市场硬挺住了索罗斯的进攻而没有经济崩溃的就只有回归后的香港，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果实。当时索罗斯发动世界舆论（包括香港舆论），大肆攻击香港政府（中國政府）“行政干预市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没有民主自由，要是当时中國屈服于世界的舆论压力而不运用“宏观调控”进行入市干预，那将酿成大祸，又不知道要有多少国人向当年的日本那样因破产而跳楼自杀了！当时的曾荫权后来说过：“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一再要求他国“新闻自由”、“市场经济”、“民主人權”是建立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了吧，知道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性和优势所在了吧。

　　美国停手了吗？没有，因为我过综合势力的增长国力的增强威胁到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第一”的权威，近来“中國公开支持因儿子丑闻陷入困境的安南，指责美国故意借题发挥进行人生攻击。”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美国心里就不痛快了，就要整人了，现在强迫人民币升值就是消弱中國的第一步，各位明白了吗？知道为什么中央政府突然狂力打压上海和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知道为什么中國股市那么惨了吗？央行行长周小川在３月还是４月曾说了一件事情：“有一个４０亿美元的外资在上海炒房地产，已经退出中國了这样的外资，不要也罢！”明白了吗？中國股市是一个弱势股市，很容易被美国财团利用。中央不可能放松对股市的控制，否则中國经济将会在外资的攻击中崩溃！前段时间，也就是今年的１２月初又有一个２４０亿美元的外资财团撤离中國上海。现在，大家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优势有所理解了吧，知道了国家出台那么多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是多么的明智和及时了吧（文件详文附在后面，有兴趣的可以读读）！

　　现在各位知道为什么中國要实行国家外汇管制、汇率控制、打压房地产、控制股市、知道为什么中國要保持巨额外汇储备，为什么最近央行又出台了新的房地产贷款规定，为什么中國政府一直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为什么要扩展东南亚贸易市场和欧盟市场，为什么要加ＷＴＯ了。

　　其实中美之间的经济战争，早就已经开场了，而且来来回回过了几百招了。我们大多数网友还懵懵懂懂的只盯着台海，盯着中亚美军又多了一个军事基地。要知道经济崩溃的灾难远比一场军事战争的后果更严重。军事战争不外乎两种：即“侵略战争”和“卫国战争”。而军事上的“侵略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打垮对方的一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达到占领对方领土，进行资源掠夺和控制奴役和剥削对方的国民。这样的事情中國历史上没有少发生，这里我就不例举事例了。而如今的美国就是以军事上的侵略战争为手段，达到奴役和剥削对方为目的的真实意图（对实力弱小的国家而言），看看如今的“伊拉克”就明白了，美国实际上是侵略占领了伊拉克，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此来满足美国国内巨大的需求量；而对实力强的原苏联（原苏联拥有制对方死地的核力量），美国就只有发动经济进攻来拖垮他们，苏联的分裂就是最好的例子。也许有的人要说，那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和当时苏联国内政策导致了原苏联因经济崩溃而解体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进行军备竞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当时的美国经济实力比苏联强，所以，美国胜利了而苏联解体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没有冷战时期的苏联强大，相同点是我国同样也拥有毁灭美国的核武器，只是数量少了一点而已。那在这一轮中，就要看我国领导人的智慧了，建立合理的政策来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是当务之急（可喜的是，现在我国已经在这样做了）。

　　可是，美国也没有闲着，而且，作为经济进攻的第一步他们已经早早的迈出了，向美国“凯雷财团”这样的世界性投机财团收购中國的“徐州重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控制中國的核心技术，进行世界性的技术垄断，迫使中國购买昂贵的技术成品，磨灭中國自己的研究力量。同时乘汇率没有变化之前以美元套取人民币，迫使中國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以应付大量的货币兑换需求，为拖垮中國经济打下伏笔。这还是明的进入，暗地里的就更无法统计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不明白大量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行为与拖垮中國经济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在没有大量美国财团恶意涌入中國用大量美元换取人民币之前，我国的经济形式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实际上，我国发行的人民币的数量远没有我国人民积累的财富数量那么多，因为，任何一种货币，只要能保证本国正常的经济活动就行了，？？为印刷货币的成本是很高的。

　　举个例子：中國有１３亿人口，平均每人的财富拥有量为１万元每人，中國总共有１３万亿元财富，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财富都带在身上，这里就平均一下，平均每个人身上携带１０００元现金（携带量为１０% ，其实这个量已经是很大了），其余的存在银行，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的流动现金量（术语为：现金流量）为１千亿元，乘以一定的突变系数，（这里为了便于计算，就理想的取值１００% ），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下，中國只要发行２千亿人民币就可以满足本国的经济活动了。

　　而大量的恶意的国外财团的资金涌入中國，表面上是拉动了我国的经济，是国内的消费量变大，也就是使国内的现金流量的需求变大，这样，我国为了满足大众消费的需求，就会大量印刷和发行人民币来满足这种需求（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据统计，目前在国际上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有１３６万亿美元。其中只要有１% 涌入中國进行投机经营，按现在的汇率，我国就要发行１０. ８９５５８４万亿元人民币（１. ３６* ７. ８６４４= １０. ６９５５８４+ ０. ２= １０. ８９５５８４万亿元），货币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量（１万亿美元）的１０倍，算把中國的全部外汇储备都拿来也难对付对手，此时，我国的国有经济就是负９. ８９５５８４万亿元，不能算上全中國人民的全部财富，因为，国家经济崩溃了，我们手中的财富也就一文不值了。如果人民币升值以后，他们再用手头的人民币套取美元，中國国内将会余留大量人民币。那样，国人乃至世界将会对中國失去信心，不再储备和使用甚至抛售手中储备的人民币，使中國的外贸活动受挫，最终导致中國国内的通货膨胀，对外导致信誉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就向４０年代的通货膨胀那样一盒火柴要卖几百块。如果我国政府在这次的人民币汇率这件事上决策错误，那么到时中國近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就可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最近，国内的经济形式来看，客观的将，形式是不容乐观的。按理说，人民币升值了，也就是说钱值钱了，应该是以前１块钱的东西现在只要９毛甚至是８毛就可以买到了；可是现在的国内形式，除了工资没有涨外其余的都涨了。

　　新华网报道说：自８月份开始，北京市场食用油价格震荡上扬。进入１１月份，米价、面价、菜价及副食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攀升。报道认为，是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上扬的影响，导致食用油价格上升。但是，米面跟风而涨，２５公斤装的富强粉涨幅达１２% 以上，５００克大米上涨了６分钱。据了解，在上海、广州、深圳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已是涨升一遍，并持续一个多月，其中面粉、食用油的最高涨幅分别已达一成和二成。

　　农副产品涨价说明了我国经济在发展和提高。同时，以农副产品的涨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维护社会的稳定，给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國农民的数量毕竟占了总人口比例的７０% 以上嘛。

　　但是，中國的这四大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决外偶然。持续７个多月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稳定房价，相反，导致房价的节节攀升。早有经济学家警告说，地产泡沫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将引发经济危机。然而，这种声音太微弱，现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通货膨胀正在步步逼近我们。

　　对比１９９６年的东京，１９９７年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地产泡沫破灭前的迹象已经显现。试图为了一已私利而继续哄抬房价的地方政府，将迎来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因为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出的，可能还不被官方承认，但它实实在在已经来临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通货膨胀选择了一个导致经济危机的最好时机——２００７年的元旦和春节前。因此，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如果有一天方便面也开始涨价时，这场经济危机已无法遏制了。

　　作为中國房地产业的獨立评论员，我们比经济学家更接近市场接近现实。柴米油盐、水电油汽的轮番涨价和全面涨价，对中國的富豪阶层的正常生活不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将要付出更多的财富以维持和原来一样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中國的高房价，间接地是由普通城市居民来买单，日本的国民是花了１５年的时间，香港的市民就是花了１４年。那么，中國的城市居民要花多少年呢？

　　应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国家自然有金融的手段。可是，中國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受到美元的攻击，一年之内升值达５% ，而且，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中國的贸易顺差将在人民币的升值中逐渐缩小，国际市场的风险已在加剧。而国内市场生活必需品的全面涨价，将直接影响消费。最后，逼迫央行加大人民币的发行量，中國的通货膨胀就此爆发。这种危机也可能近在眼前。

　　人民币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的遭遇是中國汇制改革以来没有过的事，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美元要干什么？但是，还由不得我们把国际市场的问题解决好，人民币在国内又是这样的尴尬。在不动产涨价的带动下，生活必需品全面涨价，形成了国际与国内两种迥然不同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市场将走向资本的过度投机。说白了，对内将加剧中國社会的贫富分化，对外给资本大鳄可乘之机。如果更深层次的分析，人民币似乎是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围攻，试图将中國３０来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蚕食。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國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最后，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经济危机说来就来。

　　真正要化解这场危机，对目前的经济局势来说，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理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体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房价降下来，让城市居民在房价下降的过程中感受中國经济的力量，从而增强对未来的信心。也许，这是目前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尽管已经做了一些表面工作。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高房价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中國社会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也许现在还不必过于悲观，一切都应该有转机。谁都知道中國经济发生了重大问题，就象一辆出现明显故障的高速列车，轰轰隆隆往前飞奔，不知何时将会出轨或者颠覆。有经济学家预言，２００８年中國经济将会硬着陆，届时，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那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呢？

　　发改委专家马晓河指出：我国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由于产能过剩，内需不旺，中國产品被迫出口，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马晓河举例说：中國人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双鞋子，可见鞋的产能过剩多少。１１月２３日，央行副行长苏宁也表示，中國最终消费占ＧＤＰ比重已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超过６２% 下降到２００５的５２.１% ，居民消费率也从１９９１年的４８. ８% 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８. ２% ，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國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７８% —７９% ，比较起来差别之大就如天上和地下。

　　上面两位，一位是宏观经济的专家，一位是金融权威，但指出的是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因为内需不旺而导致产能过剩，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大的风险，中國将有成千上万工业企业面临生存的危险。

　　让我们再来看看近几年推动中國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如果总揽中國经济全局就可以发现，推动中國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可以说这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这是问题的表象。为什么中國人会“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呢？明知消费是生产力，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力，这是一个浅显的经济学常识，但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的布局上，连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都不顾及了？

　　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地方政府重投资，前几年表现的是“开发区”热，后来是“基本建设”热，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房地产”热；二是大中型企业重工业产品出口，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形成了生产规模，眼光都瞄准了国际市场，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鞋子，袜子，打火机，一古脑出口。就“投资”热而言，高房价圈走了老百姓甚至两代人的财富，还有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就“出口”热而言，贸易顺差继续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有经济学家分析，人民币自汇率改革以来升值了５% ，现在的状况是有可能２００７年一年就要升值５% ，相当于前１０多年的升值总幅度。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许多经济学家讳莫如深，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后果就是人民币大量从不同渠道流出境，国际洗黑钱的势力乘机介入，甚至可以把中國贪官的钱都洗白了。可以说，在２００７年之前，只听说外国人到中國来洗钱，这个局面也将因此而改变，中國人终于到外国去洗钱了。再说得深入一点，就是中國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悄悄地“盗走”了，而“盗匪”却披着合法的外衣。

　　再回到发改委专家马晓河先生的话头上，看看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产能过剩的解决之道是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房价。房价不降，中國人对未来的预期必将产生较大的压力而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成了房奴无钱消费。马晓河先生说，中國工业品利用率有半数低于５０% ，所以，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而内需如何才能扩大呢？

　　中國居民的消费率是３８. ２% ，世界平均消费率是７８% —７９% ；

　　中國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十，世界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五。

　　两相对照，中國经济问题的症结就暴露出来，是高得离谱的房价将中國居民的财富搜刮一空，还拿什么去消费呢？所以中國人的消费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有专家预测，中國房价每下降一个点，将为市场一年增加１００亿以上的消费，而中國房价从２００６年前三季度的综合平均价位上，至少有３０% 以上的下降空间，也就是说，只要中國房价下降３０% ，中國市场一年将增加３０００亿的消费总额，中國经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中國民众也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相反，我国要是领导人的决策事物就控制不好这个局面，我国的经济将会崩溃，国内将？？我国的国力衰弱后，必将遭受外强的军事打击。我们都清楚我们现在身处的国际环境有多恶劣。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國一定要具备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一是军事战争，二是经济战争。

　　用战争手段夺取别国别人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即使在２１世纪的今天也还能看到。为了保护中國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國一定要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

　　在人类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谁占领了太空这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任何太空非军事化的想法，只能是白日做梦！

　　圣人说得好：落后是要挨打的！中國只有具备了彻底摧毁对手的实力，别人才不敢欺负中國。

　　同时，在人类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由于国际交流和贸易的全球化，一场新的战争——经济战争，已经取代军事战争，成为当今世界一部分人夺取另一部分人财产的主要手段。

　　１９９７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是经济战争的一个例子。落后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受到了重大打击。国际金融炒家以经济手段达到了以往要用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标。

　　在少迟一点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中，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和财政司司长任志刚，在中國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大量外汇储备干预了香港的股票市场。中國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扶盘行动。经过几个月的较量，香港政府成功击退了国际金融炒家把香港当作提款机的企图。那次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香港恒指变动１点，期货的买卖就会相差２. ３亿港币。

　　香港金融保卫战虽然过去好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强大中國做后盾，会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攻打香港的可能呢？毕竟香港政府干预香港股票市场违反了当今国际主流社会的“规矩”。

　　中國航油（新加坡）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损失５亿美元和一位中國国资委职员在伦敦同期投资再次被吃表明中國在金融市场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就石油这一项，中國现在每年就要多花几百亿美元。现在是中國需要啥，国际商品市场就涨啥。可以说是“抢你没商量”。

　　然而，石油等商品的价格对中國经济的危害并不是最严重的。真正可能对中國经济的造成严重危害是人民币汇率体系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市场。

　　我总觉得有人要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搞垮中國的经济，夺取中國人民的经济成果。从要人民币升值和自由浮动的叫喊声中，我好像闻到了军事战争的火药味。

　　现在有一个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得说法，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由市场来决定。

　　难道市场是有鬼决定的吗？由市场来决定，听起来挺公平的，大家都有权。但仔细分析一下，世界上有哪个市场不是由少数人操中的呢？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来决定，说穿了就是由他们来决定。

　　中國政府和人民一定不要忘记１９９７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现在外资的相当一部分是埋下的伏兵。它们就等美国把中國的门撞开（人民币汇价自由浮动），把人民币捧上天，牟取暴利。

　　总之，中國一定要建设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以应对可能军事战争。同时中國一定要建设热爱国家，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竟争规则的金融“铁军”以应对经济战争。只有这样，中國的安全，人民的财富才会得到保护！

　　作者:货币战争

　　关于人民币是否升值问题，网上争论很多，有的说不升，有的说不升就亏了中國人民。都有道理，但是都缺少理论的深度。也不了解经济本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岂有一定之规。希望本文能为诸位的观点作一了断。

　　近期来美国和日本压人民币升值的话题，成为了热点。美国和日本指责中國政府干预外汇自由，要求中國实行浮动汇率，放开资本管制。而中國则坚定或者委婉地予以拒绝。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首先从黄金谈起。大家知道，人类最初的货币是黄金和白银。黄金和白银由于不易变质，产量又不是很多，易于切割，成为了所有国家都接受的财富符号。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对黄金产生狂热的迷恋，他们寻找新大陆的重要目的就是寻找黄金。后来的不少文献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大都指责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掠夺财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本性。事实上，如果把当时的欧洲看作是相对孤立的整体的话，也就是说，假如掠夺来的黄金主要只在欧洲内部使用，那么这些黄金对于欧洲来说，谈不上什么原始资本积累，而只是相当于货币扩张而已。简单地说，欧洲黄金的增多，就跟今天的多印钞票一样，轻度的黄金扩张可以刺激经济，而过分的黄金扩张只会让经济发疯。

　　当然，黄金总量如果不增长，就跟今天的中央银行停止发行钞票一样，经济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而停滞萧条。黄金就其质地来说，非常适合作为货币。但是它并不是具备货币的所有要求。这体现在它的供应上。黄金的供应是自然决定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而国家经济的发展往往需要稳定的货币供应。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总量时，黄金就再也跟不上经济的增长，而成为经济的制约因素。

　　在货币的进化过程中，开始出现纸钞。最开始的纸钞就是借条。银庄（相当于今天的私人银行）发出纸钞，拿着纸钞的人可以在银庄的各个分庄换取银子或者黄金。由于发出去的钞票随时都可能换成黄金或者银子，所以各个银庄必须在有等量的黄金或者银子时，才敢发钞票。这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发放钞票要以黄金外汇等储备为基础。当然，这种说法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有些学经济的还用这句话来解释当今的货币政策，就是胡扯了。

　　在银庄发放钞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比黄金或者银子拥有量更多的发钞票？？因为钞票不可能立刻要兑换成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大银庄，他们的钞票因为信誉好，甚至可以直接像黄金白银那样来买东西，人们也就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兑换成黄金白银了。这样，银庄发出的钞票远远超过了其黄金白银拥有量。这就是信誉货币的始端。它意味着，货币可以凭空的印刷出来。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扩张都是通过信贷完成的。因此不少经济学者坚持：即便货币可以凭空创造，但是也只能以信贷的方式进行扩张。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理论依据，我可以预言，如果说货币财政政策要进行改革，那么首先将会在货币的发行方式上对传统理论的突破。

　　由于银庄发放钞票可以超过它实际拥有的财富，只要不发生挤兑，它就实质上是占有了这些多余的财富。这就类似于现代国家发行钞票的货币税。同时钞票由私人发行，也不利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所以在货币的演化过程中，国家开始集中发钞权。国家发行钞票，最初也是以黄金作为本位，也就是国家要拥有多少黄金才发多少钞票，钞票可以自由兑换黄金。

　　但是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总量需求增大，黄金开始紧缺，国家不得不在黄金储量之外发行过量的钞票。此时金本位崩溃。再后来黄金成为国际间的重要支付手段，国家感觉有必要自己进行掌握，所以国家就开始终止钞票和黄金的自由兑换，而把有限的黄金用于国家控制。这样就进入彻底的信用货币时代，黄金作为一国内的支付手段退出流通领域。国家发行钞票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并获取发行钞票的巨大利润。因为他们付出的是纸，印出的却是钱。

　　基于同样的原理，国际外汇市场也走在同样的演化路径上。

　　二战过后，各国把黄金交放到美国央行，美国按照与黄金的一定比例投放美圆。各国都接受美圆为世界通用的货币。这个过程相对是比较公平的，因为美国要严格按照其黄金储备发放美圆，而且各国凭借美圆可以自由提取美国的黄金，因此不存在剥削他国财富之说。但是很快，由于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要说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是世界的黄金总产量都跟不上经济的发展，美国要满足各国把美圆作为外汇储备以及世界货币的需要，不得不开始超出黄金储量来印刷美圆。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要纠正一个错误，就是美国大量印刷美圆，来解决它的外汇逆差，并不一定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衰退造成的。即便美国的经济不衰退，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将促使它在黄金储备以外发行美圆。特别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越快，就越有多印美圆的需求。如果美国的经济长期处于顺差，则美圆就无法发到世界上去，也就成为不了世界货币。

　　由于美圆发行的总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圆相对黄金就再也无法维持以前的比率，美圆不得不进行贬值。此时世界掀起抛售美圆，提取黄金的热潮，如果放任下去，美国央行的黄金可能被耗尽，于是美国政府宣布，停止美圆与黄金的兑换，美圆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不是由于哪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引起的，而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圆凭借其历史惯例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而且这个时候美圆的霸权开始显现出来，美圆开始作为美国攫取其他国家财富的重要手段而存在。

　　形象一些说，此时美国类似世界央行。美国发行的美圆已经成为信用本位的货币。它可以凭空印刷美圆，用于购买它国生产的实物财富。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用白纸来换取它国的原材料、以及其它实物产品。有人会说，当美国用美圆购买它国产品时，其它国家也就获得了美圆，其它国家可以持美圆反过来购买美国产品，因此不存在说美国霸权不霸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与目前美圆贬值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个在后面我会阐述。这里我谈它的第一方面，就是美圆的货币税问题。

　　虽然拥有美圆的国家可以向美国购买产品，从而使得与美国的交换成为等价交换，但是一方面它是各个国家的重要外汇储备手段，随着经济的增长，储备也会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美圆作为世界货币，它必定要在世界其他各国流通，而且世界经济发展越快，在各国流通的总量也就增长越快。因此从局部看，不断有美圆流出或者流进美国，但总体上，还是以美国向外输出美圆，向内输入实物财富为主。这就是大家看到为什么往往都是美国逆差的真正原因。这长期停滞在美国之外的美圆，就是美国向各国收取的货币税。美国凭借货币税的特权，直接无偿掠夺别国财富。因此大家再看到美国对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援助时，应当知道它可能仅仅归还了从这些国家掠夺过来的部分财富而已。同时大家再看到美国逆差，而且美国拼命指责其他国家造成它的逆差时，千万不要轻易得出美国真的吃亏的结论，它是在贼喊捉贼，流血的说不定恰好是你自己。

　　的确，如果美国美圆输出过多，这些输出的美圆如果反过来购买美国的产品，无疑是美国财富的损失，其收的货币税就少了。所以，美国采取了另外一个措施：贬值。我个人相信，美圆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然后贬值，然后再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然后再贬值，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既定战略而不是什么突发危机使然。当其他国家都储存太多的美圆储备后，例如中國这样的国家不吃不喝勒紧裤腰带的积累了３０００多亿美圆的外汇储备，美国就开始考虑贬值了。美国贬值货币主要通过降低利率，扩张财政支出，以及央行干预来完成。通过这些措施，使得美圆供应量增大，美圆贬值。美国的降低利率和扩张财政支出，对本国经济也要造成影响，譬如经济可能过热。但是美国对于国内经济，虽然我并不能断定它是有意为之还是对经济运行还不是太熟悉，总之在它执行美圆贬值手段时，严格的控制了国内的需求，也就是说通过供需失衡，使得美圆利率下调，美圆贬值，同时美国的经济还不过热。我已经声明，不排除是美国对经济还不熟悉的原因导致其供需失衡。但是，如果换上是我，如果对经济比较了解的话，不排除不采取某些相似手段。特别是美国刚刚完成一场战争，也给贬值造成了有利条件。

　　假使美圆贬值１０% ，则中國外汇储备硬生生损失３００- ３５０亿美圆。放之世界，各国又要损失多少？美国又要掠夺多少？

　　当然，美国虽然容许一定的逆差，但是逆差太大，给它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利的。美国一方面通过贬值减少逆差，另一方面，特别是小布什执政，削弱福利，经济萎缩，失业增加，因此增加出口外贸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的重点。美国出口产品多是附加值高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再多，对于美国的实物财富减少也影响很小。所以增加出口，并以出口获取的财富用来进口低附加值的实物财富，也是美国经济的重点。而美圆贬值，降低了其出口价格，增加了出口。

　　以美国和中國两国而言，美圆贬值，人民币升值，对于今后的进出口影响自不必说，最狠的一招还在后面。

　　美国和日本指责中國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其要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要升值，一个是资本市场管制要放开，也就是说资本可以自由兑换。这两个要求足以对中國经济构成致命的杀伤力。

　　一种货币的贬值可以有多种手段。例如美国，是通过调节美圆利率等国内经济政策手段来实现。但是这种方法运用不当的话，往往会伤人一千，自伤八百，因为这些国内经济政策不但影响外汇市场，还威胁本国国内经济。坦率的说，这也是西方经济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的。而中國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通过央行的买进卖出，来保证外汇市场人民币的汇率。同时中國还采取资本管制，资本并不能自由进出中國市场。因此中國可以在相对屏蔽本国经济的情况下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但无论如何，货币是否贬值，大多都是由政府政策决定的。无论美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其货币的贬值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说的市场、自由。日本有官员说虽然利率由政府决定，但是汇率应当由市场决定的说法简直是搞笑，这是典型的话语霸权。都是干预手段，都导致货币贬值的后果，难道惟独你那种干预是市场经济，我这种干预就是政府干预？说句实话，目前西方通行的外汇体系本身就有很多缺陷，难道弥补这些缺陷，不跟你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政府干预？

　　他们的真正目的，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在于一个更加阴险的措施。

　　在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之时或者之前，美国或者日本的金融投机家开始把大量资金暗地流入中國。如果中國资本市场开放，这种流入就更加容易。资金流入中國后，兑换成人民币，等着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后，这些金融大鳄就开始抛出人民币，购买美圆。中國央行不可能也跟着抛出人民币购买美圆，如果那样的话人民币的汇率就会下跌。中國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必须购买人民币，抛出美圆等外汇储备。本来中國的人民币之所以表面上看要升值，是因为中國经济失衡，需求不足，物价低迷，大量人民币游移于市场之外的结果，特别是近年来大量资金外逃，据统计外逃资金达３万亿之巨，并不是人民币真的就该升值了。如果那时资本市场开放，外逃资金加上中國本土藏于地下的人民币倾巢而出，再加上金融大鳄利用金融杠杆，以一元资金调动十元的比率，来冲击人民币，可能最终有两个结果。比较乐观的结果是中國央行外汇储备足够，最终咬牙撑住了人民币汇率，但是此时由于已经大量的抛出美圆，所以外汇储备也是损失殆尽，国家经济倒退几年乃至十多年。第二个结果更为恐怖，就是央行发现无法支撑，最终放任人民币汇率变化。此时人民币汇率将一路下跌，人民币越下跌，人们越是抛出人民币，越抛出人民币，人民币汇率越下跌，直到最后崩溃为止。这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翻版。到那个时候，中國彻底萎靡不振。

　　这是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即便中國仍然在资本管制，但目前各种投机资本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國２００多亿美圆就是迹象。

　　那么，可不可以人民币不升值，但资本放开管制呢？如张五常主张的那样？相形而言，我宁愿人民币浮动一下汇率，同时不开放资本兑换，也不愿意固定人民币汇率下开放资本市场。因为浮动汇率，游资要来冲击人民币，至少我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加强管制，而开放资本市场，在目前人民币总体上看可能反而是贬值的情况下看，如果国外金融大鳄连同地下人民币狙击中國，即便人民币不升值，也可能耗去大量外汇储备，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从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禁要问，即便美国不耍手腕来抢夺中國手中的外汇，外汇对于中國就有什么意义吗？

　　长期以来，中國由于教育、社保福利等政策上的失误，以及中西部经济差距、城乡经济差距的进一步增大，致使内需严重不足。内需的不足又导致工资进一步降低，反过来又致使内需进一步下降。所以中國把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外需，希求通过外贸把产品卖出去。但是中國的产品多是低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是靠廉价。而这种廉价又主要依靠中國的廉价劳动力来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长久的压低劳动力的工资，则国内内需将没有启动的可能，中國会进一步依赖外需；而依赖外需又需要再压低劳动力的工资，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而压低劳动力工资又将继续压抑内需。

　　现在抽出身来回看我们的国内经济，当真是一幅奇观：

　　我们不断的生产大量产品源源不断的输往国外，换回大量的外币，国内人民却无法消费。换回的大量外币又被国家通过购买美国等外国的国债等方式，流回美国等国家。

　　这样，中國以纸币标志的ＧＤＰ不断增加，但是用于国内消费的财富却不见增长甚至可能下降。

　　又由于内需不振，外需就占了总需求的相当比重，所以人们就以为外需更加重要，进一步不惜抑制内需来扩张外需，于是国家经济进一步走向歧形。其表现形式是外汇出现大量顺差，国内需求萎靡不振。

　　夫一国之经济，根本应依赖于物质财富的消费，此种消费乃是下一轮物质财富再生产的源泉，岂能守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废纸来富强邦国。美国常年保持外汇逆差，却成为了经济超级大国，非常重要的一点便在此。中國外贸所得外汇，不用于购买国外相应物质财富以供国内发展，别说４千亿美圆储备，就算有４万亿美圆又与废纸何异？可叹了枉自紧缩了国内需求，却是与他人作嫁衣裳。

　　外贸之输赢，不在你逆差还是顺差，而在你产品的附加值是否高。倘若产品的附加值低，你顺差越多，国力便越是衰退。不过此经济分析，不是此文内容，放作以后分析。

　　目前中國央行正竭力抑制人民币升值，其采取的干预方式乃是标准的西方宏观货币政策，即买进美圆，抛出人民币。为防止抛出人民币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紧缩银根，削弱正常途径的货币投放数量，以求达到一国货币总量的稳定。这种方法非常危险，因为虽然好象总量上货币稳定，但是加强了经济的不均衡，正常的商业运作被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限制，抛出的人民币却大量的游移于市场之外。结果中國的经济将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经济继续紧缩，需求继续疲惫，而大量人民币成为地上悬河，随时可能崩溃。因此正常经济一旦稍有起色，央行就不得不担惊受怕，怕这悬河垮了，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收紧钱口袋。而收紧钱口袋，经济便没有起色。所以两派经济学家吵架，一派说中國经济要通货膨胀，一派说中國还在通货紧缩，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关键怕的就是这道悬河，是悬在头顶上的一柄剑。如果没有这道悬河，中國经济究竟是紧缩还是膨胀，局势就会明朗，争论就会少得多。

　　中國经济要正常运转，必须削掉这道悬河。加强对垄断利润的税收，加强打击资金外逃，实行财产登记制度，增设遗产税。加大教育投入，加大社保医疗等公共福利设施投入。切实保障工人權利，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不要老是以廉价劳动力为荣。把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以上措施，可以相当于中央银行紧缩银根给投资造成的影响一样，但是却可以刺激投资的积极性和增加消费，削去悬河，因此与仅仅紧缩银根不可同日而语。对于目前的外汇储备，除了保留必要的用来稳定市场的部分外，应当用以购买战略资源或者技术，通过这种方式把美圆抛出去，以绝国际社会之话柄，并同时让外汇切切实实地用来建设中國，而非像守财奴一般抱着外汇压箱底。要是中國以后被迫抛出美圆之时，是通过吸纳人民币来抛出美圆，中國央行还自以为是执行外汇调控政策，则中國数十年之积累，转眼便灰飞烟灭，一场空矣。

　　作者:货币战争